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观念与美国早期的劳工运动
摘 要？演十九世纪上半叶，为了反抗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挽回失去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参与者们对于传统的自然权利观念进行了重新挖掘和阐释。他们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说成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而将“自由”的内涵延伸到了经济平等的领域。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不仅重新界定了《独立宣言》在宣示人类普遍权利方面的意义，而且赋予了“独立”一词以“摆脱经济依附”的新涵义。他们还试图复活被主流政治话语所驱逐的潘恩式激进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并将其与自己当下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
？眼关键词？演自然权利，劳工，生产者，独立宣言，托马斯·潘恩
？眼中图分类号？演K71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37-14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北部和西北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工匠群体的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所熟悉的那种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渐被机器工厂所取代；工匠们也被迫放弃自己多年的手艺和技术，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市场，成为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劳工。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劳工群体如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美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他们面对这些剧烈的变动有哪些诉求？他们又是如何表达和支持自己诉求的呢？
在20世纪80年代，以肖恩·魏伦茨（Sean Wilentz）、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劳工史学者，就上面这些问题做了探讨。他们继承了E. P. 汤普森的研究路径，把劳工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早期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劳工的感受，以及他们理解和应对世界的方式。他们提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工匠体制的瓦解，以强调“独立”“美德”“平等”“利益和谐”和“劳动者尊严”为特征的传统的“工匠共和主义”日趋衰落，劳工们开始用阶级对立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社会，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这些学者认为，这种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标志着劳工“阶级”的真正形成。①
“新劳工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阶级”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劳工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这一主题下似乎仍有一些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劳工们在分析自身处境和社会状况时，借用了哪些本土的和外来的思想资源？作为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遗产，同时也作为一种抗争性话语的自然权利观念，如何参与了劳工“阶级”意识的塑造？本文将在新劳工史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用“共和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比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重要的了。这是“独立”的基本要求，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也是“平等”的可靠保障。前工业社会中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市场，靠出售自己劳动力为生，并任由雇主来为自己的劳动定价，这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便是自己喪失了对于劳动成果的完全拥有。在同一时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整套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理论。新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不仅系统论证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而且把生产某件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与为了生产该商品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区分开来，实际上揭示了资本家利润的产生机制。这套经济学新理论让劳工们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更精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们的抗议提供了一种支撑性的论证。早在1789年，《国富论》就率先在费城再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仅过了两年就在美国再版。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两部名著在美国多次再版，成为了劳工们证明自身价值的“圣经”。
1827年，费城劳工党的创始人威廉·海顿（William Heighton）在一次演说中开门见山地宣布：劳动是“所有奢侈品和一切现有财产或财富的唯一创造者”。①同为费城劳工党领袖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也宣称，只有劳动才能赋予财产意义，“没有劳动就没有财产”；“如果祖先遗赠给我10英亩土地，除非劳动让其变得可用，否则它们便没有价值”。②1834年，波士顿行业工会则更进一步，不仅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了“劳工阶层是每个国家的真正力量所在”，而且还将它作为衡量政府和法律正当性的准绳，大胆地提出：“劳工的利益和福祉应当成为政府的主要关切；任何法律，只要违背或忽略了劳工的利益，就应当予以废除。”③
对于美国早期的劳工来说，“劳动”不仅是他们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更是他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棱镜。在他们看来，以“是否亲自参与劳动”为标准，社会可以分为“生产者”（producers）和“非生产者”（non-producers）两大阶层。前者指的是“用劳动来实实在在生产产品的人”，后者指的是“无需劳动，仅通过工业积累、世袭权力或特权就能够衣食无忧的人”。④可是，目前美国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两大阶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生产者”创造了财富，却被剥夺了财富，陷入了贫困境地；“非生产者”不创造财富，却“窃取了”前者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成为了财富的垄断者。对此，海顿强烈控诉说：“我们发觉，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压迫——我们辛苦劳动，为他人提供舒适的生活，但我们自己仅能获得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他向所有“非生产者”发出了质问：“为什么我们制造了财富，却不能享受财富带来的舒适？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贫困，会遭到你们这些不劳而获者的轻蔑和鄙视？”⑤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是当时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同时也是劳工运动的支持者，他也观察到“一场操作工与雇主之间、财富与劳工之间的新的斗争”正在美国上演。⑥
更严重的是，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两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种牢固而森严的等级壁垒。在劳工们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了共和国的死刑。投身美国劳工运动的英国改革家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aclure）在分析当时美国政治状况时指出，不仅“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存在对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对立。虽然政府中有代表民意的机构，而且选民群体的数量正在渐趋庞大，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被选为统治者的大多仍然是有钱的“非生产者”，而辛勤劳作的“生产者”仍然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而“非生产者”一旦控制了政府，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炮制一套法律制度来维持自己对于劳动成果的垄断，还会打造一台庞大的暴力机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麦克卢尔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美利坚共和国”与专制政府并无本质区别，都只是“有钱人和非生产者的工具”而已。①
正是因为相信共和国已处于“危难之际”，劳工激进派才愈发看重重建独立、平等的共和美德的意义，才愈发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作自然权利的首要内涵。纽约劳工党领导人之一的科尼利厄斯·布拉奇（Cornelus Blatchly）在列举“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把“拥有自己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的全部劳动成果的平等权利”与“维持自身生命和身体完整”相提并论。②平权党是纽约民主党内以反纸币、反垄断、反特权为纲领的一个激进派别，很大一部分成员来自于劳工群体。该党1837年9月公布的党章中，同样把“拥有由个人能力而生产出的物品的权利”“参与分配由自然平等赠予全体人类的财富的权利”与“生存权”并列。③弗朗西斯·莱特（Frances Wright）是当时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者，移民美国后，成为劳工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829年7月4日，她受邀在费城劳工的独立日庆典上演说时提出，在目前状况下，只有把“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获得其劳动果实的自然权利”增补进《独立宣言》，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④“产业工人大会”（Industrial Congress）是一个不同派别劳工的联合组织。各派虽然在其他问题上各有主张，但在谴责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1851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同意，把《独立宣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改写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⑤
对自然权利内涵的阐释还塑造了劳工们的自由观。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劳工在为自己争取权利时，常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来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和工资制度，把自己在经济上依附他人、受人控制的状态等同于人身奴隶制。⑥这一点充分表明，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成为了劳工心中区分“自由”与“不自由”的标准。而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则是“工资奴隶制”指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一个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呢？布朗森在《劳动阶级》一文中就把工资描述为“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⑦在纽约劳工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兰顿·毕勒斯比（Langton Byllesby）对于很多北部人自我标榜的“自由社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身处资本主义雇佣和工资制度之中的北部劳工，在地位上与美国南部种植园的奴隶并无二致。“奴隶制的本质在于一个人被迫劳动，然而其劳动成果被他人窃取和享用。与此相比，对个人自由的其他限制都是次要的。因此，一个人被迫无偿交出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决定了他与奴隶相似的程度，即使其形式和过程有华丽的伪装，即使他看上去有選择劳动的权利。”⑧劳工中“土地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也曾多次表示，北部的劳工阶层处于“白色奴隶制”之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承担了最繁重的劳动，但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甚至比南部的黑人奴隶还少。因此他提出，“废奴应该从我们自己身边开始”。⑨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早期劳工运动中的激进派借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武器，对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批判，并大大拓展了自然权利的传统内涵。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工业增长，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生产者”所付出的劳动与他们所获得的财富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尖锐的社会对立，看到的是劳工们的自然权利被肆意践踏、美国共和主义的理想遭到背弃。那么，如何才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经济关系，让“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呢？劳工激进派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效仿罗伯特·欧文建立互助合作的公社。欧文是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他赞同“体力劳动是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的源泉”，认为“有能力创造新财富者理所应当获取其创造的所有财富”，并因此对工业化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抱有极大的同情。①为此，他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工厂中进行了一场全新的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实行合作生产、普及平等主义教育的改革试验。1824年，欧文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他拜会名流精英，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四处演说发文来极力宣扬自己的改革思想。在美国国会的两次举世瞩目的演说中，欧文概括了自己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消除私人财产、个人竞争和商品交易制度，用“拥有共同财产和共同利益”的公社取而代之。②随后，他在印第安纳买下一大片土地，身体力行地展开了“新和谐公社”的试验。
