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拒行封禅及其自赎心态探微
摘 要？演晋武帝伐吴成功之后，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举行封禅，而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对此事件古人多从冲虚守静与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然通过梳理封禅行为的性质与晋史文献，可以发现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当与司马氏政权取得特殊路径所产生的自赎心态有关，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
？眼关键词？演晋武帝，晋初政治，封禅，政治心态
？眼中图分类号？演K23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51-05
以伐吴成功的太康元年（280年）为历史节点，天下三分的局面终于一统于晋，按旧有观念，这意味着司马氏经营的霸王之业已正式告成。故自太康元年九月起，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武帝举行封禅。但对于朝臣们的所有促请，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这种情况于中国古代史中实属罕见。就武帝拒行封禅的问题，古人多是从冲虚守静与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而今人的相关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①其实，结合着封禅的性质与今存文献来探寻思考，还是可以判定晋武帝如此行事当另有原因。揭示并阐明其背后原因，不仅会进一步彰显晋初政治的基本特点，而且对整个魏晋史研究亦将有所帮助。
封禅之礼起源甚早，《史记》卷28《封禅书》引管仲语：“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②又云：“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③从这些叙述可知，早期的封禅活动仅止于传闻，模糊难考。两晋立国之前，确切举行过这种仪式的帝王计有秦皇、汉武、汉光武以及汉章、安诸帝，其中汉武帝的封禅之举竟多达七次。后世对封禅活动的态度并不一致，如马端临从目的出发认为其行事有古今公私之别：“然古帝王之事，则省方问俗，赏善罚恶，凡以为民，其出于公也；秦汉二主之事，则夸诵功德，希求福寿，凡以为己，其意出于私也。”④此种观点历来多有史家附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政治结构下，最高统治者在某些具体行事上的取舍，并不能简单地以公私之别划归其属性，甚至有时其与整体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显现出某种矛盾，其内部也必然存在某种关联和逻辑。秦、汉诸帝之封禅活动确实带有夸耀一己功德、寻求长生之道的目的，但这只是封禅文化内涵的一个方面，其本质仍是一种带有神学意味的政治仪式，旧籍对此亦多有阐发。封禅的功能有其他礼制所不能替代者，如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古代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曾经借助一系列的仪式与象征，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叫‘奉天承运，在国家典礼的隆重仪式中，拥有权力者以象征的方式与天沟通，向天告白，同时又以象征的方式，接受天的庇佑，通过仪式向治下的民众暗示自己的合法性。”⑤在朝代更替之际，通过“封勒帝勣，对越天休”来完成皇帝身份的构建，以宣告其权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此观念自秦汉以后已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共识，帝王自身亦多视之为人君的最高殊荣。历代之君有意于封禅者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存在差异，有虽先行推让，而终行之者，如《后汉书》载汉光武之事：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①
然而仅过两年，汉光武即感于谶纬之书举行封禅。亦有事终不行，而其本心念念不忘者，如《晋书》卷21《礼志下》载魏明帝皇初中护军蒋济议请封禅，明帝虽下诏拒绝其议请，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后逢隆卒，帝感叹道：“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此亦足见魏明帝封禅愿望之强烈与先前推让之虚伪。此二君基本代表了封建帝王在封禅一事上的心态：既对封禅充满了向往，又往往故作推让之态以沽贤名。相较而言，晋武帝拒行封禅一事就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独特之处在其推让行为绝非虚应故事，且其背后透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太康元年三月，王浚陈兵石头，降吴主孙皓于军门，天下三分的局面宣告结束，“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②应该注意的是，此时距战事结束仅仅半年，战后各种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群臣请求封禅颇有迫不及待之感，其中带有政治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在伐吴之前，晋武帝虽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魏晋政权的嬗代，但基本上是继承了父祖的政治遗产，其自身并无值得称道的功业，羊祜曾明言“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③可见缺少政治资本已成为司马炎立国的一个重大缺陷，而为朝野所共识。伐吴的一个重要动机正是想弥补此种统治缺陷——统一天下的功绩足以成为构建一代英主身份的坚实基础。伐吴之初，战事不利，贾充等奏诛主战派的张华以谢天下，晋武帝答以“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④由此可以推知武帝本人对伐吴的政治意义是有清晰认知的。
