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英国工党左翼发展脉络
摘 要 20世纪中后期英国工党有左右两翼。其中左翼人数较多，依次有“坚持左倾派”“比万左派”“新左派”和“本恩左派”，前后大致链接。左翼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坚持公有制、国有化，反对修改1918年党章第四条。70年代之前，工党左倾思想略占上风，由此推动国有化和公有制政策实施，成为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强大对立面。比较右翼，工党左翼对体力劳动者具有更强的领导和动员能力，思想理论上稍逊一筹。
关键词 英国工党，“坚持左倾派”，“比万左派”，“新左派”，“本恩左派”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03-10
政治史学者认真观察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史，得出结论：英国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发生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而主要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①此言不虚。工党内部两翼的意识形态的摩擦和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成为工党内部思想论争的重要内容。
关于英国工党左右两翼的演变，国内研究稍显不足，一些英国政治史著作，对此描述不够清晰，偶有错误。关于该党右翼的发展脉络，笔者已另撰小文《20世纪中后期英国工党论略》（未刊稿）。而对工党左翼的发展演变，国内尚无专文问世。笔者这里试图补阙，勾画出工党左翼的发展脉络，文中错误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指教。
工党的内部分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拉姆塞·麦克唐纳因反战和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脱离了工党的主流；以亚瑟·亨德森为代表的“帝国分子”则支持本国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大战。其中亨德森还成为“战争指导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
工党第二次分歧发生在它第二次组阁之际。当时，经济危机蔓延西方，全国260多万工人失业。工党社会立法要么因自由党阻挠而不敢在下院提出，要么是担心上院保守黨贵族刁难而被搁置起来。翌年（1931年）夏天，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人们到银行挤兑。黄金大量外流。工党矛盾激化，宗派活动加剧。独立工党②鼓动其议员不服从政府决议。首相麦克唐纳无奈，只好于1931年8月23日深夜，前往白金汉宫辞职。国王乔治五世支持他建立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的做法引起党内非议。前工党要员亨德森、兰斯博雷和工会领袖厄奈斯特等人，在工党和职工大会总部会议上痛斥麦克唐纳的背叛。亨德森作为议会党团领袖，9月下旬，主持工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将“工人阶级叛徒”麦克唐纳、斯诺登开除出党，致使内阁首相成为光杆司令，无军之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罗德·拉斯基③社会主义的理论颇为醒目。其著作《时代革命的反响》（1943年）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断定：英国统治阶级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是他们认识到，若德国获得胜利，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破产和民主体制覆灭，国民被奴役。即便如此，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威胁时，它们所固有的利益冲突仍未解决；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还是冰炭不能相容，中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互不信任，矛盾冲突长久存在。拉斯基的激进观点，长期影响着工人阶级。①
1945年工党政府中，斯坦福·克利普斯和阿纽林·比万同时入阁，成为左翼领袖。前者任财政大臣，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后者任卫生大臣，负责实施国民免费医疗计划和住房兴建工作。国有化、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政策随即出台，赢得了社会中下层的支持。1947年5月2日，下院左翼议员联合发表了一份题为《坚持左倾》（Keep Left）②文件。后来，这帮以下院后排议员为主体的人们被称为“坚持左倾派”，他们所宣布的主张为以后比万派所仿效。
在国内政策上，“坚持左倾派”认可工党政府的成功，认为艾德礼内阁已经实施社会主义法令，具有明显的“应急”效果，值得肯定。而且，对他们这些左翼后排议员而言，“目前的困难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政策力度不够，由于政府行为谨小慎微，过于温和”；“你不能在做社会主义的煎蛋时，不打破鸡蛋壳”。③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党政府的改革政策，应该包括行之有效的收入分类，即税收要根据个人收入多寡制定累进税政策，如此则有利于劳动者，对商品输出有利。同样，对于有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也要降低税收。
在对外政策上，“坚持左倾派”态度独特令人惊异。他们主张改善英苏关系。谴责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反苏联外交政策。此政策却不被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厄奈斯特·贝文认可。他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与英国和西方国家难以实现外交沟通。此观点被“坚持左倾派”激烈批评，理由是：苏联政策虽然强硬，但毕竟不同于领土扩张的法西斯政权，没有实行经济侵略的险恶动机。所谓反苏联政策，不过是一种英美为首的“泛西方主义”，因西方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疑虑而引起。该派报刊《坚持左倾》的作者们提醒工党政府：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之后，西方国家的联合干涉和进攻，曾使当时新生政权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两大阵营对抗和冷战，源于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疑虑和恐惧，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作为一种变通性外交尝试，“坚持左倾派”呼吁实行一种“第三条道路”外交政策。该“道路”介于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特点。会使英国在新的世界权力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领导权。运用这种权力，将会化解苏联和西方集团的敌意，使世界国家之间减少敌对性，避免战争。他们宣称：
英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是尽可能地使较小的国家摆脱这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战，去在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做调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或站在共产主义一边，或站在反布尔什维联盟一边，就无法做到这些。④
面对世界事务，“坚持左倾派”重视寻找战争的帝国主义根源，却将经济因素放在其次。例如，他们认为：英国对中东石油拥有合法权益，但它在中东的驻军却不能保证石油安全供应，也不能避开共产主义威胁。为此他们呼吁撤回本国军队，避开潜在对手的锋芒；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真诚，通过裁军显示出来，也是英国保证石油供应的最好防护方式。英国左派相信，作为更人道的帝国，可以更容易赢得非洲的信赖。因此，《坚持左倾》呼吁英国通过它对殖民地的影响，实施更多投资计划，以免导致殖民地政治独立。
为避免工党内部矛盾深化，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工党领袖克勒蒙特·艾德礼尽力做安抚和矛盾弥合工作，虽有一定效果，但派别矛盾难以避免。⑤
至此，不妨指出：比起保守党和自由党来，工党的内部政治思想似乎最为庞杂，摩擦激烈。但总的看来，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左倾思想略占上风，并由此推动国有化和公有制政策实施。另一方面，工党左派政策还同时遭遇到党内右翼修正主义者的纠正，以及保守党的抵制。这使英国政党体制产生一种纠偏效能，使任何一种左倾的或右倾的派别均政策也不会太出格。当问题终于突出时，则会将改革提上日程。
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三条道路不只是英伦现象。整个西欧都有类似情况出现，并引起社会政治团体的分化或重构。英国左派周刊《论坛报》呼吁建立联合组织。运输工人联合会应运建立，它很快发展成为英国最大劳工联盟。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则导致“坚持左倾派”的分裂。米卡多呼吁同仁寻求中间路线。保罗·福特则一方面追踪民主道路，一方面呼吁英国与美国的联合。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贫困工人阶级，聚集在左翼领袖的旗帜之下，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化。1950年1月，工党左翼有了重要转变。①比万脱颖而出，成为“比万左派”（Bevanite Left）的领袖。
该派因该派首领阿钮林·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年）而名。他出身于矿工家庭，幼年饱尝社会苦辛，养成了坚定性格。他参加过1926年大罢工，在工人中获得崇高声誉，1929年当选为下院议员。议会发言和辩论时，他声音洪亮流利，思辨力强，逻辑缜密，并具有道德感染力，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一流演讲家。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齐肩。两年后，比万支持“人民阵线”，抨击大战中联合政府的工党领导人，签署了《莫斯雷宣言》（Mousley Manifesto），支持“人民阵线”。②此时，他看到了多党联合的临时性，明白独立工党和共产党③人支持多党合作的真意，甚至毫不计较他本人被排斥政府之外；反而认为他可以更好地保持政治独立性，直接领导左派议员，监督批评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万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挑起政府中最棘手的住房建设和医疗的重担。④那时，大战刚刚结束，处处残垣断壁。国民营养不良，免疫能力差，迫切需要免费医疗救助。比万勇担重任，一面主持住房建设，化解国民住房困难，一面将英国医疗联盟改造为国民健康服务署，应对不断上涨的医疗开支。为此，他依靠党内左翼支持，在艰苦工作中展示着他本人的风格和思想。