1826年的公社章程宣布，建立“新和谐公社”的目的是“在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的福祉”。为此，一方面，全体公社成员将按照年龄的区分，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住宅和教育，而且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同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必须实行财产公有，因为“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必然反对人们权利平等的原则。反对这一原则，就会引起竞争和敌视、嫉妒和纷争、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此外，“新和谐公社”还用一种“信用”制度（credit）取代了货币。公社成员要参加劳动或为公社提供服务，然后根据其劳动或服务的时间来换取消费公社产品的“信用”，以此来杜绝剥削，确保“生产者”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③
欧文的访问掀起了美国公社运动的高潮。1824年以前，公社主义思想在美国的支持者为数寥寥。虽然布拉奇在纽约曾创建过一个专门推动公社运动的组织，还曾撰写文章试图推广欧文的主张，但影响十分有限。1824年欧文到访之后，短短两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效仿建立的公社就多达9个。④与此同时，毕勒斯比也趁热打铁，撰写了被誉为“早期纽约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与影响》（Observations on 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Unequal Wealth），为公社主义运动摇旗呐喊。该书效仿“新和谐公社”的试验，提出用与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劳动券”（labor note）作为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以此确保每个劳动者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主张每位成员在公社管理上拥有平等的一票决定权。⑤
然而，公社运动的高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经营不善、内部矛盾等诸多原因，“新和谐公社”实际上在1828年就已经宣告失败。效仿它建立的一波公社也大多短命，持续时间少则几个月，至多也不过两年。1829年以后，美国公社运动的高潮即已结束。
第二种思路是土地改革，即把拥有土地作为劳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出路。19世纪20年代，其早期代表人物为纽约的一名机械工托马斯·斯基德摩尔（Thomas Skidmore）。他是纽约劳工党成立初期的核心人物。在著名的《论人类的财产权》一书中，他阐述了自己解决劳工问题的主张。他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包括山川、河流、阳光、空气，以及最重要的土地等等，不是任何人创造的，而是上帝馈赠给全体人类的“特殊的财产”，理应在所有人之间平等分配。但美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某些先来者垄断了大量土地，剥夺了后来者平等的土地权，导致他们只能进入工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因此，要想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工们只能联合起来，废除现有的土地所有制，对所有土地加以没收和重新分配。①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为：先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选举“劳工以及所有支持平等权利的人”为议员，从而控制州议会，接着发起召开州立宪会议，修改选举法，让最贫穷的劳工都有选票，进而巩固已获得的政权，然后就能够顺利进行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了。②在他的主导下，纽约劳工党的最初党纲中写入了一份平分土地的计划：各州政府授予每位21岁以上的男性和未婚女性160英亩的土地永久持有权，直至去世，不允许出租和出售。任何人拥有的土地若超过160英亩，将被州政府强制征收并重新分配。③
这份“惊世骇俗”的党纲一出台便遭遇潮水般的攻击。在巨大的压力下，纽约劳工党迅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边对外界解释“我们绝无侵犯个人财产权的意图”，一邊着手起草新党纲。④斯基德摩尔遭到排挤，失去了话语权。
19世纪4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土地改革派”是埃文斯。他最初是斯基德摩尔的追随者，但很快就意识到，废除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必然导致革命、流血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从1829年底开始，他便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工人鼓动报》（Working Mans Advocate）上提议修订斯基德摩尔的激进计划。1844年，他带领一批支持者建立了“全国改革协会”（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明确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于：推动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免费地、平等地分配给真正的劳动者。埃文斯认为，由于拥有土地的权利遭到剥夺，大量劳工被迫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因此，改变经济依附关系、解放“工资奴隶”的唯一方法在于“确保每个家庭拥有足够维持生计的一份土地的自然权利”，这样，“劳工就不必依附于雇主”，就能够把劳动成果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够恢复自己平等的社会地位”。⑤他接着表示，在大多数国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定意味着对现有土地关系进行斯基德摩尔式的颠覆，但美国不一样，西部大量公共空地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温和的解决方法。埃文斯提议，联邦政府为每个无土地的家庭免费提供160英亩的宅地，这些宅地不能以任何方式抵付债务，也不能出售，目的在于确保永久持有。⑥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阐述内战前共和党意识形态的形成时，特别强调了“自由土地”思想的重要意义。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劳动”，即歌颂北部在经济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全面优越性，力图把北部塑造为一个与南部奴隶制截然不同的、进步的、充满机会和希望的“自由”社会。而劳工激进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性的揭露和对“工资奴隶制”的谴责，与共和党力图打造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最后之所以能够被共和党成功地“纳入麾下”，与以埃文斯为首的“土地改革派”为“工资奴隶制”开出的“解药”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埃文斯把解决劳工困境的思路引向公共土地问题，那么“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就缺少了重要的一环，内战前北部分散的各支政治势力也就无法实现有效整合。①
埃文斯的计划提出后迅速收获了众多支持者。北部和西部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劳工加入“全国改革协会”的地方组织，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威廉·W·派恩（William W. Payne）、格雷特·史密斯（Gerret Smith）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也加入到宣扬土地改革的队伍中，再加上“全国改革协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得“自由土地”成为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口号，也让《宅地法》成为国会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内战爆发后南部议员的退出，共和党主导下的国会终于将《宅地法》化为了现实。
为了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劳工激进派们不仅拓展了自然权利的传统内涵，还充分发掘了美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对《独立宣言》的意义做出了重新阐释。
学者们普遍认为，《独立宣言》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义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人看来，《独立宣言》的内容重点是其正文中列举英王罪状的部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宣布独立。序言中那段有关“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表述，并非为了阐明某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而仅仅是为独立寻找依据而已。这一时期的独立日演说很少提到《独立宣言》的序言。在第一批州宪法中，即便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或列举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所引述的也是《独立宣言》以外的文献，尤其是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无论是在制宪会议还是在批准宪法之前的各州辩论中，也几乎没有人援引《独立宣言》的序言来伸张权利。
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对《独立宣言》的兴趣逐渐从正文转移到序言上。这首先要归功于18世纪90年代民主共和党人的努力。在这一时期的党争中，联邦党人对《独立宣言》总体持批判态度，一是因为其反英亲法的性质，二是因为其序言的自然权利主张与当时联邦党人维护政府权威和国内秩序的政策方向相冲突。以政治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民主共和党人则反其道而行之，抬高序言的意义，将其同政治平等、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并把《独立宣言》的作者，同时也是自己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塑造为捍卫人类自然权利的英雄。1812年战争之后，联邦党的解体确保了民主共和党人对于《独立宣言》解释的主导地位，再加上英美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国家地位的巩固，《独立宣言》逐渐丧失了其反英和宣告独立的意义，成为了一份界定公民权利的宣言书。②
《独立宣言》完成意义转型后不久便迎来了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在迫切渴望平等和伸张权利的劳工们看来，独立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由“权利危机”而引发的“权利革命”——英国政府施行暴政，踐踏了殖民地居民宝贵的自治权；为了捍卫权利，后者奋起反抗，宣布独立。劳工当下正为之奋斗的事业，无论在起因上、性质上还是目标上都与独立战争一脉相承。
1830年6月12日，《技工自由言论报》（Mechanics Free Press）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醒“我们的劳工兄弟”7月4日有特殊意义，不能忘记庆祝，因为“把我们当今的情形与1776年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同——1776年，欧洲的专制君主威胁要剥夺殖民地人珍爱的权利，而我们当今虽然没有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在国内，金钱贵族正在用蝇头小利诱使辛勤劳作的生产者主动出卖自己的自然权利，这种威胁比1776年更加可怕”。③1836年7月4日这一天，新英格兰地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赛斯·路德（Seth Luther）受邀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说，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国内暴政”的说法。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美国一小批“非生产者”垄断财富，并与政客、法官沆瀣一气，共同欺骗和剥削“生产者”的事实，指出这就是当今劳工所面对的“国内暴政”，丝毫不亚于当年英国的暴政。因此，路德向劳工们呼吁，一场革命是不够的，要“从1776年的先辈那里汲取力量，不仅把自由挂在嘴边，而且要有为自由牺牲的决心”，再发动一场“权利革命”，才能“让国内的暴政败下阵来”，才能“确保诚实的劳动者能够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报酬”。①
路德的演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劳工们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的思维逻辑。他们相信，在反抗暴政、捍卫权利上的志同道合，让自己成为了美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让1836年成为了1776年的延续，也让《独立宣言》能够超越时代，在半个世纪后的劳工运动中获得重生。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在7月4日的独立日庆典中，在各种场合的演说中和文章中，在各式各样的集会宣言、会议决议和党纲中，劳工们常常模仿或直接照搬《独立宣言》的文字来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
1829年7月4日独立日，弗朗西斯·莱特受邀在费城剧院演说。在演说开始前，她先朗读了一遍《独立宣言》，并把它摊开放在了桌上。整个演说就是围绕着继承革命事业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首先，她高度赞扬了独立战争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自由的奠基性作用，随后话锋一转，开始批判当下美国不自由、不平等的现状，接下来，她用了一大段话来鼓励在场劳工要继承独立战争的精神，为自己争取权利：“今天的你们敢不敢对1776年革命先辈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遗产，实现了他们用鲜血捍卫的权利？敢不敢对他们说，我们正沿着你们开辟的道路前进，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你们所宣扬的真理？”在演说接近尾声时，莱特再次用自己擅长的大段反问句来告诫劳工，要继承革命事业，并把自己发展劳工教育的主张与1776年精神联系起来：
先辈的权力如今交到了你们手中。……如果说他们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那么你们有没有为共和国添砖加瓦？如果说他们砸碎了四肢的镣铐，那么你们有没有砸碎思想的镣铐？如果说他们为子孙赢得了自由行动的权利，那么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足够的智慧来使用这一权利？如果说他们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那么你们有没有教会下一代如何终生维护自己的平等？
她强调说，除非得到肯定答案，否则7月4日庆祝的革命就是未完成和不充分的，《独立宣言》的序言部分就是一纸空文。②莱特的演说文辞华美，激情洋溢，其间她还不时地拿起《独立宣言》挥舞，给在场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而这也成为她1829年美国之行系列演说中最引起轰动的一次。
