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波助澜：临时委员会与杜鲁门政府的国际核决策
摘 要 临时委员会是杜鲁门上台之初，由陆军部长史汀生组建的核事务咨询机构。在该机构半年的运转过程中，它对杜鲁门政府的国际核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协助制定对日轰炸目标，反对“弗兰克报告”中的轰炸前演习的建议，为波茨坦会议中的“原子外交”出谋划策，为美国政要制定相应公开文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日核轰炸决策。该委员会讨论产生的同苏联分享核情报、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建议，开启了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决策大辩论，也实际上奠定了以后美国国际管制政策的框架。临时委员会虽非 “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核政策，但它的确实现了其 “咨询”使命，并在美国核政策的出台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原子外交，临时委员会，杜鲁门，史汀生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48-07
在美国核武器早期发展史上，曼哈顿工程的开启、对日使用原子弹以及氢弹的研制是三项重要的决定。这三项中，第一个由罗斯福政府完成，后两个都由杜鲁门政府完成。因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而继承总统职位的杜鲁门上台之初对原子弹计划还一无所知，那么在他任内如何就核问题做出决策，成为史学家关注的一项重点。限于篇幅，本文重心放在以往史家论述不多的“临时委员会”与杜鲁门政府国际核决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在杜鲁门上台后不久设立，是就核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机构，1945年11月初解散。①学术界对这一机构不多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史，提供了该机构的大量事實，但缺乏深入的分析；②二是只把重点放在对日使用原子弹问题上，而忽略了临时委员会规划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方面的活动。③本文结合前人成果和档案资料，尝试分析“临时委员会”对杜鲁门政府的对日核轰炸和原子能国际管制两项决策的影响。
一、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及组成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位。为了让新总统了解原子弹研制的问题，25日，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曼哈顿工程计划的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前往白宫。史汀生向杜鲁门汇报说，4个月内美国将制成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武器可能摧毁一座城市。虽然美英共同开发这种武器，但目前只有美国有制造能力，然而垄断不会持久，今后苏联可能跟进。考虑到世界道德进步的情况，人类文明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因此，原子弹的控制将成为任何国家内部与世界诸国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它将牵涉彻底的监控权和国际管制。史汀生请求总统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研究这种新力量的含义并向杜鲁门提供咨询，以帮助后者进行决策。格罗夫斯则递交了一份25页的报告，汇报了曼哈顿工程的整个过程和出现的问题。①
实际上，罗斯福的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以及化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 柯南特（James B. Conant）早在1944年12月就向陆军部提出，应该成立某种顾问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新闻稿、就核问题提供立法建议。1945年2月，布什再次建议成立委员会，并提出了部分委员的人选。②
由史汀生转呈的组建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杜鲁门的肯定。5月初，临时委员会成立，其成员除了主席史汀生外，还包括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史汀生有关核计划的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George L. Harrison）（史汀生不在时代理主席职务），海军部副部长、前芝加哥金融家拉尔夫·巴德（Ralph Bard），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际贸易专家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 康普顿（Karl T. Compton），以及布什和柯南特。以上人选由史汀生任命，还有一位是杜鲁门亲自任命的私人代表贝尔纳斯（James Bynes）。③在史汀生办公室工作的陆军少尉戈登·阿尼森（R. G. Arneson）被任命为临时委员会秘书和书记官。后来，临时委员会又下设“科学小组”（Scientific Panel），该小组不仅可处理技术问题，还可就该问题的政治方面发表观点。科学小组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 O. Lawrence），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阿瑟·H. 康普顿（A.H. Compton），以及极为重要的人物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原子弹就是在他的实验室里组装的。④
1945年5月9日，临时委员会在陆军部长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目的是向成员介绍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关于原子弹项目的一般背景。史汀生解释说，委员会由总统批准建立，负责研究和报告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战时临时控制、宣传，并为战后的原子能研究、发展、管制以及相关立法做出建议。委员会报告提交陆军部长，由其提交总统。⑤在31日的会议上，史汀生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委员会之所以叫作“临时”委员会，是因为希望以后通过国会或通过条约，建立常设性的机构，发挥监督、管制和控制的作用。⑥
二、临时委员会与对日核轰炸
