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圣经》暴乱”事件渊源探析
摘 要？演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传统使美国人在早期民族和国家构建中形成一种认同，即美国是新教国家，合法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新教徒。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认同受到冲击。经济和阶级的剧烈变动，以及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原有的公民构成，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剧了新教徒焦虑，他们担心这些变化威胁到已形成的新教公民身份。1944年，当新教身份的核心象征《圣经》受到天主教徒攻击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敌意达到历史的高峰，终于导致费城《圣经》暴乱爆发和反天主教政治团体产生。
？眼关键词？演费城，《圣经》暴乱，新教徒，本土主义运动
？眼中图分类号？演K71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64-09
费城是美国历史名城，也是美国主要的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之一，其英文Philadelphia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Philos”意为“爱”，“Adelphos”意为“兄弟”。因此，该城也被称为City of Brotherly Love，即“兄弟友爱之城”。19世纪40年代初，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该城学生使用《圣经》阅读的版本问题上发生争议。1844年5月3日，新教徒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主要居住的肯辛顿第三区举行集会，表明他们对学校《圣经》阅读问题的态度，导致爱尔兰天主教徒同新教徒“开战”，双方互掷石头和砖头，多人受伤。新教徒不甘心被爱尔兰天主教徒击退，决定于6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另一次集会，并呼吁支持者付诸武力。6日，许多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携带武器参加集会，以防爱尔兰天主教徒骚扰和中断会议。结果双方发生了更严重的互殴，引发了三天的民众骚乱，圣奥古斯丁天主教教堂等被焚烧。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在费城再次组织大游行，高举着“我们的国家和《圣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旗”“《圣经》是我们的指南”“《圣经》是教育的基础，也是自由的保障”的横幅游走在肯辛顿的街道上。①次日，新教徒试图在南华克爱尔兰社区焚烧一座天主教教堂，形势再度失控，暴乱一直持续到8日。
暴乱加剧了美国社会中原已存在的族群和宗教紧张情势，促进了本土主义运动崛起。长期以来，学界试图解释内战前费城“《圣经》暴乱”产生的原因，但各执一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阶级差异在引发群体暴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思想史学家则从意识形态入手，探讨宗教在种族冲突和暴力形成中的影响。②
本文通过追溯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事件的缘起，抽丝剥茧，窥探美国民族和国家构建中出现的问题，梳理美国排外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反移民运动形成的规律，厘清其与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兴起的逻辑关系，透视美国宗教冲突的本质，了解宗教在民族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影响，为世界范围内宗教和族群冲突提供解决的方法。
费城“《圣经》暴乱”渊源于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传统。如同过山车一样，这种传统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时有上升，时有下降，但一直存在，并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反天主教传统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初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在改革中，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皇统治，建立英国民族宗教——安立甘教。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她通过一系列法令，要求全民信奉英国国教，开始迫害天主教徒。17世纪初，清教徒在创建新英格兰殖民地过程中，把英国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和行为带入北美，认为罗马教皇“贪婪无耻、狼子野心、亵渎上苍、招摇撞骗、藐视所有的神圣事物”，①形成以反天主教为特征的英裔美国人的文化传统，并给早期的新英格兰政治打上鲜明的烙印。
1563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②的《殉道者之书》从新教的角度详细记载了使徒时代到16世纪新教遭受的宗教迫害，尤其突出了14世纪到玛丽一世掌权时期英国新教徒所受的苦难，提醒新教徒警惕天主教的侵犯和阴谋。该书是当时英语世界的畅销书，流传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强化了新英格兰人反天主教的传统。17世纪中叶，反天主教传统通过流行的新英格兰启蒙读物进入殖民地教育，天主教是新教最大的敌人，它是残暴和奸诈的论调被灌输给新教徒的孩子们。
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处境恶化。为寻找一个安身之处，1634年，天主教徒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 Calvert）取得英王查理一世特许，率众来到美洲，开始了在马里兰的创业史。尽管他呼吁不同宗教信仰的殖民地和睦相处，但由于新教徒对新来的天主教徒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甚至敌视，到独立战争前夕，天主教只是美国这个“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岛”，③其教徒被剝夺了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共和国建立之父”约翰·杰伊（John Jay）主张杜绝天主教，因为他们追随邪恶的、极坏的和拥有极大权力的教皇。④1779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声称：大陆会议不会派遣使节到教皇国或者接受罗马教廷任命的使节，换句话说，美国人不会承认他们的统治。⑤
1791年12月15日，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禁止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六条规定，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宪法有关宗教的规定确立了美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由此，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在政治家的辞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⑥
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是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接受和尊奉这种原则。对于一些坚定的反天主教的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来说，美国需要保卫的是革命中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保持新教国家的特色。随着美国国内天主教徒人数从1785年的25000、1789年的30000增长为1815年的300000，⑦这种认知越来越强烈。
19世纪20年代，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强调宗教信仰复兴对于保卫美国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性。根据福音派领袖的说法，美国明显的使命是传播福音自由，即将共和和民主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天主教不适合这种需求，进而被视为对上帝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威胁。⑧大觉醒主张的“至善论”（perfectionism）认为任何个体只要信奉基督教便可以得救，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至善”的境地，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查尔斯·芬尼（Charles G.Finney）、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和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等福音传教士大力倡导个人寻求“救赎”，促使新教教义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日益融合。①
19世纪30年代，随着天主教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出版了大量反天主教的畅销书籍和小册子。天主教会绑架、背叛和阴谋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神父和修女之间不道德关系的传说，打开了新教徒对邪恶的天主教的想象大门。②他们指责天主教移民是罗马教皇密谋推翻美国政府的十字军、先遣队，号召民众“反对罗马教皇及其信徒顛覆美国的行动，以维护美国社会制度”。③183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抨击教皇名下的“维也纳圣利奥波德基金会”对美国天主教以经费支持，直言天主教建立和支持的组织破坏了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④1844年，美国新教协会以“外国阴谋反对美国自由”为名出版了莫尔斯的这一小册子。1835年，莱曼·比彻在《为西部请愿》中，声称教皇密谋夺取密苏里山谷，通过不断涌入美国的天主教移民建立一个新的梵蒂冈帝国，并以此为据点，推动美国天主教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种新教组织“联为一体，向天主教会发起了盲目的攻击”。⑤1834年，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镇乌尔萨里修道院（Ursuline Convent）被一群反天主教的人烧毁，标志着美国十年反天主教暴力的开始。1842年8月26日，一人纵火烧毁了费城雷丁铁路公司的一座木桥。在未查明真相前，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立即把此事归罪于爱尔兰天主教徒。1844年，费城爆发新教徒、本土主义者与天主教徒街头互殴，新教对天主教的敌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公开的反天主教本土主义活动形成盛极一时的组织——“一无所知党”。
