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与战争起源
关键词 国际体系，均势，霸权，民主，和平，多极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03-08
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困境，大家把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利维坦”这一怪兽，由此产生。然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依然没有更高的权威，国与国之间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因而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①
霍布斯的观点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人类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建立和谐的秩序，以避免战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二是如果能建立，那么，怎样的秩序最合适。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人类建立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任何国家首先要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由于主权国家为数众多，每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一定会去增强自身的实力，以便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获得话语权。
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它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高于和平所带来的快乐，那么它就会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由于每个国家都是其自身功业的最终评判者，因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来推行其政策。由于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着以武力对抗武力，否则就必须为其自身的软弱付出代价。②
17、18世纪和19世纪是均势论的全盛时期，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人类要得到和平，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大国之间保持均势。均势一般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彼此力量均衡的状态；二是指政府推行的维持均势的政策。
均势一方面被人们所信奉。丘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究竟是哪一国企图称霸欧洲。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君主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③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均势对欧洲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对维护欧洲各国的独立是有贡献的。
另一方面均势又受尽学者们的批评。汉斯·摩根索总结了均势存在的三大缺点：
一是无把握性。用均势大师博林布鲁克的话说，“均势起变化的确切时间，犹如冬至和夏至嬗变的确切时间一样，寻常的观测是无法觉察的。……最关注这个天平的变化者往往做出同样错误判断，并且出于同样的成见。它们对一个已不再能加害于它们的大国仍然畏惧，或者对一个国势日盛的大国仍然毫无戒惧”。①
二是不现实性。由于缺乏把握性，“所有大国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只有这样，各国才可望获得……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鉴于要获得最大限度强权的欲望是普遍性的，各国就必须永远担心它们自己的错误测算和其他国家强权的增长合起来可能意味着使它们本国处于劣势，而这是它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因此，所有已经对其竞争对手获得了明显优势的国家，总想巩固这种有利条件，并利用它来改变强权的分配，使之永远有利于自己”。②
三是不充足性。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并不单单是均势的缘故。③尽管摩根索分析了均势的不足，但同时又指出：“在政治理论上，新颖的未必好，古老的未必坏。……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所形成的一种政治理论——如均势理论——并不会引起它必然是陈旧过时的推斷。”④今天，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均势政策的影子。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均势无法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20世纪后期，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出现霸主，人类才有和平。历史就是明证，罗马帝国曾维持欧洲200年的和平，1815—1914年是英国治下的和平，21世纪是美国治下的和平。
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年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因为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这三个方面是：一、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三、在危机时期贴现。……当每个国家都转而保护它自己的国家私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弃、被损害的命运，而这时所有国家的私利也就随之受到损害”。⑤
这一理论提出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诸多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吉尔平。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国家只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只要国家存在，绝对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也就无法避免。只有存在霸主的情况下，人类才能获得相对的和平，因为霸主的存在，它能够保持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例如19世纪的英国。吉尔平认为：“由一个霸权国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益于强大的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比较明确，霸权国既能够也愿意建立和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的规章和条例，自由国际体系因此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⑥
因此，存在霸主意味着国际社会有秩序，霸主如同一国内的警察，警察是秩序的象征。当然这里有好警察和坏警察之分，霸主亦如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霸主的实力将会下降，一旦其实力不足以应对挑战，那么，国际秩序将陷入混乱，挑战者将会以武力对霸主采取行动，战争就要发生，直至出现新的霸主，国际社会重新获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英国的国力与其承担的义务已不相称，它要同时面对德、意、日三国的挑战，还要面对苏联在东欧发出的挑战。战争的结果是美、苏成为世界的新主宰，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霸主，人类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
现实主义学者从人性本恶的观念出发，认为人类不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只能退而求其次，实现某种极端状态下的和平，或者是帝国与霸权之下的某种和平，或者就是均势带来的暂时和平。
总之，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人类不可能建立理想的国际秩序，人类只能是这样的命运，在一轮又一轮霸主的统治下获得和平。
也许为了给人类以某种安慰，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国际制度的建立有赖于霸权，但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制度的崩溃，有关国家会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把霸权建立的国际制度维持下去。①
