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辉煌与社会风尚
关键词 盛唐气象，贞观之治，原因，社会气象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42-07
2011年初中课标要求“初步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用两课时达到这样的目标，教师们有很多实践。笔者依据近20年来的学术成果，提供一些思路和素材，供有志者教学研究。
唐初为什么会出现“贞观之治”？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纳谏，已然是历史常识，任何一位历史教师都能讲几段故事，但这只是重复古人的认识，今人的解析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隋亡之鉴与贞观之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看到的因果关系。秦亡教训与汉初政治也是因果，但文景之治的38年并不太平，制度缺陷造成地方叛乱，宫廷之内也不平静。贞观时期的23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上下同心、社会稳定、经济活跃的太平治世。初中课程应该削减政治内容，但如贞观之治这样光明的一页则应多讲，即使深一些，留给学生的历史回味是民族自豪感。吴晗、吴宗国、张广达等学者认为，贞观之治“是中华文明传统政治理念的发扬光大”，是“南北朝以来国内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同文化融会整合而产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①以此解读超越了传统的儒家史观，并赋予了课程内容时代性。
1.贞观之治的执政理念
贞观之治是古代帝王政治的范本；在今天，执政者如能做到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也实属不易。唐太宗常用载舟覆舟之喻，说明君民关系，其实这是孔孟荀说过的话。贞观君臣从隋亡教训中深切感受到这一古训的警示意义，形成了一种民本意识。《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很多言论，如“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孔子以养民为要务，孟子发展为民本思想。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话孟子都讲过，但是日后只有唐太宗将这些思想作为执政理念，做得最好（宋仁宗也不错）。他反复强调以民为本的原则，君臣讨论的话题很多都是如何止徭役、息征战、戒奢侈，怎样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可以说，民本思想就是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在传统政治理念中，民本思想境界最高远，尽管它还不是“以人为本”，仍以统治权为中心，没有民权的概念，人民是被动状态的，但在当时世界，这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到近代，西方产生民权思想时，君主制也走到了历史尽头。
君主制下实践以民为本，必然收缩和限制君权。唐太宗在主观上并不强调专制和独尊。在执政理念上，他不仅不贪权，而且主动依靠群臣的智慧，自己自觉地限制君权。在他的引领下，贞观年间形成了健康的政治风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绝不止于隋炀帝。他刚当上皇帝有人就进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于臣下。”但是也有大臣提出，君主不能专权。贞观四年，唐太宗与近臣讨论隋文帝的得失，表示自己不能向隋文帝那样，“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随后说出了那段名言：“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他还认为：“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唐太宗希望有人时刻提醒自己，这是造就政治清明的前提。那些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執政者根本不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贞观朝，主纳谏，臣直言，蔚然成风，形成了清新健康的政治风气，这对整个唐代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产生了良好影响。让群臣敢于说话，敢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敢于批评皇帝，营造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首先取决于君主与群臣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孔子论述过君臣之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提倡：“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是个人品德与历史基因的结合，是先秦儒家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
2.贞观之治的制度保障
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但那时中书、门下还在宫内，没有完全转化为国家政府机关。“三省”是机构概念，“三省制”指体制与运作机制。因此要注意，隋朝加强中央集权还没有出现“三省六部制”。贞观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制，核心是三省之间、三省与皇帝之间在决策和执行中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运行体制。这种体制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下诏书，也不能直接指挥全国。政权的核心是政府，不是皇帝个人，皇帝实际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责任人。三省长官和三省的一些官员，与皇帝一起在政事堂讨论决定大政方针，组成最高决策层。三省从不同角度参与决策和执行。中书省负责起草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诏令写好后进呈皇帝，皇帝同意后抄一份存档，然后经过门下审核再上奏皇帝。门下省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处于枢纽地位，下达和上报的文件都要经过门下审核。唐太宗曾再三强调：“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是，相正已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好制度还需最高领导人的带头执行，皇帝要是带头破坏规矩，制度就形同虚设、随之改变。有一则故事很说明问题。贞观初年，太宗签署了征兵18岁以下身强体壮者的敕文，但文件到门下省，魏徵不同意，退回中书，皇帝再次“圈阅”，中书省再发，魏徵还是坚持己见。太宗很不高兴，召集政事堂会议，魏徵申述理由，以竭泽而渔比喻政策不留余地的弊端，太宗认为有道理，居然收回成命。当时魏徵不过是门下省的给事中，五品官，门下省侍中才属于宰相级别，但是在制度上给事中有“封还”权力，可以对最高指示说不。制度规定，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相，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皇帝和中书省都不能越过门下省，直接要求尚书省宣行。尚书省上奏的报告也要经过门下省审驳。尚书省上传奏事文书并执行政务，行政运作的主体是尚书省下辖的六部二十四司，大量具体事务由二十四司落实。