同年，埃文斯用与1776年一模一样的体例和逻辑，为刚刚成立不久的纽约劳工党撰写了自己的《独立宣言》（The Working Me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该宣言的第一段指出了撰写此文件的目的：“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确认自己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反对其他社会阶层，并按照自然法则、上帝的旨意以及其政治契约的原则，以平等身份屹立于社会。”第二段用自然权利话语阐明了建立劳工党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免受社会其他阶层的不当影响，以及出于审慎和自卫的需要，人们有必要组建一个政党，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来阻止任何企图颠覆自己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危险。……当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客们企图置社会某一阶层于受压迫和堕落的境地，而不公正地扶植另一阶层凌驾于他们之上时，他们就有权利，也有义务使用每一种宪政途径来革除政府弊政，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第三段列举了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时的法律体系是如何侵犯“生产者”的自然权利的。1776年《独立宣言》详细列举了英王的27条罪状，而1829年《劳工独立宣言》则较为笼统地列举了6条“非生产者”的“罪状”，包括：征税的法律是基于错误的原则制定的，对“生产者”具有压迫性；有关陪审员、证人和民兵义务的法律不公正，偏向于保护“非生产者”利益；有关私人公司的法律没有保证社会每个阶层平等参与的机会；有关宗教社团的法律鼓励大众树立对金钱的崇拜，制造社会对立；有关教育的立法受“非生产者”阶层的控制等等，并总结说，美国当下所有的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普遍倾向，就是剥夺占据人口十分之九的穷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让这些本来应该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变成有钱人的特权。①
除了1829年的纽约劳工党以外，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行业工会和纽约平权党也都不约而同地借用《独立宣言》的逻辑来解释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行动。1834年6月，波士顿行业工会在其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对有钱人迅速转变为贵族而劳工阶层迅速沦为依附地位的现状，对美国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和有关民兵和私人公司的法律等提出了全面批判，并解释说这些法律的目标违背了《独立宣言》的原则，不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是“通过授予特权，让一个社会阶层凌驾于其他人之上”。②同波士顿行业工会一样，纽约平权党在其成立大会上也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前三条用自然权利的话语提出了衡量政府立法和施政的标准——“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共和政府的真正基础就是每位公民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所有法律的正当效力在于确认并保护每位公民平等的自然权利，并惩罚侵犯他人平等权利的人”，并解释说，这就是平权党把反纸币、反垄断、反特权立为纲领的依据。③
进入19世纪4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思想的成熟，《独立宣言》也被改写为了土地改革派的政治纲领。1844年，埃文斯的追随者刘易斯·马斯克里耶（Lewis Masquerier）发表了一份《“生产阶級”独立于“非生产阶级”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Producing from the Non-Producing Class）。1845年3月，“全国改革协会”邀请其他改革团体集会，并共同发布了一个《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the Industrial Congress）。两份文件都用自然权利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前者宣称，“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分享土地、水、空气和阳光的自然权利”；后者宣称，“所有人都拥有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因而也拥有使用土地和其他对于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的权利”。两份文件都模仿《独立宣言》的语言来阐述自己行动的原因。前者有感于“财富的生产者受到一个非生产性的、专断的、贵族阶层无所不在的财富和权势影响，而沦落到底层的悲惨境地”；后者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单独的组织以保护自己受到威胁的权利，以及夺回被另一部分人剥夺的权利”。两份文件都模仿《独立宣言》的格式和文风来逐条列举土地垄断如何剥夺劳工权利，导致他们沦落到依附和贫穷境地。④
林肯在1857年和1859年两次谈到《独立宣言》时指出，该文件实际包含两层涵义，一层涵义是为了应对1776年的具体形势，另一层涵义则指向将来。他强调说，如果只从前一层涵义来理解《独立宣言》，认为它的目标仅仅为宣布国家独立，那么“这个目标早在八十余年前就实现了，《独立宣言》于今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片垃圾，就像战争胜利后留在战场上的旧棉絮任其腐烂一般”。所以，很显然，《独立宣言》之所以在当今还具有强大生命力，还在每年7月4日庆祝活动中被反复地吟诵，是因为它还有一层更持久的内涵，这层内涵就浓缩在了第二段的权利宣誓中。说到这里，林肯称赞道：“此荣誉属于杰斐逊，这位伟人在一个国家争取独立的巨大压力之下，还能冷静沉着，有预见、有能力在一份革命文件中加入抽象的真理，这真理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类。因此，在今天以及未来，当专制和压迫有迹象卷土重来时，我们理应用它来作为抵御的屏障，只有这样，这一真理才能永远被铭记于心。”⑤
不难看出，在理解《独立宣言》的意义这一点上，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与林肯可谓不谋而合。随着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兴起，《独立宣言》，尤其是其中曾经一度不受重视的序言，在劳工的政治话语中获得了重生，其作为一份超越时代的自然权利宣言书的形象也愈发鲜明。劳工们在援引和模仿《独立宣言》的过程中，不仅对当年杰斐逊笔下抽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解释，而且让“独立”一词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独立”，既意味着一群人解除与另一群人之间的政治联系，也意味着一个社会阶层解除对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依附。
然而，林肯此话并非对劳工运动有感而发，而是另有所指。他针对的是19世纪50年代末奴隶制咄咄逼人的扩张和以史蒂芬·道格拉斯为代表的一批民主党人对“斯科特案”判决的维护，希望用《独立宣言》为黑人争取平等的自然权利。与林肯不同的是，劳工们虽然也援引《独立宣言》，但从不认为它适用于黑人。
一直以来，种族主义都是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重要问题之一。几代劳工史学者挖掘了大量事实，包括北部的白人劳工在政治组织和活动中排斥黑人、热衷于宣扬黑人“天生低劣说”、否认黑人的“公民”身份、对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发动暴力袭击，以及回避对南部奴隶制的批评等等，揭示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等学者更是超越了单一的经济维度，深刻揭示了种族主义对于塑造这一时期白人劳工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②遭到劳工排斥的不仅有黑人，还有妇女。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不少妇女史学者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绝大多数美国妇女被“两分领域”的观念牢牢禁锢在家庭内部。这一时期备受追捧的社会文化思潮，无论是“两性差异说”，还是“女性特质崇拜”，目的都是为了把女性排除出公共生活。即使有少数妇女走出家门，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在雇佣关系中所遭受的剥削也比男性劳工要严重得多。不仅如此，她们还承受着来自男性劳工的排斥。后者的集会、游行、罢工以及政党和行业工会均拒绝女性劳工的加入。③
1848年7月19日，美国妇女运动的先锋齐聚纽约州的塞涅卡福尔斯，一字一句地模仿《独立宣言》写出自己的《情感宣言》，控诉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屡屡伤害和掠夺女性权利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对她建立一个独裁暴政。”1852年7月5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演说中谈及前一天的庆祝活动，略带悲愤地指出：“我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个光荣庆典所覆盖的范围之内！……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庆祝，而我则哀伤。”这些言辞所抗议和声讨的，正是19世纪上半叶包括劳工在内的整个白人男性社会对女性和黑人的排斥和压迫。④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早期劳工运动暴露出了其“排他性”的一面。虽然劳工们让《独立宣言》中的权利话语重获新生，但他们并不打算将其真正变成一份具有普世价值的文献；虽然他们多次援引“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理解中的“人”从来不包括黑人和妇女，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平等地位和权利。
用“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来称呼托马斯·潘恩可谓恰如其分。在《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农业正义论》等多部政治论著中，潘恩都表达了自己的激进共和思想，即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和压迫，捍卫普遍性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以及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的全面平等。而自然权利观念，则是潘恩激进共和思想的基石。
以《人权论》为例。该书写于1791—1792年，是潘恩为了驳斥柏克、捍卫法国革命的原则而作。在《人权论》中，潘恩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入手，把权利分为天赋权利（原文为“natural rights”，即“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原文为“civil rights”，应作“社会权利”）两种，并明确指出了两种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产生之前，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天赋权利，但是，“个人虽然充分拥有这种权利，却缺乏行使它们的能力”，因而人类成立了政府，把个人凭一己之力能够行使的天赋权利保留在自己手中，把必须仰赖众人之力才能实现的天赋权利存入了社会，转化为了公民权利。因此，天赋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天赋权利的延伸和转化。潘恩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按照自己的喜好废除任何一种政府的权利等，都属于天赋权利的范畴。以这番耳熟能详的自然权利观念的阐述为基础，潘恩对法国革命报以热情洋溢的歌颂，对包括英国君主制在内的一切世袭政体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一切世袭政府本质上都是专制政府，都是建立在剥夺人民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基础之上，而只有一个法治的、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共和国，才能够真正地保障人们的天赋权利。①可以说，《人权论》是一部集激进共和思想之大成的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改变了潘恩的命运。此书一出，潘恩立刻被戴上“煽动叛乱罪”的帽子，遭到英国法庭的缺席审判。如果说在自己祖国的这一遭遇还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让潘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热情洋溢地把该书献给“第二祖国”美国，却同样遭到冷遇。该书非但没有像《常识》那样给潘恩带来无上荣耀，反而成为他在美国被边缘化的开端。
当潘恩于1787年离开美国时，他并没有察觉到，革命时期风靡一时的自然权利观念正在逐渐褪色。如果说，1776年《常识》播撒的自由火种点燃了美国革命的燎原烈焰，那么到了革命后期，随着民众法外行动、群体暴力和反叛运动的频繁发生，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开始担忧，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否会被越烧越旺的革命之火吞噬。他们呼吁民众“警惕对自由的滥用”，纠正“对过度民主的狂热”，劝诫民众要尊重政府和法律的权威，通过和平的、制度内的途径来表达权利诉求，放弃动辄推翻政府、重返自然状态的想法。精英们的担忧促成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召开和美国代表制政体的建立。该政体用精心设计的一套复杂机制把普通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隔离”开来，同时也把危险的、对现实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的自然权利观念驱逐出了政治文化的主流。整个制宪会议期间，没有代表提议宪法应当像《独立宣言》一样，对自然权利观念进行一番宣誓。所有人都赞同埃德蒙·伦道夫在会议伊始的一席话：自然权利观念并不适用于此次会议的目的。立宪，不是要追溯政府的起源和人类的最初状态，也不是要阐述抽象的道德和政治原理，而是要解决摆在面前的急迫任务——为美利坚合众国设计一个更稳固、更有效的政府。②
在很多精英们看来，共和国的危机并没有随着《联邦宪法》的批准而消失。18世纪90年代不是一个稳定、和谐的年代，相反是“危机的”“充满暴力和激情的年代”。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设立合众国银行的法案、对法国的态度、签订《杰伊条约》和颁布《惩治煽动叛乱法》等，都在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民再次用法外的、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反对派自发成立了“民主共和社团”，以反对现任政府和政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被当权的联邦党人称为“国内的雅各宾分子”，他们“受到法国雅各宾瘟疫的传染”，“用同样不当的手段，追求同样邪恶的目标”。③联邦党人坚持18世纪80年代的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政治应当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的事业，个人权利的行使应当以尊重合法权威和秩序为基础。对于他们来说，潘恩的这份赞颂自然权利、鼓吹政治平等、宣扬革命精神的礼物送得显然“不合时宜”。
作为政治反对派的民主共和党人，虽然对等级观念和精英政治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主张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尤其是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和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察的权利，但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些权利并非属于自然權利的范畴，而是宪法权利，受到联邦宪法保护。因此在表达权利诉求时，他们很少会诉诸一个假定的自然状态，更多的则是实实在在地援引联邦宪法。即便需要使用自然权利话语，他们也更愿意援引《独立宣言》和自己的领袖杰斐逊，而非潘恩。因为1793年出版的《理性时代》把潘恩的名字与宗教无神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全力筹备总统竞选的民主共和党人不愿意，也没有必要为了维护潘恩的声誉而在宗教问题上丢掉潜在的选票。背负世俗和宗教“双重激进主义”的潘恩，就这样被当权者“刻意遗忘”了。
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劳工群体中出现了一股为潘恩恢复名誉的热潮。每年1月29日潘恩生日那天，纽约、费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阿尔巴尼等城市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19世纪50年代以后，纪念活动还扩展到了辛辛那提、密尔沃基、克利夫兰等中西部城市。纪念活动由当地的劳工团体负责筹备，通常会持续大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包括游行、演说、晚宴、舞会等内容，活动中还时常伴有礼炮和音乐声。1834年普罗维登斯纪念潘恩诞辰的晚宴有100人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纪念晚宴有200人出席，舞会则有300人出席。纽约是这一时期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心，那里纪念潘恩的活动在规模上也是最大的。1834年1月29日纪念活动的参与人数为700人，到1837年潘恩百年诞辰时，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00人。在中西部城市举行的活动规模也很可观。1853年密尔沃基的纪念活动吸引了威斯康星州各地超过600人赶来参加。1856年1月29日，辛辛那提市纪念潘恩诞辰119周年的活动被誉为“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热闹的活动”。①