霸权稳定论提到了国际社会中引起战争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与战争的关系；二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社会中权力及利益的分配与战争。
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肯定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它需要打开别国的市场；它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在海外获得军事基地，以保护其贸易线和遍及世界的经济利益；它需要在国际组织中有发言权，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它有海外扩张的欲望，它有海外的利益需要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大国愿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按国际规则行事。它是否愿意尊重霸主，在不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和平地修改和重新制订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或惯例主要是当前的霸主或霸主为首的强国制定的，而新崛起的强国往往会觉得这些规则或惯例不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泰勒曾这样描述两者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形象，“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品德似乎更高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保持现状而道貌岸然，希特勒则是改变现状而胡作非为”。②
当然，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用胡作非为的方式改变规则的情况已不可能存在，但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避免与霸主发生直接冲突是新兴大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新兴大国有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动，这自然与霸主发生冲突，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新兴大国能否在国际上得到与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当的权利最为关键。或者说，挑战的一方能提出合理的要求，而受到挑战的一方是否愿意让出更多的国际权利，使新兴大国的义务和权利相对等。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平指出的那样：“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支配国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③
历史上，面对德国的崛起，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确定德国为最大的威胁后，用较为强硬的方式处理与德国的关系，联合法国和俄国，组建了同盟体系来应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试图把德国引入以其为主的国际秩序，让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满足其部分修改条约的要求。但英国一味的退让，反而使德国在国际社会变得更为强硬。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专制集权，以及英国应对的失策，使欧洲再一次爆发了战争。这对双方来说，都有深刻的教训可以吸取。
在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试图建立适当的国际秩序，将各国融入其中，日本也一度认可这一秩序，推行与美英的协调外交。但可惜与欧洲一样，大危机的爆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权力的失控使亚洲也走上了战争之路。
附带说明一下，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说明新兴大国和旧霸主的关系是不合适的。因为雅典并不是新興的大国，而斯巴达也非衰落中的强国。
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相反，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类是可以建立和谐秩序的，民主和平论就是代表。
康德认为，在共和制下，战争不容易随意发动，因为选择战争的权利在公民手中，“如果一国的公民决定参与一场战争，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战争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包括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重担”。①因此，相比专制君主或者独裁寡头，共和制国家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一定会更加谨慎。
康德由此推论道，既然共和制的国家爱好和平，那么，人类由共和制的国家组成联邦，永久和平就可能了，“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为旁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联盟结合的中心点，使得它们可以与之联合，而且遵照国际权利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并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的结合而渐渐地不断扩大”。②
康德还讨论了贸易与和平的问题，在康德看来，民主制、联邦制和相互依赖的贸易可以共同促成并确保国际社会永久和平。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密，许多著名学者如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认为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他们认为，民主国家将更愿意推行和平对外政策，原因很简单，第一，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必要的市场与资源。在经济落后的古代，人类，特别是落后的一方，可以交换的物品比较少，往往通过掠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通过贸易进行交换，获得市场和自己所需要的资源。第二，用战争的手段，成本太高。战争不但不能带来收益，还会破坏现存的秩序，使人们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易，只有在和平、可预期的国际商业环境下，各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才能从中受益。
20世纪后期，民主和平论风行一时。
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战争。1983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多伊尔列出了目前的50多个民主国家。从中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会发生战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在专制国家里，专制统治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感受，死亡在专制者眼里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战士的伤残也最多换来统治者怜悯的一瞥。专制者也不会因发动战争而丧失特权。而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直接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亲人的死亡或伤残、长时间的离别、一天天的挂念、战争时期的各种管制，等等。统治集团也会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其子女或亲属也要成为战争的一分子，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民主国家从上到下对参战比较谨慎。
第二，民主国家相对来说更愿意遵守国际法，尊重别人的权利。专制国家容易挑起战争，或为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或者认为有利可图，或者因独裁者本人的一时兴起。民主国家相对来说只要有谈判的可能，就尽可能用战争之外的手段来解决。
