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事高层在中条山战役前的策略因应
摘 要 日军旨在扫荡并占领中条山，精心谋划了更大规模的中条山战役。对于日军的军事企图，徐永昌等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误认为是日军渡河西犯的前兆，蒋介石虽断定日军意在攻占中条山，但为防患于未然亦依附了徐永昌等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看法，并将重点放在了加固河防上。就具体应对举措而言，国民党军事高层制定了加固河防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重新启用卫立煌担任战役总指挥，并极力寻求中共方面的军事支援。从实施成效看，国民党军事高层的应对举措有诸多失当或失误之处，为之后中条山战役的败局埋下了伏笔。通过考察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因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管窥复杂纠葛的国共关系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
关键词 国民党军事高层，中条山战役，中共，日军，策略因应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45-09
由国民党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曾先后十三次击退日军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战绩斐然，根据地被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自詡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①同时被日军怒称为“盲肠”。②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遭遇惨败，其经营三年有余的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甚至被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③学界围绕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根据地丢失的动因等诸端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④但关涉中条山战役的来龙去脉依然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如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动因及外部因素为何，日军对这场战役又是如何决策的？国民党军事高层⑤对于日军的军事企图有过怎样的预判，采取了何种应对举措，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略成效？藉此，笔者在充分利用海峡两岸新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专题考察。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不免使战役的事发成因显得复杂化。邓野先生颇有创见地提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苏日两国具有双重的即时影响，对苏方来说，源自南方日军的战略威胁为之减轻，对日方而言，来自北方苏军的战略牵制也大为缓解，所以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为“题中应有之意”。①邓野先生的见解不无道理，中条山战役的事发的确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掺杂其中，《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为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充足的军事支援，使得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别是驻晋第一军的军事实力提升不少。同时，若要考察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深层次原因，除却《苏日中立条约》之国际因素的外力作用外，还应将该问题置于历史长时段中去详加考察和认真思考。
（一）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历史背景及动因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日军队血战之地，日军逐步占领了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在太原会战后也一再向晋南撤退，国家权力式微。②中条山为横亘于山西南部的主要山脉之一，呈西南-东北走向，连绵三百余里，“山势蔓延”，“层峦叠风”，西南侧紧邻黄河，“自古为用兵必争之地”。③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等前线将领的函电中就表示：日军夺取潼关，依据地形“由洛阳西攻较难，由临汾南攻较易”。④应该说，毛泽东的判断颇具洞察力和前瞻性，因为日军倘若从洛阳西进，需要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阻截方可实现，如果从临汾南攻，只需突破中条山防线即可实现渡河西犯，难度无疑较小。⑤国民党当局对中条山军事价值的判断与中共方面不谋而合，认为：中条山为“西北屏障”，日军若掌握该山“既能确保晋省，又可进窥长安，威胁陇海线”，反之，国民党军若占领中条山，“则守河防，守河防，则守国防矣”。⑥正是基于保卫大西北并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考量，蒋介石严令卫立煌为首的南路军“主力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⑦显然，国共两党高层都认识到了中条山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作用，国民党军更是捷足先登，在太原会战失利后就有部队率先在中条山附近驻扎，并进而于1938年3、4月间初步创建中条山根据地，⑧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军在华北地区唯一的坚固堡垒。⑨
其实，早在1938年初日军就有意将中条山纳入其实控范围，计划将日军第一军推进至黄河一线，扫荡并占领中条山，“于此重新改变态势”。⑩可从实践而言，日军的进攻计划难言顺利，且迭遭失败。从中条山根据地初建至中条山战役事发前的三年间，国民党军曾先后十三次击退了日军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日军皆无功而返，根据地对日军所制造的军事压力之大不言自明。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郭寄峤不无得意地表示：“敌虽无数次多路进犯，最后我方皆安然无恙。”？輥？輯？訛日军也在为久攻不下中条山而愤愤不平，认为在其占领区域里华北治安最为恶劣，并直言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在黄河北岸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山西的主要根源”。？輥？輰？訛是故，日军将中条山怒称为“盲肠”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中条山根据地的存在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亟须消除的军事威胁，也是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动因。
（二）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决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以下简称：华北方面军）与下属的日军驻晋第一军（以下简称：日第一军）在管辖区域、担负任务等诸端互有区别，故两者所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也各有不同。具体而言，华北方面军主要担负着整个华北地区的“治安肃正”任务，而日第一军主要负责山西一省的“治安肃正”任务，职责范围明显不同。在中条山战役前，国民党在晋南驻扎的兵力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从纸面上而言尚强于中共在晋兵力，被日第一军称之为“扰乱（晋省）治安的主要力量”，应属事实。但是，对于华北方面军来说，日趋活跃且迅速壮大的中共军队才是其头号威胁，在之后华北方面军内部的讨论中即可窥视一二。1941年4月10日，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的言论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剿共是肃清的主要目标。”①所以，对于日第一军而言，当时主要的军事威胁依然是卫立煌领导的中条山根据地，但对于华北方面军来说，中共军队才是其头号威胁。
以莜冢义男为司令官的日第一军对国民党经营的中条山根据地欲除之而后快，以期进一步实现对山西的“治安肃正”任务。尤其在1940年春，日第一军“为扩大治安圈，竭尽可能打击了重庆军”，②是年“四一七战役”即是明显一例。问题是，如同“四一七战役”相当规模的军事攻势日第一军已接连发动多次，对于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仍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③