然而“功德未著”不仅是晋武帝一个人的心病，实际上涉及晋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此问题一直贯穿在司马氏政治活动过程之中，祖孙三代对涉及“篡弑”口实之事颇为敏感，或设法回避，或援古以粉饰。如高贵乡公被杀之后晋文帝的反应：
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⑤
彼时司马昭名义上尚为魏臣，而“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故不得不作舆论上的准备，虽然最终保全了贾充，但“天下其如我何”的顾忌心理非常强烈。解决此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凭借功绩来增强威望。司马师于嘉平四年（252年）曾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但以失败告终。而司马昭之伐蜀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一思路，故咸熙元年（264年）蜀国初平，三月即受封晋王，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晋文、景两帝为解决政权合法性作出的努力在政权传递过程中起了作用，把代魏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晋初统治集团对政权合法性都有着强烈的诉求，亟待寻求解决的方式，这也是羊祜对武帝“功德未著”直言不讳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出伐吴与封禅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的意义不仅仅反映了信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秩序，并通过特定的仪式不断强化这种秩序。在中国古代，谁拥有了主祭权，谁就拥有了国家的统治权。‘祀是政治合理性的象征。”⑥在这一政治意义上，封禅的作用不亚于伐吴，甚至可以看作伐吴的一种延伸，是晋政权最终构建完成的理想仪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事初息，未可即稱太平，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就迫切地上书劝武帝封禅。从当时的统治实际来看，通过一个具有仪式性的政治行为对伐吴的功绩进行表述，来彰显新王朝的统治力量，并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宣告，对晋初的统治是非常有益的，此正合群臣上书中“济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①之语。
但对于群臣五次上书劝封禅，晋武帝皆予以驳回，所给出的理由主要可总结为两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不足以告太平，尚不具备行封禅的客观条件；二是有功成弗居之意。对于最后两次群臣上书，武帝仅以“且俟他年”“方今未可以尔”等语予以推脱。②虽然上述理由看似有其合理性，但将其置于整个晋初政治的背景下，则不能成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上奏的主体由卫瓘为代表的群臣变为了“王公有司”。关于这一点，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论及：“关于武帝封禅的讨论，其背后的关节点在于如何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对于伐吴的胜利做出合适的表达。根据卫瓘等人表达的意见，伐吴的功业可以与唐虞三代比肩，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举行封禅大典，告成天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积极推动此事的卫瓘等人虽然不能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但无疑是与贾充相异的一股政治力量。如果通过封禅典礼确立伐吴胜利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地位，那么不但武帝可以超越父祖，彻底摆脱功业不足的形象，获得巨大的政治威望，而张华、刘宴等人作为伐吴之役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享这场胜利的荣光，从而取得了与贾充这样的开国功臣分庭抗礼的地位，进而在西晋政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③随后仇鹿鸣又将群臣前四次上书与第五次上书的表达进行了比较，以见其差异，可谓颇具慧眼。此事件中的种种细节尚有可讨论之余地，但当时政治结构的复杂性确实在封禅一事上有所显露。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此种复杂性也仅表现为不同政治势力对封禅一事期待程度与表述方式的差异，朝野并未见不同的声音，可见利益各方仍然存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封禅不是当时朝廷某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关涉了晋初政治诸利益集团的全体。
另外在魏晋嬗代完成与伐吴成功等政治事件所引发的权力结构调整中，作为权力中心的司马氏家族也面临着新问题，胡志佳指出：“西晋初期的司马氏正历经由武帝立国前以家族发展为主轴，转变为一家一姓，集权力、富贵于一身的帝位延续想法的过程。从家族成员共享资源的家族主义，到家族集中由武帝这一系成为帝王继承者，不只可见于西晋开国者司马炎在思想上的逐渐转变，它也逐渐成为其他司马宗室必须接受的事实。”④在这一意义上，封禅也不失为一种完成权力结构调整的辅助手段，是符合晋武帝本人利益的，而且完成统一的功绩足以成为举行封禅大礼的充分理由。这样看来，其最终拒行封禅的行为就更显出有悖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和各方诉求，由此我们推断此行为或出于其自身心态的原因。
《晋书》将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归因为“谦让弗许”，此代表了后世史家对此事的主流看法，世人亦多称颂其美。如潘岳《世祖武皇帝诔》：