比万的住房建设和医疗改革计划具有浓重的社会主义属性。其中住房建设首先面对筹资难题。战后英国百废俱兴，资金材料格外紧张，新建住房必须兼顾经济实用。医疗全面免费需要政府巨额拨款，增添医疗设施，支付医生薪酬。所有这些均需比万及其同仁在议会辩论中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比万劳工出身，他对无产者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辩论中秉持工人阶级立场，在党内和议会中格外醒目。而在财政管理方面素有“冷酷计算器”之绰号的财政大臣盖茨克尔，在制定政府预算时，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并讥讽比万等人的主张为“比万主义”（Bevanism），有时他们甚至与保守党人联手对抗，致使比万派大费口舌。幸亏比万在辩论中口才凌厉，常在议会辩论中占据上风。
比万在议会辩论中，一再提及私有财产与贫穷，称之为社会对立的两种势力；而民主则是与两者斗争时达到政治调和的中介因素。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由此过渡到现代工业经济，但它既未提供社会安全，又未能保证个人的伦理价值。私有制信条过于物资化，有着太多的利益追求，容易失败，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现代社会，财富过度依赖银行；银行一旦破产，许多家庭破产，民众苦情万端。⑤
贫穷会使人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剥夺境地，转而与资本对立；由此对财产所有者不满，敌视财富垄断者。工人阶级之所以建立工党，是为了挑战有产者，期盼社会变革，捍卫自身利益，在社会中寻求上升机遇。对比万而言，贫富冲突是英国政治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⑥
比万还看到，不列颠议会是阶级争斗的特殊场所，议会民主是调停贫富矛盾的第三种力量。英国议会存在已久，曾促使统治阶级为避免诉诸武力和平解决社会矛盾。但是，英国民主发展缓慢，直到1928年，不分性别的公民普选权才最终实现。
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英国工人阶级选择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丘吉尔和塞西尔①们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因为“人民仍没有用经济强国的光泽来遮盖着政治民主的骨骼”。就这样，议会成为一个被动之地，实为特权和私有财产的奴仆。由有产者控制的议会成了民主的主要危险，它并不能消解大众的痛苦。议会有责任为资本主义强加给人民的痛苦而道歉；却无权解决社会问题，所以：
在私有财产和资本之下，民主议会为私人经济犯罪的专业公众哀悼。只要议会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民主体制就注定是私有企业的仆从。②
这等于言明，议会本身是以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它竟然容忍一小撮富有者操控国家经济的制高点。
面对此种威胁，比万号召工党把议会立法之箭射向财产权的红心，将议会变成阶级斗争场所。既然财富利用议会，维持其统治。工党的任务，则是使用同一武器揭露社会特权，揭露财富攻击民众的不道德行为。比萬还呼吁反对议会传统理念，批评曾数百年制约着议员的议会惯例和程序。目下，让民众表达心声的时刻到来了，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要么贫穷利用民主战胜财富，要么财富因恐惧贫穷而摧毁民主。③
比万敌视资本主义，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言辞对其批判，但他并非赞成共产主义主张。他主张在英国实行混合经济，反对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但不赞成理论上恫吓私有者。他主张通过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改造社会。比万主张扩大改革，增加福利和扩大国有化范围，但拒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幻境”。他在1952年发表的自传《提心吊胆》中写道：
我无法忍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实践中行社会主义之实，在理论上将威胁所有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纯化论者，所以也是无知的……有悖于我们对未来的理解，这将使各种私有财产置于永久的威胁之下。④
当比万派崭露头角时，财政大臣盖茨克尔也在工党内部形成势力。他们与比万派的根本区别，是反对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国有化方案。比万为了劳工的利益，坚定地追求权力。在1959年工党年会上，比万反对修正主义者修改党章第四条：
假如我们想在当代英国巧妙地利用民众心理，努力获取多数，而我们又不能利用权力获得经济的制高点，那么就不能得到优先权。这是围绕权力的争论，因为唯有拥有权力方能得到正确的优先权。⑤
此时，工党修正主义者认为，党内有关资本主义的争论早已过时。而比万认为资产阶级依旧控制着国家经济，或者说，国家依旧是决定所有社会目标的关键因素。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比万考虑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功效，并认为凯恩斯主义正在否认这条工党的企业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工党信仰工业公有制，是因为我们相信唯有通过如此方式，社会方能够巧妙地越来越好地组织起来。”⑥
比万坚持凯恩斯主义和劳工主义的立场，得出了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克罗斯兰和盖茨克尔将低效看作是以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比万却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具有可怕的危险。但他对企业管理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由官方派出机构管理国有企业。总之，在政治和经济难题上，比万首先是一个典型的议会社会主义者，强调议会的重要性，赞同通过议会立法实行社会变革，同时发挥工会对议会的压力作用；希望以社会主义的工党政府，来反对违宪的政策和法令。比较而言，在议会和工会之间，他更看重议会的立法作用，希望议会能成为阶级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
尽管比万雄心勃勃，可很少能得到足够的权力来施展抱负。当他最终成为艾德礼内阁阁员时，年近五旬。当时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经济衰退，没有足够资金用于医疗和房屋建造，没有足够经济实力支持其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而且，当时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威胁已经排除，恰恰是苏联，作为英国的主要敌人，宣传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必然会在英国国内导致意见分歧，引起“红色恐怖”，使比万和比万派的社会主义方针遭到社会中上层的质疑。
为摆脱外交困境，比万要求比万派寻求第三条道路，消弭对苏联的恐惧。可他发现，英国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共产主义曾经带来贫穷和不满，但西方国家短视的军事敌对政策却带来了更多的贫穷和不满；而且，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军事对抗政策也是粗浅的，为此，英国应该很好地反省自身。①
比万高度赞赏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不结盟政策。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意识已经苏醒，追求民族独立。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英国人也应该认识到它是苏联控制下的民族独立国家，可以友好相处。比万叹息道：西方国家未能将这些国家视作天然的联盟者。被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和奴役的历史，使它们对西方列强心存戒心，小心翼翼，但对有着反对殖民主义记录的苏联却会油然产生同情。倘若西方列强仍然以军事强国昭显于世界，就会使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倒向苏联。鉴于此，比万号召西方国家友好地对待新兴民族国家。②而巨大的军事开支也应该削减，用来替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型计划。
比万对军备的态度容易引起国人误解。他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反对将国家武装交予资产阶级政府。到了50年代，他对军备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依旧对具有好战传统的保守党心存疑虑。他坚持：面对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威胁，西方必须有所应对；但不可以此为借口行控制世界之实，不可放弃和平主义主张，不可过度地营建战争机器；更不可虚构所谓的苏联为首的“敌对阵营威胁”，扩充不必要的军事力量。③
1951—1955年工党在野时，比万派围绕国有化和公有制问题，以及工党党章的维护和修改问题，与盖茨克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明显对立。比万派倡导单边裁军政策，不受欧美国家的制约；要求节省军事开支，扩大民众福利开支；尤其反对英国工党支持本国制造氢弹，为此他在1955年险些被开除出工党。也正因此事，他在当年12月与盖茨克尔的党魁竞选中落败，但仍在影子内阁中任殖民大臣；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改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1957年，他在工党年会上攻击单边主義裁军政策，希望通过谈判，使各国共同终止核武器的发展。1959年，比万终于当选为工党副领袖，却很快病逝，④随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比万派在建房问题上改变态度，赞成本国发展核武器，不顾原则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左派中又衍生出了“新左派”，他们是1957年围绕约翰·沙维尔和E. P. 汤普逊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二人联合一些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三年后又创办《新左派评论》，编辑部共三人，均是快捷写手，其中汤普逊是历史学者，斯图亚特·豪尔是文化社会学专家，雷蒙斯·威廉斯擅长文学。他们均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同道中，有在匈牙利事件中脱离共产党或工党者，支持前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