对广岛和长崎两地进行核轰炸，被认为是杜鲁门政府“最受争议”的行动之一。⑦争论的问题包括：在日本已是强弩之末的情况下，轰炸行动是否必要？即便必要，在第一颗原子弹已造成巨大伤亡后，是否还需要投第二颗原子弹？对日核轰炸时，赢得战争和赢得对苏政治军事优势，哪个更为重要？杜鲁门、史汀生等人在这项决策上起到何种作用？等等。少量研究涉及了临时委员会，但一般认为该委员会影响很小，如美国学者、曾做过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顾问的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就认为临时委员会“很少考虑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样的难题”。他引用采访阿尼森的谈话，“从早期的一些文件（会议记录）看，是否使用和在何处使用原子弹并不是会议的议题”。⑧斯坦福大学教授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称临时委员会并未讨论“是否”会使用原子弹，而是“如何”使用它。①应该说伯恩斯坦的这一评价更为公允，但他同样未能全面总结临时委员会的作用。
确实，临时委员会不但不反对对日核轰炸，还协助遴选了轰炸的大致目标。在5月31日和6月1日的会议讨论中，委员会成员认为原子弹和一般武器一样，在打击敌人的效果上并无不同。唯一的区别，如同奥本海默提出的，就是影响更大，在轰炸点2/3英里半径内的人都将遭受危险。临时委员会围绕轰炸目标及其可能效果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达成的结论有三：原子弹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轰炸目标应选择在周围有大量工人住宅的兵工厂；轰炸前不应给日本提前警告。②这三项建议为史汀生所接受，广岛和长崎最后被定为轰炸目标。③
临时委员会在上述会议中，也确定了关于原子彈使用的另外一项原则，即保密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临时委员会对“弗兰克报告”的态度。
虽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尚未完成，但是参与核工作的科学家已看到这种武器对人类的致命影响。芝加哥大学组织了自己的委员会，详细讨论与原子能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哥廷根大学教授弗兰克（Frank）负责主持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备忘录因此后来被称为“弗兰克报告”。6月11日，“弗兰克报告”以隆重的请愿形式提交给史汀生。报告一开始声明科学家没有责任评论内政外交问题，但他们有责任提醒人们注意到无法想象的危险性。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以往所有武器，科学家的发明无法对此防御，而只有通过世界性的新政治组织才能实现。他们再次预见一定会展开军备竞赛，为避免这一点，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对各国原子军备建立国际监督的措施。然而，如果美国以原子弹突袭日本，这种信任就会遭到破坏，也会让美国丧失信义，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报告不建议轰炸日本，而把原子弹投在沙漠或荒岛上以作为威力演习，并请联合国全体代表前去参观。这时，如果美国向世界宣布，虽然美国有这种武器，但如果各国和美国联合一起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美国将不使用它。如此就能为国际协议的达成创造良好的气氛。弗兰克到华盛顿后把报告交给了康普顿，康普顿又转给史汀生的副手哈里森，最终接到报告的史汀生把其转交了临时委员会。④
临时委员会先是在科学小组内讨论了这一报告。支持公开演习的人很少。如果公开演习，日本“派谁参加呢？”“参加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报告呢？你得告诉他带上什么仪器，站在哪里，测量什么。否则，这种表演看上去就像放烟火。只有懂行的人才了解他观察到的东西……为了使表演逼真，你得建造一个模型城市。还需要在我们同日本人之间建立起一定级别的联系，这在战时是不可想象的。”奥本海默认为这种表演毫无益处。而且，如果公开演习失败、产生哑弹，只能加强日本的抵抗意志。科学小组的结论是，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弹，他们并无别的建议。6月21日，临时委员会讨论了“弗兰克报告”和科学小组的结论，最后重申了5月31日和6月1日会议的立场，即核武器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在使用前无需警告，针对的目标是周边有民居的兵工厂。⑤“弗兰克报告”被拒绝，实际上让美国政府丧失了考虑不使用原子弹的最后机会。
临时委员会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对日使用前，是否应告知苏联此种武器的存在。在5月31日的会议上，奥本海默建议采取试探性方式，笼统地告诉对方大致情况而不提供有关美国成果的细节；与会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说，不用担心他们会把这些情报泄露给日本人，但贝尔纳斯担忧的是俄国知道后会要求成为合作伙伴。①6月6日，史汀生曾向杜鲁门建议，在对日核轰炸前，不应向他们或其他任何人泄露相关消息。②考虑需要等待核试验的结果，杜鲁门把原定的波茨坦美苏英“三巨头会议”拖延到了7月15日。在此期间，临时委员会让史汀生改变了看法。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委员会成员考虑到战后要寻求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也考虑到核试验成功后关于项目的一般情况会公之于众，因此建议在波茨坦会议上，总统应在适当时机告知苏联，美国正研制核武器，并打算用之对付日本；总统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将来会用这种武器维持和平；如果俄国人希望获得更多细节，则告知无法提供。③
史汀生接受此项建议，并强烈向杜鲁门作了推荐。④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的沙漠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把试验成功的消息先与丘吉尔沟通，并主张也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同意告诉斯大林“这一伟大的新情况”，但不告诉“细节”，并认为早告诉比晚告诉好。⑤7月24日，全体会议结束后，当斯大林即将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走上前去。杜鲁门不留痕迹地跟他说：“我们又有了一种罕见的杀伤性力量。”然而他没有说这是原子弹。据杜鲁门回忆录的记载，斯大林说“他对此表示高兴，希望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对抗日本人”。⑥