万物熙熙，怀而慕思。顒顒搢绅，不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实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余。七十二君，方之蔑如。⑤
诔之为体有荣始哀终之义，此亦足说明拒行封禅为武帝政治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之事，然而其中的违和之感前人亦有觉察。《晋书》卷3《武帝纪》传赞：“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如何解释“让而不为”与“骄泰之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会集中在一人身上呢？我们认为谦让与骄泰都只是晋武帝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此心态中含有的矛盾与消极因素足以直接对晋武帝的政治选择造成影响，拒绝封禅即是在此种心态影响下的结果。
《晋书》卷3《武帝纪》载：“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⑦此为武帝这一时期为政之概貌。太康二年三月，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于此臣下多有规讽，然武帝虽自知其非而不能改，好色耽政几为常态。其消极的政治心态更每见于日常言行，令臣下皆为之失望。如《晋书》卷33《何曾传》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①此皆其建功不久之事。司马炎作为一个承继父祖遗业的开国之主，此种消极的心态究竟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当和其父祖取得政权路径的特殊性，即所谓“开国不正”有关。后人在讨论司马氏篡魏一事时，往往觉得异于常轨，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根本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曹爽兄弟，昏庸童竖，无足深责。然崇信何、邓，惟其所为，晏等皆胜流名士，并居要职，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羲扈从，未知晏、飏之流安在，而变起仓猝，但有桓范拔剑南奔，其余竟无一辞。懿奏既通，骈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侥幸，于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时自许以上智，而终成下愚。苟无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异也。昔韩馥让州于袁绍，竟走厕求死，当危亡之际，举国无人，乃至于是，孟子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何太甚乎！②
其所谓“异”者，往往以曹魏之篡汉作为其参照，赵翼曾将两者做过精彩比较：“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弒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③正因为其窃权于魏室未衰之际，且发作急速，所谓“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故其手段异常酷烈，几无人道可言，如《晋书》卷1《宣帝纪》：“（司马懿）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殺之，既而竟迁魏鼎云。”④从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诛曹爽兄弟、何晏、邓飚、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八族起，中经嘉平三年王凌之诛，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楚王彪，及齐王之废，正元二年司马师诛毋丘俭，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诛诸葛诞，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弑高贵乡公，直至景元三年司马昭诛吕安、嵇康等人，司马氏在取得统治的道路上杀戮范围极广，延续时间之长亦史所罕见，谓其政权建立在杀戮之上也不为过。《晋纪总论》揭露原因：“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⑤这种“异于先代”的残酷行事至令司马氏的后人都为之不安。《世说新语》卷33《尤悔》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⑥晋明帝距晋移魏祚之时已远，仅耳闻其事，即生“祚安得长”之感叹，可见此种酷烈行事对其后人造成心理负担之强烈，更无遮掩避讳之余地。耳闻尚不如目见，诛曹爽时司马炎已13岁，弑高贵乡公时其24岁，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亲历其父祖之行事，可以想见其心理负担势必比晋明帝更为强烈。晋武帝对晋王朝政权的存在合理性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此种心理极为隐秘，但时有显露。据《晋书》卷3《贾谧传》载：
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刁协、荀熙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⑦
晋书断限在武帝朝与惠帝朝各一次，迁延较久，其中隐含着一个对晋立国以前这段历史如何定性的问题。其中之篡弑与杀戮实难讳匿，如何进行表述是一个难题。从晉武帝“依违未有所决”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内心的压力与矛盾。如果这种心态的显露尚觉幽隐的话，还有一个证据，即武帝临朝多有厚待世族之举，并多启用其父祖所诛戮之遗族，此情况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亦属罕见，除了拉拢士族的政治目的，也包含有代替父祖对过往杀戮进行弥补的自赎心理。较典型者如《晋书·武帝纪》载许奇事：
