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尚季芳+华信辉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西北师范大学，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68-05
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研究中心主办、《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化、民族与边疆，以及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等主题展开深刻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一、抗战大后方的政治
对抗战大后方政治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主要从政党建设、国共关系、基层政治等方面进行探究。
1.政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建构、自身制度建设、抗战道路设计、抗战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先进性切入，详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成都理工大学刘建的《“九一八”前后中共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演变浅析》着力探讨九一八事变至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把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微观的观察平台，探究战时国共两党形象嬗变的宏观问题。
2.国共关系。兰州大学刘继华的《抗战初期中共在兰州的学运工作》论述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兰州推动国民党开展学运、民运工作，同时争取将其合法化，以凝聚抗战力量。西北民族大学耿磊的《抗议与反击：中共就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之应对》指出在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的背景下，中共坚持以合作与抗争相结合的原则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3.基层政治。西南石油大学黄小彤的《抗战时期四川的官绅关系与基层政治——以民控官案为基础的考察》指出国民政府为巩固大后方，试图借抗战的大势在确立自身权威的基础上，辅以传统的乡贤来重建基层政治。山西大学柳德军的《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之实况调查》探究抗战时期甘肃乡镇保甲长的处境和地位，以及征兵问题对推行保甲制度产生的内质性影响。陇东学院雷兴鹤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政建设进行了探讨。此外，重庆档案馆唐润明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程进行了综合考量。西南大学周玉顺对抗战胜利后的迁都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
二、抗戰大后方的经济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研究成为会议关注的热点，论文颇多，主要探讨了大后方的经济建设、经济政策与制度、金融、交通运输等。
1.经济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王勇的《黄土高原、军民生产与“最优合约”——从“井田之谜”切入》认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外部威胁条件下的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军民合作达到宪制意义上的“最优合约”。四川理工学院赵绍成的《抗战时期川北区盐场增产赶运述略》认为在国民政府激励措施下，川北区盐场获得大发展，不仅保障军需民食，同时上缴巨额盐税以支援抗战。酒泉社会科学院孙占鳌的《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开发》指出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支援抗战，而且对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南大学程得中的《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从农田水利、饮水、水力发电、河道整治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水利建设作了探讨。此外，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认为，抗战时期贵州机制面粉业具有战时内迁工业与后方经济的融合与发展等特点。嘉兴学院曾静分析了工合运动在宋美龄的宣传和帮助下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华中师范大学邵彦涛考察了兰州手工毛纺业和机器毛纺业各自兴衰的历史及其在抗战时期交织叠合的发展样态。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毛光远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做了微观实证性考察。西北师范大学王一婷梳理了抗战时期甘肃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西北师范大学耿东旭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家庭纺织业进行了探析。
2.经济政策与制度。南京师范大学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实行与调整》指出随着抗战大后方经济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与日伪及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需要调整，但早期探索松动经济绝交政策的活动是秘密进行，且这种变动带来双重影响。四川文理学院陈岗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猪鬃贸易统制政策及绩效》认为国民政府战时的猪鬃统制政策，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但也剥夺了从业者自由贸易的权利。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指出国民政府设置粮食运输机构和制度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虽效果并不显著，但运输制度基本完成自身使命。此外，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从资本属性角度对抗战时期省营企业公司进行探析。大理大学赵善庆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商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西南科技大学叶宁对1940年成都市粮食囤积投机的特点和国民政府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3.金融。上海师范大学陈礼茂的《抗战时期金城银行的内迁》认为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内迁并非自觉和积极的，但客观上辅助了抗战大后方经济的发展。西南大学张秀梅、陈志刚的《金融统制的有限性：战时后方金融网敷设中的国家银行》立足国家银行在金融网敷设过程中的实效，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究。浙江乐清市侨联朱有发对朱镜宙在抗战大后方征税筹资活动进行了探究。
另外，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也受到学者关注。河北大学肖红松的《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华北白银走私与中国各方应对探析》提出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华北成为白银走私的“最大漏洞”，与日本当局的战略阴谋有密切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探讨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币公信力的建立及启示。
