张芝联学术人生初探
张芝联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先生逝世后，学界一直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或追思的活动，似乎是怕搅扰了他的安宁。而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也很偏爱这种安宁，因为说实在的，我总觉得先生并没有走，他一直就在我和他的所有徒子徒孙们的身边，总带着一抹慈祥的微笑注视我们，还不时地和我们说着话，要我们留意这留意那，要我们适当休息一下可以但不可一味偷懒，要我们珍惜这段可遇不可求的宝贵时光把该做的事情不失时机地做好。总之先生还活着。既然人还在，何必要做那些通常只是为已经不在了的人做的事情？
但纪念先贤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激励后来人。所以也不能一直沉默下去。正好今年11月7日是芝联先生的百年诞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于是弟子欣然命笔，拟透过反思先生学术人生的特质及其形成和演进，来表达我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一、问学不易
芝联先生出身浙东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张寿镛曾是国民政府重要官员，20世纪20年代做过沪海道尹、中央财政部次长等。但老先生真正的兴趣还是振兴学术和教育救国。他于1925年参与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并被推为首任校长，1931年后辞去政府官职而专心办学。抗战期间学校毁于日军轰炸，他痴心不改，辗转到成都办分校，至1945年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老先生在办学期间还倾尽家财刻印了一套《四明丛书》凡一千余卷，汇集和保存了浙东传统学问的精华。
芝联师深爱着他的父亲，也全盘承继了父亲的志趣。但先生的问学之路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大学之前的情况还不错，那时先生家在上海，父亲办有家塾，先生在里面既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学经典，也习英文、数学等西学基础，13岁时（1931年）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并安安稳稳地读到了毕业（1934年）。然后就开始动荡不宁了。起先先生想学医，考上了上海沪江大学医学院预科班，目的之一是想治好因车祸受重伤的二哥岳父、地质学家翁文灏，但无奈理科基础不佳且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只读了一年便放弃了。随后先生于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虽然燕大学术氛围良好，先生习得了不少英国文学、西洋历史和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的知识，并在当时北平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中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但这种学习生活也只是维持了两年，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便沦为了“流亡学生”，冒日机轰炸的危险，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昌之间，在武汉大学借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又经广州、香港返沪，回到母校光华大学读了两年书。
在光华的这两年，先生也算有点运气，得到了张歆海、吕思勉、童书业等名师的指点，打下了西洋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学识基础。1941年秋，先生重新考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不料很快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先生只好中断学业，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担任助理，期间仍在洪业、张尔田、铎尔孟、聂崇岐等众多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坚持修习中西学术。日寇投降后先生返沪，完成了父亲恢复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遗愿后，即携带只够一年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踏上了赴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游学之路。在英期间，先生特地考察了英国中学的办学情况，并赴巴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了解研讨会，广泛结识外国教育界朋友，然后便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做了副教授、校长英文秘书和附中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再度北上，赴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1952年经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才开始了先生在北大持续延绵了56年的学者生涯。
告别了旧中国的坎坷曲折之后，先生开始满心喜悦地为发展新中国的历史学而奋斗。到1956年，他顺应时代需要，从中国史完全转向了世界史，研究方向后来也从英国史转到了法国史。1956年夏，他和翦伯赞、周一良、夏鼐一起经莫斯科赴巴黎参加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又有机会接触西方史学前沿，结交了许多学界朋友。也是从1956年起，他应邀为《历史研究》杂志总共写了近二十篇介绍外国史学动态的文章和书评，在开拓国内史学界的对外视野方面功勋卓著。这个时候的先生是意气风发的。尽管不断受着政治运动的干扰，他还是做出了一些重要业绩，如在1960年首次向中国史学界引介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各西方史学流派，1961年编译了一部英国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1962年参与主编全国高校教材《世界通史》的近代史卷，等等。但正当先生要借1964年中法建交的东风开拓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的时候，“文革”浩劫不期而至，不仅先生的计划瞬间破灭，刚刚踏上征途的整个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只能黯然止步。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先生做了大半辈子的学者兼教育者的梦，才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为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先生开始拼命干：大量开课，带研究生，出访交流，著书立说，引介种种新学术思潮，设法安排一批批学生出国深造，多次上书校系领导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组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等学术社团以期提升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倡导人权研究以期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可以说，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二三十年里做出来的。
二、痴迷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张芝联先生兼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但在知道他的很多人的印象里，“教育家”这个身份在他身上似乎更显突出。
早在大学毕业前，先生就立下了一个现在听来还有些奇怪的志向：当一个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当时其父曾提醒他：“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而先生的回答是：“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至于何以钟情于中学校长一职，先生的理由是他当时颇受英国公立学校（实际上是私立中学）的影响，认为只有中学水平高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①事实上笔者在先生的课堂上也不止一次地听他劝说同学们不要瞧不起中学，并鼓励大家毕业后去做中学老师。笔者当时还想，要北大的这些“天之骄子”听从他这些话似乎不大容易。直到后来读到了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筆者才恍然明白了先生这种观点的个中奥妙。布罗代尔这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就极端重视中学的历史教育，他的这部《文明史》就是专门为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写的历史教材，在书的“自序”里他还提出了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的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当然，在布罗代尔看来要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用他的年鉴学派的方法给中学生讲历史，“没有历史，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②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学阶段做这件事呢？不言而喻，那首先是因为中学生有较大可塑性，其次，恐怕还和中学教育与国民整体素质培养关系更加重大有关，因为毕竟中学不像大学，那是当今绝大多数国民都要经历的一个学习阶段。由此可见，先生之所以念兹在兹地要当中学校长，还要他的学生们毕业后乐于当中学教师，原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和布罗代尔相通的心。
