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与1933年察哈尔抗战
[摘 要]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乃胡汉民运筹许久之南北共同倒蒋计划的组成部分。胡是察哈尔抗战得以兴起的关键策动者。冯、方崛起于察省之时，胡依计划力促陈济棠组府反蒋，出兵呼应察省，陈不仅按兵不动，且对金援察省抗日消极以对。胡、陈博弈，以胡挫败告终，察哈尔抗战遂入孤军绝域之境，迅疾遭到南京弹压。冯玉祥离察后，虽大局已定，但胡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肆力奋斗，以尽人事。察哈尔抗战的历程，特别是结局，对胡汉民个人及其领导的反蒋抗日运动，皆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胡汉民，察哈尔抗战，反蒋，陈济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20-10
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轰动一时。相较局部抗战时期的其他著名抗日之役，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察哈尔抗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既非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亦未曾接收任何源自南京方面之援助。相反，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因迅疾遭到国民政府的全力绞杀，旋即重挫，无果而终。南京方面所以如此决绝，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其中，察哈尔抗战牵涉彼时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朝野竞逐，无疑是重要诱因。换言之，南京方面的决绝态度与狠辣出手，正是党内朝野竞逐白热化的直接表现。作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在野势力的精神领袖，胡汉民的影响贯穿察哈尔抗战始终，乃立于冯玉祥、方振武身后，进而与蒋介石真正博弈者。所以，厘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察哈尔抗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在该问题上，随着近年来海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使用，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①惟既有研究，尽皆阐述胡汉民对察哈尔抗战的种种影响及所处角色，而在察哈尔抗战对胡汉民乃至整个国民党在野阵营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则付之阙如。即便在论述胡氏对察哈尔抗战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已有的研究尚嫌粗略，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综合相关史料，做另一种诠释与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原貌，对解释和澄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问题，能够更为准确全面。
一、运筹与策动：胡汉民的华北政略演变
与察哈尔抗战的勃兴
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并非仅仅源自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军事将领的抗日爱国热忱，及激于国民政府秉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义愤。胡汉民以反蒋为最终鹄的，对华北地区进行持续的政略运筹与策动，乃造就该地抗战勃兴的重要动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察哈尔抗战构成胡氏华北政略的全部，抑或胡的华北政略施用一成不变。事实上，就结果而言，察哈尔抗战仅仅是胡氏华北政略的组成部分，并非全貌，只因其浮出水面而备受瞩目。就过程而论，胡的华北政略施用呈现一个随着形势发展而持续演变的脉络，察哈尔抗战作为这一脉络的重要节点，其勃兴有形势发展使然的因素，远非胡汉民初始即已洞鉴。
1932年初，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引者注），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使职权。胡汉民等人遂利用该两机关对抗南京政府，形成了“胡汉民—蒋介石”“西南—南京”的对立。①对峙之初，胡汉民所面对的形势颇为微妙。依大势而论，彼时淞沪抗战正酣，国民政府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肆应，致物议呈鼎沸之势。对于以抗日反蒋为政治号召的胡汉民而言，正是力求一逞之机。与此同时，积极于华北串联旧部共同起而反蒋的冯玉祥，于1932年3月间主动接洽胡汉民，希冀合作反蒋，要求“西南方面联络闽、赣、湘、鄂等省，合谋举兵”。②然而，西南阵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陈济棠，此时正忙于内部的翦除异己，巩固“南天王”的统治地位。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问题上，陈寻求主动“改善关系”。陈甚至在1932年4月间，有意取消西南两机关，“改为粤桂绥靖公署”。③此议虽因胡汉民力持异议而作罢，但胡欲于粤另行组府，以左衡南京，无疑已是窒碍难行。鉴于此，彼时奉派赴华北策动反蒋起事之陈中孚对胡建议：“盖对方犹利用傀儡政府于洛阳，国人不察，易为号召。吾侪非设政府，不足与抗衡也。欲设政府，粤省当最为适宜，如粤不能为，非从北方策动大局不易着手。欲策动北方时局，非去平、津孺子（张学良——引者注）不易成功也。”④衡诸后续举措，胡汉民无疑认同陈中孚之议，通过华北政略的施用破解困境。
胡之华北政略的核心在于，藉去张学良代之以冯玉祥，而策动华北首起反蒋大旗，嗣后借北方大势促陈济棠率西南实力派跟进，最终达成南北呼应共同倒蒋的目标。华北地处要津，南京国府因关河悬远而对之鞭长莫及。因此，该地历来反蒋势力丛集，尤以“扩大会议”为极致。中原大战后，蒋以张学良统摄华北，防阎、冯等死灰复燃。由是观之，胡谋以冯代张，进而策动华北起事，倚为反蒋先声，确是允当之策。
1932年8月，行政院长汪精卫与张学良因华北抗日问题而生龃龉。汪氏去张之念虽坚，无奈蒋介石左袒张甚力，愤懑之下，以辞任行政院长逼张下台。胡汉民见有机可乘，遂致电汪精卫，图联汪倒张，称：“去张目的在抗日，若继者仍是此辈，固无望，且在夫己氏旗帜之下人，知其难。故能以焕章（冯玉祥——引者注）领平、津，上也；次则以抗日救国号召，同时注重党之团合复兴，如弟与兄在上海时所言。”⑤汪虽未纳此议，但胡彼时扶冯代张之意已显露无遗。
运作扶冯代张的同时，胡汉民在助冯起事方面，不乏大手笔之作。1932年9月，胡遣曹四勿赴华北见冯，在以监察人身份发展其加入“新国民党”后，向冯转交100万元，以为组织武装起事之用。⑥此款于彼时而论，不可谓不巨。西南内部，粤省以40万即可创建一师武装，桂省一师武装的创建费用仅为10万元。⑦对外金援方面，纵观粤省1931～1932年间的援外款项分布，单笔百万之数，已是最高。勉与之可较者，“1932年8月11日，陈济棠特汇20万元补助十九路军军饷，不久又令省财政厅发给十九路军军费80万元，省财政厅的正常支出为此停支数日”。⑧
胡汉民虽可操控西南两机关，但两机关经费却须仰赖陈济棠，财政状况也只是“小笔无问题，大笔者筹垫不来”。⑨所以，予冯之百万巨款，应源自陈济棠。西南元老萧佛成曾言陈济棠，“性吝而怯，不可太迫之，使舉非常之事，即迫其以大款济人亦可不必”。⑩此次陈掷出百万，可以想见，应为胡汉民颇费工夫的结果。然而，武装起事一旦发动，需款浩繁，非稳定及时的金援不能建功。对此，胡虽尽心，但全仰陈济棠鼻息，为嗣后冯玉祥的失败埋下伏笔。
除却金援，胡为保障与冯处联络的顺畅及时，在沟通管道方面，也曾着力。早在1932年7月间，胡已派上海“新国民党”的活跃分子何世桢、任援道驻冯玉祥处，相对应者，冯玉祥则遣张允荣、黄建平驻胡汉民处。①此外，上海“新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程潜、李烈钧、熊克武、陈中孚等，在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沟通联络方面，亦曾发挥过重要作用。②由此观之，上海“新国民党”组织是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联络枢纽。所以如此安排，沪居地利之便，沟通南北得天独厚，固为一端。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新国民党”组织的人员配备，颇为合理。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对华北军政情形相当熟稔，程潜、李烈钧、熊克武等皆行伍出身，通晓兵事，与冯玉祥保有不同程度的交谊。特别是程、李二人，俱属党内元老，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在具体的沟通协调过程中，较易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众所周知，察哈尔抗战的主要领导人为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其中，方、吉为冯玉祥所创西北军之旧部，存在历史渊源。然而，吉鸿昌彼时倾向中共，与之联系紧密。至于方振武的起兵乃至投身察哈尔抗战，主要受到胡汉民的影响。胡、方本无历史渊源，二人接近的发端缘自方振武的主动投效。
