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教皇节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大众政治文化
摘 要 教皇节（Popes Day）亦名为“教皇之夜”（Pope-night），起源于英国传统节日“盖伊·福克斯之夜”，是流行于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节日，颇受中下层民众的欢迎，其中尤以新英格兰地区的庆祝活动最盛且富有代表性。教皇节自17世纪中后期举办至美国独立后逐渐消亡，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是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重要政治节庆之一。其中表现出的政治文化内涵随着北美殖民地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由一个以反天主教为旗号、带有底层民众狂欢色彩的节日，转变为殖民地大众反抗英国统治的政治活动。
关键词 教皇节，政治节庆，大众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61-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节庆研究愈加受到美国早期史学者的关注。史家们不仅关注节日的社会文化属性，更注重节庆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教皇节的庆祝方式和政治意涵具有特殊性，因而进入了史家视野，其兴衰嬗变也成为观察美国革命前夕新英格兰地区大众政治文化的一扇窗口。
梳理近三十年的教皇节研究，可以发现美国的早期史研究者，特别是部分持民众主义史观的学者，尤其重视探讨北美殖民地中下层民众在教皇节中所扮演的角色。加里·纳什强调底层民众在节庆中的重要性，认为教皇节对于了解殖民地底层社会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西蒙·纽曼、弗朗西斯·科里亚诺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他们认为底层民众在教皇节等节庆仪式体现出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殖民地固有的社会结构，并对于美国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①布兰登·麦康维尔则通过对教皇节历史传统和象征物的再考察，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革命爆发前的北美殖民地民众通过庆祝英国传统政治节日，以表达对英国王室和王权的忠诚，革命前的社会权力关系较为稳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王权主义政治文化。②在其专著《国王的三幅面孔：王权美利坚的兴衰（1688—1776）》③中，麦康维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断，强调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属性。他还认为，大众文化史（popular culture history）“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美国早期社会内部的复杂权力关系，而主张公共文化史（public culture history）的新路径，试图部分回归到共和主义的革命叙事。他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对美国早期大众政治文化史和民众主义范式一次颠覆式的再修正，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教皇节是强化还是弱化了殖民地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权力关系，它在革命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依然有一定的讨论空间。本文主要从新英格兰地区教皇节节庆仪式的演化角度切入，对美国早期大众政治文化的属性加以探讨。
一、作为母国传统的教皇节及其在
新英格兰地区的流行
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及其同伴筹划在11月5日于国会大厦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及国会成员，不料密谋败露而身死。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民众为庆祝“火药阴谋”的失败于每年的11月5日夜晚点燃篝火，并焚烧盖伊·福克斯的模拟像，“盖伊·福克斯之夜”遂成为英国民众向国王和国教表达忠诚的一项重要政治性节庆。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盖伊·福克斯之夜”也逐渐成为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政治节日之一。因以焚烧教皇模拟像作为庆祝方式之一，这个节日在北美殖民地被称为“教皇节”，①其庆祝范围北至新罕布什尔的普利茅斯，南至佐治亚的萨凡纳，以新英格兰的港口城镇庆祝活动最热烈，波士顿尤甚。166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将教皇节确定为法定节日。②
