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解释的边际性
关键词 核心素养，历史客观性，认识论转向，历史解释，边际效用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15-09
历史解释核心素养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的态度、能力和方法。①修订后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列入学科核心素养，正是希望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学会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事物、总结历史规律、探寻历史价值。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历史解释素养正是历史研究与学习的本质。
历史虽是真实不妄地存在过，却也一去不复返。传统史学专注于考据辨析，但碎片思维和形式逻辑难免授人以柄；当世史学家力倡主体自觉，却又陷入思辨唯心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解释似乎总难把控事实性判断与价值观判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不禁令人疑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何在？这是一个困扰史学界乃至哲学界的根本问题。
从东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进程看，史学一路走来，或与经学、神学纠缠不清，或为哲学、政治遮蔽利用。然而，自孔子、希罗多德，到乾嘉学派、兰克史学，多有历史学家秉承如实直书的“史德”，朝着“求真”的目标迈进，其间甚至有历史学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后，实证主义也开始向人文学科漫延，史学界认为通过史料收集、考辨验证、忠实表述可以还原历史真实。这种观念形态至今依然能够得到高中历史课堂中师生们的普遍认可。
（一）“格式塔”②：碎片的聚合？
学生在历史课堂上使用的教材或者读本，是经过历史学家对存世史料碎片进行真伪鉴定、删减整合、通力研究后形成知识体系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这个过程恰似鲁迅先生所言：“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然而，无论专业多么精湛、工作多么勤勉，历史学家可以处理、能够处理的，也只是劫后余生、却又漫无边际的史料碎片（包括整本史书）。人们不能指望历史学在包罗无遗的意义上还原过去，因为即便是选择性地重构真相，也常常会出现关键性碎片的缺失，抑或碎片破损以致难以全面读取蕴含信息的无奈情形。
在历史实证主义那里，每桩事实都被看做可以通过一项单独的认识行为或研究过程而被确定的事物。于是，历史可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成无数细微的事实，每件事实都要单独予以考虑。③然而，脱离开整体的碎片不仅不可能反映史實，甚至连其作为片段的实在性也消失了，正如脱离身体的残肢不能再称为“手”或“脚”了。只有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才能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只有在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①历史解释好比赏画，站得太近其实只能辨识画作的细节，要想整体领悟构图意蕴，就必须“向后站”，与画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比如，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出《雍正王朝》电视剧和《鉴宝》《故宫》等专题栏目。当人们感佩于雍正帝数千字奏折批阅显现出来的勤勉及其批语“朕就是这样汉子”流露出来的率性时，“向后站”才能发现，正是这种“唯以一人治天下”的机制推动着专制主义达到顶峰。当人们品味着雍正瓷器轻巧灵秀、莹润雅丽的艺术气息时，“向后站”才能理解，这恰是“雍正新政”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然而，当人们再“向后站”以至于看到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代议制、工业化的广域图景时，那些通过史料碎片以为可以确证的“康乾盛世”，其实已是“如血残阳”。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整体都具有特定的内在结构，并不等于且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中的一切要素或组成部分，只有在它们相互关系的“场”中才能被理解。②历史解释中关于史料碎片的处理同样遵循着格式塔理论：整体性对于事物个体的理解和解释具有优先权，单个事件的合法性只能由身在其中的整体来背书。也许我们觉得某些碎片足以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脉络，或者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人物形象，而后，论者再以这个完整脉络或完整形象来推理其他未被整合进来的史料，并且判断真伪，做出取舍。事实上，完整的事件脉络和定性的人物形象往往只属于小说的特色。③历史是绵延不断的，人们尽可以对历史进行分段式的研究和解释——微观史学也好，短时段史学也罢，但就是不能割裂整体历史的内在联系。学科分类的细化固然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事实证明，全景视野和深邃透析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研究与历史解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宏观架构固然是研究主体对历史事物所涉特定情境的原理性抽象，同时也是研究个体应该保持的历史解释视角：大处着眼必是小处着手的前提。
（二）史实：史料的担当？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④确信的史料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和正确认识历史的媒介。任何“当代”的研究者与历史过程之间都存在着时空错位，不可能直接感知已经逝去的史实，只能通过作为中介的史料从观念上重构认知上的非对称性。难怪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现今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也包含有“史料实证”。
然而，史料少于史实是历史学的永恒困惑，特别是古代史，更是万劫不复的陷阱。⑤许多重要的历史事物永远消逝，多数人不知道其曾经存世；甚至还有些重要的历史事物曾经现世、后又下落不明或者已遭损毁（就像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巴米扬大佛，等等）。只有现存史料反映的史实才可能进入历史思维，担当起复原历史真相的重任。那么，历史研究者果真能通过史料来维护史实？
与“知识爆炸时代”可以轻易获取海量信息不同，传统史料或历史遗存最终到达历史研究者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取样”的过程：在大量的人类活动中，只有少数可以留下样本和痕迹；少数样本和痕迹可以形成埋藏；少数埋藏可以保存至今；少数被保存的能够得到发掘。⑥鲁壁坍塌后重见天日的孔鲋藏书、不准盗墓时横空出世的《竹书纪年》、罗振玉阻止即将焚毁的内阁大库档案……有些史料的存世确实历经了太多的惊险与偶然。
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又可能自我安慰，仿佛最终得以留存的当是自然优选的结果：精美的宋明刻本屡见收藏，粗陋的活字本鲜有存世；帝王大墓多能保存至今，小民旧宅早已夷为平地。然而令人懊恼的是，有些史料倒是前人刻意流传，这种刻意有时甚至显得那么“恶意”：宋敏求本着“以类相从”的原则编刊《孟东野诗集》，使得今人所读孟郊作品的风格高度雷同；宋徽宗亲题碑额、蔡京手书名单的“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为“奸党”昭示全国，传诸后世；《四库全书》修订时删除了大量不合清朝意识形态的古代典籍。其实，存世史料——哪怕是最为疏浅的岩画、粗陶，也一定渗透着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标准。
比如，《史记》关于鸿门宴的描述，看似太史公精彩奇绝的虚构，其实倒是身临其境的写实，因为这段记载出自樊哙之孙樊他广的转述，宴会上的宾主座次、人物活动均真实可信。但可能也是出于相同缘由，鸿门宴中樊哙的形象尤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樊哙俨然成为群英荟萃场景中的最大亮点，那种睥睨天下英杰的豪侠气势其时已是碾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然而，这种夸张的渲染来自樊哙本人的吹擂，还是后世子孙对先祖的尊崇，已不得而知。