而作为西学基础深厚、又深感新中国特别需要发展世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先生在世界史教育方面自然用力最勤。当时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可谓一穷二白。先生首先致力于资料编译和教材编写，而且是从英国史学科建设开始的（于1961年率先编出了一部英国历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很快，由于发现中国的法国史学科更为薄弱，而以法兰西民族在西方文明中的突出地位和它与中国独特的亲缘关系，国人的法国史教育决不容忽视，先生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了法国史学科的建设方面，只是令先生遗憾的是，他建设中国法国史学科的愿望，竟旋即被“文革”中断了整整十年。
那段不正常的岁月刚结束，先生就开始“重拾旧山河”。首先，他于1979年创建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利用这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把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法国史学者组织起来，群策群力推动中国的法国史学科的发展。其次，先生开始大抓法国史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起先生就开始招收法国史方向的研究生，以期迅速弥补十年“文革”造成的高校法国史师资队伍的断层。
1981年，先生向有关方面提交写了一份中国法国史学科建设的规划书。①这份资料，现在看来都不失为我国法国史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有这样几个要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重理轻文，必须关注文科建设；第二，文科的学科建设要特别注意资料、队伍、教材和科研；第三，法国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文化、思想、革命史上起过而且仍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史在世界史教学中占有重大比重；第四，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因而必须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培养的途径则应该“自己专家培养”“送出去”（派学生出国留学）和“请进来”（请外国优秀专家来讲学和培养研究生与青年教师）三管齐下。这个规划书究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清楚，但在北大，多年来在先生的督促下我们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而其成效应该说也是很显著的：北大法国史因其综合优势，一直保持着中国首要重镇的地位；进入90年代后先生虽然不再招博士生了，但我接班后他一直在无私地协助我工作，我陆续培养的近三十名博士生大都饱受过先生的师泽，而他们现在已经是中国世界史教学科研领域中一支引人瞩目的中坚力量。
虽然主攻法国史、也特别关注法国史人才的教育培养，但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这个领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来就是先生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当中学校长的梦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初冬，他在北平曾动过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的念头，并“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②1948年他终于当上了光华大学附中的副校长、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市教育局所确认），但1951年初即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辞职③——可以想象他当时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有多疯。到北大任教后，“文革”前他曾协助翦伯赞致力于提升历史系的教学水平，虽然在极左风气盛行之下做这工作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但他乐此不疲。“文革”把中国的教育摧残得一塌糊涂，却丝毫没有动摇先生“科教兴国”的初心：所以先生才会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那么执着地一篇接一篇地向各级领导上书，还一次接一次地找北大校长面谈，提出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种种建议和方案。④直到临终前不久，先生还找过当时的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详谈他关于北大发展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思考——吴志攀教授后来忆及此事，不胜唏嘘。⑤
三、“另类”的优秀学者
先生虽然在教书育人和学术活动组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孜孜于求真的历史学家，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现代书生。
不过说实在的，先生并不是那种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标准”学者。先生晚年也曾这样自我批评：“我惶恐地、诚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无何成就，贡献甚微。”⑥可是所有真正了解先生的人大概都不会苟同先生的这种谦辞。因为大家知道，先生虽然所著不多，但却真是酷爱读书的，谈起学问来也常常见识不凡、妙语连珠。那么为何述而不作？笔者曾听先生发过这样一个感叹：“唉，书读多了，反而就不敢写了。”但笔者听来，总感到这话里还有话，感到先生这里的所谓“不敢写”，似乎应该被理解为“不必写”才对。因为虽然学贯中西，先生在下意识里遵循的恐怕还是那种传统的、但也别有睿智的中式思维——那是一种陶潜式的思维，大致意思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且，历史上不能写的优秀学者屡见不鲜，所以才有“述而不作”之说。总之，“述而不作”自有“述而不作”的道理，大概谁也不敢说写东西不多的学者都不是好学者。其实作与不作，或作品的多与少，说到底只与学者个人的性格、经历或才智特色有关，并不能决定学者素质的优劣。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时还说过这样的谦辞：“父亲晚年有两句话：‘学杂而不能精一，鹜泛而不知专归，击中了我的要害。”①表面看来，先生所学确实是有点杂：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英国文学、英国史、法国史、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然而，如果说先生做这些学问时全都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没有独到的深入思考，却也有违事实。比如，先生在大学时代发表的《历史理论引论》一文，就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那里不仅得到了赞许，而且引发了他的许多遐想和思考，②这至少说明先生做学问一开始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自己涉獵的各领域，先生的确都没有鸿篇巨制的研究作品，但他的每一篇带有随笔风格的论文或文章，若仔细读来，都能不时地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意韵深远。先生学术的这种魔力，许多国人都没能体会到，倒是一些外国的学术大家早早就为之倾倒了。比如，在先生治丧期间，美国新文化史大家林·亨特（Lynn Hunt）就在唁函中这样说：“张芝联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对过去的理解和对现在的兴趣，使他总能站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前头。这种状态不能总给他带来生活的安宁，但却使他成了我们的一个无价的灵感之源。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伯克利、北京、巴黎、都柏林等地的相遇，而我们每次相遇时，他和我进行的讨论都和前一次衔接得天衣无缝。”德裔美国史学史大家伊格尔斯（Georg Iggers）也在唁函里盛赞张芝联，说“他是一个有着特异素养的人，一个受到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浸染的世界公民”。