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无疑是演说。受邀演说者通常是在当地劳工群体中有资历、有威望的人士。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都是阐述为什么要纪念潘恩，以及潘恩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下的意义。在演说者口中，潘恩被冠以“人类权利的维护者”“全世界自由事业的英雄和斗士”等称号，获得了与杰斐逊同样的尊荣，潘恩的一生也被描述为“为自由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一生。1838年1月29日，费城纪念活动上的演说者是这样概括潘恩的政治写作生涯的：当殖民地人民处于迷惘和无助中时，潘恩用一部《常识》“为他们指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自由的唯一道路”，也启迪了国父们撰写《独立宣言》的灵感；带领美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之后，潘恩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更没有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而是“带着对自由的满腔热爱”回到了饱受压迫的欧洲人民中间，用一部伟大的《人权论》“界定了人的自然权利”，“确认了人类自由的伟大原则和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此后，潘恩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在《理性时代》中，他继续为“自由”开疆拓土，大胆地呼吁思想自由，为此宁愿承受当权者的谩骂和迫害。②
在阐述“潘恩式自由”时，几乎每一位演说者都会强调其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1856年辛辛那提纪念活动的筹备委员会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潘恩的灵魂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时代。它会跨越重洋，为其他国家受压迫的人们指引自由的方向；它会穿越时空，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由”的“危机”在当今社会再度上演。③同样，接下来的演说者也盛赞潘恩原则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它对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抗争运动的意义。他指出：“在《人权论》中，潘恩确认了人类自由的伟大原则，这些原则是永久性的，坚不可摧，在当今与在过去一样鲜活。……当今最先进的改革者也只不过是在贯彻《人权论》的原则。”说到这里，他列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例子，说她正是在《人权论》的激励下才写出了名著《女权辩护》。最后，他向所有人呼吁：“将潘恩的原则用在当下，用它来抵抗每一种压迫和不公正，是纪念这位英雄的最好方式。”④演说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响《星条旗之歌》。随后，筹备委员会宣读了一份经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用潘恩式的“自由”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们建议所有的改革者、教育者、立法者都学习托马斯·潘恩著作中提出的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即确保每个人能够自由、安全地行使自己的每一项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乃是社会和政府的首要目标。
无论是君主、贵族、神职人员还是社会中的多数人，只要篡夺权力，都是专制；每一个政府、法律、制度或习俗，只要侵犯了人们的自然权利，妨碍了个人的繁荣和幸福，都是暴政。①
用潘恩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当下的权利诉求，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娴熟的莫过于“土地改革派”。虽然潘恩在《农业正义论》中并不赞同平分土地，而是主张用国家征收土地税补贴无土地者的方式来纠正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他谴责土地垄断，把拥有平等份额的土地视为共和制度的根基，这一点已经足够为“土地改革派”所用。自19世纪40年代起，埃文斯便是一年一度潘恩诞辰纪念活动的常客。在晚宴的祝酒环节，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向土地改革问题。在1846年波士顿的纪念晚宴上，他的祝酒词是：“致《农业正义论》：共和国的根基，实现人类兄弟情谊的桥梁。”同样在波士顿，1850年他的祝酒词是：“致《常识》和《危机》的作者：他的《人权论》是摧毁腐朽专制主义的猛烈炮火，他的《农业正义论》是建造民主共和国的完美材料。”类似的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祝酒词在各地的潘恩庆生晚宴上屡见不鲜，例如，在1847年波士顿的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公共土地——应当让它们免于投机家的掠夺，只属于真正的定居者”；1849年罗得岛波塔基特市的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土地限令和不可剥夺的宅地法令——它们将最终绞杀土地垄断这个巨型吸血鬼”；1852年的费城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土地自由，劳工权利和普遍福祉——实现了前两点，第三点才有可能实现”；等等。②可见，“土地改革派”们俨然把潘恩当作了自己的代言人，把潘恩诞辰纪念的祝酒环节当作了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良机。
在纪念潘恩诞辰、为他恢复名誉的同时，另一场试图永久保留潘恩记忆的活动也在悄然展开。活动的发起人是吉尔伯特·韦尔（Gilbert Vale）。他在英国时就是激进派的一员，也是潘恩的忠实信徒；1823年移居美国后成为纽约劳工党中的积极分子，并创办了《灯塔报》（Beacon），不遗余力地宣扬平等主义改革和反教权思想。在1837年潘恩百年诞辰时，韦尔不仅参与组织了纽约市的盛大纪念活动，而且决定要亲自拜谒位于纽约州新罗谢尔的潘恩墓，以表达心中的敬意。他特意挑选了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然而他吃惊地发现，这位为人类自由事业鞠躬尽瘁的英雄，其长眠之地竟然只有一块刻着他的名字的残破不堪的石板。他当即决定，一定要为潘恩“讨回公道”。返回纽约后，他立即在《灯塔报》发文，描述了自己此次失望之旅，并号召民众募捐，为潘恩建立一座纪念碑。③
韦尔最初的方案是建造一座三英尺高的简单的大理石方碑，但是民众募捐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纽约市和威切斯特的两家大理石场愿意免费提供原材料，著名雕刻家约翰·弗雷齐（John Frazee）愿意免费雕刻潘恩肖像。3英尺高的原方案随后增加到6英尺高，最后定下的方案是一座12.5英尺高的大理石圆柱，顶部加上新古典主义式样的帽式装饰，正面雕刻由花环围绕的潘恩侧像。据估算，这座纪念碑的造价将超过1100美元。募捐活动从1837年7月15日韦尔发文开始，一直持续到1838年，其间并没有因为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停止。
《灯塔报》陆续刊登了部分捐赠者名字和捐赠数额，除了极其罕见地有人一次性捐款30美元以外，大部分捐赠数额为25美分到2美元不等。由此有学者大致推测，捐赠者的总人数少则六七百，多则有三四千人，并且可能大多来自并不富裕的劳工或小业主群体。④在这份不完整的捐赠名单里，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平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仍然能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⑤本杰明·奥芬（Benjamin Offen），纽约市的一名鞋匠，他是韦尔的好友，也是纽约劳工党内的活跃分子。亚历山大·明（Alexander Ming），斯基德摩尔的亲密战友，也是纽约劳工党成立初期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曾被推选参加州议员的选举，并在党内极力挽救斯基德摩尔的激进土地计划，在19世纪30年代又积极组织建立了纽约平权党。约翰·温特（John Windt），纽约劳工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莱特劳工教育改革主张的捍卫者和其文集的出版者，是埃文斯及其“全国改革协会”的重要资助者，也是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纪念潘恩生日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纽约市劳工技校的创办者。捐赠者名单中还包括前文谈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生产阶级”独立于“非生产阶级”宣言》的作者马斯克里耶。從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参与捐赠至少可以看出，恢复潘恩的名誉、保留潘恩的记忆是当时劳工群体颇为关注的一项事业。
1838年11月，潘恩纪念碑终于落成。在潘恩的侧像上方还雕刻了《人权论》中的一段名言：“世界是我的祖国，行善是我的信仰。”这座世界上最早的潘恩纪念碑，今天仍然矗立在纽约州的新罗谢尔。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托马斯·潘恩的声誉在大西洋两岸经历了几次沉浮。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潘恩成为他们心中的英雄；18世纪末的英国激进派反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为自己争取普选权时，潘恩的《人权论》成为他们的“启蒙读本”；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要求摆脱经济依附、获得与自己的劳动量相对等的工资报酬时，潘恩则再次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①这段历史再次表明，潘恩及其所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属于当权者，而属于弱势群体，属于那些处于权力边缘地带、为自由平等而抗争的人们。
19世纪上半叶，为了反抗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挽回失去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美国劳工们对各种激进主义的思想遗产进行了重新挖掘和阐释。他们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说成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大大拓展了传统自然权利观念的内涵。他们重新阐释《独立宣言》的意义，将它同自己当下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他们还试图从一片谩骂声中复活潘恩及其激进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可以说，他们当之无愧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
在內战以前，“自由土地”还能够为处于困顿挣扎中的美国劳工们提供一线希望，但内战结束之后，劳工们很快发现，在势不可挡的工业化浪潮面前，农业领域也逃脱不了集中化的命运。在一个又一个高速发展的神话中，工厂制无可辩驳地确立了自己在美国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及其所塑造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因此拥有了更多追捧者。19世纪末的经济学新流派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劳动量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对等关系，转而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的铁律所决定的。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把当时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说成是一种自然和进步的结果，对受到剥削、生活困苦、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丝毫没有同情心。区分“自由”与“不自由”的标准也不再是经济上是否平等和独立，变成了是否捍卫资本主义经济不受约束地运作。根据这种新标准，劳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雇主订立契约并出售劳动力的权利被说成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试图保护劳工利益的行为却被谴责为是一种“奴隶制”。②
在异常强大的对手面前，仍有一些劳工试图坚守“共和主义”的最后阵地。他们与19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一样，对于工业化之前的那个经济自主、政治平等、劳动者享有尊严的“小生产者社会”充满眷恋。因此，他们抗议工资制度威胁到了共和国的生存，抗议资本主义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使普通美国人丧失了对自己经济生活和对自己政府的控制，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共和原则嫁接到工业体系中去”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货币改革、累进税、严禁雇用童工等。①同样，他们也热衷于改写《独立宣言》，把“生活资料权”和“完整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列，作为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②然而，与大工业生产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相比，这些声音太过微弱。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联合会将追求经济自主和废除工资制斥为“乌托邦梦想”，转而将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美国劳工运动中的“共和主义”传统终于远去，劳工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简介】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s and the Early Labou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n order to against the exploitative capitalis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 restore the lost of independence， equality and dignit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rrected and reinterpre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s. They described “having their own fruits of labour” as an imprescriptible natural right， which sequentially extends the connotation of “freedom” into the field of economic equality. The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successor and consummato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y not only redefi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announcing the general human rights， and also gave the word “independent” new meaning of “out of economic dependence”. They also tried to revive the legacy of Paines radical republicanism which was expelled by political discourse mainstream，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ir current struggle.