1932年5月9日，方主动致函胡汉民，在抨击南京对日妥协的基础上，表露效忠之意，并派代表孟芸生赴港，尝试与胡建立关系。③胡此时着力罗织各方力量共同反蒋，对于方之靠拢，自然顺势接纳。不久，方即加入“新国民党”。④1933年2月，方振武于山西介休起兵，成立“抗日救国军”，奔赴河北。此举目的，除却利用日军进攻热河进逼长城各口之机，于河北谋一“立足之地”外，更是配合胡汉民彼时的南北联合反蒋抗日计划。⑤如胡所言，方振武“对党忠实，历来主张极与我人一致，其所部抗日将士不重为我西南抗日军之先遣部队”。惟时势如白云苍狗，方部“由晋而豫而冀而察，跋涉数千里”，不仅沿途受到国民政府的“横加威迫”，且因长城抗战大局已定，使得方部抗日的出师之名难以为继。⑥对此，方振武曾言，“形勢转变，敝部孤处绝域，援应维艰”。事实上，自方起兵之初，冯玉祥即力邀其入察共图大事。方部行军之际，冯更是再四笼络，促其入察。⑦方部所处形势虽趋于恶化，但方对冯之提议，态度始终晦暗不明。与此同时，方于4、5月间，令所部集体入“新国民党”，且先后派遣心腹赴港见胡，请示机宜。胡对此乐观其成，不仅高度赞赏方部，且力促西南全力援助。⑧即便在方部业已入察联冯之际，方振武仍明确向胡表示：“我公党国元勋，望重群伦，际兹国危民辱之时，定有安内攘外之策。武虽不武，为党为国，汤火不辞。如有荩筹，武当统率所部，听候驱策。”⑨显而易见，方振武入察联冯，主因乃为环境所迫，实质为胡是从，方、冯合作相对松散。区别于胡、方关系中主从特征明显，胡、冯关系则存在一定平等合作的因素。这也就可以解释，察哈尔抗战陷入困境之时，为何冯离察后方依旧苦撑。
胡对冯、方部之扶植固然不遗余力，联络沟通亦未有实质性窒碍，但胡力推以冯玉祥为核心的华北政略，实乃格于形势退而求其次之选。华北域内，军系林立，盘根错节。就反蒋而言，可登高一呼搅动风云者，惟有阎锡山、冯玉祥，但其各自软肋亦颇明显：“阎、冯使负华北军事责任，资望固甚相宜。惟冯原有实力已离掌握，所有旧部又难集结，虽具爱国热忱，恐难指挥如意。阎则素持慎重，向不轻有主张，当此复杂局面，更难单独表示。”⑩较于阎，冯既勇于担当任事，胡自无他选。惟胡之华北政略调整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一旦形势易动，显现调整空间，胡顺势操作，乃情理之中。
1933年初，日军攻占榆关，并进攻热河，拉开长城抗战序幕。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中央军持续渗入华北不可避免，在既有军系博弈的思维惯性主导下，不仅华北域内军系的忧虑与敌意急遽拉高，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已渐发生裂痕”。{11}胡汉民得到的情报显示：
某氏（蒋介石——引者）对于华北事，前派有杨耿光以下五十余人，名为帮汉卿划策抗日，实则预定接收地盘，扩充实力。华北将领窥破此点，惟汉卿无以应付，徒思南京物质之接济，以便转账肥入己囊，故各将领啧有烦言。既至热河一失，某氏之预定计画次第实现。此种情形，谅亦早在洞鉴之中。并某氏又与日方密约新途径，不过当此热河新败之际，将领愤懑未消，不敢公然下令停战，只得暂任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厮杀一阵，一俟己之军队满布平、津，逐渐更动人员，将华北悉归掌握。然华北将领既窥破其之用意，当谋抵制，只因兹事体重大，若无西南背景，迟迟难决，如得公主持，联络指导，必能收绝大效果，不惟阻止某氏之力扩充于华北，并可将其长江根据使之动摇而至倾覆。①
形势如此，胡自然要加大力度策动华北，特别是笼络张学良，毕竟华北军政实力以张为雄。而张面对蒋的来势汹汹，结胡自固，顺理成章。1933年2月，胡与张已开始书函往还。②3月间，张学良已托人向胡转交联络用的密码电本，可见双方关系进展迅速。③据胡之设想，希望张学良能够领衔，团结阎、冯、韩等华北将领，共同反蒋起事。为此，胡曾于2月间遣李济深亲赴华北，协调各方，以求形成合力。惟李济深给予的反馈，却并不乐观：“小张希望甚少，冯望张且战且走，张表示且走且战，以察绥为退步。”④在蒋势大的情况下，冯之主张较具策略性，毕竟高擎抗日旗帜，率军御倭，赢得舆论同情与支持，不仅蒋难于着力弹压，且可获取相当政治空间与资源，于反蒋而言，事半功倍。胡所冀望张者，亦不外于此。⑤然而，张与胡、冯不同。胡为政客，本无一己实力，冯虽实力派出身，但中原大战后，实力凋零殆尽。张学良则坐拥东北军，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力保实力不损乃根本利益所系，自不会轻掷本钱。况且在张眼中，胡之反蒋抗日，“无具体计划”与“切实保障”，特别在“充分援助”问题上，尤为忧虑。⑥故在蒋郑重承诺优容东北军的前提下，张学良选择下野出国，以示承担热河沦陷之责。⑦蒋、张得以妥协，胡只得复归倚冯之途。
察哈尔抗战虽由冯、方等领衔发起，但胡着力策动者，却远不止于此。就现有史料来看，察哈尔抗战前夕，鹿钟麟、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韩复榘等在胡的策动下，对反蒋抗日一节，“均表同情，且盼有更深一层之表现”。⑧阎锡山方面，胡在派员多番游说基础上，亲自致函称：“华北之事，惟华北同志能精诚团结而自理之，庶可以戢暴日之野心，杜狡者之诡谋。近闻瑞伯、向方、汉章诸兄咸有意于此，且拟有所组织，藉谋固结，幸左右有以提携而督励之。”⑨阎虽以机变巧诈著称，但面对胡之多番策动，则“又有些动野心”。⑩
地方实力派皆以极端务实功利为圭臬，故蠢蠢欲动距发动起事，相差何以道里计。各方相互观望，以风向而定行止乃为常态。就胡汉民而言，其对此未尝没有洞鉴。所以尽管运筹、策动华北多时，甚至已至察哈尔抗战勃兴前夕，胡对起事将以何种形式展开，仍胸无成竹。正如胡致方振武函中所言：
今日华北之要在能团结将领，铲除不抵抗主义之力量，形成一坚固之阵线，庶北方全局能不为桀黠者所分化，今后一切措施亦庶有向前推进之望。近者华北变化日在酝酿中，内容如何，发展至如何程度，尚未悉知。将如何策动运用，俾能贯彻本党革命救国之主张，惟赖我兄与诸同志有以策之。{11}
依形势而言，冯、方等揭橥抗日大旗崛起察省之际，前景委实难期。究竟是星火得以燎原，抑或孤军无援而败，端赖两方面因素。其一，胡能否给予持续稳定的援助，使得冯、方等得以苦撑待变；其二，地方实力派是否可群起响应以成燎原之势，进而实现胡之南北会师长江共同倒蒋的蓝图。以上两因素的走向，实质上端賴胡汉民与陈济棠博弈的结果。
二、功亏一篑：
胡、陈博弈与察哈尔抗战的中挫
依国民党内朝野斗争的发展脉络而论，1930年“扩大会议”至1931年的“非常会议”，仅历年余，党内在野力量重心已由华北移至西南。此后，华北军系依旧林立，但相较西南，于在野阵营内仅处侧翼地位。所以，冯、方等崛起察省后，后援固然端赖西南，即便是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实力派的后续起事与否，亦视西南动向而定。胡汉民虽居西南精神领袖，但实力重心却是陈济棠。围绕察哈尔抗战问题，胡、陈博弈实所难免。
后援问题的核心在于金援。察省贫瘠，且周边军系林立，强敌环伺，冯、方等又初到该地起事，就地筹款并不现实，故经费一端惟有仰赖西南。然而，早在1933年2月，金援问题已渐显棘手之兆。邹鲁向胡诉苦，经费事令其大感头痛，“冯处要款”，面对陈济棠，“说亦无用”，“即五万元之拨一部，亦尚须加工夫，方能达到”。即便如此，邹亦无十全把握，仍请胡“加来一函”说陈，艰困程度可见一斑。①由于金援迟迟无果，干系匪浅，担负联络重任的何世桢等直电胡：“务须按月拨汇若干，接济张垣。”②前方需款孔急，胡心知肚明，奈何陈济棠迟迟不动，金援只得延宕。
在金援问题上，尤应强调指出的是，冯玉祥与方振武虽共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旗下，且有上下分际，但在接洽西南金援方面，自始至终都是两条线，各显神通。与冯玉祥起事之前业已收到西南巨额金援不同，方振武起兵款项缘自变卖家产所得，且行军直至邯郸之际，方才向胡提及金援问题，称：“惟给养经济等等，异常困难，弟倾家荡产，罗掘已穷，将伯谁呼，不胜焦急，务祈我公设法接济，速利戎机，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③方为补强接洽效果，遣代表先行赴沪，接洽程潜，待得程向胡疏通之函，方才赴港谒胡。④胡对方之求援，甚为积极，亲笔致函西南同侪萧佛成、邓泽如等，高度评价方部起事的基础上，引介方之代表赴穗商洽金援细目。⑤
胡令于前，萧佛成等元老自然不会等闲视之，积极向陈济棠疏通金援事宜。疏通最终虽铩羽而归，然而过程却颇显跌宕。6月1日，陈融向胡报告：“二马（冯玉祥——引者）总无覆电，即头一电问他力（陈融——引者）、衣（邹鲁——引者）如何汇去，亦未见覆。”⑥据陈融3日的致胡函显示，已为冯备十万元，“俟有汇址即汇”。⑦次日，陈融对胡言：“二马处本定汇十万，款已有，只问汇处。而二马几日皆无电覆，问代表李时甫亦无法。方处相助二万，现在亦正商汇处，或较冯为易也。”⑧据陈融所述种种，陈济棠对金援一事应已大开绿灯，款项无虞，只待汇款地址解决即可汇出。换言之，窒碍汇款者，与陈济棠无涉。至6月中旬，陈融方得明瞭症结所在，其对胡言，若用十万款，“除与爵（陈济棠——引者）商决无办法，与爵商则仍一毛不拔耳”。⑨拨冯十万元若此，予方之款也遭陈济棠敷衍。23日，陈融对胡称：“某兄（陈济棠——引者）云，方款三万大约已交，如未交，亦须大会通过，渠无办法也。”⑩粤省财政乃陈济棠独断，所谓“无办法”显系托辞。如果说先前胡汉民对陈的真实态度未有察觉，毕竟陈曾单次百万之款援冯，那么至此，胡业已洞若观火。28日，胡对陈融吐露心迹，认为陈济棠“皆云目前因纸币汇不出，办不到（然则因此竟可一事不办矣）”。{11}至7月中旬，西南元老们依旧是，“冯、方筹款事似未尝有办法”。{12}款项无着，胡已预感冯、方部前途灰暗。{13}为了尽可能地让冯、方部支撑下去，胡只得采取迂回策略。7月15日，胡亲自致电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请其“对冯、方诸部力予维护”，藉此改善察哈尔抗战的地缘环境。{14}此外，为了钳制南京武力弹压冯、方部的趋向，胡于政治层面发起攻势，策动各方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攻察”。胡认为此举，“予冯、方以精神上之援助极大”。{15}20日，胡汉民、唐绍仪、陈济棠等电京，“请停止入察之师，否则西南不能坐视”。上海程潜、李烈钧等亦电京诘责。{16}揆诸史实，胡此法可谓颇具效力。22日，行政院长汪兆铭赴庐山与蒋介石会商时局。28日，汪、蒋不得不发表联名通电，表达“将以全力谋国内和平”之意，以稳定局面。①蒋在25日的日记中更是写道：“对冯逆暂不用兵。”②
