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浙会”若干史实考辨
摘 要 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是由陈虬等在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子倡议设立，但由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的弹劾及浙江举子孙灏的攻诘，被迫解散。以往学者普遍认为保浙会为保国会的分会，系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创办。事实上，保浙会的创办一方面是由于江浙地方绅商的鼓动，另一方面与陈虬的维新变法主张密切相关。保浙会名称虽与保国会相似，却并无隶属关系，且与保国会在内容与主张方面有较大差异。进而言之，陈虬等江浙地方士绅的变法维新主张与康、梁一派并不相同。
关键词 戊戌时期，保浙会，保国会，陈虬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20-07
戊戌时期，学会勃兴，以康有为组建北京强学会为肇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六七十个学会，蔚为大观。学术界有关戊戌时期学会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①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但以往学者囿于史料，对保浙会了解较少，甚至有学者误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如著名历史学者胡珠生先生在《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一文中，即主张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称其“作为保国会的主要分会，发扬了中国人民共赴国难抗击外侮的精神”。②著名戊戌变法史研究学者黄彰健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保国会设于北京，欲各省士夫助有司治，则势需以保各省为名而设立保其省分会。其时以英国欲索舟山群岛，法国欲划滇省为势力范围，并筑滇越铁路，于是保浙会、保滇会遂继保国会之后，优先成立。”③另外，部分学者还将“保浙会”與“兴浙会”“浙学会”等相混淆，④并且在论及保浙会时，多有讹误之处。⑤那么，保浙会真的是保国会的分会吗？⑥本文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之上，试图澄清相关问题。
戊戌年间，在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子倡议成立保浙会，其中陈虬扮演了发起者的角色。①戊戌时期，陈虬赴京师参加会试，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举办的部分活动，系后来保浙会兴起的影响因素。由于此一时期时间紧凑，事情繁多，下文将按时间顺序简要梳理陈虬在京的活动状况，以便于理解保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陈虬与陈黻宸、章献猷等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其时，京师公车云集，三月初六日，麦孟华、梁启超等举子在康有为的领导下联名上书，主张联英、日以拒俄，反对租借旅顺与大连给俄国。尽管此次活动有浙江举子参加，但陈虬并未参与。三月初八日，公车入闱，开始会试考试。十六日出闱，会试考试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倡导的保国会首次开会，地点在粤东新馆，参加人数至少有127人。会上，康有为发表激烈演讲以鼓动人心，会后，通过《保国会章程》。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是闰三月初一日，梁启超发表了演讲，参会者至少有91人。陈虬参加了上述两次集会。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全文刊出了《保国会章程》，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刊登了两次出席保国会大会的人员名单，陈虬的名字均包括其中。二十四日，《国闻报》又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刊登了“入会列名之人”，共有185人，陈虬列名其中。期间，闰三月十二日，监察御史潘庆澜上奏弹劾保国会。翌日，御史李盛铎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由》奏折，反对保国会。
三月间，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坏的消息传至京师，会试举子纷纷上书抗议。闰三月十六日，康门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向都察院递呈了有八百三十多名各省举人签名的公呈，陈虬的名字亦在内。②
在此期间，陈虬受保国会影响，积极筹备成立“保浙公会”，并起草《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③欲将该呈文送交总理衙门，请其代奏。闰三月二十七日，听闻此事的御史黄桂鋆上奏折参劾，要求总理衙门拒绝为其代奏，并上《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其中，述及保浙会的缘起。后来，浙江举子孙灏写《驳保浙会奏稿》，驳诘保浙会，导致其被迫解散。④陈虬于四月中旬离京返浙。