但这位“世界公民”又和康德这个“世界公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康德一辈子没出过哥尼斯堡城，而张先生则几乎游遍了天下。他不像所谓“标准”学者们那样爱坐冷板凳，只是这好像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先生有一本国外演讲集，名曰《重逢》（Renewed Encounter），其“前言”是香港爱国企业家董建成写的，里面就赞佩有加地提到芝联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位‘坐家的教授（armchair professor）”，因为“作为公民，他热衷于捍卫他的国家的正当利益，反对错误政策、虚假报道和野蛮行为”。③这说明先生非常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之所以要满世界奔波并到处发表演说，只是因为他感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他有义务施展他特有的学问和才干，向外国多宣传真实的中国，以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记得先生曾告诉笔者，他这样做其实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冲动，因为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能比一些对外宣传的官方传媒做得更好。法国著名汉学家玛丽安·巴斯蒂夫人也在她为《重逢》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20年来，张芝联每年都应许多学者团体的邀请出访，每次都会碰到一些不同的人，讨论一些不同的问题。正是这种鲜活且不断更新的经验，让他得以深入各民族的历史记录，并利用过去的智慧和不同的文化，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他那一代人中，像他那样那么执着地、运用那么多聪明才智来拥抱世界的人，實属凤毛麟角”。④无怪乎先生能在国际学界得到“学术交流大使”这一罕见的雅号，而如若没有一流的学识，谁能得到这样的殊荣？
而且先生常去国外，也不只是为了宣传真实的中国。更多的其实还是为了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以便促使中国的学术同世界接轨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就持续关注过西方当代史学研究动态，但这种努力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多年。当中国的大门于1979年重新打开时，先生如久旱逢甘霖，当即利用一切机会出访了西方许多国家，四处收集学术信息和图书资料。中国史学会1980年重新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之后，每次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先生必定参加，并利用其娴熟的英法双语能力，广交朋友。笔者曾随同先生出席过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实地感受过先生参加这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的严肃认真态度：我发现相当一些国内学者参加这种国际会议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山玩水、看异国风情，而先生却不辞辛劳，每天都坚持到会，聆听他关心的各种主题发言并参与讨论。“这样确实很累，”他告诉我，“但值得。要知道能这样集中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机会，五年才有一次啊。”就是凭着这种对学术极端认真的态度，先生赢得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尊重，并使他结交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朋友，而这些朋友后来也对他提供了许多真诚的帮助——帮助他把中国数十名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青年人送到国外进修或读学位，而他们学成归国后也确实都成了中国世界史学界的骨干。
可见一个学者的价值和地位，并不能只按那种老一套的标准来评判。何况，实际上还有更科学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的价值大小和地位高低，主要应取决于他对于学科发展的正面影响程度。而说到这种学术影响力，张芝联先生的情况就只能以“非同凡响”来形容了。
四、学海里的一盏引航灯
我们已经知道，先生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历史理论”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并认为“历史理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而独立存在，因为历史理论，无非是历史家观察了许多历史上的事情，而归纳出来的几条公理”。①既然是“公理”，自然就值得重视，自然就有研究的必要，但既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是从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那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时代个性，不能随意套用到其他时代去。②那么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流派又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就是“年鉴学派”了。按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的说法，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其实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史学运动”，而这个运动到80年代实际上就在趋于消亡，因为很多原来的“局外人”，或由于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或基于它们自己的理由，都在向类似的方向移动，以至于年鉴学派和非年鉴学派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所以，“这个运动渐渐消失，部分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③伯克还认为，年鉴运动是一场法国的史学革命，因为“多数20世纪最崭新、最值得纪念且最重要的历史写作，一直是在法国产生的”，而“经过这场革命，史学再也不是其原本的面貌了”④——这其实就是在说，年鉴学派曾是20世纪史学进步的主要发动机。也正因为深知年鉴学派的这种重要性，张芝联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将它引入中国的努力，无奈这种努力长期为严酷的政治环境所阻遏。但先生锲而不舍。“文革”结束后，学术刚有了点自由度，他就又一篇接一篇地写起了介绍年鉴派史学的文章，终于迅速引发了中国史学界的“年鉴热”，并由此促成了随后数十年间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和空前繁荣。试想，如果在史学理论上没有一种臻于化境的学养，谁能成就这番功业？
今天的国内外史学界，盛行着一股“政治文化”研究热，而这一史学潮流的发生，其实也是年鉴运动深化的一个结果：第三代年鉴学派倡导“政治史”的复归，但这种重新萌发的政治史兴趣，这时已不能不和作为年鉴派史学核心要素之一的文化史兴趣结合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政治文化史学”，而其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最初的试验，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个传统的热门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国际史学前沿的这一新动向，自然逃不过当时已经能够经常出入国门的张先生的慧眼。先生本来就一直很关注法国大革命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因而既熟知当时国际法国革命史学界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也注意到两派都在开始讨论“政治文化”这个新概念。