虽然天主教徒受到新教徒的冷眼、排挤和歧视，有一些关于修道院被焚烧和天主教徒个人遭受攻击的传闻，但在美国早期国家时期，因为宪法禁止建立官方的国家宗教，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很少有宗教群体暴力发生。在费城，某些天主教徒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尊重，成为著名的新教徒的朋友，1844年暴乱之前都是不被骚扰的。可以说，天主教对公民自由形成威胁不必然会产生社会暴力，使形势更加紧张的是美国社会经济与阶级变动。因此，把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爆发原因完全归咎于宗教是不客观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的波动和阶级间的对抗，导致宗教、民族之间的隔阂愈加显性。
费城是美国最古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曾是美国的首都。1776年，北美13州代表聚集在该地，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成立。1787年，制宪会议在此举行，美国联邦宪法诞生。18世纪末，费城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初期，由于毗邻的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竞争，费城作为一个商业港口城市在东海岸的地位显著下降。
然而19世纪的费城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因其地处美国东北走廊的交通要冲，靠近南方，濒临大西洋，因而不时有逃亡奴隶和自由黑人前往，也深受移民尤其是爱尔兰、德意志天主教移民的青睐，成为他们入境的第一站。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因为制衣业以及各种军需品需求的枯竭，英国经济进入衰退时期。1823—1827年，为缓解经济压力，英国议会废除对移民的限制，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美国。1830年，费城移民有4179人，占人口的2%，1850年移民达到168000人，至少有60%的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此期间，天主教徒的数量增加了12倍。⑥
蜂拥而至的爱尔兰移民为费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非熟练的、廉价的劳工大军，促使雇主、熟练工和学徒的旧职业结构解体，新的社会层级结构产生，其顶端是包括熟练技术工人、企业主在内的土生白人新教徒，底层则是爱尔兰工薪阶层。为了生存，爱尔兰移民任劳任怨，不讲价钱，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加剧了他们与费城本土工人之间的矛盾。本土工人认为，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导致他们失去原来的工作，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其实，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历史上他们曾团结一致，并肩作战。
19世纪上半叶，在从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大部分工人都有着延长工作时间的经历，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可能达到12～14小时。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争取生存空间，费城制鞋、铁匠、纺织、造船、建筑、皮革等行业的工人不分宗教信仰，共同反抗资产者。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联合行动的重要性。1827年秋天，费城15个行业工会联合会组成技工工会联合会，“工资收入者第一次不分职业，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①19世纪30年代，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地人和移民、织工和工匠等团结起来，成立城市总工会，为维护工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斗争。1836年秋，费城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从总工会获得了1500美元的资助。与此同时，纺织工人们也非常支持和拥护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约翰·费拉尔（John Ferral）。②
1837年，由银行倒闭引发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由此，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持续六年之久。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导致费城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下流动的频率几乎是过去的三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结构向一个巨大的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贫穷、接近贫穷的不熟练和半熟练的群体转变”。③过于频繁的流动减少了社会的稳定性，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增强了动荡和不安的因素，对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产生了负面影响。
受新教福音派主张的影响，费城本土工人在参与政治运动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福音派批评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公，为广大民众的利益奔走呼吁，但他们强调人的自我提升和改善，否认必要的经济改革，认为贫困是道德失败引起的，与个人欲望的放纵有关，鼓励更低阶层的人追求中产阶级礼仪。由于他们的引导，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戒酒、禁欲等节制运动上，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工作，便可以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由雇主、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组成的中产阶级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还把天主教徒当作攻击的对象和替罪羊，并将这种看法传递给美国本地工人。
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暗流涌动，激烈而残酷。工人阶级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如失业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结果，除了有限的公共福利、脆弱的私人慈善事业，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大萧条有效地压制了工会对10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以及对一致的工资的追求，工人阶级的不满和不安情绪加剧。为了生存，工人失去了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相互之间的支持，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工人工作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无情破坏了工会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刚刚建立的各种工会组织解体，以致在费城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团结“天主教的织布工、卫理公会的鞋匠和长老会的船木匠”。直到1842年夏天，费城街道依然是“空荡荡的，房子关着门，没有业务，没有钱，没有信心，希望渺茫，没有人能够偿还债务，贫困的痛苦困扰着富人和穷人”。④
上述情形在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的主要地区肯辛顿（Kensington）明显可见。肯辛顿、马纳科（Manayunk）和莫山辛（Moyamensing）一度是手工毛纺织业中心，被称为“费城的费城”，吸引了大量移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前往。19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地区人口分别增长了88%和66%。1840—1850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827年，该地区104家作坊大约有4500名纺织工人。内战前，大约有6000个手工织布机，78%的织工是爱尔兰人。1844年，在暴力发生的肯辛顿第三区，80%的人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中55%来自爱尔兰。他们大多以家庭作坊的方式从事纺织生产，最初使用的劳动力便是家庭成员，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工资方面的开支。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一个勤劳的织工如果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总收入是4.5美元，①这一行业的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
19世纪20年代中期，马纳科出现机械化纺织厂。三四十年代，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在肯辛顿等地区展开，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手工织布业，织工“经常感到自己虚弱，过度劳累，因为工厂里劳动时间长，闷热的夏天，不洁净的空气……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工作，即使疲惫不堪，疲惫不堪，否则我们的家庭很快就会陷入饥饿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工资仅够我们生活必需”。一位内华达州的记者描述了肯辛顿织工的贫困状况，“家徒四壁的房子，肮脏的环境，衣衫褴褛的妻子和面带饥色的孩子”。②随着经济萧条的加深，为了生存，织工们通过罢工改变处境。1842年8月到来年1月，在雇主拒绝提供秋季工作时，有150—500名织工参加了示威游行。警察试图逮捕一些罢工者，但却被手持砖块的织工所控制。最终，织工和雇主达成了协议，但数百个家庭每周的生活费仍然不足三美元。1843年春天，织工再次罢工，他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加薪。遗憾的是，他们多是孤独作战，不再获得其他工人的支持。