对察省起事诸部而言，无论是金援，抑或政治运作，只是治标，即创造条件得以苦撑。惟有西南组府起兵，形成南北呼应之势，才是治本之道。正因如此，熊克武等在致胡电中，所力促西南者，重中之重仍是组府起兵，最后才是“北方接济”问题。③胡为遂西南组府起兵之愿，对陈济棠可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
早在冯、方部崛起于察省之际，胡汉民业已操纵萧佛成等元老对陈济棠展开行动。6月2日，胡令萧等元老，对陈济棠以“全体离粤相威胁”。威逼之外，萧佛成又衔胡命，与陈密谈三小时，极尽游说之能事。④会谈中，萧“反复开陈，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谈毕，萧颇乐观，并向胡云，陈“似大觉悟”，明确表示讨蒋决心，惟待闽省蔡廷锴、陈铭枢及桂省李宗仁、白崇禧来粤共商大计。其余重要问题上，不仅截收关余，可以随时照办，即便对宿敌陈铭枢，亦可在不图粤的前提下予以合作。⑤然而，居旁观者的陈融，对于形势的洞鉴，更为全面客观。其对胡言，会谈实质上“仍得无结果之结论”。在最核心的起兵问题上，陈暧昧地表示，“华北、华中各将领仍须派员与之联络，若能先由彼方发动则尤佳”。至于己之发动，陈则以“无此力量”为由，坚持“须询各将领意见再行决定”。⑥萧佛成与陈融两方陈述叠加，更可看出谈话全貌。事实上，陈济棠的态度，确有积极部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表态，符合胡等之预期，这也是萧乐观的主因。基于此，胡之威逼难有着力之处。更关键的是，在起兵的关键问题上，陈济棠却是闪烁其词，以拖待变。正因如此，胡示意萧趁热打铁，自可想见。3日，萧亲函陈济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煽惑力十足：
时至今日，国之紧张已达极点，以兄之地位，亟应统率西南群帅，以讨蒋救国号召于天下，大江南北必有起而应者，况冯玉祥已起事于西疆，此千载一时也。故事成固可以救党国之危亡，设不幸大功不竟，亦可退保西南半壁，以伸民族之正气。西南群帅已从我粤举义，与蒋为仇，则不能不拥我为盟主以自固。若犹迟疑不发，则人心离异，使蒋贼得从容布置，挟中央之名，以运用其纵横捭阖之术，我虽欲如今日之苟安，亦何可得？此所谓共济则胡越一家，相猜则同舟敌国，望兄务其大者远者。故今日之事，速发则内得国民拥护，外得国际同情，若复徘徊顾虑，则外不见容于国贼，内不见谅于群帅。忠良结舌，枭黠生心，能保无萧墙之祸乎？弟年将就木，本无求于世，徒以忝为党员，不忍目睹党国之危亡，而又以忧兄之甚，故不觉其言之切。⑦
陈得函后，与萧佛成、邓泽如会商，虽同意讨蒋招牌可挂，但不仅否定开府，且将粤省出兵窒碍归于财政困难，及闽、桂共同出兵诚意不足。会商中，陈大肆宣扬對陈铭枢的猜忌与敌意，颇有将这位十九路军精神领袖置于西南起兵主要障碍之势。陈之说法，颇为精明。一方面，既然障碍在外而不在粤省之内，则诸元老的斗争压力自然得以舒缓。萧等当日即分电闽、桂领导人来粤集议，以利协调。⑧另一方面，基于历史恩怨，陈铭枢不仅不见容于陈济棠，即便元老中，也仅邹鲁对其友善，其余皆颇多怨怼。胡则立场相对务实，认为在陈铭枢放弃觊觎粤省的前提下，可以携手合作。如此，陈济棠抛出陈铭枢问题，不仅理直气壮，且直接引发元老内部歧见，可谓转守为攻。⑨
然而，陈之策并未得售。经过数日磋商，闽、桂实力派与诸元老达成共识，陈铭枢力主之西南开府、迎胡主政等议为各方接纳，斗争焦点再次转向陈济棠。13日，白崇禧电粤，以“时势急迫，万不容稍存犹疑”，迫陈起事。⑩面对重压，陈则双管齐下，以求转圜。就自身而言，陈穷尽口实以敷衍搪塞胡汉民等人，争取时间拖而待变。在此基础上，陈寻求外援，与蒋介石暗通款曲，相互配合，消弭压力。
陈济棠回复萧等，余汉谋等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对于起事持保守态度，理由有三：“兵力不敷；蒋将以倭祸嫁于西南；财政问题。”{11}上述论调虽与陈并无二致，但因余汉谋等粤军主要将领一贯对反蒋、内争冷淡、反感，故亦属情理之内。①此外，陈本人也亲自上阵，主动要邓泽如等元老晤面，长篇阔论，历数起兵之困难。截收关余问题上，陈一反先前支持的态度，提出两点质疑：“于此时期而有显然反对中央举动，有为人口实之处否”；“即取得关余”，“究竟有何良好效果？”言下之意，关余难以解决财政困难。陈历来宣称，对党事不愿费脑筋，只好由老先生们去喊喊。此次却一反常态，针对所谓党事直抒胸臆。他说：“我以为党无办法，则各样俱无办法。谓蒋为独裁，人亦谓孙（孙科——引者）为独裁耳。人人皆欲独裁，即是党无办法之故。”②最后，陈剑指要害，论及兵力不敷。他说：“兵是大家的，非我伯南的。裁兵我是最主张的，但大家要声明诸事不要我管，只要绥靖地方而止，则留二十团足矣。但是忽而剿共、抗日、援闽、出赣，种种问题发生起来，而又谓我贻误，则我将如何？”③陈所述种种，俱属老生常谈。恰如陈融向胡抱怨所言：“此论调听过不下十余次。”④即便如此，陈所言却非尽属虚言，无的放矢，对于消弭元老围攻之压力，自有相当效果。
外援方面，陈向蒋介石详述粤省情形的基础上，要求协助，以舒缓困境。蒋则于13日复电陈：“凡可以解除吾兄周围之困难者，中央必与兄互相呼应，尽力协助。第各方如只顾私利，不复顾念党国之存亡，则中央绝不畏缩避让，而令兄独任其难也。”⑤蒋所言“协助”，系指先后派遣黄绍竑、石瑛、段锡朋等赴西南疏通。特别是黄绍竑，得益于桂系核心的资历，不仅深谙两粤军政脉络，且人脉丰沛。其周旋各方经月，对于消极彼时西南反侧力道，贡献颇多。⑥
冯、方等部所亟盼之西南起事出兵者，在胡汉民与陈济棠的拉锯中，被延宕下来。随着察省形势危殆，各方催促函电交乘致胡。催迫之下，萧佛成得胡示意，长函致陈，游说词锋颇显锐利。萧称：
冯、方已出兵进攻多伦，蒋中正为履行塘沽之协定，而派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何立中等部向察进攻，以谢暴日。当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时，蒋仅以不接济使十九路军败退，今竟不然，出师以助敌人，而攻自国抗敌之义军，虽枭獍不足比矣。但以现势观之，若我西南不作有效之援助，冯、方必不能支，而我粤亦将为众矢之的。⑦
陈对起事态度暧昧，部分源于对闽、桂两省的猜疑，特别是对陈铭枢及身后驻闽之十九路军，敌意尤甚。对此，萧言：
今日之所谓西南者，仅广东一省而已，闽、桂均已离心矣。且在旁窥伺，而欲甘心于我者，更大有其人。纵谓设备周密，可以毋虞，顾何以不相携向外发展，使爱我者有共济之谊，憎我者无反侧之虞，大义所在，天下归心，虽有奸回亦无所藉口，岂不尤愈于坚壁以备邻封耶？⑧
至于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暗通款曲，萧提醒陈，一旦世易时移，蒋难免秋后算账，届时即便起事，亦失先机：
昔韩信彭越助汉灭楚，以成刘季帝业，徒以假王及病留之怨，卒不免为刘季夷诛，而谓无韩彭之功而怨有甚于假王病留，能得蒋贼之优容乎？国事已大定，中央一纸命令可更易封疆大吏，何待加兵？纵谓我有劲旅，可抗乱命，但为地盘而必战于他时，何如为救国而先发于今日，且得国人之同情。⑨
对照1936年两广事变中陈济棠黯然下野，可知萧之政治眼光长远，远胜陈济棠。惟彼时陈持意颇坚，萧之谏言，终归碰壁。
无论金援冯、方，抑或起兵呼应察省抗战，陈济棠与胡等如此抵牾，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结构性的矛盾。换言之，除却权力之争，政治见解层面，双方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⑩上述矛盾贯穿整个西南时期，自然也适用此次因察哈尔抗战引发之胡、陈博弈。然而，就事论事，胡、陈上述抵牾，与蒋介石向陈施用银弹密切相关。1933年6月1日，陈济棠就任南路剿匪军总司令，与此同时，闽、粤、桂三省陆续出兵入赣，参与围剿中央苏区。在军费问题上，蒋与陈济棠商定，自是年5月起，每月拨给三省军费50万元。由于彼时南京财政支绌，蒋亲自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予以说明，以保证按时拨付。至于目的，蒋直言不讳地指出，除却“为增厚剿匪兵力”，更为“使两粤渐趋合作”。①事实上，陈济棠等之参与围剿，“不甚积极，大多数时候是在虚张声势，骗取蒋介石提供的饷械”。②即便如此，蒋仍照拨款项，着眼点已是彰明昭著。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陈济棠于其间受益最大。蒋虽以三省剿共军费名义拨付该款，但具体分配权却畀之陈济棠。如此一来，陈不仅攫得大部，且无形中增加了其与闽、桂的博弈筹码。③陈既收获蒋之银弹，自然投桃报李，胡之碰壁顺理成章。
西南迟迟不动，阎、韩等华北实力派也就观望不前，冯、方部等同孤军绝域，察哈尔抗战失败在所难免。8月6日，冯玉祥通电移交察省一切军政事宜。9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撤销。嗣后，方、吉部虽继续苦撑，与南京周旋，但大势难追。对于胡汉民而言，察哈尔抗战既由其策动，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无论从道义而言，抑或现实而论，其皆有善后的责任与必要性。
三、知天命而尽人事：
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善后
冯玉祥离察后，宋哲元接收察省军政。同盟军部分，除方振武、吉鸿昌部外，同步由国府改编，以为善后。方、吉两部则不甘屈服，虽遭宋哲元压迫而无法立足察省，但仍分率本部突进北平周边之怀柔、密云等地，伺机攻占北平，以为呼应西南起事之张本。④事实上，方振武等因关河悬远，不可能洞鉴西南内幕。胡等元老，碍于立场、道义等，又难据实以告，只得以西南起事在即的托辞，而要求方等苦撑待变。惟方愈是苦撑，胡的责任与压力也就愈大。以道义论，胡虽久历宦海，但仍颇重道德自律。依胡所言，其做人行事“慎之于始，视义之所在，求心之所安而已”。⑤以政治现实而言，胡若置方等不顾，其何以凝聚人心，与蒋颉颃。正因如此，胡虽已明知难追天命，但仍不得不勉力向前，以尽人事，力谋善后。