4.交通运输。兰州财经大学张静、胡金野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的开通、贡献与启迪》指出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甘肃段的建设和运行，使甘肃在转运苏联援华物资与支撑中国坚持长期抗战中发挥着独特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李佳佳的《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探讨西北驿运开展的动因、制度设计及其具体运作机制，考量其存在的困境和为抗战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抗战大后方的军事
对抗战大后方军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轰炸的具体事实和轰炸记忆方面。《兰州晨报》王文元的《兰州空战》论述了抗战时期日军对兰州的空袭，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西南大学周狄、潘洵的《中国大陆关于“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建构、遗忘与重构》详细梳理了中国大陆地区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在战时如何被建构，在战后如何趋于遗忘，以及20世纪80年代又怎样重构起来的历史脉络。长安大学杨博的《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生活与“家国”想象——以抗战时期的西安游记为中心》对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生活进行考察，探析这种轰炸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与变化。西北师范大学李江龙、胡君英通过口述史料对平凉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进行探讨。西北师范大学岳丽、王梦洁对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广西师范大学陈静怡考察了桂柳会战时期广西民众的抗战意识与社会动员。
此外，学者对沦陷区的军事也有所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敏超的《中共对国民党杂牌军的工作方略——以抗战时期的浙江后方为中心》探讨了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各种势力的发展与变动情形。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高晓燕对东北沦陷区731细菌部队和516化学部队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四、抗战大后方的社会
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研究，颇受学者们关注。本次会议主要从社会心态、社会慈善、社会建设、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等方面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1.社会心态。南开大学江沛的《自保、爱国与屈从：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通过对伪满低级军官施明儒日记的细致梳理，剖析了在日军强权之下伪满“合作者”的心态嬗变过程。西南大学张武军的《延安文人婚戀和创作心态探究——大文学视野下的萧军日记考察》以大文学视野剖析了抗战时期萧军在延安独特空间背景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其创作心态。西南大学郭川认为独山之役使抗战大后方知识阶层对国民政府的心态由拥护变为不满，进而转变到彻底失望、疏离。
2.社会慈善。甘肃社会科学院谢羽的《积极的慈善救助——抗战时期甘肃的工合运动》概述了抗战时期甘肃工合社在发展小手工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慈善活动。西南民族大学周俊利的《抗战时期慈善公益组织人员构成探析》从人员构成方面考察抗战时期慈善公益组织的运行状况及成效。云南师范大学耿雪敏通过对战时民众捐献特点的分析，揭示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多层次及复杂性。
3.社会建设。西南大学谢长法的《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指导所述论》概述了重庆职业指导所积极开展职业介绍、难民就业指导和升学就业指导等工作及其在维系后方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贵州理工学院敖以深的《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与贵阳市政建设》探讨了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转型演变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罗玲的《筚路蓝缕之功：高显鉴乡建运动研究》从兴办各类乡村教育机构、改革四川社会风俗、创办乡建刊物等方面论述了高氏的乡建事业。三峡博物馆黄河对战时重庆城市的街道卫生整治问题进行了关注。重庆档案馆胡懿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设施进行了探讨。此外，临沂大学孔繁金对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进行了探讨。
4.社会问题。吉林师范大学范立君的《抗战时期国统区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影响——以重庆为中心》深入分析了重庆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原因及表现，同时指出失业问题给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抗战造成严重影响。重庆大学杜俊华的《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以北碚富源电力公司为例》通过梳理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与部分民众利益的冲突及解决，初步考察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企民矛盾。
5.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唐凌的《透视桂柳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吴公治日记〉介评》利用吴的日记，从沿途疏散的境况、当时社会的各种关系、个人及家庭的情感生活三方面，展示桂柳会战期间大后方社会转移的悲壮历史画卷。阜阳师范学院梁家贵的《民间组织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变迁——以秘密社会为中心之探讨》认为抗战时期西北的秘密社会在自身利益诉求、政治参与和价值取向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加剧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陕西师范大学武端利探讨了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五、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
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经历剧变，给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大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被迫西迁，造就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抗战特色。
1.思想观念。兰州大学张景平、张克非的《抗战期间高校西迁与知识界内在变化初探》初步探讨了抗战时期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在意识、情感、研究取向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发生的内在变化。华中师范大学谢从高的《是宣传还是仿冒——论数篇同题异文的〈反对自由主义〉》认为短时间内数篇同题异文的《反对自由主义》相继问世，反映出在抗日救亡背景下反对自由主义的紧迫性。东北师范大学汪力从国际秩序、总体战和道德方面对冯友兰的抗战建国思想进行了探讨。