关于保浙会的起源，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受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影响，甚至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的确，戊戌时期，陈虬参加了两次保国会的集会，其倡议成立保浙会，应当有保国会的影响因素。然而，保浙会的真正起源却另有原因。保浙会成立的大致情形，可以通过监察御史黄桂鋆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上奏折附片《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窥见一二。为便于分析，现将附片全文摘录如下：
保川、保滇等会起于保浙，而保浙会亦实有所缘起。去年秋，浙有高、孙二商欲以华股华商建造宁绍铁路，具呈浙抚，浙抚许之。该商即以浙抚批语私向上海公司代借洋款四百万两。浙抚知而止之。乃投盛宣怀，宣怀驳之；又复投王文韶，文韶亦驳之。盖皆知其害之大巨也。而该商之技穷，于是至京师鼓惑狂悖不经之举人陈虬，纠合下等举子出名，以为保浙会，条上三款，而铁路亦影射其中。浙之公车多不谓然。而少年喜事者有之；欲同染指者有之；或初列名而欲掣去、或既列名而本人不知者又有之。自递呈于总署，复以为总署必代递，而借总署之衔奏，必邀皇上之俯允也。于是群相夸耀，遂至滇举效之、川举效之，而其实不过浙之奸商为之作俑，欲得谕旨以压浙抚，盖犹当日挟抚批以借洋债之故智也。相应请旨饬下浙抚不准该商经理，并不准私借洋款，皆贻国家无穷之害。①
此段史料明确阐述了保浙会的缘起情形，下面结合相关资料针对史料中所述史实分三个方面展开辨析：
首先，附片中明确指出，保浙会的起源与江浙绅商怂恿鼓动有直接关系。②光绪二十三年秋，浙江绅商高尔伊③等人欲集股兴办宁绍铁路，得到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然高尔伊等人虽声称以集华股的方式修筑宁绍铁路，其实并无能力筹集足够的华股，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公司借“洋债”。高尔伊等拿与英国商人福禄寿订立的借款合同，呈浙抚廖寿丰“禀请核定”，浙抚向当时负责铁路事务的盛宣怀询问此事是否合适。盛宣怀认为借款过巨，且利息太重，并且指出“高等皆喜事而非任事之人，年来赴总公司具禀者纷纷，类皆利欲薰炙，叩其中一无所有也”，④坚决反对高尔伊等人借洋款修筑宁绍铁路。此事遂作罢。
戊戌年间，高尔伊等绅商至京师，因与陈虬关系交好，即怂恿陈虬成立保浙会，以兴浙江地方实务。在陈虬等起草的《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中，明确支持“广开铁路以通其血脉”，“去岁浙中绅士已贷款四百万，先筑宁、绍二处铁路，禀商浙抚，将次开办，他处应办之路亦宜分道兴筑，期与矿务相表里”。⑤奏稿中提出“保浙”的三项举措，其中第三项即“兴矿务以裕利源”，主张开采浙矿，且在华股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洋款，“一邑之力不足，继以旁邑，华股之力不足，继而洋债，人期合力，事期必成”。⑥而在陈虬以往的维新主张中，并未论及开矿之事，此处大力提倡开采浙矿，极可能是受高尔伊等人的影响。是年夏，高尔伊等人还上书朝廷，要求设立浙东宝昌公司，开采衢州、温州、严州与处州四处煤铁等矿产。因缺乏本金，准备向意大利惠工公司沙标纳贷款银五百万两，订立合同，并且欲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最终被朝廷拒绝。⑦陈虬曾专门为其奔走此事。⑧这也与附片中所奏相互印证，表明陈虬等人兴办保浙会，受到了高尔伊等浙江地方绅商的鼓动与怂恿。
其次，陈虬主张通过振兴地方实务开展变法维新，而保浙会的源起，其潜在意图即在借“谕旨以压浙抚”，以利兴办地方实务。陈虬等人在奏稿开篇即提出：“奏为外衅迭至，内患交乘，祸烈机危，急宜变法自强，通筹分办，力保大局，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请代奏，谕饬各直省遵行事”，并指出“为今大计，宜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分门办理；呈请督抚专折奏闻，一俟得旨允行，通饬地方官，一例保护”，最后称“如蒙采及刍言，通饬直省督抚一例举办乡团、学堂、矿务，一面准举人等先就浙省试办，全浙幸甚！宗社幸甚！”⑨因此，附片中称其意在“得谕旨以压浙抚”。事实上，陈虬好友宋恕也可提供部分辅证。宋恕在戊戌年六月廿六日⑩的日记中写过一篇名为《书陈乡举虬等〈请开保浙公会公呈〉后》的文稿，如今虽已散佚，但仍可从刘绍宽与宋恕的谈话中略窥宋恕对陈虬所上公呈的看法。据刘绍宽《厚庄日记》戊戌年六月廿七日载：
午后，宋燕生先生来言：“志三之办铁路，立保浙学会，无论军机不能代奏，即使代奏邀准，立降谕旨，特赏四五品卿衔，令与浙抚商办事机，得手至矣，而浙抚一见，不过茶语一时，命出与十一府诸绅妥商而已。杭郡乡绅贵首朱智、富首丁崧生，一依其势，一倚其财，欲办此事，不能不求见二人，而是二人亦不过一回拜、一敬席而已，一上谕之势至此而至矣尽矣，而于所办之事毫无裨益，推究至此，将复何为！况又借商债而为之，一旦偾辙，身名瓦裂，亦势所必至，此皆于今日情事见之未澈也。”①
在宋恕看来，陈虬等人倡议修筑铁路，设立“保浙学会”，即使成功获得皇上的批准，“立降谕旨”，借此“压浙抚”，敦促浙江巡抚参与兴办地方事务，但其意义与实际成效可能不会太大，且对于欲办之事毫无裨益。如果再举借商债，极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可以看出，宋恕对陈虬等人“立保浙会”的真实意图与黄桂鋆在奏折中的分析，极其相似。宋恕与陈虬私交甚笃，其对陈虬所上公呈用意的理解应当偏差不大。由此可见，保浙会的起源，部分原因在于陈虬等人欲借“谕旨以压浙抚”，兴办浙江地方实务。
最后，保浙会的起源与陈虬的维新思想有密切关联。保浙会奏稿中的诸多主张与陈虬的变法维新思想一脉相承。奏稿中提出，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大旨当以富强为主”，而富强之术有三：“一治乡团以杜乱萌，一设学堂以开民智，一兴矿务以裕利源”，即办团防、设学堂与兴矿务。②陈虬的《报国录》即专门讨论团防问题，系在中法战争时期为组织团防抗击外敌入侵的总体设想。在《报国录》自序中他称：“《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也……今天下竞言自强矣，舍治兵不能以立国，而制实莫善于团防。”③奏稿中论及团防部分完全与《报国录》所述一致。同时，陈虬一贯主张兴办学堂，早在光绪十一年便开办了利济医学堂，还亲自编写《利济教经》与《教经答问》作为学堂辅导教材。在《利济教经》“时务章”中写道：“识时务，主富强”，“兴亚洲，入手方：设报馆，开学堂”。④陈虬还曾撰写《经世宜开讲堂说》，称：“方言、格致、制造、矿机、军师、武备诸公局学堂而拓为师范，继以自强，识时务者可不谓谋之既臧乎哉！”⑤另外，在《救时要议》中，陈虬提出“富策”“强策”“治策”，其中“变营制”“开铁路”“培人才”“广方言”“整书院”等，⑥与奏稿中所论皆相似。因此，保浙会起源的深层次因素在于陈虬的变法维新思想。