西南方面，陈济棠既然“托词不干”，无论寻求金援，抑或起兵反蒋抗日，胡只得另辟蹊径。金援方面，胡一方面训令萧佛成等元老，“西南同志以抗日、剿共相号召已数年，于兹方同志艰贞卓绝之抗日行动，当不忍其以给养之不给，坐视其覆亡”，示意其对方部尽力拨款。⑥就西南财经脉络而言，萧等元老可调用者，惟有两委会的小额经费，实乃聊胜于无。另一方面，胡亲自上阵，利用其在部分国民党海外党部及侨界的影响力，争取捐款援方。⑦胡此思路应系师法孙文。众所周知，孙文革命垂四十载，海外侨界募款乃其革命经费大宗，国民党因之在海外侨界着力颇深，较为广泛地建立了海外党部。胡追随孙文革命二十年，不仅熟稔海外募款之思路方法，更累积相当海外人脉可供利用。胡着力为此，也算顺理成章。然而，国民党执政后，党内派系纷争亦延绵海外，海外党部遂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成为各派角逐的重要场所。胡可影响动员者，仅及一部。况海外募款本非稳定财源，应付大额需款，更是捉襟见肘。故对察省抗日而言，胡此法筹款，杯水车薪。胡坚持此法筹款，固可见其穷尽手段金援察省抗日的诚意与决心，但更重要者，折射出这位国民党领袖暮年的困境与无奈。
西南起兵问题上，胡曾计划撇开陈济棠，策动闽、桂联合出兵，呼应北方。8月底，胡曾召集萧佛成、邓泽如、邹鲁、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在港集议，谋划起兵诸事。磋商虽有成，但桂尚缺白崇禧，闽亦缺蒋光鼐、蔡廷锴。胡为促成该议，在分电白崇禧与蒋、蔡时，施展权术。胡致白电称：
伯南至今仍托词不干，佛成、泽如、海滨三兄已于前星期来港与德邻、任潮、真如三兄磋商桂闽出师湖南办法，十九路军态度至为坚决。两省出师，兼以北方犹有方、吉等部策应，较之洪宪之末云南起义形势实优。兄有何卓见，仍请见示为荷。⑧
事实上，十九路军态度远非坚决。同日，胡等曾电蒋、蔡，促其即日派人赴港磋商，“以便早见事实”。⑨胡之风格向不以权术著称，此次如此，可见协调双方起事，远非易事。该议最终流产，亦应与协同有关。嗣后，胡曾向心腹陳融提及，“前途问题绝不单简，意志统一，尤复难言”。①究其根本，闽、桂联合出兵未成，症结仍在陈济棠。须知闽、桂两省财政羸弱，均赖粤省接济。陈不予财政挹注，闽、桂即便贸然起兵，前景之黯淡，可以想见。鉴于此，闽、桂实力派自然不会轻易孤注一掷。胡力推此议，显然已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0月16日，方、吉部力竭势穷，被迫接受北平军分会条件，为商震所部32军改编，方、吉离军赴津。②此后，胡对方振武及其余部的妥善安置，甚有着力。26日，邹鲁报胡，“方部至津逃难者亦不少，已电三千元营救之矣”。③1934年初，方振武向胡求援，“旧部流散津、沪、粤、港不少，乞予维持”。胡示意邹鲁商诸陈济棠，欲“拨一二万元济之”，遭陈拒绝。胡无奈之下，令陈融每月予方港币千元，驻沪之方旧部，每月三百元，“稍慰藉之”。④不久，针对驻港部分旧部的安置问题，方再次向胡求援，引介其入粤省燕塘军校进修。胡为求促成，放下身段，少有地亲自致函陈济棠疏通：
叔平自抗日失败即在港暂居，其一部分旧属亦相从俱来，其中颇有略具军事学识希望再求深造者，今流离失所，情极可悯。前日面请介绍至尊处所办军事学校修业，弟允为转达。倘能收容，实各该同志所深感也。⑤
胡之积极主动，并非无源之水。方振武部无疑是察省抗日队伍中，对胡最为忠诚勤慎者，胡之观感与评价自然颇佳。胡予方厚待，一定程度上乃是对其所作贡献的认可、褒扬与回馈。此外，作为察省抗日反蒋的主要策动者，胡因与陈济棠博弈失利，进而整合西南出兵呼应未果，直接导致了冯、方等部的前功尽弃，尴尬之极，不言而喻。所以，胡面对方之种种善后求援，难免羼杂补偿成分在内。
藉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胡确已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穷尽资源肆力善后。惟在大局挫败的形势下，胡奋力而为的价值与意义，究属有限，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不过，败局已定的前提下仍奋力有为，逆流进取，胡性格特质中的倔强、好胜、坚韧得到了颇为充分的体现。
四、余 论
胡汉民固然是察哈尔抗日中的关键博弈方，其对察省抗日的滥觞、发展与结局，皆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然而，易为忽略的是，短暂的察省抗日对胡汉民及其晚年所不遗余力领导的反蒋抗日运动，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就胡个体而言，察省抗日的历程，特别是善后阶段的所遭所遇，无疑使其内心纠结与煎熬，处境尴尬而艰困。须知，察省抗战的缘起阶段，作为西南实力重心的陈济棠，不仅给予了巨额经费挹注，其应直接或间接对胡等元老做过积极的态度示意，否则，胡等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地运筹与策动。然而，待察省硝烟腾起，陈却冷眼旁观，抽身事外，即便前方求援之电急如星火，处境危急惨烈，陈依然不为所动。对于晚年体弱多病的胡汉民而言，这无疑构成了强烈刺激。胡曾致电陈融，称：“方振武来电，令人不堪卒读，亦乞交雨翁（林翼中）读之，使知我人此时真难对人说话也。闻某兄（陈济棠——引者）曾面许冯、方代表以济款也。”⑥胡汉民其人，传统文人色彩浓重，甚为讲求道德自律，这是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相比，极为独特之处。正因如此，察省抗日如此结局，胡难免深觉有负冯、方。事过境迁，胡甚至在心腹面前，曾有过直接的情绪表露。⑦
如前文述及，華北历来为国民党内反蒋运动重镇，即便“非常会议”后，反蒋重心移至两粤，华北在反蒋侧翼中的重要性，无可出其右。胡自建立西南反蒋局面始，即积极联络华北，根源亦在于此。无论是冯、方的崛起察省，还是阎、韩、宋等的蓄势待发，都是胡长期着力的成果。然而，察省抗日的历程，特别是结局，不仅对胡在华北的政治信用构成了颠覆性破坏，更是形成了强烈的负面示范效应，二者交乘，导致此后的华北，彻底脱离了反蒋运动，西南顿失一翼。可引以为证的是，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中，胡与华北各实力派的联络在察省抗日结束后，显著减少，至胡去世，亦未见起色。即便在颇为有限的联络中，往往也是形式大于意义，寒暄居多，深度沟通难觅踪迹。
察省抗日虽起于华北，但其在反蒋抗日运动中所形成的负面示范效应，却并非止于华北。1933年之闽变与这一示范效应，存有紧密关联。众所周知，1932年十九路军调防闽省后，即迅速与两粤形成合作，成为西南重要组成部分。①因十九路军为抗日劲旅，闽省处境相较粤、桂，又更为不利，故闽对反蒋抗日素来持之甚力，对粤闽桂三省联合反蒋抗日局面的形成，亦最为迫切。然而，察省反蒋抗日的结局，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不仅对陈济棠在反蒋抗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底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更对胡汉民整合西南以共同反蒋抗日的能力、空间与可能性有了更为冷静客观的估量。所以，察省抗日结束不久，十九路军即开始单独反蒋。随着闽变迅疾遭到国民政府的弹压，胡之反蒋抗日运动再折一臂，两粤的地缘政治空间遭到大幅限缩。
【作者简介】段智峰，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Chahar in 1933 was a part of Hu Hanmins pla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Hu was the key player in the ris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Chahar. At the same time， Feng Yuxiang and Fang Zhenwu started their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Hu Hanmin tried his best to help Chen Jitang in struggle opposed to Chiang Kai-Shek as scheduled， and worked in cooperation with Feng Yuxiang and Fang Zhenwu. Chen Jitang took no action and was negative to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Hu Hanmin fought against Chen Jitang， but was defeated.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was caught in a hopeless situation， and was suppressed by Nanjing. The result was certain when Feng Yuxiang left from Chahar， but Hu Hanmin still did his best to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especially the result， gave rise to subtle an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Hu Hanmin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opposite t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Japanese campaigns led by him.