新左派形成的缘由，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均使西方知识分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怀疑，认为苏联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指南。其他一些事件，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被迫妥协，申请参加欧盟的失败，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国的对抗，尤其是美国侵略越南等，又使一些先进分子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原则，检点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国内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密切关注扩大了新左派的社会联系。还是在1957年，英国各地发生反扩军示威，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翌年，英国激进派别联合发起“反核武器运动”。新左派成为骨干力量，呼吁英国避开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对抗，走“第三条道路”。1959年，大约5万人，包括贵族中不同政见者波特兰·罗素和剧作家约翰·奥斯本，都参加了“背睡袋”游行，途经首都和几个城市。这种“复活节游行”在以后多年间成为全国政治活动的惯例。
新一代学者和政治积极分子思想更加独立，他们无法忍受政客们的空话、假话和套话，厌倦派别争斗和勾心斗角，便使用嘲讽和挖苦的手法，袒露自己的新秩序缔造者的姿态。社会文学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五一宣言》中宣称：新一代积极活跃的社会主义，有助于铸造本世纪后期的政治結构，而不是修改“现在体现过去、混淆对现在承认的政治机构”。①威廉斯的代表作《文化和社会》早在1958年就已经问世，它考问了传统道德，赞扬陶尼、②艾略特③和D. H. 劳伦斯④等人的才华和品格。在政治哲学上，威廉斯修正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结构，与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关系的传统结论，质疑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式的苏联政治体制，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至关重要，而生产与消费也是人们理解文化的主要方面。即是说，他把文化也看作是生产方式要素之一，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层面，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互相联系。他们重视消费问题，是因为英国社会各个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
威廉斯认为英国文化与苏联式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是倡导文化的多样性。他同时相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肯定了文化中的联系性。他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⑤主张扩大经济国有化的比例。
E. P. 汤普逊（1924—1993年）是蜚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早年信仰斯大林主义，后主动反思并创新。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一部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鸿篇巨制。其前言说明：全书上部“考察18世纪留下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工业革命发端时就具有影响。下部则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期间不同的工人群体的亲身经历。汤普逊的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著作的科学价值。因为他阐明：阶级不是所谓“自在之物”，而是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共同的经历，从文化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即是“阶级意识”。一个群体只有在产生了自己阶级意识的前提之下，才能成长为一个阶级。
在政治哲学上，汤普逊与其同志根据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力求在理论上引入人道主义，与贫瘠的教条主义分道扬镳。他与其他多数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区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原理，看待本国和国际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前期，反核武器运动的分歧加剧。新左派骨干脱离该运动，致力于学术和理论研究。此间，该派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1961年的论文集《议会社会主义》，其中批判了工党理论上的混乱和退步。1967年，汤普逊、斯图亚特·豪尔、雷蒙斯·威廉斯三人共同发表《五一宣言》，批评威尔逊政府的经济收缩。不久，政府调整政策，经济相对繁荣。新左派的活动大致结束。
纵观新左派，可以发现其两个特点：第一，该派缺少比万或盖茨科尔式的著名议会活动家，有的甚至不是议会成员，但其影响，包括在学界的影响却不因此而减少。第二，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工党议会两个主要派别势均力敌，为此拖延了对党章第四条的修改。
新左派的理论，影响了工党和保守党继续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的竞赛，实际上延续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合作，保证它们继续坚持国有化和混合经济，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立法等方面实施自由宽松的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左派暂息声影。为时不久，工党中再次出现新左派。人们借用该派领袖的名字——托尼·本恩（Tony Benn），称之为“本恩左派”（Bennite Left）。此外，人们还根据该派政策特征，称该派为“硬左派”（Hard left）和“极左派”（Far Left）。⑥
人们之所以依旧将本恩称为“新左派”，一是因为它继承了前“新左派”最基本的政治特征。它如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新左派，同样反对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扩军计划，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再是该派骨干人物中，除了本恩，⑦还依然保留了英国工党激进派成员斯图亚特·豪和雷蒙德·威廉斯。豪与威廉斯依然是《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与E. P. 汤普逊和约翰·萨维尔关系密切，秉承了他们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中的立场。本恩左派反对工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主张，想通过合法程序修改党章内容，以使党内能实施左翼政策。
比较起来，本恩左派与传统旧左派有以下不同：
其一，比万领导的旧左派主要是议会下院中的左翼议员，活动主要限于议会。而以本恩为核心的左派，除了部分议员外，绝大部分是院外左派积极分子。他们善于利用罢工、示威等群众力量，营造宏大势头。
其二，外交方面，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比万派多持中立态度，支持英国采取单方面的核裁军政策。相反，本恩左派秉持怀疑主义态度，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较为灵活的多边主义立场。
其三，在国内政治方面，比万派主张实施人道主义社会民主，而本恩派主张实行更加公正的民主，包括实现更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
在本恩领导下，该派逐步扩大在议会中的影响。1979年，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争论》问世，以激进的民主化政策影响工党。两年后，本恩出版了《社会主义的争论》的姊妹篇《民主制的争论》，其中，本恩指明，工党不仅要扩大党内外民主，而且要将民主扩大到文官体制、新闻媒体乃至豪门巨富。对此，他使用煽情言辞，不惜逻辑怪异，自相矛盾，屡屡发问：
为何文官会挫败名声不错的民选政府？
工党集中化特征可使其领袖管理一个党来犹如他自己的王国。
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使用最粗陋的经济施压方式率意而为，甚至勒索，对抗一个工党政府。
媒体的力量，犹如中世纪的教堂，确保某些人轻易享有经济特权。①
本恩抨击工党，是觉得自己政治上受到压抑，不能登上权力顶层；批评本国文官体制，是嫌一些文官尸位素餐效率低下；攻击媒体是他曾被国内大多数媒体诽谤；而断言工业家和银行家恣意而为，是为了鼓动社会中下层对有产者的不满。这些做法提高了他在民众中的威望。
本恩口无遮拦，容易遭到反击。他习以为常，并不介意。政敌回复他：若是本恩领导工党政府，将会是一种西欧社会主义。爱德华·希思②称他为“人民委员本恩”。还有人称他是“博林格-布尔什维克”。③因其追溯者有不少居于社会中层，又被讥称作“香槟社会主义者”。
尽管如此，1978年工党年会调查团发现：他在工党基层选区的积极分子中享有盛誉，他们希望他能成为工党党魁，实行激进主义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他公开支持新芬党，支持爱尔兰统一。但总体而言，本恩在理论方面缺少创新性观点；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没有足够深度。
相應之下，倒是该派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兰，依据他自己在工党政府中的工作经验，参照国有企业模式，写出了《社会主义的挑战》的论文，严正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步发生，这均由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变化所引起。对此，他分析：近来垄断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增强，“腐蚀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并逐步削弱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主权”。④
