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大河边界特征论析
王阳 宫秀华
摘 要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三大界河之一，它是罗马与帕提亚不对等外交关系作用下的结果，因而具有失衡性；罗马一方屡次打破这条界线，向河东岸进军，使其同时具有脆弱性的特征。弗拉维王朝时期，罗马在幼发拉底河进行了边界设施建设，使界河具备了防御性功能，同时更具进攻性。此外，罗马构建世界性帝国的政治理想，以及幼发拉底河自身的开放性等多种因素也决定了这条界河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关键词 罗马，帕提亚，幼发拉底河，边界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67-06
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是罗马的三条界河，作为大河边界，它们在罗马军事扩张史和边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三条界河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河流边界线，而是具有古典时代特有的含义和特征。西方学界从20世纪初即开始对罗马幼发拉底河边界展开调查研究。①不过，综观以往研究成果，尚未有文章对这条界河的总体性特征作过专门考察。本文拟以罗马东部幼发拉底河边界为例，分析罗马大河边界所具有的几点特征，以利于后续研究的展开。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全长约1700英里，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大体上自西北流向东南，上游和中游以今土耳其萨莫萨塔村（Samosata）为界，中游与下游则以伊拉克希特（Hit）为界。上游河段在亚美尼亚高原向西流，接着转向南，穿越托罗斯山，降至叙利亚高原。在经过一段曲折后流向东南方，在与位于其东侧的底格里斯河汇流后，注入波斯湾。在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前期，有若干地方王国并存于幼发拉底河两岸。在西岸，由北至南分别是小亚美尼亚、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孔玛盖尼（Commagene）；在东岸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是北部高原上的大亚美尼亚（通常简称为“亚美尼亚”）和南部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高原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在两大国之间还有弱小的奥斯朗（Osrhoene）和索彭恩（Sophene）等王国。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幼发拉底河作为罗马东部的界河具有如下三点特征。
公元前3世纪中叶，来自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阿尔萨息-帕尔尼人（Arsacid-Parni）兴起，他们在部落首领阿萨息斯一世（Arsaces I）率领下，将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驱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从而占据了河东岸的大片土地，并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帝国是东方唯一一支可与罗马抗衡的强大势力。从公元前92年罗马首次接触帕提亚开始，一直到此后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与帕提亚开展了多次外交会谈，并订立和约，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但在历次会谈中，罗马往往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在这种不对等的外交关系下，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的界河具有了明显的失衡性，它是两个不平等政权在非势力均等状况下划定的边界线。
首先，罗马人在与帕提亚人接触的过程中总是刻意展示出优胜者的姿态。公元前92年，罗马前大法官（propraetor）科尔奈利乌斯·苏拉赶赴东方，帮助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赞内斯（Ariobarzanes）复位，以便遏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势力增长。其间，他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帕多奇亚边境处会晤了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Megas）派遣来的使节欧洛巴祖斯（Orobazus）。苏拉与帕提亚使节的会面“意味着两大国之间实际上确立了一种条约关系”。①但是，在会谈中，苏拉有意安排座次，使卡帕多奇亚国王和帕提亚使节分别坐在自己的两边。②按照罗马与同盟国外交关系惯例，苏拉很有可能是把帕提亚视为前来乞求和平与友谊的王国，与其他地方王国无异，而非与罗马平等的政权。公元前66年，庞培追击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而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东征西讨之时，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Phraates）也派遣使节，提出以幼发拉底河为两国边界，庞培的态度同样居高临下，以“罗马会把任何适当的地方视为边界”为由，拒绝了这项提议。而且庞培称呼弗拉特斯为“王”，而非“王中之王”。③紧接着庞培又派遣手下将领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率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公元前64年东征结束之时，庞培在东方组建叙利亚行省，使罗马版图与幼发拉底河毗邻，因而与帕提亚商定边界条款似乎确有必要。