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充满着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气息，这种气息深深地吸引着那些仍然生活在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欧洲国家的人们。为此，他们抛弃祖辈生活的家园，历经艰险来到美国。然而，他们发现美国并没有提供他们需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因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还受到美国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强烈的歧视和仇恨。漂泊流亡感、文化无依的孤独感和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心理和行为处于失控状态，亟须寻找机会发泄内心的郁闷和不满。对他们来说，用暴力来改变自身状况便成为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爱尔兰天主教徒对美国社会的心理状态和整体态度是很难确定的，因普通的爱尔兰织工并没有留下书面文件供历史学家解读，但却破坏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强化了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仇视。
1844年，公立学校《圣经》阅读使用版本的问题将费城社会中已存在新教徒、本土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分歧推向高峰，导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产生。很少有人解释为什么学校《圣经》阅读问题促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敌意达到致命的程度。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圣经》在美国早期社会和个人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圣经》在美国早期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内战前美国社会宗教仪式和布道的基础，也是新教徒定义美国公民的核心，是个人身份形成的标志，是公立学校传播新教教义的基石，影响美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圣经》中的故事、诗歌、散文支撑了新教徒的信念，左右他们对世界、国家和个人的认知。对《圣经》地位的威胁，势必引发冲突和矛盾。
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尊崇《圣经》的文化语境。清教徒坚信“治理之则已在《圣经》中规定……《圣经》现亦尽善尽美，可使圣徒臻于完善，具有行一切善事的全能，并对上帝的完善安排笃信无疑”。③为此，他们反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殊地位，倾向于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生活，认为每个人可以通过自由阅读《圣经》、虔诚礼拜等方式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将自由、民主、共和等追求融入《圣经》文本的理解中，使《圣经》的重新解读语境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巧妙地用《圣经》话语框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传递出殖民地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心声。建国后，“基督教义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基督徒角色与公民角色融为一体”。④
一直以来，不论是在教会、家庭或学校里，《圣经》均是主要的学习教材。17世纪末，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普遍采用的课本是《新英格兰初学课本》。该课本探讨上帝、上帝与凡人之间的关系，内容包括“十诫”等，课内许多句子来自于或改编自《圣经》。借此，美国人希望儿童既能提高阅读能力，又能强化道德观。尽管对《圣经》的不同解读可能导致新教教派数量激增，但这种对上帝和《圣经》的尊奉，建构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信仰。18世纪中叶，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殖民地教育世俗化开始。教育工作者开始引入其他的学习资料，新的课本开始出现并在学校中使用。与原有的课本相比，这些课本的宗教内容要少、世俗材料要多，如蒂尔华斯（Dilworth）的《英语语言新指导》。①至19世纪20年代，《圣经》作为教学中的主要文本已经被取代，降为每日两次的阅读。
即使如此，美国人还是认为《圣经》强调的意志忠诚、自力更生和个人判断与美国民主价值观是同向的。因此，学校教育也一如既往重视《圣经》阅读。许多政治精英支持和热衷于这种教育，认为《圣经》塑造美国人的国籍概念，在理解“国家公共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形成美德和共和公民的主要手段。如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②、賀拉斯·曼（Horace Mann）③等。拉什注重实施宗教教育，要求在校学生学习《新约》教义。他甚至认为，“没有教义的教育便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则没有自由，而自由乃是一切共和政府的目标与生命”。④曼主张将《圣经》阅读保留在公共教育中，确信只要宗派主义不存在于教室里，课堂上阅读《圣经》对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耶稣清晰的认识将灌输给学生最好的美德。事实上，《圣经》就是一种对宗派主义的治疗，阅读时没有教派偏见。⑤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的增长，改革者对公民的身份问题深感忧虑。他们相信《圣经》阅读是一种更有效的移民同化的方法，可以帮助移民接受美国的原则和美德，尽快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在公立学校阅读《圣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品格和道德形成的基础，争论的焦点是《圣经》阅读使用的版本。
1834年，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自由学校法案》（Free School Act），决定建立免费公共教育体系，并规定公立学校基金通过当地税收来筹集。1838年，该州通过在公立学校进行《圣经》阅读的教育立法。尽管对其版本没有明确说明，但以新教为主导的费城公立学校的学生通常阅读的是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⑥新教徒相信詹姆斯国王版《圣经》的非宗派性质，但天主教徒并不赞同。他们反对儿童在没有教会指导下阅读经文，抱怨新教徒将新教的观点融入到该版本的解读中，认为这种解读即是新教宗派主义，易导致学生对天主教的错误认知，使天主教徒在社会上被边缘化。
1841年11月25日，为保护天主教徒免受新教版本《圣经》的伤害，费城大主教弗朗西斯·帕特里克·肯里克（Francis Patrick Kenrick）以“哨兵”为名在《天主教先锋报》上发表文章，对公立学校使用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提出质疑，认为新教《圣经》被当作教科书使用，是明显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学生阅读“没有注释或评论”的《圣经》是新教徒独断专行的结果。他提议公立学校应允许天主教儿童在课上使用天主教杜埃版的《圣经》（The Douay Bible）。⑦《天主教先驱报》支持“哨兵”的观点，敦促牧师们更加努力地保护其教区孩子们的信仰和权利，“以确保人口不断增多的天主教徒的下一代免受无知的可悲影响，或者是对宗教信仰的令人遗憾的影响”。①
有趣的是，费城公立学校《圣经》阅读问题在1840年和1841年大部分时间里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的争论相当平和，但却拉开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的序幕。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注意力聚焦在纽约市教育改革上。为使天主教学校能够争取公立学校公共基金资助，出生于爱尔兰的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John Hughes）与纽约公立学校协会斗争，在州长威廉·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支持下，最终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休斯的举动在费城引起争议，新教媒体批评纽约教育改革是教会和政权建立联盟的一种尝试，天主教徒则大加赞赏，认为他的追求是合情合理的。
肯里克大主教一直关注纽约事件的进展。他指出，学校使用新教版本的《圣经》“对我们的孩子们施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我们纽约兄弟们的反对”，纽约教育改革的结果将对费城学校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使公立学校不遵循特定教派的教义，它也必然具有新教特色，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上的、由新教徒管理的，公立学校的书籍，即使没有直接抨击天主教，也都表现为新教内容。因此，这种所谓的“非教派主义”即为“宗派主义”。②
肯里克大主教的抗争在大众媒体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新教徒立即给他贴上了《圣经》敌人的标签，认为他是怀有从公立学校中删除《圣经》的阴谋，“外国人来到这里，竟敢践踏我们的《圣经》”，再次说明了《圣经》“占据学校”是绝对必要的。“哨兵”回应，新教徒可以在他们集会中传播他们的《圣经》，但“不应该把詹姆斯国王版《圣经》作为公众信条的一部分，也不应该把宗教教义和公共教育结合起来”。③
在《天主教先锋报》和新教媒体的交锋中，费城南华克区（Southwark）课堂上发生的事件使局势更加严峻。南华克区拥有大量的天主教居民，他们对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在所有的公立学校强制实行新教詹姆士国王版的《圣经》阅读十分反感，无奈之下，只好禁止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一活动。为此，他们的孩子在校受到了迫害。一个孩子因为拒绝阅读新教版本《圣经》被鞭打；一个孩子放学后被留校作为惩罚；另一个孩子因为把杜埃版《圣经》带到课堂而受到斥责。因为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天主教徒的子弟在他们的同学面前备受羞辱，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1842年4月，一名在南华克区工作了六年的教师因为拒绝向学生朗读詹姆士国王版《圣经》而被解雇，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恢复她的教职。