虽然是官方法定节日，但是教皇节每年的庆祝主要由民众自发组织。与其他较为肃穆庄重的节庆不同的是，教皇节以盛大的模拟像巡游和燃烧篝火为主，场面十分喧嚣热闹。
街头节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常为来自社会下层的青年男性和小男孩，多数为手工工匠、仆人、船员和学徒，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③在节日前的一周，各个市镇先要制作一辆由几匹马拉的大花车，据记载，这些花车有“20-40英尺長，8-10英尺宽，5-6英尺高，还要在上面竖起一盏大到足够容纳五六个人的纸灯。纸灯后面是巨大的教皇模拟像以及其他天主教会修士人偶，在车的最后面是撒旦的模拟像，他手中拿着干草叉，头上有一对巨大的角”。④撒旦的模拟像还会被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在1765年之前，教皇日上的模拟像除教皇及其仆从外，还包括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觊觎者”。年幼的男孩会制作较小的教皇或撒旦模拟像，并用奇装异服将其打扮起来，装在四轮小车上向沿街行人和邻居索要钱财，而青年人则穿着怪异的衣服，戴着状似主教法帽的尖顶高帽随车巡游。巨型模拟像如木偶一样，内部都有一个小男孩在操纵，每游行到一个重要建筑物他们就摇动铃铛，转动头部向围观的人群致意。四周的年轻人则一齐念诵打油诗：
十一月五日，如您所知，是火药阴谋之日，
火药阴谋，理所当然，应永被铭记，
罗马教皇，始作俑者，被我们捉拿在此，
吾等一起，戳他个稀烂，扔进火里！
……⑤
游行仪式上，其中一位小男孩被选为会计向观众们收取铜板，年轻人吹响号角，尽量制造出嘈杂的噪音来，直到夜幕降临，参加者们点燃篝火甚至放焰火，然后把模拟像的身体掷入火堆，头部则保留下来。之后，年轻人们拿着索要到的钱财再去美餐一顿。许多后来参与了美国革命的著名人物，如以赛亚·托马斯、亨利·诺克斯、哈里森·格雷·奥蒂斯都曾在幼年时参加过教皇节，诺克斯还担任过波士顿南区帮派的“中尉”。
波士顿的教皇节庆祝活动在整个北美殖民地是最为热烈的。在高潮的阶段，如1765年的庆典上，市镇上聚集了15520人，其中4000人为不满16岁的男孩。⑥参加活动的有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他们以波士顿南区和北区为界分成两个帮派，选举出各自的“司令”和“上校”。南区以波士顿公园为据点，北区以考普山为据点，双方自行组织庆祝活动。但在游行时帮派之间经常引发暴力冲突和骚乱，这种冲突和骚乱甚至成为每年的保留节目，冲突中胜利的一方会抢夺或者烧毁对方为节日准备的花车与模拟像，在此过程中难免引发悲剧。赛亚·托马斯回忆当时的帮派斗殴时说：
首先到达密尔溪的帮派欢呼三声之后就冲向他们的敌人，冲突发生时棍棒、石头和砖块齐飞，尽管不会经常有人因此毙命，但淤伤、头破和骨折都是家常便饭。①
塞缪尔·布雷克也回忆说，那是一个更喧闹、更粗暴和更加为所欲为的时代，人们的行为不可思议。有身份的人竟然容忍那些忘形的狂欢。教皇节的晚上，粗俗的人们成群结队闯进绅士的家里，表演哑剧，然后蛮横的索要钱财。最令他吃惊的是，他父亲这一代殖民地士绅忍气吞声，如数付给他们索要的钱。②教皇节上的这种混乱情况终于在18世纪40年代引起社会上层精英的恐慌和不满，立法机关多次出台《骚乱惩治法令》禁止此类集会，③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力执行法令，教皇节的集会在此之后反而变本加厉，人员伤亡时有发生。
诚然，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色彩的节日，殖民地居民庆祝教皇节与当时北美殖民地普遍存在的反天主教情绪有关，天主教以及罗马教廷所象征的专制与暴政在以清教徒居民占绝对多数的新英格兰地区受到排斥。1698—1763年，英法之间的不断冲突以及北美殖民地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战争更助长了这一大众心理。而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印刷学徒制作的花车铭牌上，甚至把“火药阴谋”发生的时间错写成英西海战发生的1588年，④足可见当时殖民地信奉清教的居民已经淡忘了这一节日最初的起源，而是把所有对天主教的仇视都混为一谈。
不过，很难想象殖民地中下层民众如此热衷于参与教皇节活动是出于对天主教的仇视，教皇节上的暴力活动屡禁不止并愈演愈烈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在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较为严苛的清教传统下，一切大众娱乐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教皇节对于底层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在于这一节日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权利，他们在这一天上街游行、喧哗胡闹、索要钱财、举行聚会，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教皇节原本以效忠母国和王室为内核的政治属性在街头狂欢中被抽离了，参与活动的中下层青年人更多的将其看作是一项民俗传统，反天主教的象征性仪式是底层民众的挡箭牌。