Key Words： Natural Rights， Labour， Produce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omas Paine
？眼关键词？演自然权利，劳工，生产者，独立宣言，托马斯·潘恩
？眼中图分类号？演K71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37-14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北部和西北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工匠群体的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所熟悉的那种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逐渐被机器工厂所取代；工匠们也被迫放弃自己多年的手艺和技术，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市场，成为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劳工。那么，这个新出现的劳工群体如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美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他们面对这些剧烈的变动有哪些诉求？他们又是如何表达和支持自己诉求的呢？
在20世纪80年代，以肖恩·魏伦茨（Sean Wilentz）、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劳工史学者，就上面这些问题做了探讨。他们继承了E. P. 汤普森的研究路径，把劳工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早期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劳工的感受，以及他们理解和应对世界的方式。他们提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工匠体制的瓦解，以强调“独立”“美德”“平等”“利益和谐”和“劳动者尊严”为特征的传统的“工匠共和主义”日趋衰落，劳工们开始用阶级对立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社会，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这些学者认为，这种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标志着劳工“阶级”的真正形成。①
“新劳工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阶级”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劳工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这一主题下似乎仍有一些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劳工们在分析自身处境和社会状况时，借用了哪些本土的和外来的思想资源？作为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遗产，同时也作为一种抗争性话语的自然权利观念，如何参与了劳工“阶级”意识的塑造？本文将在新劳工史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用“共和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比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重要的了。这是“独立”的基本要求，是“美德”的必要条件，也是“平等”的可靠保障。前工业社会中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市场，靠出售自己劳动力为生，并任由雇主来为自己的劳动定价，这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便是自己喪失了对于劳动成果的完全拥有。在同一时期，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整套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理论。新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不仅系统论证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而且把生产某件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与为了生产该商品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区分开来，实际上揭示了资本家利润的产生机制。这套经济学新理论让劳工们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更精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们的抗议提供了一种支撑性的论证。早在1789年，《国富论》就率先在费城再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仅过了两年就在美国再版。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两部名著在美国多次再版，成为了劳工们证明自身价值的“圣经”。
1827年，费城劳工党的创始人威廉·海顿（William Heighton）在一次演说中开门见山地宣布：劳动是“所有奢侈品和一切现有财产或财富的唯一创造者”。①同为费城劳工党领袖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也宣称，只有劳动才能赋予财产意义，“没有劳动就没有财产”；“如果祖先遗赠给我10英亩土地，除非劳动让其变得可用，否则它们便没有价值”。②1834年，波士顿行业工会则更进一步，不仅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了“劳工阶层是每个国家的真正力量所在”，而且还将它作为衡量政府和法律正当性的准绳，大胆地提出：“劳工的利益和福祉应当成为政府的主要关切；任何法律，只要违背或忽略了劳工的利益，就应当予以废除。”③
对于美国早期的劳工来说，“劳动”不仅是他们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更是他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的棱镜。在他们看来，以“是否亲自参与劳动”为标准，社会可以分为“生产者”（producers）和“非生产者”（non-producers）两大阶层。前者指的是“用劳动来实实在在生产产品的人”，后者指的是“无需劳动，仅通过工业积累、世袭权力或特权就能够衣食无忧的人”。④可是，目前美国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两大阶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生产者”创造了财富，却被剥夺了财富，陷入了贫困境地；“非生产者”不创造财富，却“窃取了”前者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成为了财富的垄断者。对此，海顿强烈控诉说：“我们发觉，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压迫——我们辛苦劳动，为他人提供舒适的生活，但我们自己仅能获得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他向所有“非生产者”发出了质问：“为什么我们制造了财富，却不能享受财富带来的舒适？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贫困，会遭到你们这些不劳而获者的轻蔑和鄙视？”⑤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是当时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同时也是劳工运动的支持者，他也观察到“一场操作工与雇主之间、财富与劳工之间的新的斗争”正在美国上演。⑥
更严重的是，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两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种牢固而森严的等级壁垒。在劳工们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了共和国的死刑。投身美国劳工运动的英国改革家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aclure）在分析当时美国政治状况时指出，不仅“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存在对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对立。虽然政府中有代表民意的机构，而且选民群体的数量正在渐趋庞大，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被选为统治者的大多仍然是有钱的“非生产者”，而辛勤劳作的“生产者”仍然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而“非生产者”一旦控制了政府，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炮制一套法律制度来维持自己对于劳动成果的垄断，还会打造一台庞大的暴力机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麦克卢尔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美利坚共和国”与专制政府并无本质区别，都只是“有钱人和非生产者的工具”而已。①
正是因为相信共和国已处于“危难之际”，劳工激进派才愈发看重重建独立、平等的共和美德的意义，才愈发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作自然权利的首要内涵。纽约劳工党领导人之一的科尼利厄斯·布拉奇（Cornelus Blatchly）在列举“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把“拥有自己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的全部劳动成果的平等权利”与“维持自身生命和身体完整”相提并论。②平权党是纽约民主党内以反纸币、反垄断、反特权为纲领的一个激进派别，很大一部分成员来自于劳工群体。该党1837年9月公布的党章中，同样把“拥有由个人能力而生产出的物品的权利”“参与分配由自然平等赠予全体人类的财富的权利”与“生存权”并列。③弗朗西斯·莱特（Frances Wright）是当时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者，移民美国后，成为劳工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829年7月4日，她受邀在费城劳工的独立日庆典上演说时提出，在目前状况下，只有把“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获得其劳动果实的自然权利”增补进《独立宣言》，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④“产业工人大会”（Industrial Congress）是一个不同派别劳工的联合组织。各派虽然在其他问题上各有主张，但在谴责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1851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同意，把《独立宣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改写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⑤
对自然权利内涵的阐释还塑造了劳工们的自由观。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劳工在为自己争取权利时，常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来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和工资制度，把自己在经济上依附他人、受人控制的状态等同于人身奴隶制。⑥这一点充分表明，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成为了劳工心中区分“自由”与“不自由”的标准。而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则是“工资奴隶制”指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一个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呢？布朗森在《劳动阶级》一文中就把工资描述为“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⑦在纽约劳工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兰顿·毕勒斯比（Langton Byllesby）对于很多北部人自我标榜的“自由社会”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身处资本主义雇佣和工资制度之中的北部劳工，在地位上与美国南部种植园的奴隶并无二致。“奴隶制的本质在于一个人被迫劳动，然而其劳动成果被他人窃取和享用。与此相比，对个人自由的其他限制都是次要的。因此，一个人被迫无偿交出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决定了他与奴隶相似的程度，即使其形式和过程有华丽的伪装，即使他看上去有選择劳动的权利。”⑧劳工中“土地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也曾多次表示，北部的劳工阶层处于“白色奴隶制”之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承担了最繁重的劳动，但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甚至比南部的黑人奴隶还少。因此他提出，“废奴应该从我们自己身边开始”。⑨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早期劳工运动中的激进派借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武器，对当时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批判，并大大拓展了自然权利的传统内涵。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工业增长，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生产者”所付出的劳动与他们所获得的财富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尖锐的社会对立，看到的是劳工们的自然权利被肆意践踏、美国共和主义的理想遭到背弃。那么，如何才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经济关系，让“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呢？劳工激进派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效仿罗伯特·欧文建立互助合作的公社。欧文是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他赞同“体力劳动是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的源泉”，认为“有能力创造新财富者理所应当获取其创造的所有财富”，并因此对工业化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抱有极大的同情。①为此，他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工厂中进行了一场全新的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实行合作生产、普及平等主义教育的改革试验。1824年，欧文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他拜会名流精英，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四处演说发文来极力宣扬自己的改革思想。在美国国会的两次举世瞩目的演说中，欧文概括了自己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消除私人财产、个人竞争和商品交易制度，用“拥有共同财产和共同利益”的公社取而代之。②随后，他在印第安纳买下一大片土地，身体力行地展开了“新和谐公社”的试验。
1826年的公社章程宣布，建立“新和谐公社”的目的是“在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的福祉”。为此，一方面，全体公社成员将按照年龄的区分，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住宅和教育，而且在所有方面都得到同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必须实行财产公有，因为“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必然反对人们权利平等的原则。反对这一原则，就会引起竞争和敌视、嫉妒和纷争、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此外，“新和谐公社”还用一种“信用”制度（credit）取代了货币。公社成员要参加劳动或为公社提供服务，然后根据其劳动或服务的时间来换取消费公社产品的“信用”，以此来杜绝剥削，确保“生产者”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③