临时委员会与对日使用原子弹有关的另一行动是起草相关的公开声明文本。这些声明包括：一旦核试验成功发表一项一般的声明；在对日使用原子弹后总统的简短声明以及陆军部长的长篇声明。从5月14日临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始，就围绕这些声明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中间多次征集格罗夫斯、史汀生，以及英国方面的意见，直到声明最后发表前夕一直进行着修改。7月2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对日使用原子弹。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放原子弹，共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在广岛投掷原子弹16个小时之后，杜鲁门发表了临时委员会拟定的声明，称美国科学家和政府无意对世界保留科技知识，关于原子能的各项工作均将公布于众，但在找到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免遭突然破坏的办法之前，“美国并不打算泄露其生产及军事应用的技术流程”。他将建议国会，要建立委员会以管制美国国内的原子能，并表示随后还将提议如何才能把原子能变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⑦
因此，在对日核轰炸上，临时委员会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它往往是在顺从美国政要对日应该使用核武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挥着补充性的作用。它针对轰炸目标的选择、反对主张提前公开表演的“弗兰克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对日核决策；它为波茨坦会议提供的建议和起草的公开声明，直接影响了杜鲁门的行动。但期待临时委员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正如其成员所认识到的，军事决定应该由军方做出最后决定，他们只是建议应该使用核武器，但在何时以及如何使用应交给格罗夫斯。⑧但就像我们考察的，认为临时委员会在对日使用核武器上没有任何作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临时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管制问题
如果说，对日使用核武器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原子能的军事利用、及时利用，主要是为美国二战中的当前需要服务的，那么，讨论原子能信息的共享与管制机制问题，则涉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长远发展，涉及在二战以后如何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大而言之，如何长久地保持人类文明持久存在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在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美国的核计划不应被单纯地看作是军事武器，而是人与宇宙的一种新关系。“这一发现或可比作哥白尼理论和重力法则的发现，但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又远比它们重要。即便到目前为止，這一领域的进展是由战争推动的，但重要的是意识到该计划远超目前战争的意义。如想让它成为未来和平的保证，而非成为文明的威胁，就必须对其加以管制。”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临时委员会的另一工作重点。
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是随着原子能的发展、尤其是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而逐步被提出的。以玻尔为代表的核物理学家，早在1944年初就开始思考，如何能让原子能成为造福人类的能源而不是毁灭人类的工具，其设想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大国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进行国际管制。②1944年9月，参与美国核决策的科学家布什、柯南特在给史汀生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公布基本的科学信息，推动国家立法管制原子能。他们建议，与英国、加拿大签署条约，让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管制与美国近似，从而让交流能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信中警告，认为美国会一直掌握原子机密的想法是危险的。他们建议设立某种国际管制机构，其中俄国有一席之地。美英在控制原料方面进行合作，但并不愿因同英国的合作而损害同俄国的关系。希望通过采取手段，在多边基础上建立国际管制，避免核武器竞赛。③这些建议虽然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但它们为临时委员会的相关讨论铺垫了基础。
1945年5月14日，临时委员会初步讨论了国际管制问题。会议讨论了同英国合作的协议，如《魁北克协定》和联合发展托拉斯的实践。④会上散发了布什和柯南特1944年的备忘录，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提供的涉及管制问题的备忘录，供参会人员会后讨论。布什督促说，应进一步获得科学家的洞见，以及与玻尔展开谈话。⑤
在以后的诸多会议上，围绕着国际管制问题的讨论有如下几个主题。
首要的是判断美国的优势地位还能保持多久，换句话说，最有可能的竞争者俄国人赶上来还需要多长时间。在5月18日的会议上，贝尔纳斯在阅读了去年9月布什和柯南特的信后，对他们提出的苏联将在3到4年赶上的判断感兴趣，认为这个时间要点决定了总统是否在7月测试之后，把核武器的情况告诉俄国人。格罗夫斯不同意这个时间判断，他看低俄国人的能力，认为后者需要20年才能拥有核武器。布什并未参会，但柯南特为他们的立场做了辩护，认为4年更为合理。⑥在5月底的会议上，阿瑟·康普顿则提出，美国的竞争者赶上来需要6年。⑦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史汀生除了邀请科学家，还请了一些工业家评论这一问题。每人都畅所欲言，他们的估计在3～4年到20年两个极端之间，但更多的是接近布什和柯南特所主张的数字。⑧