史料并不总在完全意义上反映史实，其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差异，年代愈是久远，认知愈是迷糊。青铜器铭文、铜表法，都只是比竹、帛典籍或羊皮《圣经》保存时间更久长、状态更完备，却并不能由此证明史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与辨伪，史料才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直接依据。然而，史料的真实性固然重要，却并非史学研究的绝对前提。假如没有历史学家选择或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先行引导，有些存世且真实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无人问津。即如经过培根或马克思的研究，西方人才开始关注“四大發明”并认同其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而“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要到当世才得到李约瑟的确证。
其实，绝对的真实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因为再先进的手段都不能使历史重演，让历史人物复生，所获得的结果也是有限的。但是，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因为离开了史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其为科学。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它。①
历史实证主义囿于知性思维方式，把人与历史的关系抽象为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这就先行遮蔽了源始的历史，从而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背叛了自己，将自身的存在阐发为一种悖论：通过研究能够判断发现了历史真相，那是否意味着先有主观预见的真相存在？史料以及史料实证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包含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多重主观性如何能够担当起维护历史客观性的重任并令人信服？其实，正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导致了传统史学的危机。
“如是我闻”③应该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之“锚”，如果脱离科学标准无视史料，历史学不但不能反对一切歪曲，也失去了拥护真实的权利。④悖论的存在必然产生疑虑、引起争论，因为经历了被动的选择，历史研究者即无法在完整的意义上通过史料还原过去或者过去的某个片段，这就预示着历史认识与历史思维必须改变。
历史课堂上，教师在告知“史实就是这样”的同时，难道从来不担心如何回答学生可能性的质疑：“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如历史实证主义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未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难道历史事实并非按照复杂的准则和假设的体系，通过解释史料的过程进而推论出来，而是在某种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①19世纪末，克罗齐以其振聋发聩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唤醒了历史学家被客观性遮蔽的主体意识，历史学界自此出现认识论转向：历史并非是脱离历史学家主观意识的自在历史本身。
（一）历史镜像：作为意识存在的代理表象
历史并不是一门关于时间静止的“过去的事实”的学问，不是只单纯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些人和事，历史是活着的、变动的、跳跃的，和人们当下的感知、当时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②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客观存在的昔日不可能重来。反映史实的史料，从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意识而存在的物化或文本化材料，其实也是作为史料记录者或制作者意识存在的代理表象。逝去的历史事物如同已经删除或格式化的电脑文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曾在此”的镜像进行恢复——可能出现扭曲或者恢复失败，但恢复出来的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的对象本体，这与从“回收站”中“还原”文件是有本质区别的。
比如，《汉书》中记载昌邑王刘贺在汉昭帝去世后继位，“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从史料看，刘贺实是一个昏悖乱制的帝君，被废尚在情理之中。然而，从近年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器乐等文物来看，刘贺其人至少是多才智和有品位的。典籍与墓葬两种形式的史料映射出截然不同的镜像，但历史真实却只有一个。如果排除刘贺人格分裂或身后家人“作秀”的可能，人们是相信官修正史的言之凿凿，还是认同当代受众的利口喋喋？
认识论转向反对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站在研究对象之外进行观察、分析，而是注重发挥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因为历史解释光凭理性是不够的，只有“神入历史”——从思想上返回当时的时代境域，才能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并为其行动得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回到”汉朝的人们会发现，权臣霍光并没有扶持汉武帝唯一的在世皇子、正值壮年的广陵王刘胥继位，反倒是挑选了武帝的孙子——年仅19岁的刘贺。后人进行历史解释时，既不能排除刘贺一步登天后的年少轻狂，也不能排除其力图摆脱权臣、更新除弊的急切乱为。带着“前见”的“返回”和“重构”，人们可能理解：刘贺那些出于个人目的而诉诸荒诞不经的行为正是充当了实现主观精神世界不自觉的工具。至于史料记载，人们只需要知道，刘贺来过，刘贺又走了，做了27天皇帝，这是史料遗存的镜像，也是如如不动的史实。
根据相对论原理，时间会随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变慢；当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就会停止。因此从理论上说，后人甚至可能看到逝去的事物，但在这种条件下看到的并非事物本体，而是事物的镜像。即如电影《星际穿越》中，库珀陷入黑洞，来到五维空间的自家书房，却推不倒一本书、捡不起一只表，呼喊眼前的女儿墨菲也无回音，因为纵然穿越，也只能看到镜像。诚如影片中的女航天员布兰德所言：“时间是相对的，既可以拉长也可以压缩，但就是不能回转。”历史可以回溯，却绝不可能改变。
然则那些至今依然存世、以非文本形式呈现的历史事物，如宫室器皿、碑刻墓葬，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为“过往”镜像？海德格尔认为，它们是“曾在此”的存在者，但现在它们曾在其内来照面的那个周围世界已经不再存在。随着它们“曾在此”的那个周围世界逝去，它就不可能与此在世界相照面了。①即便它仍然具有当前的存在，也只能是与其所属整体共同构成了“曾在此”世界在“此在”世界的镜像。同时，这种镜像本是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反映和表现，所以并未因“曾在此”世界的逝去而丧失研究价值。
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是假定人们对历史的观察是超越于历史之外的，这也是理性主义对历史解释的误导，或者说，是历史解释对理性主义的曲解。物质运动遵循的是形式逻辑，而历史演进遵循着自否定的辩证逻辑，认识论转向对研究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镜像、观念做了逻辑上的区分，试图通过历史学家的主观努力来提取历史事物的遗存镜像。
（二）研究主体：夸大的能动性
历史学习远不止是学生个体获得越来越多的史料及其反映的史实，也应该是学到越来越多有关如何解释史料、认识史实的程序。诚如怀特海所言：“实体如何形成的方式构成了实体是什么的内容，为此对實体的两种描述不是独立的。它的‘存在由它的‘形成性所组成。”②所有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着陈述者的主观认识。③因此，当历史学家将那些艰辛流转的碎片归拢在一起，试图拼凑出一幅关于过去的可信图像时，其实这幅图像已是重构而非复原，因为碎片本身，以及历史学家对碎片的选择、排列、组合，都已经是一个极具主观色彩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历史解释的结果以及规律探寻的路径。