作为费城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肯里克大主教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声，将天主教徒的不满和要求公布于众，保护天主教徒的权利。1842年11月，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列举天主教徒对公共教育的意见，重申反对在公立学校中使用新教版《圣经》的立场，并建议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效仿已经允许儿童在公立学校使用天主教版《圣经》的巴尔的摩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肯里克大主教的陈情书中，他没有要求学校全面取消《圣经》阅读，而只是想让天主教徒的子女有权在公立学校阅读天主教版本的《圣经》，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不参加新教的礼拜仪式。④三个月后，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采纳了肯里克大主教的部分建议，决定所有的孩子都不得被强迫阅读任何违背他或她良心的宗教文本，被阅读的《圣经》文本必须是没有注释和评论的，也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其他宗教教学活动。由此可以解读为，儿童可以阅读任何一本《圣经》，只要它是“没有注释或评论”。除詹姆斯国王版《圣经》外，新教的其他版本也可以使用。天主教杜埃版《圣经》包含了注释和评论，它仍然没有被公立学校作为《圣经》阅读的版本。
新教徒认为肯里克大主教要求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在公立学校排斥《圣经》阅读，并压制所有的宗教活動”，将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应受到爱国主义者的谴责。整个事件是天主教取消《圣经》阅读的一种手段，目的是破坏新教以及美国共和制度，削弱社会凝聚力。“在纽约市，天主教徒因为腐败的政客而在公立学校的问题上赢得了胜利，他们习惯于把宗教的巨大利益融合到他们自私的扩张中，类似的事件正在费城发生”，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①新教徒对于天主教试图从公共教育中取消《圣经》阅读的愤怒和恐惧，是建立在他们对《圣经》和美国国家认同相关联的认知上。尽管美国人在法律上承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他们相信，只有在他们的身份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时候，美国的民主实验才会成功。
面对新教徒严厉的指责，天主教报纸保持沉默，肯里克大主教也不打算继续火上浇油。毕竟，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同意他的部分请求，但他提醒费城新教徒不要淡忘1834年天主教徒在建立公立学校中以缴纳税款的方式做出的贡献。在双方的激烈交锋中，有人提出《圣经》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利于学校维护“良好的秩序”，认为只要学校还保留《圣经》阅读，就会有宗教上的争论，建议把《圣经》阅读“排除在我们的教学之外”，但这种提议只是引发新教徒更大的反感。②
从1841年11月到1844年2月，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圣经》阅读问题上的争论持续两年多，但仅限于唇枪舌战。1844年3月，肯辛顿发生了一场因《圣经》阅读引发的校园事件，最终导致暴乱的发生。
1844年3月，肯辛顿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爱尔兰天主教成员休斯·克拉克（Hugh Clark）参观公立学校。他注意到上课期间有许多孩子在教学楼大厅里游荡，影响了教学秩序。追问后发现这些孩子信奉天主教，因不愿在课堂上诵读新教版《圣经》而被老师贝德福德小姐（Bedford）赶出教室。克拉克建议贝德福德小姐最好让学生们留在课堂上，并允许他们使用天主教杜埃版《圣经》，否则暂停《圣经》阅读，直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新教徒大怒，认为克拉克实际上是在变相要求取消公立学校的《圣经》阅读，是“教皇阴谋”的再现。为“拯救圣经”，支持贝德福德小姐，肯辛顿新教徒举行了几次抗议集会。③与此同时，肯里克大主教则向公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发送了一份私人信件，表明对克拉克的支持。他要求学校官员和老师注意并遵守国家有关的宗教立法。在这封信中，他采取了比以往更强硬的态度，要求天主教徒的孩子或者不被要求阅读新教版的《圣经》，或者学校不再阅读所有版本的《圣经》。④
1842年11月8日，为加强新教徒團结，揭露天主教阴谋，捍卫和保护《圣经》的地位，80多名新教徒聚集在费城，成立了美国新教协会（The American Protestant Association）。协会强调《圣经》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最早以每月讲座的方式广泛地传播新教教义。1843年底，协会以每周讲座代替每月讲座，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影响不断扩大。1843年12月，本土主义者成立美利坚共和党（The 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该组织强调没有注释或评论的《圣经》不是宗派的体现，而是道德的源头，担心天主教对选举的影响会危及新教在美国政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主张移民需要更长的等待期以获得公民身份或投票权，倡导所有公共机构排斥入籍公民。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它在费城及其周边地区成立分会，并通过讲座、布道、新闻报道和辩论，很快获得了人们认可和追捧。1844年3月4日，为了支持贝德福德小姐的行动，美国新教协会在贝德福德小姐任教的学校附近组织大规模的新教徒集会，号召新教徒不向任何外来群体妥协，捍卫自己的权利，引发了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5月3日，美国共和党人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主要居住的肯辛顿第三区再次组织新教徒集会。集会上，本土主义者塞缪尔·克莱默（Samuel Kramer）发表讲话，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有21年居住时间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嘲弄和威胁，最终引发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⑤
肯里克大主教对过去几个月的流血和破坏感到震惊，不希望公立学校《圣经》阅读成为导致社会进一步动荡、族群分裂的原因。他不再对公立学校《圣经》阅读问题表达不满，而是认识到只有筹建天主教学校，才能践行对学生以天主教教义为基础的教育。于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上，并认为这是化解当时公共教育问题的唯一途径。
费城“《圣经》暴乱”事件反映的是美国民族和国家构建中的问题。早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政治精英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就主张美国应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组成。这种看法与新教徒的认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上人们默认的一种规范，即新教是美国的宗教现状，是共和和民主建立的基础，合法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新教徒。这种规范塑造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普遍观念，在移民获得合法公民身份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美国公民的标准。正是基于此原因，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才认为，美国民族认同根植于“种族上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宗教信仰上的基督教新教、政治原则上的共和主义”。①但这种认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天主教移民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到来，经济和阶级的剧烈变动，改变了美国原有的公民构成，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剧了白人新教徒的焦虑。他们担心外国人大量涌入破坏美国民主和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对已形成的新教公民身份产生威胁，导致美国文化的异质化。当新教徒身份的核心象征《圣经》受到攻击时，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敌意终于跨越了言语谩骂的界限，采取了暴力的形式。
【作者简介】王静，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search on Reasons of Bible Riot in Philadelphia
Abstract： In the early American nation and sate construction， the ingrained anti-Catholicism resulted in such a cognition that the US is a Protestant country， and the legal US citizens must be Protestants， which was shocke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severe changes of economy and social class and the arrival of a large number of Catholic immigrations altered the original citizens structure， collapsed the unity of working class， and increased in the anxiety of Protestants who worried about the threats to the preformed Protestant citizenship. In 1944， the Holy Bible as the symbol of Protestants was attacked by Catholics， and the religious hostility between the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reached to the highest peak in history leading to the outbreak of Philadelphia rio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anti-Catholic political groups.