第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发生矛盾时，首先，他们能彼此尊重；其次，他们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最后，有解决彼此争端的相应程序。两个民主国家不需要诉诸战争便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第四，民主国家做出战争决策是有程序的，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有制约作用，这相对专制国家而言，无疑会更加理性。
第五，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战争是对利益的争夺。人类发展到今天，率先走向民主的国家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占有了人类中相对比较多的财富。由于财富的增多，一方面，这使民众对其民主制度比较自信，另一方面，当经济的发展已没有必要追求领土的扩张时，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欲望降低，而战争带来的灾难更使民主国家的民众有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政府和民众都不轻易用战争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追求其利益。
第六，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显示的现代战争的残酷性，使民主国家不愿轻易言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伤亡惨重，英国历史上除了出动海军外，很少出动陆军，但这一次却不得不投入大批陆军，其中死亡747700人，受伤169000人。法国的死亡人数更高达150万人。由于战争，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为下降。因此，在英法两国公众的心目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浩劫。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战争无比恐惧和厌恶。考虑到选票，英法的政治家不敢随意重整军备，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战就是因为军备竞赛的结果；也不敢轻易结盟，因为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结盟。
但是，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选择最近的150年是有意的，他有意回避了1812年发生的第二次美英战争，理由是那时英国的民主体制还不够成熟。尽管第二次美英战争后，美英未再发生战争，但两国关系一直紧张，多次走到战争边缘。1895年，因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如西奥多·罗斯福公然宣扬对英战争。①两国的和解，不是因为民主体制，而是因为英国基于全球战略考虑，对美国作出让步。
也有学者认为，“民主国家并不会表现得特别爱好和平：我们知道历史上民主国家也曾进行过殖民统治、秘密的干预和其他一些滥用自己力量的事情。民主国家在处理与威权国家的关系时，对暴力的使用丝毫不逊于威权国家彼此之间对暴力的使用”。②
王逸舟先生认为，国际和平取决于国际关系和国内体制的多种因素，其决定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民主和平论”仅仅给出了一个变量，而忽略了其他许多（有的无关紧要、有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论出于什么考虑，这种忽略损害了其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③
不过，从最近的时间段看，民主国家之间确实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相对于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给人们以希望。在理想主义看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各国均实行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有规则的贸易，将会带来积极的、公正的和民主的和平，人类所向往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和谐的国际秩序是可以建立的。其观点的核心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按照这一观点，只要国际社会中存在帝国主义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建立和谐的秩序。只有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类进入公有制社会，到那时就能有真正的和平。
1887年，恩格斯就预言了世界性大战的结局及影响：“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的干干净净……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当前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大国瓜分完毕”。②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获得垄断利益，会积极推动对外战争，国家则充当了资产阶级战争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個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③
列宁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④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显得勉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战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英法就对战争充满恐惧，美国也在呼吁和平。而且，资产阶级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有的希望通过和平贸易达到目的，有的可能对战争有兴趣。即使在德国和日本这样发动战争的国家，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日本的近卫首相就反对与美国开战，最后挂冠而去。德国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反对把过多的资源用之于战争机器，与英美关系密切的部分工商业部门对战争则忧心忡忡。
尽管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至少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并不急于与德国发生战争，德国也并不完全想打如此规模的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认为，在历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主要是依靠面上的扩张——更多的人手、更多的原料需求、更大的市场保证，向生产的广度进军，而不是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生产的深度进军。这一过程伴随着若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疯狂的对外扩张侵略，伴随着列强的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伴随着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和统治。而这些都是20世纪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因素。⑤
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进一步提出，垄断基础上的竞争不同于自由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再以争夺开放性市场上有利的销售条件和原料来源为满足；而是要争夺尽可能多的领土，以便独占这里的市场和原料，争夺足以保证占有和利用这些领土的交通路线和战略要冲，直至争夺欧洲本土上的工业发达区域，以便一劳永逸地置敌手于死命。这样的竞争，当然也就不再仅仅由一般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组织来进行，而特别要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国家联盟来进行，不再仅仅是使用一般的经济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用政治手段，直至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⑥由于这些大国都是拥有亿万资本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控制着一系列的殖民地，就必然要影响到一系列的国家和民族；它们之间的争霸战争，就往往要发展成世界大战。①