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在时间中发生的历事；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做历史的则是：在相互共在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其作用的历事。④这就是说，从科学层面看，历史是对过去事物的记录；但从哲学层面看，这种记录反映的却是历史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叙事角度、理解能力和价值标准。因此，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⑤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是警醒汉初统治者牢记秦亡教训，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苏洵借《六国论》提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反对宋政权向周边少数民族纳贡、称臣；煌煌三百万言的《资治通鉴》，始终坚守其社会责任和经世情怀的初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然而，不同时代对于同一史实可能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表述与评价，历史实证主义“希望有朝一日创造出一种独立于考察者的立足点的历史学来，就像人们心目中的自然认识那样”⑥的理想状态是难以出现的。史料的记录与加工，本已打上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个性特征；“当代”历史学家发挥主观因素对史料进行选择、编纂，通过再创作将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升华组成有机系统，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因此，“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使对于挽救资本主义、开创国家干预经济新模式的“罗斯福新政”，也还有学者认为“新政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造成了新的、更深刻的危机”，更有学者通过历史假设认为“新政非但没有缓解本身就具有周期性规律的经济危机，相反因为国家干预还延缓了经济复苏”。⑦纵然这种争鸣尚属学术范畴，否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积极意义的看法仍有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政治需要之嫌。
当代历史哲学在其获得有意义进展和收获的同时，在某些根本之点上遗忘了“客观性告诫”，因而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返回到某种形式的——较为精致或较为粗疏的——主观主义，或者使客观性问题本身居留于混沌的、未经澄明的境地。①正是这种从维护客观性到夸大主观性的矫枉过正，历史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用历史学家的个体思想运动来表达历史演化的形式。其实，历史学家主观曲解、遮蔽历史客观性的做法古已有之。
比如，《春秋》所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源于晋国史官董狐所记“赵盾弑其君”。后人阅读至此，以为史实如此。好在《左传》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晋灵公荒淫暴虐，相国赵盾逃亡，赵穿杀了灵公，迎回赵盾。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公示，赵盾表示不解，董狐解释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由此，赵盾“被解释”为弑君凶手。孔子褒扬了董狐刚正不阿的精神，也首肯了这种历史服膺政治——以道德遮蔽真相的做法。由此指导的历史解释不禁让人们疑惑：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②
当历史学家的理性自觉发挥到极致时，真正创造历史现实的个人必然被抽象为历史的客体。一旦历史解释纯然沦为主观臆断，镜像只能幻作假象，证伪已然成为作伪。不同的人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事物的解读并不相同，因为种种原因，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虚构历史，创造“观念的历史”，甚至宣称“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狄尔泰把历史看做是与文学一样的文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历史文本的理解”时，当卡尔·贝克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时，当海登·怀特《元史学》宣告叙事转向——囿于语言属性反观人类活动时，史学理论已被根本颠覆，全然背离了认识论转向的初衷。如果历史学家主张只依据文本来解释历史，语言表征历史的功能即已消解，从而异化为表达客观物质和主观情感的工具，这时的文本中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实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吊诡之处在于：质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却泯灭了历史的存在性。正是认识论转向的贫困，引发了现代史学的最大危机。
历史学是研究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因而关于历史现象的认知最终都要指向对历史发展结构性、本质性的原因探究及其规律的反思总结，这是历史解释的大方向，也是历史学习的总目的。人们在现实世界感受到的一切，以及对今天活动可能引起后果的预测，都可以在历史上人们同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分析中得到理解和说明。只有保持历史解释的张力，原本处于混沌状态的过去才可能渐被整理为有序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系统。
（一）边际：边际效用及其递减规律
经济学上通常用“边际”表示“增量”，借以解释自变量增加引起因变量的增加，从而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消费领域，单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会带来额外的效用，即边际效用；而随着商品消费总量的增加，该商品的边际效用会趋于递减。③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先生主张“史学创新需要借鉴经济学的创新理论”，④边际效用原理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历史解释：当史料碎片或理性自觉在历史解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一定限度后，人们对于历史解释的满意程度反而衰减，以至于质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甚至历史的存在性。
在历史实证主义看来，史料越多，或者可以组合成史料的碎片越多，越能清晰复原史实，而历史学家“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甚至期待“自我消失”。其实现代史学对史料的发掘已经绝难整体改变史实，多是局部纠正，或者相互印证、补充性佐证。为实证而实证带来的史料碎片化，其实是追寻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却难以称为考证历史真相。历史研究越多专注于细节，就越会冲淡对整体的理解。①庄子有言：“夫自细视大者不尽”，细节发掘有时会使历史镜像渐变清晰，但沉迷碎片又将略显清晰的镜像抽象为模糊的表象。
比如，历史学家对滑铁卢战役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然而不同来源的史料碎片关于法兰西第一帝国战败的原因分析总是支离破碎：墨守成规的格鲁希元帅追击普军没有及时回防，平庸的内伊元帅行动不够积极，参谋部的战役组织仓促、战术协调粗糙，天降大雨影响了近卫师团的冲锋，现代史学甚至发掘到“近卫军老兵的一些抱怨和哈欠”——从中可见参战者的精神状态……总之，反法同盟的取胜似乎纯属偶然，以至于拿破仑一世沦落到圣赫勒拿岛后犹有不服——认为本来可以获胜。其实，拿破仑战争在扫荡欧洲封建势力的同时，也侵略了欧洲正在成型的民族国家，从而唤醒了欧洲人的民族意识。1812年的远征俄罗斯和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都已显露出帝国败相，滑铁卢战役只不过是一个终极结果：拿破仑一世可能战胜第七次反法同盟，但一定会败于下一次反法同盟；他可以赢得多数战役的胜利，却必然会输掉整个战争。