2.文教团体内迁。南京理工大学陈钊的《王世杰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概述了王世杰为应对战时特殊环境，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以及政府与学校在调整院系、人事布局等方面发生的矛盾冲突。贵州理工学院胡友平的《浅析抗战时期影响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的因素》探讨了战时浙江大学内迁湄潭的内因、外因。河南大学侯培和系统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的艰辛历程及国人对保存民族精华的责任担当。西南大学王伟探讨了抗战时期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内迁与重建。
3.抗战文艺。长安大学冯峰的《戏剧改良与共产革命——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的民众剧团》解析了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大众文化的改造，使其在文化战场起到支持抗战的积极作用。河北大学何辉的《雷石榆在西南地区抗战文学创作活动及评价》论述了抗战时期雷石榆在昆明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和创作，对西南地区抗战文艺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乐山师范学院何刚的《明耻教战——抗战时期翦伯赞先生的明史研究》认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不仅总结明史演进规律，且具有揭露日本侵略、强调团结抗日等明显的现实指向。重庆社会科学院吕昕的《黎东方与大后方通俗讲史的兴起》指出这种通俗讲史活动，不仅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兰州大学储竞争指出在抗战背景下，左公柳所具有的历史及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山东大学申雄宇对抗战时期兰州的美术宣传与民众动员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此外，四川文理学院梁云以《申报》为例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湖南师范大学施欣对蒋介石的抗战新闻思想进行了论述。
六、抗战大后方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对抗战大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是本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民族精神。新疆社会科学院贾秀慧的《抗战时期新疆汉族商帮人士的抗战活动探析》认为，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深化，汉族商帮与各族商民团结一致，领导并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四川民族学院周正龙的《抗战大后方民族上层支援抗战研究——以西康省为例》分析了西康省民族上层人士利用富有地域、民族特点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的《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认为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积极参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边疆研究等工作，推动边疆服务运动的深入发展。
此外，宁夏师范学院杨钧期认为软禁达理札雅是当时中央政府在应付严重外患困局下的一种较为合理的危机处理模式。甘肃西和档案馆石永红、魏泽民对抗战时期回蒙宗教界上层人士粉碎日本间谍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进行了论述。
七、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
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艰苦斗争以及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往和扩大国际宣传。
1.文化科技交流。西南大学周勇、刘婧雨的《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大后方抗战电影纪录片〈苦干〉——尝试从影像史学视角的考察》从影像史学的角度，第一次重建《苦干》在美国上映时的盛况，分析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及抗日战争的新认识，推动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转变。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的《救存、援助与获取：战时中美图书资料交流研究（1940-1945）》指出由于中美双方国际地位的差异，在图书资料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不均衡。重庆社会科学院胡攀的《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及其对重庆的影响》论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进行中外科技交流的概况及其影响。西南大学蒋娜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例，指出抗战时期中苏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对中苏外交产生极大促进作用。西南大学高佳概述了194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并对两国间就中国参展艺术品归国所开展的交涉活动进行考察。
2.战时外交。吉林大学刘会军的《贺耀祖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认为1939年苏日诺门坎冲突结束后，蒋介石仍在谋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并准备为此付出相应代价，促使苏联对日作战。重庆档案馆姚旭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建各国驻渝使馆馆屋概论》指出战时国民政府修筑驻渝使馆馆屋的计划，虽然破产，但反映出国民政府积极采取有意识的外交努力，试图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援助。厦门大学王明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指导评析》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以及军事工作的指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同志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不够。西南政法大学耿密探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日记为中心，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了研究。
此外，南京大学李玉的《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以前期抗战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驻华领事馆文献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献资料，认为这些史料不仅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多方面的助力，而且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西南大学陈志刚认为日军对在华美侨进行蓄意的伤害，成为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西南大学杨宇翔、程亚运通过梳理“中日友好”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求在“友好”论体系下建构的战后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
八、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