无论时间多久，面临着被追赶和超越的可能，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就成为临时委员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5月31日的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劳伦斯称，美国要想领先就必须比任何其他国家知道的更多，研究必须无休止地进行；新方法和材料急须调查研究；政府应当发动一个积极的工厂扩张和储备项目；只有通过这种艰苦的战役，美国才能维持领先的地位。卡尔·T. 康普顿宣称要鼓励工业进步，以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奥本海默提出了研制热核弹的问题，认为研制这个需要3年。由这些讨论可以看出，虽然临时委员会的科学家应对之策并不相同，但他们其实都主张“以实力求和平”，通过加快发展、超前发展来维持美国的核地位。这些建议让史汀生印象深刻，他认为此次会议的主旨即是应保持美国的工业工厂完好无损，为军事和工业利用贮存材料，为工业发展打开大门。①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分享信息的问题，以及围绕分享所伴随的管制和监察机制问题。奥本海默提出，如想挖掘研究潜力，就要保持更为宽松和正常的研究环境，这一主张得到与会科学家的广泛支持。这就自然地提出了分享知识的问题。与会多数人的态度是，鉴于核相关的基本知识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扩散，在该问题上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对科学想法进行限制或民族化是做不到的。奥本海默指出，该研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为了缩短战争，而根本目标则在于扩大人类的福祉，因此，如果能在核武器被使用前交换情报，则可以极大地增强美国的道德立场。卡尔·T. 康普顿表示如果能够安全地分享知识，则依旧可以保持领先地位。布什持谨慎态度，认为如果只是单向地把研究结果交给俄国人而不是与之交换，则无法长久维持领先地位，但他同样对民主国家的优势抱有信心，因为英美科学家显然就超过了德国人。
但是，在分享机制所必需的监察权问题上，与会人员有较大分歧。柯南特提出，即便在科学家之间实现某种交流安排，也需要监察机制，这种机制是实现国际管制基础上的交流所必需的。但马歇尔、克莱顿对这一设想没有太多的信心。马歇尔设想的是，在思想相似的大国间建立一个组织，通过联合的力量迫使俄国遵循此方针。
贝尔纳斯建议，最为可取的方案是尽可能快地推进生产和研究，从而确保美国能够保持领先，与此同时改善美国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所有出席者的普遍赞成。②
基于监察基础上实现信息分享，是这次会议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途径的贡献，虽然这些讨论还不成熟。6月6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结了这次会议的管制建议。他说，委员会只是建议，每个国家都公开其已经完成的原子能工作，而为了确保大家愿意承诺做到这一点，委员会赞成组建一个拥有完整监察权的国际控制委员会。史汀生说，这还远远不够完美，而且俄国人也许不会同意。但他强调，美国所能做的是，积累足够的裂变物质，这样即便管制的努力失败，美国也不会陷入无助的境地。另一方面就是，在管制机制建立前，不应该解密美国的情报。杜鲁门和史汀生都赞同，应该与俄国人快速达成一项协议，考虑将他们作为曼哈顿工程的伙伴。③
1945年7月19日，临时委员会开会，这时出现了有关国际管制的新提议。布什和柯南特建议在联合国组织（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里成立一个“科技办公室”（Scientific Office），该机构发布在核物理研究方面的所有研究，科学家们可自由接触开展此项工作的所有实验室。但至少在5年的时间内，该机构无权访问美国制造裂变方法技术细节的设施。美国会通知世界其核武器库的数量和当量。如果此种安排付诸实践，美国将向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技术信息，使得它们核武化的时间缩短为2年，但这是避免军备竞赛的最好办法。具体方法上，迅速推进完全的互换是空想，可以通过有限给与的方式测试俄国的意愿。委员会认为这些想法很好，但同布什和柯南特一样，它赞同推迟考虑，直到其他成员从波茨坦归来。④
临时委员会的上述各种讨论，实际上奠定了以后美国国际管制政策的基础。它对于竞争者追赶时间的分析，让国际管制机制的建立有了某种紧迫感；它对于通过加快发展从而保持领先的提议，在原子领域里创立了“以实力求和平”的信条，成为以后美苏两国进行核竞赛的共同信念；它的主张，诸如通过加强国际监督机制，在联合国内创立某种委员会，通过大国尤其是美苏合作来进行管制，以及在管制机制健全前不公开美国机密，等等，直接勾勒了未来美国国际管制政策的基本框架。
原子弹在7月份的实验成功和8月份两次用于对日作战，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在这一背景下，临时委员会在国际管制问题上的诸多讨论终于再次引起高层的重视。9月11日，史汀生以“控制原子弹的建议行动”为主题，向杜鲁门提交了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原子弹的问世极大地增加了文明社会的军事利益，并很可能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武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俄国在大陆上逐渐壮大的影响力，而且美英形成集团反对苏联拥有核武器，這些导致苏联更强烈地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拥有该武器，从而引发秘密军备竞赛。史汀生估计，苏联制造原子弹的时间，最短4年，最长20年。而当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时，它是否会愿意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可知。为了人类文明的长久存在，而不是只存在5年或20年，当务之急是在核问题上与苏联建立互信的关系，而不是让这种武器在屁股上招摇从而增加苏联人的怀疑。史汀生建议采取直接的方式与苏联沟通，具体做法是在与英国沟通后提出方案，从而事实上准备与俄国人建立一种安排，总体目标在于控制并限制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进行使用，尽可能鼓励原子能朝着和平和人道主义的目的发展。具体内容可包括：如果英苏承诺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会停止将原子弹作为一种军事武器进一步改进和生产制造；承诺不把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进行使用，并拆掉美国已有的原子弹。美国或许同样考虑与英国以及苏联签署一个盟约，以便在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基础上出于商业和人道主义目的应用原子能，对由此而起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利益进行交换。具体流程上，史汀生建议在英国支持下采取行动，美英苏取得一致后再把法国、中国引入其中，最终将这一协定融入联合国的框架中。如果一开始就让那些没有原子潜力的小国卷入其中，或者一开始就在多国组织中提出该方案，不会引起苏联的认真对待，甚至会激怒苏联。①史汀生的备忘录，实际上是临时委员会相关工作的结晶。内阁成员围绕该备忘录进行了多方讨论，让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首次进入决策争论阶段，并为随后美国初步出台国际管制政策提供了基础。