于是，霍兰继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它采取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式，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为此，他提出建立“中介权力”，以实现国家间合作；资本垄断和跨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导致新的生产模式的产生，它介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这种经济高度控制了国有和跨国的大企业。⑤换言之，是凯恩斯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管理；而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法则，以便在新的经济体系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对此，霍兰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在工党1973年竞选宣言中得以体现，其中有：扩大公有制，增添国有公司和战略性计划协议，强化工人民主等。可见，本恩的激进民主化原则并非由他独创。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该派精英层的集体成果。
本恩领导新左派，倡导“激进民主化”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下层民众不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还能在物资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至此，才能使每个英国人真正拥有全面公民权。本恩高度赞赏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想，强调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空谈；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部分实现。而且，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平等，它应该包括宗教信仰、社会和法律地位、经济和政治活动参与等多个方面。①
即便如此，这仍非意味着本恩的社会主义观念经住了历史检验，而是疑问犹存：
第一，必须决定所谓最激进的民主化原则究竟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抑或二者兼有？此点格外重要。因为，本恩希望工党内部结构首先实现最大的、激进的民主化，这样可以降低本党议员在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而提升工会实力。但其结果是否理想？
第二，本恩希望工党的激进民主化，足以让民众无视某个全国性政党的意见，防止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可是，英国留在欧共体是否理想？
第三，本恩的激进民主化，并未在议会工党党团和全国选民中获得普遍支持。
1973年，本恩左派建议修改工党党章，并因此发起了“工党民主运动”（Campaign for Labour Party Democracy），试图促使工党更加左倾。②该派的改革建议在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工党年会中得到支持，但遭到议会党团的抵制。由此可见，此时本恩左派分化成了两个派别。其中旧左派坚持辉格党传统，相对谨慎，认为辩论和建议是促进工党事业的最好工具。地方工党新左派力图通过对工党党章的激进改革，改变党内形成的、包括党的右翼领导人和工会之间，议会多数和工党执行委员会之间，选区党组织和激进小党派积极分子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平衡。
当时，本恩为首的左派之所以高调呼吁党章修改，也与两大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关。1974—1979年间，工党虽能掌权5年，但忙于维持，少有作为。共识政治千疮百孔，两位工党领袖，威尔逊和卡拉汉，均无改革思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获得改革先机，引起工党内部不满。本恩左派借机鼓噪，赢得党内激进分子的响应。
本恩左派借机发起“工党民主运动”，起码有三种目的。
第一点，强化对议会候选人的遴选工作。1978年年会召开前夕，工党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讨论下院议员的推荐和选择，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议会大选。翌年工党年会上，同样工作又做一遍，以四人选三的比例，从所有基层选区本党较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推选。
第二点，使工党执行委员会最后敲定工党大选宣言内容，等于让本恩左派参加工党决策，将有助于本恩左派以后修改党章，使之内容更加激进。后来证实，1983年工党起草竞选宣言时，本恩左派成为主要起草人。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是促使工党以后在选举工党党魁时，建立并实行选举团制。③其具体做法是，先建立一个审查机构，分别由来自工党执行委员会的7名左翼成员，工会联合会的5名代表，以及议会的2名，共14名代表组成选举团。由于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工会联合会代表政治上向来左倾，议会2名代表中，迈克尔·富特也是左倾代表，只有卡拉汉1人是右翼代表。这就削弱了工党的传统力量，使一向在政治上较为偏左倾的议会党团自始就居于败势。在随后建立的选举团成员中，50%属于议员身份者，20%属于工会代表，20%归选区代表，5%归工党附属组织的代表。对此状况，托尼·本恩等人颇为高兴，以为以后该派会在党内占据优势了。
本恩左派发起并筹划了“工党民主运动”，建立了选举团，却对其结果感到失望。毕竟，选举团中议员占了一半，虽然其中左派右派都有，可由于工会代表和地方选区的代表在选举团中依然占据少数，就意味着具有左倾倾向的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地方代表无法操纵工党。况且，“四人帮”④的出现和1981年3月他们与自由党的合并，反过来削弱了工党实力，这岂不是“工党民主运动”的负面效应！是工党右翼力量对“工党民主运动”的挑战和制动！会不会继续削弱工党在政党竞选中的实力？
“工党民主运动”促进之下的工党选举团导致如此结果，并不奇怪。它是当时工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力量较量的结果，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潜在的客观力量。它会造成一种“角力”效果，影响到工党选举团的力量对比和分配。
1980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2010年）当选为工党领袖。他论作等身，却是工党历史上“最不成功的领袖”。其身影不仅被同代的威尔逊和卡拉汉所遮盖，还被保守党女领袖撒切尔夫人的身影所遮蔽。他早年就期盼英国成为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但又想撮合两大国，实现和平。1974年3月，威尔逊带领工党重新执政，富特获任就业大臣。任内，他尽力维持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并在公投中极力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6年，威尔逊突然辞去首相职位，富特当即竞逐党魁，当选副党魁，出任下议院领袖，但无法遏止工党堕势。
1980年，恰恰在党魁詹姆斯·卡拉汉辞职之后，富特就任党魁。本恩主动为“下届工党政府”做了描绘。它包括一些“细节”：数日之内，工党政府即可掌控全国性大企业、所有资本的权力，实施工业民主。数周之内“所有的权力将收归议会，上院连同世袭贵族将被废除，将封赐1000名终身贵族”。本恩的演讲生动形象，获得热烈掌声。翌年，“四人帮”出现，同年4月合并到社会民主党，本恩给予高调评价，断言不出25年会出现社会民主党政府。
还是这一年，本恩不顾富特劝阻，出面与丹尼斯·希尔利竞选副党魁。他如此率性，一是他把党内副手看作晋升党魁的台阶，再是把挫败希尔利看作战胜工党右翼领袖的一次机会。再次，还可以继续加强本恩左派与工会的关系。不料，本恩百般努力功亏一篑，领袖选举中他以1%的别差落败。①个别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左翼议员，包括未来的工党党魁内尔·金诺克，也劝说本恩为避免左翼民主运动的分裂而维护工党团结。
1982年4月，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发生马岛（福克兰群岛）战争，本恩持中立态度，建议两国冲突提交联合国解决；并坚持英国政府不应该派遣军事力量，侵占该群岛。战争刚刚结束，在下院辩论中，本恩不顾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要求充分认识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生命、装备和金钱代价。
1982年末至1983年初，工党传出希尔利即将与富特竞选党魁的消息，但最后未被证实。1983年大选，富特为工党推出了一个工党历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竞选政纲，其中包括废除议会贵族院、脱离欧洲经济共同体、实施单方面核裁军、提高税率，以及在工业中实行干预政策、增加进出口、增加就业培训、大幅度减少失业率、控制通貨膨胀等。②该政纲过于雄心勃勃了，给人一种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感觉，无法遏止工党在大选中落败。未几富特辞去党魁，由金诺克接任。富特所发表的竞选政纲，则被右翼政治家考夫曼讥讽为“历史上篇幅最长的遗书”。
鉴于本恩左派在起草工党1983年工党竞选纲领中出力最大，纲领内容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恩左派的左倾思路。所以，富特下台等于敲响了本恩左派的丧钟。
1983年大选，是本恩左派的尽力一搏。富特以健康为由，辞去工党领袖。年仅四旬的金诺克当选为工党领袖，他为人干练，善于团结党内不同势力，尽力弥合党内裂痕。本恩派影响逐渐削弱。
以后，本恩继续保持左翼特点。他是英国“脱欧”的倡导者，屡屡批评欧盟。他指责工党追随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当萨达姆被逮捕后他又尽力为之开脱；他赞同同性恋婚姻合法，支持本国煤矿工人罢工，反对撒切尔夫人对工会的压制政策。此类实例，比比皆是，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行为，很少与“本恩左派”联系在一起了。
综观以上工党左翼的四个派别，不仅能看出它们大致上一脉相承，还有共同的特点：
一、工党以上各派别的领袖们，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不仅先后代表着英国劳动者，还主要维护着被称作“蓝领”的体力劳动者。
二、比较起工党右翼，即修正主义者，工党左翼与工会关系较为密切，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较强的领导鼓动能力。但其中少有安东尼·克洛斯兰、道格拉斯·加伊那样的具有预见能力的理论家。“新左派”虽有E. P. 汤普逊和约翰·沙维尔等著名学者，具有颇强的理论水平，可他们的活动超出党内派别斗争范围，其影响超出工党和英国范围。
三、工党各左翼派别的活动盛行于20世纪30至80年代，和世界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事件大致吻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可这种变化的充分展示需要较长的过程。20世纪晚期，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完成、英国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时，工党左翼的势力相对弱化。右翼势力风头重现。工党政策实行重大调整。