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甘肃文化出版社管卫中的《关于抗战时期西北历史的一些思绪》呼吁要认识到西北地区在抗战中的独特贡献，否则中国抗战史就不完整。兰州财经大学胡金野、齐磊的《新疆与甘肃：抗战时期苏联援华中的双雄》概述了抗战时期新疆、甘肃凭借区位优势与地理条件建立了一条连接苏联的大通道，为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北师范大学李鸿的《论第八战区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从稳定西北大后方、保障援华物资通道、抵抗日军轰炸等方面分析第八战区在抗战中的作用。西北大学路中康探讨了西安抗战遗址的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性，地方政府要加大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要把西北师范大学建成西北抗战大后方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南开大学江沛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欠西北一个公平，要整合一切优势资源，加快西北抗战研究的进度和加大西北抗战研究的力度，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西南大学周勇表示，我们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同时要关注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要高举西北抗战史研究的旗帜，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持不懈，不断取得成功。南京大学李玉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着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九、特点与不足
会议期间，专家们积极进行学术切磋，介绍新成果、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予以探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引用史料的多样化。档案、报刊、口述史、日记、影像等一手资料，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外资料都得到关注，尤其是国外史料的运用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国际化和“国际抗战”的中国化。二是论文选题涵盖面广，且具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三是参会学者来源广泛，且吸引众多高素质的青年学者云集，不仅显示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魅力，而且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储备了人才。四是学术研究继续创新，力争瞄准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要关注大后方民众的心态研究以及从影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大后方等。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研究法，多维度立体解读史实。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选题区域不平衡，多集中在西南抗战大后方，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关注较少。二是缺乏从域外视角构建知识体系，多是从内部视角来解读。三是选题上虽重视社会史研究，但对社会底层民众关注不够。四是关注现实不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需要加强，研究成果服务现实的意义没有充分体现。五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不足，尤其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成果的继承和贯通不够。六是对抗战遗址的相关研究不够，需要挖掘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加强学术理论修养，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贴近现实，加强人文关怀，以及转换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等。尤其需要加强规划和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相信经过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会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华信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西北师范大学，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68-05
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研究中心主办、《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化、民族与边疆，以及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等主题展开深刻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一、抗战大后方的政治
对抗战大后方政治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主要从政党建设、国共关系、基层政治等方面进行探究。
1.政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建构、自身制度建设、抗战道路设计、抗战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先进性切入，详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成都理工大学刘建的《“九一八”前后中共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演变浅析》着力探讨九一八事变至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把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微观的观察平台，探究战时国共两党形象嬗变的宏观问题。
2.国共关系。兰州大学刘继华的《抗战初期中共在兰州的学运工作》论述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兰州推动国民党开展学运、民运工作，同时争取将其合法化，以凝聚抗战力量。西北民族大学耿磊的《抗议与反击：中共就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之应对》指出在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的背景下，中共坚持以合作与抗争相结合的原则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3.基层政治。西南石油大学黄小彤的《抗战时期四川的官绅关系与基层政治——以民控官案为基础的考察》指出国民政府为巩固大后方，试图借抗战的大势在确立自身权威的基础上，辅以传统的乡贤来重建基层政治。山西大学柳德军的《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之实况调查》探究抗战时期甘肃乡镇保甲长的处境和地位，以及征兵问题对推行保甲制度产生的内质性影响。陇东学院雷兴鹤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政建设进行了探讨。此外，重庆档案馆唐润明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程进行了综合考量。西南大学周玉顺对抗战胜利后的迁都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
二、抗戰大后方的经济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研究成为会议关注的热点，论文颇多，主要探讨了大后方的经济建设、经济政策与制度、金融、交通运输等。