根据奥罗西乌斯（Orosius）的记载，公元前53年，克拉苏渡过幼发拉底河时，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Orodes II）派使节瓦根塞斯（Vagenses）前去提出质询：“为什么他要受到贪婪之心的引诱渡过幼发拉底河，打破了路库鲁斯和庞培所订的条约。”④ 然而，罗马以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作为前提，在双边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条界河的失衡性也就不言而喻。在元首制时期，罗马人这种高傲的姿态得到延续和发展。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身在东方，却刻意避免与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会面，这样做就是有意避免公开展示出双方之间的平等性。⑤这明显含有对帕提亚的轻视。
其次，就双方争夺的对象而言，河东岸的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尤其是对亚美尼亚王国的控制权是罗马与帕提亚的矛盾焦点。从奥古斯都开始，亚美尼亞王位候选人由罗马人选定。即便是在态度较为强硬的国王弗拉塔塞斯（Phraataces，公元前2年—4年在位）和沃洛吉西斯（Vologaeses I，51/52年—79/80年在位）统治时期，帕提亚依然被迫向罗马屈服，使罗马得以长期掌握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罗马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直接干涉帕提亚的王位继承事宜。例如，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Artabanus）不断壮大势力，威胁到了罗马在亚美尼亚的外交优势，提比略派维泰里乌斯（Vitellius）驱逐了阿尔塔巴努斯，转而扶植提里达特斯三世（Tiridates III）为国王。可以说，罗马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亚美尼亚，而帕提亚不但丧失（或部分丧失⑥）了这一关乎其北部边界安全的国家权利，而且在河西岸也未争取到宗主权。河西岸的主要地方王国卡帕多奇亚、孔玛盖尼和小亚美尼亚都是罗马附属国，不久被并为罗马行省。
再次，就作战地点而言，双方发生战争时，多数情况下都是罗马军队越河作战。历史上只有两次是帕提亚人大规模正式入侵罗马叙利亚行省，即公元前51年和公元前41—公元前38年，且帕提亚军队很快撤回本土，并未在河西岸建立军事据点。相反，从公元前53年克拉苏首次正式向帕提亚宣战开始，直至3世纪初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期，罗马将领或皇帝多次率军越河作战。①虽然罗马军队面对强大的帕提亚骑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武力压制还是为罗马取得外交优势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最后，就和约内容而言，在举行外交谈判、签订条约之后，帕提亚国王都要向罗马交出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例如奥古斯都时期，弗拉特斯四世交出了四个儿子，提比略时期，阿尔塔巴努斯交出了一个儿子。这无疑是帕提亚在外交上屈服和妥协的条件。总之，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帕提亚势力，双方力量的不均衡无疑也使幼发拉底界河呈现出失衡性的特征。
作为外交和约语境下的边界线，幼发拉底河还具有相对的脆弱性。罗马与帕提亚几次达成的边界共识都很快遭到破坏。例如，庞培与帕提亚人议定的双方边界线很快被打破。公元前53年，克拉苏远征帕提亚，接着帕提亚军队越河入侵叙利亚；不久，安东尼再次发兵东征。在罗马帝国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奥古斯都两次派代表与帕提亚进行和谈，对幼发拉底河边界线重新进行了确认。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亲赴东方，“迫使帕提亚人归还了三个罗马军团的战利品和军旗”。②公元1年，奥古斯都再次派盖乌斯·恺撒出使帕提亚，据亲身经历过当时场面、时任军事护民官（military tribune）的古典作家维雷乌斯·帕泰尔库鲁斯记述，盖乌斯与帕提亚国王弗拉塔塞斯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座岛屿上举行会谈，双方签订条约，罗马人承诺不干涉帕提亚人的事务，帕提亚人则放弃在亚美尼亚的全部权利。这位古典作家将幼发拉底河两岸分别称为“罗马一岸”和“敌方土地”，③可见，罗马人已经认可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的界河。据此可以推断，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可能还包含一项内容，即罗马人同意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势力范围的边界。④
然而，这次会谈所确定的边界同样具有不稳定性。罗马军队一直蠢蠢欲动，罗马将领不久即向幼发拉底河东岸发兵。根据记载，盖乌斯实际上准备发动一场帕提亚战争，而奥古斯都也要将帝国边界扩展至幼发拉底河东岸。⑤到尼禄统治时期，这条边界被军事冲突正式打破。亚美尼亚的王位继承问题再次引发争端。61年，罗马军事将领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与帕提亚开战，与此同时，罗马科尔布罗在界河附近布兵，俨然将此河作为军事进攻的据点。⑥因此，62年，帕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写信给科尔布罗，抱怨罗马人的做法，并要求像以往那样，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边界线。⑦可见幼发拉底界河不仅因罗马的优势地位而具有失衡性，还因罗马时常打破或趋向于打破和约之界定，而具有脆弱性的特征。