正因为缺乏政治动机，新英格兰社会精英才有理由对这种偶尔的胡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此类发泄情绪的活动充当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不过，在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看来，节庆活动一方面“使某些社群价值永久化，另一方面则批判政治秩序。欢诞会有其严肃之处，它也能诠释国王和国家”。⑤也就是说，任何看似荒诞的仪式都是政治文化现实的投射。对于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研究印证了戴维斯的判断。比照1687年和1771年的数据发现，在波士顿，占总人口60%的中间阶层占有的财富由之前的52.3%萎缩到38.6%。到1771年，有近1/3的人口是无财产的劳动者，许多手工业者失去了选举权。⑥所以在18世纪中后期，人们给教皇模拟像盛装打扮，带上银色假发和镶金边的帽子沿街巡游的行动，所讽刺的对象已经不是天主教，而是借机向殖民地上层社会表达不满。戴维斯认为“狂欢节是把破坏的秩序制度化的时候，是一系列颠倒了的仪式”，⑦教皇节中体现的正是扭曲和颠倒的权力关系。表面上看，教皇节是对殖民地政治结构的挑战，但是节庆是在现有的权力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他们公然反对这种权力结构时，他们也有意无意加强了这种结构。⑧
可见，18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教皇节，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借由殖民地社会效忠英王和反天主教的政治话语，试图在保守严苛的清教社会环境中寻找突破口，以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则由于殖民地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失去选举资格的底层人民以教皇节为宣泄口，发泄对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的不满情绪。
二、印花税法危机与
教皇节仪式、功能的变化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欢诞日经常演变为民众起义，但此情形并没有在北美出现，教皇节的狂欢行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和社会革命，与之相反，到了18世纪60年代，教皇日庆典上经常出现的骚乱突然沉寂下来，该节日在北美历史的节点上扮演起了新的角色。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战时繁荣的经济迅速陷入萧条，以贸易和造船业为主的新英格兰沿海城镇受到的沖击更大，许多底层劳动者衣食无着。①在此同时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并在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此举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对，并引发激烈的反英情绪。1765年8月14日，波士顿民众聚集在南区的一棵后来被称为“自由树”的榆树下抗议《印花税法》，他们称自己为“自由之子”，并在树上悬挂印花税代销商安德鲁·奥利弗的人偶和撒旦的模拟像，显然是在模仿教皇节的形式。此后，波士顿发生了暴力抗税风潮，参与的民众甚至严重毁坏了时任大法官哈钦森的宅邸。
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案生效当日，殖民地居民将其作为悲悼日，各地钟声长鸣，波士顿民众聚集在“自由树”下焚烧首相格伦威尔的模拟像。②鉴于此时紧张的政治形势，教皇节巡游也一改从前喧嚣纷乱的气氛。在波士顿，更由于前一年的教皇节活动致使一名小男孩死亡，加之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上层精英担心城市的安全和声誉受到影响，因而试图控制这次节庆活动。据《波士顿公报》的报道，③由几位绅士出面调停，使得南北帮派达成和解，帮派首领麦金托什和斯威夫特决定联合举行活动，并保证会在节庆活动上维持公共秩序。因而在1765年教皇节游行中，花车巡游的模拟像不仅有教皇和撒旦，还增加了象征着暴政、压迫和奴役的人偶，游行的队伍平静而肃穆，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几千个人的队伍中”竟然没有引起任何骚乱。④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扬认为，“教皇节为1764—1765年的反抗《印花税法》运动搭建起脚手架，构建出象征意义和领导力，将帮派之间的争斗转变为对英国统治的一致抗争”。⑤
虽然1765年的波士顿教皇节在规模上达到历史之最，但其节庆性质已经悄然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于精英阶层而言，他们虽不是教皇节街头庆祝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当反英情绪日渐高涨之时，他们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并敏锐地注意到花车模拟像巡游背后的价值。通过抗税运动，殖民地的精英阶层抓住机会，将教皇日引导进有利于反英抗争的轨道，完成了对大众文化的改造，从前那种喧嚣混乱的底层狂欢被更符合上层社会审美的具有共和精神的新秩序所取代，教皇节内化为美国革命的一部分。
