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问题意识：近现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路径探讨
摘 要 日常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近现代乡村领域成果斐然。生活史研究的核心要義在于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目前相关研究对此关切尚有欠缺。因此，有必要从梳理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入手，以明晰研究路径，进而推进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考量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助力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关键词 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问题意识，研究路径，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54-05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历程中，日常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日常生活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由此可窥一斑。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构成该时代的重要一环，对于认识并解构乡土中国有着独特价值。然而，当下国内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理论及方法的专门性梳理和思考尚不多见，学术关切有待进一步强化。笔者拟就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就此研究的学术脉络做一回顾和梳理，对其中的短板、问题意识及话语体系“本土化”等作一述评和探讨，以图强化并把握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核心关切及发展趋向，对深化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当下，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近十年来，学界涉及近现代中国乡村生活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择其代表略作梳理。
以乡村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整体性研究。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作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门别类地对晚清至今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性别、仪式风俗、娱乐风尚等做了研究，分析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变革、民主进程之关系，通过展现乡土中国生活变迁的历史镜像，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规律，勾勒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②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作者对清末民初国人的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休闲方式等做了探讨，指出生活方式是决定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基础，生活史研究须从民众立场出发，该书以“新的研究视野”展现近代国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具有社会文化史范式意义。③
解析日常生活变迁历程的村落个案研究。张思等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作者们通过对河北侯家营村史料（文书、口述资料等）的解读，对侯家营村的组织结构及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对国家权力在扩张中与村落权威与秩序的关系做了考察，并由此审视农村的现代化历程。该书秉持“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旨趣，对了解近代华北民众的日常惯习有重要价值。①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1976—2006）》，作者基于“差序格局”和“场”的理论脉络，提出“差序场”的模式。该书通过对夏村的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及社会系统的综合分析，细致描述了村落关于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娱乐和话语、村庄权力格局等领域的日常变迁和结构异动。②
日常生活史理论及方法的归纳及探讨。常建华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详述了20世纪至今国内社会生活史的学术脉络，就生活史的立场、特色及价值关切进行了解析。作者提出的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等理念，对于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③戴建兵、张志永的《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对个人生活史的概念、资料及价值做了分析，认为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变迁。作者对于生活史研究的中西概念差异及资料如何突显以小见大价值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④
涉及村庄日常生活特定群体与个体、行为、逻辑、性别、身体、身份、经历、时空、生态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行龙的《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叙述了李顺达在革命和建设中由一个逃荒的农民成长为劳动模范的历程。作者通过对劳模在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历史时段经历的描述，展现出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与互动。⑤马维强的《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依托集体化时代双口村档案，展示了集体化时代农民在阶级成分影响下的生命体验及社会活动。文章对政治身份带给农民个体的影响、民众自我身份调适以及个体选择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也做了探讨。⑥陈蕊的《似新实旧：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婚姻生活》，对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新婚恋观下的婚姻状况（历史积淀、常态和异质）做了研究。文章认为淮北农村的婚姻自由实质是表象“自由”，对婚姻生活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当地的社会经济形式、社会结构和权力分层。⑦