欧文的访问掀起了美国公社运动的高潮。1824年以前，公社主义思想在美国的支持者为数寥寥。虽然布拉奇在纽约曾创建过一个专门推动公社运动的组织，还曾撰写文章试图推广欧文的主张，但影响十分有限。1824年欧文到访之后，短短两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效仿建立的公社就多达9个。④与此同时，毕勒斯比也趁热打铁，撰写了被誉为“早期纽约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与影响》（Observations on 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Unequal Wealth），为公社主义运动摇旗呐喊。该书效仿“新和谐公社”的试验，提出用与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劳动券”（labor note）作为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以此确保每个劳动者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主张每位成员在公社管理上拥有平等的一票决定权。⑤
然而，公社运动的高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经营不善、内部矛盾等诸多原因，“新和谐公社”实际上在1828年就已经宣告失败。效仿它建立的一波公社也大多短命，持续时间少则几个月，至多也不过两年。1829年以后，美国公社运动的高潮即已结束。
第二种思路是土地改革，即把拥有土地作为劳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出路。19世纪20年代，其早期代表人物为纽约的一名机械工托马斯·斯基德摩尔（Thomas Skidmore）。他是纽约劳工党成立初期的核心人物。在著名的《论人类的财产权》一书中，他阐述了自己解决劳工问题的主张。他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包括山川、河流、阳光、空气，以及最重要的土地等等，不是任何人创造的，而是上帝馈赠给全体人类的“特殊的财产”，理应在所有人之间平等分配。但美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某些先来者垄断了大量土地，剥夺了后来者平等的土地权，导致他们只能进入工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因此，要想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工们只能联合起来，废除现有的土地所有制，对所有土地加以没收和重新分配。①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为：先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选举“劳工以及所有支持平等权利的人”为议员，从而控制州议会，接着发起召开州立宪会议，修改选举法，让最贫穷的劳工都有选票，进而巩固已获得的政权，然后就能够顺利进行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了。②在他的主导下，纽约劳工党的最初党纲中写入了一份平分土地的计划：各州政府授予每位21岁以上的男性和未婚女性160英亩的土地永久持有权，直至去世，不允许出租和出售。任何人拥有的土地若超过160英亩，将被州政府强制征收并重新分配。③
这份“惊世骇俗”的党纲一出台便遭遇潮水般的攻击。在巨大的压力下，纽约劳工党迅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边对外界解释“我们绝无侵犯个人财产权的意图”，一邊着手起草新党纲。④斯基德摩尔遭到排挤，失去了话语权。
19世纪4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土地改革派”是埃文斯。他最初是斯基德摩尔的追随者，但很快就意识到，废除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必然导致革命、流血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从1829年底开始，他便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工人鼓动报》（Working Mans Advocate）上提议修订斯基德摩尔的激进计划。1844年，他带领一批支持者建立了“全国改革协会”（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明确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于：推动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免费地、平等地分配给真正的劳动者。埃文斯认为，由于拥有土地的权利遭到剥夺，大量劳工被迫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因此，改变经济依附关系、解放“工资奴隶”的唯一方法在于“确保每个家庭拥有足够维持生计的一份土地的自然权利”，这样，“劳工就不必依附于雇主”，就能够把劳动成果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够恢复自己平等的社会地位”。⑤他接着表示，在大多数国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定意味着对现有土地关系进行斯基德摩尔式的颠覆，但美国不一样，西部大量公共空地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温和的解决方法。埃文斯提议，联邦政府为每个无土地的家庭免费提供160英亩的宅地，这些宅地不能以任何方式抵付债务，也不能出售，目的在于确保永久持有。⑥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阐述内战前共和党意识形态的形成时，特别强调了“自由土地”思想的重要意义。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劳动”，即歌颂北部在经济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全面优越性，力图把北部塑造为一个与南部奴隶制截然不同的、进步的、充满机会和希望的“自由”社会。而劳工激进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性的揭露和对“工资奴隶制”的谴责，与共和党力图打造的“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最后之所以能够被共和党成功地“纳入麾下”，与以埃文斯为首的“土地改革派”为“工资奴隶制”开出的“解药”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埃文斯把解决劳工困境的思路引向公共土地问题，那么“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就缺少了重要的一环，内战前北部分散的各支政治势力也就无法实现有效整合。①
埃文斯的计划提出后迅速收获了众多支持者。北部和西部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劳工加入“全国改革协会”的地方组织，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威廉·W·派恩（William W. Payne）、格雷特·史密斯（Gerret Smith）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也加入到宣扬土地改革的队伍中，再加上“全国改革协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得“自由土地”成为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口号，也让《宅地法》成为国会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内战爆发后南部议员的退出，共和党主导下的国会终于将《宅地法》化为了现实。
为了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劳工激进派们不仅拓展了自然权利的传统内涵，还充分发掘了美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对《独立宣言》的意义做出了重新阐释。
学者们普遍认为，《独立宣言》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义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人看来，《独立宣言》的内容重点是其正文中列举英王罪状的部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宣布独立。序言中那段有关“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表述，并非为了阐明某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而仅仅是为独立寻找依据而已。这一时期的独立日演说很少提到《独立宣言》的序言。在第一批州宪法中，即便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或列举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所引述的也是《独立宣言》以外的文献，尤其是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无论是在制宪会议还是在批准宪法之前的各州辩论中，也几乎没有人援引《独立宣言》的序言来伸张权利。
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对《独立宣言》的兴趣逐渐从正文转移到序言上。这首先要归功于18世纪90年代民主共和党人的努力。在这一时期的党争中，联邦党人对《独立宣言》总体持批判态度，一是因为其反英亲法的性质，二是因为其序言的自然权利主张与当时联邦党人维护政府权威和国内秩序的政策方向相冲突。以政治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民主共和党人则反其道而行之，抬高序言的意义，将其同政治平等、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并把《独立宣言》的作者，同时也是自己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塑造为捍卫人类自然权利的英雄。1812年战争之后，联邦党的解体确保了民主共和党人对于《独立宣言》解释的主导地位，再加上英美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国家地位的巩固，《独立宣言》逐渐丧失了其反英和宣告独立的意义，成为了一份界定公民权利的宣言书。②
《独立宣言》完成意义转型后不久便迎来了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在迫切渴望平等和伸张权利的劳工们看来，独立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由“权利危机”而引发的“权利革命”——英国政府施行暴政，踐踏了殖民地居民宝贵的自治权；为了捍卫权利，后者奋起反抗，宣布独立。劳工当下正为之奋斗的事业，无论在起因上、性质上还是目标上都与独立战争一脉相承。
1830年6月12日，《技工自由言论报》（Mechanics Free Press）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醒“我们的劳工兄弟”7月4日有特殊意义，不能忘记庆祝，因为“把我们当今的情形与1776年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同——1776年，欧洲的专制君主威胁要剥夺殖民地人珍爱的权利，而我们当今虽然没有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在国内，金钱贵族正在用蝇头小利诱使辛勤劳作的生产者主动出卖自己的自然权利，这种威胁比1776年更加可怕”。③1836年7月4日这一天，新英格兰地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赛斯·路德（Seth Luther）受邀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说，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国内暴政”的说法。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美国一小批“非生产者”垄断财富，并与政客、法官沆瀣一气，共同欺骗和剥削“生产者”的事实，指出这就是当今劳工所面对的“国内暴政”，丝毫不亚于当年英国的暴政。因此，路德向劳工们呼吁，一场革命是不够的，要“从1776年的先辈那里汲取力量，不仅把自由挂在嘴边，而且要有为自由牺牲的决心”，再发动一场“权利革命”，才能“让国内的暴政败下阵来”，才能“确保诚实的劳动者能够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报酬”。①
路德的演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劳工们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的思维逻辑。他们相信，在反抗暴政、捍卫权利上的志同道合，让自己成为了美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让1836年成为了1776年的延续，也让《独立宣言》能够超越时代，在半个世纪后的劳工运动中获得重生。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在7月4日的独立日庆典中，在各种场合的演说中和文章中，在各式各样的集会宣言、会议决议和党纲中，劳工们常常模仿或直接照搬《独立宣言》的文字来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
1829年7月4日独立日，弗朗西斯·莱特受邀在费城剧院演说。在演说开始前，她先朗读了一遍《独立宣言》，并把它摊开放在了桌上。整个演说就是围绕着继承革命事业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首先，她高度赞扬了独立战争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自由的奠基性作用，随后话锋一转，开始批判当下美国不自由、不平等的现状，接下来，她用了一大段话来鼓励在场劳工要继承独立战争的精神，为自己争取权利：“今天的你们敢不敢对1776年革命先辈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遗产，实现了他们用鲜血捍卫的权利？敢不敢对他们说，我们正沿着你们开辟的道路前进，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你们所宣扬的真理？”在演说接近尾声时，莱特再次用自己擅长的大段反问句来告诫劳工，要继承革命事业，并把自己发展劳工教育的主张与1776年精神联系起来：
先辈的权力如今交到了你们手中。……如果说他们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那么你们有没有为共和国添砖加瓦？如果说他们砸碎了四肢的镣铐，那么你们有没有砸碎思想的镣铐？如果说他们为子孙赢得了自由行动的权利，那么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足够的智慧来使用这一权利？如果说他们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那么你们有没有教会下一代如何终生维护自己的平等？
她强调说，除非得到肯定答案，否则7月4日庆祝的革命就是未完成和不充分的，《独立宣言》的序言部分就是一纸空文。②莱特的演说文辞华美，激情洋溢，其间她还不时地拿起《独立宣言》挥舞，给在场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而这也成为她1829年美国之行系列演说中最引起轰动的一次。
同年，埃文斯用与1776年一模一样的体例和逻辑，为刚刚成立不久的纽约劳工党撰写了自己的《独立宣言》（The Working Me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该宣言的第一段指出了撰写此文件的目的：“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确认自己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反对其他社会阶层，并按照自然法则、上帝的旨意以及其政治契约的原则，以平等身份屹立于社会。”第二段用自然权利话语阐明了建立劳工党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免受社会其他阶层的不当影响，以及出于审慎和自卫的需要，人们有必要组建一个政党，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来阻止任何企图颠覆自己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危险。……当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客们企图置社会某一阶层于受压迫和堕落的境地，而不公正地扶植另一阶层凌驾于他们之上时，他们就有权利，也有义务使用每一种宪政途径来革除政府弊政，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第三段列举了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时的法律体系是如何侵犯“生产者”的自然权利的。1776年《独立宣言》详细列举了英王的27条罪状，而1829年《劳工独立宣言》则较为笼统地列举了6条“非生产者”的“罪状”，包括：征税的法律是基于错误的原则制定的，对“生产者”具有压迫性；有关陪审员、证人和民兵义务的法律不公正，偏向于保护“非生产者”利益；有关私人公司的法律没有保证社会每个阶层平等参与的机会；有关宗教社团的法律鼓励大众树立对金钱的崇拜，制造社会对立；有关教育的立法受“非生产者”阶层的控制等等，并总结说，美国当下所有的法律和政策的一个普遍倾向，就是剥夺占据人口十分之九的穷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让这些本来应该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变成有钱人的特权。①