虽然一时还参不透其中的玄机，但他隐约地感到了问题的重大，于是常常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活动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了把其中的学术机理搞清楚，他还在80年代初，超越西方学界的左右派纷争，把索布尔、孚雷、佛维尔和林·亨特等人先后请来讲学，让国内学界跟这些正在从事这一实验的不同门派的大师当面对话，而笔者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政治文化》，也就是在这种密集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并且是在先生和另一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大师、日内瓦大学教授巴茨柯的联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这篇论文经过充实提高，发展成了一部题为《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的专著，它在国内法国史学界引发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由此实现了中国法国革命史学和国际潮流的接轨，同时也对国内其他一些史学领域的政治文化转向多少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当然，这件事情的首功，仍在张芝联：先生是中国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学毋庸置疑的“教父”。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托克维尔的那本旷世奇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张先生在这个时期刻意引进中国的，1992年首次出版。尽管有很多问题和争议，这本看似大而化之却字字闪烁着洞见的小书，公认是所有关注法国革命史的学者都不可能绕开的经典。然而该书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史学领域，因为它讨论的问题很多都与像中国这样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国家的现代化有关，故而对当今我国的整个现代化建设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托氏著作——他唯有的两大经典中的另一部《论美国的民主》，1988年就已经在中国面世。这当然也是一部价值非凡的著作，但比较起来，应该说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更为重要：因为首先，托氏在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心里想的主要还是他的祖国，他其实是在为解决法国的问题找一份参考资料；其次，他虽然对美国的制度赞赏有加，但他心里其实也清楚，这个没有历史传统的移民国度的现代化经验——尤其是其政治现代化经验，尽管很值得学，但不可能全盘照搬到法国来，所以在法国搞现代化，只能先把法国的国情彻底搞清楚，然后再适当地参考美国的成功经验，走一条自己的路。《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为贯彻这一意图而写出来的，因而要真正读懂托克维尔，至少也必须这两部书一起读才行。然而很可惜，中国出版界在译介《论美国的民主》时，并没有考虑同时译介《旧制度与大革命》。究其原因，恐怕多少还是跟中国法国革命史学传统的“左”倾特色有关：20世纪中国一开始就盛行“革命崇拜”，知识界热衷于传播的也是法国革命的“左”倾激进主义，青睐的也只是国际法国革命史学中以马迪厄、索布尔等为代表的亲雅各宾专政的左派一脉，而像勒邦、马德兰这些反雅各宾专政的右派史家则基本没什么市场。而托克维尔在中国的长期被冷落，显然也跟他对雅各宾派的敌视态度有关，何况他身上还带有一股很邪门的贵族气，这甚至使他在1870年后的法国都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芝联先生显然不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只是在很长时间里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革命崇拜”风气终于渐渐衰降，先生遂不失时机积极推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引进，不仅争取到了出版社的立项，从法国文化部募集了出版经费，而且还精心物色了优秀的译者，并亲自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译序。至于该书中文版后来在国内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和政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大概人所共知，此处就不必多言了。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先生还是中国人权问题研究的首倡者。1989年3月，他就任刚成立的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一上任就提出该研究会应以研究人权问题为第一要务。可当时人权问题十分敏感，国家正因魏京生、方励之等人的问题而受到国际人权舆论不小的压力。但先生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压力，中国自己的人权问题研究才显得越发必要。后来发生了“六四”，研究活动不得不暂停。但事件刚平息不久，先生就在同年12月“悍然”召集十几个学者举行了人权问题讨论会，会后还把讨论内容整理成一个专辑送到了“上面”。“上面”显然受到了触动，1990年江泽民发出指示，说人权问题重要，有条件的都应该来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国家还能提供专门研究基金，人权研究一时成为热门。先生再接再厉，于1991年7月再度举行人权研讨会并出专辑，还编出了《世界人权纵横》一书。中国政府也于同年11月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开始在国际人权领域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而据理力争。
对于自己何以会突然涉足只能属于历史学外围的人权问题研究，张先生曾做过两点说明：一是中国人权和人的尊严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践踏，以致“文革”后国人要求保护人权的呼声空前高涨；二是“六四”事件后国际压力巨大，国家需要应付和分别许多恶意的和善意的干预。①可见先生学术兴趣的这一“分叉”，其实主要是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承担起一份责任。
先生首倡中國人权问题研究这一活动，虽不能算先生学术活动的核心部分，但由于它昭示了先生的公民责任心，反映了先生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热切向往，同时也能体现他在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且先生本人对他做的这件事还特别在意，屡屡向笔者提及，直到临终前也不能忘怀，所以也有必要在这里专门记一笔。
五、余论
先生从不细谈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他对“文革”当然是有怨言的，但那只是下面这寥寥数语：
我不愿在此重温这场史无前例的摧残文化道德、剥夺人权尊严的浩劫。一句话，1966—1976年这十年对我来说是白白浪费了，而人生有几个十年？在被迫“交代”的压力下，在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知识分子除了“存活”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念头？①
其实他的老同事们都清楚，他和他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摧残是惨不忍睹的。然而先生总是那么豁达大度、乐观向上。他控诉“文革”这种民族灾难，但对自己个人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无论多悲惨，他都能一笑置之。他不会叽叽歪歪、怨天尤人，更不会写出“杂忆”之类的文字，因为人生苦短，时不我待，先生有许多更值得做的大事情要做。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先生总对一个学生写在宿舍床头的这句孟子名言津津乐道。而先生自己，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一个“士”，一个能百折不挠地向自己认准的目标前进的“精神贵族”。而先生认准的目标又究竟是什么呢？2002年，他在一篇纪念意大利汉学家皮舍尔的文章里，这样袒露了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
我是在儒家学说的传统教育中长大的，这种教育教导我要实践五种基本德行：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儒生，我的职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对国家的命运（兴衰）负有责任感。……在学校和大学，我接受了法国《人权宣言》中所概括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1949年解放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著作，我发现它们非常有启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成了儒家、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判为“封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原因，这种提法虽然有点牵强，但我并不介意。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几乎没有改变：依旧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贡献给真理、公正、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事业。我逐渐学会了在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不断变化的激流中游泳，有时很愉快，有时也很灰心：经历温暖感人以及使人悲伤的事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而幸存下来，被中断然后又重新取得同外界的联系，获得、失去、然后重新获得对我们“大地”的未来的信心。②