1.经济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王勇的《黄土高原、军民生产与“最优合约”——从“井田之谜”切入》认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外部威胁条件下的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军民合作达到宪制意义上的“最优合约”。四川理工学院赵绍成的《抗战时期川北区盐场增产赶运述略》认为在国民政府激励措施下，川北区盐场获得大发展，不仅保障军需民食，同时上缴巨额盐税以支援抗战。酒泉社会科学院孙占鳌的《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开发》指出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支援抗战，而且对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南大学程得中的《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从农田水利、饮水、水力发电、河道整治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水利建设作了探讨。此外，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认为，抗战时期贵州机制面粉业具有战时内迁工业与后方经济的融合与发展等特点。嘉兴学院曾静分析了工合运动在宋美龄的宣传和帮助下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华中师范大学邵彦涛考察了兰州手工毛纺业和机器毛纺业各自兴衰的历史及其在抗战时期交织叠合的发展样态。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毛光远对抗战时期工合运动做了微观实证性考察。西北师范大学王一婷梳理了抗战时期甘肃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西北师范大学耿东旭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家庭纺织业进行了探析。
2.经济政策与制度。南京师范大学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实行与调整》指出随着抗战大后方经济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与日伪及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需要调整，但早期探索松动经济绝交政策的活动是秘密进行，且这种变动带来双重影响。四川文理学院陈岗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猪鬃贸易统制政策及绩效》认为国民政府战时的猪鬃统制政策，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但也剥夺了从业者自由贸易的权利。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指出国民政府设置粮食运输机构和制度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虽效果并不显著，但运输制度基本完成自身使命。此外，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从资本属性角度对抗战时期省营企业公司进行探析。大理大学赵善庆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商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西南科技大学叶宁对1940年成都市粮食囤积投机的特点和国民政府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3.金融。上海师范大学陈礼茂的《抗战时期金城银行的内迁》认为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内迁并非自觉和积极的，但客观上辅助了抗战大后方经济的发展。西南大学张秀梅、陈志刚的《金融统制的有限性：战时后方金融网敷设中的国家银行》立足国家银行在金融网敷设过程中的实效，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究。浙江乐清市侨联朱有发对朱镜宙在抗战大后方征税筹资活动进行了探究。
另外，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也受到学者关注。河北大学肖红松的《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华北白银走私与中国各方应对探析》提出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华北成为白银走私的“最大漏洞”，与日本当局的战略阴谋有密切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探讨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币公信力的建立及启示。
4.交通运输。兰州财经大学张静、胡金野的《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甘肃段的开通、贡献与启迪》指出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甘肃段的建设和运行，使甘肃在转运苏联援华物资与支撑中国坚持长期抗战中发挥着独特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李佳佳的《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探讨西北驿运开展的动因、制度设计及其具体运作机制，考量其存在的困境和为抗战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抗战大后方的军事
对抗战大后方军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轰炸的具体事实和轰炸记忆方面。《兰州晨报》王文元的《兰州空战》论述了抗战时期日军对兰州的空袭，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西南大学周狄、潘洵的《中国大陆关于“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建构、遗忘与重构》详细梳理了中国大陆地区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在战时如何被建构，在战后如何趋于遗忘，以及20世纪80年代又怎样重构起来的历史脉络。长安大学杨博的《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生活与“家国”想象——以抗战时期的西安游记为中心》对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生活进行考察，探析这种轰炸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与变化。西北师范大学李江龙、胡君英通过口述史料对平凉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进行探讨。西北师范大学岳丽、王梦洁对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广西师范大学陈静怡考察了桂柳会战时期广西民众的抗战意识与社会动员。
此外，学者对沦陷区的军事也有所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敏超的《中共对国民党杂牌军的工作方略——以抗战时期的浙江后方为中心》探讨了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各种势力的发展与变动情形。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高晓燕对东北沦陷区731细菌部队和516化学部队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四、抗战大后方的社会
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研究，颇受学者们关注。本次会议主要从社会心态、社会慈善、社会建设、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等方面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1.社会心态。南开大学江沛的《自保、爱国与屈从：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通过对伪满低级军官施明儒日记的细致梳理，剖析了在日军强权之下伪满“合作者”的心态嬗变过程。西南大学张武军的《延安文人婚戀和创作心态探究——大文学视野下的萧军日记考察》以大文学视野剖析了抗战时期萧军在延安独特空间背景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其创作心态。西南大学郭川认为独山之役使抗战大后方知识阶层对国民政府的心态由拥护变为不满，进而转变到彻底失望、疏离。
2.社会慈善。甘肃社会科学院谢羽的《积极的慈善救助——抗战时期甘肃的工合运动》概述了抗战时期甘肃工合社在发展小手工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慈善活动。西南民族大学周俊利的《抗战时期慈善公益组织人员构成探析》从人员构成方面考察抗战时期慈善公益组织的运行状况及成效。云南师范大学耿雪敏通过对战时民众捐献特点的分析，揭示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多层次及复杂性。