在三公九卿制中丞相权力最大。如果皇帝弱势，他可以直接指挥中央机构的运行，典型如诸葛亮；如果皇帝强势，他只是皇帝的助手和仆从，秦始皇、汉武帝麾下的丞相岂敢造次！三省制则分割了丞相的权力，三省首长——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仆射和右仆射——都是宰相，他们分工负责，与皇帝形成集体领导。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避免了君主独裁造成的失误，这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古代世界先后出现的大帝国都实行君主制，只有唐代的三省制有效地抑制了个人独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决策正确。这样的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是最好的。如果仅从唐太宗个人品德解释贞观政治，那就降低了大唐帝国走向辉煌的基础。
科举制以才学取代门第选拔人才是一个漫长过程，到宋代才基本完成，唐朝是过渡时期。科举制对贞观之治的影响很小，唐前期侧重章句记诵的明经科占正统地位，明经出身高于进士。后来进士科才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明经科成为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据权威学者统计，整个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都不占多数。
3.贞观之治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产物
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建立隋朝的杨氏家族、建立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家族，他们的血统都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合体，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造就的集团。唐太宗的母亲和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族人。唐朝宰相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鲜卑族后裔，如长孙无忌、狄仁杰。除鲜卑族外，还有很多西域各族人的后裔活跃在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在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下的各州，唐朝都是任用当地部族首领。因此唐太宗才会信心满满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贞观时期的制度主要源自北朝。北朝从北魏起，在“汉化”与“胡化”交替运行中孕育出新的生机，为走向统一不断夯实基础。例如均田制，鲜卑族部族成员平等，掠夺的物资视为“共有”，普遍颁赐。他们入主中原后对所辖非本族居民也一视同仁，计口授田。国家直接掌握农民不仅是重建编户齐民的开始，而且强化了中央集权。北魏至西魏、北周，统治的中坚都是鲜卑军功贵族，府兵制则是鲜卑族的传统制度。贞观年，唐朝全面实行均田制，这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府兵制也是唐前期的兵制。三省六部在南朝和北朝同时存在，但形成三省六部制的关键一步是中书、门下两省摆脱皇帝侍从的身份，在建制上走出内宫，成为政府部门。北齐和梁、陈都差这一步，只有北周完成了。隋朝继承北周，唐贞观年继承、改造、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因此从制度上看，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是贞观之治乃至大唐盛世的基础。
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线，唐帝国崛起很大程度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这比魏孝文帝改革更具说服力。民族融合、文化整合是推动中国历史不断进步的动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是指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没有经过浸染，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而当时的汉族士族门第观念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因此，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都不能忽略民族融合的因素；即使对初中学生来说，深一些也十分必要。其实，深浅也是个教学方法问题。民族融合可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说起，比如各地汉族人的血统。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汉人迁移至长江以南，现在广东、福建的客家人有些就是那时南下的河南人。而河南地界被“胡人”占据，北朝时胡汉通婚，北方汉族被注入草原民族的血统。现在各地的汉族人相貌特征、方言及民间艺术、文化生活并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这些都是民族融合留下的痕迹。从华夏族到汉族，从南北朝到隋唐，由此解说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
从上述几个视角分析贞观之治，并不排除唐太宗个人因素的作用。即使在当代，最高领导人能够做到如唐太宗那样虚怀若谷、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知人善任的，能有几人？唐太宗这样的领袖人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大唐帝国在世界上领先了几百年，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中华帝国仍处于优先地位。
4.高宗武则天时期
唐太宗在位23年，为大唐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位的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从高宗到武则天，长达56年，是从初唐走向盛唐的关键时期。高宗时期唐帝国的疆域最大，安西都护府的势力西到咸海，安北都护府的势力北至贝加尔湖北端，安东都护府设在朝鲜半岛的平壤，现在的吉林省当时在唐帝国的辖区内。教材使用的669年唐朝疆域图正是高宗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唐朝都没有这么辽阔。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声威远震，前所未有。这个时期前半段的主角是唐高宗，后半段是武则天。武则天在一个男权社会能够当上皇帝，是个历史奇迹。她在宋代被严重妖魔化，而实际上，她帮助高宗谋划了很多好的政策，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无论史家如何褒贬这对夫妻，都不能否认他们治国有方，继承了贞观精神。宫廷内斗的血腥、生活作风的迷乱是上层政治常有的事，学校历史教育不以此论人论事。高宗、武则天都重视发展经济、巩固边疆，也能做到任人唯贤、兼听纳谏。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武则天当政，确实为开元盛世准备了条件。