为此，日第一军开始通盘考量整个山西战局。日第一军认为，中共军队在百团大战后已遭受报复性打击，“战斗力恢复很慢”，而战斗力孱弱的阎锡山晋绥军也“无意与中央军合作”，④并进而推断此时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时机成熟。经过细致研究后，日第一军制定了旨在扫荡并占领中条山的“晋南会战”计划，认为蟠踞在中条山的卫立煌军是“扰乱（晋省）治安的主要力量”，并决定于是年秋扫荡中条山，旨在“把对敌警备线向黄河线推进，以便改善山西省内的治安”。⑤日第一军遂将“晋南会战”计划上报至华北方面军。可见，日第一军对晋南各抗战力量的复杂关系早已了然于胸，判断可谓极为准确，这也表明日第一军对发动中条山战役已有过深思熟虑。再者，从日第一军的决策指向不难发现，日第一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目的在于“向黄河线推进”，“改善山西省内的治安”，也就是扫荡并占领中条山。
接到计划后，华北方面军内部对当下军事进攻的次序意见颇不一致。其中，作战第二科的反应最为激烈，并直言：“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全力剿灭中共军”。⑥其实，作战第二科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此时中共的军力与战力绝非抗战之初所能同日而语，早在1939年底中共仅在华北地区已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⑦对华北的日军构成极大威胁。尤其是在1940年中共发动的百团大战更令日军不寒而栗，再一次让日军领略到中共军队雄厚的军力和惊人的战斗力，日军甚至直呼：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损失颇重，“需要长时期与巨款方能恢复”。⑧
但是，华北方面军作战第一科对于第二科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⑨可知，第一科的意见是基于打破日军三个师团被牵制于晋南这一困局而做出的战略因应。更为重要的是，第一科的意见在华北方面军内部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并得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的首肯，他明确指示：“当前的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⑩经过层层上报，直至得到日本大本营的“一致同意”。？輥？輯？訛显然，华北方面军作战第一科、作战第二科的意见均不无道理，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军事进攻的先后次序问题，表明在战略相持阶段兵力日趋分散的华北方面军已深陷战争泥潭之中，“治安肃正”已成为当前主要任务，令其焦头烂额，并不具备渡河西犯的条件。
（三）日军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准备
在方案通过前，日第一军至少在1941年3月就在为发动中条山战役而积极准备，并动作频出。在3月间，日第一军进行了准备性作战，“给这次作战（中条山战役）创造了有利态势”。？輥？輰？訛如日军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击败了国民党第十五军，将封锁线继续向前推进。特别是“晋南会战”方案通过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切实扩充华北方面军特别是日第一军的军事实力。对此，日军从华中方面军抽调了大量精锐部队以支持中条山作战，如将驻守在南昌安义的第三十三师团、驻守在苏州的第十七师团悉数调往华北。
值得关注的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颇有助益，致使日军“后顾无虑”。①曾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刘茂恩就提道：“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中立条约后，复企图略取我晋南地区。”②由于日本与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令日军关东军的正面压力大为缓解，故日军可以从容地于4月19日从关东军调来第三十二、第八十三两个飞行队在运城、新乡集结，有针对性地充实前线日军的空军实力。至此，日军参战部队有第一军（第三十三、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第三飞行集团）共计十余万人，另有部分伪军参战。③考虑到日军装备精良，兵员训练有素，此时日军“在兵力上已形成绝对优势”。④
当然，此次日军对中条山的战争准备绝不同于既往，华北方面军为“彻底集中兵力”，甚至对后方警备区的治安状况弃之不顾，对战前的中条山地形详加“研究”，并对自身战略企图采取“荫蔽”的策略，日军准备之充分可见一斑。下面将日第一军的作战要领罗列如下：
一、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二、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三、为了确保包围圈，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四、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防止敌人向黄河南岸逃走。五、为使作战准备周到、完善，各兵团长及幕僚们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共同对作战指导进行彻底的研究。⑤
可见，日军在战前的军事准备已相当缜密和完备，似乎對中条山根据地志在必得。如日军在作战要领中对于兵力部署和进攻线路早已布置妥当，甚至有意将国民党军悉数歼灭，不留退路。
揆诸史实，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之前的军事调动可谓异常密集。让人好奇的是，对于日军如此密集的军事调动和战争准备，国民党军事高层是何时关注到日军在晋南异动的？关注后又对中条山局势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预判？笔者欲通过梳理解析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私人日记、来往函电等史料，以期揭示国民党军事高层应对中条山局势的大体过程和复杂面相。
（一）国民党军事高层对日军在晋南异动的关注
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看，驻扎在中条山绛县一带的国民党第六十四师早在1941年3月初就已侦察到日军大举增兵的情况，其在3月份的战斗详报中记载：绛横一带的日军“自三月四日以来有增加”，截至九日止“本师当面之敌陆续增加，步兵约有七八千，炮二十余门”。⑥也就是说，前线国民党军最迟在3月初就获知了日军在晋南陆续增兵的军事动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前线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是何时传达到国民党军事高层，并进而为其关注的。据笔者判断，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的军事情报传达至国民党统帅部的时间应该较迟。⑦原因在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941年3月1日—10月召开）之后，蒋介石还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召回至大后方重庆述职，因卫立煌“没有压制共产党”而将其“埋怨了一通”，最后被蒋介石“照准”远走峨眉山赋闲。⑧表明此时蒋介石对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的军事情报并未太关注，否则不会在敌军压境之时照准前线主要将领赋闲。此外，直至4月17日前后巡视战区工作的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才抵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①显然，即使前线的国民党军觉察到日军在晋南增兵的确切消息，也未必能及时上报至国民党统帅部，或者说国民党统帅得知了这一确切消息，也未必给予真正重视。
就战时国民政府的军事体制而言，军委会为负责全国军事决策的最高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总参谋长为其幕僚长，下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事参议院等部门，其中军令部最重要的职掌为战时的作战指导。②那么，国民党军事高层究竟是在何时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的呢？据笔者细致梳理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私人日记发现，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知悉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一事明显要早，从其日记中可知，徐在4月12日就已了解到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于晋南”。③比较而言，蒋介石关注中条山局势的时间要迟滞的多。从蒋介石日记来看，蒋氏最早在4月25日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在4月25日提及“加强中条山与洛潼工事”，在4月29日再次提及“晋南缺粮”“防日扫荡晋南”等语。④至5月2日，蒋氏确认日军已大举增兵晋南，记曰：日军“第七、第二十四师团增加于晋南”。⑤从函电看，蒋氏在5月3日分别接到李家钰、阎锡山关于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函电，函电中言之凿凿，其中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称：日军“扬言扫荡中条山，渡犯黄河，相机进据西安”。⑥由于国内军事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统帅部所需应对的军务更是堆积如山，对于一直处于风云变幻的晋南局势可能难以顾及，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在晋南增兵的时间较迟也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可知，中条山前线的国民党军早在3月初就已侦察到日军在晋南增兵的情况，然而该情报应该在4月12日左右才为国民党统帅部所关注，4月25日蒋介石才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的进展情况。