更值得注意到的是，波士顿反英抗争中的底层民众并非一群乌合之眾，他们不仅组织得力，而且还与精英阶层讨价还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世纪60年代最有名的底层民众领导人埃比尼泽·麦金托什。⑥麦金托什出生于贫苦家庭，是波士顿的一名鞋匠。1764年，27岁的麦金托什被选为波士顿南区帮派的领袖，第二年他领导成员参与了著名的8月14日“自由树”抗议行动。虽然麦金托什因这一系列暴力活动受到控告，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底层民众中的领袖地位。为了说服帮派采用温和的方式庆祝教皇节，波士顿上层精英不得不允诺为帮派成员们举办三次大型宴会。在教皇日的花车巡游上，麦金托什还穿戴着由波士顿富商提供的华服与民兵司令威廉·布拉特尔一齐行进。⑦当日“麦金托什‘将军身着蓝金相间的制服，戴着有金色饰带的礼帽，持藤条手杖，用扩音喇叭宣布命令”，⑧俨然成为了运动领袖。
可见麦金托什等人并非敲诈勒索的底层暴民，他懂得如何为自身阶层争取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波士顿士绅的尊重。尽管如麦金托什一样的底层人物长时间被埋没于历史之中，但是其事迹有助于我们从更完整的角度理解美国革命前夕底层民众在政治抗争中的作用。
在此后的十年，教皇节庆典都延续了1765年的风格，极少发生暴力事件，花车模拟像巡游也愈加具有反英性质，除教皇外，民众总是会选择一些官员和效忠派人士的模拟像一同巡游。1767年的庆典上，民众制作了在波士顿遭人憎恶的海关官员查尔斯·帕克斯顿的模拟像，在上面挂上写有“人民忠实的仆人，孤家寡人的朋友”字样的牌子，以嘲笑其守旧做作的行为举止；①还在灯罩上写着“国王忠诚的臂膀”和“忠诚的美利坚人”以向英王表达权利诉求。1769年，人们又将靶子转向苏格兰书商约翰·梅因，一位效忠派成员，并编写了一首藏头诗嘲笑他。②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1773年也成为教皇节上民众攻击的对象，因其写给伦敦官员主张压制民主、加强对殖民地管制的信件被富兰克林披露，哈钦森成为波士顿最不受欢迎的人。1774年，诺斯勋爵、盖奇将军的模拟像也出现在罗德岛和纽波特的游行花车上。③
不过，即便教皇节经过改造之后变得相对温和，但底层民众的情绪还是会通过其他途径宣泄出来，教皇节上的模拟像被用在其他的政治抗争中，使得许多殖民地官员更加感到恐慌。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765年以后，教皇节衍生出一套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象征性仪式，这些仪式随着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作为斗争武器，渗透到了革命前夕的抗争政治文化中。团结和秩序取代了暴力与狂欢，教皇节初始的意义被淡忘，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新型政治性节日。
1774年3月，北美殖民地的分离倾向趋于明显，此时英国政府颁布《魁北克法案》，宣布天主教在魁北克合法化。1775年，新任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正酝酿远征加拿大的计划，需要得到加拿大信奉天主教的法裔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对教皇节所带有的反天主教象征意义深感不安。针对许多新英格兰士兵准备观看在波士顿举办的教皇节一事，他发布命令称：
作为总司令，当我被告知那极为可笑且幼稚的焚烧教皇模拟像的仪式时，实在惊讶于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如此没有常识，没有发现这种活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此不合时宜。现在我们是如此需要加拿大人民的友谊与支援，他们是美利坚自由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势下，还侮辱他们的信仰，实在荒谬，实难宽恕；与其中伤，不如献出我们对这些同胞兄弟的感激之情，愿我们能战胜在加拿大共同的敌人。④
可见，虽然华盛顿此时是出于军事考虑谴责教皇节，但也表露出对于底层文化的困惑与轻蔑。由于华盛顿的远征计划并没有成功，1776年，波士顿的年轻人又恢复了传统。但等到第二年，法国决定和美国结盟，出兵参战。由于美法同盟关系的影响以及独立战争中英军对波士顿的占领，新英格兰的反天主教节日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不过一部分新英格兰底层青年们对于这一传统并没有放弃，而是找到了新的嘲弄对象。在1780年阿诺德将军反叛之后，新英格兰民众就用阿诺德取代了教皇作为模拟像，表达对这个美国叛徒的憎恨。
三、结语
综而述之，教皇节作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传统节庆的衍生物，在新英格兰兴盛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北美殖民地由一个王权统治下的前现代的等级社会不断向基于民主、共和、自由等理念迈进的现代国家转变的时代。传统等级社会给予底层民众构建其自身文化的土壤，并维持着默契的权力关系。但至18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地与母国矛盾的加深，殖民地人民开始重新思考政治的内在逻辑，教皇节中基于传统社会等级的象征仪式被全新的革命内涵所代替。这种经过改造的大众文化，可将社会各阶层都纳入共同的政治行动中。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通过沟通与妥协，建立了彼此可以接受的文化审美，教皇节遂成了为革命而生的革命节日，随着旧时代的终结，它也必然走入历史。