综上，学界对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的关注在不断增强，日常生活史已然成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维度。但也要看到已有研究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就学术关注而言，乡村日常生活史在时间、空间、群体三方面存在不足
从时间看，囿于资料等因素，研究呈现出“年代性选择跳跃”，即反映集体化时代的成果较多，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成果较少；长时段视域下的总体研究较为薄弱，制约了对于“总体史”及全球史的学术关照。从空间来看，凸显出研究旨趣的地域性失衡。家庭族群等研究较多集中于江南地区，华北地域村落文书、抗日根据地等实证研究在华北形成了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有资料遗存、学术渊源的腹地村落的成果较多，乡村生活史研究和城市生活史的成果相比总体滞后，弱化了研究的比较价值。从群体来看，研究多集中于士绅望族、精英模范，对底层民众、普通百姓的关注不够，生活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写的历史”语境的困扰，背离了研究的价值关切。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中对日常生活史分析角度的把握存在缺失，方法论上创新乏力
部分研究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关注存在孤立、个别、零散的情况，对日常生活概念和研究维度存在混淆，还缺少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史”的立场去进行研究。如，缺乏基于历史学的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日常生活研究，缺乏从乡村日常生活中看待农民和国家的互动关联，从习以为常中发掘历史的意识不突出，从生活史的角度对于传统史料的重新考量不充分，存在学术研究“见物不见人”以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空间割裂等问题，⑧致使出现选题琐碎、以小概全、矫枉过正、社会批判意识不强、偏离历史发展主轴等问题。
（三）就价值关怀而言，研究中对个性化的身体感觉和情感体验注重不够
日常生活史属于社会生活史或文化史范畴，其学术脉络和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有着较大重叠，其日常生活性和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诸多研究者的视野或关注仍局限在社会生活层面，在“生活”“变迁”“历程”等主题下的研究更多是流于表面叙述，或是侧重与个体有关的“活动”“交往”“经验”等外部因素的分析，从表象来描述个体日常生活的形式和样态，忽略了日常生活史有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特质。一个突出缺陷即是欠缺对生命、生活、主体感受的关注和关联，疏忽了日常生活中“人”的主体性和“人本”的核心关切，“弱化了日常生活的能动作用”，①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个体生活质量和生活价值，从而大大削弱了日常生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布罗代尔曾言：“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②通过对琐碎而反复的生活杂事进行研究，重新认识社会及历史的本真面目，其核心要义就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故此，厘清并归纳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逻辑中的问题意识尤为必要。
（一）强化对乡村日常生活史核心关切的领悟
日常生活的本质在于人的感受及经历，日常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③对生活意义（生存智慧、生活质量、生命气质）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构成其核心要义。乡村日常生活史应该关心的是乡村场景中具体的、自然存在的“这个人”“这群人”，而不是被抽象寓意的、符號化的“某（些）人”“某群人”。④它强调历史的书写要基于乡村社会特定场域中乡民生活的切身经历，要注重把握乡村民众历史的、个性化的身体感觉和实践性的情境体验，并通过“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照来省思‘现代性以及人类文明的走向”。⑤须知，无论是乡土中国之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还是乡村社会之社会结构、权力网络、运行秩序，都是在乡村民众那具体而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生成、存续并演进的。这也是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独特维度。
（二）注重在“人本”关怀下对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综合”性和“非常”因素研究
首先，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要侧重于对乡村民众本体的考察。研究要立足乡村民众，着重观察、捕捉与乡民日常生活存在关联的活动，解析乡民生活的日常生活性，解构乡民内心感受和行为逻辑。其次，乡民日常生活属于“综合”性日常活动。⑥乡民既生活在具体而丰富的物质世界，也生活在抽象而多元的精神世界，若囿于对某一项或某几项日常活动的描述和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线性分析，则很难从总体诠释乡民日常生活的本真图景。因此，“有机的、相互融合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研究”就尤为必要。⑦最后，把握“非常”（非日常生活）因素在日常生活史中的关联。日常和“非常”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共存互构抑或变动不居？如何架构两者关联？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⑧这既是我们从宏大背景下把握乡民日常生活演进的生动参照，也是审视“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嬗变的重要维度。
（三）注重对乡民和区域社会、国家关系的审视及历史发掘的多样性
乡村的地域生态既是展示乡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又叠加着乡民心态体验、区域文化性格与国家政治权力的交织互动。因此，研究者要“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念、社会视野、文化关怀和理论关切，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与互动”。①研究者要注重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近观与远视相结合，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审视乡民生存状态在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控制影响中的坐标及感受。同时，丰富从日常生活发掘历史的途径，要多维考量“小写的历史”，加强从乡民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掘生活史多样性的研究理念。通过诸如对传统史料文本的新解读、文献资料与田野调研相结合等方式，“把这些被时间埋葬的声音从匿名中拯救出来”，②重构乡村日常生活的现场。