但是，从李先生和潘先生的分析中也可看出，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出面上的扩张，开始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深度进军，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来获得利润。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对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秩序最合适，除了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外，中国学者常常提到国际体系的多极化。
何谓“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杨达洲先生为“极”设定了三项标准：一是综合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二是具有巨大的对外影响力，这主要是指在国际性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上起主导作用；三是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自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力量中心”。依照这些标准，目前只有美国完全符合上述三项标准，所以他认为多极或多极化的提法值得商榷。②
黄政基先生认为，“极”是各种国际力量中比较强大的力量，通常是世界战略格局中能对国际局势、国际事务发挥重大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它们的综合国力比较强大。作为一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依据自身的战略目标，运用综合国力，独立地（不依附其他极，但不排除与其他的极合作）参与国际事务，就可以对国际局势、国际事态和某些有关国家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③所以在黄政基先生看来，不存在单极世界。④
杨达洲先生对“极”的要求比较高，我们遵循一般的理解即综合国力强，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多极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均势，即多个大国的存在，能彼此制衡。
但今天所说的多极化与历史上的均势是有的差异的，第一，现在的范围更广。当年的均势仅限于欧洲。今天的多极指的全球。第二，美国具有更大的优势。英国与美国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第三，当年的均势比较野蛮。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在现在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之下，国与国之间的一些争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或仲裁来解决。
中国学者赞成国际社会多极化，其中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即单极缺乏制衡，是霸权统治，是不公正的；两极对抗性强，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多极才能带来民主的、公正的国际秩序，进而使人类进入和平时代。
那么，单极、两极是不是一定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协约国和同盟国构成战前国际社会中的两极，两极的存在使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并导致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构成两极，两极带来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不过，两个超级大国都认可彼此掌控的势力范围，两国竞争主要是在两个体系之外的地区和范围比较激烈，特别是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差点使两国发生核大战的危险之后，两大超级强国加强了对危机的管控。因此，冷战期间，尽管发生了两大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但两大强国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认为，冷战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破坏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美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虽然不平等、不公正，但也给一部分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东亚的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争得了相当的利益。①
多极一定比单极和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吗？
从历史上看，多极曾经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多多少少维持了各国之间在某一时期内的稳定与和平。但多极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可以说是多极的，美国一极，英法一极，苏联一极，德国一极，日本一极，但战争还是爆发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极有可能为人类带来一定时期的和平与稳定，但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因素。
叶自成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多极化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反对单边主义，阻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形成国际局势中相对制衡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确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趋势和可能。要注意到多极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②
中国学者推崇多极化的另一层意思是，单极和两极对中国是不利的，而多极化对中国是有利的。但这一说法经不起历史的验证。
对中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兩极体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但中国在1969年以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逐渐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开始走上对西方开放的道路，使中国得以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迅速推进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并取得很大成果。
冷战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这一方面确实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中国不断融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从这种格局中获得许多收益。西方诸多学者认为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多极真的对中国好吗？
不一定，我们做好了印度崛起的准备了吗？我们欢迎印度成为一极吗？如果日本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国际社会真正的一极，中国欢迎吗？多极化的世界未必对中国有利。相反，中国如果不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一定处于有利的地位。
人类总是要学会相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回首20世纪走过的历程，再看看两大超级大国的对峙，以为20世纪是个暴力的世纪。但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表示，用暴力的世纪来描述20世纪是不确切的，人类还是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冲动，并逐渐成熟起来。人类会有一天，在世界上确立每个民族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而为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
【作者简介】周旭东，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03-08