【作者简介】王仲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教皇节，政治节庆，大众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61-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节庆研究愈加受到美国早期史学者的关注。史家们不仅关注节日的社会文化属性，更注重节庆中的政治文化元素。教皇节的庆祝方式和政治意涵具有特殊性，因而进入了史家视野，其兴衰嬗变也成为观察美国革命前夕新英格兰地区大众政治文化的一扇窗口。
梳理近三十年的教皇节研究，可以发现美国的早期史研究者，特别是部分持民众主义史观的学者，尤其重视探讨北美殖民地中下层民众在教皇节中所扮演的角色。加里·纳什强调底层民众在节庆中的重要性，认为教皇节对于了解殖民地底层社会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西蒙·纽曼、弗朗西斯·科里亚诺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他们认为底层民众在教皇节等节庆仪式体现出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殖民地固有的社会结构，并对于美国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①布兰登·麦康维尔则通过对教皇节历史传统和象征物的再考察，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革命爆发前的北美殖民地民众通过庆祝英国传统政治节日，以表达对英国王室和王权的忠诚，革命前的社会权力关系较为稳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王权主义政治文化。②在其专著《国王的三幅面孔：王权美利坚的兴衰（1688—1776）》③中，麦康维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断，强调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属性。他还认为，大众文化史（popular culture history）“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无法解释美国早期社会内部的复杂权力关系，而主张公共文化史（public culture history）的新路径，试图部分回归到共和主义的革命叙事。他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对美国早期大众政治文化史和民众主义范式一次颠覆式的再修正，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教皇节是强化还是弱化了殖民地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权力关系，它在革命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依然有一定的讨论空间。本文主要从新英格兰地区教皇节节庆仪式的演化角度切入，对美国早期大众政治文化的属性加以探讨。
一、作为母国传统的教皇节及其在
新英格兰地区的流行
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及其同伴筹划在11月5日于国会大厦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及国会成员，不料密谋败露而身死。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民众为庆祝“火药阴谋”的失败于每年的11月5日夜晚点燃篝火，并焚烧盖伊·福克斯的模拟像，“盖伊·福克斯之夜”遂成为英国民众向国王和国教表达忠诚的一项重要政治性节庆。
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盖伊·福克斯之夜”也逐渐成为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政治节日之一。因以焚烧教皇模拟像作为庆祝方式之一，这个节日在北美殖民地被称为“教皇节”，①其庆祝范围北至新罕布什尔的普利茅斯，南至佐治亚的萨凡纳，以新英格兰的港口城镇庆祝活动最热烈，波士顿尤甚。166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将教皇节确定为法定节日。②
虽然是官方法定节日，但是教皇节每年的庆祝主要由民众自发组织。与其他较为肃穆庄重的节庆不同的是，教皇节以盛大的模拟像巡游和燃烧篝火为主，场面十分喧嚣热闹。