（二）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预判
厘清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增兵于晋南的大致时间，对进一步解析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战略预判大有裨益。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得知日军增兵于晋南的确切情报后，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并非完全一致，且互有分歧。
4月18日，姗姗来迟的何应钦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和第五战区师级以上军官召开了“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会上，何应钦一边强调“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其安危非但关涉陇海铁路、豫西和大西北等后方战略要地的生死存亡，对拱卫第五战区侧背同样意义重大，一边又对限制中共一题大谈特谈，认为日军与中共似“比肩作战”，大有“乘机以谋西安”之势。在何氏看来，似乎抗日与防共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并最后总结称日军意在彻底肃清黄河北岸的国民党军，“进取洛阳、潼关”。此外，第一战区不少军事将领的认识与何应钦的看法如出一辙，如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认为：日军近来不断整理交通并构筑工事，“与豫境之敌相呼应，进窥潼、洛”。⑦
其实，非但何应钦等前线军事将领判断日军欲“进窥潼、洛”，身居大后方的徐永昌亦如此料想。徐永昌认为：“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其态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似敌必取洛阳西安”。⑧同时，与中条山隔河相望的洛阳也早已陷入战争恐慌之中。据美国画家格兰姆·贝克称，四月底时，洛阳已谣言四起，“谣言说，日军将向（渡河）河南全省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⑨可见，日军“进窥潼、洛”的判断非但在国民党军事将领中成为主流意见，且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
然而，这一明显与日军真实意图南辕北辙的战略预判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事实上，日军为伪造大举渡河的假象可谓煞费“苦心”。据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称：日军每天从同蒲铁路侯马、临汾等站，开出三两列火车，“满载士兵和渡河器材、架桥材料”，在风陵渡卸下，然后在深夜又装上火车，“开回原站”。①诚如第三军副官处处长车学海所言：日军意在迷惑我军视听，“虚张声势”，“故作渡河准备”，然其真实企图“完全指向中条山地区”。②所以，日军“昼南夜北，忽东忽西，扬言渡河西犯”，意在“眩惑”国民党军的视听。③重要的是，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使不少国民党军事将领“中计”。在5月3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虞、解、安、运、闻、曲一带，陆续增敌伪共五千余，并携有渡河器材。”④徐永昌更是在日记中记道：“二十七、八等日，继续由北运到闻喜安邑铁舟、牛皮船、橡皮汽艇共一千余只”，“敌最近赶造大木船”。⑤不难想见，日军伪造大举渡河的举动令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深信不疑，其军事误判也正中日军下怀。
相较之下，蒋介石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更显冷静，他认为日军此举仅为扫荡中条山而已。如在5月2日，蒋氏记曰：日军“决心欲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然其必不敢渡河侵犯洛潼”。⑥4日，蒋氏又记曰：“此其目的乃在扫荡晋南我军更明矣。”⑦在6日，蒋氏仍认为：“余预料其最大限度，不過企图扫荡晋南”，并“严令晋南各军死中求生，与之决战”。⑧当然，洞悉日军真实意图者并非蒋介石一人，唐纵、唐淮源亦持同样见解。其中，在5月7日，主管军事情报工作的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不无埋怨地表示：统帅部对中条山局势估计“较高”，并断言“敌人准备南进以前，先摧毁我各战场之反攻战力，并非有真正渡河企图”。⑨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认为：根据现有情报，日军是“大举扫荡中条山的信号”，“决不会渡河进犯洛阳”，并“请求仍将第十四军迅速调过黄河北岸”。⑩既然掌握军政实权的蒋介石洞悉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否就对国民党的战略决策起到实际影响了呢？
如上所述，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战略预判不尽相同。归结起来，蒋介石等少数人断定日军增兵晋南的意图仅为扫荡并占领中条山，而何应钦、徐永昌等多数人则认为日军意在渡犯大西北。那么，在实际决策层面国民党军事高层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呢？这些应对举措又起到了怎样的战略成效？
（一）制定了加强河防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
由于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防止日军渡河西犯上，即使是蒋介石断定日军的战略意图仅为攻占中条山，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也表现得谨小慎微，甚至为安全起见亦依附了徐永昌等多数人的看法，主张重视河防以拒止日军乘机渡河西犯。所以，蒋氏在致前线将领电函中也不断强调：日军“似有渡犯企图”，应“加强各该方面阵地及河防工事”，并特别指示“刘茂恩、楚溪春两部防地及陕州至禹门各渡口之河防工事”。？輥？輯？訛不难想见，虽然之前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于日军增兵于晋南的企图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战略决策层面均倾向防患于未然，主张重视河防。
加强河防。为拒止日军渡河西犯，第一战区甚至大量抽减了中条山前线的防守兵力，将第五集团军的总预备队陈铁第十四军等精锐部队调往黄河南岸沿陇海铁路守备，以切实加固河防工事。显而易见，大量抽调中条山前线的精锐兵力转用于巩固河防，势必削减中条山防线的军事实力，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同时，驻防在陕西等地的第八战区也调动了大量兵力投入到陕西黄河一线的河防上，以阻止日军渡河西犯。如在胡宗南日记中记载，当他得知日本关东军“十分之六入关进犯西北”，遂“决定以七个师准备河防会战”，并加紧“构筑（西安）城防工事”。①
主动出击。军委会军令部在得知日军有意进攻中条山后，特拟定了三种作战方案供第一战区参考：第一方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第二方案，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第三方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②4月20日，何应钦召开“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何氏基于确保中条山的战略考虑，对驻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作了如下安排：第一步，指令刘戡第九十三军一部由北向南、王峻新编第二十七师由东向西，与中条山东段各部队合力攻取晋城、高平、阳城、沁水一带的晋东南区域，以期恢复1940年4月前的军事态势；第二步，与第二战区、第八战区协力包围并歼灭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在何氏看来，此次作战即使无法扩大战果，“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③其实，早在“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上，第一战区诸多前线将领就纷纷声言巩固中条山阵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被会议通过照准执行。就何应钦对中条山前线的军事安排而言，其在应对上突出了主动出击的策略，想乘日军准备不足之时“制敌先机”。
嗣后，第一战区又于5月3日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大体采用了军令部第二种作战方案，其方针是“制敌机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④具体要领如下：
（一）第27军以一部积极向新乡、博爱间道清铁路沿线游击，可能时力求打破敌对白晋公路之封锁。
（二）第24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分别对安阳、淇县及壶关一带游击。
（三）第9军之冀察游击第1纵队，以有力部队进击温县以东，积极实施敌后游击；该军第47师控制于王屋、邵源间，修筑封门口一带工事。
（四）第14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对高平及沁水、翼城方面积极实施游击，可能时力求突破阳城。
（五）第80军配属之河北民军，以主力进出同浦路、安邑、闻喜以西积极游击。
（六）第36集团军，以一部加强中条山西段之游击。⑤