先生的这段话，字字真诚，发自内心。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张芝联先生。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但纪念先贤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激励后来人。所以也不能一直沉默下去。正好今年11月7日是芝联先生的百年诞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于是弟子欣然命笔，拟透过反思先生学术人生的特质及其形成和演进，来表达我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一、问学不易
芝联先生出身浙东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张寿镛曾是国民政府重要官员，20世纪20年代做过沪海道尹、中央财政部次长等。但老先生真正的兴趣还是振兴学术和教育救国。他于1925年参与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并被推为首任校长，1931年后辞去政府官职而专心办学。抗战期间学校毁于日军轰炸，他痴心不改，辗转到成都办分校，至1945年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老先生在办学期间还倾尽家财刻印了一套《四明丛书》凡一千余卷，汇集和保存了浙东传统学问的精华。
芝联师深爱着他的父亲，也全盘承继了父亲的志趣。但先生的问学之路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大学之前的情况还不错，那时先生家在上海，父亲办有家塾，先生在里面既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学经典，也习英文、数学等西学基础，13岁时（1931年）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并安安稳稳地读到了毕业（1934年）。然后就开始动荡不宁了。起先先生想学医，考上了上海沪江大学医学院预科班，目的之一是想治好因车祸受重伤的二哥岳父、地质学家翁文灏，但无奈理科基础不佳且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只读了一年便放弃了。随后先生于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虽然燕大学术氛围良好，先生习得了不少英国文学、西洋历史和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的知识，并在当时北平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中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但这种学习生活也只是维持了两年，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便沦为了“流亡学生”，冒日机轰炸的危险，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昌之间，在武汉大学借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又经广州、香港返沪，回到母校光华大学读了两年书。
在光华的这两年，先生也算有点运气，得到了张歆海、吕思勉、童书业等名师的指点，打下了西洋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学识基础。1941年秋，先生重新考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不料很快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先生只好中断学业，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担任助理，期间仍在洪业、张尔田、铎尔孟、聂崇岐等众多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坚持修习中西学术。日寇投降后先生返沪，完成了父亲恢复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遗愿后，即携带只够一年学习和生活的费用，踏上了赴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游学之路。在英期间，先生特地考察了英国中学的办学情况，并赴巴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了解研讨会，广泛结识外国教育界朋友，然后便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做了副教授、校长英文秘书和附中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再度北上，赴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1952年经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才开始了先生在北大持续延绵了56年的学者生涯。
告别了旧中国的坎坷曲折之后，先生开始满心喜悦地为发展新中国的历史学而奋斗。到1956年，他顺应时代需要，从中国史完全转向了世界史，研究方向后来也从英国史转到了法国史。1956年夏，他和翦伯赞、周一良、夏鼐一起经莫斯科赴巴黎参加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又有机会接触西方史学前沿，结交了许多学界朋友。也是从1956年起，他应邀为《历史研究》杂志总共写了近二十篇介绍外国史学动态的文章和书评，在开拓国内史学界的对外视野方面功勋卓著。这个时候的先生是意气风发的。尽管不断受着政治运动的干扰，他还是做出了一些重要业绩，如在1960年首次向中国史学界引介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各西方史学流派，1961年编译了一部英国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1962年参与主编全国高校教材《世界通史》的近代史卷，等等。但正当先生要借1964年中法建交的东风开拓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的时候，“文革”浩劫不期而至，不仅先生的计划瞬间破灭，刚刚踏上征途的整个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只能黯然止步。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先生做了大半辈子的学者兼教育者的梦，才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为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先生开始拼命干：大量开课，带研究生，出访交流，著书立说，引介种种新学术思潮，设法安排一批批学生出国深造，多次上书校系领导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组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等学术社团以期提升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倡导人权研究以期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可以说，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二三十年里做出来的。
二、痴迷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张芝联先生兼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但在知道他的很多人的印象里，“教育家”这个身份在他身上似乎更显突出。
早在大学毕业前，先生就立下了一个现在听来还有些奇怪的志向：当一个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当时其父曾提醒他：“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而先生的回答是：“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至于何以钟情于中学校长一职，先生的理由是他当时颇受英国公立学校（实际上是私立中学）的影响，认为只有中学水平高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①事实上笔者在先生的课堂上也不止一次地听他劝说同学们不要瞧不起中学，并鼓励大家毕业后去做中学老师。笔者当时还想，要北大的这些“天之骄子”听从他这些话似乎不大容易。直到后来读到了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筆者才恍然明白了先生这种观点的个中奥妙。布罗代尔这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就极端重视中学的历史教育，他的这部《文明史》就是专门为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写的历史教材，在书的“自序”里他还提出了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的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当然，在布罗代尔看来要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用他的年鉴学派的方法给中学生讲历史，“没有历史，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②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学阶段做这件事呢？不言而喻，那首先是因为中学生有较大可塑性，其次，恐怕还和中学教育与国民整体素质培养关系更加重大有关，因为毕竟中学不像大学，那是当今绝大多数国民都要经历的一个学习阶段。由此可见，先生之所以念兹在兹地要当中学校长，还要他的学生们毕业后乐于当中学教师，原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和布罗代尔相通的心。