3.社会建设。西南大学谢长法的《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指导所述论》概述了重庆职业指导所积极开展职业介绍、难民就业指导和升学就业指导等工作及其在维系后方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贵州理工学院敖以深的《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与贵阳市政建设》探讨了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转型演变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罗玲的《筚路蓝缕之功：高显鉴乡建运动研究》从兴办各类乡村教育机构、改革四川社会风俗、创办乡建刊物等方面论述了高氏的乡建事业。三峡博物馆黄河对战时重庆城市的街道卫生整治问题进行了关注。重庆档案馆胡懿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设施进行了探讨。此外，临沂大学孔繁金对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进行了探讨。
4.社会问题。吉林师范大学范立君的《抗战时期国统区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影响——以重庆为中心》深入分析了重庆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原因及表现，同时指出失业问题给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抗战造成严重影响。重庆大学杜俊华的《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以北碚富源电力公司为例》通过梳理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与部分民众利益的冲突及解决，初步考察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企民矛盾。
5.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唐凌的《透视桂柳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吴公治日记〉介评》利用吴的日记，从沿途疏散的境况、当时社会的各种关系、个人及家庭的情感生活三方面，展示桂柳会战期间大后方社会转移的悲壮历史画卷。阜阳师范学院梁家贵的《民间组织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变迁——以秘密社会为中心之探讨》认为抗战时期西北的秘密社会在自身利益诉求、政治参与和价值取向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加剧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陕西师范大学武端利探讨了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五、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
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经历剧变，给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大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被迫西迁，造就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抗战特色。
1.思想观念。兰州大学张景平、张克非的《抗战期间高校西迁与知识界内在变化初探》初步探讨了抗战时期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在意识、情感、研究取向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发生的内在变化。华中师范大学谢从高的《是宣传还是仿冒——论数篇同题异文的〈反对自由主义〉》认为短时间内数篇同题异文的《反对自由主义》相继问世，反映出在抗日救亡背景下反对自由主义的紧迫性。东北师范大学汪力从国际秩序、总体战和道德方面对冯友兰的抗战建国思想进行了探讨。
2.文教团体内迁。南京理工大学陈钊的《王世杰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概述了王世杰为应对战时特殊环境，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以及政府与学校在调整院系、人事布局等方面发生的矛盾冲突。贵州理工学院胡友平的《浅析抗战时期影响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的因素》探讨了战时浙江大学内迁湄潭的内因、外因。河南大学侯培和系统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的艰辛历程及国人对保存民族精华的责任担当。西南大学王伟探讨了抗战时期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内迁与重建。
3.抗战文艺。长安大学冯峰的《戏剧改良与共产革命——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的民众剧团》解析了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大众文化的改造，使其在文化战场起到支持抗战的积极作用。河北大学何辉的《雷石榆在西南地区抗战文学创作活动及评价》论述了抗战时期雷石榆在昆明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和创作，对西南地区抗战文艺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乐山师范学院何刚的《明耻教战——抗战时期翦伯赞先生的明史研究》认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不仅总结明史演进规律，且具有揭露日本侵略、强调团结抗日等明显的现实指向。重庆社会科学院吕昕的《黎东方与大后方通俗讲史的兴起》指出这种通俗讲史活动，不仅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兰州大学储竞争指出在抗战背景下，左公柳所具有的历史及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山东大学申雄宇对抗战时期兰州的美术宣传与民众动员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此外，四川文理学院梁云以《申报》为例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湖南师范大学施欣对蒋介石的抗战新闻思想进行了论述。
六、抗战大后方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对抗战大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是本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民族精神。新疆社会科学院贾秀慧的《抗战时期新疆汉族商帮人士的抗战活动探析》认为，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深化，汉族商帮与各族商民团结一致，领导并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四川民族学院周正龙的《抗战大后方民族上层支援抗战研究——以西康省为例》分析了西康省民族上层人士利用富有地域、民族特点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的《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认为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积极参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边疆研究等工作，推动边疆服务运动的深入发展。
此外，宁夏师范学院杨钧期认为软禁达理札雅是当时中央政府在应付严重外患困局下的一种较为合理的危机处理模式。甘肃西和档案馆石永红、魏泽民对抗战时期回蒙宗教界上层人士粉碎日本间谍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进行了论述。
七、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
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艰苦斗争以及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往和扩大国际宣传。