就实践来说，国民党军的应对举措收效甚微。因为在5月7日傍晚，日军就率先对国民党军的中条山阵地发起了军事总攻，而国民党军“各军的出击部署尚未完成”，对中条山阵地的加固也未完成。⑥可以说，第一战区在5月3日制定的主动出击策略尚未真正实施，故第二种作战方案在无形之中付诸东流。另外，由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旨在攻占中条山，并无意渡河西犯，所以国民党军“加强河防”的应对举措实际作用不大。⑦
（二）重新启用卫立煌
蒋介石在得知日军增兵晋南的确切消息后，又重新启用了在峨眉山赋闲的卫立煌来指挥中条山战役。问题在于，卫立煌是何时从大后方的峨眉山抵达前线洛阳的呢？以往学者对于卫立煌抵达洛阳的时间，或语焉不详，或只知梗概，并无确切说法。如黄天华先生认为卫氏3月下旬赴重庆，至少4月20日还未返回洛阳。⑧根据卫立煌秘书赵荣声的回忆，“蒋介石在开罢参政会之后带着余怒把卫立煌叫去埋怨了一通”。⑨加之从洛阳第一次、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的参会名单来看，未见卫氏踪影，所以与黄天华先生的说法基本吻合。但是此种说法过于模糊，无法确定卫氏的具体行程。而确定卫氏的到职时间，对于评价他在战役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乃至所应担负的指挥责任有重要意义。
《胡宗南先生日记》的出版为判断卫氏的到职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5月3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道：“本日午前九时一刻与卫俊如（即卫立煌）长官上董子祠城头。”⑩是故，卫氏最晚在5月3日已从峨眉山先期抵达了西安。另外，在5月4日蒋介石给卫氏的电函中明确标识“洛阳卫长官”。①如此看来，卫立煌应于5月3日、4日两天抵达的洛阳。进言之，在战事趋紧且两地相距较近的情况下，卫氏很有可能是在5月3日当天就抵达了洛阳。
由上可知，卫立煌应于5月3日、4日两天抵达的洛阳，而中条山战役发生于5月7日傍晚。由于何应钦替代卫氏职权后对中条山的防线布置和人事安排作了较大的改动，且卫氏接连错过了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第二次检讨会等重要会议。可知，卫氏复职后接手的是何应钦事先安排好的“摊子”，他对之前的防线布置与人事安排并未参与，所以卫立煌在中条山战役期间所能做的仅为指挥战役和临场应变，作用尚且有限。但是，中条山战役后蒋介石却将战役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所致”。②众所周知，“临阵换帅”一向为军事大忌，蒋氏在1941年春将卫立煌束之高阁，临战时方紧急启用，战败后将责任强加于卫立煌，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卫立煌对于何应钦的防线布置和人事安排也颇有微词，称：“何应钦军事思想已落伍，其建议、思想，皆为北伐时代小兵团之办法。”③况且，纵观卫立煌在中条山战役期间的作战指挥和临场应变大体得当，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陷入日军包围之时果断下令部队渡河突围或向敌后转进，对保存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大有裨益。
（三）极力向中共求援
值得玩味的是，蔣介石在得知日军增兵晋南的军事情报后，又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向中共军事求援上。5月4日前后，蒋氏让军令部次长刘斐面询周恩来，当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此时国民党军事高层内部对是否向中共军事求援一事意见颇不一致，徐永昌就直言：此时“若求共，亦被遭其轻视而已”。④但是，蒋氏对徐永昌的意见不以为然，执意向中共军事求援，即使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后仍在竭力争取。
那么，蒋介石为何执意向中共军事求援呢？对此，不得不提及皖南事变后迅速恶化的国共关系和《苏日中日条约》。⑤笔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对中共军事求援一事穷追不舍，主要目的是解中条山国民党军被日军围困的燃眉之急，再者与日苏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有一定的关联。由于皖南事变之故，导致中共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迅速恶化，国共关系也处于严重危机的时期。对于迅速恶化的国共关系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并一直密切关注着《苏日中立条约》的进展情况，且有意无意地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问题相提并论，并流露出不安情绪和猜疑心态。如在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当日，蒋氏记曰：“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或于我能转祸为福，亦在此耳。惟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⑥19日又记曰：中共在晋东南“明目张胆挟倭作伥，应特研究”。⑦5月3日，蒋介石在确认日军将进攻中条山后，又认为：“中共以俄、德恶化，或对我又来欺诱也。”⑧可知，蒋氏对于中共的抗日态度愈发怀疑，且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的抗日态度问题牵连在了一起。
应当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在国民党朝野影响甚巨，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国民党军政要员为此一连多日商讨条约的影响事宜及应对之策，且一般文人“皆对时局悲观”，甚至有国民政府职员为《苏日中立条约》愤俄而自杀。⑨对此，毛泽东也指出：《苏日中立条约》一经发表，“在重庆各界就发生了强烈的震动”。①
实际上，非但蒋介石有此种忧虑，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持此种政见者亦不在少数。5月8日，徐永昌在与蒋氏通电中，就提及“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蒋氏“完全同意”。②阎锡山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俄倭协定发生以后，中共必将明白叛变，彼必以为俄对华必断绝接济，倭寇侵华必更进一步”。③胡宗南认为“日苏似有密约”，进而判断中共与日军“似已妥协”。④此时，就连与中共私谊颇佳的卫立煌对中共也多了一层隔膜，认为：“日苏有密约，八路军另有动作。”⑤此外，社会舆论界持此观点者也大有人在，5月2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称：中共组织有“国际性”，向与众有别，《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⑥
显然，国民党一般军政要员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立场纠缠在了一起，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亦是如此。基于上述分析，蒋介石有意借中共军事援助一事来检验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立场，也就是“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⑦因为在国民党当局眼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势必造成中共与日军关系上的某种缓和。加之“皖南事变”之故，国共关系一度跌入谷底，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抗战态度生疑也在情理之中。就向中共求援的成效来说，中共的军事援助到达之时，已是中条山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中共的军事援助对国民党军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仅为战略支援而已，所以蒋氏向中共军事求援之舉难言成功。⑧
综上所述，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明显不同于既往，是经过精心谋划和悉心准备的。而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增兵晋南的时间较为滞后，且无法准确洞悉日军的真实企图，甚至出现了严重误判。即使蒋介石等人断定日军旨在攻占中条山，但为安全起见在应对策略上也偏向于巩固河防。所以，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应对日军增兵的举措上与日军的真实企图出现背离，以致收效甚微。此外，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向中共军事求援、“临阵换帅”等举措上也存在着不当之处，并未取得理想的战略成效。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国民党军事高层的决策失当或失误，也为之后中条山战役的败局埋下了伏笔。
就个体而言，“每一个自我也都是社会的缩影、细胞与全息元”，社会是这个细胞在不同程度上的有机发展与整体实现。⑨事实上，通过考察国民党军事高层在中条山战役前的策略因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管窥复杂纠葛的国共关系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牵动多国力量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国际关系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国际局势的变动对中国战场同样有见微知著的现时影响。特别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局势走向，中条山战役的发生就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有一定的关联。同样，该时期的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而剑拔弩张，甚至一度降到冰点。中条山战役事发后，在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的多重影响下，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共的猜疑和防范有增无减，也令两者在中条山战役的军事合作上大打折扣。