（四）合理借鉴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田野历史学、地域史、新文化史研究方法
当下，多学科视角、跨学科研究已成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趋势。首先，乡村日常生活存在各种不断重复、惯常的“群体无意识”活动，此属于心态史范畴；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行为习惯，进而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上述方法有助于从习以为常中发掘历史。③其次，田野历史学作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相融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历史与现实视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其研究理念将丰富研究者获取民众感受、体验和经历的渠道和成果。④再次，乡村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乡村社会的生态环境关系甚密，引入地域史研究框架，把个体活动放在特定的乡村场景中解读，可获得更多认识和关联。最后，日常生活史与新文化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可以为新文化史理论与实践提供“现场感”的舞台。⑤因此，乡村日常生活史也需要对新文化史有所借鉴。
日常生活史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至今已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关切。现如今，要全面推进和深化中国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在价值关切、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厚土壤，构建并丰富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考量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研究路径。
首先，学术研究“本土化”需要思维的创新，需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研究村落，超越村落”是诸多乡村文化研究者的治学真言和学术追求。以村庄为细胞单位做切片式检视，或为了解中国“社会”独特形态的一条有效途径。⑥当下，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深入，一方面固然提供了诸多经典、前沿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在西方兴起并舶来的史学研究趋势，在其西式的话语逻辑下的短板之一就是“忽视了对中国经验的‘中国化认识”，我们甚至无从发现其关于“‘中国经验的切实表达路径”。⑦诸多西方的理论、概念、范式的说教和规训，无形中构成了横亘于研究者思维中的价值标尺和“通则体系”。这一方面和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实际样态存在割裂和错位，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研究者由“地方性认识”向“整体性认识”的质跃，对真实感知和解构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特质形成制约。因此，对舶来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及超越就显得尤为紧迫。
其次，學术研究“本土化”离不开深度的村落调研。田野调研也是丰富和推进乡村日常生活史“本土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尽管这或许会遇到吉尔兹所说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研究者要足够预见当地生态环境的地域性、时间性、传承性、多元性和复杂性，若对于村落生活的行为逻辑和历史人文缺乏细致的理解，难免会得出武断认识。另一方面，调研中的“深度在场”正似一把双刃剑，虽可有效避免“他者语境”的困扰，但是把握不当则会妨碍理论的透视，在消弭“堂吉诃德式”思维的同时，对“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引发“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扰。而坚持田野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以“乡村文献加田野调查”作为基础，实践“请农民讲述他们自己的现代史”的学术理念，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甚至“有可能开拓出新的、多维视野的研究方法和范式”。①
再次，学术研究“本土化”须依靠翔实的史料文本并借助研究者适当的“想象力”。研究中，“史料链”（族谱、契约、碑刻、房产清册、账目、日记、小说、诗歌、电影及其他地面文化遗存）的时代性、结构性、文化性、多样性、关联性特征以及特定研究群体资料匮乏的状况，需要研究者强化问题导向。布洛赫曾言：“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他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历史研究若要顺利展开，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②一方面，从底层所获取的“史料链”在丰富研究资料的同时，也提升了给研究带来片面、同质化、碎片化等风险的可能。另一方面，特定乡民所留存的“史料链”的相对匮乏确实对研究形成制约。因此，如何在甄别、整合“史料链”的基础上让史料文本 “言说”，在解构乡民日常生活丰富面相的同时探寻隐藏其中的语境、脉络和意义；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史料链”，借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至假设等手段”，③再现“经过层层选择、修饰、重组的浸染，难见历史底色的历史”，④都是研究者需要探索的课题。
最后，学术研究“本土化”与乡村日常生活研究都需经过长期而繁杂的过程。“本土化”并非狭隘的地域观念与种族意识，却蕴涵着对于中国乡村、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敬畏和探求。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村落图景也各具特色，开展大量的村落个案研究，既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本身的价值追求，也是渐进分析、解构地方文化性格乃至乡土中国文化特质的题中之意。就村落研究而言，近代以降，村落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潜移默化的互动。即便是在革命、现代化等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村落的日常生活却自有其逻辑和应变机制。能否在关照广阔历史变迁境遇下揭示出乡村日常生活鲜活图景及其潜在的规制要素，从鲜活、多样的日常生活面相和行为中探讨其和城市生活、社会变迁乃至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产生更具有比较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效果，将影响到此研究的深度开展，这也是研究者在书案之上、田野之中要用心度量的使命。