而作为西学基础深厚、又深感新中国特别需要发展世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先生在世界史教育方面自然用力最勤。当时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可谓一穷二白。先生首先致力于资料编译和教材编写，而且是从英国史学科建设开始的（于1961年率先编出了一部英国历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很快，由于发现中国的法国史学科更为薄弱，而以法兰西民族在西方文明中的突出地位和它与中国独特的亲缘关系，国人的法国史教育决不容忽视，先生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了法国史学科的建设方面，只是令先生遗憾的是，他建设中国法国史学科的愿望，竟旋即被“文革”中断了整整十年。
那段不正常的岁月刚结束，先生就开始“重拾旧山河”。首先，他于1979年创建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利用这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把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法国史学者组织起来，群策群力推动中国的法国史学科的发展。其次，先生开始大抓法国史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起先生就开始招收法国史方向的研究生，以期迅速弥补十年“文革”造成的高校法国史师资队伍的断层。
1981年，先生向有关方面提交写了一份中国法国史学科建设的规划书。①这份资料，现在看来都不失为我国法国史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有这样几个要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重理轻文，必须关注文科建设；第二，文科的学科建设要特别注意资料、队伍、教材和科研；第三，法国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文化、思想、革命史上起过而且仍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史在世界史教学中占有重大比重；第四，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因而必须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培养的途径则应该“自己专家培养”“送出去”（派学生出国留学）和“请进来”（请外国优秀专家来讲学和培养研究生与青年教师）三管齐下。这个规划书究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清楚，但在北大，多年来在先生的督促下我们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而其成效应该说也是很显著的：北大法国史因其综合优势，一直保持着中国首要重镇的地位；进入90年代后先生虽然不再招博士生了，但我接班后他一直在无私地协助我工作，我陆续培养的近三十名博士生大都饱受过先生的师泽，而他们现在已经是中国世界史教学科研领域中一支引人瞩目的中坚力量。
虽然主攻法国史、也特别关注法国史人才的教育培养，但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这个领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来就是先生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当中学校长的梦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初冬，他在北平曾动过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的念头，并“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②1948年他终于当上了光华大学附中的副校长、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市教育局所确认），但1951年初即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辞职③——可以想象他当时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有多疯。到北大任教后，“文革”前他曾协助翦伯赞致力于提升历史系的教学水平，虽然在极左风气盛行之下做这工作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但他乐此不疲。“文革”把中国的教育摧残得一塌糊涂，却丝毫没有动摇先生“科教兴国”的初心：所以先生才会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那么执着地一篇接一篇地向各级领导上书，还一次接一次地找北大校长面谈，提出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种种建议和方案。④直到临终前不久，先生还找过当时的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详谈他关于北大发展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思考——吴志攀教授后来忆及此事，不胜唏嘘。⑤
三、“另类”的优秀学者
先生虽然在教书育人和学术活动组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孜孜于求真的历史学家，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现代书生。
不过说实在的，先生并不是那种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标准”学者。先生晚年也曾这样自我批评：“我惶恐地、诚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无何成就，贡献甚微。”⑥可是所有真正了解先生的人大概都不会苟同先生的这种谦辞。因为大家知道，先生虽然所著不多，但却真是酷爱读书的，谈起学问来也常常见识不凡、妙语连珠。那么为何述而不作？笔者曾听先生发过这样一个感叹：“唉，书读多了，反而就不敢写了。”但笔者听来，总感到这话里还有话，感到先生这里的所谓“不敢写”，似乎应该被理解为“不必写”才对。因为虽然学贯中西，先生在下意识里遵循的恐怕还是那种传统的、但也别有睿智的中式思维——那是一种陶潜式的思维，大致意思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且，历史上不能写的优秀学者屡见不鲜，所以才有“述而不作”之说。总之，“述而不作”自有“述而不作”的道理，大概谁也不敢说写东西不多的学者都不是好学者。其实作与不作，或作品的多与少，说到底只与学者个人的性格、经历或才智特色有关，并不能决定学者素质的优劣。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时还说过这样的谦辞：“父亲晚年有两句话：‘学杂而不能精一，鹜泛而不知专归，击中了我的要害。”①表面看来，先生所学确实是有点杂：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英国文学、英国史、法国史、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然而，如果说先生做这些学问时全都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没有独到的深入思考，却也有违事实。比如，先生在大学时代发表的《历史理论引论》一文，就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那里不仅得到了赞许，而且引发了他的许多遐想和思考，②这至少说明先生做学问一开始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自己涉獵的各领域，先生的确都没有鸿篇巨制的研究作品，但他的每一篇带有随笔风格的论文或文章，若仔细读来，都能不时地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意韵深远。先生学术的这种魔力，许多国人都没能体会到，倒是一些外国的学术大家早早就为之倾倒了。比如，在先生治丧期间，美国新文化史大家林·亨特（Lynn Hunt）就在唁函中这样说：“张芝联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对过去的理解和对现在的兴趣，使他总能站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前头。这种状态不能总给他带来生活的安宁，但却使他成了我们的一个无价的灵感之源。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伯克利、北京、巴黎、都柏林等地的相遇，而我们每次相遇时，他和我进行的讨论都和前一次衔接得天衣无缝。”德裔美国史学史大家伊格尔斯（Georg Iggers）也在唁函里盛赞张芝联，说“他是一个有着特异素养的人，一个受到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浸染的世界公民”。