【作者简介】张仰亮，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抗战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国民党军事高层，中条山战役，中共，日军，策略因应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45-09
由国民党主导的中条山根据地曾先后十三次击退日军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战绩斐然，根据地被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自詡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①同时被日军怒称为“盲肠”。②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军队（以下简称：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遭遇惨败，其经营三年有余的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甚至被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③学界围绕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根据地丢失的动因等诸端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④但关涉中条山战役的来龙去脉依然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如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动因及外部因素为何，日军对这场战役又是如何决策的？国民党军事高层⑤对于日军的军事企图有过怎样的预判，采取了何种应对举措，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略成效？藉此，笔者在充分利用海峡两岸新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专题考察。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不免使战役的事发成因显得复杂化。邓野先生颇有创见地提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苏日两国具有双重的即时影响，对苏方来说，源自南方日军的战略威胁为之减轻，对日方而言，来自北方苏军的战略牵制也大为缓解，所以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为“题中应有之意”。①邓野先生的见解不无道理，中条山战役的事发的确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掺杂其中，《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为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充足的军事支援，使得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别是驻晋第一军的军事实力提升不少。同时，若要考察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深层次原因，除却《苏日中立条约》之国际因素的外力作用外，还应将该问题置于历史长时段中去详加考察和认真思考。
（一）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历史背景及动因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日军队血战之地，日军逐步占领了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在太原会战后也一再向晋南撤退，国家权力式微。②中条山为横亘于山西南部的主要山脉之一，呈西南-东北走向，连绵三百余里，“山势蔓延”，“层峦叠风”，西南侧紧邻黄河，“自古为用兵必争之地”。③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等前线将领的函电中就表示：日军夺取潼关，依据地形“由洛阳西攻较难，由临汾南攻较易”。④应该说，毛泽东的判断颇具洞察力和前瞻性，因为日军倘若从洛阳西进，需要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阻截方可实现，如果从临汾南攻，只需突破中条山防线即可实现渡河西犯，难度无疑较小。⑤国民党当局对中条山军事价值的判断与中共方面不谋而合，认为：中条山为“西北屏障”，日军若掌握该山“既能确保晋省，又可进窥长安，威胁陇海线”，反之，国民党军若占领中条山，“则守河防，守河防，则守国防矣”。⑥正是基于保卫大西北并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考量，蒋介石严令卫立煌为首的南路军“主力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⑦显然，国共两党高层都认识到了中条山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作用，国民党军更是捷足先登，在太原会战失利后就有部队率先在中条山附近驻扎，并进而于1938年3、4月间初步创建中条山根据地，⑧成为了国民党中央军在华北地区唯一的坚固堡垒。⑨
其实，早在1938年初日军就有意将中条山纳入其实控范围，计划将日军第一军推进至黄河一线，扫荡并占领中条山，“于此重新改变态势”。⑩可从实践而言，日军的进攻计划难言顺利，且迭遭失败。从中条山根据地初建至中条山战役事发前的三年间，国民党军曾先后十三次击退了日军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日军皆无功而返，根据地对日军所制造的军事压力之大不言自明。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郭寄峤不无得意地表示：“敌虽无数次多路进犯，最后我方皆安然无恙。”？輥？輯？訛日军也在为久攻不下中条山而愤愤不平，认为在其占领区域里华北治安最为恶劣，并直言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在黄河北岸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山西的主要根源”。？輥？輰？訛是故，日军将中条山怒称为“盲肠”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中条山根据地的存在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亟须消除的军事威胁，也是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动因。
（二）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决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以下简称：华北方面军）与下属的日军驻晋第一军（以下简称：日第一军）在管辖区域、担负任务等诸端互有区别，故两者所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也各有不同。具体而言，华北方面军主要担负着整个华北地区的“治安肃正”任务，而日第一军主要负责山西一省的“治安肃正”任务，职责范围明显不同。在中条山战役前，国民党在晋南驻扎的兵力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从纸面上而言尚强于中共在晋兵力，被日第一军称之为“扰乱（晋省）治安的主要力量”，应属事实。但是，对于华北方面军来说，日趋活跃且迅速壮大的中共军队才是其头号威胁，在之后华北方面军内部的讨论中即可窥视一二。1941年4月10日，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的言论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剿共是肃清的主要目标。”①所以，对于日第一军而言，当时主要的军事威胁依然是卫立煌领导的中条山根据地，但对于华北方面军来说，中共军队才是其头号威胁。
以莜冢义男为司令官的日第一军对国民党经营的中条山根据地欲除之而后快，以期进一步实现对山西的“治安肃正”任务。尤其在1940年春，日第一军“为扩大治安圈，竭尽可能打击了重庆军”，②是年“四一七战役”即是明显一例。问题是，如同“四一七战役”相当规模的军事攻势日第一军已接连发动多次，对于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仍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③
为此，日第一军开始通盘考量整个山西战局。日第一军认为，中共军队在百团大战后已遭受报复性打击，“战斗力恢复很慢”，而战斗力孱弱的阎锡山晋绥军也“无意与中央军合作”，④并进而推断此时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时机成熟。经过细致研究后，日第一军制定了旨在扫荡并占领中条山的“晋南会战”计划，认为蟠踞在中条山的卫立煌军是“扰乱（晋省）治安的主要力量”，并决定于是年秋扫荡中条山，旨在“把对敌警备线向黄河线推进，以便改善山西省内的治安”。⑤日第一军遂将“晋南会战”计划上报至华北方面军。可见，日第一军对晋南各抗战力量的复杂关系早已了然于胸，判断可谓极为准确，这也表明日第一军对发动中条山战役已有过深思熟虑。再者，从日第一军的决策指向不难发现，日第一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的主要目的在于“向黄河线推进”，“改善山西省内的治安”，也就是扫荡并占领中条山。