除了1829年的纽约劳工党以外，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行业工会和纽约平权党也都不约而同地借用《独立宣言》的逻辑来解释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行动。1834年6月，波士顿行业工会在其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对有钱人迅速转变为贵族而劳工阶层迅速沦为依附地位的现状，对美国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和有关民兵和私人公司的法律等提出了全面批判，并解释说这些法律的目标违背了《独立宣言》的原则，不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是“通过授予特权，让一个社会阶层凌驾于其他人之上”。②同波士顿行业工会一样，纽约平权党在其成立大会上也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前三条用自然权利的话语提出了衡量政府立法和施政的标准——“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共和政府的真正基础就是每位公民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所有法律的正当效力在于确认并保护每位公民平等的自然权利，并惩罚侵犯他人平等权利的人”，并解释说，这就是平权党把反纸币、反垄断、反特权立为纲领的依据。③
进入19世纪4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思想的成熟，《独立宣言》也被改写为了土地改革派的政治纲领。1844年，埃文斯的追随者刘易斯·马斯克里耶（Lewis Masquerier）发表了一份《“生产阶級”独立于“非生产阶级”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Producing from the Non-Producing Class）。1845年3月，“全国改革协会”邀请其他改革团体集会，并共同发布了一个《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the Industrial Congress）。两份文件都用自然权利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前者宣称，“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分享土地、水、空气和阳光的自然权利”；后者宣称，“所有人都拥有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因而也拥有使用土地和其他对于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的权利”。两份文件都模仿《独立宣言》的语言来阐述自己行动的原因。前者有感于“财富的生产者受到一个非生产性的、专断的、贵族阶层无所不在的财富和权势影响，而沦落到底层的悲惨境地”；后者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单独的组织以保护自己受到威胁的权利，以及夺回被另一部分人剥夺的权利”。两份文件都模仿《独立宣言》的格式和文风来逐条列举土地垄断如何剥夺劳工权利，导致他们沦落到依附和贫穷境地。④
林肯在1857年和1859年两次谈到《独立宣言》时指出，该文件实际包含两层涵义，一层涵义是为了应对1776年的具体形势，另一层涵义则指向将来。他强调说，如果只从前一层涵义来理解《独立宣言》，认为它的目标仅仅为宣布国家独立，那么“这个目标早在八十余年前就实现了，《独立宣言》于今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片垃圾，就像战争胜利后留在战场上的旧棉絮任其腐烂一般”。所以，很显然，《独立宣言》之所以在当今还具有强大生命力，还在每年7月4日庆祝活动中被反复地吟诵，是因为它还有一层更持久的内涵，这层内涵就浓缩在了第二段的权利宣誓中。说到这里，林肯称赞道：“此荣誉属于杰斐逊，这位伟人在一个国家争取独立的巨大压力之下，还能冷静沉着，有预见、有能力在一份革命文件中加入抽象的真理，这真理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类。因此，在今天以及未来，当专制和压迫有迹象卷土重来时，我们理应用它来作为抵御的屏障，只有这样，这一真理才能永远被铭记于心。”⑤
不难看出，在理解《独立宣言》的意义这一点上，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与林肯可谓不谋而合。随着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兴起，《独立宣言》，尤其是其中曾经一度不受重视的序言，在劳工的政治话语中获得了重生，其作为一份超越时代的自然权利宣言书的形象也愈发鲜明。劳工们在援引和模仿《独立宣言》的过程中，不仅对当年杰斐逊笔下抽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解释，而且让“独立”一词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独立”，既意味着一群人解除与另一群人之间的政治联系，也意味着一个社会阶层解除对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依附。
然而，林肯此话并非对劳工运动有感而发，而是另有所指。他针对的是19世纪50年代末奴隶制咄咄逼人的扩张和以史蒂芬·道格拉斯为代表的一批民主党人对“斯科特案”判决的维护，希望用《独立宣言》为黑人争取平等的自然权利。与林肯不同的是，劳工们虽然也援引《独立宣言》，但从不认为它适用于黑人。
一直以来，种族主义都是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重要问题之一。几代劳工史学者挖掘了大量事实，包括北部的白人劳工在政治组织和活动中排斥黑人、热衷于宣扬黑人“天生低劣说”、否认黑人的“公民”身份、对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发动暴力袭击，以及回避对南部奴隶制的批评等等，揭示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等学者更是超越了单一的经济维度，深刻揭示了种族主义对于塑造这一时期白人劳工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②遭到劳工排斥的不仅有黑人，还有妇女。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不少妇女史学者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绝大多数美国妇女被“两分领域”的观念牢牢禁锢在家庭内部。这一时期备受追捧的社会文化思潮，无论是“两性差异说”，还是“女性特质崇拜”，目的都是为了把女性排除出公共生活。即使有少数妇女走出家门，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在雇佣关系中所遭受的剥削也比男性劳工要严重得多。不仅如此，她们还承受着来自男性劳工的排斥。后者的集会、游行、罢工以及政党和行业工会均拒绝女性劳工的加入。③
1848年7月19日，美国妇女运动的先锋齐聚纽约州的塞涅卡福尔斯，一字一句地模仿《独立宣言》写出自己的《情感宣言》，控诉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屡屡伤害和掠夺女性权利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要对她建立一个独裁暴政。”1852年7月5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演说中谈及前一天的庆祝活动，略带悲愤地指出：“我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个光荣庆典所覆盖的范围之内！……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庆祝，而我则哀伤。”这些言辞所抗议和声讨的，正是19世纪上半叶包括劳工在内的整个白人男性社会对女性和黑人的排斥和压迫。④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早期劳工运动暴露出了其“排他性”的一面。虽然劳工们让《独立宣言》中的权利话语重获新生，但他们并不打算将其真正变成一份具有普世价值的文献；虽然他们多次援引“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理解中的“人”从来不包括黑人和妇女，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平等地位和权利。
用“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来称呼托马斯·潘恩可谓恰如其分。在《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农业正义论》等多部政治论著中，潘恩都表达了自己的激进共和思想，即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和压迫，捍卫普遍性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以及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的全面平等。而自然权利观念，则是潘恩激进共和思想的基石。
以《人权论》为例。该书写于1791—1792年，是潘恩为了驳斥柏克、捍卫法国革命的原则而作。在《人权论》中，潘恩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入手，把权利分为天赋权利（原文为“natural rights”，即“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原文为“civil rights”，应作“社会权利”）两种，并明确指出了两种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产生之前，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天赋权利，但是，“个人虽然充分拥有这种权利，却缺乏行使它们的能力”，因而人类成立了政府，把个人凭一己之力能够行使的天赋权利保留在自己手中，把必须仰赖众人之力才能实现的天赋权利存入了社会，转化为了公民权利。因此，天赋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天赋权利的延伸和转化。潘恩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按照自己的喜好废除任何一种政府的权利等，都属于天赋权利的范畴。以这番耳熟能详的自然权利观念的阐述为基础，潘恩对法国革命报以热情洋溢的歌颂，对包括英国君主制在内的一切世袭政体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一切世袭政府本质上都是专制政府，都是建立在剥夺人民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基础之上，而只有一个法治的、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共和国，才能够真正地保障人们的天赋权利。①可以说，《人权论》是一部集激进共和思想之大成的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改变了潘恩的命运。此书一出，潘恩立刻被戴上“煽动叛乱罪”的帽子，遭到英国法庭的缺席审判。如果说在自己祖国的这一遭遇还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让潘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热情洋溢地把该书献给“第二祖国”美国，却同样遭到冷遇。该书非但没有像《常识》那样给潘恩带来无上荣耀，反而成为他在美国被边缘化的开端。
当潘恩于1787年离开美国时，他并没有察觉到，革命时期风靡一时的自然权利观念正在逐渐褪色。如果说，1776年《常识》播撒的自由火种点燃了美国革命的燎原烈焰，那么到了革命后期，随着民众法外行动、群体暴力和反叛运动的频繁发生，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开始担忧，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否会被越烧越旺的革命之火吞噬。他们呼吁民众“警惕对自由的滥用”，纠正“对过度民主的狂热”，劝诫民众要尊重政府和法律的权威，通过和平的、制度内的途径来表达权利诉求，放弃动辄推翻政府、重返自然状态的想法。精英们的担忧促成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召开和美国代表制政体的建立。该政体用精心设计的一套复杂机制把普通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隔离”开来，同时也把危险的、对现实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的自然权利观念驱逐出了政治文化的主流。整个制宪会议期间，没有代表提议宪法应当像《独立宣言》一样，对自然权利观念进行一番宣誓。所有人都赞同埃德蒙·伦道夫在会议伊始的一席话：自然权利观念并不适用于此次会议的目的。立宪，不是要追溯政府的起源和人类的最初状态，也不是要阐述抽象的道德和政治原理，而是要解决摆在面前的急迫任务——为美利坚合众国设计一个更稳固、更有效的政府。②
在很多精英们看来，共和国的危机并没有随着《联邦宪法》的批准而消失。18世纪90年代不是一个稳定、和谐的年代，相反是“危机的”“充满暴力和激情的年代”。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设立合众国银行的法案、对法国的态度、签订《杰伊条约》和颁布《惩治煽动叛乱法》等，都在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民再次用法外的、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反对派自发成立了“民主共和社团”，以反对现任政府和政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被当权的联邦党人称为“国内的雅各宾分子”，他们“受到法国雅各宾瘟疫的传染”，“用同样不当的手段，追求同样邪恶的目标”。③联邦党人坚持18世纪80年代的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政治应当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的事业，个人权利的行使应当以尊重合法权威和秩序为基础。对于他们来说，潘恩的这份赞颂自然权利、鼓吹政治平等、宣扬革命精神的礼物送得显然“不合时宜”。
作为政治反对派的民主共和党人，虽然对等级观念和精英政治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主张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尤其是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和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察的权利，但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些权利并非属于自然權利的范畴，而是宪法权利，受到联邦宪法保护。因此在表达权利诉求时，他们很少会诉诸一个假定的自然状态，更多的则是实实在在地援引联邦宪法。即便需要使用自然权利话语，他们也更愿意援引《独立宣言》和自己的领袖杰斐逊，而非潘恩。因为1793年出版的《理性时代》把潘恩的名字与宗教无神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全力筹备总统竞选的民主共和党人不愿意，也没有必要为了维护潘恩的声誉而在宗教问题上丢掉潜在的选票。背负世俗和宗教“双重激进主义”的潘恩，就这样被当权者“刻意遗忘”了。
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劳工群体中出现了一股为潘恩恢复名誉的热潮。每年1月29日潘恩生日那天，纽约、费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阿尔巴尼等城市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19世纪50年代以后，纪念活动还扩展到了辛辛那提、密尔沃基、克利夫兰等中西部城市。纪念活动由当地的劳工团体负责筹备，通常会持续大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包括游行、演说、晚宴、舞会等内容，活动中还时常伴有礼炮和音乐声。1834年普罗维登斯纪念潘恩诞辰的晚宴有100人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纪念晚宴有200人出席，舞会则有300人出席。纽约是这一时期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心，那里纪念潘恩的活动在规模上也是最大的。1834年1月29日纪念活动的参与人数为700人，到1837年潘恩百年诞辰时，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00人。在中西部城市举行的活动规模也很可观。1853年密尔沃基的纪念活动吸引了威斯康星州各地超过600人赶来参加。1856年1月29日，辛辛那提市纪念潘恩诞辰119周年的活动被誉为“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热闹的活动”。①