Key Words： Philadelphia， Bible Riot， Protestants， Nativism Movement
？眼关键词？演费城，《圣经》暴乱，新教徒，本土主义运动
？眼中图分类号？演K71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64-09
费城是美国历史名城，也是美国主要的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之一，其英文Philadelphia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Philos”意为“爱”，“Adelphos”意为“兄弟”。因此，该城也被称为City of Brotherly Love，即“兄弟友爱之城”。19世纪40年代初，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该城学生使用《圣经》阅读的版本问题上发生争议。1844年5月3日，新教徒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主要居住的肯辛顿第三区举行集会，表明他们对学校《圣经》阅读问题的态度，导致爱尔兰天主教徒同新教徒“开战”，双方互掷石头和砖头，多人受伤。新教徒不甘心被爱尔兰天主教徒击退，决定于6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另一次集会，并呼吁支持者付诸武力。6日，许多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携带武器参加集会，以防爱尔兰天主教徒骚扰和中断会议。结果双方发生了更严重的互殴，引发了三天的民众骚乱，圣奥古斯丁天主教教堂等被焚烧。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在费城再次组织大游行，高举着“我们的国家和《圣经》”“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旗”“《圣经》是我们的指南”“《圣经》是教育的基础，也是自由的保障”的横幅游走在肯辛顿的街道上。①次日，新教徒试图在南华克爱尔兰社区焚烧一座天主教教堂，形势再度失控，暴乱一直持续到8日。
暴乱加剧了美国社会中原已存在的族群和宗教紧张情势，促进了本土主义运动崛起。长期以来，学界试图解释内战前费城“《圣经》暴乱”产生的原因，但各执一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阶级差异在引发群体暴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思想史学家则从意识形态入手，探讨宗教在种族冲突和暴力形成中的影响。②
本文通过追溯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事件的缘起，抽丝剥茧，窥探美国民族和国家构建中出现的问题，梳理美国排外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反移民运动形成的规律，厘清其与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兴起的逻辑关系，透视美国宗教冲突的本质，了解宗教在民族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影响，为世界范围内宗教和族群冲突提供解决的方法。
费城“《圣经》暴乱”渊源于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传统。如同过山车一样，这种传统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时有上升，时有下降，但一直存在，并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反天主教传统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初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在改革中，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皇统治，建立英国民族宗教——安立甘教。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她通过一系列法令，要求全民信奉英国国教，开始迫害天主教徒。17世纪初，清教徒在创建新英格兰殖民地过程中，把英国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和行为带入北美，认为罗马教皇“贪婪无耻、狼子野心、亵渎上苍、招摇撞骗、藐视所有的神圣事物”，①形成以反天主教为特征的英裔美国人的文化传统，并给早期的新英格兰政治打上鲜明的烙印。
1563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②的《殉道者之书》从新教的角度详细记载了使徒时代到16世纪新教遭受的宗教迫害，尤其突出了14世纪到玛丽一世掌权时期英国新教徒所受的苦难，提醒新教徒警惕天主教的侵犯和阴谋。该书是当时英语世界的畅销书，流传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后，强化了新英格兰人反天主教的传统。17世纪中叶，反天主教传统通过流行的新英格兰启蒙读物进入殖民地教育，天主教是新教最大的敌人，它是残暴和奸诈的论调被灌输给新教徒的孩子们。
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处境恶化。为寻找一个安身之处，1634年，天主教徒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 Calvert）取得英王查理一世特许，率众来到美洲，开始了在马里兰的创业史。尽管他呼吁不同宗教信仰的殖民地和睦相处，但由于新教徒对新来的天主教徒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甚至敌视，到独立战争前夕，天主教只是美国这个“新教大海中的一个小岛”，③其教徒被剝夺了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共和国建立之父”约翰·杰伊（John Jay）主张杜绝天主教，因为他们追随邪恶的、极坏的和拥有极大权力的教皇。④1779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声称：大陆会议不会派遣使节到教皇国或者接受罗马教廷任命的使节，换句话说，美国人不会承认他们的统治。⑤
1791年12月15日，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禁止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六条规定，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宪法有关宗教的规定确立了美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由此，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在政治家的辞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⑥
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是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接受和尊奉这种原则。对于一些坚定的反天主教的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来说，美国需要保卫的是革命中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保持新教国家的特色。随着美国国内天主教徒人数从1785年的25000、1789年的30000增长为1815年的300000，⑦这种认知越来越强烈。
19世纪20年代，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强调宗教信仰复兴对于保卫美国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性。根据福音派领袖的说法，美国明显的使命是传播福音自由，即将共和和民主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天主教不适合这种需求，进而被视为对上帝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威胁。⑧大觉醒主张的“至善论”（perfectionism）认为任何个体只要信奉基督教便可以得救，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至善”的境地，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查尔斯·芬尼（Charles G.Finney）、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和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等福音传教士大力倡导个人寻求“救赎”，促使新教教义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日益融合。①
19世纪30年代，随着天主教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出版了大量反天主教的畅销书籍和小册子。天主教会绑架、背叛和阴谋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神父和修女之间不道德关系的传说，打开了新教徒对邪恶的天主教的想象大门。②他们指责天主教移民是罗马教皇密谋推翻美国政府的十字军、先遣队，号召民众“反对罗马教皇及其信徒顛覆美国的行动，以维护美国社会制度”。③183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抨击教皇名下的“维也纳圣利奥波德基金会”对美国天主教以经费支持，直言天主教建立和支持的组织破坏了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④1844年，美国新教协会以“外国阴谋反对美国自由”为名出版了莫尔斯的这一小册子。1835年，莱曼·比彻在《为西部请愿》中，声称教皇密谋夺取密苏里山谷，通过不断涌入美国的天主教移民建立一个新的梵蒂冈帝国，并以此为据点，推动美国天主教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种新教组织“联为一体，向天主教会发起了盲目的攻击”。⑤1834年，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镇乌尔萨里修道院（Ursuline Convent）被一群反天主教的人烧毁，标志着美国十年反天主教暴力的开始。1842年8月26日，一人纵火烧毁了费城雷丁铁路公司的一座木桥。在未查明真相前，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立即把此事归罪于爱尔兰天主教徒。1844年，费城爆发新教徒、本土主义者与天主教徒街头互殴，新教对天主教的敌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公开的反天主教本土主义活动形成盛极一时的组织——“一无所知党”。