接到计划后，华北方面军内部对当下军事进攻的次序意见颇不一致。其中，作战第二科的反应最为激烈，并直言：“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全力剿灭中共军”。⑥其实，作战第二科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此时中共的军力与战力绝非抗战之初所能同日而语，早在1939年底中共仅在华北地区已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⑦对华北的日军构成极大威胁。尤其是在1940年中共发动的百团大战更令日军不寒而栗，再一次让日军领略到中共军队雄厚的军力和惊人的战斗力，日军甚至直呼：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损失颇重，“需要长时期与巨款方能恢复”。⑧
但是，华北方面军作战第一科对于第二科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⑨可知，第一科的意见是基于打破日军三个师团被牵制于晋南这一困局而做出的战略因应。更为重要的是，第一科的意见在华北方面军内部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并得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的首肯，他明确指示：“当前的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⑩经过层层上报，直至得到日本大本营的“一致同意”。？輥？輯？訛显然，华北方面军作战第一科、作战第二科的意见均不无道理，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前军事进攻的先后次序问题，表明在战略相持阶段兵力日趋分散的华北方面军已深陷战争泥潭之中，“治安肃正”已成为当前主要任务，令其焦头烂额，并不具备渡河西犯的条件。
（三）日军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准备
在方案通过前，日第一军至少在1941年3月就在为发动中条山战役而积极准备，并动作频出。在3月间，日第一军进行了准备性作战，“给这次作战（中条山战役）创造了有利态势”。？輥？輰？訛如日军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击败了国民党第十五军，将封锁线继续向前推进。特别是“晋南会战”方案通过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切实扩充华北方面军特别是日第一军的军事实力。对此，日军从华中方面军抽调了大量精锐部队以支持中条山作战，如将驻守在南昌安义的第三十三师团、驻守在苏州的第十七师团悉数调往华北。
值得关注的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颇有助益，致使日军“后顾无虑”。①曾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刘茂恩就提道：“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中立条约后，复企图略取我晋南地区。”②由于日本与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令日军关东军的正面压力大为缓解，故日军可以从容地于4月19日从关东军调来第三十二、第八十三两个飞行队在运城、新乡集结，有针对性地充实前线日军的空军实力。至此，日军参战部队有第一军（第三十三、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第三十五、第二十一师团，第三飞行集团）共计十余万人，另有部分伪军参战。③考虑到日军装备精良，兵员训练有素，此时日军“在兵力上已形成绝对优势”。④
当然，此次日军对中条山的战争准备绝不同于既往，华北方面军为“彻底集中兵力”，甚至对后方警备区的治安状况弃之不顾，对战前的中条山地形详加“研究”，并对自身战略企图采取“荫蔽”的策略，日军准备之充分可见一斑。下面将日第一军的作战要领罗列如下：
一、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二、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三、为了确保包围圈，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四、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防止敌人向黄河南岸逃走。五、为使作战准备周到、完善，各兵团长及幕僚们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共同对作战指导进行彻底的研究。⑤
可见，日军在战前的军事准备已相当缜密和完备，似乎對中条山根据地志在必得。如日军在作战要领中对于兵力部署和进攻线路早已布置妥当，甚至有意将国民党军悉数歼灭，不留退路。
揆诸史实，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之前的军事调动可谓异常密集。让人好奇的是，对于日军如此密集的军事调动和战争准备，国民党军事高层是何时关注到日军在晋南异动的？关注后又对中条山局势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预判？笔者欲通过梳理解析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私人日记、来往函电等史料，以期揭示国民党军事高层应对中条山局势的大体过程和复杂面相。
（一）国民党军事高层对日军在晋南异动的关注
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看，驻扎在中条山绛县一带的国民党第六十四师早在1941年3月初就已侦察到日军大举增兵的情况，其在3月份的战斗详报中记载：绛横一带的日军“自三月四日以来有增加”，截至九日止“本师当面之敌陆续增加，步兵约有七八千，炮二十余门”。⑥也就是说，前线国民党军最迟在3月初就获知了日军在晋南陆续增兵的军事动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前线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是何时传达到国民党军事高层，并进而为其关注的。据笔者判断，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的军事情报传达至国民党统帅部的时间应该较迟。⑦原因在于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941年3月1日—10月召开）之后，蒋介石还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召回至大后方重庆述职，因卫立煌“没有压制共产党”而将其“埋怨了一通”，最后被蒋介石“照准”远走峨眉山赋闲。⑧表明此时蒋介石对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的军事情报并未太关注，否则不会在敌军压境之时照准前线主要将领赋闲。此外，直至4月17日前后巡视战区工作的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才抵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①显然，即使前线的国民党军觉察到日军在晋南增兵的确切消息，也未必能及时上报至国民党统帅部，或者说国民党统帅得知了这一确切消息，也未必给予真正重视。
就战时国民政府的军事体制而言，军委会为负责全国军事决策的最高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统帅权，总参谋长为其幕僚长，下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事参议院等部门，其中军令部最重要的职掌为战时的作战指导。②那么，国民党军事高层究竟是在何时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的呢？据笔者细致梳理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私人日记发现，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知悉日军在晋南大举增兵一事明显要早，从其日记中可知，徐在4月12日就已了解到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于晋南”。③比较而言，蒋介石关注中条山局势的时间要迟滞的多。从蒋介石日记来看，蒋氏最早在4月25日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在4月25日提及“加强中条山与洛潼工事”，在4月29日再次提及“晋南缺粮”“防日扫荡晋南”等语。④至5月2日，蒋氏确认日军已大举增兵晋南，记曰：日军“第七、第二十四师团增加于晋南”。⑤从函电看，蒋氏在5月3日分别接到李家钰、阎锡山关于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函电，函电中言之凿凿，其中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称：日军“扬言扫荡中条山，渡犯黄河，相机进据西安”。⑥由于国内军事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统帅部所需应对的军务更是堆积如山，对于一直处于风云变幻的晋南局势可能难以顾及，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在晋南增兵的时间较迟也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可知，中条山前线的国民党军早在3月初就已侦察到日军在晋南增兵的情况，然而该情报应该在4月12日左右才为国民党统帅部所关注，4月25日蒋介石才开始关注中条山局势的进展情况。
（二）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预判