弗拉维王朝（69—96年）的统治者对幼发拉底河边界建设做出了重大改组。在这一时期，罗马直接控制的幼发拉底河河段延长，从上游一直延伸到中游的苏拉（Sura）城附近。为有效确保边界地区的安全，罗马首次向幼发拉底河沿线长期派驻兵力，同时修建军事要塞和防御工事。70年，韦伯芗皇帝向幼发拉底河上游派驻两支兵团：福尔米纳塔第12军团（XII Fulminata）驻守梅利泰内（Melitene），弗拉维亚第16军团（XVI Flavia Firma）则负责驻守萨塔拉（Satala）；同时派遣两支军团驻守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塞提卡第4军团（IV Scythica）驻守久格玛，费尔拉塔第6军团（VI Ferrata）驻守萨莫萨塔。①自72年起，韦伯芗皇帝先后吞并了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附属王国孔玛盖尼、小亚美尼亚和卡帕多奇亚，组建为直接归罗马统治的行省。此外，修建由帝国境内通往幼发拉底河以及沿河的边境道路。75年，叙利亚总督图拉亚努斯（M. Ulpius Traianus，图拉真皇帝的父亲）负责修建了从帕尔米拉通往苏拉的大道。其他道路还包括：从梅利泰内到萨莫萨塔的道路，从尼科波利斯经萨塔拉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道路，以及从特拉佩祖斯（Trapezus）到薩塔拉的道路等。在安敦尼王朝时期，幼发拉底河边界体系继续向南发展，163—166年，路奇乌斯·维鲁斯在结束东征后，派军团在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城永久驻防。但该边界体系并非只是静止的防御系统，更重要的是作为进攻基地的作用。②
首先，罗马军团的驻地都位于幼发拉底河流域重要的通道或渡口上，且由观察哨构成的防线也多建在居高临下的地点，具有良好的能见度，③这种地理位置既有益防守，又更利于进攻，所以幼发拉底界河更成为入侵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基地。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建立了固定的军事驻地，但罗马军队的边境活动并不局限在幼发拉底河西岸。⑤
其次，幼发拉底河本身就是一条便利的交通运输线，无法构成对外用兵的天然屏障。这条河设有若干渡口，便于东西向交通。最为著名的渡口是久格玛（Zeugma）城。该城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修建，修建时还架设了桥梁，将之与河对岸的阿帕美亚（Apamea）连接起来。故此久格玛又名“桥上的塞琉西亚”（Seleuceia on the Bridge）。实际上，在建立城市以前，这里就已经成为通往对岸的重要渡口。据阿米安记载，在波斯帝国时期，有一条皇家大道穿过亚述地区，途经卡莱（Carrhae），越过幼发拉底河。⑥根据路线推断，这条大道的跨河地点应该就在久格玛。老普林尼还记载，在久格玛有一条铁索，是亚历山大大帝专门用来在此处搭建桥梁的。⑦当然，久格玛并非是幼发拉底河的唯一渡口。其他渡口还包括：久格玛上游130公里处的萨莫萨塔、⑧托米萨（Tomisa），⑨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其支流喀布尔河（Khabur）汇合点上的契尔塞西乌姆（Circesium，又名Phaliga），以及久格玛以南约150公里处的塔普萨库斯（Thapsacus）。⑩
路库鲁斯可能是第一位越过这条大河的罗马将军。公元前69年夏，路库鲁斯追击逃往亚美尼亚的米特拉达梯，他率领一小股兵力急行军穿过卡帕多奇亚来到了幼发拉底河岸边，在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赞内斯的支援下，由托米萨渡口“乘船只和木筏”？輥？輯？訛过河。在路库鲁斯之后，罗马军队过河均是利用“船橋”（pontoon bridge）。庞培是第二位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将军，也是“第一位利用‘船桥的方式越过这条大河的人”。①关于搭建“船桥”所使用的船只我们所知不多。有的学者根据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认为这些船只是一种“羊皮筏子”，所用山羊皮“可能是从定居的殖民者和游牧民那里取得的，而木材可能是白杨木和柽柳木，这两种树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和阿尔-哈布尔（al-Habur）地区生长茂盛”。②根据狄奥记载，198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发动帕提亚战争时，曾在幼发拉底河上造船，他所使用的木材就是来自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周边地区的森林。③
幼发拉底河不仅便于东西向交通，其自身也适合通航：上游可从达斯库萨（Dascusa）航行至萨尔陶纳（Sartona）、卡帕多奇亚的梅利泰内（Melitene）和亚美尼亚的埃莱格阿（Elegea）；下游可从塞琉西亚直至波斯湾。④因此，罗马军队也可选择乘船顺流而下，与在河岸陆地上行军的士兵齐头并进。198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为军队建造的船只就可“非常敏捷而快速”地航行。⑤虽然罗马在这条河上没有常驻的海军舰队，但在图拉真东征期间（114—116年），罗马舰队（squadrons）频频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⑥116年，图拉真攻占了帕提亚的都城泰西封，然后乘船沿底格里斯河，顺流南下，直抵波斯湾，并顺道征服了路过的梅塞内岛（Mesene），⑦这是舰队参与战争的铁证。阿里安甚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由50艘战船组成的海军，被分为三个中队参与了战争。⑧
最后，幼发拉底河还是罗马运送军需补给的重要航道。军需运输在军事作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粮食供给以及运输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对总体战略有决定性影响，包括军事作战的性质和安排、战季的长度和参战士兵的人数”。⑨据弗罗鲁斯（Florus）记载，“幼发拉底河是克拉苏转运军需补给的唯一途径，也是保护军队后方的唯一手段”。⑩可见，当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作战时，这条河就成为罗马军队唯一的后勤补给线。在帕提亚战争中，图拉真皇帝甚至任命了专门负责“幼发拉底河粮运的督办”（curator annonae bello Parthico ripae Euphratis），以确保军需补给系统的顺利运作。？輥？輯？訛另外，考古学家在幼发拉底河岸旁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城发现了图拉真时期的钱币，表明该城在图拉真指挥的帕提亚战争中承担了部分运输任务。？輥？輰？訛由此可见幼发拉底河在军事进攻中的重要性。