总之，通过上述史料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保浙会的起源与江浙绅商怂恿鼓动相关，也是陈虬主张变法维新，热心筹办地方实务的一种外在表现。
从上述监察御史黄桂鋆之奏折附片《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可以窥见，保浙会并非源于保国会，相反保川会与保滇会却源于保浙会，“保川、保滇等会起于保浙”。那么，保浙会与保国会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吗？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辨析：
第一，从名称上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靠。“保浙会”名称因陈虬等举人上《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而为人所知，然而，在这份奏折中，拟立的是“保浙公会”，而非“保浙会”，一字之差，其意有别。学会的名稱需慎重，是否为陈虬等故意要区别于康有为之保国会，目前来看并不清楚。后来，宋恕所写的文稿《书陈乡举虬等〈请开保浙公会公呈〉后》中，明确指出陈虬等要开办的是“保浙公会”，文中还称其为“保浙学会”。在黄桂鋆的奏折中将其称为“保浙会”，并且有“保川会”与“保滇会”相照应，可能是其简称，或者陈虬等人在集会讨论商议的过程中，就已经将其简称为“保浙会”，也未可知。
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胡珠生先生曾根据《保国会章程》的规定与“保浙会”的名称，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康有为在《保国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其中，还规定“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各分会于春秋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①胡珠生先生据此认为，这“表明以省名为标志的‘保×会原来都是保国会的分会，具有组织法上的根据”，②事实上，陈虬拟立的是“保浙公会”，而非“保浙会”，“保国会”亦未听闻有“保国公会”的说法。因此，仅从名称上判断“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很难成立。
第二，有学者指出，“保国会”与“保浙会”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但其可信性应打一定折扣。关于保国会与保浙会的关系，马叙伦在《陈先生墓表》中曾指出：“康有为欲为保国会，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先生与虬意皆不然，谋归为保浙会。抵上海，因主速成学堂。”③在马叙伦看来，陈虬等人筹设的保浙会与康有为的保国会是不同的。但是，其中有部分不合事实之处，胡珠生先生曾有辨析，在此稍做补充。
根据马叙伦的记载，陈虬等人与康有为的意见不合，方才“谋归为保浙会”。然而，戊戌时期，蔡元培虽对康、梁“表同情”，但在此时期的日记中并未提到“保国会”或“保浙会”。④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此一时期，蔡元培与陈虬的观点并不一致。据《蔡元培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载：“得钟生书，寄来《经世报》百册，报区十二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其中，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志三、宋恕燕生，驳矣。”⑤那么，他们共同“谋归保浙会”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第三，根据目前史料很难确定康有为与陈虬的关系是否相睦，陈虬列名保国会亦不能证明“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如今并未看到二人直接交往或互相评价的史料，只是知道陈虬两次列名保国会。而康有为与陈虬的交往最为直接的证据即陈虬的弟子杨伯畴的《忆先师陈虬》，⑥此篇是根据杨伯畴七十七岁时的一次访谈写成，其中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杨伯畴在《忆先师陈虬》中称：
因为我先生才识极好，所以在京时康有为对他很赏识……京里有时集会演说，康就叫我先生去讲。康曾四次上书，都不得要领。第五次和我先生等一班人联名上书，由我先生执笔。书的全文很长，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非常痛切的话：“有为等誓不向北廷〔庭〕而请命，惟有蹈东海以捐生。鸿毛之一死何辞，龙驭之六飞安息？文冠文武，顿异昔时；庐墓松楸，难寻首物。兴言及此，血泪交枯。”⑦
查杨伯畴此段话明显出自陈虬等人的《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只是其中个别字词有别，句子顺序稍异，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将原文中的“举人等誓不向北庭而请命”，更改为“有为等誓不向北廷〔庭〕而请命”，其意大变。杨伯畴称，此次上书是康有为与陈虬等联合上书，而由陈虬拟稿，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系明显错误。⑧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陈虬”条下，即依据杨伯畴的文章，对陈虬有如下表述：“旋以公车入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交往，曾列名保国会，又谋归为保浙会。”①但汤先生也在注释中明确指出，此系孤证，未见其他记载。