综合本文的考察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政府第一个原子能咨询机构，临时委员会在美国的国际核决策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响应了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并在目标选定、保密原则、波茨坦原子外交、原子能公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更为关键的，它的各种讨论，为美国的国际原子能管制政策提供了基础。如果说临时委员会“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核政策，那无疑是过分夸大的；但它的确实现了其“咨询”使命，并在美国核政策的出台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原子外交，临时委员会，杜鲁门，史汀生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48-07
在美国核武器早期发展史上，曼哈顿工程的开启、对日使用原子弹以及氢弹的研制是三项重要的决定。这三项中，第一个由罗斯福政府完成，后两个都由杜鲁门政府完成。因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而继承总统职位的杜鲁门上台之初对原子弹计划还一无所知，那么在他任内如何就核问题做出决策，成为史学家关注的一项重点。限于篇幅，本文重心放在以往史家论述不多的“临时委员会”与杜鲁门政府国际核决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在杜鲁门上台后不久设立，是就核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机构，1945年11月初解散。①学术界对这一机构不多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史，提供了该机构的大量事實，但缺乏深入的分析；②二是只把重点放在对日使用原子弹问题上，而忽略了临时委员会规划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方面的活动。③本文结合前人成果和档案资料，尝试分析“临时委员会”对杜鲁门政府的对日核轰炸和原子能国际管制两项决策的影响。
一、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及组成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位。为了让新总统了解原子弹研制的问题，25日，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与曼哈顿工程计划的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前往白宫。史汀生向杜鲁门汇报说，4个月内美国将制成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武器可能摧毁一座城市。虽然美英共同开发这种武器，但目前只有美国有制造能力，然而垄断不会持久，今后苏联可能跟进。考虑到世界道德进步的情况，人类文明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因此，原子弹的控制将成为任何国家内部与世界诸国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它将牵涉彻底的监控权和国际管制。史汀生请求总统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研究这种新力量的含义并向杜鲁门提供咨询，以帮助后者进行决策。格罗夫斯则递交了一份25页的报告，汇报了曼哈顿工程的整个过程和出现的问题。①
实际上，罗斯福的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以及化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 柯南特（James B. Conant）早在1944年12月就向陆军部提出，应该成立某种顾问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新闻稿、就核问题提供立法建议。1945年2月，布什再次建议成立委员会，并提出了部分委员的人选。②
由史汀生转呈的组建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杜鲁门的肯定。5月初，临时委员会成立，其成员除了主席史汀生外，还包括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裁、史汀生有关核计划的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George L. Harrison）（史汀生不在时代理主席职务），海军部副部长、前芝加哥金融家拉尔夫·巴德（Ralph Bard），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国际贸易专家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 康普顿（Karl T. Compton），以及布什和柯南特。以上人选由史汀生任命，还有一位是杜鲁门亲自任命的私人代表贝尔纳斯（James Bynes）。③在史汀生办公室工作的陆军少尉戈登·阿尼森（R. G. Arneson）被任命为临时委员会秘书和书记官。后来，临时委员会又下设“科学小组”（Scientific Panel），该小组不仅可处理技术问题，还可就该问题的政治方面发表观点。科学小组成员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 O. Lawrence），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阿瑟·H. 康普顿（A.H. Compton），以及极为重要的人物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原子弹就是在他的实验室里组装的。④
1945年5月9日，临时委员会在陆军部长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目的是向成员介绍委员会的功能，以及关于原子弹项目的一般背景。史汀生解释说，委员会由总统批准建立，负责研究和报告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战时临时控制、宣传，并为战后的原子能研究、发展、管制以及相关立法做出建议。委员会报告提交陆军部长，由其提交总统。⑤在31日的会议上，史汀生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委员会之所以叫作“临时”委员会，是因为希望以后通过国会或通过条约，建立常设性的机构，发挥监督、管制和控制的作用。⑥
二、临时委员会与对日核轰炸
对广岛和长崎两地进行核轰炸，被认为是杜鲁门政府“最受争议”的行动之一。⑦争论的问题包括：在日本已是强弩之末的情况下，轰炸行动是否必要？即便必要，在第一颗原子弹已造成巨大伤亡后，是否还需要投第二颗原子弹？对日核轰炸时，赢得战争和赢得对苏政治军事优势，哪个更为重要？杜鲁门、史汀生等人在这项决策上起到何种作用？等等。少量研究涉及了临时委员会，但一般认为该委员会影响很小，如美国学者、曾做过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顾问的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就认为临时委员会“很少考虑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样的难题”。他引用采访阿尼森的谈话，“从早期的一些文件（会议记录）看，是否使用和在何处使用原子弹并不是会议的议题”。⑧斯坦福大学教授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称临时委员会并未讨论“是否”会使用原子弹，而是“如何”使用它。①应该说伯恩斯坦的这一评价更为公允，但他同样未能全面总结临时委员会的作用。
