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巴蜀袍哥的心脏：以“水”与“黄”为例

    冉云飞

    他们入帮严格，要求严厉，不能出卖兄弟。告密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罪恶行径，否则你不仅自身不保，而且连家人也命悬一线。像这样的组织当然很多，但我只说其中主产于巴蜀而蔓延于周边省份的袍哥。袍哥们是一群有组织的特殊人物，他们像蜘蛛织网，先打大框架“地基”，再织幅，接着再织中间的圆心“休息室”，最后往外扩张，从而织成一幅让各类昆虫无处逃逸的大网。事实正是如此，袍哥正是利用“与子同袍”，以及袍与胞同音所带来的兄弟之感，织就了一张笼罩巴蜀人生活的大网。四九年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大到军队国家，小到家庭父子；左至打着为穷人旗号的革命家，右至彼时国民政府中的要员；内及国人，外至洋人（希腊人巴巴达就是个在重庆“嗨”了四十年的洋袍哥，在四九年中共得鼎前夕仓惶逃回希腊。此人最有意思者则为开巴蜀电影放映之先河，此是另题，以后再谈）；公开如军阀，暗行如土匪；通都大衢到边鄙小邑；公共场所如茶馆码头，运筹策划的密室等等，无不与袍哥有深刻的瓜葛。据1949年的统计，整个四川含重庆有职业及半职业袍哥1700万人，成渝两地的公口、分社、支社加起来1500多个，而重庆的职业袍哥多达10万之众，真可谓无处不“袍”，“袍势”无处不在。

    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说得越多的问题，越表明我们对它缺少了解；我们强调得越多的东西，越表明它的稀缺。袍哥作为一种黑社会组织，也是我们畸形的社会现实生活的缩影与反应，无论他们怎么强调诚信，强调不准放水与反水，强调不准放黄以及不认黄，也明令禁止出卖自己的兄弟，倘有犯规者，其惩罚也可谓严厉到歹毒的程度，但这类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些层出不穷的违犯事件，便是不按袍哥规矩办事，便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可谓不按教规办事，亦可谓不依教化，意义双关。按袍哥规矩办事谓之“落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一“落”了“教”，你就得按规矩办事，不可胡来。落教与不依教，依然是我们巴蜀地区的人评价一个人可不可交的一个直接标准。

    与此同时，巴蜀长期偏安于西部，介于北方过于正统的儒家文化与江南过于软靡的士林文化之间，有文化的氤氲围绕，却不像齐鲁大地那般出所谓的圣人，从而多假正经；但文化又没深到像江南那样扼杀拥有野道的程度。所以巴蜀的人，介于文野之间，野道的身上有点文气，在文气的同时却有点野道，因之袍哥中不乏军师型的智取人物，也不乏绝不拉稀摆带的硬汉。

    陈原在《语言社会学》里曾非常精到地探讨到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载体，其间的演变，以及语言对我们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为巴蜀的熟语、谚语、口头禅中都不乏与袍哥切口相关的语汇，而这些语言的意义依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不断。这便是袍哥在巴蜀人文地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袍哥的介绍性著作如赵清的《袍哥与土匪》、王纯五的《袍哥探秘》等，可谓不少，但纯粹从社会语言学乃至巴蜀人文地理来研究袍哥的著述却不多见。但王纯五的《袍哥探秘》对袍哥的语言及切口已有一定涉及，如参加袍哥谓之“嗨”，而如今操老大者也可谓之“嗨老大”。今之“天棒”、“抽底火”、“绷劲仗”、“捡脚子”、“扎起”、“跑滩”、“打平伙”、“吃魃头”、“镇堂子”、“下粑蛋”、“搁得平”、“结梁子”等，都还流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为大家所熟知。总体说来，这些语言非常口语化，非常有野气，自然不是“语文体”，更不是印刷体，堪称活着的“袍哥史”。现在我以“水”与“黄”二字在袍哥语境中的意义，来作个小麻雀之解剖，以见袍哥对巴蜀地区文化影响之一斑。

    一：放水与反水

    四川人用“水”来指称人事时，便是指这人说话办事不严肃，不守信用，不值得信赖。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说话不算数，乃至物品的质量很次等等，都是四川人对“水”的理解。在这里，“水”已经脱离自然层面，进入人文社会生活层面。现在通行的《成都话方言词典》（罗韵希等编）和《四川方言词语汇释》（缪树晟编著）二书里，与“水”有关的词汇，有不少是对为人做事不守信用的道德评判，如水起、水垮垮、放水等等。看来水这种流到何处便是何处，随物赋形的至柔特点，被我们借用为对社会生活中一般人事的评说了。事实上，水是至柔至刚的混合物，它对生命可谓作用双重，既可滋润亦可毁灭。换言之，一定摸透水至柔至刚的脾性，才能造福于人类。