事实上，根据陈虬两次列名保国会之事，并不能确切推断出陈虬与康有为“关系融洽”。关于保国会开会时的情况，李宣龚在致丁文江的信中曾有谈及：
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皆在场，而杨叔峤偏独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于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者矣。②
戊戌政变发生后，《申报》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叙述了当时众人参与保国会集会时的情形，其中写道：“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③汪大燮曾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致信汪康年称：“康梁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名单必有兄名，而名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④可以看出，参与保国会聚会以及最终列名保国会之人并非都与康、梁“关系融洽”。然而，陈虬列名保国会一事，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戊戌政变之后，黄体芳试图借机以“康党”⑤的名义迫害陈虬，宋恕称：“会八月大变，通政喜有美机可乘，乃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且以禁制乡人之为志三、介石鸣冤。”⑥这导致陈虬离乡赴沪避难。孙诒让在翌年初致汪康年的信中称：“敝里讼事未已，然至今无一字及志三，亦尚无一字及保国会。”⑦
第四，虽然并无确切的史料证明康有为与陈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但仍可以确定“保国会”与“保浙会”之间并非隶属关系，即“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温州地方士绅张棡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载：“因（陈颐百）先生新自礼部试回里，谈及南海康有为在京讲学，吾乡陈君虬亦与同事，康君立一保国会，陈君则立一保浙会，且各上奏疏一通，旋为钱塘孙灏所讦而罢。”⑧这直接表明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如是其分会，就无须“各上奏疏一通”。
浙江举子孙灏在驳斥保浙会奏稿时指出，“保国会章程来，而保浙会之奏稿亦来，披而读之，识其隐相。狼狈若辈，志在射利，与形同叛逆者有间”，即保浙会与保国会的“叛逆”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射利”。⑨
如果对比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与陈虬等所上奏折，可以看出二者内容差异明显：保国会是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所言内容多属虚泛；而陈虬等所上奏折的内容务实，一方面是基于“外衅迭至，内患交乘，祸烈机危”，建议朝廷变法自强，且提出三策：“一治乡团以杜乱萌，一设学堂以开民智，一兴矿务以裕利源”，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准许在浙江试办“保浙公会”。当然，二者因文件性质有异，或许可比性不强。但就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讲话内容与陈虬等所上奏折内容相比，差别也较大。汪大燮在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曾谈及康有为的演讲：“同人有赴者，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⑩可以看出，康有为所言更多在于言语鼓动，却无实际策略，而陈虬等在奏折中提出的多是具体实践措施。
另外，以往也有学者将“保浙会”与“兴浙会”相混淆。事实上，“兴浙会”又称“兴浙学会”“浙学会”，是章太炎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发起，依托于杭州经世报馆，出于和康有为等相抗衡，标榜吴越地区的独立自主精神，以期振兴浙学的学术团体。是年十二月，《经世报》停刊后兴浙会亦宣告解散。虽然陈虬与章太炎曾同为《经世报》撰稿，但并未加入“兴浙会”。“兴浙会”与“保浙会”之间仅名称相似，并无交集。①
综而述之，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是由陈虬等在京参加會试的浙江举子倡议设立，后因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弹劾及浙江举子孙灏攻诘，被迫解散。保浙会名称虽与保国会相似，但二者并无隶属关系。事实上，保浙会的创办一方面是由于江浙地方绅商的鼓动，另一方面与陈虬的维新变法主张密切相关。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谈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时指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郭嵩焘、陈宝箴等人，与“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康有为，有着本质的不同。②其实，以陈虬为代表的江浙地方士绅对于变法维新之主张亦与康梁相异，他们更偏重于地方实业的兴办。③光绪十九年，陈虬汇刻了《治平通议》八卷，其中的《治平三议》《经世博议》和《救时要议》，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陈之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年间，陈虬至京师，借会试之机倡言变法，“时海内言变法者蜂起，公车集辇毂下，尤人人晁贾苏王矣。康长素、梁卓如外，若宋伯鲁、杨深秀、谭嗣同、唐才常、陈虬、宋恕之伦遽数不能终”。④其时恰逢康梁立保国会，又有高、孙绅商的鼓动，遂有“保浙公会”之倡议。事实上，陈虬也希望借机将其维新变法思想付诸实施，这是与康、梁的保国会有所差异之处。陈虬所谓变法维新思想，更偏重于“经济之学”，而康梁的变革主张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的革新！