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困境，大家把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利维坦”这一怪兽，由此产生。然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依然没有更高的权威，国与国之间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因而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①
霍布斯的观点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人类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建立和谐的秩序，以避免战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二是如果能建立，那么，怎样的秩序最合适。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人类建立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任何国家首先要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由于主权国家为数众多，每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一定会去增强自身的实力，以便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获得话语权。
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它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高于和平所带来的快乐，那么它就会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由于每个国家都是其自身功业的最终评判者，因此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来推行其政策。由于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使用武力，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着以武力对抗武力，否则就必须为其自身的软弱付出代价。②
17、18世纪和19世纪是均势论的全盛时期，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人类要得到和平，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大国之间保持均势。均势一般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彼此力量均衡的状态；二是指政府推行的维持均势的政策。
均势一方面被人们所信奉。丘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究竟是哪一国企图称霸欧洲。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君主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③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均势对欧洲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对维护欧洲各国的独立是有贡献的。
另一方面均势又受尽学者们的批评。汉斯·摩根索总结了均势存在的三大缺点：
一是无把握性。用均势大师博林布鲁克的话说，“均势起变化的确切时间，犹如冬至和夏至嬗变的确切时间一样，寻常的观测是无法觉察的。……最关注这个天平的变化者往往做出同样错误判断，并且出于同样的成见。它们对一个已不再能加害于它们的大国仍然畏惧，或者对一个国势日盛的大国仍然毫无戒惧”。①
二是不现实性。由于缺乏把握性，“所有大国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只有这样，各国才可望获得……最起码的安全保障”。“鉴于要获得最大限度强权的欲望是普遍性的，各国就必须永远担心它们自己的错误测算和其他国家强权的增长合起来可能意味着使它们本国处于劣势，而这是它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因此，所有已经对其竞争对手获得了明显优势的国家，总想巩固这种有利条件，并利用它来改变强权的分配，使之永远有利于自己”。②
三是不充足性。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并不单单是均势的缘故。③尽管摩根索分析了均势的不足，但同时又指出：“在政治理论上，新颖的未必好，古老的未必坏。……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前所形成的一种政治理论——如均势理论——并不会引起它必然是陈旧过时的推斷。”④今天，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均势政策的影子。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均势无法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20世纪后期，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出现霸主，人类才有和平。历史就是明证，罗马帝国曾维持欧洲200年的和平，1815—1914年是英国治下的和平，21世纪是美国治下的和平。
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年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因为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这三个方面是：一、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三、在危机时期贴现。……当每个国家都转而保护它自己的国家私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弃、被损害的命运，而这时所有国家的私利也就随之受到损害”。⑤
这一理论提出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诸多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吉尔平。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国家只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只要国家存在，绝对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也就无法避免。只有存在霸主的情况下，人类才能获得相对的和平，因为霸主的存在，它能够保持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例如19世纪的英国。吉尔平认为：“由一个霸权国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益于强大的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比较明确，霸权国既能够也愿意建立和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的规章和条例，自由国际体系因此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⑥
因此，存在霸主意味着国际社会有秩序，霸主如同一国内的警察，警察是秩序的象征。当然这里有好警察和坏警察之分，霸主亦如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霸主的实力将会下降，一旦其实力不足以应对挑战，那么，国际秩序将陷入混乱，挑战者将会以武力对霸主采取行动，战争就要发生，直至出现新的霸主，国际社会重新获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英国的国力与其承担的义务已不相称，它要同时面对德、意、日三国的挑战，还要面对苏联在东欧发出的挑战。战争的结果是美、苏成为世界的新主宰，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霸主，人类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
现实主义学者从人性本恶的观念出发，认为人类不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只能退而求其次，实现某种极端状态下的和平，或者是帝国与霸权之下的某种和平，或者就是均势带来的暂时和平。
总之，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人类不可能建立理想的国际秩序，人类只能是这样的命运，在一轮又一轮霸主的统治下获得和平。
也许为了给人类以某种安慰，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国际制度的建立有赖于霸权，但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制度的崩溃，有关国家会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把霸权建立的国际制度维持下去。①