5.为什么出现“开元盛世”
开元总共28年，之所以称为“盛世”，因为开元年出现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的景象。开元新政导致开元盛世，治国方针正确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唐玄宗平定上层内斗之后，求治心切，他按照姚崇的建议，将“依贞观故事”治国具体化。在君主制下，能否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十分关键。开元元年至开元十年，唐玄宗选择的三对搭配得当的宰相相继辅政，这六人从政经验丰富，通晓上下情形，有治国才能，而且在配合上刚柔相济。唐玄宗还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将京官与地方官调任交流作为一项制度，使中央了解下情，同时有利于地方政权建设。开元年间还恢复贞观年的谏议制度，玄宗将“求直谏”作为治国方针之一，在中书门下两省设置谏官，参与廷议，对皇帝直谏，对百官监督。唐玄宗还效仿唐太宗，鼓励百官“上封事”，上书陈述政事。民间有冤情可通过击“登闻鼓”或站立在“肺石”上，直接向皇帝申訴。登闻鼓和肺石设立在朝堂前，肺石是一块长石头，无人把守，申诉者直接击鼓，无力自诉可站在肺石上表示有冤情要上达。开元时期的三省制略有变化，但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典》，成为政治体制完备的标志。
唐玄宗的新政还注意改变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抑制奢华、厉行节俭。他禁止宫廷采集珍宝，在殿前焚烧锦绣以戒奢靡；下令禁止厚葬，规定随葬品不得用金银。唐玄宗这样做不仅是吸取隋亡教训，还为防止奢靡之风“伤农事”，保证生产，实现家给人足。
在唐玄宗的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恤民救灾、劝课农桑。贞观年兴修了26项水利工程，高宗兴建31项，开元年兴建了38项。开元年间国家仓廪殷实，储备数量巨大，这无疑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从贞观到开元，唐朝政府没有实行抑商政策，导致经商成风、商业繁荣，都市繁华、丝绸之路活跃。唐太宗不信佛、道，但出于教化百姓的需要，同时奖掖儒、道、佛三教，宽容外来宗教，尊重各民族习俗，兼容各民族文化艺术。唐玄宗继承这一传统，造就了开元年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文学艺术百花齐放。
开元盛世是贞观之治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开元年治国理政的结果。
1.大唐盛世的经济基础
贞观年的人口数字为13252894；天宝年达到52919309。安史之乱前，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增长最快，南北人口比例为4：6，北方人口多于南方。唐朝天宝年的耕地面积比汉代增加了50至90万顷，而人口数量比汉代还略少一些。当时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其次是麦，南方以水稻为主。粟的亩产量折合如今的度量衡，大约是300斤（带壳的粟谷），已经相当高了。按照均田制，一个丁男可以分到100亩地，一年收获粟谷3万斤，脱壳后得粟米至少1万斤。以一人一天吃2斤米计算，一年自己吃掉800斤，1万斤至少还剩9千斤，向朝廷纳粮不过200斤，再加交纳其他税收，剩余可以保证一家5口的生活无忧。均田制如同现行的承包制，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除了纳粮纳税，生产剩余归自己支配。比家庭联产承包制更优越的是，分配的土地有一大部分归农民私人所有。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更高。农民富裕，也保证了国家税收，国家各地粮仓都是满满的，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同时期欧洲农业生产力落后，農民收入还处于低谷阶段，只能维持生存。①
唐代纺织业以丝织和麻织为主，农户普遍养蚕、种麻，家庭副业普遍是纺织，因为绢帛是纳税项目之一，麻织品是一般民众的衣料。唐前期，河北山东地区的丝织品质量最好，开元后50年间，江南绢帛生产水平超过北方。唐政府用于交易马匹的绢帛每次通常是5万匹、7万匹，甚至20万匹。玄宗时期，绢帛岁收740万匹，可见丝织业是全民上马、全民的行业。
唐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需要大量钢铁制造农具和兵器，因此冶金生产的规模和产量都超过前代。灌钢法已普遍推广，铸造技术突出。1989年在山西永济出土的唐开元十二年铸造的镇河大铁牛长2.64米，宽1.65米，高1.32米，推算牛身实体在4立方米左右，重量在20吨以上。著名的沧州大铁狮是五代时期的文物，反映了唐代的铸件技术。大铁狮高5.3米，长6.8米，宽约3米，估计重量在50吨以上。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异常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苏州、广州、幽州（今北京）、明州（今宁波）、泉州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洛阳城中的市比长安还多一个：南市、北市、西市；店铺多达4000余家。
2.盛唐的社会风尚
比较准确的描述或想象唐朝的社会风尚，不仅要看到开放的一面，还要知道唐朝的规矩和秩序。开放主要指思想文化方面兼收并蓄，观念比较自由，但唐朝毕竟是传统帝国的延续，法律规定的秩序决定了社会某些方面的基本风貌。
服饰是社会风气的表现，唐朝与历代王朝一样，有《衣服令》颁行。服饰成为一种制度，代表身份，不是随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一般人只能穿规定的黄白颜色衣服，衣料可以用绢。士兵穿黑色，奴婢多穿青衣（蓝绿色为青）。紫色、红色、绿色都是官员专属的衣服颜色。官员上朝有冠服，即礼服；平时穿常服，即便服。什么品级穿什么颜色，平时也不准乱穿。除了衣服颜色有别，官员着便服时的腰带也是身份的标志，腰带上的装饰物代表不同级别，佩金的一定比佩银、佩铜的地位高，一望便知。八九品的小官衣服是青色的，但与奴婢衣着的样式、质地不同。服饰形成制度，人们习以为常，因此在口语中“青衫”代指低级官员，“青衣”代称奴婢和身份低下的人，“白衣”则指平民百姓。贞观四年，唐太宗曾下《定服色诏》；开元四年，唐玄宗又颁《禁僭用服色诏》，可见服饰是明贵贱尊卑的礼仪规矩。但妇女例外。
按规矩妇女着装应该以丈夫或儿子的地位为标准。《旧唐书·舆服志》却说：“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效仿，贵贱无别”。其实，来自宫廷的风气不止于穿衣。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唐高宗不仅非娶她不可，而且立为皇后，这在儒家伦理观念中是不允许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为儿子选的媳妇，后受玄宗青睐，唐玄宗干脆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士，撇开儿媳的身份，一年后又把他召进宫来，册封为贵妃。这在唐朝好像不是个事，皇室和大臣们都没人极力劝阻。皇上这样，怎么管儿女呢？公主们很多都成为性解放者。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搞婚外情毫无忌讳，喜欢就养起来，还不止一个，还偏爱和尚、道士。因此重家教的世家大族都不愿意儿子娶公主为妻。公主的作风是皇上怂恿的结果，皇上并不认为应该约束女人，非但不提倡“三从四德”，而且还鼓励女性穿衣暴露。贞观年妇女出行还要遮掩全身，高宗时戴的帷帽还要掩盖面部，玄宗则以诏令要求妇人露面、不得隐蔽。出土陶俑反映了当时的时尚，妇女陶俑露面，穿窄袖露胳膊，胸部开得很低。唐诗“观美人”有“长留白雪占胸前”“粉胸半掩疑暗雪”可以佐证。唐朝女性服装展现了女性之美，美容化妆不输现在，大概就差动手术整形了。