【作者简介】杨换宇，江西省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戊戌时期，保浙会，保国会，陈虬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20-07
戊戌时期，学会勃兴，以康有为组建北京强学会为肇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六七十个学会，蔚为大观。学术界有关戊戌时期学会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①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但以往学者囿于史料，对保浙会了解较少，甚至有学者误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如著名历史学者胡珠生先生在《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一文中，即主张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称其“作为保国会的主要分会，发扬了中国人民共赴国难抗击外侮的精神”。②著名戊戌变法史研究学者黄彰健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保国会设于北京，欲各省士夫助有司治，则势需以保各省为名而设立保其省分会。其时以英国欲索舟山群岛，法国欲划滇省为势力范围，并筑滇越铁路，于是保浙会、保滇会遂继保国会之后，优先成立。”③另外，部分学者还将“保浙会”與“兴浙会”“浙学会”等相混淆，④并且在论及保浙会时，多有讹误之处。⑤那么，保浙会真的是保国会的分会吗？⑥本文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之上，试图澄清相关问题。
戊戌年间，在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子倡议成立保浙会，其中陈虬扮演了发起者的角色。①戊戌时期，陈虬赴京师参加会试，参与了康、梁维新派举办的部分活动，系后来保浙会兴起的影响因素。由于此一时期时间紧凑，事情繁多，下文将按时间顺序简要梳理陈虬在京的活动状况，以便于理解保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陈虬与陈黻宸、章献猷等举子赴京参加会试。其时，京师公车云集，三月初六日，麦孟华、梁启超等举子在康有为的领导下联名上书，主张联英、日以拒俄，反对租借旅顺与大连给俄国。尽管此次活动有浙江举子参加，但陈虬并未参与。三月初八日，公车入闱，开始会试考试。十六日出闱，会试考试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倡导的保国会首次开会，地点在粤东新馆，参加人数至少有127人。会上，康有为发表激烈演讲以鼓动人心，会后，通过《保国会章程》。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是闰三月初一日，梁启超发表了演讲，参会者至少有91人。陈虬参加了上述两次集会。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全文刊出了《保国会章程》，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刊登了两次出席保国会大会的人员名单，陈虬的名字均包括其中。二十四日，《国闻报》又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刊登了“入会列名之人”，共有185人，陈虬列名其中。期间，闰三月十二日，监察御史潘庆澜上奏弹劾保国会。翌日，御史李盛铎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由》奏折，反对保国会。
三月间，山东即墨县文庙孔子像被德人毁坏的消息传至京师，会试举子纷纷上书抗议。闰三月十六日，康门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人领衔，向都察院递呈了有八百三十多名各省举人签名的公呈，陈虬的名字亦在内。②
在此期间，陈虬受保国会影响，积极筹备成立“保浙公会”，并起草《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③欲将该呈文送交总理衙门，请其代奏。闰三月二十七日，听闻此事的御史黄桂鋆上奏折参劾，要求总理衙门拒绝为其代奏，并上《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其中，述及保浙会的缘起。后来，浙江举子孙灏写《驳保浙会奏稿》，驳诘保浙会，导致其被迫解散。④陈虬于四月中旬离京返浙。
关于保浙会的起源，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受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影响，甚至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的确，戊戌时期，陈虬参加了两次保国会的集会，其倡议成立保浙会，应当有保国会的影响因素。然而，保浙会的真正起源却另有原因。保浙会成立的大致情形，可以通过监察御史黄桂鋆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上奏折附片《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窥见一二。为便于分析，现将附片全文摘录如下：