确实，临时委员会不但不反对对日核轰炸，还协助遴选了轰炸的大致目标。在5月31日和6月1日的会议讨论中，委员会成员认为原子弹和一般武器一样，在打击敌人的效果上并无不同。唯一的区别，如同奥本海默提出的，就是影响更大，在轰炸点2/3英里半径内的人都将遭受危险。临时委员会围绕轰炸目标及其可能效果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达成的结论有三：原子弹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轰炸目标应选择在周围有大量工人住宅的兵工厂；轰炸前不应给日本提前警告。②这三项建议为史汀生所接受，广岛和长崎最后被定为轰炸目标。③
临时委员会在上述会议中，也确定了关于原子彈使用的另外一项原则，即保密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临时委员会对“弗兰克报告”的态度。
虽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尚未完成，但是参与核工作的科学家已看到这种武器对人类的致命影响。芝加哥大学组织了自己的委员会，详细讨论与原子能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哥廷根大学教授弗兰克（Frank）负责主持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备忘录因此后来被称为“弗兰克报告”。6月11日，“弗兰克报告”以隆重的请愿形式提交给史汀生。报告一开始声明科学家没有责任评论内政外交问题，但他们有责任提醒人们注意到无法想象的危险性。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了以往所有武器，科学家的发明无法对此防御，而只有通过世界性的新政治组织才能实现。他们再次预见一定会展开军备竞赛，为避免这一点，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对各国原子军备建立国际监督的措施。然而，如果美国以原子弹突袭日本，这种信任就会遭到破坏，也会让美国丧失信义，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报告不建议轰炸日本，而把原子弹投在沙漠或荒岛上以作为威力演习，并请联合国全体代表前去参观。这时，如果美国向世界宣布，虽然美国有这种武器，但如果各国和美国联合一起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美国将不使用它。如此就能为国际协议的达成创造良好的气氛。弗兰克到华盛顿后把报告交给了康普顿，康普顿又转给史汀生的副手哈里森，最终接到报告的史汀生把其转交了临时委员会。④
临时委员会先是在科学小组内讨论了这一报告。支持公开演习的人很少。如果公开演习，日本“派谁参加呢？”“参加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报告呢？你得告诉他带上什么仪器，站在哪里，测量什么。否则，这种表演看上去就像放烟火。只有懂行的人才了解他观察到的东西……为了使表演逼真，你得建造一个模型城市。还需要在我们同日本人之间建立起一定级别的联系，这在战时是不可想象的。”奥本海默认为这种表演毫无益处。而且，如果公开演习失败、产生哑弹，只能加强日本的抵抗意志。科学小组的结论是，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弹，他们并无别的建议。6月21日，临时委员会讨论了“弗兰克报告”和科学小组的结论，最后重申了5月31日和6月1日会议的立场，即核武器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在使用前无需警告，针对的目标是周边有民居的兵工厂。⑤“弗兰克报告”被拒绝，实际上让美国政府丧失了考虑不使用原子弹的最后机会。
临时委员会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对日使用前，是否应告知苏联此种武器的存在。在5月31日的会议上，奥本海默建议采取试探性方式，笼统地告诉对方大致情况而不提供有关美国成果的细节；与会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说，不用担心他们会把这些情报泄露给日本人，但贝尔纳斯担忧的是俄国知道后会要求成为合作伙伴。①6月6日，史汀生曾向杜鲁门建议，在对日核轰炸前，不应向他们或其他任何人泄露相关消息。②考虑需要等待核试验的结果，杜鲁门把原定的波茨坦美苏英“三巨头会议”拖延到了7月15日。在此期间，临时委员会让史汀生改变了看法。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委员会成员考虑到战后要寻求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也考虑到核试验成功后关于项目的一般情况会公之于众，因此建议在波茨坦会议上，总统应在适当时机告知苏联，美国正研制核武器，并打算用之对付日本；总统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将来会用这种武器维持和平；如果俄国人希望获得更多细节，则告知无法提供。③
史汀生接受此项建议，并强烈向杜鲁门作了推荐。④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的沙漠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把试验成功的消息先与丘吉尔沟通，并主张也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同意告诉斯大林“这一伟大的新情况”，但不告诉“细节”，并认为早告诉比晚告诉好。⑤7月24日，全体会议结束后，当斯大林即将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走上前去。杜鲁门不留痕迹地跟他说：“我们又有了一种罕见的杀伤性力量。”然而他没有说这是原子弹。据杜鲁门回忆录的记载，斯大林说“他对此表示高兴，希望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对抗日本人”。⑥
临时委员会与对日使用原子弹有关的另一行动是起草相关的公开声明文本。这些声明包括：一旦核试验成功发表一项一般的声明；在对日使用原子弹后总统的简短声明以及陆军部长的长篇声明。从5月14日临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始，就围绕这些声明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中间多次征集格罗夫斯、史汀生，以及英国方面的意见，直到声明最后发表前夕一直进行着修改。7月2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对日使用原子弹。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放原子弹，共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在广岛投掷原子弹16个小时之后，杜鲁门发表了临时委员会拟定的声明，称美国科学家和政府无意对世界保留科技知识，关于原子能的各项工作均将公布于众，但在找到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免遭突然破坏的办法之前，“美国并不打算泄露其生产及军事应用的技术流程”。他将建议国会，要建立委员会以管制美国国内的原子能，并表示随后还将提议如何才能把原子能变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⑦