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无疑是演说。受邀演说者通常是在当地劳工群体中有资历、有威望的人士。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主要都是阐述为什么要纪念潘恩，以及潘恩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下的意义。在演说者口中，潘恩被冠以“人类权利的维护者”“全世界自由事业的英雄和斗士”等称号，获得了与杰斐逊同样的尊荣，潘恩的一生也被描述为“为自由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一生。1838年1月29日，费城纪念活动上的演说者是这样概括潘恩的政治写作生涯的：当殖民地人民处于迷惘和无助中时，潘恩用一部《常识》“为他们指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自由的唯一道路”，也启迪了国父们撰写《独立宣言》的灵感；带领美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之后，潘恩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更没有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而是“带着对自由的满腔热爱”回到了饱受压迫的欧洲人民中间，用一部伟大的《人权论》“界定了人的自然权利”，“确认了人类自由的伟大原则和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此后，潘恩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在《理性时代》中，他继续为“自由”开疆拓土，大胆地呼吁思想自由，为此宁愿承受当权者的谩骂和迫害。②
在阐述“潘恩式自由”时，几乎每一位演说者都会强调其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1856年辛辛那提纪念活动的筹备委员会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潘恩的灵魂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时代。它会跨越重洋，为其他国家受压迫的人们指引自由的方向；它会穿越时空，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由”的“危机”在当今社会再度上演。③同样，接下来的演说者也盛赞潘恩原则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它对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抗争运动的意义。他指出：“在《人权论》中，潘恩确认了人类自由的伟大原则，这些原则是永久性的，坚不可摧，在当今与在过去一样鲜活。……当今最先进的改革者也只不过是在贯彻《人权论》的原则。”说到这里，他列举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例子，说她正是在《人权论》的激励下才写出了名著《女权辩护》。最后，他向所有人呼吁：“将潘恩的原则用在当下，用它来抵抗每一种压迫和不公正，是纪念这位英雄的最好方式。”④演说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响《星条旗之歌》。随后，筹备委员会宣读了一份经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用潘恩式的“自由”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们建议所有的改革者、教育者、立法者都学习托马斯·潘恩著作中提出的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原则，即确保每个人能够自由、安全地行使自己的每一项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乃是社会和政府的首要目标。
无论是君主、贵族、神职人员还是社会中的多数人，只要篡夺权力，都是专制；每一个政府、法律、制度或习俗，只要侵犯了人们的自然权利，妨碍了个人的繁荣和幸福，都是暴政。①
用潘恩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当下的权利诉求，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娴熟的莫过于“土地改革派”。虽然潘恩在《农业正义论》中并不赞同平分土地，而是主张用国家征收土地税补贴无土地者的方式来纠正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他谴责土地垄断，把拥有平等份额的土地视为共和制度的根基，这一点已经足够为“土地改革派”所用。自19世纪40年代起，埃文斯便是一年一度潘恩诞辰纪念活动的常客。在晚宴的祝酒环节，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向土地改革问题。在1846年波士顿的纪念晚宴上，他的祝酒词是：“致《农业正义论》：共和国的根基，实现人类兄弟情谊的桥梁。”同样在波士顿，1850年他的祝酒词是：“致《常识》和《危机》的作者：他的《人权论》是摧毁腐朽专制主义的猛烈炮火，他的《农业正义论》是建造民主共和国的完美材料。”类似的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祝酒词在各地的潘恩庆生晚宴上屡见不鲜，例如，在1847年波士顿的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公共土地——应当让它们免于投机家的掠夺，只属于真正的定居者”；1849年罗得岛波塔基特市的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土地限令和不可剥夺的宅地法令——它们将最终绞杀土地垄断这个巨型吸血鬼”；1852年的费城晚宴上有人提议，“致土地自由，劳工权利和普遍福祉——实现了前两点，第三点才有可能实现”；等等。②可见，“土地改革派”们俨然把潘恩当作了自己的代言人，把潘恩诞辰纪念的祝酒环节当作了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良机。
在纪念潘恩诞辰、为他恢复名誉的同时，另一场试图永久保留潘恩记忆的活动也在悄然展开。活动的发起人是吉尔伯特·韦尔（Gilbert Vale）。他在英国时就是激进派的一员，也是潘恩的忠实信徒；1823年移居美国后成为纽约劳工党中的积极分子，并创办了《灯塔报》（Beacon），不遗余力地宣扬平等主义改革和反教权思想。在1837年潘恩百年诞辰时，韦尔不仅参与组织了纽约市的盛大纪念活动，而且决定要亲自拜谒位于纽约州新罗谢尔的潘恩墓，以表达心中的敬意。他特意挑选了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然而他吃惊地发现，这位为人类自由事业鞠躬尽瘁的英雄，其长眠之地竟然只有一块刻着他的名字的残破不堪的石板。他当即决定，一定要为潘恩“讨回公道”。返回纽约后，他立即在《灯塔报》发文，描述了自己此次失望之旅，并号召民众募捐，为潘恩建立一座纪念碑。③
韦尔最初的方案是建造一座三英尺高的简单的大理石方碑，但是民众募捐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纽约市和威切斯特的两家大理石场愿意免费提供原材料，著名雕刻家约翰·弗雷齐（John Frazee）愿意免费雕刻潘恩肖像。3英尺高的原方案随后增加到6英尺高，最后定下的方案是一座12.5英尺高的大理石圆柱，顶部加上新古典主义式样的帽式装饰，正面雕刻由花环围绕的潘恩侧像。据估算，这座纪念碑的造价将超过1100美元。募捐活动从1837年7月15日韦尔发文开始，一直持续到1838年，其间并没有因为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停止。
《灯塔报》陆续刊登了部分捐赠者名字和捐赠数额，除了极其罕见地有人一次性捐款30美元以外，大部分捐赠数额为25美分到2美元不等。由此有学者大致推测，捐赠者的总人数少则六七百，多则有三四千人，并且可能大多来自并不富裕的劳工或小业主群体。④在这份不完整的捐赠名单里，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平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仍然能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⑤本杰明·奥芬（Benjamin Offen），纽约市的一名鞋匠，他是韦尔的好友，也是纽约劳工党内的活跃分子。亚历山大·明（Alexander Ming），斯基德摩尔的亲密战友，也是纽约劳工党成立初期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曾被推选参加州议员的选举，并在党内极力挽救斯基德摩尔的激进土地计划，在19世纪30年代又积极组织建立了纽约平权党。约翰·温特（John Windt），纽约劳工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莱特劳工教育改革主张的捍卫者和其文集的出版者，是埃文斯及其“全国改革协会”的重要资助者，也是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纪念潘恩生日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纽约市劳工技校的创办者。捐赠者名单中还包括前文谈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生产阶级”独立于“非生产阶级”宣言》的作者马斯克里耶。從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参与捐赠至少可以看出，恢复潘恩的名誉、保留潘恩的记忆是当时劳工群体颇为关注的一项事业。
1838年11月，潘恩纪念碑终于落成。在潘恩的侧像上方还雕刻了《人权论》中的一段名言：“世界是我的祖国，行善是我的信仰。”这座世界上最早的潘恩纪念碑，今天仍然矗立在纽约州的新罗谢尔。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托马斯·潘恩的声誉在大西洋两岸经历了几次沉浮。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潘恩成为他们心中的英雄；18世纪末的英国激进派反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为自己争取普选权时，潘恩的《人权论》成为他们的“启蒙读本”；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劳工要求摆脱经济依附、获得与自己的劳动量相对等的工资报酬时，潘恩则再次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①这段历史再次表明，潘恩及其所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属于当权者，而属于弱势群体，属于那些处于权力边缘地带、为自由平等而抗争的人们。
19世纪上半叶，为了反抗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挽回失去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美国劳工们对各种激进主义的思想遗产进行了重新挖掘和阐释。他们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说成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大大拓展了传统自然权利观念的内涵。他们重新阐释《独立宣言》的意义，将它同自己当下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他们还试图从一片谩骂声中复活潘恩及其激进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可以说，他们当之无愧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
在內战以前，“自由土地”还能够为处于困顿挣扎中的美国劳工们提供一线希望，但内战结束之后，劳工们很快发现，在势不可挡的工业化浪潮面前，农业领域也逃脱不了集中化的命运。在一个又一个高速发展的神话中，工厂制无可辩驳地确立了自己在美国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及其所塑造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因此拥有了更多追捧者。19世纪末的经济学新流派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劳动量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对等关系，转而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的铁律所决定的。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把当时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说成是一种自然和进步的结果，对受到剥削、生活困苦、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丝毫没有同情心。区分“自由”与“不自由”的标准也不再是经济上是否平等和独立，变成了是否捍卫资本主义经济不受约束地运作。根据这种新标准，劳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雇主订立契约并出售劳动力的权利被说成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试图保护劳工利益的行为却被谴责为是一种“奴隶制”。②
在异常强大的对手面前，仍有一些劳工试图坚守“共和主义”的最后阵地。他们与19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一样，对于工业化之前的那个经济自主、政治平等、劳动者享有尊严的“小生产者社会”充满眷恋。因此，他们抗议工资制度威胁到了共和国的生存，抗议资本主义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使普通美国人丧失了对自己经济生活和对自己政府的控制，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共和原则嫁接到工业体系中去”的改革措施，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制、货币改革、累进税、严禁雇用童工等。①同样，他们也热衷于改写《独立宣言》，把“生活资料权”和“完整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列，作为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②然而，与大工业生产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相比，这些声音太过微弱。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联合会将追求经济自主和废除工资制斥为“乌托邦梦想”，转而将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美国劳工运动中的“共和主义”传统终于远去，劳工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简介】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The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s and the Early Labou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n order to against the exploitative capitalism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to restore the lost of independence， equality and dignit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rrected and reinterpre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tural rights. They described “having their own fruits of labour” as an imprescriptible natural right， which sequentially extends the connotation of “freedom” into the field of economic equality. The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successor and consummato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y not only redefi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announcing the general human rights， and also gave the word “independent” new meaning of “out of economic dependence”. They also tried to revive the legacy of Paines radical republicanism which was expelled by political discourse mainstream，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ir current struggle.
Key Words： Natural Rights， Labour， Produce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omas P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