女子穿男装也是一种时髦，从宫廷开始流传整个上流社会。《新唐书》记载，太平公主着男装出席宫廷宴会，高宗和武后还挺欣赏。男子服装的颜色有限制，头上簪花没限制。科举出榜后，朝廷要在杏园赐宴，令新科进士中最年少的两位骑马在京城内采摘鲜花，分发给其他进士，簪在头上，这二人被称为“探花使”。后来“探花”成了状元、榜眼后第三名的专用词。杜牧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树都被摘秃了，满眼都是戴花人。唐玄宗也喜欢簪花，高兴了便将自己头上的“御花”拔下来，赐给别人戴上。士大夫簪花，民间效仿，大街小巷，各色男子，头上插花，成为时尚。如唐诗中说“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作诗是那时最文雅、时髦的事，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平民百姓，旁及僧、道，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诗。一首好诗出来之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传到很多地方。除了传抄，还有传唱、题壁等多种传播方式。很多好诗都是即兴之作。据传，有一年中秋日，李白、杜甫、贺知章、王之涣四人在一起喝酒，以月亮为题作诗助兴。贺知章年长，吟出一句：“一轮圆月照金樽”，王之涣即刻接上：“金樽斟满月满轮”，杜甫脱口而出：“圆月跌落金樽内”，李白举起酒杯高声道：“手举金樽带月吞”，一首好诗就这样出来了。李白初出茅庐，为了被人赏识递上自荐信，造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口碑，恭维荆州长官，但不失风雅。离别了，在朋友家叨扰多天，留下一首诗感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如今在酒席宴上时兴讲段子，唐朝人时兴作诗，今不如昔。
喝酒喝美了要作诗，喝茶喝舒服了也要作诗：“此无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饮茶、品茶在唐朝也属时尚。唐前期的皇帝都有下围棋的嗜好，于是，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下棋成风，随处可见对弈者。唐太宗还留下五言咏棋诗。在优雅的自然环境中下棋，怡然自得，其乐无穷。白居易的诗非常写意：“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在各种场合，对不同人等，感情上来了就作诗。《全唐诗》搜集到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这些人身份不同，说明唐朝是诗歌大普及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亮点、一个高峰。
盛唐的社会气象有很高的文化品位。除了作诗，当场作文也很时兴。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当场提笔，一气呵成。唐朝人的宴会不仅是吃吃喝喝，作诗作文是常有的事，就连划拳也讲究文雅。
唐朝是讲究书法的时代。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兰亭序》爱不释手，据说真迹随他陪葬了。皇帝这样有文化，對官场和社会风气都有引领作用。唐代书法流派及其书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作品至今都是我们临摹的对象。
3.教学余论
再现历史场景或想象历史情景是培养历史理解能力的必经之路。比较准确地理解历史，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象就会出偏差，再现的场景就会在无意中造假。描绘长安城，人口百万，街道整齐，各族各国人等，整日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是一种想象，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是还要知道，长安城的住房是有规矩的。宅院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建筑样式有强制性规定，从王公到平民，住宅间数、样式、大小及装饰都有严格区别。长安城东高西低，官员多住在东部，平民集中在西部，西域人大多住城西北。《唐会要》记法律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据此判断，长安、洛阳等城市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灰屋顶。
城市最热闹地方在哪里？市，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但市大约到日落就关闭了，这是常识吧？那么长安城进入傍晚后就不热闹了？热闹的地方只限于市吗？唐朝市民及其游客云集的场所不光是市场，另一个场地是寺院。寺院对外开放，人们可以游览，欣赏壁画和题字，登塔远眺，看戏也要到寺院。有些寺院的活动独特，科举中进士后到慈恩寺雁塔题名，成为上下认可的炫耀之举；荐福寺在武则天时期成为武举考场，射箭、举重等项目都在寺内举行。寺院到年节还要展示灯火，有的寺院还可以摆酒宴。佛教传入中国就被本土化了，唐代寺院的热闹不亚于娱乐园。
曾经有这样一节课例，一位青年教师绘声绘色地描述盛唐人家：家中正厅摆放着“唐三彩”。且不说唐三彩是今人附加的名称，唐朝时这种陶器是不能显摆的，它主要用途是陪葬用的明器，不可能作为客厅的摆件。这说明想象历史场景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知道唐三彩只是其一，知道它的用途是其二；还要知道三彩陶器兴盛于开元天宝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盛唐时三彩的产量很大，现在出土地主要在西安、洛阳，扬州也有；而制造三彩的窑址目前仅发现河南巩县一处。“三彩贵蓝”，据说蓝色釉料来自波斯，因而贵重一些。国外有波斯三彩、阿拉伯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传到国外的唐三彩肯定不会当随葬品使用。
课标要求“通过经济繁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唐诗的盛行，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建议“从文物图片和唐诗中感受唐朝的社会风尚。”较之以前，这是一种创新。以前模式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分门别类，是沿袭成人通史的习惯；效果一是将历史教条化，二是增加课业负担。语文课要了解李白、杜甫，书法课专门介绍颜体、柳体，历史课没必要重复，但是换个角度效果又不一样。诗是盛唐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官场、交友、聚会都时兴作诗；就像现在流行微信一样，几百年的后人描述今天的思想文化，微信不能空缺。从社会时尚、文化流行的角度说唐诗，历史课就讲出了历史味道，而不是再重复“诗仙”“诗圣”等一般知识。书法也是这样，写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科举试卷的第一要求就是字迹工整。字写得歪歪扭扭要被人嘲笑，是很没面子的事。
将唐诗、书法融入盛唐气象，减少课时，而学生对盛唐社会的印象会更加丰满。前面将三国鼎立与《三国演义》结合在一起，后面将宋代商业繁荣与《清明上河图》结合在一起，都是基于“点—线”的设计思想。既减轻课业负担，又丰富历史画面，历史课程的设计可以走出新路。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42-07