幼发拉底河作为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大河边界，绝非人为划分的、固定的边界线。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首先，幼发拉底河边界的成因决定了其具有象征性特征。这条边界是在双方国情和军事实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是先于外交和约的存在。一方面，帕提亚帝国难以跨越这条界河向西扩展势力。帕提亚在军事战术和政权体制方面都存在劣势。在军事战术上，帕提亚没有常备军，而其重骑兵不喜远距离、大规模持久作战，更不擅长打围城战；在政权体制上，封建割据的体制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争夺王位的宫廷政变频出，无法为领土扩张提供完善的军需后备体系。另一方面，罗马难以向河东岸扩展领土。虽然罗马屡次进军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地区，但在平原地形中，帕提亚令人生畏的骑射技术是罗马军团难以逾越的障碍。加之北部亚美尼亚高原气候恶劣、粮食短缺，罗马军队难以适应。即便能够成功攻下这片土地，军事防守和稳固统治等后续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正因如此，图拉真虽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亚述三个行省，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哈德良很快全面收缩阵线。故而幼发拉底河成为和平时期双方默认的边界线。虽以和约形式加以确认，但在弗拉维王朝以前，罗马并未长期派驻军队或建造驻防体系。东部边疆的稳定和安全主要依赖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军队，主要包括：高卢第3军团（III. Gallica），费尔拉塔第6军团，弗莱腾西斯第10军团（X Fretensis）和福尔米纳塔第12军团；此外，还有数目不详的辅助军部队。同时罗马还依赖附属国体系来维护边界稳定，将边界地区的防御和治理交由附属国负责。对于幼发拉底河本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罗马只满足于掌握久格玛一处的实际控制权。①
其次，幼发拉底河作为一条象征性界河更契合罗马人的政治理想。罗马最初并没有“固定边界”的概念。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道：“对于这些人（指罗马人）我（指朱庇特神）既不设定帝国的边界，也不设定帝国的期限；我所授予的统治权永无止境。”②实际上，“边界线”（limes）一词最初是指“一条道路或份地之间的小路，并非领土的边界”。③“它并不指代军事建筑或边境组织，也不指代河流边界。”④而且这一术语在元首制时期很少被使用。⑤因为建立一座世界性的大帝国是罗马人的政治理想。一直到3、4世纪罗马人才形成边界观念，这一术语才具有了“边界线”的意义。蒙森认为：“权利平等的大国并存有悖于罗马的政策体系，甚至可以说与古代一般的政策体系相悖离。严格来说，罗马帝国只把海洋或没有武装的陆地视为边界。”⑥由此看来，罗马人在观念上不会接受幼发拉底河作为帝国固守的边界线。虽无法彻底征服帕提亚，但在与帕提亚的关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使罗马能够践行自己的边界观念、把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暂时遵守的象征性界河。这也解释了为何罗马人会在一段和平时期之后就会向河东岸大举进军。
最后，幼发拉底河的开放性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象征性特征。实际上，对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各个王国和民族而言，这条河非但不是天堑，反而是他们相互交流、沟通的便捷渠道。在文化方面，位于河西岸的卡帕多奇亚是罗马帝国希腊化程度最低的行省，其贵族阶层与位于河东岸的亚美尼亚和帕提亚有着相同的宗教崇拜，而位于河西岸的小亚美尼亚人一直使用亚美尼亚语。在政治方面，位于河两岸的王国之间一直有姻亲或同盟关系。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欧帕特尔的女儿为妻，同时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为妻。在经济方面，幼发拉底河流域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路线的必经之处，无论是罗马与中亚地区的陆路贸易（“丝绸之路”的一段），还是从波斯湾到印度的海上贸易，都要途经此处。
综而述之，就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而言，幼发拉底河既不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也不是被严格恪守的政治边界线。相反，完善的军事设施和便利的地理环境为罗马继续向东扩展领土提供了助力。罗马人的“边界”观念铸就了这条大河边界的象征性特征，建立世界性帝国的野心催促着罗马军队不断东进，将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陆续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195年，罗马在奥斯朗组建行省，幼发拉底河东岸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⑦ 2世纪末，塞维鲁王朝正式建立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将帝国边界向东推进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作为边界线的角色渐趋弱化。
【作者简介】王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罗马史。