霸权稳定论提到了国际社会中引起战争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与战争的关系；二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社会中权力及利益的分配与战争。
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肯定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它需要打开别国的市场；它需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在海外获得军事基地，以保护其贸易线和遍及世界的经济利益；它需要在国际组织中有发言权，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它有海外扩张的欲望，它有海外的利益需要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大国愿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按国际规则行事。它是否愿意尊重霸主，在不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和平地修改和重新制订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或惯例主要是当前的霸主或霸主为首的强国制定的，而新崛起的强国往往会觉得这些规则或惯例不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泰勒曾这样描述两者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形象，“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品德似乎更高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保持现状而道貌岸然，希特勒则是改变现状而胡作非为”。②
当然，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用胡作非为的方式改变规则的情况已不可能存在，但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避免与霸主发生直接冲突是新兴大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新兴大国有打破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动，这自然与霸主发生冲突，导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新兴大国能否在国际上得到与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当的权利最为关键。或者说，挑战的一方能提出合理的要求，而受到挑战的一方是否愿意让出更多的国际权利，使新兴大国的义务和权利相对等。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平指出的那样：“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支配国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③
历史上，面对德国的崛起，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确定德国为最大的威胁后，用较为强硬的方式处理与德国的关系，联合法国和俄国，组建了同盟体系来应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试图把德国引入以其为主的国际秩序，让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满足其部分修改条约的要求。但英国一味的退让，反而使德国在国际社会变得更为强硬。经济危机、民族主义、专制集权，以及英国应对的失策，使欧洲再一次爆发了战争。这对双方来说，都有深刻的教训可以吸取。
在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试图建立适当的国际秩序，将各国融入其中，日本也一度认可这一秩序，推行与美英的协调外交。但可惜与欧洲一样，大危机的爆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权力的失控使亚洲也走上了战争之路。
附带说明一下，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说明新兴大国和旧霸主的关系是不合适的。因为雅典并不是新興的大国，而斯巴达也非衰落中的强国。
与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相反，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类是可以建立和谐秩序的，民主和平论就是代表。
康德认为，在共和制下，战争不容易随意发动，因为选择战争的权利在公民手中，“如果一国的公民决定参与一场战争，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战争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包括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费，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就连和平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重担”。①因此，相比专制君主或者独裁寡头，共和制国家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一定会更加谨慎。
康德由此推论道，既然共和制的国家爱好和平，那么，人类由共和制的国家组成联邦，永久和平就可能了，“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为旁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联盟结合的中心点，使得它们可以与之联合，而且遵照国际权利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并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的结合而渐渐地不断扩大”。②
康德还讨论了贸易与和平的问题，在康德看来，民主制、联邦制和相互依赖的贸易可以共同促成并确保国际社会永久和平。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关系的日趋紧密，许多著名学者如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赫伯特·斯宾塞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认为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他们认为，民主国家将更愿意推行和平对外政策，原因很简单，第一，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必要的市场与资源。在经济落后的古代，人类，特别是落后的一方，可以交换的物品比较少，往往通过掠夺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通过贸易进行交换，获得市场和自己所需要的资源。第二，用战争的手段，成本太高。战争不但不能带来收益，还会破坏现存的秩序，使人们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易，只有在和平、可预期的国际商业环境下，各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才能从中受益。
20世纪后期，民主和平论风行一时。
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战争。1983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多伊尔列出了目前的50多个民主国家。从中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会发生战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在专制国家里，专制统治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感受，死亡在专制者眼里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战士的伤残也最多换来统治者怜悯的一瞥。专制者也不会因发动战争而丧失特权。而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直接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亲人的死亡或伤残、长时间的离别、一天天的挂念、战争时期的各种管制，等等。统治集团也会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其子女或亲属也要成为战争的一分子，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民主国家从上到下对参战比较谨慎。
第二，民主国家相对来说更愿意遵守国际法，尊重别人的权利。专制国家容易挑起战争，或为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或者认为有利可图，或者因独裁者本人的一时兴起。民主国家相对来说只要有谈判的可能，就尽可能用战争之外的手段来解决。