街头节庆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常为来自社会下层的青年男性和小男孩，多数为手工工匠、仆人、船员和学徒，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③在节日前的一周，各个市镇先要制作一辆由几匹马拉的大花车，据记载，这些花车有“20-40英尺長，8-10英尺宽，5-6英尺高，还要在上面竖起一盏大到足够容纳五六个人的纸灯。纸灯后面是巨大的教皇模拟像以及其他天主教会修士人偶，在车的最后面是撒旦的模拟像，他手中拿着干草叉，头上有一对巨大的角”。④撒旦的模拟像还会被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在1765年之前，教皇日上的模拟像除教皇及其仆从外，还包括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觊觎者”。年幼的男孩会制作较小的教皇或撒旦模拟像，并用奇装异服将其打扮起来，装在四轮小车上向沿街行人和邻居索要钱财，而青年人则穿着怪异的衣服，戴着状似主教法帽的尖顶高帽随车巡游。巨型模拟像如木偶一样，内部都有一个小男孩在操纵，每游行到一个重要建筑物他们就摇动铃铛，转动头部向围观的人群致意。四周的年轻人则一齐念诵打油诗：
十一月五日，如您所知，是火药阴谋之日，
火药阴谋，理所当然，应永被铭记，
罗马教皇，始作俑者，被我们捉拿在此，
吾等一起，戳他个稀烂，扔进火里！
……⑤
游行仪式上，其中一位小男孩被选为会计向观众们收取铜板，年轻人吹响号角，尽量制造出嘈杂的噪音来，直到夜幕降临，参加者们点燃篝火甚至放焰火，然后把模拟像的身体掷入火堆，头部则保留下来。之后，年轻人们拿着索要到的钱财再去美餐一顿。许多后来参与了美国革命的著名人物，如以赛亚·托马斯、亨利·诺克斯、哈里森·格雷·奥蒂斯都曾在幼年时参加过教皇节，诺克斯还担任过波士顿南区帮派的“中尉”。
波士顿的教皇节庆祝活动在整个北美殖民地是最为热烈的。在高潮的阶段，如1765年的庆典上，市镇上聚集了15520人，其中4000人为不满16岁的男孩。⑥参加活动的有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他们以波士顿南区和北区为界分成两个帮派，选举出各自的“司令”和“上校”。南区以波士顿公园为据点，北区以考普山为据点，双方自行组织庆祝活动。但在游行时帮派之间经常引发暴力冲突和骚乱，这种冲突和骚乱甚至成为每年的保留节目，冲突中胜利的一方会抢夺或者烧毁对方为节日准备的花车与模拟像，在此过程中难免引发悲剧。赛亚·托马斯回忆当时的帮派斗殴时说：
首先到达密尔溪的帮派欢呼三声之后就冲向他们的敌人，冲突发生时棍棒、石头和砖块齐飞，尽管不会经常有人因此毙命，但淤伤、头破和骨折都是家常便饭。①
塞缪尔·布雷克也回忆说，那是一个更喧闹、更粗暴和更加为所欲为的时代，人们的行为不可思议。有身份的人竟然容忍那些忘形的狂欢。教皇节的晚上，粗俗的人们成群结队闯进绅士的家里，表演哑剧，然后蛮横的索要钱财。最令他吃惊的是，他父亲这一代殖民地士绅忍气吞声，如数付给他们索要的钱。②教皇节上的这种混乱情况终于在18世纪40年代引起社会上层精英的恐慌和不满，立法机关多次出台《骚乱惩治法令》禁止此类集会，③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力执行法令，教皇节的集会在此之后反而变本加厉，人员伤亡时有发生。
诚然，作为一个带有政治性色彩的节日，殖民地居民庆祝教皇节与当时北美殖民地普遍存在的反天主教情绪有关，天主教以及罗马教廷所象征的专制与暴政在以清教徒居民占绝对多数的新英格兰地区受到排斥。1698—1763年，英法之间的不断冲突以及北美殖民地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战争更助长了这一大众心理。而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印刷学徒制作的花车铭牌上，甚至把“火药阴谋”发生的时间错写成英西海战发生的1588年，④足可见当时殖民地信奉清教的居民已经淡忘了这一节日最初的起源，而是把所有对天主教的仇视都混为一谈。
不过，很难想象殖民地中下层民众如此热衷于参与教皇节活动是出于对天主教的仇视，教皇节上的暴力活动屡禁不止并愈演愈烈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在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较为严苛的清教传统下，一切大众娱乐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教皇节对于底层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在于这一节日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权利，他们在这一天上街游行、喧哗胡闹、索要钱财、举行聚会，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教皇节原本以效忠母国和王室为内核的政治属性在街头狂欢中被抽离了，参与活动的中下层青年人更多的将其看作是一项民俗传统，反天主教的象征性仪式是底层民众的挡箭牌。正因为缺乏政治动机，新英格兰社会精英才有理由对这种偶尔的胡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此类发泄情绪的活动充当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不过，在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看来，节庆活动一方面“使某些社群价值永久化，另一方面则批判政治秩序。欢诞会有其严肃之处，它也能诠释国王和国家”。⑤也就是说，任何看似荒诞的仪式都是政治文化现实的投射。对于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财富占有状况的研究印证了戴维斯的判断。比照1687年和1771年的数据发现，在波士顿，占总人口60%的中间阶层占有的财富由之前的52.3%萎缩到38.6%。到1771年，有近1/3的人口是无财产的劳动者，许多手工业者失去了选举权。⑥所以在18世纪中后期，人们给教皇模拟像盛装打扮，带上银色假发和镶金边的帽子沿街巡游的行动，所讽刺的对象已经不是天主教，而是借机向殖民地上层社会表达不满。戴维斯认为“狂欢节是把破坏的秩序制度化的时候，是一系列颠倒了的仪式”，⑦教皇节中体现的正是扭曲和颠倒的权力关系。表面上看，教皇节是对殖民地政治结构的挑战，但是节庆是在现有的权力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他们公然反对这种权力结构时，他们也有意无意加强了这种结构。⑧