四、英国工党内部存在左右两翼是合理的，它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各有千秋，竞争中各具特色，显露出多元化。但比较而言，左翼思想更加激进些，但在预见性略逊一筹。
【作者简介】阎照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英国工党，“坚持左倾派”，“比万左派”，“新左派”，“本恩左派”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8-0003-10
政治史学者认真观察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史，得出结论：英国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不是发生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而主要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①此言不虚。工党内部两翼的意识形态的摩擦和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成为工党内部思想论争的重要内容。
关于英国工党左右两翼的演变，国内研究稍显不足，一些英国政治史著作，对此描述不够清晰，偶有错误。关于该党右翼的发展脉络，笔者已另撰小文《20世纪中后期英国工党论略》（未刊稿）。而对工党左翼的发展演变，国内尚无专文问世。笔者这里试图补阙，勾画出工党左翼的发展脉络，文中错误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指教。
工党的内部分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拉姆塞·麦克唐纳因反战和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脱离了工党的主流；以亚瑟·亨德森为代表的“帝国分子”则支持本国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大战。其中亨德森还成为“战争指导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
工党第二次分歧发生在它第二次组阁之际。当时，经济危机蔓延西方，全国260多万工人失业。工党社会立法要么因自由党阻挠而不敢在下院提出，要么是担心上院保守黨贵族刁难而被搁置起来。翌年（1931年）夏天，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人们到银行挤兑。黄金大量外流。工党矛盾激化，宗派活动加剧。独立工党②鼓动其议员不服从政府决议。首相麦克唐纳无奈，只好于1931年8月23日深夜，前往白金汉宫辞职。国王乔治五世支持他建立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的做法引起党内非议。前工党要员亨德森、兰斯博雷和工会领袖厄奈斯特等人，在工党和职工大会总部会议上痛斥麦克唐纳的背叛。亨德森作为议会党团领袖，9月下旬，主持工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将“工人阶级叛徒”麦克唐纳、斯诺登开除出党，致使内阁首相成为光杆司令，无军之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罗德·拉斯基③社会主义的理论颇为醒目。其著作《时代革命的反响》（1943年）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断定：英国统治阶级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是他们认识到，若德国获得胜利，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破产和民主体制覆灭，国民被奴役。即便如此，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威胁时，它们所固有的利益冲突仍未解决；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还是冰炭不能相容，中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互不信任，矛盾冲突长久存在。拉斯基的激进观点，长期影响着工人阶级。①
1945年工党政府中，斯坦福·克利普斯和阿纽林·比万同时入阁，成为左翼领袖。前者任财政大臣，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后者任卫生大臣，负责实施国民免费医疗计划和住房兴建工作。国有化、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政策随即出台，赢得了社会中下层的支持。1947年5月2日，下院左翼议员联合发表了一份题为《坚持左倾》（Keep Left）②文件。后来，这帮以下院后排议员为主体的人们被称为“坚持左倾派”，他们所宣布的主张为以后比万派所仿效。
在国内政策上，“坚持左倾派”认可工党政府的成功，认为艾德礼内阁已经实施社会主义法令，具有明显的“应急”效果，值得肯定。而且，对他们这些左翼后排议员而言，“目前的困难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政策力度不够，由于政府行为谨小慎微，过于温和”；“你不能在做社会主义的煎蛋时，不打破鸡蛋壳”。③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工党政府的改革政策，应该包括行之有效的收入分类，即税收要根据个人收入多寡制定累进税政策，如此则有利于劳动者，对商品输出有利。同样，对于有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也要降低税收。
在对外政策上，“坚持左倾派”态度独特令人惊异。他们主张改善英苏关系。谴责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反苏联外交政策。此政策却不被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厄奈斯特·贝文认可。他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与英国和西方国家难以实现外交沟通。此观点被“坚持左倾派”激烈批评，理由是：苏联政策虽然强硬，但毕竟不同于领土扩张的法西斯政权，没有实行经济侵略的险恶动机。所谓反苏联政策，不过是一种英美为首的“泛西方主义”，因西方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疑虑而引起。该派报刊《坚持左倾》的作者们提醒工党政府：当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之后，西方国家的联合干涉和进攻，曾使当时新生政权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两大阵营对抗和冷战，源于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疑虑和恐惧，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作为一种变通性外交尝试，“坚持左倾派”呼吁实行一种“第三条道路”外交政策。该“道路”介于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特点。会使英国在新的世界权力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领导权。运用这种权力，将会化解苏联和西方集团的敌意，使世界国家之间减少敌对性，避免战争。他们宣称：
英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是尽可能地使较小的国家摆脱这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战，去在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做调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或站在共产主义一边，或站在反布尔什维联盟一边，就无法做到这些。④
面对世界事务，“坚持左倾派”重视寻找战争的帝国主义根源，却将经济因素放在其次。例如，他们认为：英国对中东石油拥有合法权益，但它在中东的驻军却不能保证石油安全供应，也不能避开共产主义威胁。为此他们呼吁撤回本国军队，避开潜在对手的锋芒；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真诚，通过裁军显示出来，也是英国保证石油供应的最好防护方式。英国左派相信，作为更人道的帝国，可以更容易赢得非洲的信赖。因此，《坚持左倾》呼吁英国通过它对殖民地的影响，实施更多投资计划，以免导致殖民地政治独立。
为避免工党内部矛盾深化，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工党领袖克勒蒙特·艾德礼尽力做安抚和矛盾弥合工作，虽有一定效果，但派别矛盾难以避免。⑤
至此，不妨指出：比起保守党和自由党来，工党的内部政治思想似乎最为庞杂，摩擦激烈。但总的看来，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左倾思想略占上风，并由此推动国有化和公有制政策实施。另一方面，工党左派政策还同时遭遇到党内右翼修正主义者的纠正，以及保守党的抵制。这使英国政党体制产生一种纠偏效能，使任何一种左倾的或右倾的派别均政策也不会太出格。当问题终于突出时，则会将改革提上日程。
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三条道路不只是英伦现象。整个西欧都有类似情况出现，并引起社会政治团体的分化或重构。英国左派周刊《论坛报》呼吁建立联合组织。运输工人联合会应运建立，它很快发展成为英国最大劳工联盟。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则导致“坚持左倾派”的分裂。米卡多呼吁同仁寻求中间路线。保罗·福特则一方面追踪民主道路，一方面呼吁英国与美国的联合。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贫困工人阶级，聚集在左翼领袖的旗帜之下，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化。1950年1月，工党左翼有了重要转变。①比万脱颖而出，成为“比万左派”（Bevanite Left）的领袖。
该派因该派首领阿钮林·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年）而名。他出身于矿工家庭，幼年饱尝社会苦辛，养成了坚定性格。他参加过1926年大罢工，在工人中获得崇高声誉，1929年当选为下院议员。议会发言和辩论时，他声音洪亮流利，思辨力强，逻辑缜密，并具有道德感染力，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一流演讲家。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齐肩。两年后，比万支持“人民阵线”，抨击大战中联合政府的工党领导人，签署了《莫斯雷宣言》（Mousley Manifesto），支持“人民阵线”。②此时，他看到了多党联合的临时性，明白独立工党和共产党③人支持多党合作的真意，甚至毫不计较他本人被排斥政府之外；反而认为他可以更好地保持政治独立性，直接领导左派议员，监督批评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万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挑起政府中最棘手的住房建设和医疗的重担。④那时，大战刚刚结束，处处残垣断壁。国民营养不良，免疫能力差，迫切需要免费医疗救助。比万勇担重任，一面主持住房建设，化解国民住房困难，一面将英国医疗联盟改造为国民健康服务署，应对不断上涨的医疗开支。为此，他依靠党内左翼支持，在艰苦工作中展示着他本人的风格和思想。