保川、保滇等会起于保浙，而保浙会亦实有所缘起。去年秋，浙有高、孙二商欲以华股华商建造宁绍铁路，具呈浙抚，浙抚许之。该商即以浙抚批语私向上海公司代借洋款四百万两。浙抚知而止之。乃投盛宣怀，宣怀驳之；又复投王文韶，文韶亦驳之。盖皆知其害之大巨也。而该商之技穷，于是至京师鼓惑狂悖不经之举人陈虬，纠合下等举子出名，以为保浙会，条上三款，而铁路亦影射其中。浙之公车多不谓然。而少年喜事者有之；欲同染指者有之；或初列名而欲掣去、或既列名而本人不知者又有之。自递呈于总署，复以为总署必代递，而借总署之衔奏，必邀皇上之俯允也。于是群相夸耀，遂至滇举效之、川举效之，而其实不过浙之奸商为之作俑，欲得谕旨以压浙抚，盖犹当日挟抚批以借洋债之故智也。相应请旨饬下浙抚不准该商经理，并不准私借洋款，皆贻国家无穷之害。①
此段史料明确阐述了保浙会的缘起情形，下面结合相关资料针对史料中所述史实分三个方面展开辨析：
首先，附片中明确指出，保浙会的起源与江浙绅商怂恿鼓动有直接关系。②光绪二十三年秋，浙江绅商高尔伊③等人欲集股兴办宁绍铁路，得到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然高尔伊等人虽声称以集华股的方式修筑宁绍铁路，其实并无能力筹集足够的华股，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公司借“洋债”。高尔伊等拿与英国商人福禄寿订立的借款合同，呈浙抚廖寿丰“禀请核定”，浙抚向当时负责铁路事务的盛宣怀询问此事是否合适。盛宣怀认为借款过巨，且利息太重，并且指出“高等皆喜事而非任事之人，年来赴总公司具禀者纷纷，类皆利欲薰炙，叩其中一无所有也”，④坚决反对高尔伊等人借洋款修筑宁绍铁路。此事遂作罢。
戊戌年间，高尔伊等绅商至京师，因与陈虬关系交好，即怂恿陈虬成立保浙会，以兴浙江地方实务。在陈虬等起草的《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中，明确支持“广开铁路以通其血脉”，“去岁浙中绅士已贷款四百万，先筑宁、绍二处铁路，禀商浙抚，将次开办，他处应办之路亦宜分道兴筑，期与矿务相表里”。⑤奏稿中提出“保浙”的三项举措，其中第三项即“兴矿务以裕利源”，主张开采浙矿，且在华股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洋款，“一邑之力不足，继以旁邑，华股之力不足，继而洋债，人期合力，事期必成”。⑥而在陈虬以往的维新主张中，并未论及开矿之事，此处大力提倡开采浙矿，极可能是受高尔伊等人的影响。是年夏，高尔伊等人还上书朝廷，要求设立浙东宝昌公司，开采衢州、温州、严州与处州四处煤铁等矿产。因缺乏本金，准备向意大利惠工公司沙标纳贷款银五百万两，订立合同，并且欲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最终被朝廷拒绝。⑦陈虬曾专门为其奔走此事。⑧这也与附片中所奏相互印证，表明陈虬等人兴办保浙会，受到了高尔伊等浙江地方绅商的鼓动与怂恿。
其次，陈虬主张通过振兴地方实务开展变法维新，而保浙会的源起，其潜在意图即在借“谕旨以压浙抚”，以利兴办地方实务。陈虬等人在奏稿开篇即提出：“奏为外衅迭至，内患交乘，祸烈机危，急宜变法自强，通筹分办，力保大局，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请代奏，谕饬各直省遵行事”，并指出“为今大计，宜大假民权，许其联集干事绅富，通筹全省富强之计，分门办理；呈请督抚专折奏闻，一俟得旨允行，通饬地方官，一例保护”，最后称“如蒙采及刍言，通饬直省督抚一例举办乡团、学堂、矿务，一面准举人等先就浙省试办，全浙幸甚！宗社幸甚！”⑨因此，附片中称其意在“得谕旨以压浙抚”。事实上，陈虬好友宋恕也可提供部分辅证。宋恕在戊戌年六月廿六日⑩的日记中写过一篇名为《书陈乡举虬等〈请开保浙公会公呈〉后》的文稿，如今虽已散佚，但仍可从刘绍宽与宋恕的谈话中略窥宋恕对陈虬所上公呈的看法。据刘绍宽《厚庄日记》戊戌年六月廿七日载：
午后，宋燕生先生来言：“志三之办铁路，立保浙学会，无论军机不能代奏，即使代奏邀准，立降谕旨，特赏四五品卿衔，令与浙抚商办事机，得手至矣，而浙抚一见，不过茶语一时，命出与十一府诸绅妥商而已。杭郡乡绅贵首朱智、富首丁崧生，一依其势，一倚其财，欲办此事，不能不求见二人，而是二人亦不过一回拜、一敬席而已，一上谕之势至此而至矣尽矣，而于所办之事毫无裨益，推究至此，将复何为！况又借商债而为之，一旦偾辙，身名瓦裂，亦势所必至，此皆于今日情事见之未澈也。”①
在宋恕看来，陈虬等人倡议修筑铁路，设立“保浙学会”，即使成功获得皇上的批准，“立降谕旨”，借此“压浙抚”，敦促浙江巡抚参与兴办地方事务，但其意义与实际成效可能不会太大，且对于欲办之事毫无裨益。如果再举借商债，极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可以看出，宋恕对陈虬等人“立保浙会”的真实意图与黄桂鋆在奏折中的分析，极其相似。宋恕与陈虬私交甚笃，其对陈虬所上公呈用意的理解应当偏差不大。由此可见，保浙会的起源，部分原因在于陈虬等人欲借“谕旨以压浙抚”，兴办浙江地方实务。
最后，保浙会的起源与陈虬的维新思想有密切关联。保浙会奏稿中的诸多主张与陈虬的变法维新思想一脉相承。奏稿中提出，自强之道在“厚集民力以固人心，大旨当以富强为主”，而富强之术有三：“一治乡团以杜乱萌，一设学堂以开民智，一兴矿务以裕利源”，即办团防、设学堂与兴矿务。②陈虬的《报国录》即专门讨论团防问题，系在中法战争时期为组织团防抗击外敌入侵的总体设想。在《报国录》自序中他称：“《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也……今天下竞言自强矣，舍治兵不能以立国，而制实莫善于团防。”③奏稿中论及团防部分完全与《报国录》所述一致。同时，陈虬一贯主张兴办学堂，早在光绪十一年便开办了利济医学堂，还亲自编写《利济教经》与《教经答问》作为学堂辅导教材。在《利济教经》“时务章”中写道：“识时务，主富强”，“兴亚洲，入手方：设报馆，开学堂”。④陈虬还曾撰写《经世宜开讲堂说》，称：“方言、格致、制造、矿机、军师、武备诸公局学堂而拓为师范，继以自强，识时务者可不谓谋之既臧乎哉！”⑤另外，在《救时要议》中，陈虬提出“富策”“强策”“治策”，其中“变营制”“开铁路”“培人才”“广方言”“整书院”等，⑥与奏稿中所论皆相似。因此，保浙会起源的深层次因素在于陈虬的变法维新思想。