因此，在对日核轰炸上，临时委员会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它往往是在顺从美国政要对日应该使用核武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挥着补充性的作用。它针对轰炸目标的选择、反对主张提前公开表演的“弗兰克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对日核决策；它为波茨坦会议提供的建议和起草的公开声明，直接影响了杜鲁门的行动。但期待临时委员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正如其成员所认识到的，军事决定应该由军方做出最后决定，他们只是建议应该使用核武器，但在何时以及如何使用应交给格罗夫斯。⑧但就像我们考察的，认为临时委员会在对日使用核武器上没有任何作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临时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管制问题
如果说，对日使用核武器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原子能的军事利用、及时利用，主要是为美国二战中的当前需要服务的，那么，讨论原子能信息的共享与管制机制问题，则涉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长远发展，涉及在二战以后如何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大而言之，如何长久地保持人类文明持久存在的问题。正如史汀生在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美国的核计划不应被单纯地看作是军事武器，而是人与宇宙的一种新关系。“这一发现或可比作哥白尼理论和重力法则的发现，但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又远比它们重要。即便到目前为止，這一领域的进展是由战争推动的，但重要的是意识到该计划远超目前战争的意义。如想让它成为未来和平的保证，而非成为文明的威胁，就必须对其加以管制。”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临时委员会的另一工作重点。
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问题是随着原子能的发展、尤其是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而逐步被提出的。以玻尔为代表的核物理学家，早在1944年初就开始思考，如何能让原子能成为造福人类的能源而不是毁灭人类的工具，其设想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大国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进行国际管制。②1944年9月，参与美国核决策的科学家布什、柯南特在给史汀生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公布基本的科学信息，推动国家立法管制原子能。他们建议，与英国、加拿大签署条约，让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管制与美国近似，从而让交流能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信中警告，认为美国会一直掌握原子机密的想法是危险的。他们建议设立某种国际管制机构，其中俄国有一席之地。美英在控制原料方面进行合作，但并不愿因同英国的合作而损害同俄国的关系。希望通过采取手段，在多边基础上建立国际管制，避免核武器竞赛。③这些建议虽然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但它们为临时委员会的相关讨论铺垫了基础。
1945年5月14日，临时委员会初步讨论了国际管制问题。会议讨论了同英国合作的协议，如《魁北克协定》和联合发展托拉斯的实践。④会上散发了布什和柯南特1944年的备忘录，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提供的涉及管制问题的备忘录，供参会人员会后讨论。布什督促说，应进一步获得科学家的洞见，以及与玻尔展开谈话。⑤
在以后的诸多会议上，围绕着国际管制问题的讨论有如下几个主题。
首要的是判断美国的优势地位还能保持多久，换句话说，最有可能的竞争者俄国人赶上来还需要多长时间。在5月18日的会议上，贝尔纳斯在阅读了去年9月布什和柯南特的信后，对他们提出的苏联将在3到4年赶上的判断感兴趣，认为这个时间要点决定了总统是否在7月测试之后，把核武器的情况告诉俄国人。格罗夫斯不同意这个时间判断，他看低俄国人的能力，认为后者需要20年才能拥有核武器。布什并未参会，但柯南特为他们的立场做了辩护，认为4年更为合理。⑥在5月底的会议上，阿瑟·康普顿则提出，美国的竞争者赶上来需要6年。⑦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史汀生除了邀请科学家，还请了一些工业家评论这一问题。每人都畅所欲言，他们的估计在3～4年到20年两个极端之间，但更多的是接近布什和柯南特所主张的数字。⑧
无论时间多久，面临着被追赶和超越的可能，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就成为临时委员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5月31日的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劳伦斯称，美国要想领先就必须比任何其他国家知道的更多，研究必须无休止地进行；新方法和材料急须调查研究；政府应当发动一个积极的工厂扩张和储备项目；只有通过这种艰苦的战役，美国才能维持领先的地位。卡尔·T. 康普顿宣称要鼓励工业进步，以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奥本海默提出了研制热核弹的问题，认为研制这个需要3年。由这些讨论可以看出，虽然临时委员会的科学家应对之策并不相同，但他们其实都主张“以实力求和平”，通过加快发展、超前发展来维持美国的核地位。这些建议让史汀生印象深刻，他认为此次会议的主旨即是应保持美国的工业工厂完好无损，为军事和工业利用贮存材料，为工业发展打开大门。①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分享信息的问题，以及围绕分享所伴随的管制和监察机制问题。奥本海默提出，如想挖掘研究潜力，就要保持更为宽松和正常的研究环境，这一主张得到与会科学家的广泛支持。这就自然地提出了分享知识的问题。与会多数人的态度是，鉴于核相关的基本知识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扩散，在该问题上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对科学想法进行限制或民族化是做不到的。奥本海默指出，该研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为了缩短战争，而根本目标则在于扩大人类的福祉，因此，如果能在核武器被使用前交换情报，则可以极大地增强美国的道德立场。卡尔·T. 康普顿表示如果能够安全地分享知识，则依旧可以保持领先地位。布什持谨慎态度，认为如果只是单向地把研究结果交给俄国人而不是与之交换，则无法长久维持领先地位，但他同样对民主国家的优势抱有信心，因为英美科学家显然就超过了德国人。