第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发生矛盾时，首先，他们能彼此尊重；其次，他们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最后，有解决彼此争端的相应程序。两个民主国家不需要诉诸战争便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第四，民主国家做出战争决策是有程序的，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有制约作用，这相对专制国家而言，无疑会更加理性。
第五，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战争是对利益的争夺。人类发展到今天，率先走向民主的国家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占有了人类中相对比较多的财富。由于财富的增多，一方面，这使民众对其民主制度比较自信，另一方面，当经济的发展已没有必要追求领土的扩张时，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欲望降低，而战争带来的灾难更使民主国家的民众有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政府和民众都不轻易用战争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追求其利益。
第六，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显示的现代战争的残酷性，使民主国家不愿轻易言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伤亡惨重，英国历史上除了出动海军外，很少出动陆军，但这一次却不得不投入大批陆军，其中死亡747700人，受伤169000人。法国的死亡人数更高达150万人。由于战争，两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为下降。因此，在英法两国公众的心目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浩劫。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战争无比恐惧和厌恶。考虑到选票，英法的政治家不敢随意重整军备，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战就是因为军备竞赛的结果；也不敢轻易结盟，因为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结盟。
但是，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选择最近的150年是有意的，他有意回避了1812年发生的第二次美英战争，理由是那时英国的民主体制还不够成熟。尽管第二次美英战争后，美英未再发生战争，但两国关系一直紧张，多次走到战争边缘。1895年，因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如西奥多·罗斯福公然宣扬对英战争。①两国的和解，不是因为民主体制，而是因为英国基于全球战略考虑，对美国作出让步。
也有学者认为，“民主国家并不会表现得特别爱好和平：我们知道历史上民主国家也曾进行过殖民统治、秘密的干预和其他一些滥用自己力量的事情。民主国家在处理与威权国家的关系时，对暴力的使用丝毫不逊于威权国家彼此之间对暴力的使用”。②
王逸舟先生认为，国际和平取决于国际关系和国内体制的多种因素，其决定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民主和平论”仅仅给出了一个变量，而忽略了其他许多（有的无关紧要、有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论出于什么考虑，这种忽略损害了其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③
不过，从最近的时间段看，民主国家之间确实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相对于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给人们以希望。在理想主义看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各国均实行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有规则的贸易，将会带来积极的、公正的和民主的和平，人类所向往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和谐的国际秩序是可以建立的。其观点的核心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按照这一观点，只要国际社会中存在帝国主义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建立和谐的秩序。只有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类进入公有制社会，到那时就能有真正的和平。
1887年，恩格斯就预言了世界性大战的结局及影响：“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的干干净净……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当前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大国瓜分完毕”。②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获得垄断利益，会积极推动对外战争，国家则充当了资产阶级战争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個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③
列宁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④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显得勉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战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英法就对战争充满恐惧，美国也在呼吁和平。而且，资产阶级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有的希望通过和平贸易达到目的，有的可能对战争有兴趣。即使在德国和日本这样发动战争的国家，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日本的近卫首相就反对与美国开战，最后挂冠而去。德国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反对把过多的资源用之于战争机器，与英美关系密切的部分工商业部门对战争则忧心忡忡。
尽管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可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至少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并不急于与德国发生战争，德国也并不完全想打如此规模的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认为，在历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主要是依靠面上的扩张——更多的人手、更多的原料需求、更大的市场保证，向生产的广度进军，而不是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生产的深度进军。这一过程伴随着若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疯狂的对外扩张侵略，伴随着列强的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伴随着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和统治。而这些都是20世纪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因素。⑤
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进一步提出，垄断基础上的竞争不同于自由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再以争夺开放性市场上有利的销售条件和原料来源为满足；而是要争夺尽可能多的领土，以便独占这里的市场和原料，争夺足以保证占有和利用这些领土的交通路线和战略要冲，直至争夺欧洲本土上的工业发达区域，以便一劳永逸地置敌手于死命。这样的竞争，当然也就不再仅仅由一般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组织来进行，而特别要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国家联盟来进行，不再仅仅是使用一般的经济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用政治手段，直至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⑥由于这些大国都是拥有亿万资本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控制着一系列的殖民地，就必然要影响到一系列的国家和民族；它们之间的争霸战争，就往往要发展成世界大战。①