比万的住房建设和医疗改革计划具有浓重的社会主义属性。其中住房建设首先面对筹资难题。战后英国百废俱兴，资金材料格外紧张，新建住房必须兼顾经济实用。医疗全面免费需要政府巨额拨款，增添医疗设施，支付医生薪酬。所有这些均需比万及其同仁在议会辩论中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比万劳工出身，他对无产者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辩论中秉持工人阶级立场，在党内和议会中格外醒目。而在财政管理方面素有“冷酷计算器”之绰号的财政大臣盖茨克尔，在制定政府预算时，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并讥讽比万等人的主张为“比万主义”（Bevanism），有时他们甚至与保守党人联手对抗，致使比万派大费口舌。幸亏比万在辩论中口才凌厉，常在议会辩论中占据上风。
比万在议会辩论中，一再提及私有财产与贫穷，称之为社会对立的两种势力；而民主则是与两者斗争时达到政治调和的中介因素。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由此过渡到现代工业经济，但它既未提供社会安全，又未能保证个人的伦理价值。私有制信条过于物资化，有着太多的利益追求，容易失败，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现代社会，财富过度依赖银行；银行一旦破产，许多家庭破产，民众苦情万端。⑤
贫穷会使人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剥夺境地，转而与资本对立；由此对财产所有者不满，敌视财富垄断者。工人阶级之所以建立工党，是为了挑战有产者，期盼社会变革，捍卫自身利益，在社会中寻求上升机遇。对比万而言，贫富冲突是英国政治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⑥
比万还看到，不列颠议会是阶级争斗的特殊场所，议会民主是调停贫富矛盾的第三种力量。英国议会存在已久，曾促使统治阶级为避免诉诸武力和平解决社会矛盾。但是，英国民主发展缓慢，直到1928年，不分性别的公民普选权才最终实现。
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英国工人阶级选择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丘吉尔和塞西尔①们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因为“人民仍没有用经济强国的光泽来遮盖着政治民主的骨骼”。就这样，议会成为一个被动之地，实为特权和私有财产的奴仆。由有产者控制的议会成了民主的主要危险，它并不能消解大众的痛苦。议会有责任为资本主义强加给人民的痛苦而道歉；却无权解决社会问题，所以：
在私有财产和资本之下，民主议会为私人经济犯罪的专业公众哀悼。只要议会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民主体制就注定是私有企业的仆从。②
这等于言明，议会本身是以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它竟然容忍一小撮富有者操控国家经济的制高点。
面对此种威胁，比万号召工党把议会立法之箭射向财产权的红心，将议会变成阶级斗争场所。既然财富利用议会，维持其统治。工党的任务，则是使用同一武器揭露社会特权，揭露财富攻击民众的不道德行为。比萬还呼吁反对议会传统理念，批评曾数百年制约着议员的议会惯例和程序。目下，让民众表达心声的时刻到来了，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要么贫穷利用民主战胜财富，要么财富因恐惧贫穷而摧毁民主。③
比万敌视资本主义，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言辞对其批判，但他并非赞成共产主义主张。他主张在英国实行混合经济，反对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但不赞成理论上恫吓私有者。他主张通过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改造社会。比万主张扩大改革，增加福利和扩大国有化范围，但拒绝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幻境”。他在1952年发表的自传《提心吊胆》中写道：
我无法忍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实践中行社会主义之实，在理论上将威胁所有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纯化论者，所以也是无知的……有悖于我们对未来的理解，这将使各种私有财产置于永久的威胁之下。④
当比万派崭露头角时，财政大臣盖茨克尔也在工党内部形成势力。他们与比万派的根本区别，是反对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国有化方案。比万为了劳工的利益，坚定地追求权力。在1959年工党年会上，比万反对修正主义者修改党章第四条：
假如我们想在当代英国巧妙地利用民众心理，努力获取多数，而我们又不能利用权力获得经济的制高点，那么就不能得到优先权。这是围绕权力的争论，因为唯有拥有权力方能得到正确的优先权。⑤
此时，工党修正主义者认为，党内有关资本主义的争论早已过时。而比万认为资产阶级依旧控制着国家经济，或者说，国家依旧是决定所有社会目标的关键因素。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比万考虑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功效，并认为凯恩斯主义正在否认这条工党的企业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工党信仰工业公有制，是因为我们相信唯有通过如此方式，社会方能够巧妙地越来越好地组织起来。”⑥
比万坚持凯恩斯主义和劳工主义的立场，得出了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克罗斯兰和盖茨克尔将低效看作是以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比万却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具有可怕的危险。但他对企业管理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由官方派出机构管理国有企业。总之，在政治和经济难题上，比万首先是一个典型的议会社会主义者，强调议会的重要性，赞同通过议会立法实行社会变革，同时发挥工会对议会的压力作用；希望以社会主义的工党政府，来反对违宪的政策和法令。比较而言，在议会和工会之间，他更看重议会的立法作用，希望议会能成为阶级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
尽管比万雄心勃勃，可很少能得到足够的权力来施展抱负。当他最终成为艾德礼内阁阁员时，年近五旬。当时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经济衰退，没有足够资金用于医疗和房屋建造，没有足够经济实力支持其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而且，当时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威胁已经排除，恰恰是苏联，作为英国的主要敌人，宣传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必然会在英国国内导致意见分歧，引起“红色恐怖”，使比万和比万派的社会主义方针遭到社会中上层的质疑。
为摆脱外交困境，比万要求比万派寻求第三条道路，消弭对苏联的恐惧。可他发现，英国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共产主义曾经带来贫穷和不满，但西方国家短视的军事敌对政策却带来了更多的贫穷和不满；而且，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军事对抗政策也是粗浅的，为此，英国应该很好地反省自身。①
比万高度赞赏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不结盟政策。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意识已经苏醒，追求民族独立。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英国人也应该认识到它是苏联控制下的民族独立国家，可以友好相处。比万叹息道：西方国家未能将这些国家视作天然的联盟者。被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和奴役的历史，使它们对西方列强心存戒心，小心翼翼，但对有着反对殖民主义记录的苏联却会油然产生同情。倘若西方列强仍然以军事强国昭显于世界，就会使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倒向苏联。鉴于此，比万号召西方国家友好地对待新兴民族国家。②而巨大的军事开支也应该削减，用来替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型计划。
比万对军备的态度容易引起国人误解。他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反对将国家武装交予资产阶级政府。到了50年代，他对军备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依旧对具有好战传统的保守党心存疑虑。他坚持：面对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威胁，西方必须有所应对；但不可以此为借口行控制世界之实，不可放弃和平主义主张，不可过度地营建战争机器；更不可虚构所谓的苏联为首的“敌对阵营威胁”，扩充不必要的军事力量。③
1951—1955年工党在野时，比万派围绕国有化和公有制问题，以及工党党章的维护和修改问题，与盖茨克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明显对立。比万派倡导单边裁军政策，不受欧美国家的制约；要求节省军事开支，扩大民众福利开支；尤其反对英国工党支持本国制造氢弹，为此他在1955年险些被开除出工党。也正因此事，他在当年12月与盖茨克尔的党魁竞选中落败，但仍在影子内阁中任殖民大臣；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改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1957年，他在工党年会上攻击单边主義裁军政策，希望通过谈判，使各国共同终止核武器的发展。1959年，比万终于当选为工党副领袖，却很快病逝，④随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比万派在建房问题上改变态度，赞成本国发展核武器，不顾原则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左派中又衍生出了“新左派”，他们是1957年围绕约翰·沙维尔和E. P. 汤普逊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二人联合一些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三年后又创办《新左派评论》，编辑部共三人，均是快捷写手，其中汤普逊是历史学者，斯图亚特·豪尔是文化社会学专家，雷蒙斯·威廉斯擅长文学。他们均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同道中，有在匈牙利事件中脱离共产党或工党者，支持前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