1.文化科技交流。西南大学周勇、刘婧雨的《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大后方抗战电影纪录片〈苦干〉——尝试从影像史学视角的考察》从影像史学的角度，第一次重建《苦干》在美国上映时的盛况，分析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及抗日战争的新认识，推动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转变。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的《救存、援助与获取：战时中美图书资料交流研究（1940-1945）》指出由于中美双方国际地位的差异，在图书资料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不均衡。重庆社会科学院胡攀的《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及其对重庆的影响》论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进行中外科技交流的概况及其影响。西南大学蒋娜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例，指出抗战时期中苏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对中苏外交产生极大促进作用。西南大学高佳概述了194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并对两国间就中国参展艺术品归国所开展的交涉活动进行考察。
2.战时外交。吉林大学刘会军的《贺耀祖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认为1939年苏日诺门坎冲突结束后，蒋介石仍在谋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并准备为此付出相应代价，促使苏联对日作战。重庆档案馆姚旭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建各国驻渝使馆馆屋概论》指出战时国民政府修筑驻渝使馆馆屋的计划，虽然破产，但反映出国民政府积极采取有意识的外交努力，试图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援助。厦门大学王明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指导评析》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以及军事工作的指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同志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不够。西南政法大学耿密探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日记为中心，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了研究。
此外，南京大学李玉的《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以前期抗战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驻华领事馆文献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献资料，认为这些史料不仅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多方面的助力，而且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西南大学陈志刚认为日军对在华美侨进行蓄意的伤害，成为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西南大学杨宇翔、程亚运通过梳理“中日友好”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求在“友好”论体系下建构的战后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
八、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
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甘肃文化出版社管卫中的《关于抗战时期西北历史的一些思绪》呼吁要认识到西北地区在抗战中的独特贡献，否则中国抗战史就不完整。兰州财经大学胡金野、齐磊的《新疆与甘肃：抗战时期苏联援华中的双雄》概述了抗战时期新疆、甘肃凭借区位优势与地理条件建立了一条连接苏联的大通道，为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北师范大学李鸿的《论第八战区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从稳定西北大后方、保障援华物资通道、抵抗日军轰炸等方面分析第八战区在抗战中的作用。西北大学路中康探讨了西安抗战遗址的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性，地方政府要加大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要把西北师范大学建成西北抗战大后方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南开大学江沛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欠西北一个公平，要整合一切优势资源，加快西北抗战研究的进度和加大西北抗战研究的力度，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西南大学周勇表示，我们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同时要关注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要高举西北抗战史研究的旗帜，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持不懈，不断取得成功。南京大学李玉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着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九、特点与不足
会议期间，专家们积极进行学术切磋，介绍新成果、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予以探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引用史料的多样化。档案、报刊、口述史、日记、影像等一手资料，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外资料都得到关注，尤其是国外史料的运用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国际化和“国际抗战”的中国化。二是论文选题涵盖面广，且具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三是参会学者来源广泛，且吸引众多高素质的青年学者云集，不仅显示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魅力，而且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储备了人才。四是学术研究继续创新，力争瞄准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要关注大后方民众的心态研究以及从影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大后方等。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研究法，多维度立体解读史实。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选题区域不平衡，多集中在西南抗战大后方，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关注较少。二是缺乏从域外视角构建知识体系，多是从内部视角来解读。三是选题上虽重视社会史研究，但对社会底层民众关注不够。四是关注现实不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需要加强，研究成果服务现实的意义没有充分体现。五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不足，尤其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成果的继承和贯通不够。六是对抗战遗址的相关研究不够，需要挖掘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加强学术理论修养，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贴近现实，加强人文关怀，以及转换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等。尤其需要加强规划和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相信经过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会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华信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