但是，从李先生和潘先生的分析中也可看出，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出面上的扩张，开始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深度进军，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来获得利润。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对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秩序最合适，除了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外，中国学者常常提到国际体系的多极化。
何谓“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杨达洲先生为“极”设定了三项标准：一是综合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二是具有巨大的对外影响力，这主要是指在国际性组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上起主导作用；三是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自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力量中心”。依照这些标准，目前只有美国完全符合上述三项标准，所以他认为多极或多极化的提法值得商榷。②
黄政基先生认为，“极”是各种国际力量中比较强大的力量，通常是世界战略格局中能对国际局势、国际事务发挥重大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它们的综合国力比较强大。作为一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依据自身的战略目标，运用综合国力，独立地（不依附其他极，但不排除与其他的极合作）参与国际事务，就可以对国际局势、国际事态和某些有关国家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③所以在黄政基先生看来，不存在单极世界。④
杨达洲先生对“极”的要求比较高，我们遵循一般的理解即综合国力强，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多极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均势，即多个大国的存在，能彼此制衡。
但今天所说的多极化与历史上的均势是有的差异的，第一，现在的范围更广。当年的均势仅限于欧洲。今天的多极指的全球。第二，美国具有更大的优势。英国与美国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第三，当年的均势比较野蛮。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在现在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之下，国与国之间的一些争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或仲裁来解决。
中国学者赞成国际社会多极化，其中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即单极缺乏制衡，是霸权统治，是不公正的；两极对抗性强，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多极才能带来民主的、公正的国际秩序，进而使人类进入和平时代。
那么，单极、两极是不是一定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协约国和同盟国构成战前国际社会中的两极，两极的存在使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并导致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构成两极，两极带来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不过，两个超级大国都认可彼此掌控的势力范围，两国竞争主要是在两个体系之外的地区和范围比较激烈，特别是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差点使两国发生核大战的危险之后，两大超级强国加强了对危机的管控。因此，冷战期间，尽管发生了两大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但两大强国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认为，冷战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破坏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美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虽然不平等、不公正，但也给一部分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东亚的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争得了相当的利益。①
多极一定比单极和两极更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吗？
从历史上看，多极曾经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多多少少维持了各国之间在某一时期内的稳定与和平。但多极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可以说是多极的，美国一极，英法一极，苏联一极，德国一极，日本一极，但战争还是爆发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极有可能为人类带来一定时期的和平与稳定，但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因素。
叶自成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多极化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反对单边主义，阻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形成国际局势中相对制衡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确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趋势和可能。要注意到多极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②
中国学者推崇多极化的另一层意思是，单极和两极对中国是不利的，而多极化对中国是有利的。但这一说法经不起历史的验证。
对中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兩极体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但中国在1969年以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逐渐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开始走上对西方开放的道路，使中国得以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迅速推进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并取得很大成果。
冷战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这一方面确实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中国不断融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从这种格局中获得许多收益。西方诸多学者认为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多极真的对中国好吗？
不一定，我们做好了印度崛起的准备了吗？我们欢迎印度成为一极吗？如果日本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国际社会真正的一极，中国欢迎吗？多极化的世界未必对中国有利。相反，中国如果不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一定处于有利的地位。
人类总是要学会相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回首20世纪走过的历程，再看看两大超级大国的对峙，以为20世纪是个暴力的世纪。但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表示，用暴力的世纪来描述20世纪是不确切的，人类还是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冲动，并逐渐成熟起来。人类会有一天，在世界上确立每个民族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而为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
【作者简介】周旭东，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