但这位“世界公民”又和康德这个“世界公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康德一辈子没出过哥尼斯堡城，而张先生则几乎游遍了天下。他不像所谓“标准”学者们那样爱坐冷板凳，只是这好像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先生有一本国外演讲集，名曰《重逢》（Renewed Encounter），其“前言”是香港爱国企业家董建成写的，里面就赞佩有加地提到芝联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位‘坐家的教授（armchair professor）”，因为“作为公民，他热衷于捍卫他的国家的正当利益，反对错误政策、虚假报道和野蛮行为”。③这说明先生非常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之所以要满世界奔波并到处发表演说，只是因为他感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他有义务施展他特有的学问和才干，向外国多宣传真实的中国，以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记得先生曾告诉笔者，他这样做其实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冲动，因为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能比一些对外宣传的官方传媒做得更好。法国著名汉学家玛丽安·巴斯蒂夫人也在她为《重逢》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20年来，张芝联每年都应许多学者团体的邀请出访，每次都会碰到一些不同的人，讨论一些不同的问题。正是这种鲜活且不断更新的经验，让他得以深入各民族的历史记录，并利用过去的智慧和不同的文化，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他那一代人中，像他那样那么执着地、运用那么多聪明才智来拥抱世界的人，實属凤毛麟角”。④无怪乎先生能在国际学界得到“学术交流大使”这一罕见的雅号，而如若没有一流的学识，谁能得到这样的殊荣？
而且先生常去国外，也不只是为了宣传真实的中国。更多的其实还是为了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以便促使中国的学术同世界接轨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就持续关注过西方当代史学研究动态，但这种努力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多年。当中国的大门于1979年重新打开时，先生如久旱逢甘霖，当即利用一切机会出访了西方许多国家，四处收集学术信息和图书资料。中国史学会1980年重新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之后，每次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先生必定参加，并利用其娴熟的英法双语能力，广交朋友。笔者曾随同先生出席过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实地感受过先生参加这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的严肃认真态度：我发现相当一些国内学者参加这种国际会议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山玩水、看异国风情，而先生却不辞辛劳，每天都坚持到会，聆听他关心的各种主题发言并参与讨论。“这样确实很累，”他告诉我，“但值得。要知道能这样集中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机会，五年才有一次啊。”就是凭着这种对学术极端认真的态度，先生赢得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尊重，并使他结交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朋友，而这些朋友后来也对他提供了许多真诚的帮助——帮助他把中国数十名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青年人送到国外进修或读学位，而他们学成归国后也确实都成了中国世界史学界的骨干。
可见一个学者的价值和地位，并不能只按那种老一套的标准来评判。何况，实际上还有更科学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的价值大小和地位高低，主要应取决于他对于学科发展的正面影响程度。而说到这种学术影响力，张芝联先生的情况就只能以“非同凡响”来形容了。
四、学海里的一盏引航灯
我们已经知道，先生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历史理论”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并认为“历史理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而独立存在，因为历史理论，无非是历史家观察了许多历史上的事情，而归纳出来的几条公理”。①既然是“公理”，自然就值得重视，自然就有研究的必要，但既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是从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那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时代个性，不能随意套用到其他时代去。②那么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流派又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就是“年鉴学派”了。按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的说法，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其实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史学运动”，而这个运动到80年代实际上就在趋于消亡，因为很多原来的“局外人”，或由于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或基于它们自己的理由，都在向类似的方向移动，以至于年鉴学派和非年鉴学派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所以，“这个运动渐渐消失，部分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③伯克还认为，年鉴运动是一场法国的史学革命，因为“多数20世纪最崭新、最值得纪念且最重要的历史写作，一直是在法国产生的”，而“经过这场革命，史学再也不是其原本的面貌了”④——这其实就是在说，年鉴学派曾是20世纪史学进步的主要发动机。也正因为深知年鉴学派的这种重要性，张芝联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将它引入中国的努力，无奈这种努力长期为严酷的政治环境所阻遏。但先生锲而不舍。“文革”结束后，学术刚有了点自由度，他就又一篇接一篇地写起了介绍年鉴派史学的文章，终于迅速引发了中国史学界的“年鉴热”，并由此促成了随后数十年间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和空前繁荣。试想，如果在史学理论上没有一种臻于化境的学养，谁能成就这番功业？
今天的国内外史学界，盛行着一股“政治文化”研究热，而这一史学潮流的发生，其实也是年鉴运动深化的一个结果：第三代年鉴学派倡导“政治史”的复归，但这种重新萌发的政治史兴趣，这时已不能不和作为年鉴派史学核心要素之一的文化史兴趣结合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政治文化史学”，而其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最初的试验，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个传统的热门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国际史学前沿的这一新动向，自然逃不过当时已经能够经常出入国门的张先生的慧眼。先生本来就一直很关注法国大革命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因而既熟知当时国际法国革命史学界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也注意到两派都在开始讨论“政治文化”这个新概念。虽然一时还参不透其中的玄机，但他隐约地感到了问题的重大，于是常常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活动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了把其中的学术机理搞清楚，他还在80年代初，超越西方学界的左右派纷争，把索布尔、孚雷、佛维尔和林·亨特等人先后请来讲学，让国内学界跟这些正在从事这一实验的不同门派的大师当面对话，而笔者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政治文化》，也就是在这种密集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并且是在先生和另一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大师、日内瓦大学教授巴茨柯的联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这篇论文经过充实提高，发展成了一部题为《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的专著，它在国内法国史学界引发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由此实现了中国法国革命史学和国际潮流的接轨，同时也对国内其他一些史学领域的政治文化转向多少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当然，这件事情的首功，仍在张芝联：先生是中国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学毋庸置疑的“教父”。