虽然天主教徒受到新教徒的冷眼、排挤和歧视，有一些关于修道院被焚烧和天主教徒个人遭受攻击的传闻，但在美国早期国家时期，因为宪法禁止建立官方的国家宗教，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很少有宗教群体暴力发生。在费城，某些天主教徒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尊重，成为著名的新教徒的朋友，1844年暴乱之前都是不被骚扰的。可以说，天主教对公民自由形成威胁不必然会产生社会暴力，使形势更加紧张的是美国社会经济与阶级变动。因此，把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爆发原因完全归咎于宗教是不客观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的波动和阶级间的对抗，导致宗教、民族之间的隔阂愈加显性。
费城是美国最古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曾是美国的首都。1776年，北美13州代表聚集在该地，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成立。1787年，制宪会议在此举行，美国联邦宪法诞生。18世纪末，费城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9世纪初期，由于毗邻的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竞争，费城作为一个商业港口城市在东海岸的地位显著下降。
然而19世纪的费城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因其地处美国东北走廊的交通要冲，靠近南方，濒临大西洋，因而不时有逃亡奴隶和自由黑人前往，也深受移民尤其是爱尔兰、德意志天主教移民的青睐，成为他们入境的第一站。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因为制衣业以及各种军需品需求的枯竭，英国经济进入衰退时期。1823—1827年，为缓解经济压力，英国议会废除对移民的限制，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美国。1830年，费城移民有4179人，占人口的2%，1850年移民达到168000人，至少有60%的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此期间，天主教徒的数量增加了12倍。⑥
蜂拥而至的爱尔兰移民为费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非熟练的、廉价的劳工大军，促使雇主、熟练工和学徒的旧职业结构解体，新的社会层级结构产生，其顶端是包括熟练技术工人、企业主在内的土生白人新教徒，底层则是爱尔兰工薪阶层。为了生存，爱尔兰移民任劳任怨，不讲价钱，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加剧了他们与费城本土工人之间的矛盾。本土工人认为，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导致他们失去原来的工作，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其实，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历史上他们曾团结一致，并肩作战。
19世纪上半叶，在从手工生产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大部分工人都有着延长工作时间的经历，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可能达到12～14小时。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争取生存空间，费城制鞋、铁匠、纺织、造船、建筑、皮革等行业的工人不分宗教信仰，共同反抗资产者。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联合行动的重要性。1827年秋天，费城15个行业工会联合会组成技工工会联合会，“工资收入者第一次不分职业，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①19世纪30年代，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地人和移民、织工和工匠等团结起来，成立城市总工会，为维护工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斗争。1836年秋，费城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从总工会获得了1500美元的资助。与此同时，纺织工人们也非常支持和拥护工人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约翰·费拉尔（John Ferral）。②
1837年，由银行倒闭引发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由此，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持续六年之久。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导致费城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下流动的频率几乎是过去的三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结构向一个巨大的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贫穷、接近贫穷的不熟练和半熟练的群体转变”。③过于频繁的流动减少了社会的稳定性，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增强了动荡和不安的因素，对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产生了负面影响。
受新教福音派主张的影响，费城本土工人在参与政治运动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福音派批评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公，为广大民众的利益奔走呼吁，但他们强调人的自我提升和改善，否认必要的经济改革，认为贫困是道德失败引起的，与个人欲望的放纵有关，鼓励更低阶层的人追求中产阶级礼仪。由于他们的引导，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戒酒、禁欲等节制运动上，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工作，便可以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由雇主、政治家和商业领袖组成的中产阶级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还把天主教徒当作攻击的对象和替罪羊，并将这种看法传递给美国本地工人。
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暗流涌动，激烈而残酷。工人阶级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如失业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结果，除了有限的公共福利、脆弱的私人慈善事业，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大萧条有效地压制了工会对10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以及对一致的工资的追求，工人阶级的不满和不安情绪加剧。为了生存，工人失去了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相互之间的支持，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工人工作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无情破坏了工会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刚刚建立的各种工会组织解体，以致在费城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团结“天主教的织布工、卫理公会的鞋匠和长老会的船木匠”。直到1842年夏天，费城街道依然是“空荡荡的，房子关着门，没有业务，没有钱，没有信心，希望渺茫，没有人能够偿还债务，贫困的痛苦困扰着富人和穷人”。④
上述情形在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的主要地区肯辛顿（Kensington）明显可见。肯辛顿、马纳科（Manayunk）和莫山辛（Moyamensing）一度是手工毛纺织业中心，被称为“费城的费城”，吸引了大量移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前往。19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地区人口分别增长了88%和66%。1840—1850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827年，该地区104家作坊大约有4500名纺织工人。内战前，大约有6000个手工织布机，78%的织工是爱尔兰人。1844年，在暴力发生的肯辛顿第三区，80%的人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中55%来自爱尔兰。他们大多以家庭作坊的方式从事纺织生产，最初使用的劳动力便是家庭成员，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工资方面的开支。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一个勤劳的织工如果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总收入是4.5美元，①这一行业的条件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
19世纪20年代中期，马纳科出现机械化纺织厂。三四十年代，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在肯辛顿等地区展开，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手工织布业，织工“经常感到自己虚弱，过度劳累，因为工厂里劳动时间长，闷热的夏天，不洁净的空气……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工作，即使疲惫不堪，疲惫不堪，否则我们的家庭很快就会陷入饥饿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工资仅够我们生活必需”。一位内华达州的记者描述了肯辛顿织工的贫困状况，“家徒四壁的房子，肮脏的环境，衣衫褴褛的妻子和面带饥色的孩子”。②随着经济萧条的加深，为了生存，织工们通过罢工改变处境。1842年8月到来年1月，在雇主拒绝提供秋季工作时，有150—500名织工参加了示威游行。警察试图逮捕一些罢工者，但却被手持砖块的织工所控制。最终，织工和雇主达成了协议，但数百个家庭每周的生活费仍然不足三美元。1843年春天，织工再次罢工，他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加薪。遗憾的是，他们多是孤独作战，不再获得其他工人的支持。