宫秀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罗马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 要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三大界河之一，它是罗马与帕提亚不对等外交关系作用下的结果，因而具有失衡性；罗马一方屡次打破这条界线，向河东岸进军，使其同时具有脆弱性的特征。弗拉维王朝时期，罗马在幼发拉底河进行了边界设施建设，使界河具备了防御性功能，同时更具进攻性。此外，罗马构建世界性帝国的政治理想，以及幼发拉底河自身的开放性等多种因素也决定了这条界河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关键词 罗马，帕提亚，幼发拉底河，边界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4-0067-06
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是罗马的三条界河，作为大河边界，它们在罗马军事扩张史和边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三条界河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河流边界线，而是具有古典时代特有的含义和特征。西方学界从20世纪初即开始对罗马幼发拉底河边界展开调查研究。①不过，综观以往研究成果，尚未有文章对这条界河的总体性特征作过专门考察。本文拟以罗马东部幼发拉底河边界为例，分析罗马大河边界所具有的几点特征，以利于后续研究的展开。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全长约1700英里，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大体上自西北流向东南，上游和中游以今土耳其萨莫萨塔村（Samosata）为界，中游与下游则以伊拉克希特（Hit）为界。上游河段在亚美尼亚高原向西流，接着转向南，穿越托罗斯山，降至叙利亚高原。在经过一段曲折后流向东南方，在与位于其东侧的底格里斯河汇流后，注入波斯湾。在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国前期，有若干地方王国并存于幼发拉底河两岸。在西岸，由北至南分别是小亚美尼亚、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孔玛盖尼（Commagene）；在东岸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是北部高原上的大亚美尼亚（通常简称为“亚美尼亚”）和南部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高原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在两大国之间还有弱小的奥斯朗（Osrhoene）和索彭恩（Sophene）等王国。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幼发拉底河作为罗马东部的界河具有如下三点特征。
公元前3世纪中叶，来自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阿尔萨息-帕尔尼人（Arsacid-Parni）兴起，他们在部落首领阿萨息斯一世（Arsaces I）率领下，将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驱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从而占据了河东岸的大片土地，并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帕提亚帝国是东方唯一一支可与罗马抗衡的强大势力。从公元前92年罗马首次接触帕提亚开始，一直到此后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与帕提亚开展了多次外交会谈，并订立和约，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但在历次会谈中，罗马往往处于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在这种不对等的外交关系下，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的界河具有了明显的失衡性，它是两个不平等政权在非势力均等状况下划定的边界线。
首先，罗马人在与帕提亚人接触的过程中总是刻意展示出优胜者的姿态。公元前92年，罗马前大法官（propraetor）科尔奈利乌斯·苏拉赶赴东方，帮助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赞内斯（Ariobarzanes）复位，以便遏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势力增长。其间，他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帕多奇亚边境处会晤了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 Megas）派遣来的使节欧洛巴祖斯（Orobazus）。苏拉与帕提亚使节的会面“意味着两大国之间实际上确立了一种条约关系”。①但是，在会谈中，苏拉有意安排座次，使卡帕多奇亚国王和帕提亚使节分别坐在自己的两边。②按照罗马与同盟国外交关系惯例，苏拉很有可能是把帕提亚视为前来乞求和平与友谊的王国，与其他地方王国无异，而非与罗马平等的政权。公元前66年，庞培追击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而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东征西讨之时，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Phraates）也派遣使节，提出以幼发拉底河为两国边界，庞培的态度同样居高临下，以“罗马会把任何适当的地方视为边界”为由，拒绝了这项提议。而且庞培称呼弗拉特斯为“王”，而非“王中之王”。③紧接着庞培又派遣手下将领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率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公元前64年东征结束之时，庞培在东方组建叙利亚行省，使罗马版图与幼发拉底河毗邻，因而与帕提亚商定边界条款似乎确有必要。