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托克维尔的那本旷世奇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张先生在这个时期刻意引进中国的，1992年首次出版。尽管有很多问题和争议，这本看似大而化之却字字闪烁着洞见的小书，公认是所有关注法国革命史的学者都不可能绕开的经典。然而该书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史学领域，因为它讨论的问题很多都与像中国这样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国家的现代化有关，故而对当今我国的整个现代化建设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托氏著作——他唯有的两大经典中的另一部《论美国的民主》，1988年就已经在中国面世。这当然也是一部价值非凡的著作，但比较起来，应该说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更为重要：因为首先，托氏在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心里想的主要还是他的祖国，他其实是在为解决法国的问题找一份参考资料；其次，他虽然对美国的制度赞赏有加，但他心里其实也清楚，这个没有历史传统的移民国度的现代化经验——尤其是其政治现代化经验，尽管很值得学，但不可能全盘照搬到法国来，所以在法国搞现代化，只能先把法国的国情彻底搞清楚，然后再适当地参考美国的成功经验，走一条自己的路。《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为贯彻这一意图而写出来的，因而要真正读懂托克维尔，至少也必须这两部书一起读才行。然而很可惜，中国出版界在译介《论美国的民主》时，并没有考虑同时译介《旧制度与大革命》。究其原因，恐怕多少还是跟中国法国革命史学传统的“左”倾特色有关：20世纪中国一开始就盛行“革命崇拜”，知识界热衷于传播的也是法国革命的“左”倾激进主义，青睐的也只是国际法国革命史学中以马迪厄、索布尔等为代表的亲雅各宾专政的左派一脉，而像勒邦、马德兰这些反雅各宾专政的右派史家则基本没什么市场。而托克维尔在中国的长期被冷落，显然也跟他对雅各宾派的敌视态度有关，何况他身上还带有一股很邪门的贵族气，这甚至使他在1870年后的法国都被冷落了七八十年。芝联先生显然不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只是在很长时间里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革命崇拜”风气终于渐渐衰降，先生遂不失时机积极推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引进，不仅争取到了出版社的立项，从法国文化部募集了出版经费，而且还精心物色了优秀的译者，并亲自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译序。至于该书中文版后来在国内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和政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大概人所共知，此处就不必多言了。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先生还是中国人权问题研究的首倡者。1989年3月，他就任刚成立的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一上任就提出该研究会应以研究人权问题为第一要务。可当时人权问题十分敏感，国家正因魏京生、方励之等人的问题而受到国际人权舆论不小的压力。但先生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压力，中国自己的人权问题研究才显得越发必要。后来发生了“六四”，研究活动不得不暂停。但事件刚平息不久，先生就在同年12月“悍然”召集十几个学者举行了人权问题讨论会，会后还把讨论内容整理成一个专辑送到了“上面”。“上面”显然受到了触动，1990年江泽民发出指示，说人权问题重要，有条件的都应该来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国家还能提供专门研究基金，人权研究一时成为热门。先生再接再厉，于1991年7月再度举行人权研讨会并出专辑，还编出了《世界人权纵横》一书。中国政府也于同年11月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开始在国际人权领域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而据理力争。
对于自己何以会突然涉足只能属于历史学外围的人权问题研究，张先生曾做过两点说明：一是中国人权和人的尊严在“文革”中遭到了无情践踏，以致“文革”后国人要求保护人权的呼声空前高涨；二是“六四”事件后国际压力巨大，国家需要应付和分别许多恶意的和善意的干预。①可见先生学术兴趣的这一“分叉”，其实主要是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承担起一份责任。
先生首倡中國人权问题研究这一活动，虽不能算先生学术活动的核心部分，但由于它昭示了先生的公民责任心，反映了先生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热切向往，同时也能体现他在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且先生本人对他做的这件事还特别在意，屡屡向笔者提及，直到临终前也不能忘怀，所以也有必要在这里专门记一笔。
五、余论
先生从不细谈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他对“文革”当然是有怨言的，但那只是下面这寥寥数语：
我不愿在此重温这场史无前例的摧残文化道德、剥夺人权尊严的浩劫。一句话，1966—1976年这十年对我来说是白白浪费了，而人生有几个十年？在被迫“交代”的压力下，在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知识分子除了“存活”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念头？①
其实他的老同事们都清楚，他和他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摧残是惨不忍睹的。然而先生总是那么豁达大度、乐观向上。他控诉“文革”这种民族灾难，但对自己个人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无论多悲惨，他都能一笑置之。他不会叽叽歪歪、怨天尤人，更不会写出“杂忆”之类的文字，因为人生苦短，时不我待，先生有许多更值得做的大事情要做。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先生总对一个学生写在宿舍床头的这句孟子名言津津乐道。而先生自己，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一个“士”，一个能百折不挠地向自己认准的目标前进的“精神贵族”。而先生认准的目标又究竟是什么呢？2002年，他在一篇纪念意大利汉学家皮舍尔的文章里，这样袒露了他一辈子的心路历程：
我是在儒家学说的传统教育中长大的，这种教育教导我要实践五种基本德行：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儒生，我的职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对国家的命运（兴衰）负有责任感。……在学校和大学，我接受了法国《人权宣言》中所概括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1949年解放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著作，我发现它们非常有启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我成了儒家、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判为“封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原因，这种提法虽然有点牵强，但我并不介意。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几乎没有改变：依旧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贡献给真理、公正、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事业。我逐渐学会了在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不断变化的激流中游泳，有时很愉快，有时也很灰心：经历温暖感人以及使人悲伤的事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而幸存下来，被中断然后又重新取得同外界的联系，获得、失去、然后重新获得对我们“大地”的未来的信心。②
先生的这段话，字字真诚，发自内心。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张芝联先生。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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