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①
实际上“不欲接近左右”才是对许奇等受害遗族合乎常理的处理方式，武帝之举措实为反常，其中拉拢与弥补的心理或兼而有之。又《晋书》卷89《嵇绍传》：
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②
司马氏杀嵇康乃一标志性事件，而嵇氏子后竟为晋之孤臣，不能不说武帝的努力弥补起到了一些作用。另外其对于朝臣有过愆者亦多不加罪，较典型者如《晋书》卷33《何曾传》载：
然（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诉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汰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③
故《晋书》评武帝云：“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④此种仁厚或许正是武帝对“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一种反思和弥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推测，封禅的一个目的在于“告成功”，在一系列仪式里势必要对晋王朝的建立过程进行追述，不论是作文称颂，还是立碑刻石，此必将唤起世人对宣、景、文三帝所作所为的回忆，这显然是晋武帝内心深处所极力回避的。而实际上世人的这种回忆和相关舆论一直没有平息，《晋书》卷50《庾纯传》：
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⑤
贾充对此责问终无一言以对，足见于此事讳之不及，而“众坐因罢”的反应也说明此话题在当时士人中仍是异常敏感的，虽然贾充是弑君的执行者，但此责问最终会指向谁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过犹不及，武帝对内心压力的回避与纾解，以及对士族的过分厚待与弥补，其直接后果就是士风的急剧下堕，如干宝所言：“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⑥此亦为西晋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而言之，司马炎既是晋王朝名义上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司马氏政治集团斗争的延续者和收获者，其不能不承担父祖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和负面影响，“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⑦伐吴的成功对晋武帝的政治信心有所促进，但是十分短暂，尤其是其父祖的功业多在篡弑屠戮，对汉末社会各种矛盾并未予以解决，其争取政权过程中的残酷血腥，更对晋武帝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渴望自赎的心态，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弥补。而晋初统治集团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使此种心态得到放大，故晋武帝在政治行事上多有违和，拒行封禅一事正是此种心态下的典型事件，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作者简介】石玉，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眼关键词？演晋武帝，晋初政治，封禅，政治心态
？眼中图分类号？演K23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51-05
以伐吴成功的太康元年（280年）为历史节点，天下三分的局面终于一统于晋，按旧有观念，这意味着司马氏经营的霸王之业已正式告成。故自太康元年九月起，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武帝举行封禅。但对于朝臣们的所有促请，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这种情况于中国古代史中实属罕见。就武帝拒行封禅的问题，古人多是从冲虚守静与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而今人的相关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①其实，结合着封禅的性质与今存文献来探寻思考，还是可以判定晋武帝如此行事当另有原因。揭示并阐明其背后原因，不仅会进一步彰显晋初政治的基本特点，而且对整个魏晋史研究亦将有所帮助。
封禅之礼起源甚早，《史记》卷28《封禅书》引管仲语：“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②又云：“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③从这些叙述可知，早期的封禅活动仅止于传闻，模糊难考。两晋立国之前，确切举行过这种仪式的帝王计有秦皇、汉武、汉光武以及汉章、安诸帝，其中汉武帝的封禅之举竟多达七次。后世对封禅活动的态度并不一致，如马端临从目的出发认为其行事有古今公私之别：“然古帝王之事，则省方问俗，赏善罚恶，凡以为民，其出于公也；秦汉二主之事，则夸诵功德，希求福寿，凡以为己，其意出于私也。”④此种观点历来多有史家附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政治结构下，最高统治者在某些具体行事上的取舍，并不能简单地以公私之别划归其属性，甚至有时其与整体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显现出某种矛盾，其内部也必然存在某种关联和逻辑。秦、汉诸帝之封禅活动确实带有夸耀一己功德、寻求长生之道的目的，但这只是封禅文化内涵的一个方面，其本质仍是一种带有神学意味的政治仪式，旧籍对此亦多有阐发。封禅的功能有其他礼制所不能替代者，如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古代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曾经借助一系列的仪式与象征，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叫‘奉天承运，在国家典礼的隆重仪式中，拥有权力者以象征的方式与天沟通，向天告白，同时又以象征的方式，接受天的庇佑，通过仪式向治下的民众暗示自己的合法性。”⑤在朝代更替之际，通过“封勒帝勣，对越天休”来完成皇帝身份的构建，以宣告其权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此观念自秦汉以后已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共识，帝王自身亦多视之为人君的最高殊荣。历代之君有意于封禅者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存在差异，有虽先行推让，而终行之者，如《后汉书》载汉光武之事：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①