Key Words： Hu Hanm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Chahar， Anti-Chiang， Chen Jitang
[关键词]胡汉民，察哈尔抗战，反蒋，陈济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2-0020-10
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轰动一时。相较局部抗战时期的其他著名抗日之役，如：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察哈尔抗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既非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亦未曾接收任何源自南京方面之援助。相反，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因迅疾遭到国民政府的全力绞杀，旋即重挫，无果而终。南京方面所以如此决绝，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其中，察哈尔抗战牵涉彼时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朝野竞逐，无疑是重要诱因。换言之，南京方面的决绝态度与狠辣出手，正是党内朝野竞逐白热化的直接表现。作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内在野势力的精神领袖，胡汉民的影响贯穿察哈尔抗战始终，乃立于冯玉祥、方振武身后，进而与蒋介石真正博弈者。所以，厘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察哈尔抗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在该问题上，随着近年来海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使用，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①惟既有研究，尽皆阐述胡汉民对察哈尔抗战的种种影响及所处角色，而在察哈尔抗战对胡汉民乃至整个国民党在野阵营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则付之阙如。即便在论述胡氏对察哈尔抗战的影响与作用方面，已有的研究尚嫌粗略，解释上亦有不尽周延之处。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特综合相关史料，做另一种诠释与解读。希望笔者的解读能够更贴近历史原貌，对解释和澄清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相互关系问题，能够更为准确全面。
一、运筹与策动：胡汉民的华北政略演变
与察哈尔抗战的勃兴
察哈尔抗战的勃兴，并非仅仅源自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军事将领的抗日爱国热忱，及激于国民政府秉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义愤。胡汉民以反蒋为最终鹄的，对华北地区进行持续的政略运筹与策动，乃造就该地抗战勃兴的重要动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察哈尔抗战构成胡氏华北政略的全部，抑或胡的华北政略施用一成不变。事实上，就结果而言，察哈尔抗战仅仅是胡氏华北政略的组成部分，并非全貌，只因其浮出水面而备受瞩目。就过程而论，胡的华北政略施用呈现一个随着形势发展而持续演变的脉络，察哈尔抗战作为这一脉络的重要节点，其勃兴有形势发展使然的因素，远非胡汉民初始即已洞鉴。
1932年初，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定在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引者注），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行使职权。胡汉民等人遂利用该两机关对抗南京政府，形成了“胡汉民—蒋介石”“西南—南京”的对立。①对峙之初，胡汉民所面对的形势颇为微妙。依大势而论，彼时淞沪抗战正酣，国民政府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肆应，致物议呈鼎沸之势。对于以抗日反蒋为政治号召的胡汉民而言，正是力求一逞之机。与此同时，积极于华北串联旧部共同起而反蒋的冯玉祥，于1932年3月间主动接洽胡汉民，希冀合作反蒋，要求“西南方面联络闽、赣、湘、鄂等省，合谋举兵”。②然而，西南阵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陈济棠，此时正忙于内部的翦除异己，巩固“南天王”的统治地位。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问题上，陈寻求主动“改善关系”。陈甚至在1932年4月间，有意取消西南两机关，“改为粤桂绥靖公署”。③此议虽因胡汉民力持异议而作罢，但胡欲于粤另行组府，以左衡南京，无疑已是窒碍难行。鉴于此，彼时奉派赴华北策动反蒋起事之陈中孚对胡建议：“盖对方犹利用傀儡政府于洛阳，国人不察，易为号召。吾侪非设政府，不足与抗衡也。欲设政府，粤省当最为适宜，如粤不能为，非从北方策动大局不易着手。欲策动北方时局，非去平、津孺子（张学良——引者注）不易成功也。”④衡诸后续举措，胡汉民无疑认同陈中孚之议，通过华北政略的施用破解困境。
胡之华北政略的核心在于，藉去张学良代之以冯玉祥，而策动华北首起反蒋大旗，嗣后借北方大势促陈济棠率西南实力派跟进，最终达成南北呼应共同倒蒋的目标。华北地处要津，南京国府因关河悬远而对之鞭长莫及。因此，该地历来反蒋势力丛集，尤以“扩大会议”为极致。中原大战后，蒋以张学良统摄华北，防阎、冯等死灰复燃。由是观之，胡谋以冯代张，进而策动华北起事，倚为反蒋先声，确是允当之策。
1932年8月，行政院长汪精卫与张学良因华北抗日问题而生龃龉。汪氏去张之念虽坚，无奈蒋介石左袒张甚力，愤懑之下，以辞任行政院长逼张下台。胡汉民见有机可乘，遂致电汪精卫，图联汪倒张，称：“去张目的在抗日，若继者仍是此辈，固无望，且在夫己氏旗帜之下人，知其难。故能以焕章（冯玉祥——引者注）领平、津，上也；次则以抗日救国号召，同时注重党之团合复兴，如弟与兄在上海时所言。”⑤汪虽未纳此议，但胡彼时扶冯代张之意已显露无遗。
运作扶冯代张的同时，胡汉民在助冯起事方面，不乏大手笔之作。1932年9月，胡遣曹四勿赴华北见冯，在以监察人身份发展其加入“新国民党”后，向冯转交100万元，以为组织武装起事之用。⑥此款于彼时而论，不可谓不巨。西南内部，粤省以40万即可创建一师武装，桂省一师武装的创建费用仅为10万元。⑦对外金援方面，纵观粤省1931～1932年间的援外款项分布，单笔百万之数，已是最高。勉与之可较者，“1932年8月11日，陈济棠特汇20万元补助十九路军军饷，不久又令省财政厅发给十九路军军费80万元，省财政厅的正常支出为此停支数日”。⑧
胡汉民虽可操控西南两机关，但两机关经费却须仰赖陈济棠，财政状况也只是“小笔无问题，大笔者筹垫不来”。⑨所以，予冯之百万巨款，应源自陈济棠。西南元老萧佛成曾言陈济棠，“性吝而怯，不可太迫之，使舉非常之事，即迫其以大款济人亦可不必”。⑩此次陈掷出百万，可以想见，应为胡汉民颇费工夫的结果。然而，武装起事一旦发动，需款浩繁，非稳定及时的金援不能建功。对此，胡虽尽心，但全仰陈济棠鼻息，为嗣后冯玉祥的失败埋下伏笔。
除却金援，胡为保障与冯处联络的顺畅及时，在沟通管道方面，也曾着力。早在1932年7月间，胡已派上海“新国民党”的活跃分子何世桢、任援道驻冯玉祥处，相对应者，冯玉祥则遣张允荣、黄建平驻胡汉民处。①此外，上海“新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如：程潜、李烈钧、熊克武、陈中孚等，在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沟通联络方面，亦曾发挥过重要作用。②由此观之，上海“新国民党”组织是胡汉民与察哈尔方面的联络枢纽。所以如此安排，沪居地利之便，沟通南北得天独厚，固为一端。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新国民党”组织的人员配备，颇为合理。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对华北军政情形相当熟稔，程潜、李烈钧、熊克武等皆行伍出身，通晓兵事，与冯玉祥保有不同程度的交谊。特别是程、李二人，俱属党内元老，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在具体的沟通协调过程中，较易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
众所周知，察哈尔抗战的主要领导人为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其中，方、吉为冯玉祥所创西北军之旧部，存在历史渊源。然而，吉鸿昌彼时倾向中共，与之联系紧密。至于方振武的起兵乃至投身察哈尔抗战，主要受到胡汉民的影响。胡、方本无历史渊源，二人接近的发端缘自方振武的主动投效。