新左派形成的缘由，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均使西方知识分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怀疑，认为苏联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指南。其他一些事件，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被迫妥协，申请参加欧盟的失败，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国的对抗，尤其是美国侵略越南等，又使一些先进分子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原则，检点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国内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密切关注扩大了新左派的社会联系。还是在1957年，英国各地发生反扩军示威，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翌年，英国激进派别联合发起“反核武器运动”。新左派成为骨干力量，呼吁英国避开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对抗，走“第三条道路”。1959年，大约5万人，包括贵族中不同政见者波特兰·罗素和剧作家约翰·奥斯本，都参加了“背睡袋”游行，途经首都和几个城市。这种“复活节游行”在以后多年间成为全国政治活动的惯例。
新一代学者和政治积极分子思想更加独立，他们无法忍受政客们的空话、假话和套话，厌倦派别争斗和勾心斗角，便使用嘲讽和挖苦的手法，袒露自己的新秩序缔造者的姿态。社会文学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五一宣言》中宣称：新一代积极活跃的社会主义，有助于铸造本世纪后期的政治結构，而不是修改“现在体现过去、混淆对现在承认的政治机构”。①威廉斯的代表作《文化和社会》早在1958年就已经问世，它考问了传统道德，赞扬陶尼、②艾略特③和D. H. 劳伦斯④等人的才华和品格。在政治哲学上，威廉斯修正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结构，与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关系的传统结论，质疑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式的苏联政治体制，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至关重要，而生产与消费也是人们理解文化的主要方面。即是说，他把文化也看作是生产方式要素之一，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层面，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互相联系。他们重视消费问题，是因为英国社会各个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
威廉斯认为英国文化与苏联式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是倡导文化的多样性。他同时相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肯定了文化中的联系性。他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⑤主张扩大经济国有化的比例。
E. P. 汤普逊（1924—1993年）是蜚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早年信仰斯大林主义，后主动反思并创新。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一部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鸿篇巨制。其前言说明：全书上部“考察18世纪留下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工业革命发端时就具有影响。下部则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期间不同的工人群体的亲身经历。汤普逊的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著作的科学价值。因为他阐明：阶级不是所谓“自在之物”，而是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共同的经历，从文化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即是“阶级意识”。一个群体只有在产生了自己阶级意识的前提之下，才能成长为一个阶级。
在政治哲学上，汤普逊与其同志根据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力求在理论上引入人道主义，与贫瘠的教条主义分道扬镳。他与其他多数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区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原理，看待本国和国际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
20世纪60年代前期，反核武器运动的分歧加剧。新左派骨干脱离该运动，致力于学术和理论研究。此间，该派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1961年的论文集《议会社会主义》，其中批判了工党理论上的混乱和退步。1967年，汤普逊、斯图亚特·豪尔、雷蒙斯·威廉斯三人共同发表《五一宣言》，批评威尔逊政府的经济收缩。不久，政府调整政策，经济相对繁荣。新左派的活动大致结束。
纵观新左派，可以发现其两个特点：第一，该派缺少比万或盖茨科尔式的著名议会活动家，有的甚至不是议会成员，但其影响，包括在学界的影响却不因此而减少。第二，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工党议会两个主要派别势均力敌，为此拖延了对党章第四条的修改。
新左派的理论，影响了工党和保守党继续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的竞赛，实际上延续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合作，保证它们继续坚持国有化和混合经济，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立法等方面实施自由宽松的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左派暂息声影。为时不久，工党中再次出现新左派。人们借用该派领袖的名字——托尼·本恩（Tony Benn），称之为“本恩左派”（Bennite Left）。此外，人们还根据该派政策特征，称该派为“硬左派”（Hard left）和“极左派”（Far Left）。⑥
人们之所以依旧将本恩称为“新左派”，一是因为它继承了前“新左派”最基本的政治特征。它如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新左派，同样反对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扩军计划，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再是该派骨干人物中，除了本恩，⑦还依然保留了英国工党激进派成员斯图亚特·豪和雷蒙德·威廉斯。豪与威廉斯依然是《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与E. P. 汤普逊和约翰·萨维尔关系密切，秉承了他们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中的立场。本恩左派反对工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主张，想通过合法程序修改党章内容，以使党内能实施左翼政策。
比较起来，本恩左派与传统旧左派有以下不同：
其一，比万领导的旧左派主要是议会下院中的左翼议员，活动主要限于议会。而以本恩为核心的左派，除了部分议员外，绝大部分是院外左派积极分子。他们善于利用罢工、示威等群众力量，营造宏大势头。
其二，外交方面，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比万派多持中立态度，支持英国采取单方面的核裁军政策。相反，本恩左派秉持怀疑主义态度，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较为灵活的多边主义立场。
其三，在国内政治方面，比万派主张实施人道主义社会民主，而本恩派主张实行更加公正的民主，包括实现更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
在本恩领导下，该派逐步扩大在议会中的影响。1979年，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争论》问世，以激进的民主化政策影响工党。两年后，本恩出版了《社会主义的争论》的姊妹篇《民主制的争论》，其中，本恩指明，工党不仅要扩大党内外民主，而且要将民主扩大到文官体制、新闻媒体乃至豪门巨富。对此，他使用煽情言辞，不惜逻辑怪异，自相矛盾，屡屡发问：
为何文官会挫败名声不错的民选政府？
工党集中化特征可使其领袖管理一个党来犹如他自己的王国。
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使用最粗陋的经济施压方式率意而为，甚至勒索，对抗一个工党政府。
媒体的力量，犹如中世纪的教堂，确保某些人轻易享有经济特权。①
本恩抨击工党，是觉得自己政治上受到压抑，不能登上权力顶层；批评本国文官体制，是嫌一些文官尸位素餐效率低下；攻击媒体是他曾被国内大多数媒体诽谤；而断言工业家和银行家恣意而为，是为了鼓动社会中下层对有产者的不满。这些做法提高了他在民众中的威望。
本恩口无遮拦，容易遭到反击。他习以为常，并不介意。政敌回复他：若是本恩领导工党政府，将会是一种西欧社会主义。爱德华·希思②称他为“人民委员本恩”。还有人称他是“博林格-布尔什维克”。③因其追溯者有不少居于社会中层，又被讥称作“香槟社会主义者”。
尽管如此，1978年工党年会调查团发现：他在工党基层选区的积极分子中享有盛誉，他们希望他能成为工党党魁，实行激进主义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他公开支持新芬党，支持爱尔兰统一。但总体而言，本恩在理论方面缺少创新性观点；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没有足够深度。
相應之下，倒是该派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兰，依据他自己在工党政府中的工作经验，参照国有企业模式，写出了《社会主义的挑战》的论文，严正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步发生，这均由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变化所引起。对此，他分析：近来垄断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增强，“腐蚀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并逐步削弱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主权”。④