然而仅过两年，汉光武即感于谶纬之书举行封禅。亦有事终不行，而其本心念念不忘者，如《晋书》卷21《礼志下》载魏明帝皇初中护军蒋济议请封禅，明帝虽下诏拒绝其议请，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后逢隆卒，帝感叹道：“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此亦足见魏明帝封禅愿望之强烈与先前推让之虚伪。此二君基本代表了封建帝王在封禅一事上的心态：既对封禅充满了向往，又往往故作推让之态以沽贤名。相较而言，晋武帝拒行封禅一事就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独特之处在其推让行为绝非虚应故事，且其背后透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太康元年三月，王浚陈兵石头，降吴主孙皓于军门，天下三分的局面宣告结束，“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②应该注意的是，此时距战事结束仅仅半年，战后各种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群臣请求封禅颇有迫不及待之感，其中带有政治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在伐吴之前，晋武帝虽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魏晋政权的嬗代，但基本上是继承了父祖的政治遗产，其自身并无值得称道的功业，羊祜曾明言“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③可见缺少政治资本已成为司马炎立国的一个重大缺陷，而为朝野所共识。伐吴的一个重要动机正是想弥补此种统治缺陷——统一天下的功绩足以成为构建一代英主身份的坚实基础。伐吴之初，战事不利，贾充等奏诛主战派的张华以谢天下，晋武帝答以“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④由此可以推知武帝本人对伐吴的政治意义是有清晰认知的。
然而“功德未著”不仅是晋武帝一个人的心病，实际上涉及晋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此问题一直贯穿在司马氏政治活动过程之中，祖孙三代对涉及“篡弑”口实之事颇为敏感，或设法回避，或援古以粉饰。如高贵乡公被杀之后晋文帝的反应：
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⑤
彼时司马昭名义上尚为魏臣，而“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故不得不作舆论上的准备，虽然最终保全了贾充，但“天下其如我何”的顾忌心理非常强烈。解决此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凭借功绩来增强威望。司马师于嘉平四年（252年）曾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但以失败告终。而司马昭之伐蜀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一思路，故咸熙元年（264年）蜀国初平，三月即受封晋王，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晋文、景两帝为解决政权合法性作出的努力在政权传递过程中起了作用，把代魏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晋初统治集团对政权合法性都有着强烈的诉求，亟待寻求解决的方式，这也是羊祜对武帝“功德未著”直言不讳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出伐吴与封禅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的意义不仅仅反映了信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秩序，并通过特定的仪式不断强化这种秩序。在中国古代，谁拥有了主祭权，谁就拥有了国家的统治权。‘祀是政治合理性的象征。”⑥在这一政治意义上，封禅的作用不亚于伐吴，甚至可以看作伐吴的一种延伸，是晋政权最终构建完成的理想仪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事初息，未可即稱太平，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就迫切地上书劝武帝封禅。从当时的统治实际来看，通过一个具有仪式性的政治行为对伐吴的功绩进行表述，来彰显新王朝的统治力量，并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宣告，对晋初的统治是非常有益的，此正合群臣上书中“济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①之语。