1932年5月9日，方主动致函胡汉民，在抨击南京对日妥协的基础上，表露效忠之意，并派代表孟芸生赴港，尝试与胡建立关系。③胡此时着力罗织各方力量共同反蒋，对于方之靠拢，自然顺势接纳。不久，方即加入“新国民党”。④1933年2月，方振武于山西介休起兵，成立“抗日救国军”，奔赴河北。此举目的，除却利用日军进攻热河进逼长城各口之机，于河北谋一“立足之地”外，更是配合胡汉民彼时的南北联合反蒋抗日计划。⑤如胡所言，方振武“对党忠实，历来主张极与我人一致，其所部抗日将士不重为我西南抗日军之先遣部队”。惟时势如白云苍狗，方部“由晋而豫而冀而察，跋涉数千里”，不仅沿途受到国民政府的“横加威迫”，且因长城抗战大局已定，使得方部抗日的出师之名难以为继。⑥对此，方振武曾言，“形勢转变，敝部孤处绝域，援应维艰”。事实上，自方起兵之初，冯玉祥即力邀其入察共图大事。方部行军之际，冯更是再四笼络，促其入察。⑦方部所处形势虽趋于恶化，但方对冯之提议，态度始终晦暗不明。与此同时，方于4、5月间，令所部集体入“新国民党”，且先后派遣心腹赴港见胡，请示机宜。胡对此乐观其成，不仅高度赞赏方部，且力促西南全力援助。⑧即便在方部业已入察联冯之际，方振武仍明确向胡表示：“我公党国元勋，望重群伦，际兹国危民辱之时，定有安内攘外之策。武虽不武，为党为国，汤火不辞。如有荩筹，武当统率所部，听候驱策。”⑨显而易见，方振武入察联冯，主因乃为环境所迫，实质为胡是从，方、冯合作相对松散。区别于胡、方关系中主从特征明显，胡、冯关系则存在一定平等合作的因素。这也就可以解释，察哈尔抗战陷入困境之时，为何冯离察后方依旧苦撑。
胡对冯、方部之扶植固然不遗余力，联络沟通亦未有实质性窒碍，但胡力推以冯玉祥为核心的华北政略，实乃格于形势退而求其次之选。华北域内，军系林立，盘根错节。就反蒋而言，可登高一呼搅动风云者，惟有阎锡山、冯玉祥，但其各自软肋亦颇明显：“阎、冯使负华北军事责任，资望固甚相宜。惟冯原有实力已离掌握，所有旧部又难集结，虽具爱国热忱，恐难指挥如意。阎则素持慎重，向不轻有主张，当此复杂局面，更难单独表示。”⑩较于阎，冯既勇于担当任事，胡自无他选。惟胡之华北政略调整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一旦形势易动，显现调整空间，胡顺势操作，乃情理之中。
1933年初，日军攻占榆关，并进攻热河，拉开长城抗战序幕。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中央军持续渗入华北不可避免，在既有军系博弈的思维惯性主导下，不仅华北域内军系的忧虑与敌意急遽拉高，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已渐发生裂痕”。{11}胡汉民得到的情报显示：
某氏（蒋介石——引者）对于华北事，前派有杨耿光以下五十余人，名为帮汉卿划策抗日，实则预定接收地盘，扩充实力。华北将领窥破此点，惟汉卿无以应付，徒思南京物质之接济，以便转账肥入己囊，故各将领啧有烦言。既至热河一失，某氏之预定计画次第实现。此种情形，谅亦早在洞鉴之中。并某氏又与日方密约新途径，不过当此热河新败之际，将领愤懑未消，不敢公然下令停战，只得暂任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厮杀一阵，一俟己之军队满布平、津，逐渐更动人员，将华北悉归掌握。然华北将领既窥破其之用意，当谋抵制，只因兹事体重大，若无西南背景，迟迟难决，如得公主持，联络指导，必能收绝大效果，不惟阻止某氏之力扩充于华北，并可将其长江根据使之动摇而至倾覆。①
形势如此，胡自然要加大力度策动华北，特别是笼络张学良，毕竟华北军政实力以张为雄。而张面对蒋的来势汹汹，结胡自固，顺理成章。1933年2月，胡与张已开始书函往还。②3月间，张学良已托人向胡转交联络用的密码电本，可见双方关系进展迅速。③据胡之设想，希望张学良能够领衔，团结阎、冯、韩等华北将领，共同反蒋起事。为此，胡曾于2月间遣李济深亲赴华北，协调各方，以求形成合力。惟李济深给予的反馈，却并不乐观：“小张希望甚少，冯望张且战且走，张表示且走且战，以察绥为退步。”④在蒋势大的情况下，冯之主张较具策略性，毕竟高擎抗日旗帜，率军御倭，赢得舆论同情与支持，不仅蒋难于着力弹压，且可获取相当政治空间与资源，于反蒋而言，事半功倍。胡所冀望张者，亦不外于此。⑤然而，张与胡、冯不同。胡为政客，本无一己实力，冯虽实力派出身，但中原大战后，实力凋零殆尽。张学良则坐拥东北军，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力保实力不损乃根本利益所系，自不会轻掷本钱。况且在张眼中，胡之反蒋抗日，“无具体计划”与“切实保障”，特别在“充分援助”问题上，尤为忧虑。⑥故在蒋郑重承诺优容东北军的前提下，张学良选择下野出国，以示承担热河沦陷之责。⑦蒋、张得以妥协，胡只得复归倚冯之途。
察哈尔抗战虽由冯、方等领衔发起，但胡着力策动者，却远不止于此。就现有史料来看，察哈尔抗战前夕，鹿钟麟、宋哲元、孙殿英、石友三、韩复榘等在胡的策动下，对反蒋抗日一节，“均表同情，且盼有更深一层之表现”。⑧阎锡山方面，胡在派员多番游说基础上，亲自致函称：“华北之事，惟华北同志能精诚团结而自理之，庶可以戢暴日之野心，杜狡者之诡谋。近闻瑞伯、向方、汉章诸兄咸有意于此，且拟有所组织，藉谋固结，幸左右有以提携而督励之。”⑨阎虽以机变巧诈著称，但面对胡之多番策动，则“又有些动野心”。⑩
地方实力派皆以极端务实功利为圭臬，故蠢蠢欲动距发动起事，相差何以道里计。各方相互观望，以风向而定行止乃为常态。就胡汉民而言，其对此未尝没有洞鉴。所以尽管运筹、策动华北多时，甚至已至察哈尔抗战勃兴前夕，胡对起事将以何种形式展开，仍胸无成竹。正如胡致方振武函中所言：
今日华北之要在能团结将领，铲除不抵抗主义之力量，形成一坚固之阵线，庶北方全局能不为桀黠者所分化，今后一切措施亦庶有向前推进之望。近者华北变化日在酝酿中，内容如何，发展至如何程度，尚未悉知。将如何策动运用，俾能贯彻本党革命救国之主张，惟赖我兄与诸同志有以策之。{11}
依形势而言，冯、方等揭橥抗日大旗崛起察省之际，前景委实难期。究竟是星火得以燎原，抑或孤军无援而败，端赖两方面因素。其一，胡能否给予持续稳定的援助，使得冯、方等得以苦撑待变；其二，地方实力派是否可群起响应以成燎原之势，进而实现胡之南北会师长江共同倒蒋的蓝图。以上两因素的走向，实质上端賴胡汉民与陈济棠博弈的结果。
二、功亏一篑：
胡、陈博弈与察哈尔抗战的中挫
依国民党内朝野斗争的发展脉络而论，1930年“扩大会议”至1931年的“非常会议”，仅历年余，党内在野力量重心已由华北移至西南。此后，华北军系依旧林立，但相较西南，于在野阵营内仅处侧翼地位。所以，冯、方等崛起察省后，后援固然端赖西南，即便是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实力派的后续起事与否，亦视西南动向而定。胡汉民虽居西南精神领袖，但实力重心却是陈济棠。围绕察哈尔抗战问题，胡、陈博弈实所难免。
后援问题的核心在于金援。察省贫瘠，且周边军系林立，强敌环伺，冯、方等又初到该地起事，就地筹款并不现实，故经费一端惟有仰赖西南。然而，早在1933年2月，金援问题已渐显棘手之兆。邹鲁向胡诉苦，经费事令其大感头痛，“冯处要款”，面对陈济棠，“说亦无用”，“即五万元之拨一部，亦尚须加工夫，方能达到”。即便如此，邹亦无十全把握，仍请胡“加来一函”说陈，艰困程度可见一斑。①由于金援迟迟无果，干系匪浅，担负联络重任的何世桢等直电胡：“务须按月拨汇若干，接济张垣。”②前方需款孔急，胡心知肚明，奈何陈济棠迟迟不动，金援只得延宕。
在金援问题上，尤应强调指出的是，冯玉祥与方振武虽共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旗下，且有上下分际，但在接洽西南金援方面，自始至终都是两条线，各显神通。与冯玉祥起事之前业已收到西南巨额金援不同，方振武起兵款项缘自变卖家产所得，且行军直至邯郸之际，方才向胡提及金援问题，称：“惟给养经济等等，异常困难，弟倾家荡产，罗掘已穷，将伯谁呼，不胜焦急，务祈我公设法接济，速利戎机，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③方为补强接洽效果，遣代表先行赴沪，接洽程潜，待得程向胡疏通之函，方才赴港谒胡。④胡对方之求援，甚为积极，亲笔致函西南同侪萧佛成、邓泽如等，高度评价方部起事的基础上，引介方之代表赴穗商洽金援细目。⑤
胡令于前，萧佛成等元老自然不会等闲视之，积极向陈济棠疏通金援事宜。疏通最终虽铩羽而归，然而过程却颇显跌宕。6月1日，陈融向胡报告：“二马（冯玉祥——引者）总无覆电，即头一电问他力（陈融——引者）、衣（邹鲁——引者）如何汇去，亦未见覆。”⑥据陈融3日的致胡函显示，已为冯备十万元，“俟有汇址即汇”。⑦次日，陈融对胡言：“二马处本定汇十万，款已有，只问汇处。而二马几日皆无电覆，问代表李时甫亦无法。方处相助二万，现在亦正商汇处，或较冯为易也。”⑧据陈融所述种种，陈济棠对金援一事应已大开绿灯，款项无虞，只待汇款地址解决即可汇出。换言之，窒碍汇款者，与陈济棠无涉。至6月中旬，陈融方得明瞭症结所在，其对胡言，若用十万款，“除与爵（陈济棠——引者）商决无办法，与爵商则仍一毛不拔耳”。⑨拨冯十万元若此，予方之款也遭陈济棠敷衍。23日，陈融对胡称：“某兄（陈济棠——引者）云，方款三万大约已交，如未交，亦须大会通过，渠无办法也。”⑩粤省财政乃陈济棠独断，所谓“无办法”显系托辞。如果说先前胡汉民对陈的真实态度未有察觉，毕竟陈曾单次百万之款援冯，那么至此，胡业已洞若观火。28日，胡对陈融吐露心迹，认为陈济棠“皆云目前因纸币汇不出，办不到（然则因此竟可一事不办矣）”。{11}至7月中旬，西南元老们依旧是，“冯、方筹款事似未尝有办法”。{12}款项无着，胡已预感冯、方部前途灰暗。{13}为了尽可能地让冯、方部支撑下去，胡只得采取迂回策略。7月15日，胡亲自致电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请其“对冯、方诸部力予维护”，藉此改善察哈尔抗战的地缘环境。{14}此外，为了钳制南京武力弹压冯、方部的趋向，胡于政治层面发起攻势，策动各方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攻察”。胡认为此举，“予冯、方以精神上之援助极大”。{15}20日，胡汉民、唐绍仪、陈济棠等电京，“请停止入察之师，否则西南不能坐视”。上海程潜、李烈钧等亦电京诘责。{16}揆诸史实，胡此法可谓颇具效力。22日，行政院长汪兆铭赴庐山与蒋介石会商时局。28日，汪、蒋不得不发表联名通电，表达“将以全力谋国内和平”之意，以稳定局面。①蒋在25日的日记中更是写道：“对冯逆暂不用兵。”②