厘清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增兵于晋南的大致时间，对进一步解析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战略预判大有裨益。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得知日军增兵于晋南的确切情报后，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并非完全一致，且互有分歧。
4月18日，姗姗来迟的何应钦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和第五战区师级以上军官召开了“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会上，何应钦一边强调“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其安危非但关涉陇海铁路、豫西和大西北等后方战略要地的生死存亡，对拱卫第五战区侧背同样意义重大，一边又对限制中共一题大谈特谈，认为日军与中共似“比肩作战”，大有“乘机以谋西安”之势。在何氏看来，似乎抗日与防共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并最后总结称日军意在彻底肃清黄河北岸的国民党军，“进取洛阳、潼关”。此外，第一战区不少军事将领的认识与何应钦的看法如出一辙，如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认为：日军近来不断整理交通并构筑工事，“与豫境之敌相呼应，进窥潼、洛”。⑦
其实，非但何应钦等前线军事将领判断日军欲“进窥潼、洛”，身居大后方的徐永昌亦如此料想。徐永昌认为：“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其态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似敌必取洛阳西安”。⑧同时，与中条山隔河相望的洛阳也早已陷入战争恐慌之中。据美国画家格兰姆·贝克称，四月底时，洛阳已谣言四起，“谣言说，日军将向（渡河）河南全省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⑨可见，日军“进窥潼、洛”的判断非但在国民党军事将领中成为主流意见，且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
然而，这一明显与日军真实意图南辕北辙的战略预判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事实上，日军为伪造大举渡河的假象可谓煞费“苦心”。据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称：日军每天从同蒲铁路侯马、临汾等站，开出三两列火车，“满载士兵和渡河器材、架桥材料”，在风陵渡卸下，然后在深夜又装上火车，“开回原站”。①诚如第三军副官处处长车学海所言：日军意在迷惑我军视听，“虚张声势”，“故作渡河准备”，然其真实企图“完全指向中条山地区”。②所以，日军“昼南夜北，忽东忽西，扬言渡河西犯”，意在“眩惑”国民党军的视听。③重要的是，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使不少国民党军事将领“中计”。在5月3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虞、解、安、运、闻、曲一带，陆续增敌伪共五千余，并携有渡河器材。”④徐永昌更是在日记中记道：“二十七、八等日，继续由北运到闻喜安邑铁舟、牛皮船、橡皮汽艇共一千余只”，“敌最近赶造大木船”。⑤不难想见，日军伪造大举渡河的举动令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深信不疑，其军事误判也正中日军下怀。
相较之下，蒋介石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更显冷静，他认为日军此举仅为扫荡中条山而已。如在5月2日，蒋氏记曰：日军“决心欲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然其必不敢渡河侵犯洛潼”。⑥4日，蒋氏又记曰：“此其目的乃在扫荡晋南我军更明矣。”⑦在6日，蒋氏仍认为：“余预料其最大限度，不過企图扫荡晋南”，并“严令晋南各军死中求生，与之决战”。⑧当然，洞悉日军真实意图者并非蒋介石一人，唐纵、唐淮源亦持同样见解。其中，在5月7日，主管军事情报工作的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不无埋怨地表示：统帅部对中条山局势估计“较高”，并断言“敌人准备南进以前，先摧毁我各战场之反攻战力，并非有真正渡河企图”。⑨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认为：根据现有情报，日军是“大举扫荡中条山的信号”，“决不会渡河进犯洛阳”，并“请求仍将第十四军迅速调过黄河北岸”。⑩既然掌握军政实权的蒋介石洞悉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否就对国民党的战略决策起到实际影响了呢？
如上所述，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局势的战略预判不尽相同。归结起来，蒋介石等少数人断定日军增兵晋南的意图仅为扫荡并占领中条山，而何应钦、徐永昌等多数人则认为日军意在渡犯大西北。那么，在实际决策层面国民党军事高层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呢？这些应对举措又起到了怎样的战略成效？
（一）制定了加强河防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
由于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防止日军渡河西犯上，即使是蒋介石断定日军的战略意图仅为攻占中条山，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也表现得谨小慎微，甚至为安全起见亦依附了徐永昌等多数人的看法，主张重视河防以拒止日军乘机渡河西犯。所以，蒋氏在致前线将领电函中也不断强调：日军“似有渡犯企图”，应“加强各该方面阵地及河防工事”，并特别指示“刘茂恩、楚溪春两部防地及陕州至禹门各渡口之河防工事”。？輥？輯？訛不难想见，虽然之前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于日军增兵于晋南的企图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战略决策层面均倾向防患于未然，主张重视河防。
加强河防。为拒止日军渡河西犯，第一战区甚至大量抽减了中条山前线的防守兵力，将第五集团军的总预备队陈铁第十四军等精锐部队调往黄河南岸沿陇海铁路守备，以切实加固河防工事。显而易见，大量抽调中条山前线的精锐兵力转用于巩固河防，势必削减中条山防线的军事实力，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同时，驻防在陕西等地的第八战区也调动了大量兵力投入到陕西黄河一线的河防上，以阻止日军渡河西犯。如在胡宗南日记中记载，当他得知日本关东军“十分之六入关进犯西北”，遂“决定以七个师准备河防会战”，并加紧“构筑（西安）城防工事”。①
主动出击。军委会军令部在得知日军有意进攻中条山后，特拟定了三种作战方案供第一战区参考：第一方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第二方案，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第三方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②4月20日，何应钦召开“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何氏基于确保中条山的战略考虑，对驻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作了如下安排：第一步，指令刘戡第九十三军一部由北向南、王峻新编第二十七师由东向西，与中条山东段各部队合力攻取晋城、高平、阳城、沁水一带的晋东南区域，以期恢复1940年4月前的军事态势；第二步，与第二战区、第八战区协力包围并歼灭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在何氏看来，此次作战即使无法扩大战果，“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③其实，早在“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上，第一战区诸多前线将领就纷纷声言巩固中条山阵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被会议通过照准执行。就何应钦对中条山前线的军事安排而言，其在应对上突出了主动出击的策略，想乘日军准备不足之时“制敌先机”。
嗣后，第一战区又于5月3日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大体采用了军令部第二种作战方案，其方针是“制敌机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④具体要领如下：
（一）第27军以一部积极向新乡、博爱间道清铁路沿线游击，可能时力求打破敌对白晋公路之封锁。
（二）第24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分别对安阳、淇县及壶关一带游击。
（三）第9军之冀察游击第1纵队，以有力部队进击温县以东，积极实施敌后游击；该军第47师控制于王屋、邵源间，修筑封门口一带工事。
（四）第14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对高平及沁水、翼城方面积极实施游击，可能时力求突破阳城。
（五）第80军配属之河北民军，以主力进出同浦路、安邑、闻喜以西积极游击。
（六）第36集团军，以一部加强中条山西段之游击。⑤
就实践来说，国民党军的应对举措收效甚微。因为在5月7日傍晚，日军就率先对国民党军的中条山阵地发起了军事总攻，而国民党军“各军的出击部署尚未完成”，对中条山阵地的加固也未完成。⑥可以说，第一战区在5月3日制定的主动出击策略尚未真正实施，故第二种作战方案在无形之中付诸东流。另外，由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旨在攻占中条山，并无意渡河西犯，所以国民党军“加强河防”的应对举措实际作用不大。⑦
（二）重新启用卫立煌