综上，近现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正处于认知和践行上的渐进阶段，尽管在研究中可能面临着碎片化、主观化、均质化等挑战，但只要研究者领悟核心关切，践行学术规范，积极交流思考，逐步构建并丰富“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路径，中国的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必将趋备全球史的维度。
【作者简介】高思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地域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问题意识，研究路径，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54-05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历程中，日常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日常生活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由此可窥一斑。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构成该时代的重要一环，对于认识并解构乡土中国有着独特价值。然而，当下国内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理论及方法的专门性梳理和思考尚不多见，学术关切有待进一步强化。笔者拟就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就此研究的学术脉络做一回顾和梳理，对其中的短板、问题意识及话语体系“本土化”等作一述评和探讨，以图强化并把握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核心关切及发展趋向，对深化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当下，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近十年来，学界涉及近现代中国乡村生活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择其代表略作梳理。
以乡村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整体性研究。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作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门别类地对晚清至今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性别、仪式风俗、娱乐风尚等做了研究，分析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变革、民主进程之关系，通过展现乡土中国生活变迁的历史镜像，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规律，勾勒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②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作者对清末民初国人的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休闲方式等做了探讨，指出生活方式是决定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基础，生活史研究须从民众立场出发，该书以“新的研究视野”展现近代国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具有社会文化史范式意义。③
解析日常生活变迁历程的村落个案研究。张思等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作者们通过对河北侯家营村史料（文书、口述资料等）的解读，对侯家营村的组织结构及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对国家权力在扩张中与村落权威与秩序的关系做了考察，并由此审视农村的现代化历程。该书秉持“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旨趣，对了解近代华北民众的日常惯习有重要价值。①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1976—2006）》，作者基于“差序格局”和“场”的理论脉络，提出“差序场”的模式。该书通过对夏村的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及社会系统的综合分析，细致描述了村落关于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娱乐和话语、村庄权力格局等领域的日常变迁和结构异动。②
日常生活史理论及方法的归纳及探讨。常建华的《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详述了20世纪至今国内社会生活史的学术脉络，就生活史的立场、特色及价值关切进行了解析。作者提出的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等理念，对于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③戴建兵、张志永的《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对个人生活史的概念、资料及价值做了分析，认为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变迁。作者对于生活史研究的中西概念差异及资料如何突显以小见大价值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④
涉及村庄日常生活特定群体与个体、行为、逻辑、性别、身体、身份、经历、时空、生态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行龙的《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叙述了李顺达在革命和建设中由一个逃荒的农民成长为劳动模范的历程。作者通过对劳模在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历史时段经历的描述，展现出个体、村庄与国家三者关系的生成与互动。⑤马维强的《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依托集体化时代双口村档案，展示了集体化时代农民在阶级成分影响下的生命体验及社会活动。文章对政治身份带给农民个体的影响、民众自我身份调适以及个体选择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也做了探讨。⑥陈蕊的《似新实旧：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婚姻生活》，对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新婚恋观下的婚姻状况（历史积淀、常态和异质）做了研究。文章认为淮北农村的婚姻自由实质是表象“自由”，对婚姻生活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当地的社会经济形式、社会结构和权力分层。⑦
综上，学界对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的关注在不断增强，日常生活史已然成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维度。但也要看到已有研究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就学术关注而言，乡村日常生活史在时间、空间、群体三方面存在不足