可见，18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教皇节，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借由殖民地社会效忠英王和反天主教的政治话语，试图在保守严苛的清教社会环境中寻找突破口，以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行动；另一方面则由于殖民地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失去选举资格的底层人民以教皇节为宣泄口，发泄对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的不满情绪。
二、印花税法危机与
教皇节仪式、功能的变化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欢诞日经常演变为民众起义，但此情形并没有在北美出现，教皇节的狂欢行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和社会革命，与之相反，到了18世纪60年代，教皇日庆典上经常出现的骚乱突然沉寂下来，该节日在北美历史的节点上扮演起了新的角色。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战时繁荣的经济迅速陷入萧条，以贸易和造船业为主的新英格兰沿海城镇受到的沖击更大，许多底层劳动者衣食无着。①在此同时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并在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此举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对，并引发激烈的反英情绪。1765年8月14日，波士顿民众聚集在南区的一棵后来被称为“自由树”的榆树下抗议《印花税法》，他们称自己为“自由之子”，并在树上悬挂印花税代销商安德鲁·奥利弗的人偶和撒旦的模拟像，显然是在模仿教皇节的形式。此后，波士顿发生了暴力抗税风潮，参与的民众甚至严重毁坏了时任大法官哈钦森的宅邸。
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案生效当日，殖民地居民将其作为悲悼日，各地钟声长鸣，波士顿民众聚集在“自由树”下焚烧首相格伦威尔的模拟像。②鉴于此时紧张的政治形势，教皇节巡游也一改从前喧嚣纷乱的气氛。在波士顿，更由于前一年的教皇节活动致使一名小男孩死亡，加之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上层精英担心城市的安全和声誉受到影响，因而试图控制这次节庆活动。据《波士顿公报》的报道，③由几位绅士出面调停，使得南北帮派达成和解，帮派首领麦金托什和斯威夫特决定联合举行活动，并保证会在节庆活动上维持公共秩序。因而在1765年教皇节游行中，花车巡游的模拟像不仅有教皇和撒旦，还增加了象征着暴政、压迫和奴役的人偶，游行的队伍平静而肃穆，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几千个人的队伍中”竟然没有引起任何骚乱。④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扬认为，“教皇节为1764—1765年的反抗《印花税法》运动搭建起脚手架，构建出象征意义和领导力，将帮派之间的争斗转变为对英国统治的一致抗争”。⑤
虽然1765年的波士顿教皇节在规模上达到历史之最，但其节庆性质已经悄然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相互妥协的结果。对于精英阶层而言，他们虽不是教皇节街头庆祝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当反英情绪日渐高涨之时，他们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并敏锐地注意到花车模拟像巡游背后的价值。通过抗税运动，殖民地的精英阶层抓住机会，将教皇日引导进有利于反英抗争的轨道，完成了对大众文化的改造，从前那种喧嚣混乱的底层狂欢被更符合上层社会审美的具有共和精神的新秩序所取代，教皇节内化为美国革命的一部分。
更值得注意到的是，波士顿反英抗争中的底层民众并非一群乌合之眾，他们不仅组织得力，而且还与精英阶层讨价还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世纪60年代最有名的底层民众领导人埃比尼泽·麦金托什。⑥麦金托什出生于贫苦家庭，是波士顿的一名鞋匠。1764年，27岁的麦金托什被选为波士顿南区帮派的领袖，第二年他领导成员参与了著名的8月14日“自由树”抗议行动。虽然麦金托什因这一系列暴力活动受到控告，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底层民众中的领袖地位。为了说服帮派采用温和的方式庆祝教皇节，波士顿上层精英不得不允诺为帮派成员们举办三次大型宴会。在教皇日的花车巡游上，麦金托什还穿戴着由波士顿富商提供的华服与民兵司令威廉·布拉特尔一齐行进。⑦当日“麦金托什‘将军身着蓝金相间的制服，戴着有金色饰带的礼帽，持藤条手杖，用扩音喇叭宣布命令”，⑧俨然成为了运动领袖。