但是，在分享机制所必需的监察权问题上，与会人员有较大分歧。柯南特提出，即便在科学家之间实现某种交流安排，也需要监察机制，这种机制是实现国际管制基础上的交流所必需的。但马歇尔、克莱顿对这一设想没有太多的信心。马歇尔设想的是，在思想相似的大国间建立一个组织，通过联合的力量迫使俄国遵循此方针。
贝尔纳斯建议，最为可取的方案是尽可能快地推进生产和研究，从而确保美国能够保持领先，与此同时改善美国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所有出席者的普遍赞成。②
基于监察基础上实现信息分享，是这次会议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途径的贡献，虽然这些讨论还不成熟。6月6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结了这次会议的管制建议。他说，委员会只是建议，每个国家都公开其已经完成的原子能工作，而为了确保大家愿意承诺做到这一点，委员会赞成组建一个拥有完整监察权的国际控制委员会。史汀生说，这还远远不够完美，而且俄国人也许不会同意。但他强调，美国所能做的是，积累足够的裂变物质，这样即便管制的努力失败，美国也不会陷入无助的境地。另一方面就是，在管制机制建立前，不应该解密美国的情报。杜鲁门和史汀生都赞同，应该与俄国人快速达成一项协议，考虑将他们作为曼哈顿工程的伙伴。③
1945年7月19日，临时委员会开会，这时出现了有关国际管制的新提议。布什和柯南特建议在联合国组织（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里成立一个“科技办公室”（Scientific Office），该机构发布在核物理研究方面的所有研究，科学家们可自由接触开展此项工作的所有实验室。但至少在5年的时间内，该机构无权访问美国制造裂变方法技术细节的设施。美国会通知世界其核武器库的数量和当量。如果此种安排付诸实践，美国将向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技术信息，使得它们核武化的时间缩短为2年，但这是避免军备竞赛的最好办法。具体方法上，迅速推进完全的互换是空想，可以通过有限给与的方式测试俄国的意愿。委员会认为这些想法很好，但同布什和柯南特一样，它赞同推迟考虑，直到其他成员从波茨坦归来。④
临时委员会的上述各种讨论，实际上奠定了以后美国国际管制政策的基础。它对于竞争者追赶时间的分析，让国际管制机制的建立有了某种紧迫感；它对于通过加快发展从而保持领先的提议，在原子领域里创立了“以实力求和平”的信条，成为以后美苏两国进行核竞赛的共同信念；它的主张，诸如通过加强国际监督机制，在联合国内创立某种委员会，通过大国尤其是美苏合作来进行管制，以及在管制机制健全前不公开美国机密，等等，直接勾勒了未来美国国际管制政策的基本框架。
原子弹在7月份的实验成功和8月份两次用于对日作战，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在这一背景下，临时委员会在国际管制问题上的诸多讨论终于再次引起高层的重视。9月11日，史汀生以“控制原子弹的建议行动”为主题，向杜鲁门提交了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原子弹的问世极大地增加了文明社会的军事利益，并很可能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武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俄国在大陆上逐渐壮大的影响力，而且美英形成集团反对苏联拥有核武器，這些导致苏联更强烈地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拥有该武器，从而引发秘密军备竞赛。史汀生估计，苏联制造原子弹的时间，最短4年，最长20年。而当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时，它是否会愿意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可知。为了人类文明的长久存在，而不是只存在5年或20年，当务之急是在核问题上与苏联建立互信的关系，而不是让这种武器在屁股上招摇从而增加苏联人的怀疑。史汀生建议采取直接的方式与苏联沟通，具体做法是在与英国沟通后提出方案，从而事实上准备与俄国人建立一种安排，总体目标在于控制并限制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进行使用，尽可能鼓励原子能朝着和平和人道主义的目的发展。具体内容可包括：如果英苏承诺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会停止将原子弹作为一种军事武器进一步改进和生产制造；承诺不把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进行使用，并拆掉美国已有的原子弹。美国或许同样考虑与英国以及苏联签署一个盟约，以便在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基础上出于商业和人道主义目的应用原子能，对由此而起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利益进行交换。具体流程上，史汀生建议在英国支持下采取行动，美英苏取得一致后再把法国、中国引入其中，最终将这一协定融入联合国的框架中。如果一开始就让那些没有原子潜力的小国卷入其中，或者一开始就在多国组织中提出该方案，不会引起苏联的认真对待，甚至会激怒苏联。①史汀生的备忘录，实际上是临时委员会相关工作的结晶。内阁成员围绕该备忘录进行了多方讨论，让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首次进入决策争论阶段，并为随后美国初步出台国际管制政策提供了基础。
综合本文的考察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政府第一个原子能咨询机构，临时委员会在美国的国际核决策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响应了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并在目标选定、保密原则、波茨坦原子外交、原子能公报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更为关键的，它的各种讨论，为美国的国际原子能管制政策提供了基础。如果说临时委员会“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核政策，那无疑是过分夸大的；但它的确实现了其“咨询”使命，并在美国核政策的出台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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