    放飞鸽、放黄、放筏子、放水固然不对，因为这些都违背人类生活中要讲信用的普遍原则而“自绝”于人民，“放水”固不好，是不是就要逆着来“反”它亦即“反水”呢？恐怕未必。对四川人的社会生活深有影响的袍哥组织在自己的行规中，最重的惩处就是针对“反水者”。反水便是背叛、告密，投靠仇家，这是为袍哥者的大忌，更常用的切口叫点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要是被组织内的兄弟拿住，一定是万劫不复的，最具道德陛的肉体消灭法，便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如果你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敢挖坑活埋自己，那就是袍哥们最瞧不起的人，是拉稀摆带的草包怂人。你要当真死了也就罢了，要是拉稀摆带后尚且苟全于世，那么你自绝于你的袍泽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现在我们明了，四川人的社会生活中对水的态度，是既不能放水，也不能反水。那么四川人对水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一个“顺”字，亦即四川俗语中说的“顺着毛毛抹”。“顺着毛毛抹”，当然是一种无为的态度。“顺”并不是说，纯任自然之力，完全放弃人为的努力。顺当然是前提，但“抹”也是很重要的。这就体现人在自然中既非奴仆亦而非征服者的特殊地位。这是个讲究分寸和把握尺度的特殊位置，纵观古今中外，凡是错位者，无不终将遭致天谴。

    二：放黄与不认黄

    尽管袍哥已远离我们半个世纪，但不仅从四川方言中未脱尽其间的气息，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之“雄起”、“假打”、“踩扁”、“挨球”等体育运动中的词汇，与袍哥的语汇也是一脉相承的。“踩扁”有时也只是“绷劲仗”，“挨球”当然不是真挨球之打，而是傻逼的代名词。“假打”就类同于“放黄”，“不认黄”则有点“雄起”的意思，当然更近于“不依教”。与“黄”字组词，而又与“放黄”与“不认黄”有点关系的，即有“黄的”、“喊黄”、“黄话”、“黄帮”、“黄腔黄调”、“开黄腔”等等。著名作家李劫人是活用四川语言的大师，比如他在《死水微澜》里就用过“我看你们都是黄的”。

    查《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关“黄”字及相关词语之释，非常之多，但与“放黄”、“不认黄”有点瓜葛的，也就只有两个条目，一为“黄帐”，也是作方言用的，即收不回来的账，这在巴蜀地区流传也较普遍；二为“黄鱼”，其中一义为轮船水手、汽车司机为捞外快私下带的人。此即不系正规旅客，大抵也没有正规座位，故名曰“黄鱼”。“放黄”近乎“喊黄”和“放水”，都是不守信用，故意爽约之意，这就是不“落教”，也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会受到相应的惩处。一为袍哥内部的惩处，二为在江湖上行走缺少信用可言，在声名可以传播的圈子内便失去相应的信用。失去信用，哪怕在江湖上有过硬的“响片”，买账的也可能不多。而“不认黄”则是变相的“雄起”，不踩事，不怕事。不认黄既是来硬的，也是“不依教”，不按规矩办的意思。四川话中的“黄”故有黄颜色之意，间亦涉及到性之所谓“二黄二黄”的—说。所谓“二黄二黄的”即系少儿不宜，但与真正的毛片尚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黄得不够正宗。所以川语中“黄”字的普遍用义，大多是由不够正宗演化而来。由不够正宗，则变为不守规矩，不守信用。

    此“水”非常水，此“黄”非常黄。放水与放黄相对，反水与不认黄相应，都表明不守诚信，不守规矩，是袍哥组织中会被重处的恶习。其实一个社会性组织，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人群合作都存在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倘使没有规矩，大家胡来，必然乱套，增加扯皮的成本，便无法使大家获益。一个组织如果缺乏继续存在下去的获利机制，并且没有前进的动力，更没有健康良好的诚信激励机制，那么不管他使用什么样的好词丽句，大言欺世，都无法维持太久。

    巴蜀地区的人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便是说这个人耿直，落教，不耍花花肠子，这些都是袍哥带给我们的遗产。袍哥有浑、清之别，前者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一般无二，这当然应该鄙弃；而后者则扮演着乡绅的社会角色，扶危济困，维持乡村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乡绅相当于小民百姓，与旧时代常常疯狂暴怒、容易出错的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力量，不致于让小老百姓不通过臭氧层而遭太阳的直接烤晒。流沙河先生在回忆起四九年前袍哥的积极作用时曾说，袍哥监督政府，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不敢胡来。虽然用袍哥监督政府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力量，但在没有良好的制度制衡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几得其便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