但对于群臣五次上书劝封禅，晋武帝皆予以驳回，所给出的理由主要可总结为两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不足以告太平，尚不具备行封禅的客观条件；二是有功成弗居之意。对于最后两次群臣上书，武帝仅以“且俟他年”“方今未可以尔”等语予以推脱。②虽然上述理由看似有其合理性，但将其置于整个晋初政治的背景下，则不能成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上奏的主体由卫瓘为代表的群臣变为了“王公有司”。关于这一点，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论及：“关于武帝封禅的讨论，其背后的关节点在于如何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对于伐吴的胜利做出合适的表达。根据卫瓘等人表达的意见，伐吴的功业可以与唐虞三代比肩，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举行封禅大典，告成天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积极推动此事的卫瓘等人虽然不能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但无疑是与贾充相异的一股政治力量。如果通过封禅典礼确立伐吴胜利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地位，那么不但武帝可以超越父祖，彻底摆脱功业不足的形象，获得巨大的政治威望，而张华、刘宴等人作为伐吴之役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享这场胜利的荣光，从而取得了与贾充这样的开国功臣分庭抗礼的地位，进而在西晋政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③随后仇鹿鸣又将群臣前四次上书与第五次上书的表达进行了比较，以见其差异，可谓颇具慧眼。此事件中的种种细节尚有可讨论之余地，但当时政治结构的复杂性确实在封禅一事上有所显露。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此种复杂性也仅表现为不同政治势力对封禅一事期待程度与表述方式的差异，朝野并未见不同的声音，可见利益各方仍然存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封禅不是当时朝廷某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关涉了晋初政治诸利益集团的全体。
另外在魏晋嬗代完成与伐吴成功等政治事件所引发的权力结构调整中，作为权力中心的司马氏家族也面临着新问题，胡志佳指出：“西晋初期的司马氏正历经由武帝立国前以家族发展为主轴，转变为一家一姓，集权力、富贵于一身的帝位延续想法的过程。从家族成员共享资源的家族主义，到家族集中由武帝这一系成为帝王继承者，不只可见于西晋开国者司马炎在思想上的逐渐转变，它也逐渐成为其他司马宗室必须接受的事实。”④在这一意义上，封禅也不失为一种完成权力结构调整的辅助手段，是符合晋武帝本人利益的，而且完成统一的功绩足以成为举行封禅大礼的充分理由。这样看来，其最终拒行封禅的行为就更显出有悖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和各方诉求，由此我们推断此行为或出于其自身心态的原因。
《晋书》将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归因为“谦让弗许”，此代表了后世史家对此事的主流看法，世人亦多称颂其美。如潘岳《世祖武皇帝诔》：
万物熙熙，怀而慕思。顒顒搢绅，不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实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余。七十二君，方之蔑如。⑤
诔之为体有荣始哀终之义，此亦足说明拒行封禅为武帝政治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之事，然而其中的违和之感前人亦有觉察。《晋书》卷3《武帝纪》传赞：“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如何解释“让而不为”与“骄泰之心”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会集中在一人身上呢？我们认为谦让与骄泰都只是晋武帝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此心态中含有的矛盾与消极因素足以直接对晋武帝的政治选择造成影响，拒绝封禅即是在此种心态影响下的结果。
《晋书》卷3《武帝纪》载：“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⑦此为武帝这一时期为政之概貌。太康二年三月，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于此臣下多有规讽，然武帝虽自知其非而不能改，好色耽政几为常态。其消极的政治心态更每见于日常言行，令臣下皆为之失望。如《晋书》卷33《何曾传》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①此皆其建功不久之事。司马炎作为一个承继父祖遗业的开国之主，此种消极的心态究竟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当和其父祖取得政权路径的特殊性，即所谓“开国不正”有关。后人在讨论司马氏篡魏一事时，往往觉得异于常轨，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根本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曹爽兄弟，昏庸童竖，无足深责。然崇信何、邓，惟其所为，晏等皆胜流名士，并居要职，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羲扈从，未知晏、飏之流安在，而变起仓猝，但有桓范拔剑南奔，其余竟无一辞。懿奏既通，骈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侥幸，于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时自许以上智，而终成下愚。苟无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异也。昔韩馥让州于袁绍，竟走厕求死，当危亡之际，举国无人，乃至于是，孟子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何太甚乎！②