根据奥罗西乌斯（Orosius）的记载，公元前53年，克拉苏渡过幼发拉底河时，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Orodes II）派使节瓦根塞斯（Vagenses）前去提出质询：“为什么他要受到贪婪之心的引诱渡过幼发拉底河，打破了路库鲁斯和庞培所订的条约。”④ 然而，罗马以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作为前提，在双边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条界河的失衡性也就不言而喻。在元首制时期，罗马人这种高傲的姿态得到延续和发展。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身在东方，却刻意避免与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会面，这样做就是有意避免公开展示出双方之间的平等性。⑤这明显含有对帕提亚的轻视。
其次，就双方争夺的对象而言，河东岸的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尤其是对亚美尼亚王国的控制权是罗马与帕提亚的矛盾焦点。从奥古斯都开始，亚美尼亞王位候选人由罗马人选定。即便是在态度较为强硬的国王弗拉塔塞斯（Phraataces，公元前2年—4年在位）和沃洛吉西斯（Vologaeses I，51/52年—79/80年在位）统治时期，帕提亚依然被迫向罗马屈服，使罗马得以长期掌握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罗马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直接干涉帕提亚的王位继承事宜。例如，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Artabanus）不断壮大势力，威胁到了罗马在亚美尼亚的外交优势，提比略派维泰里乌斯（Vitellius）驱逐了阿尔塔巴努斯，转而扶植提里达特斯三世（Tiridates III）为国王。可以说，罗马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亚美尼亚，而帕提亚不但丧失（或部分丧失⑥）了这一关乎其北部边界安全的国家权利，而且在河西岸也未争取到宗主权。河西岸的主要地方王国卡帕多奇亚、孔玛盖尼和小亚美尼亚都是罗马附属国，不久被并为罗马行省。
再次，就作战地点而言，双方发生战争时，多数情况下都是罗马军队越河作战。历史上只有两次是帕提亚人大规模正式入侵罗马叙利亚行省，即公元前51年和公元前41—公元前38年，且帕提亚军队很快撤回本土，并未在河西岸建立军事据点。相反，从公元前53年克拉苏首次正式向帕提亚宣战开始，直至3世纪初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期，罗马将领或皇帝多次率军越河作战。①虽然罗马军队面对强大的帕提亚骑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武力压制还是为罗马取得外交优势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最后，就和约内容而言，在举行外交谈判、签订条约之后，帕提亚国王都要向罗马交出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例如奥古斯都时期，弗拉特斯四世交出了四个儿子，提比略时期，阿尔塔巴努斯交出了一个儿子。这无疑是帕提亚在外交上屈服和妥协的条件。总之，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帕提亚势力，双方力量的不均衡无疑也使幼发拉底界河呈现出失衡性的特征。
作为外交和约语境下的边界线，幼发拉底河还具有相对的脆弱性。罗马与帕提亚几次达成的边界共识都很快遭到破坏。例如，庞培与帕提亚人议定的双方边界线很快被打破。公元前53年，克拉苏远征帕提亚，接着帕提亚军队越河入侵叙利亚；不久，安东尼再次发兵东征。在罗马帝国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奥古斯都两次派代表与帕提亚进行和谈，对幼发拉底河边界线重新进行了确认。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亲赴东方，“迫使帕提亚人归还了三个罗马军团的战利品和军旗”。②公元1年，奥古斯都再次派盖乌斯·恺撒出使帕提亚，据亲身经历过当时场面、时任军事护民官（military tribune）的古典作家维雷乌斯·帕泰尔库鲁斯记述，盖乌斯与帕提亚国王弗拉塔塞斯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座岛屿上举行会谈，双方签订条约，罗马人承诺不干涉帕提亚人的事务，帕提亚人则放弃在亚美尼亚的全部权利。这位古典作家将幼发拉底河两岸分别称为“罗马一岸”和“敌方土地”，③可见，罗马人已经认可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的界河。据此可以推断，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可能还包含一项内容，即罗马人同意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势力范围的边界。④
然而，这次会谈所确定的边界同样具有不稳定性。罗马军队一直蠢蠢欲动，罗马将领不久即向幼发拉底河东岸发兵。根据记载，盖乌斯实际上准备发动一场帕提亚战争，而奥古斯都也要将帝国边界扩展至幼发拉底河东岸。⑤到尼禄统治时期，这条边界被军事冲突正式打破。亚美尼亚的王位继承问题再次引发争端。61年，罗马军事将领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与帕提亚开战，与此同时，罗马科尔布罗在界河附近布兵，俨然将此河作为军事进攻的据点。⑥因此，62年，帕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写信给科尔布罗，抱怨罗马人的做法，并要求像以往那样，将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边界线。⑦可见幼发拉底界河不仅因罗马的优势地位而具有失衡性，还因罗马时常打破或趋向于打破和约之界定，而具有脆弱性的特征。