总之，通过上述史料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保浙会的起源与江浙绅商怂恿鼓动相关，也是陈虬主张变法维新，热心筹办地方实务的一种外在表现。
从上述监察御史黄桂鋆之奏折附片《浙商私借洋款纠合保浙会片》可以窥见，保浙会并非源于保国会，相反保川会与保滇会却源于保浙会，“保川、保滇等会起于保浙”。那么，保浙会与保国会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吗？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辨析：
第一，从名称上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靠。“保浙会”名称因陈虬等举人上《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而为人所知，然而，在这份奏折中，拟立的是“保浙公会”，而非“保浙会”，一字之差，其意有别。学会的名稱需慎重，是否为陈虬等故意要区别于康有为之保国会，目前来看并不清楚。后来，宋恕所写的文稿《书陈乡举虬等〈请开保浙公会公呈〉后》中，明确指出陈虬等要开办的是“保浙公会”，文中还称其为“保浙学会”。在黄桂鋆的奏折中将其称为“保浙会”，并且有“保川会”与“保滇会”相照应，可能是其简称，或者陈虬等人在集会讨论商议的过程中，就已经将其简称为“保浙会”，也未可知。
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胡珠生先生曾根据《保国会章程》的规定与“保浙会”的名称，认为“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康有为在《保国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其中，还规定“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各分会于春秋二、八月将各地方入会名籍寄总会”。①胡珠生先生据此认为，这“表明以省名为标志的‘保×会原来都是保国会的分会，具有组织法上的根据”，②事实上，陈虬拟立的是“保浙公会”，而非“保浙会”，“保国会”亦未听闻有“保国公会”的说法。因此，仅从名称上判断“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很难成立。
第二，有学者指出，“保国会”与“保浙会”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但其可信性应打一定折扣。关于保国会与保浙会的关系，马叙伦在《陈先生墓表》中曾指出：“康有为欲为保国会，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先生与虬意皆不然，谋归为保浙会。抵上海，因主速成学堂。”③在马叙伦看来，陈虬等人筹设的保浙会与康有为的保国会是不同的。但是，其中有部分不合事实之处，胡珠生先生曾有辨析，在此稍做补充。
根据马叙伦的记载，陈虬等人与康有为的意见不合，方才“谋归为保浙会”。然而，戊戌时期，蔡元培虽对康、梁“表同情”，但在此时期的日记中并未提到“保国会”或“保浙会”。④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此一时期，蔡元培与陈虬的观点并不一致。据《蔡元培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载：“得钟生书，寄来《经世报》百册，报区十二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其中，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陈虬志三、宋恕燕生，驳矣。”⑤那么，他们共同“谋归保浙会”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第三，根据目前史料很难确定康有为与陈虬的关系是否相睦，陈虬列名保国会亦不能证明“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如今并未看到二人直接交往或互相评价的史料，只是知道陈虬两次列名保国会。而康有为与陈虬的交往最为直接的证据即陈虬的弟子杨伯畴的《忆先师陈虬》，⑥此篇是根据杨伯畴七十七岁时的一次访谈写成，其中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杨伯畴在《忆先师陈虬》中称：
因为我先生才识极好，所以在京时康有为对他很赏识……京里有时集会演说，康就叫我先生去讲。康曾四次上书，都不得要领。第五次和我先生等一班人联名上书，由我先生执笔。书的全文很长，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非常痛切的话：“有为等誓不向北廷〔庭〕而请命，惟有蹈东海以捐生。鸿毛之一死何辞，龙驭之六飞安息？文冠文武，顿异昔时；庐墓松楸，难寻首物。兴言及此，血泪交枯。”⑦
查杨伯畴此段话明显出自陈虬等人的《急宜变法自强拟就浙省先行试办呈》，只是其中个别字词有别，句子顺序稍异，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将原文中的“举人等誓不向北庭而请命”，更改为“有为等誓不向北廷〔庭〕而请命”，其意大变。杨伯畴称，此次上书是康有为与陈虬等联合上书，而由陈虬拟稿，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系明显错误。⑧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陈虬”条下，即依据杨伯畴的文章，对陈虬有如下表述：“旋以公车入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交往，曾列名保国会，又谋归为保浙会。”①但汤先生也在注释中明确指出，此系孤证，未见其他记载。
事实上，根据陈虬两次列名保国会之事，并不能确切推断出陈虬与康有为“关系融洽”。关于保国会开会时的情况，李宣龚在致丁文江的信中曾有谈及：
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皆在场，而杨叔峤偏独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于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者矣。②