蒋介石在得知日军增兵晋南的确切消息后，又重新启用了在峨眉山赋闲的卫立煌来指挥中条山战役。问题在于，卫立煌是何时从大后方的峨眉山抵达前线洛阳的呢？以往学者对于卫立煌抵达洛阳的时间，或语焉不详，或只知梗概，并无确切说法。如黄天华先生认为卫氏3月下旬赴重庆，至少4月20日还未返回洛阳。⑧根据卫立煌秘书赵荣声的回忆，“蒋介石在开罢参政会之后带着余怒把卫立煌叫去埋怨了一通”。⑨加之从洛阳第一次、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的参会名单来看，未见卫氏踪影，所以与黄天华先生的说法基本吻合。但是此种说法过于模糊，无法确定卫氏的具体行程。而确定卫氏的到职时间，对于评价他在战役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乃至所应担负的指挥责任有重要意义。
《胡宗南先生日记》的出版为判断卫氏的到职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5月3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道：“本日午前九时一刻与卫俊如（即卫立煌）长官上董子祠城头。”⑩是故，卫氏最晚在5月3日已从峨眉山先期抵达了西安。另外，在5月4日蒋介石给卫氏的电函中明确标识“洛阳卫长官”。①如此看来，卫立煌应于5月3日、4日两天抵达的洛阳。进言之，在战事趋紧且两地相距较近的情况下，卫氏很有可能是在5月3日当天就抵达了洛阳。
由上可知，卫立煌应于5月3日、4日两天抵达的洛阳，而中条山战役发生于5月7日傍晚。由于何应钦替代卫氏职权后对中条山的防线布置和人事安排作了较大的改动，且卫氏接连错过了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第二次检讨会等重要会议。可知，卫氏复职后接手的是何应钦事先安排好的“摊子”，他对之前的防线布置与人事安排并未参与，所以卫立煌在中条山战役期间所能做的仅为指挥战役和临场应变，作用尚且有限。但是，中条山战役后蒋介石却将战役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卫立煌不学无术，处置疏忽所致”。②众所周知，“临阵换帅”一向为军事大忌，蒋氏在1941年春将卫立煌束之高阁，临战时方紧急启用，战败后将责任强加于卫立煌，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卫立煌对于何应钦的防线布置和人事安排也颇有微词，称：“何应钦军事思想已落伍，其建议、思想，皆为北伐时代小兵团之办法。”③况且，纵观卫立煌在中条山战役期间的作战指挥和临场应变大体得当，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陷入日军包围之时果断下令部队渡河突围或向敌后转进，对保存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大有裨益。
（三）极力向中共求援
值得玩味的是，蔣介石在得知日军增兵晋南的军事情报后，又明显将注意力放在了向中共军事求援上。5月4日前后，蒋氏让军令部次长刘斐面询周恩来，当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此时国民党军事高层内部对是否向中共军事求援一事意见颇不一致，徐永昌就直言：此时“若求共，亦被遭其轻视而已”。④但是，蒋氏对徐永昌的意见不以为然，执意向中共军事求援，即使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后仍在竭力争取。
那么，蒋介石为何执意向中共军事求援呢？对此，不得不提及皖南事变后迅速恶化的国共关系和《苏日中日条约》。⑤笔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对中共军事求援一事穷追不舍，主要目的是解中条山国民党军被日军围困的燃眉之急，再者与日苏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有一定的关联。由于皖南事变之故，导致中共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迅速恶化，国共关系也处于严重危机的时期。对于迅速恶化的国共关系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并一直密切关注着《苏日中立条约》的进展情况，且有意无意地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问题相提并论，并流露出不安情绪和猜疑心态。如在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当日，蒋氏记曰：“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或于我能转祸为福，亦在此耳。惟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⑥19日又记曰：中共在晋东南“明目张胆挟倭作伥，应特研究”。⑦5月3日，蒋介石在确认日军将进攻中条山后，又认为：“中共以俄、德恶化，或对我又来欺诱也。”⑧可知，蒋氏对于中共的抗日态度愈发怀疑，且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的抗日态度问题牵连在了一起。
应当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在国民党朝野影响甚巨，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国民党军政要员为此一连多日商讨条约的影响事宜及应对之策，且一般文人“皆对时局悲观”，甚至有国民政府职员为《苏日中立条约》愤俄而自杀。⑨对此，毛泽东也指出：《苏日中立条约》一经发表，“在重庆各界就发生了强烈的震动”。①
实际上，非但蒋介石有此种忧虑，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持此种政见者亦不在少数。5月8日，徐永昌在与蒋氏通电中，就提及“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蒋氏“完全同意”。②阎锡山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俄倭协定发生以后，中共必将明白叛变，彼必以为俄对华必断绝接济，倭寇侵华必更进一步”。③胡宗南认为“日苏似有密约”，进而判断中共与日军“似已妥协”。④此时，就连与中共私谊颇佳的卫立煌对中共也多了一层隔膜，认为：“日苏有密约，八路军另有动作。”⑤此外，社会舆论界持此观点者也大有人在，5月2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称：中共组织有“国际性”，向与众有别，《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⑥
显然，国民党一般军政要员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立场纠缠在了一起，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亦是如此。基于上述分析，蒋介石有意借中共军事援助一事来检验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立场，也就是“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⑦因为在国民党当局眼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势必造成中共与日军关系上的某种缓和。加之“皖南事变”之故，国共关系一度跌入谷底，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抗战态度生疑也在情理之中。就向中共求援的成效来说，中共的军事援助到达之时，已是中条山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中共的军事援助对国民党军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仅为战略支援而已，所以蒋氏向中共军事求援之舉难言成功。⑧
综上所述，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明显不同于既往，是经过精心谋划和悉心准备的。而国民党军事高层关注日军增兵晋南的时间较为滞后，且无法准确洞悉日军的真实企图，甚至出现了严重误判。即使蒋介石等人断定日军旨在攻占中条山，但为安全起见在应对策略上也偏向于巩固河防。所以，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应对日军增兵的举措上与日军的真实企图出现背离，以致收效甚微。此外，国民党军事高层在向中共军事求援、“临阵换帅”等举措上也存在着不当之处，并未取得理想的战略成效。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国民党军事高层的决策失当或失误，也为之后中条山战役的败局埋下了伏笔。
就个体而言，“每一个自我也都是社会的缩影、细胞与全息元”，社会是这个细胞在不同程度上的有机发展与整体实现。⑨事实上，通过考察国民党军事高层在中条山战役前的策略因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管窥复杂纠葛的国共关系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牵动多国力量参与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国际关系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国际局势的变动对中国战场同样有见微知著的现时影响。特别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局势走向，中条山战役的发生就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有一定的关联。同样，该时期的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而剑拔弩张，甚至一度降到冰点。中条山战役事发后，在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的多重影响下，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共的猜疑和防范有增无减，也令两者在中条山战役的军事合作上大打折扣。
【作者简介】张仰亮，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及抗战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