再细小的事实，理论上说都无限可分为更小的作为其构成成分的事实。②越来越多的史料碎片就像岔路上连绵不断的羊肠小道，或是带偏了历史解释的方向，或是走不出历史解释的迷宫。于是，关于真相的说法经常反复，真相却是遥遥无期。人们对历史解释的认同感随着史料碎片的不断增多而下降，甚至感到厌烦：“历史科学如何可能”，或者“历史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这就是历史客观性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历史认识论转向凸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从而突破了纯粹的本体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越强，越能展开历史解释。当然，新黑格尔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初衷，并非否定历史本体，而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历史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而是根据史料通过智力作用勾画出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历史的论述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变化，每一时代都有各自的历史。③但是，思辨唯心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反抗历史实证主义的同时，却也背离了反抗的本质：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用手段的正当性去证明目的的正义性。因为每个不同的历史学家背后，总还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具体事件，不能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就否定事实的存在。④历史演进虽然离不开有意识的思想活动指导，却难以因此证明历史事物是由思想、精神构成或主宰，更遑论历史文本了。
然而荒唐的是，在最近的分析中，尽管历史哲学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历史的语言学层面，其根本问题是，它还是忘记阐明“历史”這个词本身的语言学根源。在希腊语中，“历史”一词的原意并不是“故事”，而是“询问”。因此，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该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⑤因此，当德里达鼓噪“文本之外无一物”的时候，认识论转向已然穷途末路，深陷历史虚无主义，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颓废，也是历史解释的悲哀。难怪马未都感慨“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看法；史料重构并非复原历史本真，只是用语言组成自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其实，那些认为“是历史学家的职业创造了历史和历史学家”⑥的历史学家，绝非“创造”历史，实是虚无历史，同时也虚无了自己：没有了历史，哪里还有历史学家？这也正是认识论转向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二）维度：客观性与主观性
历史解释的本质在于，历史学家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用文字把事实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如实地表述和揭示出来。①历史解释归根到底是人对历史事物进行解释，“人”是历史解释的主体，“历史事物”是历史解释的客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②历史事物的客观性和第一性不仅为历史解释主体的主观性设限，而且为历史解释的过程立法：“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③
作为历史解释中介的任何史料总是指向某种特定的历史事物，不可能用以表述或解释“虚无”。尽管认识论转向认为对历史事物的意义理解关联甚至取决于主体经验或“当代”社会背景，但历史事物的意义是指事物本质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这一概念的内涵可能或者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甚至变得如何扑朔迷离，然而，一个铁定的事实却是——历史永远指向那个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件。④
历史客观性强调外部信息的加工，而认识论转向则强调内部意义的建构。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历史是在现实个人的物质活动中不断生成并获得发展的，所谓的历史客观性也应该是历史学家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能把握到的历史事物本身。坚持如实记录、力图复原史实本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但若仅止于此，便可判断其并未从自身存在出发因而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而只有诉诸表征人辩证生成的内涵逻辑才能展现历史的生成。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从来都不可能、也不必“忘却自我”，恰恰相反，而是必须认识到自我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存在并不是与人的对立，而是构成了人自身的存在；历史学家主观的历史解释也不是外在于历史，它本身就构成着历史。
从杂乱无章的“真实过往”到历史科学、从历史现象到历史逻辑，这是历史解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认知过程，也是历史规律被发现、历史价值被揭示的过程。历史解释固然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但这种反映却不是被动和盲目的。历史的客观存在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受制于历史解释主体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就是主观性对客观性的反作用。在客体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对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理性认识，起着决定性作用：主体认知能力越高，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程度越高。⑥
历史解释中的思维活动应该是与历史的现实运动相一致的，历史的逻辑性也是对现实客观逻辑的具体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⑦
比如，《共产党宣言》判断：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应该被消灭。但是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特别澄清：“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⑧基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内战等客观历史事件，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扩展力，并支持无产阶级在议会的合法斗争。其实1859年时，马克思在研判历史进程后也已经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承认历史客观性，就是首肯真实意义上的历史存在。因此，在批判地瓦解立足于自身的思想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把握和阐明历史运动的全部客观性。然而，只有客观性的历史解释便是没有理解历史的本质属性，从而将前提错当目的、将现象误为结果，必然会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合法性。同样，认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历史本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捍卫了历史科学的合法性。但是，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历史解释则又失去了历史客观性根基，从而解构了历史的存在性，迷失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目的和意义。
西方逻各斯中心论认定某一认识真理的方法优于另外一些方法，这使得二元对立的形而上成为西方思维的基础。西方哲学强调客观性、一致性和绝对性，其实质是把原本内在有机统一的世界分裂为两部分，并使二者机械地对立。②当历史解释总在历史客观性与认识论转向之间纠结而无转圜时，边际效应及其递减规律的影响渐次显现，并预示着历史科学合法性和历史存在性危机的到来。中国史学一方面固然强调客观性的“无征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视主观性的“心知其意”。③王国维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乾嘉考据学传统和西方科学方法的和谐共存。孔子主张“中庸”，库恩提出保持“必要的张力”，都是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防止走极端。其实，历史客观性与认识论转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反倒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解释过程中的史实客观性和史家主观性之间，保持互动关系和内在张力才是明智的选择。惟其如此，历史本真才能通過历史解释而不断接近。