对察省起事诸部而言，无论是金援，抑或政治运作，只是治标，即创造条件得以苦撑。惟有西南组府起兵，形成南北呼应之势，才是治本之道。正因如此，熊克武等在致胡电中，所力促西南者，重中之重仍是组府起兵，最后才是“北方接济”问题。③胡为遂西南组府起兵之愿，对陈济棠可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
早在冯、方部崛起于察省之际，胡汉民业已操纵萧佛成等元老对陈济棠展开行动。6月2日，胡令萧等元老，对陈济棠以“全体离粤相威胁”。威逼之外，萧佛成又衔胡命，与陈密谈三小时，极尽游说之能事。④会谈中，萧“反复开陈，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谈毕，萧颇乐观，并向胡云，陈“似大觉悟”，明确表示讨蒋决心，惟待闽省蔡廷锴、陈铭枢及桂省李宗仁、白崇禧来粤共商大计。其余重要问题上，不仅截收关余，可以随时照办，即便对宿敌陈铭枢，亦可在不图粤的前提下予以合作。⑤然而，居旁观者的陈融，对于形势的洞鉴，更为全面客观。其对胡言，会谈实质上“仍得无结果之结论”。在最核心的起兵问题上，陈暧昧地表示，“华北、华中各将领仍须派员与之联络，若能先由彼方发动则尤佳”。至于己之发动，陈则以“无此力量”为由，坚持“须询各将领意见再行决定”。⑥萧佛成与陈融两方陈述叠加，更可看出谈话全貌。事实上，陈济棠的态度，确有积极部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表态，符合胡等之预期，这也是萧乐观的主因。基于此，胡之威逼难有着力之处。更关键的是，在起兵的关键问题上，陈济棠却是闪烁其词，以拖待变。正因如此，胡示意萧趁热打铁，自可想见。3日，萧亲函陈济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煽惑力十足：
时至今日，国之紧张已达极点，以兄之地位，亟应统率西南群帅，以讨蒋救国号召于天下，大江南北必有起而应者，况冯玉祥已起事于西疆，此千载一时也。故事成固可以救党国之危亡，设不幸大功不竟，亦可退保西南半壁，以伸民族之正气。西南群帅已从我粤举义，与蒋为仇，则不能不拥我为盟主以自固。若犹迟疑不发，则人心离异，使蒋贼得从容布置，挟中央之名，以运用其纵横捭阖之术，我虽欲如今日之苟安，亦何可得？此所谓共济则胡越一家，相猜则同舟敌国，望兄务其大者远者。故今日之事，速发则内得国民拥护，外得国际同情，若复徘徊顾虑，则外不见容于国贼，内不见谅于群帅。忠良结舌，枭黠生心，能保无萧墙之祸乎？弟年将就木，本无求于世，徒以忝为党员，不忍目睹党国之危亡，而又以忧兄之甚，故不觉其言之切。⑦
陈得函后，与萧佛成、邓泽如会商，虽同意讨蒋招牌可挂，但不仅否定开府，且将粤省出兵窒碍归于财政困难，及闽、桂共同出兵诚意不足。会商中，陈大肆宣扬對陈铭枢的猜忌与敌意，颇有将这位十九路军精神领袖置于西南起兵主要障碍之势。陈之说法，颇为精明。一方面，既然障碍在外而不在粤省之内，则诸元老的斗争压力自然得以舒缓。萧等当日即分电闽、桂领导人来粤集议，以利协调。⑧另一方面，基于历史恩怨，陈铭枢不仅不见容于陈济棠，即便元老中，也仅邹鲁对其友善，其余皆颇多怨怼。胡则立场相对务实，认为在陈铭枢放弃觊觎粤省的前提下，可以携手合作。如此，陈济棠抛出陈铭枢问题，不仅理直气壮，且直接引发元老内部歧见，可谓转守为攻。⑨
然而，陈之策并未得售。经过数日磋商，闽、桂实力派与诸元老达成共识，陈铭枢力主之西南开府、迎胡主政等议为各方接纳，斗争焦点再次转向陈济棠。13日，白崇禧电粤，以“时势急迫，万不容稍存犹疑”，迫陈起事。⑩面对重压，陈则双管齐下，以求转圜。就自身而言，陈穷尽口实以敷衍搪塞胡汉民等人，争取时间拖而待变。在此基础上，陈寻求外援，与蒋介石暗通款曲，相互配合，消弭压力。
陈济棠回复萧等，余汉谋等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对于起事持保守态度，理由有三：“兵力不敷；蒋将以倭祸嫁于西南；财政问题。”{11}上述论调虽与陈并无二致，但因余汉谋等粤军主要将领一贯对反蒋、内争冷淡、反感，故亦属情理之内。①此外，陈本人也亲自上阵，主动要邓泽如等元老晤面，长篇阔论，历数起兵之困难。截收关余问题上，陈一反先前支持的态度，提出两点质疑：“于此时期而有显然反对中央举动，有为人口实之处否”；“即取得关余”，“究竟有何良好效果？”言下之意，关余难以解决财政困难。陈历来宣称，对党事不愿费脑筋，只好由老先生们去喊喊。此次却一反常态，针对所谓党事直抒胸臆。他说：“我以为党无办法，则各样俱无办法。谓蒋为独裁，人亦谓孙（孙科——引者）为独裁耳。人人皆欲独裁，即是党无办法之故。”②最后，陈剑指要害，论及兵力不敷。他说：“兵是大家的，非我伯南的。裁兵我是最主张的，但大家要声明诸事不要我管，只要绥靖地方而止，则留二十团足矣。但是忽而剿共、抗日、援闽、出赣，种种问题发生起来，而又谓我贻误，则我将如何？”③陈所述种种，俱属老生常谈。恰如陈融向胡抱怨所言：“此论调听过不下十余次。”④即便如此，陈所言却非尽属虚言，无的放矢，对于消弭元老围攻之压力，自有相当效果。
外援方面，陈向蒋介石详述粤省情形的基础上，要求协助，以舒缓困境。蒋则于13日复电陈：“凡可以解除吾兄周围之困难者，中央必与兄互相呼应，尽力协助。第各方如只顾私利，不复顾念党国之存亡，则中央绝不畏缩避让，而令兄独任其难也。”⑤蒋所言“协助”，系指先后派遣黄绍竑、石瑛、段锡朋等赴西南疏通。特别是黄绍竑，得益于桂系核心的资历，不仅深谙两粤军政脉络，且人脉丰沛。其周旋各方经月，对于消极彼时西南反侧力道，贡献颇多。⑥
冯、方等部所亟盼之西南起事出兵者，在胡汉民与陈济棠的拉锯中，被延宕下来。随着察省形势危殆，各方催促函电交乘致胡。催迫之下，萧佛成得胡示意，长函致陈，游说词锋颇显锐利。萧称：
冯、方已出兵进攻多伦，蒋中正为履行塘沽之协定，而派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何立中等部向察进攻，以谢暴日。当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时，蒋仅以不接济使十九路军败退，今竟不然，出师以助敌人，而攻自国抗敌之义军，虽枭獍不足比矣。但以现势观之，若我西南不作有效之援助，冯、方必不能支，而我粤亦将为众矢之的。⑦
陈对起事态度暧昧，部分源于对闽、桂两省的猜疑，特别是对陈铭枢及身后驻闽之十九路军，敌意尤甚。对此，萧言：
今日之所谓西南者，仅广东一省而已，闽、桂均已离心矣。且在旁窥伺，而欲甘心于我者，更大有其人。纵谓设备周密，可以毋虞，顾何以不相携向外发展，使爱我者有共济之谊，憎我者无反侧之虞，大义所在，天下归心，虽有奸回亦无所藉口，岂不尤愈于坚壁以备邻封耶？⑧
至于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暗通款曲，萧提醒陈，一旦世易时移，蒋难免秋后算账，届时即便起事，亦失先机：
昔韩信彭越助汉灭楚，以成刘季帝业，徒以假王及病留之怨，卒不免为刘季夷诛，而谓无韩彭之功而怨有甚于假王病留，能得蒋贼之优容乎？国事已大定，中央一纸命令可更易封疆大吏，何待加兵？纵谓我有劲旅，可抗乱命，但为地盘而必战于他时，何如为救国而先发于今日，且得国人之同情。⑨
对照1936年两广事变中陈济棠黯然下野，可知萧之政治眼光长远，远胜陈济棠。惟彼时陈持意颇坚，萧之谏言，终归碰壁。
无论金援冯、方，抑或起兵呼应察省抗战，陈济棠与胡等如此抵牾，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结构性的矛盾。换言之，除却权力之争，政治见解层面，双方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⑩上述矛盾贯穿整个西南时期，自然也适用此次因察哈尔抗战引发之胡、陈博弈。然而，就事论事，胡、陈上述抵牾，与蒋介石向陈施用银弹密切相关。1933年6月1日，陈济棠就任南路剿匪军总司令，与此同时，闽、粤、桂三省陆续出兵入赣，参与围剿中央苏区。在军费问题上，蒋与陈济棠商定，自是年5月起，每月拨给三省军费50万元。由于彼时南京财政支绌，蒋亲自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予以说明，以保证按时拨付。至于目的，蒋直言不讳地指出，除却“为增厚剿匪兵力”，更为“使两粤渐趋合作”。①事实上，陈济棠等之参与围剿，“不甚积极，大多数时候是在虚张声势，骗取蒋介石提供的饷械”。②即便如此，蒋仍照拨款项，着眼点已是彰明昭著。值得强调指出的是，陈济棠于其间受益最大。蒋虽以三省剿共军费名义拨付该款，但具体分配权却畀之陈济棠。如此一来，陈不仅攫得大部，且无形中增加了其与闽、桂的博弈筹码。③陈既收获蒋之银弹，自然投桃报李，胡之碰壁顺理成章。
西南迟迟不动，阎、韩等华北实力派也就观望不前，冯、方部等同孤军绝域，察哈尔抗战失败在所难免。8月6日，冯玉祥通电移交察省一切军政事宜。9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撤销。嗣后，方、吉部虽继续苦撑，与南京周旋，但大势难追。对于胡汉民而言，察哈尔抗战既由其策动，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无论从道义而言，抑或现实而论，其皆有善后的责任与必要性。
三、知天命而尽人事：
胡汉民与察哈尔抗战的善后
冯玉祥离察后，宋哲元接收察省军政。同盟军部分，除方振武、吉鸿昌部外，同步由国府改编，以为善后。方、吉两部则不甘屈服，虽遭宋哲元压迫而无法立足察省，但仍分率本部突进北平周边之怀柔、密云等地，伺机攻占北平，以为呼应西南起事之张本。④事实上，方振武等因关河悬远，不可能洞鉴西南内幕。胡等元老，碍于立场、道义等，又难据实以告，只得以西南起事在即的托辞，而要求方等苦撑待变。惟方愈是苦撑，胡的责任与压力也就愈大。以道义论，胡虽久历宦海，但仍颇重道德自律。依胡所言，其做人行事“慎之于始，视义之所在，求心之所安而已”。⑤以政治现实而言，胡若置方等不顾，其何以凝聚人心，与蒋颉颃。正因如此，胡虽已明知难追天命，但仍不得不勉力向前，以尽人事，力谋善后。