从时间看，囿于资料等因素，研究呈现出“年代性选择跳跃”，即反映集体化时代的成果较多，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成果较少；长时段视域下的总体研究较为薄弱，制约了对于“总体史”及全球史的学术关照。从空间来看，凸显出研究旨趣的地域性失衡。家庭族群等研究较多集中于江南地区，华北地域村落文书、抗日根据地等实证研究在华北形成了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有资料遗存、学术渊源的腹地村落的成果较多，乡村生活史研究和城市生活史的成果相比总体滞后，弱化了研究的比较价值。从群体来看，研究多集中于士绅望族、精英模范，对底层民众、普通百姓的关注不够，生活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写的历史”语境的困扰，背离了研究的价值关切。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中对日常生活史分析角度的把握存在缺失，方法论上创新乏力
部分研究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关注存在孤立、个别、零散的情况，对日常生活概念和研究维度存在混淆，还缺少有意识地从“日常生活史”的立场去进行研究。如，缺乏基于历史学的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日常生活研究，缺乏从乡村日常生活中看待农民和国家的互动关联，从习以为常中发掘历史的意识不突出，从生活史的角度对于传统史料的重新考量不充分，存在学术研究“见物不见人”以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空间割裂等问题，⑧致使出现选题琐碎、以小概全、矫枉过正、社会批判意识不强、偏离历史发展主轴等问题。
（三）就价值关怀而言，研究中对个性化的身体感觉和情感体验注重不够
日常生活史属于社会生活史或文化史范畴，其学术脉络和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研究有着较大重叠，其日常生活性和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诸多研究者的视野或关注仍局限在社会生活层面，在“生活”“变迁”“历程”等主题下的研究更多是流于表面叙述，或是侧重与个体有关的“活动”“交往”“经验”等外部因素的分析，从表象来描述个体日常生活的形式和样态，忽略了日常生活史有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特质。一个突出缺陷即是欠缺对生命、生活、主体感受的关注和关联，疏忽了日常生活中“人”的主体性和“人本”的核心关切，“弱化了日常生活的能动作用”，①也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个体生活质量和生活价值，从而大大削弱了日常生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布罗代尔曾言：“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②通过对琐碎而反复的生活杂事进行研究，重新认识社会及历史的本真面目，其核心要义就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故此，厘清并归纳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逻辑中的问题意识尤为必要。
（一）强化对乡村日常生活史核心关切的领悟
日常生活的本质在于人的感受及经历，日常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③对生活意义（生存智慧、生活质量、生命气质）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构成其核心要义。乡村日常生活史应该关心的是乡村场景中具体的、自然存在的“这个人”“这群人”，而不是被抽象寓意的、符號化的“某（些）人”“某群人”。④它强调历史的书写要基于乡村社会特定场域中乡民生活的切身经历，要注重把握乡村民众历史的、个性化的身体感觉和实践性的情境体验，并通过“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照来省思‘现代性以及人类文明的走向”。⑤须知，无论是乡土中国之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还是乡村社会之社会结构、权力网络、运行秩序，都是在乡村民众那具体而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生成、存续并演进的。这也是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独特维度。
（二）注重在“人本”关怀下对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综合”性和“非常”因素研究
首先，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要侧重于对乡村民众本体的考察。研究要立足乡村民众，着重观察、捕捉与乡民日常生活存在关联的活动，解析乡民生活的日常生活性，解构乡民内心感受和行为逻辑。其次，乡民日常生活属于“综合”性日常活动。⑥乡民既生活在具体而丰富的物质世界，也生活在抽象而多元的精神世界，若囿于对某一项或某几项日常活动的描述和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线性分析，则很难从总体诠释乡民日常生活的本真图景。因此，“有机的、相互融合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研究”就尤为必要。⑦最后，把握“非常”（非日常生活）因素在日常生活史中的关联。日常和“非常”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共存互构抑或变动不居？如何架构两者关联？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⑧这既是我们从宏大背景下把握乡民日常生活演进的生动参照，也是审视“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嬗变的重要维度。
（三）注重对乡民和区域社会、国家关系的审视及历史发掘的多样性
乡村的地域生态既是展示乡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又叠加着乡民心态体验、区域文化性格与国家政治权力的交织互动。因此，研究者要“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念、社会视野、文化关怀和理论关切，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与互动”。①研究者要注重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近观与远视相结合，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审视乡民生存状态在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控制影响中的坐标及感受。同时，丰富从日常生活发掘历史的途径，要多维考量“小写的历史”，加强从乡民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掘生活史多样性的研究理念。通过诸如对传统史料文本的新解读、文献资料与田野调研相结合等方式，“把这些被时间埋葬的声音从匿名中拯救出来”，②重构乡村日常生活的现场。
（四）合理借鉴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田野历史学、地域史、新文化史研究方法