（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冒盛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冒兵，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15-09
历史解释核心素养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的态度、能力和方法。①修订后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列入学科核心素养，正是希望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学会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事物、总结历史规律、探寻历史价值。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历史解释素养正是历史研究与学习的本质。
历史虽是真实不妄地存在过，却也一去不复返。传统史学专注于考据辨析，但碎片思维和形式逻辑难免授人以柄；当世史学家力倡主体自觉，却又陷入思辨唯心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解释似乎总难把控事实性判断与价值观判断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不禁令人疑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何在？这是一个困扰史学界乃至哲学界的根本问题。
从东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进程看，史学一路走来，或与经学、神学纠缠不清，或为哲学、政治遮蔽利用。然而，自孔子、希罗多德，到乾嘉学派、兰克史学，多有历史学家秉承如实直书的“史德”，朝着“求真”的目标迈进，其间甚至有历史学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后，实证主义也开始向人文学科漫延，史学界认为通过史料收集、考辨验证、忠实表述可以还原历史真实。这种观念形态至今依然能够得到高中历史课堂中师生们的普遍认可。
（一）“格式塔”②：碎片的聚合？
学生在历史课堂上使用的教材或者读本，是经过历史学家对存世史料碎片进行真伪鉴定、删减整合、通力研究后形成知识体系的，信息时代尤其如此。这个过程恰似鲁迅先生所言：“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然而，无论专业多么精湛、工作多么勤勉，历史学家可以处理、能够处理的，也只是劫后余生、却又漫无边际的史料碎片（包括整本史书）。人们不能指望历史学在包罗无遗的意义上还原过去，因为即便是选择性地重构真相，也常常会出现关键性碎片的缺失，抑或碎片破损以致难以全面读取蕴含信息的无奈情形。
在历史实证主义那里，每桩事实都被看做可以通过一项单独的认识行为或研究过程而被确定的事物。于是，历史可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成无数细微的事实，每件事实都要单独予以考虑。③然而，脱离开整体的碎片不仅不可能反映史實，甚至连其作为片段的实在性也消失了，正如脱离身体的残肢不能再称为“手”或“脚”了。只有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才能构成一个可理解、有意义的历史图景，只有在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①历史解释好比赏画，站得太近其实只能辨识画作的细节，要想整体领悟构图意蕴，就必须“向后站”，与画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比如，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出《雍正王朝》电视剧和《鉴宝》《故宫》等专题栏目。当人们感佩于雍正帝数千字奏折批阅显现出来的勤勉及其批语“朕就是这样汉子”流露出来的率性时，“向后站”才能发现，正是这种“唯以一人治天下”的机制推动着专制主义达到顶峰。当人们品味着雍正瓷器轻巧灵秀、莹润雅丽的艺术气息时，“向后站”才能理解，这恰是“雍正新政”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然而，当人们再“向后站”以至于看到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代议制、工业化的广域图景时，那些通过史料碎片以为可以确证的“康乾盛世”，其实已是“如血残阳”。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任何整体都具有特定的内在结构，并不等于且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中的一切要素或组成部分，只有在它们相互关系的“场”中才能被理解。②历史解释中关于史料碎片的处理同样遵循着格式塔理论：整体性对于事物个体的理解和解释具有优先权，单个事件的合法性只能由身在其中的整体来背书。也许我们觉得某些碎片足以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脉络，或者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人物形象，而后，论者再以这个完整脉络或完整形象来推理其他未被整合进来的史料，并且判断真伪，做出取舍。事实上，完整的事件脉络和定性的人物形象往往只属于小说的特色。③历史是绵延不断的，人们尽可以对历史进行分段式的研究和解释——微观史学也好，短时段史学也罢，但就是不能割裂整体历史的内在联系。学科分类的细化固然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事实证明，全景视野和深邃透析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研究与历史解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宏观架构固然是研究主体对历史事物所涉特定情境的原理性抽象，同时也是研究个体应该保持的历史解释视角：大处着眼必是小处着手的前提。
（二）史实：史料的担当？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④确信的史料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和正确认识历史的媒介。任何“当代”的研究者与历史过程之间都存在着时空错位，不可能直接感知已经逝去的史实，只能通过作为中介的史料从观念上重构认知上的非对称性。难怪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现今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也包含有“史料实证”。
然而，史料少于史实是历史学的永恒困惑，特别是古代史，更是万劫不复的陷阱。⑤许多重要的历史事物永远消逝，多数人不知道其曾经存世；甚至还有些重要的历史事物曾经现世、后又下落不明或者已遭损毁（就像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巴米扬大佛，等等）。只有现存史料反映的史实才可能进入历史思维，担当起复原历史真相的重任。那么，历史研究者果真能通过史料来维护史实？
与“知识爆炸时代”可以轻易获取海量信息不同，传统史料或历史遗存最终到达历史研究者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取样”的过程：在大量的人类活动中，只有少数可以留下样本和痕迹；少数样本和痕迹可以形成埋藏；少数埋藏可以保存至今；少数被保存的能够得到发掘。⑥鲁壁坍塌后重见天日的孔鲋藏书、不准盗墓时横空出世的《竹书纪年》、罗振玉阻止即将焚毁的内阁大库档案……有些史料的存世确实历经了太多的惊险与偶然。
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又可能自我安慰，仿佛最终得以留存的当是自然优选的结果：精美的宋明刻本屡见收藏，粗陋的活字本鲜有存世；帝王大墓多能保存至今，小民旧宅早已夷为平地。然而令人懊恼的是，有些史料倒是前人刻意流传，这种刻意有时甚至显得那么“恶意”：宋敏求本着“以类相从”的原则编刊《孟东野诗集》，使得今人所读孟郊作品的风格高度雷同；宋徽宗亲题碑额、蔡京手书名单的“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为“奸党”昭示全国，传诸后世；《四库全书》修订时删除了大量不合清朝意识形态的古代典籍。其实，存世史料——哪怕是最为疏浅的岩画、粗陶，也一定渗透着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标准。
比如，《史记》关于鸿门宴的描述，看似太史公精彩奇绝的虚构，其实倒是身临其境的写实，因为这段记载出自樊哙之孙樊他广的转述，宴会上的宾主座次、人物活动均真实可信。但可能也是出于相同缘由，鸿门宴中樊哙的形象尤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樊哙俨然成为群英荟萃场景中的最大亮点，那种睥睨天下英杰的豪侠气势其时已是碾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然而，这种夸张的渲染来自樊哙本人的吹擂，还是后世子孙对先祖的尊崇，已不得而知。