2011年初中课标要求“初步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用两课时达到这样的目标，教师们有很多实践。笔者依据近20年来的学术成果，提供一些思路和素材，供有志者教学研究。
唐初为什么会出现“贞观之治”？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纳谏，已然是历史常识，任何一位历史教师都能讲几段故事，但这只是重复古人的认识，今人的解析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隋亡之鉴与贞观之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看到的因果关系。秦亡教训与汉初政治也是因果，但文景之治的38年并不太平，制度缺陷造成地方叛乱，宫廷之内也不平静。贞观时期的23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上下同心、社会稳定、经济活跃的太平治世。初中课程应该削减政治内容，但如贞观之治这样光明的一页则应多讲，即使深一些，留给学生的历史回味是民族自豪感。吴晗、吴宗国、张广达等学者认为，贞观之治“是中华文明传统政治理念的发扬光大”，是“南北朝以来国内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同文化融会整合而产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①以此解读超越了传统的儒家史观，并赋予了课程内容时代性。
1.贞观之治的执政理念
贞观之治是古代帝王政治的范本；在今天，执政者如能做到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也实属不易。唐太宗常用载舟覆舟之喻，说明君民关系，其实这是孔孟荀说过的话。贞观君臣从隋亡教训中深切感受到这一古训的警示意义，形成了一种民本意识。《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很多言论，如“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孔子以养民为要务，孟子发展为民本思想。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话孟子都讲过，但是日后只有唐太宗将这些思想作为执政理念，做得最好（宋仁宗也不错）。他反复强调以民为本的原则，君臣讨论的话题很多都是如何止徭役、息征战、戒奢侈，怎样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可以说，民本思想就是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在传统政治理念中，民本思想境界最高远，尽管它还不是“以人为本”，仍以统治权为中心，没有民权的概念，人民是被动状态的，但在当时世界，这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到近代，西方产生民权思想时，君主制也走到了历史尽头。
君主制下实践以民为本，必然收缩和限制君权。唐太宗在主观上并不强调专制和独尊。在执政理念上，他不仅不贪权，而且主动依靠群臣的智慧，自己自觉地限制君权。在他的引领下，贞观年间形成了健康的政治风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绝不止于隋炀帝。他刚当上皇帝有人就进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于臣下。”但是也有大臣提出，君主不能专权。贞观四年，唐太宗与近臣讨论隋文帝的得失，表示自己不能向隋文帝那样，“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随后说出了那段名言：“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他还认为：“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唐太宗希望有人时刻提醒自己，这是造就政治清明的前提。那些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執政者根本不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贞观朝，主纳谏，臣直言，蔚然成风，形成了清新健康的政治风气，这对整个唐代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产生了良好影响。让群臣敢于说话，敢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甚至敢于批评皇帝，营造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首先取决于君主与群臣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孔子论述过君臣之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提倡：“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是个人品德与历史基因的结合，是先秦儒家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
2.贞观之治的制度保障
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但那时中书、门下还在宫内，没有完全转化为国家政府机关。“三省”是机构概念，“三省制”指体制与运作机制。因此要注意，隋朝加强中央集权还没有出现“三省六部制”。贞观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制，核心是三省之间、三省与皇帝之间在决策和执行中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运行体制。这种体制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下诏书，也不能直接指挥全国。政权的核心是政府，不是皇帝个人，皇帝实际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责任人。三省长官和三省的一些官员，与皇帝一起在政事堂讨论决定大政方针，组成最高决策层。三省从不同角度参与决策和执行。中书省负责起草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诏令写好后进呈皇帝，皇帝同意后抄一份存档，然后经过门下审核再上奏皇帝。门下省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处于枢纽地位，下达和上报的文件都要经过门下审核。唐太宗曾再三强调：“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是，相正已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好制度还需最高领导人的带头执行，皇帝要是带头破坏规矩，制度就形同虚设、随之改变。有一则故事很说明问题。贞观初年，太宗签署了征兵18岁以下身强体壮者的敕文，但文件到门下省，魏徵不同意，退回中书，皇帝再次“圈阅”，中书省再发，魏徵还是坚持己见。太宗很不高兴，召集政事堂会议，魏徵申述理由，以竭泽而渔比喻政策不留余地的弊端，太宗认为有道理，居然收回成命。当时魏徵不过是门下省的给事中，五品官，门下省侍中才属于宰相级别，但是在制度上给事中有“封还”权力，可以对最高指示说不。制度规定，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相，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皇帝和中书省都不能越过门下省，直接要求尚书省宣行。尚书省上奏的报告也要经过门下省审驳。尚书省上传奏事文书并执行政务，行政运作的主体是尚书省下辖的六部二十四司，大量具体事务由二十四司落实。