当下，多学科视角、跨学科研究已成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趋势。首先，乡村日常生活存在各种不断重复、惯常的“群体无意识”活动，此属于心态史范畴；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行为习惯，进而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上述方法有助于从习以为常中发掘历史。③其次，田野历史学作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相融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历史与现实视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其研究理念将丰富研究者获取民众感受、体验和经历的渠道和成果。④再次，乡村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乡村社会的生态环境关系甚密，引入地域史研究框架，把个体活动放在特定的乡村场景中解读，可获得更多认识和关联。最后，日常生活史与新文化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可以为新文化史理论与实践提供“现场感”的舞台。⑤因此，乡村日常生活史也需要对新文化史有所借鉴。
日常生活史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至今已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关切。现如今，要全面推进和深化中国近现代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在价值关切、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厚土壤，构建并丰富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考量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研究路径。
首先，学术研究“本土化”需要思维的创新，需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研究村落，超越村落”是诸多乡村文化研究者的治学真言和学术追求。以村庄为细胞单位做切片式检视，或为了解中国“社会”独特形态的一条有效途径。⑥当下，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深入，一方面固然提供了诸多经典、前沿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在西方兴起并舶来的史学研究趋势，在其西式的话语逻辑下的短板之一就是“忽视了对中国经验的‘中国化认识”，我们甚至无从发现其关于“‘中国经验的切实表达路径”。⑦诸多西方的理论、概念、范式的说教和规训，无形中构成了横亘于研究者思维中的价值标尺和“通则体系”。这一方面和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实际样态存在割裂和错位，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研究者由“地方性认识”向“整体性认识”的质跃，对真实感知和解构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特质形成制约。因此，对舶来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及超越就显得尤为紧迫。
其次，學术研究“本土化”离不开深度的村落调研。田野调研也是丰富和推进乡村日常生活史“本土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尽管这或许会遇到吉尔兹所说的“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研究者要足够预见当地生态环境的地域性、时间性、传承性、多元性和复杂性，若对于村落生活的行为逻辑和历史人文缺乏细致的理解，难免会得出武断认识。另一方面，调研中的“深度在场”正似一把双刃剑，虽可有效避免“他者语境”的困扰，但是把握不当则会妨碍理论的透视，在消弭“堂吉诃德式”思维的同时，对“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引发“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扰。而坚持田野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以“乡村文献加田野调查”作为基础，实践“请农民讲述他们自己的现代史”的学术理念，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甚至“有可能开拓出新的、多维视野的研究方法和范式”。①
再次，学术研究“本土化”须依靠翔实的史料文本并借助研究者适当的“想象力”。研究中，“史料链”（族谱、契约、碑刻、房产清册、账目、日记、小说、诗歌、电影及其他地面文化遗存）的时代性、结构性、文化性、多样性、关联性特征以及特定研究群体资料匮乏的状况，需要研究者强化问题导向。布洛赫曾言：“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他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历史研究若要顺利展开，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②一方面，从底层所获取的“史料链”在丰富研究资料的同时，也提升了给研究带来片面、同质化、碎片化等风险的可能。另一方面，特定乡民所留存的“史料链”的相对匮乏确实对研究形成制约。因此，如何在甄别、整合“史料链”的基础上让史料文本 “言说”，在解构乡民日常生活丰富面相的同时探寻隐藏其中的语境、脉络和意义；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史料链”，借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至假设等手段”，③再现“经过层层选择、修饰、重组的浸染，难见历史底色的历史”，④都是研究者需要探索的课题。
最后，学术研究“本土化”与乡村日常生活研究都需经过长期而繁杂的过程。“本土化”并非狭隘的地域观念与种族意识，却蕴涵着对于中国乡村、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敬畏和探求。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村落图景也各具特色，开展大量的村落个案研究，既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本身的价值追求，也是渐进分析、解构地方文化性格乃至乡土中国文化特质的题中之意。就村落研究而言，近代以降，村落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潜移默化的互动。即便是在革命、现代化等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村落的日常生活却自有其逻辑和应变机制。能否在关照广阔历史变迁境遇下揭示出乡村日常生活鲜活图景及其潜在的规制要素，从鲜活、多样的日常生活面相和行为中探讨其和城市生活、社会变迁乃至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产生更具有比较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效果，将影响到此研究的深度开展，这也是研究者在书案之上、田野之中要用心度量的使命。
综上，近现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正处于认知和践行上的渐进阶段，尽管在研究中可能面临着碎片化、主观化、均质化等挑战，但只要研究者领悟核心关切，践行学术规范，积极交流思考，逐步构建并丰富“本土化”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路径，中国的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必将趋备全球史的维度。
【作者简介】高思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地域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