可见麦金托什等人并非敲诈勒索的底层暴民，他懂得如何为自身阶层争取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波士顿士绅的尊重。尽管如麦金托什一样的底层人物长时间被埋没于历史之中，但是其事迹有助于我们从更完整的角度理解美国革命前夕底层民众在政治抗争中的作用。
在此后的十年，教皇节庆典都延续了1765年的风格，极少发生暴力事件，花车模拟像巡游也愈加具有反英性质，除教皇外，民众总是会选择一些官员和效忠派人士的模拟像一同巡游。1767年的庆典上，民众制作了在波士顿遭人憎恶的海关官员查尔斯·帕克斯顿的模拟像，在上面挂上写有“人民忠实的仆人，孤家寡人的朋友”字样的牌子，以嘲笑其守旧做作的行为举止；①还在灯罩上写着“国王忠诚的臂膀”和“忠诚的美利坚人”以向英王表达权利诉求。1769年，人们又将靶子转向苏格兰书商约翰·梅因，一位效忠派成员，并编写了一首藏头诗嘲笑他。②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1773年也成为教皇节上民众攻击的对象，因其写给伦敦官员主张压制民主、加强对殖民地管制的信件被富兰克林披露，哈钦森成为波士顿最不受欢迎的人。1774年，诺斯勋爵、盖奇将军的模拟像也出现在罗德岛和纽波特的游行花车上。③
不过，即便教皇节经过改造之后变得相对温和，但底层民众的情绪还是会通过其他途径宣泄出来，教皇节上的模拟像被用在其他的政治抗争中，使得许多殖民地官员更加感到恐慌。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765年以后，教皇节衍生出一套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象征性仪式，这些仪式随着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作为斗争武器，渗透到了革命前夕的抗争政治文化中。团结和秩序取代了暴力与狂欢，教皇节初始的意义被淡忘，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新型政治性节日。
1774年3月，北美殖民地的分离倾向趋于明显，此时英国政府颁布《魁北克法案》，宣布天主教在魁北克合法化。1775年，新任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正酝酿远征加拿大的计划，需要得到加拿大信奉天主教的法裔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因而对教皇节所带有的反天主教象征意义深感不安。针对许多新英格兰士兵准备观看在波士顿举办的教皇节一事，他发布命令称：
作为总司令，当我被告知那极为可笑且幼稚的焚烧教皇模拟像的仪式时，实在惊讶于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如此没有常识，没有发现这种活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此不合时宜。现在我们是如此需要加拿大人民的友谊与支援，他们是美利坚自由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势下，还侮辱他们的信仰，实在荒谬，实难宽恕；与其中伤，不如献出我们对这些同胞兄弟的感激之情，愿我们能战胜在加拿大共同的敌人。④
可见，虽然华盛顿此时是出于军事考虑谴责教皇节，但也表露出对于底层文化的困惑与轻蔑。由于华盛顿的远征计划并没有成功，1776年，波士顿的年轻人又恢复了传统。但等到第二年，法国决定和美国结盟，出兵参战。由于美法同盟关系的影响以及独立战争中英军对波士顿的占领，新英格兰的反天主教节日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不过一部分新英格兰底层青年们对于这一传统并没有放弃，而是找到了新的嘲弄对象。在1780年阿诺德将军反叛之后，新英格兰民众就用阿诺德取代了教皇作为模拟像，表达对这个美国叛徒的憎恨。
三、结语
综而述之，教皇节作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传统节庆的衍生物，在新英格兰兴盛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北美殖民地由一个王权统治下的前现代的等级社会不断向基于民主、共和、自由等理念迈进的现代国家转变的时代。传统等级社会给予底层民众构建其自身文化的土壤，并维持着默契的权力关系。但至18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地与母国矛盾的加深，殖民地人民开始重新思考政治的内在逻辑，教皇节中基于传统社会等级的象征仪式被全新的革命内涵所代替。这种经过改造的大众文化，可将社会各阶层都纳入共同的政治行动中。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通过沟通与妥协，建立了彼此可以接受的文化审美，教皇节遂成了为革命而生的革命节日，随着旧时代的终结，它也必然走入历史。
【作者简介】王仲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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