史料并不总在完全意义上反映史实，其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差异，年代愈是久远，认知愈是迷糊。青铜器铭文、铜表法，都只是比竹、帛典籍或羊皮《圣经》保存时间更久长、状态更完备，却并不能由此证明史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与辨伪，史料才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直接依据。然而，史料的真实性固然重要，却并非史学研究的绝对前提。假如没有历史学家选择或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先行引导，有些存世且真实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无人问津。即如经过培根或马克思的研究，西方人才开始关注“四大發明”并认同其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而“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要到当世才得到李约瑟的确证。
其实，绝对的真实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因为再先进的手段都不能使历史重演，让历史人物复生，所获得的结果也是有限的。但是，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因为离开了史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其为科学。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它。①
历史实证主义囿于知性思维方式，把人与历史的关系抽象为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这就先行遮蔽了源始的历史，从而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背叛了自己，将自身的存在阐发为一种悖论：通过研究能够判断发现了历史真相，那是否意味着先有主观预见的真相存在？史料以及史料实证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历史解释，不可避免包含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主观意识，多重主观性如何能够担当起维护历史客观性的重任并令人信服？其实，正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导致了传统史学的危机。
“如是我闻”③应该成为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之“锚”，如果脱离科学标准无视史料，历史学不但不能反对一切歪曲，也失去了拥护真实的权利。④悖论的存在必然产生疑虑、引起争论，因为经历了被动的选择，历史研究者即无法在完整的意义上通过史料还原过去或者过去的某个片段，这就预示着历史认识与历史思维必须改变。
历史课堂上，教师在告知“史实就是这样”的同时，难道从来不担心如何回答学生可能性的质疑：“为什么是这样的？”正如历史实证主义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的错误类比，却从未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难道历史事实并非按照复杂的准则和假设的体系，通过解释史料的过程进而推论出来，而是在某种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①19世纪末，克罗齐以其振聋发聩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唤醒了历史学家被客观性遮蔽的主体意识，历史学界自此出现认识论转向：历史并非是脱离历史学家主观意识的自在历史本身。
（一）历史镜像：作为意识存在的代理表象
历史并不是一门关于时间静止的“过去的事实”的学问，不是只单纯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些人和事，历史是活着的、变动的、跳跃的，和人们当下的感知、当时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②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客观存在的昔日不可能重来。反映史实的史料，从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意识而存在的物化或文本化材料，其实也是作为史料记录者或制作者意识存在的代理表象。逝去的历史事物如同已经删除或格式化的电脑文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曾在此”的镜像进行恢复——可能出现扭曲或者恢复失败，但恢复出来的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的对象本体，这与从“回收站”中“还原”文件是有本质区别的。
比如，《汉书》中记载昌邑王刘贺在汉昭帝去世后继位，“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从史料看，刘贺实是一个昏悖乱制的帝君，被废尚在情理之中。然而，从近年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器乐等文物来看，刘贺其人至少是多才智和有品位的。典籍与墓葬两种形式的史料映射出截然不同的镜像，但历史真实却只有一个。如果排除刘贺人格分裂或身后家人“作秀”的可能，人们是相信官修正史的言之凿凿，还是认同当代受众的利口喋喋？
认识论转向反对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站在研究对象之外进行观察、分析，而是注重发挥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因为历史解释光凭理性是不够的，只有“神入历史”——从思想上返回当时的时代境域，才能了解历史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并为其行动得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回到”汉朝的人们会发现，权臣霍光并没有扶持汉武帝唯一的在世皇子、正值壮年的广陵王刘胥继位，反倒是挑选了武帝的孙子——年仅19岁的刘贺。后人进行历史解释时，既不能排除刘贺一步登天后的年少轻狂，也不能排除其力图摆脱权臣、更新除弊的急切乱为。带着“前见”的“返回”和“重构”，人们可能理解：刘贺那些出于个人目的而诉诸荒诞不经的行为正是充当了实现主观精神世界不自觉的工具。至于史料记载，人们只需要知道，刘贺来过，刘贺又走了，做了27天皇帝，这是史料遗存的镜像，也是如如不动的史实。
根据相对论原理，时间会随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变慢；当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就会停止。因此从理论上说，后人甚至可能看到逝去的事物，但在这种条件下看到的并非事物本体，而是事物的镜像。即如电影《星际穿越》中，库珀陷入黑洞，来到五维空间的自家书房，却推不倒一本书、捡不起一只表，呼喊眼前的女儿墨菲也无回音，因为纵然穿越，也只能看到镜像。诚如影片中的女航天员布兰德所言：“时间是相对的，既可以拉长也可以压缩，但就是不能回转。”历史可以回溯，却绝不可能改变。
然则那些至今依然存世、以非文本形式呈现的历史事物，如宫室器皿、碑刻墓葬，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为“过往”镜像？海德格尔认为，它们是“曾在此”的存在者，但现在它们曾在其内来照面的那个周围世界已经不再存在。随着它们“曾在此”的那个周围世界逝去，它就不可能与此在世界相照面了。①即便它仍然具有当前的存在，也只能是与其所属整体共同构成了“曾在此”世界在“此在”世界的镜像。同时，这种镜像本是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反映和表现，所以并未因“曾在此”世界的逝去而丧失研究价值。
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是假定人们对历史的观察是超越于历史之外的，这也是理性主义对历史解释的误导，或者说，是历史解释对理性主义的曲解。物质运动遵循的是形式逻辑，而历史演进遵循着自否定的辩证逻辑，认识论转向对研究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镜像、观念做了逻辑上的区分，试图通过历史学家的主观努力来提取历史事物的遗存镜像。
（二）研究主体：夸大的能动性
历史学习远不止是学生个体获得越来越多的史料及其反映的史实，也应该是学到越来越多有关如何解释史料、认识史实的程序。诚如怀特海所言：“实体如何形成的方式构成了实体是什么的内容，为此对實体的两种描述不是独立的。它的‘存在由它的‘形成性所组成。”②所有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着陈述者的主观认识。③因此，当历史学家将那些艰辛流转的碎片归拢在一起，试图拼凑出一幅关于过去的可信图像时，其实这幅图像已是重构而非复原，因为碎片本身，以及历史学家对碎片的选择、排列、组合，都已经是一个极具主观色彩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历史解释的结果以及规律探寻的路径。