于是，霍兰继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它采取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式，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为此，他提出建立“中介权力”，以实现国家间合作；资本垄断和跨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导致新的生产模式的产生，它介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这种经济高度控制了国有和跨国的大企业。⑤换言之，是凯恩斯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经济管理；而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法则，以便在新的经济体系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对此，霍兰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在工党1973年竞选宣言中得以体现，其中有：扩大公有制，增添国有公司和战略性计划协议，强化工人民主等。可见，本恩的激进民主化原则并非由他独创。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该派精英层的集体成果。
本恩领导新左派，倡导“激进民主化”的目的，是希望广大下层民众不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还能在物资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至此，才能使每个英国人真正拥有全面公民权。本恩高度赞赏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想，强调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空谈；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只能部分实现。而且，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必须平等，它应该包括宗教信仰、社会和法律地位、经济和政治活动参与等多个方面。①
即便如此，这仍非意味着本恩的社会主义观念经住了历史检验，而是疑问犹存：
第一，必须决定所谓最激进的民主化原则究竟是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抑或二者兼有？此点格外重要。因为，本恩希望工党内部结构首先实现最大的、激进的民主化，这样可以降低本党议员在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而提升工会实力。但其结果是否理想？
第二，本恩希望工党的激进民主化，足以让民众无视某个全国性政党的意见，防止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可是，英国留在欧共体是否理想？
第三，本恩的激进民主化，并未在议会工党党团和全国选民中获得普遍支持。
1973年，本恩左派建议修改工党党章，并因此发起了“工党民主运动”（Campaign for Labour Party Democracy），试图促使工党更加左倾。②该派的改革建议在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工党年会中得到支持，但遭到议会党团的抵制。由此可见，此时本恩左派分化成了两个派别。其中旧左派坚持辉格党传统，相对谨慎，认为辩论和建议是促进工党事业的最好工具。地方工党新左派力图通过对工党党章的激进改革，改变党内形成的、包括党的右翼领导人和工会之间，议会多数和工党执行委员会之间，选区党组织和激进小党派积极分子等多种元素之间的平衡。
当时，本恩为首的左派之所以高调呼吁党章修改，也与两大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关。1974—1979年间，工党虽能掌权5年，但忙于维持，少有作为。共识政治千疮百孔，两位工党领袖，威尔逊和卡拉汉，均无改革思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获得改革先机，引起工党内部不满。本恩左派借机鼓噪，赢得党内激进分子的响应。
本恩左派借机发起“工党民主运动”，起码有三种目的。
第一点，强化对议会候选人的遴选工作。1978年年会召开前夕，工党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讨论下院议员的推荐和选择，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议会大选。翌年工党年会上，同样工作又做一遍，以四人选三的比例，从所有基层选区本党较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推选。
第二点，使工党执行委员会最后敲定工党大选宣言内容，等于让本恩左派参加工党决策，将有助于本恩左派以后修改党章，使之内容更加激进。后来证实，1983年工党起草竞选宣言时，本恩左派成为主要起草人。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是促使工党以后在选举工党党魁时，建立并实行选举团制。③其具体做法是，先建立一个审查机构，分别由来自工党执行委员会的7名左翼成员，工会联合会的5名代表，以及议会的2名，共14名代表组成选举团。由于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工会联合会代表政治上向来左倾，议会2名代表中，迈克尔·富特也是左倾代表，只有卡拉汉1人是右翼代表。这就削弱了工党的传统力量，使一向在政治上较为偏左倾的议会党团自始就居于败势。在随后建立的选举团成员中，50%属于议员身份者，20%属于工会代表，20%归选区代表，5%归工党附属组织的代表。对此状况，托尼·本恩等人颇为高兴，以为以后该派会在党内占据优势了。
本恩左派发起并筹划了“工党民主运动”，建立了选举团，却对其结果感到失望。毕竟，选举团中议员占了一半，虽然其中左派右派都有，可由于工会代表和地方选区的代表在选举团中依然占据少数，就意味着具有左倾倾向的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地方代表无法操纵工党。况且，“四人帮”④的出现和1981年3月他们与自由党的合并，反过来削弱了工党实力，这岂不是“工党民主运动”的负面效应！是工党右翼力量对“工党民主运动”的挑战和制动！会不会继续削弱工党在政党竞选中的实力？
“工党民主运动”促进之下的工党选举团导致如此结果，并不奇怪。它是当时工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力量较量的结果，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潜在的客观力量。它会造成一种“角力”效果，影响到工党选举团的力量对比和分配。
1980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2010年）当选为工党领袖。他论作等身，却是工党历史上“最不成功的领袖”。其身影不仅被同代的威尔逊和卡拉汉所遮盖，还被保守党女领袖撒切尔夫人的身影所遮蔽。他早年就期盼英国成为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但又想撮合两大国，实现和平。1974年3月，威尔逊带领工党重新执政，富特获任就业大臣。任内，他尽力维持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并在公投中极力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6年，威尔逊突然辞去首相职位，富特当即竞逐党魁，当选副党魁，出任下议院领袖，但无法遏止工党堕势。
1980年，恰恰在党魁詹姆斯·卡拉汉辞职之后，富特就任党魁。本恩主动为“下届工党政府”做了描绘。它包括一些“细节”：数日之内，工党政府即可掌控全国性大企业、所有资本的权力，实施工业民主。数周之内“所有的权力将收归议会，上院连同世袭贵族将被废除，将封赐1000名终身贵族”。本恩的演讲生动形象，获得热烈掌声。翌年，“四人帮”出现，同年4月合并到社会民主党，本恩给予高调评价，断言不出25年会出现社会民主党政府。
还是这一年，本恩不顾富特劝阻，出面与丹尼斯·希尔利竞选副党魁。他如此率性，一是他把党内副手看作晋升党魁的台阶，再是把挫败希尔利看作战胜工党右翼领袖的一次机会。再次，还可以继续加强本恩左派与工会的关系。不料，本恩百般努力功亏一篑，领袖选举中他以1%的别差落败。①个别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左翼议员，包括未来的工党党魁内尔·金诺克，也劝说本恩为避免左翼民主运动的分裂而维护工党团结。
1982年4月，英国与阿根廷之间发生马岛（福克兰群岛）战争，本恩持中立态度，建议两国冲突提交联合国解决；并坚持英国政府不应该派遣军事力量，侵占该群岛。战争刚刚结束，在下院辩论中，本恩不顾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要求充分认识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生命、装备和金钱代价。
1982年末至1983年初，工党传出希尔利即将与富特竞选党魁的消息，但最后未被证实。1983年大选，富特为工党推出了一个工党历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竞选政纲，其中包括废除议会贵族院、脱离欧洲经济共同体、实施单方面核裁军、提高税率，以及在工业中实行干预政策、增加进出口、增加就业培训、大幅度减少失业率、控制通貨膨胀等。②该政纲过于雄心勃勃了，给人一种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感觉，无法遏止工党在大选中落败。未几富特辞去党魁，由金诺克接任。富特所发表的竞选政纲，则被右翼政治家考夫曼讥讽为“历史上篇幅最长的遗书”。
鉴于本恩左派在起草工党1983年工党竞选纲领中出力最大，纲领内容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恩左派的左倾思路。所以，富特下台等于敲响了本恩左派的丧钟。
1983年大选，是本恩左派的尽力一搏。富特以健康为由，辞去工党领袖。年仅四旬的金诺克当选为工党领袖，他为人干练，善于团结党内不同势力，尽力弥合党内裂痕。本恩派影响逐渐削弱。
以后，本恩继续保持左翼特点。他是英国“脱欧”的倡导者，屡屡批评欧盟。他指责工党追随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当萨达姆被逮捕后他又尽力为之开脱；他赞同同性恋婚姻合法，支持本国煤矿工人罢工，反对撒切尔夫人对工会的压制政策。此类实例，比比皆是，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行为，很少与“本恩左派”联系在一起了。
综观以上工党左翼的四个派别，不仅能看出它们大致上一脉相承，还有共同的特点：
一、工党以上各派别的领袖们，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不仅先后代表着英国劳动者，还主要维护着被称作“蓝领”的体力劳动者。
二、比较起工党右翼，即修正主义者，工党左翼与工会关系较为密切，在罢工斗争中具有较强的领导鼓动能力。但其中少有安东尼·克洛斯兰、道格拉斯·加伊那样的具有预见能力的理论家。“新左派”虽有E. P. 汤普逊和约翰·沙维尔等著名学者，具有颇强的理论水平，可他们的活动超出党内派别斗争范围，其影响超出工党和英国范围。
三、工党各左翼派别的活动盛行于20世纪30至80年代，和世界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事件大致吻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可这种变化的充分展示需要较长的过程。20世纪晚期，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完成、英国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时，工党左翼的势力相对弱化。右翼势力风头重现。工党政策实行重大调整。
四、英国工党内部存在左右两翼是合理的，它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各有千秋，竞争中各具特色，显露出多元化。但比较而言，左翼思想更加激进些，但在预见性略逊一筹。
【作者简介】阎照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世界史和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