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充满着平等、自由、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气息，这种气息深深地吸引着那些仍然生活在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欧洲国家的人们。为此，他们抛弃祖辈生活的家园，历经艰险来到美国。然而，他们发现美国并没有提供他们需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因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还受到美国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强烈的歧视和仇恨。漂泊流亡感、文化无依的孤独感和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心理和行为处于失控状态，亟须寻找机会发泄内心的郁闷和不满。对他们来说，用暴力来改变自身状况便成为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爱尔兰天主教徒对美国社会的心理状态和整体态度是很难确定的，因普通的爱尔兰织工并没有留下书面文件供历史学家解读，但却破坏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强化了新教徒和本土主义者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仇视。
1844年，公立学校《圣经》阅读使用版本的问题将费城社会中已存在新教徒、本土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分歧推向高峰，导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产生。很少有人解释为什么学校《圣经》阅读问题促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敌意达到致命的程度。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圣经》在美国早期社会和个人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圣经》在美国早期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内战前美国社会宗教仪式和布道的基础，也是新教徒定义美国公民的核心，是个人身份形成的标志，是公立学校传播新教教义的基石，影响美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圣经》中的故事、诗歌、散文支撑了新教徒的信念，左右他们对世界、国家和个人的认知。对《圣经》地位的威胁，势必引发冲突和矛盾。
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尊崇《圣经》的文化语境。清教徒坚信“治理之则已在《圣经》中规定……《圣经》现亦尽善尽美，可使圣徒臻于完善，具有行一切善事的全能，并对上帝的完善安排笃信无疑”。③为此，他们反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殊地位，倾向于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生活，认为每个人可以通过自由阅读《圣经》、虔诚礼拜等方式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将自由、民主、共和等追求融入《圣经》文本的理解中，使《圣经》的重新解读语境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巧妙地用《圣经》话语框架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传递出殖民地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心声。建国后，“基督教义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基督徒角色与公民角色融为一体”。④
一直以来，不论是在教会、家庭或学校里，《圣经》均是主要的学习教材。17世纪末，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普遍采用的课本是《新英格兰初学课本》。该课本探讨上帝、上帝与凡人之间的关系，内容包括“十诫”等，课内许多句子来自于或改编自《圣经》。借此，美国人希望儿童既能提高阅读能力，又能强化道德观。尽管对《圣经》的不同解读可能导致新教教派数量激增，但这种对上帝和《圣经》的尊奉，建构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信仰。18世纪中叶，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殖民地教育世俗化开始。教育工作者开始引入其他的学习资料，新的课本开始出现并在学校中使用。与原有的课本相比，这些课本的宗教内容要少、世俗材料要多，如蒂尔华斯（Dilworth）的《英语语言新指导》。①至19世纪20年代，《圣经》作为教学中的主要文本已经被取代，降为每日两次的阅读。
即使如此，美国人还是认为《圣经》强调的意志忠诚、自力更生和个人判断与美国民主价值观是同向的。因此，学校教育也一如既往重视《圣经》阅读。许多政治精英支持和热衷于这种教育，认为《圣经》塑造美国人的国籍概念，在理解“国家公共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形成美德和共和公民的主要手段。如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②、賀拉斯·曼（Horace Mann）③等。拉什注重实施宗教教育，要求在校学生学习《新约》教义。他甚至认为，“没有教义的教育便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则没有自由，而自由乃是一切共和政府的目标与生命”。④曼主张将《圣经》阅读保留在公共教育中，确信只要宗派主义不存在于教室里，课堂上阅读《圣经》对公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耶稣清晰的认识将灌输给学生最好的美德。事实上，《圣经》就是一种对宗派主义的治疗，阅读时没有教派偏见。⑤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的增长，改革者对公民的身份问题深感忧虑。他们相信《圣经》阅读是一种更有效的移民同化的方法，可以帮助移民接受美国的原则和美德，尽快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在公立学校阅读《圣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品格和道德形成的基础，争论的焦点是《圣经》阅读使用的版本。
1834年，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自由学校法案》（Free School Act），决定建立免费公共教育体系，并规定公立学校基金通过当地税收来筹集。1838年，该州通过在公立学校进行《圣经》阅读的教育立法。尽管对其版本没有明确说明，但以新教为主导的费城公立学校的学生通常阅读的是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⑥新教徒相信詹姆斯国王版《圣经》的非宗派性质，但天主教徒并不赞同。他们反对儿童在没有教会指导下阅读经文，抱怨新教徒将新教的观点融入到该版本的解读中，认为这种解读即是新教宗派主义，易导致学生对天主教的错误认知，使天主教徒在社会上被边缘化。
1841年11月25日，为保护天主教徒免受新教版本《圣经》的伤害，费城大主教弗朗西斯·帕特里克·肯里克（Francis Patrick Kenrick）以“哨兵”为名在《天主教先锋报》上发表文章，对公立学校使用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提出质疑，认为新教《圣经》被当作教科书使用，是明显违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学生阅读“没有注释或评论”的《圣经》是新教徒独断专行的结果。他提议公立学校应允许天主教儿童在课上使用天主教杜埃版的《圣经》（The Douay Bible）。⑦《天主教先驱报》支持“哨兵”的观点，敦促牧师们更加努力地保护其教区孩子们的信仰和权利，“以确保人口不断增多的天主教徒的下一代免受无知的可悲影响，或者是对宗教信仰的令人遗憾的影响”。①
有趣的是，费城公立学校《圣经》阅读问题在1840年和1841年大部分时间里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的争论相当平和，但却拉开1844年费城《圣经》暴乱的序幕。当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注意力聚焦在纽约市教育改革上。为使天主教学校能够争取公立学校公共基金资助，出生于爱尔兰的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John Hughes）与纽约公立学校协会斗争，在州长威廉·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支持下，最终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休斯的举动在费城引起争议，新教媒体批评纽约教育改革是教会和政权建立联盟的一种尝试，天主教徒则大加赞赏，认为他的追求是合情合理的。
肯里克大主教一直关注纽约事件的进展。他指出，学校使用新教版本的《圣经》“对我们的孩子们施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我们纽约兄弟们的反对”，纽约教育改革的结果将对费城学校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使公立学校不遵循特定教派的教义，它也必然具有新教特色，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上的、由新教徒管理的，公立学校的书籍，即使没有直接抨击天主教，也都表现为新教内容。因此，这种所谓的“非教派主义”即为“宗派主义”。②
肯里克大主教的抗争在大众媒体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新教徒立即给他贴上了《圣经》敌人的标签，认为他是怀有从公立学校中删除《圣经》的阴谋，“外国人来到这里，竟敢践踏我们的《圣经》”，再次说明了《圣经》“占据学校”是绝对必要的。“哨兵”回应，新教徒可以在他们集会中传播他们的《圣经》，但“不应该把詹姆斯国王版《圣经》作为公众信条的一部分，也不应该把宗教教义和公共教育结合起来”。③
在《天主教先锋报》和新教媒体的交锋中，费城南华克区（Southwark）课堂上发生的事件使局势更加严峻。南华克区拥有大量的天主教居民，他们对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在所有的公立学校强制实行新教詹姆士国王版的《圣经》阅读十分反感，无奈之下，只好禁止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一活动。为此，他们的孩子在校受到了迫害。一个孩子因为拒绝阅读新教版本《圣经》被鞭打；一个孩子放学后被留校作为惩罚；另一个孩子因为把杜埃版《圣经》带到课堂而受到斥责。因为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天主教徒的子弟在他们的同学面前备受羞辱，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1842年4月，一名在南华克区工作了六年的教师因为拒绝向学生朗读詹姆士国王版《圣经》而被解雇，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恢复她的教职。