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在时间中发生的历事；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做历史的则是：在相互共在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其作用的历事。④这就是说，从科学层面看，历史是对过去事物的记录；但从哲学层面看，这种记录反映的却是历史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叙事角度、理解能力和价值标准。因此，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⑤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是警醒汉初统治者牢记秦亡教训，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苏洵借《六国论》提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反对宋政权向周边少数民族纳贡、称臣；煌煌三百万言的《资治通鉴》，始终坚守其社会责任和经世情怀的初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然而，不同时代对于同一史实可能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表述与评价，历史实证主义“希望有朝一日创造出一种独立于考察者的立足点的历史学来，就像人们心目中的自然认识那样”⑥的理想状态是难以出现的。史料的记录与加工，本已打上记录者或制作者的个性特征；“当代”历史学家发挥主观因素对史料进行选择、编纂，通过再创作将所接受的各种信息升华组成有机系统，又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过程。因此，“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使对于挽救资本主义、开创国家干预经济新模式的“罗斯福新政”，也还有学者认为“新政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造成了新的、更深刻的危机”，更有学者通过历史假设认为“新政非但没有缓解本身就具有周期性规律的经济危机，相反因为国家干预还延缓了经济复苏”。⑦纵然这种争鸣尚属学术范畴，否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积极意义的看法仍有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政治需要之嫌。
当代历史哲学在其获得有意义进展和收获的同时，在某些根本之点上遗忘了“客观性告诫”，因而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返回到某种形式的——较为精致或较为粗疏的——主观主义，或者使客观性问题本身居留于混沌的、未经澄明的境地。①正是这种从维护客观性到夸大主观性的矫枉过正，历史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用历史学家的个体思想运动来表达历史演化的形式。其实，历史学家主观曲解、遮蔽历史客观性的做法古已有之。
比如，《春秋》所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源于晋国史官董狐所记“赵盾弑其君”。后人阅读至此，以为史实如此。好在《左传》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晋灵公荒淫暴虐，相国赵盾逃亡，赵穿杀了灵公，迎回赵盾。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公示，赵盾表示不解，董狐解释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由此，赵盾“被解释”为弑君凶手。孔子褒扬了董狐刚正不阿的精神，也首肯了这种历史服膺政治——以道德遮蔽真相的做法。由此指导的历史解释不禁让人们疑惑：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②
当历史学家的理性自觉发挥到极致时，真正创造历史现实的个人必然被抽象为历史的客体。一旦历史解释纯然沦为主观臆断，镜像只能幻作假象，证伪已然成为作伪。不同的人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事物的解读并不相同，因为种种原因，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虚构历史，创造“观念的历史”，甚至宣称“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狄尔泰把历史看做是与文学一样的文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历史文本的理解”时，当卡尔·贝克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时，当海登·怀特《元史学》宣告叙事转向——囿于语言属性反观人类活动时，史学理论已被根本颠覆，全然背离了认识论转向的初衷。如果历史学家主张只依据文本来解释历史，语言表征历史的功能即已消解，从而异化为表达客观物质和主观情感的工具，这时的文本中哪里还有什么历史实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吊诡之处在于：质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却泯灭了历史的存在性。正是认识论转向的贫困，引发了现代史学的最大危机。
历史学是研究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因而关于历史现象的认知最终都要指向对历史发展结构性、本质性的原因探究及其规律的反思总结，这是历史解释的大方向，也是历史学习的总目的。人们在现实世界感受到的一切，以及对今天活动可能引起后果的预测，都可以在历史上人们同类活动的因果关系分析中得到理解和说明。只有保持历史解释的张力，原本处于混沌状态的过去才可能渐被整理为有序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系统。
（一）边际：边际效用及其递减规律
经济学上通常用“边际”表示“增量”，借以解释自变量增加引起因变量的增加，从而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消费领域，单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会带来额外的效用，即边际效用；而随着商品消费总量的增加，该商品的边际效用会趋于递减。③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先生主张“史学创新需要借鉴经济学的创新理论”，④边际效用原理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历史解释：当史料碎片或理性自觉在历史解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一定限度后，人们对于历史解释的满意程度反而衰减，以至于质疑历史科学的合法性甚至历史的存在性。
在历史实证主义看来，史料越多，或者可以组合成史料的碎片越多，越能清晰复原史实，而历史学家“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甚至期待“自我消失”。其实现代史学对史料的发掘已经绝难整体改变史实，多是局部纠正，或者相互印证、补充性佐证。为实证而实证带来的史料碎片化，其实是追寻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却难以称为考证历史真相。历史研究越多专注于细节，就越会冲淡对整体的理解。①庄子有言：“夫自细视大者不尽”，细节发掘有时会使历史镜像渐变清晰，但沉迷碎片又将略显清晰的镜像抽象为模糊的表象。
比如，历史学家对滑铁卢战役的研究越来越精细，然而不同来源的史料碎片关于法兰西第一帝国战败的原因分析总是支离破碎：墨守成规的格鲁希元帅追击普军没有及时回防，平庸的内伊元帅行动不够积极，参谋部的战役组织仓促、战术协调粗糙，天降大雨影响了近卫师团的冲锋，现代史学甚至发掘到“近卫军老兵的一些抱怨和哈欠”——从中可见参战者的精神状态……总之，反法同盟的取胜似乎纯属偶然，以至于拿破仑一世沦落到圣赫勒拿岛后犹有不服——认为本来可以获胜。其实，拿破仑战争在扫荡欧洲封建势力的同时，也侵略了欧洲正在成型的民族国家，从而唤醒了欧洲人的民族意识。1812年的远征俄罗斯和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都已显露出帝国败相，滑铁卢战役只不过是一个终极结果：拿破仑一世可能战胜第七次反法同盟，但一定会败于下一次反法同盟；他可以赢得多数战役的胜利，却必然会输掉整个战争。
再细小的事实，理论上说都无限可分为更小的作为其构成成分的事实。②越来越多的史料碎片就像岔路上连绵不断的羊肠小道，或是带偏了历史解释的方向，或是走不出历史解释的迷宫。于是，关于真相的说法经常反复，真相却是遥遥无期。人们对历史解释的认同感随着史料碎片的不断增多而下降，甚至感到厌烦：“历史科学如何可能”，或者“历史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这就是历史客观性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历史认识论转向凸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从而突破了纯粹的本体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越强，越能展开历史解释。当然，新黑格尔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初衷，并非否定历史本体，而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历史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而是根据史料通过智力作用勾画出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历史的论述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变化，每一时代都有各自的历史。③但是，思辨唯心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反抗历史实证主义的同时，却也背离了反抗的本质：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用手段的正当性去证明目的的正义性。因为每个不同的历史学家背后，总还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具体事件，不能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就否定事实的存在。④历史演进虽然离不开有意识的思想活动指导，却难以因此证明历史事物是由思想、精神构成或主宰，更遑论历史文本了。