西南方面，陈济棠既然“托词不干”，无论寻求金援，抑或起兵反蒋抗日，胡只得另辟蹊径。金援方面，胡一方面训令萧佛成等元老，“西南同志以抗日、剿共相号召已数年，于兹方同志艰贞卓绝之抗日行动，当不忍其以给养之不给，坐视其覆亡”，示意其对方部尽力拨款。⑥就西南财经脉络而言，萧等元老可调用者，惟有两委会的小额经费，实乃聊胜于无。另一方面，胡亲自上阵，利用其在部分国民党海外党部及侨界的影响力，争取捐款援方。⑦胡此思路应系师法孙文。众所周知，孙文革命垂四十载，海外侨界募款乃其革命经费大宗，国民党因之在海外侨界着力颇深，较为广泛地建立了海外党部。胡追随孙文革命二十年，不仅熟稔海外募款之思路方法，更累积相当海外人脉可供利用。胡着力为此，也算顺理成章。然而，国民党执政后，党内派系纷争亦延绵海外，海外党部遂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成为各派角逐的重要场所。胡可影响动员者，仅及一部。况海外募款本非稳定财源，应付大额需款，更是捉襟见肘。故对察省抗日而言，胡此法筹款，杯水车薪。胡坚持此法筹款，固可见其穷尽手段金援察省抗日的诚意与决心，但更重要者，折射出这位国民党领袖暮年的困境与无奈。
西南起兵问题上，胡曾计划撇开陈济棠，策动闽、桂联合出兵，呼应北方。8月底，胡曾召集萧佛成、邓泽如、邹鲁、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在港集议，谋划起兵诸事。磋商虽有成，但桂尚缺白崇禧，闽亦缺蒋光鼐、蔡廷锴。胡为促成该议，在分电白崇禧与蒋、蔡时，施展权术。胡致白电称：
伯南至今仍托词不干，佛成、泽如、海滨三兄已于前星期来港与德邻、任潮、真如三兄磋商桂闽出师湖南办法，十九路军态度至为坚决。两省出师，兼以北方犹有方、吉等部策应，较之洪宪之末云南起义形势实优。兄有何卓见，仍请见示为荷。⑧
事实上，十九路军态度远非坚决。同日，胡等曾电蒋、蔡，促其即日派人赴港磋商，“以便早见事实”。⑨胡之风格向不以权术著称，此次如此，可见协调双方起事，远非易事。该议最终流产，亦应与协同有关。嗣后，胡曾向心腹陳融提及，“前途问题绝不单简，意志统一，尤复难言”。①究其根本，闽、桂联合出兵未成，症结仍在陈济棠。须知闽、桂两省财政羸弱，均赖粤省接济。陈不予财政挹注，闽、桂即便贸然起兵，前景之黯淡，可以想见。鉴于此，闽、桂实力派自然不会轻易孤注一掷。胡力推此议，显然已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0月16日，方、吉部力竭势穷，被迫接受北平军分会条件，为商震所部32军改编，方、吉离军赴津。②此后，胡对方振武及其余部的妥善安置，甚有着力。26日，邹鲁报胡，“方部至津逃难者亦不少，已电三千元营救之矣”。③1934年初，方振武向胡求援，“旧部流散津、沪、粤、港不少，乞予维持”。胡示意邹鲁商诸陈济棠，欲“拨一二万元济之”，遭陈拒绝。胡无奈之下，令陈融每月予方港币千元，驻沪之方旧部，每月三百元，“稍慰藉之”。④不久，针对驻港部分旧部的安置问题，方再次向胡求援，引介其入粤省燕塘军校进修。胡为求促成，放下身段，少有地亲自致函陈济棠疏通：
叔平自抗日失败即在港暂居，其一部分旧属亦相从俱来，其中颇有略具军事学识希望再求深造者，今流离失所，情极可悯。前日面请介绍至尊处所办军事学校修业，弟允为转达。倘能收容，实各该同志所深感也。⑤
胡之积极主动，并非无源之水。方振武部无疑是察省抗日队伍中，对胡最为忠诚勤慎者，胡之观感与评价自然颇佳。胡予方厚待，一定程度上乃是对其所作贡献的认可、褒扬与回馈。此外，作为察省抗日反蒋的主要策动者，胡因与陈济棠博弈失利，进而整合西南出兵呼应未果，直接导致了冯、方等部的前功尽弃，尴尬之极，不言而喻。所以，胡面对方之种种善后求援，难免羼杂补偿成分在内。
藉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胡确已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穷尽资源肆力善后。惟在大局挫败的形势下，胡奋力而为的价值与意义，究属有限，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不过，败局已定的前提下仍奋力有为，逆流进取，胡性格特质中的倔强、好胜、坚韧得到了颇为充分的体现。
四、余 论
胡汉民固然是察哈尔抗日中的关键博弈方，其对察省抗日的滥觞、发展与结局，皆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然而，易为忽略的是，短暂的察省抗日对胡汉民及其晚年所不遗余力领导的反蒋抗日运动，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就胡个体而言，察省抗日的历程，特别是善后阶段的所遭所遇，无疑使其内心纠结与煎熬，处境尴尬而艰困。须知，察省抗战的缘起阶段，作为西南实力重心的陈济棠，不仅给予了巨额经费挹注，其应直接或间接对胡等元老做过积极的态度示意，否则，胡等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地运筹与策动。然而，待察省硝烟腾起，陈却冷眼旁观，抽身事外，即便前方求援之电急如星火，处境危急惨烈，陈依然不为所动。对于晚年体弱多病的胡汉民而言，这无疑构成了强烈刺激。胡曾致电陈融，称：“方振武来电，令人不堪卒读，亦乞交雨翁（林翼中）读之，使知我人此时真难对人说话也。闻某兄（陈济棠——引者）曾面许冯、方代表以济款也。”⑥胡汉民其人，传统文人色彩浓重，甚为讲求道德自律，这是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相比，极为独特之处。正因如此，察省抗日如此结局，胡难免深觉有负冯、方。事过境迁，胡甚至在心腹面前，曾有过直接的情绪表露。⑦
如前文述及，華北历来为国民党内反蒋运动重镇，即便“非常会议”后，反蒋重心移至两粤，华北在反蒋侧翼中的重要性，无可出其右。胡自建立西南反蒋局面始，即积极联络华北，根源亦在于此。无论是冯、方的崛起察省，还是阎、韩、宋等的蓄势待发，都是胡长期着力的成果。然而，察省抗日的历程，特别是结局，不仅对胡在华北的政治信用构成了颠覆性破坏，更是形成了强烈的负面示范效应，二者交乘，导致此后的华北，彻底脱离了反蒋运动，西南顿失一翼。可引以为证的是，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中，胡与华北各实力派的联络在察省抗日结束后，显著减少，至胡去世，亦未见起色。即便在颇为有限的联络中，往往也是形式大于意义，寒暄居多，深度沟通难觅踪迹。
察省抗日虽起于华北，但其在反蒋抗日运动中所形成的负面示范效应，却并非止于华北。1933年之闽变与这一示范效应，存有紧密关联。众所周知，1932年十九路军调防闽省后，即迅速与两粤形成合作，成为西南重要组成部分。①因十九路军为抗日劲旅，闽省处境相较粤、桂，又更为不利，故闽对反蒋抗日素来持之甚力，对粤闽桂三省联合反蒋抗日局面的形成，亦最为迫切。然而，察省反蒋抗日的结局，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不仅对陈济棠在反蒋抗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底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更对胡汉民整合西南以共同反蒋抗日的能力、空间与可能性有了更为冷静客观的估量。所以，察省抗日结束不久，十九路军即开始单独反蒋。随着闽变迅疾遭到国民政府的弹压，胡之反蒋抗日运动再折一臂，两粤的地缘政治空间遭到大幅限缩。
【作者简介】段智峰，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Chahar in 1933 was a part of Hu Hanmins pla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Hu was the key player in the ris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Chahar. At the same time， Feng Yuxiang and Fang Zhenwu started their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Hu Hanmin tried his best to help Chen Jitang in struggle opposed to Chiang Kai-Shek as scheduled， and worked in cooperation with Feng Yuxiang and Fang Zhenwu. Chen Jitang took no action and was negative to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Hu Hanmin fought against Chen Jitang， but was defeated.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was caught in a hopeless situation， and was suppressed by Nanjing. The result was certain when Feng Yuxiang left from Chahar， but Hu Hanmin still did his best to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Chahar， especially the result， gave rise to subtle an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Hu Hanmin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opposite t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Japanese campaigns led by him.
Key Words： Hu Hanm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Chahar， Anti-Chiang， Chen Ji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