作为费城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肯里克大主教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声，将天主教徒的不满和要求公布于众，保护天主教徒的权利。1842年11月，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列举天主教徒对公共教育的意见，重申反对在公立学校中使用新教版《圣经》的立场，并建议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效仿已经允许儿童在公立学校使用天主教版《圣经》的巴尔的摩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肯里克大主教的陈情书中，他没有要求学校全面取消《圣经》阅读，而只是想让天主教徒的子女有权在公立学校阅读天主教版本的《圣经》，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不参加新教的礼拜仪式。④三个月后，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采纳了肯里克大主教的部分建议，决定所有的孩子都不得被强迫阅读任何违背他或她良心的宗教文本，被阅读的《圣经》文本必须是没有注释和评论的，也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其他宗教教学活动。由此可以解读为，儿童可以阅读任何一本《圣经》，只要它是“没有注释或评论”。除詹姆斯国王版《圣经》外，新教的其他版本也可以使用。天主教杜埃版《圣经》包含了注释和评论，它仍然没有被公立学校作为《圣经》阅读的版本。
新教徒认为肯里克大主教要求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在公立学校排斥《圣经》阅读，并压制所有的宗教活動”，将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应受到爱国主义者的谴责。整个事件是天主教取消《圣经》阅读的一种手段，目的是破坏新教以及美国共和制度，削弱社会凝聚力。“在纽约市，天主教徒因为腐败的政客而在公立学校的问题上赢得了胜利，他们习惯于把宗教的巨大利益融合到他们自私的扩张中，类似的事件正在费城发生”，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①新教徒对于天主教试图从公共教育中取消《圣经》阅读的愤怒和恐惧，是建立在他们对《圣经》和美国国家认同相关联的认知上。尽管美国人在法律上承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他们相信，只有在他们的身份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时候，美国的民主实验才会成功。
面对新教徒严厉的指责，天主教报纸保持沉默，肯里克大主教也不打算继续火上浇油。毕竟，费城学校管理委员会同意他的部分请求，但他提醒费城新教徒不要淡忘1834年天主教徒在建立公立学校中以缴纳税款的方式做出的贡献。在双方的激烈交锋中，有人提出《圣经》在学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利于学校维护“良好的秩序”，认为只要学校还保留《圣经》阅读，就会有宗教上的争论，建议把《圣经》阅读“排除在我们的教学之外”，但这种提议只是引发新教徒更大的反感。②
从1841年11月到1844年2月，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圣经》阅读问题上的争论持续两年多，但仅限于唇枪舌战。1844年3月，肯辛顿发生了一场因《圣经》阅读引发的校园事件，最终导致暴乱的发生。
1844年3月，肯辛顿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爱尔兰天主教成员休斯·克拉克（Hugh Clark）参观公立学校。他注意到上课期间有许多孩子在教学楼大厅里游荡，影响了教学秩序。追问后发现这些孩子信奉天主教，因不愿在课堂上诵读新教版《圣经》而被老师贝德福德小姐（Bedford）赶出教室。克拉克建议贝德福德小姐最好让学生们留在课堂上，并允许他们使用天主教杜埃版《圣经》，否则暂停《圣经》阅读，直到学校解决这个问题。新教徒大怒，认为克拉克实际上是在变相要求取消公立学校的《圣经》阅读，是“教皇阴谋”的再现。为“拯救圣经”，支持贝德福德小姐，肯辛顿新教徒举行了几次抗议集会。③与此同时，肯里克大主教则向公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发送了一份私人信件，表明对克拉克的支持。他要求学校官员和老师注意并遵守国家有关的宗教立法。在这封信中，他采取了比以往更强硬的态度，要求天主教徒的孩子或者不被要求阅读新教版的《圣经》，或者学校不再阅读所有版本的《圣经》。④
1842年11月8日，为加强新教徒團结，揭露天主教阴谋，捍卫和保护《圣经》的地位，80多名新教徒聚集在费城，成立了美国新教协会（The American Protestant Association）。协会强调《圣经》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性，最早以每月讲座的方式广泛地传播新教教义。1843年底，协会以每周讲座代替每月讲座，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影响不断扩大。1843年12月，本土主义者成立美利坚共和党（The 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该组织强调没有注释或评论的《圣经》不是宗派的体现，而是道德的源头，担心天主教对选举的影响会危及新教在美国政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主张移民需要更长的等待期以获得公民身份或投票权，倡导所有公共机构排斥入籍公民。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它在费城及其周边地区成立分会，并通过讲座、布道、新闻报道和辩论，很快获得了人们认可和追捧。1844年3月4日，为了支持贝德福德小姐的行动，美国新教协会在贝德福德小姐任教的学校附近组织大规模的新教徒集会，号召新教徒不向任何外来群体妥协，捍卫自己的权利，引发了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5月3日，美国共和党人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主要居住的肯辛顿第三区再次组织新教徒集会。集会上，本土主义者塞缪尔·克莱默（Samuel Kramer）发表讲话，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有21年居住时间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嘲弄和威胁，最终引发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⑤
肯里克大主教对过去几个月的流血和破坏感到震惊，不希望公立学校《圣经》阅读成为导致社会进一步动荡、族群分裂的原因。他不再对公立学校《圣经》阅读问题表达不满，而是认识到只有筹建天主教学校，才能践行对学生以天主教教义为基础的教育。于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上，并认为这是化解当时公共教育问题的唯一途径。
费城“《圣经》暴乱”事件反映的是美国民族和国家构建中的问题。早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政治精英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就主张美国应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组成。这种看法与新教徒的认识相结合，形成了社会上人们默认的一种规范，即新教是美国的宗教现状，是共和和民主建立的基础，合法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新教徒。这种规范塑造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普遍观念，在移民获得合法公民身份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美国公民的标准。正是基于此原因，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才认为，美国民族认同根植于“种族上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宗教信仰上的基督教新教、政治原则上的共和主义”。①但这种认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天主教移民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到来，经济和阶级的剧烈变动，改变了美国原有的公民构成，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剧了白人新教徒的焦虑。他们担心外国人大量涌入破坏美国民主和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对已形成的新教公民身份产生威胁，导致美国文化的异质化。当新教徒身份的核心象征《圣经》受到攻击时，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敌意终于跨越了言语谩骂的界限，采取了暴力的形式。
【作者简介】王静，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search on Reasons of Bible Riot in Philadelphia
Abstract： In the early American nation and sate construction， the ingrained anti-Catholicism resulted in such a cognition that the US is a Protestant country， and the legal US citizens must be Protestants， which was shocke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severe changes of economy and social class and the arrival of a large number of Catholic immigrations altered the original citizens structure， collapsed the unity of working class， and increased in the anxiety of Protestants who worried about the threats to the preformed Protestant citizenship. In 1944， the Holy Bible as the symbol of Protestants was attacked by Catholics， and the religious hostility between the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reached to the highest peak in history leading to the outbreak of Philadelphia rio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anti-Catholic political groups.
Key Words： Philadelphia， Bible Riot， Protestants， Nativism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