在三公九卿制中丞相权力最大。如果皇帝弱势，他可以直接指挥中央机构的运行，典型如诸葛亮；如果皇帝强势，他只是皇帝的助手和仆从，秦始皇、汉武帝麾下的丞相岂敢造次！三省制则分割了丞相的权力，三省首长——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仆射和右仆射——都是宰相，他们分工负责，与皇帝形成集体领导。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避免了君主独裁造成的失误，这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古代世界先后出现的大帝国都实行君主制，只有唐代的三省制有效地抑制了个人独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决策正确。这样的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是最好的。如果仅从唐太宗个人品德解释贞观政治，那就降低了大唐帝国走向辉煌的基础。
科举制以才学取代门第选拔人才是一个漫长过程，到宋代才基本完成，唐朝是过渡时期。科举制对贞观之治的影响很小，唐前期侧重章句记诵的明经科占正统地位，明经出身高于进士。后来进士科才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明经科成为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据权威学者统计，整个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都不占多数。
3.贞观之治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产物
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建立隋朝的杨氏家族、建立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家族，他们的血统都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合体，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造就的集团。唐太宗的母亲和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族人。唐朝宰相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鲜卑族后裔，如长孙无忌、狄仁杰。除鲜卑族外，还有很多西域各族人的后裔活跃在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在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下的各州，唐朝都是任用当地部族首领。因此唐太宗才会信心满满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贞观时期的制度主要源自北朝。北朝从北魏起，在“汉化”与“胡化”交替运行中孕育出新的生机，为走向统一不断夯实基础。例如均田制，鲜卑族部族成员平等，掠夺的物资视为“共有”，普遍颁赐。他们入主中原后对所辖非本族居民也一视同仁，计口授田。国家直接掌握农民不仅是重建编户齐民的开始，而且强化了中央集权。北魏至西魏、北周，统治的中坚都是鲜卑军功贵族，府兵制则是鲜卑族的传统制度。贞观年，唐朝全面实行均田制，这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府兵制也是唐前期的兵制。三省六部在南朝和北朝同时存在，但形成三省六部制的关键一步是中书、门下两省摆脱皇帝侍从的身份，在建制上走出内宫，成为政府部门。北齐和梁、陈都差这一步，只有北周完成了。隋朝继承北周，唐贞观年继承、改造、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因此从制度上看，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是贞观之治乃至大唐盛世的基础。
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线，唐帝国崛起很大程度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这比魏孝文帝改革更具说服力。民族融合、文化整合是推动中国历史不断进步的动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是指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没有经过浸染，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而当时的汉族士族门第观念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因此，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都不能忽略民族融合的因素；即使对初中学生来说，深一些也十分必要。其实，深浅也是个教学方法问题。民族融合可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说起，比如各地汉族人的血统。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汉人迁移至长江以南，现在广东、福建的客家人有些就是那时南下的河南人。而河南地界被“胡人”占据，北朝时胡汉通婚，北方汉族被注入草原民族的血统。现在各地的汉族人相貌特征、方言及民间艺术、文化生活并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这些都是民族融合留下的痕迹。从华夏族到汉族，从南北朝到隋唐，由此解说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
从上述几个视角分析贞观之治，并不排除唐太宗个人因素的作用。即使在当代，最高领导人能够做到如唐太宗那样虚怀若谷、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知人善任的，能有几人？唐太宗这样的领袖人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大唐帝国在世界上领先了几百年，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中华帝国仍处于优先地位。
4.高宗武则天时期
唐太宗在位23年，为大唐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位的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从高宗到武则天，长达56年，是从初唐走向盛唐的关键时期。高宗时期唐帝国的疆域最大，安西都护府的势力西到咸海，安北都护府的势力北至贝加尔湖北端，安东都护府设在朝鲜半岛的平壤，现在的吉林省当时在唐帝国的辖区内。教材使用的669年唐朝疆域图正是高宗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唐朝都没有这么辽阔。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声威远震，前所未有。这个时期前半段的主角是唐高宗，后半段是武则天。武则天在一个男权社会能够当上皇帝，是个历史奇迹。她在宋代被严重妖魔化，而实际上，她帮助高宗谋划了很多好的政策，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无论史家如何褒贬这对夫妻，都不能否认他们治国有方，继承了贞观精神。宫廷内斗的血腥、生活作风的迷乱是上层政治常有的事，学校历史教育不以此论人论事。高宗、武则天都重视发展经济、巩固边疆，也能做到任人唯贤、兼听纳谏。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武则天当政，确实为开元盛世准备了条件。