其所谓“异”者，往往以曹魏之篡汉作为其参照，赵翼曾将两者做过精彩比较：“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弒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③正因为其窃权于魏室未衰之际，且发作急速，所谓“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故其手段异常酷烈，几无人道可言，如《晋书》卷1《宣帝纪》：“（司马懿）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殺之，既而竟迁魏鼎云。”④从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诛曹爽兄弟、何晏、邓飚、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八族起，中经嘉平三年王凌之诛，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楚王彪，及齐王之废，正元二年司马师诛毋丘俭，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诛诸葛诞，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弑高贵乡公，直至景元三年司马昭诛吕安、嵇康等人，司马氏在取得统治的道路上杀戮范围极广，延续时间之长亦史所罕见，谓其政权建立在杀戮之上也不为过。《晋纪总论》揭露原因：“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⑤这种“异于先代”的残酷行事至令司马氏的后人都为之不安。《世说新语》卷33《尤悔》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⑥晋明帝距晋移魏祚之时已远，仅耳闻其事，即生“祚安得长”之感叹，可见此种酷烈行事对其后人造成心理负担之强烈，更无遮掩避讳之余地。耳闻尚不如目见，诛曹爽时司马炎已13岁，弑高贵乡公时其24岁，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亲历其父祖之行事，可以想见其心理负担势必比晋明帝更为强烈。晋武帝对晋王朝政权的存在合理性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此种心理极为隐秘，但时有显露。据《晋书》卷3《贾谧传》载：
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刁协、荀熙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⑦
晋书断限在武帝朝与惠帝朝各一次，迁延较久，其中隐含着一个对晋立国以前这段历史如何定性的问题。其中之篡弑与杀戮实难讳匿，如何进行表述是一个难题。从晉武帝“依违未有所决”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内心的压力与矛盾。如果这种心态的显露尚觉幽隐的话，还有一个证据，即武帝临朝多有厚待世族之举，并多启用其父祖所诛戮之遗族，此情况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亦属罕见，除了拉拢士族的政治目的，也包含有代替父祖对过往杀戮进行弥补的自赎心理。较典型者如《晋书·武帝纪》载许奇事：
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①
实际上“不欲接近左右”才是对许奇等受害遗族合乎常理的处理方式，武帝之举措实为反常，其中拉拢与弥补的心理或兼而有之。又《晋书》卷89《嵇绍传》：
嵇绍，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②
司马氏杀嵇康乃一标志性事件，而嵇氏子后竟为晋之孤臣，不能不说武帝的努力弥补起到了一些作用。另外其对于朝臣有过愆者亦多不加罪，较典型者如《晋书》卷33《何曾传》载：
然（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诉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汰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③
故《晋书》评武帝云：“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④此种仁厚或许正是武帝对“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一种反思和弥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推测，封禅的一个目的在于“告成功”，在一系列仪式里势必要对晋王朝的建立过程进行追述，不论是作文称颂，还是立碑刻石，此必将唤起世人对宣、景、文三帝所作所为的回忆，这显然是晋武帝内心深处所极力回避的。而实际上世人的这种回忆和相关舆论一直没有平息，《晋书》卷50《庾纯传》：
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⑤
贾充对此责问终无一言以对，足见于此事讳之不及，而“众坐因罢”的反应也说明此话题在当时士人中仍是异常敏感的，虽然贾充是弑君的执行者，但此责问最终会指向谁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过犹不及，武帝对内心压力的回避与纾解，以及对士族的过分厚待与弥补，其直接后果就是士风的急剧下堕，如干宝所言：“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⑥此亦为西晋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而言之，司马炎既是晋王朝名义上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司马氏政治集团斗争的延续者和收获者，其不能不承担父祖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和负面影响，“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⑦伐吴的成功对晋武帝的政治信心有所促进，但是十分短暂，尤其是其父祖的功业多在篡弑屠戮，对汉末社会各种矛盾并未予以解决，其争取政权过程中的残酷血腥，更对晋武帝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渴望自赎的心态，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弥补。而晋初统治集团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使此种心态得到放大，故晋武帝在政治行事上多有违和，拒行封禅一事正是此种心态下的典型事件，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作者简介】石玉，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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