然而荒唐的是，在最近的分析中，尽管历史哲学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历史的语言学层面，其根本问题是，它还是忘记阐明“历史”這个词本身的语言学根源。在希腊语中，“历史”一词的原意并不是“故事”，而是“询问”。因此，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该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⑤因此，当德里达鼓噪“文本之外无一物”的时候，认识论转向已然穷途末路，深陷历史虚无主义，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颓废，也是历史解释的悲哀。难怪马未都感慨“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看法；史料重构并非复原历史本真，只是用语言组成自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其实，那些认为“是历史学家的职业创造了历史和历史学家”⑥的历史学家，绝非“创造”历史，实是虚无历史，同时也虚无了自己：没有了历史，哪里还有历史学家？这也正是认识论转向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二）维度：客观性与主观性
历史解释的本质在于，历史学家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用文字把事实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如实地表述和揭示出来。①历史解释归根到底是人对历史事物进行解释，“人”是历史解释的主体，“历史事物”是历史解释的客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②历史事物的客观性和第一性不仅为历史解释主体的主观性设限，而且为历史解释的过程立法：“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③
作为历史解释中介的任何史料总是指向某种特定的历史事物，不可能用以表述或解释“虚无”。尽管认识论转向认为对历史事物的意义理解关联甚至取决于主体经验或“当代”社会背景，但历史事物的意义是指事物本质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这一概念的内涵可能或者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甚至变得如何扑朔迷离，然而，一个铁定的事实却是——历史永远指向那个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件。④
历史客观性强调外部信息的加工，而认识论转向则强调内部意义的建构。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历史是在现实个人的物质活动中不断生成并获得发展的，所谓的历史客观性也应该是历史学家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能把握到的历史事物本身。坚持如实记录、力图复原史实本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但若仅止于此，便可判断其并未从自身存在出发因而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而只有诉诸表征人辩证生成的内涵逻辑才能展现历史的生成。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从来都不可能、也不必“忘却自我”，恰恰相反，而是必须认识到自我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存在并不是与人的对立，而是构成了人自身的存在；历史学家主观的历史解释也不是外在于历史，它本身就构成着历史。
从杂乱无章的“真实过往”到历史科学、从历史现象到历史逻辑，这是历史解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认知过程，也是历史规律被发现、历史价值被揭示的过程。历史解释固然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但这种反映却不是被动和盲目的。历史的客观存在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受制于历史解释主体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就是主观性对客观性的反作用。在客体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对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理性认识，起着决定性作用：主体认知能力越高，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程度越高。⑥
历史解释中的思维活动应该是与历史的现实运动相一致的，历史的逻辑性也是对现实客观逻辑的具体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⑦
比如，《共产党宣言》判断：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应该被消灭。但是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特别澄清：“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⑧基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内战等客观历史事件，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扩展力，并支持无产阶级在议会的合法斗争。其实1859年时，马克思在研判历史进程后也已经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承认历史客观性，就是首肯真实意义上的历史存在。因此，在批判地瓦解立足于自身的思想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把握和阐明历史运动的全部客观性。然而，只有客观性的历史解释便是没有理解历史的本质属性，从而将前提错当目的、将现象误为结果，必然会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合法性。同样，认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历史本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捍卫了历史科学的合法性。但是，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历史解释则又失去了历史客观性根基，从而解构了历史的存在性，迷失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目的和意义。
西方逻各斯中心论认定某一认识真理的方法优于另外一些方法，这使得二元对立的形而上成为西方思维的基础。西方哲学强调客观性、一致性和绝对性，其实质是把原本内在有机统一的世界分裂为两部分，并使二者机械地对立。②当历史解释总在历史客观性与认识论转向之间纠结而无转圜时，边际效应及其递减规律的影响渐次显现，并预示着历史科学合法性和历史存在性危机的到来。中国史学一方面固然强调客观性的“无征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视主观性的“心知其意”。③王国维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乾嘉考据学传统和西方科学方法的和谐共存。孔子主张“中庸”，库恩提出保持“必要的张力”，都是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防止走极端。其实，历史客观性与认识论转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反倒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解释过程中的史实客观性和史家主观性之间，保持互动关系和内在张力才是明智的选择。惟其如此，历史本真才能通過历史解释而不断接近。
（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冒盛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理论支持）
【作者简介】冒兵，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