5.为什么出现“开元盛世”
开元总共28年，之所以称为“盛世”，因为开元年出现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的景象。开元新政导致开元盛世，治国方针正确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唐玄宗平定上层内斗之后，求治心切，他按照姚崇的建议，将“依贞观故事”治国具体化。在君主制下，能否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十分关键。开元元年至开元十年，唐玄宗选择的三对搭配得当的宰相相继辅政，这六人从政经验丰富，通晓上下情形，有治国才能，而且在配合上刚柔相济。唐玄宗还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将京官与地方官调任交流作为一项制度，使中央了解下情，同时有利于地方政权建设。开元年间还恢复贞观年的谏议制度，玄宗将“求直谏”作为治国方针之一，在中书门下两省设置谏官，参与廷议，对皇帝直谏，对百官监督。唐玄宗还效仿唐太宗，鼓励百官“上封事”，上书陈述政事。民间有冤情可通过击“登闻鼓”或站立在“肺石”上，直接向皇帝申訴。登闻鼓和肺石设立在朝堂前，肺石是一块长石头，无人把守，申诉者直接击鼓，无力自诉可站在肺石上表示有冤情要上达。开元时期的三省制略有变化，但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典》，成为政治体制完备的标志。
唐玄宗的新政还注意改变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抑制奢华、厉行节俭。他禁止宫廷采集珍宝，在殿前焚烧锦绣以戒奢靡；下令禁止厚葬，规定随葬品不得用金银。唐玄宗这样做不仅是吸取隋亡教训，还为防止奢靡之风“伤农事”，保证生产，实现家给人足。
在唐玄宗的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恤民救灾、劝课农桑。贞观年兴修了26项水利工程，高宗兴建31项，开元年兴建了38项。开元年间国家仓廪殷实，储备数量巨大，这无疑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从贞观到开元，唐朝政府没有实行抑商政策，导致经商成风、商业繁荣，都市繁华、丝绸之路活跃。唐太宗不信佛、道，但出于教化百姓的需要，同时奖掖儒、道、佛三教，宽容外来宗教，尊重各民族习俗，兼容各民族文化艺术。唐玄宗继承这一传统，造就了开元年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文学艺术百花齐放。
开元盛世是贞观之治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开元年治国理政的结果。
1.大唐盛世的经济基础
贞观年的人口数字为13252894；天宝年达到52919309。安史之乱前，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增长最快，南北人口比例为4：6，北方人口多于南方。唐朝天宝年的耕地面积比汉代增加了50至90万顷，而人口数量比汉代还略少一些。当时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其次是麦，南方以水稻为主。粟的亩产量折合如今的度量衡，大约是300斤（带壳的粟谷），已经相当高了。按照均田制，一个丁男可以分到100亩地，一年收获粟谷3万斤，脱壳后得粟米至少1万斤。以一人一天吃2斤米计算，一年自己吃掉800斤，1万斤至少还剩9千斤，向朝廷纳粮不过200斤，再加交纳其他税收，剩余可以保证一家5口的生活无忧。均田制如同现行的承包制，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除了纳粮纳税，生产剩余归自己支配。比家庭联产承包制更优越的是，分配的土地有一大部分归农民私人所有。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更高。农民富裕，也保证了国家税收，国家各地粮仓都是满满的，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同时期欧洲农业生产力落后，農民收入还处于低谷阶段，只能维持生存。①
唐代纺织业以丝织和麻织为主，农户普遍养蚕、种麻，家庭副业普遍是纺织，因为绢帛是纳税项目之一，麻织品是一般民众的衣料。唐前期，河北山东地区的丝织品质量最好，开元后50年间，江南绢帛生产水平超过北方。唐政府用于交易马匹的绢帛每次通常是5万匹、7万匹，甚至20万匹。玄宗时期，绢帛岁收740万匹，可见丝织业是全民上马、全民的行业。
唐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需要大量钢铁制造农具和兵器，因此冶金生产的规模和产量都超过前代。灌钢法已普遍推广，铸造技术突出。1989年在山西永济出土的唐开元十二年铸造的镇河大铁牛长2.64米，宽1.65米，高1.32米，推算牛身实体在4立方米左右，重量在20吨以上。著名的沧州大铁狮是五代时期的文物，反映了唐代的铸件技术。大铁狮高5.3米，长6.8米，宽约3米，估计重量在50吨以上。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异常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苏州、广州、幽州（今北京）、明州（今宁波）、泉州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洛阳城中的市比长安还多一个：南市、北市、西市；店铺多达4000余家。
2.盛唐的社会风尚
比较准确的描述或想象唐朝的社会风尚，不仅要看到开放的一面，还要知道唐朝的规矩和秩序。开放主要指思想文化方面兼收并蓄，观念比较自由，但唐朝毕竟是传统帝国的延续，法律规定的秩序决定了社会某些方面的基本风貌。
服饰是社会风气的表现，唐朝与历代王朝一样，有《衣服令》颁行。服饰成为一种制度，代表身份，不是随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一般人只能穿规定的黄白颜色衣服，衣料可以用绢。士兵穿黑色，奴婢多穿青衣（蓝绿色为青）。紫色、红色、绿色都是官员专属的衣服颜色。官员上朝有冠服，即礼服；平时穿常服，即便服。什么品级穿什么颜色，平时也不准乱穿。除了衣服颜色有别，官员着便服时的腰带也是身份的标志，腰带上的装饰物代表不同级别，佩金的一定比佩银、佩铜的地位高，一望便知。八九品的小官衣服是青色的，但与奴婢衣着的样式、质地不同。服饰形成制度，人们习以为常，因此在口语中“青衫”代指低级官员，“青衣”代称奴婢和身份低下的人，“白衣”则指平民百姓。贞观四年，唐太宗曾下《定服色诏》；开元四年，唐玄宗又颁《禁僭用服色诏》，可见服饰是明贵贱尊卑的礼仪规矩。但妇女例外。
按规矩妇女着装应该以丈夫或儿子的地位为标准。《旧唐书·舆服志》却说：“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效仿，贵贱无别”。其实，来自宫廷的风气不止于穿衣。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唐高宗不仅非娶她不可，而且立为皇后，这在儒家伦理观念中是不允许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为儿子选的媳妇，后受玄宗青睐，唐玄宗干脆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士，撇开儿媳的身份，一年后又把他召进宫来，册封为贵妃。这在唐朝好像不是个事，皇室和大臣们都没人极力劝阻。皇上这样，怎么管儿女呢？公主们很多都成为性解放者。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搞婚外情毫无忌讳，喜欢就养起来，还不止一个，还偏爱和尚、道士。因此重家教的世家大族都不愿意儿子娶公主为妻。公主的作风是皇上怂恿的结果，皇上并不认为应该约束女人，非但不提倡“三从四德”，而且还鼓励女性穿衣暴露。贞观年妇女出行还要遮掩全身，高宗时戴的帷帽还要掩盖面部，玄宗则以诏令要求妇人露面、不得隐蔽。出土陶俑反映了当时的时尚，妇女陶俑露面，穿窄袖露胳膊，胸部开得很低。唐诗“观美人”有“长留白雪占胸前”“粉胸半掩疑暗雪”可以佐证。唐朝女性服装展现了女性之美，美容化妆不输现在，大概就差动手术整形了。