弗拉维王朝（69—96年）的统治者对幼发拉底河边界建设做出了重大改组。在这一时期，罗马直接控制的幼发拉底河河段延长，从上游一直延伸到中游的苏拉（Sura）城附近。为有效确保边界地区的安全，罗马首次向幼发拉底河沿线长期派驻兵力，同时修建军事要塞和防御工事。70年，韦伯芗皇帝向幼发拉底河上游派驻两支兵团：福尔米纳塔第12军团（XII Fulminata）驻守梅利泰内（Melitene），弗拉维亚第16军团（XVI Flavia Firma）则负责驻守萨塔拉（Satala）；同时派遣两支军团驻守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塞提卡第4军团（IV Scythica）驻守久格玛，费尔拉塔第6军团（VI Ferrata）驻守萨莫萨塔。①自72年起，韦伯芗皇帝先后吞并了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附属王国孔玛盖尼、小亚美尼亚和卡帕多奇亚，组建为直接归罗马统治的行省。此外，修建由帝国境内通往幼发拉底河以及沿河的边境道路。75年，叙利亚总督图拉亚努斯（M. Ulpius Traianus，图拉真皇帝的父亲）负责修建了从帕尔米拉通往苏拉的大道。其他道路还包括：从梅利泰内到萨莫萨塔的道路，从尼科波利斯经萨塔拉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道路，以及从特拉佩祖斯（Trapezus）到薩塔拉的道路等。在安敦尼王朝时期，幼发拉底河边界体系继续向南发展，163—166年，路奇乌斯·维鲁斯在结束东征后，派军团在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城永久驻防。但该边界体系并非只是静止的防御系统，更重要的是作为进攻基地的作用。②
首先，罗马军团的驻地都位于幼发拉底河流域重要的通道或渡口上，且由观察哨构成的防线也多建在居高临下的地点，具有良好的能见度，③这种地理位置既有益防守，又更利于进攻，所以幼发拉底界河更成为入侵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基地。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建立了固定的军事驻地，但罗马军队的边境活动并不局限在幼发拉底河西岸。⑤
其次，幼发拉底河本身就是一条便利的交通运输线，无法构成对外用兵的天然屏障。这条河设有若干渡口，便于东西向交通。最为著名的渡口是久格玛（Zeugma）城。该城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修建，修建时还架设了桥梁，将之与河对岸的阿帕美亚（Apamea）连接起来。故此久格玛又名“桥上的塞琉西亚”（Seleuceia on the Bridge）。实际上，在建立城市以前，这里就已经成为通往对岸的重要渡口。据阿米安记载，在波斯帝国时期，有一条皇家大道穿过亚述地区，途经卡莱（Carrhae），越过幼发拉底河。⑥根据路线推断，这条大道的跨河地点应该就在久格玛。老普林尼还记载，在久格玛有一条铁索，是亚历山大大帝专门用来在此处搭建桥梁的。⑦当然，久格玛并非是幼发拉底河的唯一渡口。其他渡口还包括：久格玛上游130公里处的萨莫萨塔、⑧托米萨（Tomisa），⑨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其支流喀布尔河（Khabur）汇合点上的契尔塞西乌姆（Circesium，又名Phaliga），以及久格玛以南约150公里处的塔普萨库斯（Thapsacus）。⑩
路库鲁斯可能是第一位越过这条大河的罗马将军。公元前69年夏，路库鲁斯追击逃往亚美尼亚的米特拉达梯，他率领一小股兵力急行军穿过卡帕多奇亚来到了幼发拉底河岸边，在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赞内斯的支援下，由托米萨渡口“乘船只和木筏”？輥？輯？訛过河。在路库鲁斯之后，罗马军队过河均是利用“船橋”（pontoon bridge）。庞培是第二位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将军，也是“第一位利用‘船桥的方式越过这条大河的人”。①关于搭建“船桥”所使用的船只我们所知不多。有的学者根据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认为这些船只是一种“羊皮筏子”，所用山羊皮“可能是从定居的殖民者和游牧民那里取得的，而木材可能是白杨木和柽柳木，这两种树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和阿尔-哈布尔（al-Habur）地区生长茂盛”。②根据狄奥记载，198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发动帕提亚战争时，曾在幼发拉底河上造船，他所使用的木材就是来自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周边地区的森林。③
幼发拉底河不仅便于东西向交通，其自身也适合通航：上游可从达斯库萨（Dascusa）航行至萨尔陶纳（Sartona）、卡帕多奇亚的梅利泰内（Melitene）和亚美尼亚的埃莱格阿（Elegea）；下游可从塞琉西亚直至波斯湾。④因此，罗马军队也可选择乘船顺流而下，与在河岸陆地上行军的士兵齐头并进。198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为军队建造的船只就可“非常敏捷而快速”地航行。⑤虽然罗马在这条河上没有常驻的海军舰队，但在图拉真东征期间（114—116年），罗马舰队（squadrons）频频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⑥116年，图拉真攻占了帕提亚的都城泰西封，然后乘船沿底格里斯河，顺流南下，直抵波斯湾，并顺道征服了路过的梅塞内岛（Mesene），⑦这是舰队参与战争的铁证。阿里安甚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由50艘战船组成的海军，被分为三个中队参与了战争。⑧
最后，幼发拉底河还是罗马运送军需补给的重要航道。军需运输在军事作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粮食供给以及运输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对总体战略有决定性影响，包括军事作战的性质和安排、战季的长度和参战士兵的人数”。⑨据弗罗鲁斯（Florus）记载，“幼发拉底河是克拉苏转运军需补给的唯一途径，也是保护军队后方的唯一手段”。⑩可见，当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作战时，这条河就成为罗马军队唯一的后勤补给线。在帕提亚战争中，图拉真皇帝甚至任命了专门负责“幼发拉底河粮运的督办”（curator annonae bello Parthico ripae Euphratis），以确保军需补给系统的顺利运作。？輥？輯？訛另外，考古学家在幼发拉底河岸旁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城发现了图拉真时期的钱币，表明该城在图拉真指挥的帕提亚战争中承担了部分运输任务。？輥？輰？訛由此可见幼发拉底河在军事进攻中的重要性。