戊戌政变发生后，《申报》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叙述了当时众人参与保国会集会时的情形，其中写道：“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③汪大燮曾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致信汪康年称：“康梁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名单必有兄名，而名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④可以看出，参与保国会聚会以及最终列名保国会之人并非都与康、梁“关系融洽”。然而，陈虬列名保国会一事，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戊戌政变之后，黄体芳试图借机以“康党”⑤的名义迫害陈虬，宋恕称：“会八月大变，通政喜有美机可乘，乃挟‘康党二字以图置志三、介石于死地，且以禁制乡人之为志三、介石鸣冤。”⑥这导致陈虬离乡赴沪避难。孙诒让在翌年初致汪康年的信中称：“敝里讼事未已，然至今无一字及志三，亦尚无一字及保国会。”⑦
第四，虽然并无确切的史料证明康有为与陈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但仍可以确定“保国会”与“保浙会”之间并非隶属关系，即“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温州地方士绅张棡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载：“因（陈颐百）先生新自礼部试回里，谈及南海康有为在京讲学，吾乡陈君虬亦与同事，康君立一保国会，陈君则立一保浙会，且各上奏疏一通，旋为钱塘孙灏所讦而罢。”⑧这直接表明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如是其分会，就无须“各上奏疏一通”。
浙江举子孙灏在驳斥保浙会奏稿时指出，“保国会章程来，而保浙会之奏稿亦来，披而读之，识其隐相。狼狈若辈，志在射利，与形同叛逆者有间”，即保浙会与保国会的“叛逆”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射利”。⑨
如果对比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与陈虬等所上奏折，可以看出二者内容差异明显：保国会是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所言内容多属虚泛；而陈虬等所上奏折的内容务实，一方面是基于“外衅迭至，内患交乘，祸烈机危”，建议朝廷变法自强，且提出三策：“一治乡团以杜乱萌，一设学堂以开民智，一兴矿务以裕利源”，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准许在浙江试办“保浙公会”。当然，二者因文件性质有异，或许可比性不强。但就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讲话内容与陈虬等所上奏折内容相比，差别也较大。汪大燮在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曾谈及康有为的演讲：“同人有赴者，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⑩可以看出，康有为所言更多在于言语鼓动，却无实际策略，而陈虬等在奏折中提出的多是具体实践措施。
另外，以往也有学者将“保浙会”与“兴浙会”相混淆。事实上，“兴浙会”又称“兴浙学会”“浙学会”，是章太炎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发起，依托于杭州经世报馆，出于和康有为等相抗衡，标榜吴越地区的独立自主精神，以期振兴浙学的学术团体。是年十二月，《经世报》停刊后兴浙会亦宣告解散。虽然陈虬与章太炎曾同为《经世报》撰稿，但并未加入“兴浙会”。“兴浙会”与“保浙会”之间仅名称相似，并无交集。①
综而述之，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是由陈虬等在京参加會试的浙江举子倡议设立，后因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弹劾及浙江举子孙灏攻诘，被迫解散。保浙会名称虽与保国会相似，但二者并无隶属关系。事实上，保浙会的创办一方面是由于江浙地方绅商的鼓动，另一方面与陈虬的维新变法主张密切相关。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谈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时指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郭嵩焘、陈宝箴等人，与“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康有为，有着本质的不同。②其实，以陈虬为代表的江浙地方士绅对于变法维新之主张亦与康梁相异，他们更偏重于地方实业的兴办。③光绪十九年，陈虬汇刻了《治平通议》八卷，其中的《治平三议》《经世博议》和《救时要议》，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陈之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年间，陈虬至京师，借会试之机倡言变法，“时海内言变法者蜂起，公车集辇毂下，尤人人晁贾苏王矣。康长素、梁卓如外，若宋伯鲁、杨深秀、谭嗣同、唐才常、陈虬、宋恕之伦遽数不能终”。④其时恰逢康梁立保国会，又有高、孙绅商的鼓动，遂有“保浙公会”之倡议。事实上，陈虬也希望借机将其维新变法思想付诸实施，这是与康、梁的保国会有所差异之处。陈虬所谓变法维新思想，更偏重于“经济之学”，而康梁的变革主张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的革新！
【作者简介】杨换宇，江西省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