女子穿男装也是一种时髦，从宫廷开始流传整个上流社会。《新唐书》记载，太平公主着男装出席宫廷宴会，高宗和武后还挺欣赏。男子服装的颜色有限制，头上簪花没限制。科举出榜后，朝廷要在杏园赐宴，令新科进士中最年少的两位骑马在京城内采摘鲜花，分发给其他进士，簪在头上，这二人被称为“探花使”。后来“探花”成了状元、榜眼后第三名的专用词。杜牧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树都被摘秃了，满眼都是戴花人。唐玄宗也喜欢簪花，高兴了便将自己头上的“御花”拔下来，赐给别人戴上。士大夫簪花，民间效仿，大街小巷，各色男子，头上插花，成为时尚。如唐诗中说“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作诗是那时最文雅、时髦的事，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平民百姓，旁及僧、道，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诗。一首好诗出来之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传到很多地方。除了传抄，还有传唱、题壁等多种传播方式。很多好诗都是即兴之作。据传，有一年中秋日，李白、杜甫、贺知章、王之涣四人在一起喝酒，以月亮为题作诗助兴。贺知章年长，吟出一句：“一轮圆月照金樽”，王之涣即刻接上：“金樽斟满月满轮”，杜甫脱口而出：“圆月跌落金樽内”，李白举起酒杯高声道：“手举金樽带月吞”，一首好诗就这样出来了。李白初出茅庐，为了被人赏识递上自荐信，造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口碑，恭维荆州长官，但不失风雅。离别了，在朋友家叨扰多天，留下一首诗感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如今在酒席宴上时兴讲段子，唐朝人时兴作诗，今不如昔。
喝酒喝美了要作诗，喝茶喝舒服了也要作诗：“此无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饮茶、品茶在唐朝也属时尚。唐前期的皇帝都有下围棋的嗜好，于是，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下棋成风，随处可见对弈者。唐太宗还留下五言咏棋诗。在优雅的自然环境中下棋，怡然自得，其乐无穷。白居易的诗非常写意：“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在各种场合，对不同人等，感情上来了就作诗。《全唐诗》搜集到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这些人身份不同，说明唐朝是诗歌大普及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亮点、一个高峰。
盛唐的社会气象有很高的文化品位。除了作诗，当场作文也很时兴。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当场提笔，一气呵成。唐朝人的宴会不仅是吃吃喝喝，作诗作文是常有的事，就连划拳也讲究文雅。
唐朝是讲究书法的时代。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兰亭序》爱不释手，据说真迹随他陪葬了。皇帝这样有文化，對官场和社会风气都有引领作用。唐代书法流派及其书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作品至今都是我们临摹的对象。
3.教学余论
再现历史场景或想象历史情景是培养历史理解能力的必经之路。比较准确地理解历史，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象就会出偏差，再现的场景就会在无意中造假。描绘长安城，人口百万，街道整齐，各族各国人等，整日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是一种想象，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是还要知道，长安城的住房是有规矩的。宅院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建筑样式有强制性规定，从王公到平民，住宅间数、样式、大小及装饰都有严格区别。长安城东高西低，官员多住在东部，平民集中在西部，西域人大多住城西北。《唐会要》记法律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据此判断，长安、洛阳等城市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灰屋顶。
城市最热闹地方在哪里？市，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但市大约到日落就关闭了，这是常识吧？那么长安城进入傍晚后就不热闹了？热闹的地方只限于市吗？唐朝市民及其游客云集的场所不光是市场，另一个场地是寺院。寺院对外开放，人们可以游览，欣赏壁画和题字，登塔远眺，看戏也要到寺院。有些寺院的活动独特，科举中进士后到慈恩寺雁塔题名，成为上下认可的炫耀之举；荐福寺在武则天时期成为武举考场，射箭、举重等项目都在寺内举行。寺院到年节还要展示灯火，有的寺院还可以摆酒宴。佛教传入中国就被本土化了，唐代寺院的热闹不亚于娱乐园。
曾经有这样一节课例，一位青年教师绘声绘色地描述盛唐人家：家中正厅摆放着“唐三彩”。且不说唐三彩是今人附加的名称，唐朝时这种陶器是不能显摆的，它主要用途是陪葬用的明器，不可能作为客厅的摆件。这说明想象历史场景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知道唐三彩只是其一，知道它的用途是其二；还要知道三彩陶器兴盛于开元天宝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盛唐时三彩的产量很大，现在出土地主要在西安、洛阳，扬州也有；而制造三彩的窑址目前仅发现河南巩县一处。“三彩贵蓝”，据说蓝色釉料来自波斯，因而贵重一些。国外有波斯三彩、阿拉伯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传到国外的唐三彩肯定不会当随葬品使用。
课标要求“通过经济繁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唐诗的盛行，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建议“从文物图片和唐诗中感受唐朝的社会风尚。”较之以前，这是一种创新。以前模式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分门别类，是沿袭成人通史的习惯；效果一是将历史教条化，二是增加课业负担。语文课要了解李白、杜甫，书法课专门介绍颜体、柳体，历史课没必要重复，但是换个角度效果又不一样。诗是盛唐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官场、交友、聚会都时兴作诗；就像现在流行微信一样，几百年的后人描述今天的思想文化，微信不能空缺。从社会时尚、文化流行的角度说唐诗，历史课就讲出了历史味道，而不是再重复“诗仙”“诗圣”等一般知识。书法也是这样，写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科举试卷的第一要求就是字迹工整。字写得歪歪扭扭要被人嘲笑，是很没面子的事。
将唐诗、书法融入盛唐气象，减少课时，而学生对盛唐社会的印象会更加丰满。前面将三国鼎立与《三国演义》结合在一起，后面将宋代商业繁荣与《清明上河图》结合在一起，都是基于“点—线”的设计思想。既减轻课业负担，又丰富历史画面，历史课程的设计可以走出新路。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