幼发拉底河作为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大河边界，绝非人为划分的、固定的边界线。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首先，幼发拉底河边界的成因决定了其具有象征性特征。这条边界是在双方国情和军事实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是先于外交和约的存在。一方面，帕提亚帝国难以跨越这条界河向西扩展势力。帕提亚在军事战术和政权体制方面都存在劣势。在军事战术上，帕提亚没有常备军，而其重骑兵不喜远距离、大规模持久作战，更不擅长打围城战；在政权体制上，封建割据的体制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争夺王位的宫廷政变频出，无法为领土扩张提供完善的军需后备体系。另一方面，罗马难以向河东岸扩展领土。虽然罗马屡次进军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地区，但在平原地形中，帕提亚令人生畏的骑射技术是罗马军团难以逾越的障碍。加之北部亚美尼亚高原气候恶劣、粮食短缺，罗马军队难以适应。即便能够成功攻下这片土地，军事防守和稳固统治等后续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正因如此，图拉真虽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亚述三个行省，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哈德良很快全面收缩阵线。故而幼发拉底河成为和平时期双方默认的边界线。虽以和约形式加以确认，但在弗拉维王朝以前，罗马并未长期派驻军队或建造驻防体系。东部边疆的稳定和安全主要依赖驻扎在叙利亚行省的军队，主要包括：高卢第3军团（III. Gallica），费尔拉塔第6军团，弗莱腾西斯第10军团（X Fretensis）和福尔米纳塔第12军团；此外，还有数目不详的辅助军部队。同时罗马还依赖附属国体系来维护边界稳定，将边界地区的防御和治理交由附属国负责。对于幼发拉底河本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罗马只满足于掌握久格玛一处的实际控制权。①
其次，幼发拉底河作为一条象征性界河更契合罗马人的政治理想。罗马最初并没有“固定边界”的概念。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道：“对于这些人（指罗马人）我（指朱庇特神）既不设定帝国的边界，也不设定帝国的期限；我所授予的统治权永无止境。”②实际上，“边界线”（limes）一词最初是指“一条道路或份地之间的小路，并非领土的边界”。③“它并不指代军事建筑或边境组织，也不指代河流边界。”④而且这一术语在元首制时期很少被使用。⑤因为建立一座世界性的大帝国是罗马人的政治理想。一直到3、4世纪罗马人才形成边界观念，这一术语才具有了“边界线”的意义。蒙森认为：“权利平等的大国并存有悖于罗马的政策体系，甚至可以说与古代一般的政策体系相悖离。严格来说，罗马帝国只把海洋或没有武装的陆地视为边界。”⑥由此看来，罗马人在观念上不会接受幼发拉底河作为帝国固守的边界线。虽无法彻底征服帕提亚，但在与帕提亚的关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使罗马能够践行自己的边界观念、把幼发拉底河作为双方暂时遵守的象征性界河。这也解释了为何罗马人会在一段和平时期之后就会向河东岸大举进军。
最后，幼发拉底河的开放性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象征性特征。实际上，对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各个王国和民族而言，这条河非但不是天堑，反而是他们相互交流、沟通的便捷渠道。在文化方面，位于河西岸的卡帕多奇亚是罗马帝国希腊化程度最低的行省，其贵族阶层与位于河东岸的亚美尼亚和帕提亚有着相同的宗教崇拜，而位于河西岸的小亚美尼亚人一直使用亚美尼亚语。在政治方面，位于河两岸的王国之间一直有姻亲或同盟关系。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娶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欧帕特尔的女儿为妻，同时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为妻。在经济方面，幼发拉底河流域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路线的必经之处，无论是罗马与中亚地区的陆路贸易（“丝绸之路”的一段），还是从波斯湾到印度的海上贸易，都要途经此处。
综而述之，就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而言，幼发拉底河既不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也不是被严格恪守的政治边界线。相反，完善的军事设施和便利的地理环境为罗马继续向东扩展领土提供了助力。罗马人的“边界”观念铸就了这条大河边界的象征性特征，建立世界性帝国的野心催促着罗马军队不断东进，将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陆续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195年，罗马在奥斯朗组建行省，幼发拉底河东岸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⑦ 2世纪末，塞维鲁王朝正式建立美索不达米亚行省，将帝国边界向东推进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作为边界线的角色渐趋弱化。
【作者简介】王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罗马史。
宫秀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罗马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