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课程“史学入门”举例
老任
关键词 初中历史课，史学入门，史记，三国演义，司南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19-06
语文、数学、外语在初中都是学满三年的课程。如果有人说，初中毕业生语数外还没入门呢，大概老师和学生都不会认可。在高中选修课程中设置“史学入门”，这等于是说，初中学了三年历史，还没入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那一定是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问题。传统的历史课只告诉学生“历史是这样的”，不注重“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只要求学生了解教材描述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论，这样学历史导向死记硬背，扼杀了历史思维的兴趣。现在提出“史学入门”是提高了历史教育的层次，问题是入门从初学开始，还是到高中再补课。运用唯物史观等包含理论思维的史学入门，可以放在高中；如何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及理解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应该是初中学习的内容。笔者在本刊今年第7期“丝绸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要让学生知道认定古代曾经存在丝绸之路的依据。此前，从北京人的发现就强化考古认知，灌输重证据意识，这即是入门的起始。如果炎黄传说采用层累造成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渗透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初中历史理应达到史学初步入门，本文再用实例讨论，就一线教师指正。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成《史记》，但是至少20年后这部著作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当时也不叫《史记》，而称《太史公书》，到东汉后期才以《史记》之名流行于世。
《史记》共130卷、52.65万字。现在一个人用电脑写成52万字的著作，也并非易事。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应该是书写在简册上，可以想见，这52万字的巨著堆放在一起，一定蔚为壮观。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部书的影响经久不衰，发行数量已无法估算。评论者、注释者历代不绝，至近现代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自古至今，阅读、研究这部书的人上至帝国皇帝、革命领袖，下至民间学者、普通的读书人。《史记》在历史学及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不同于此前及以后的官方史学，价值观也有悖于主流思想文化。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宗旨，他要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受刑之后，司马迁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等人事为榜样，激励自己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史学起源于官方，以史为鉴就是服务于政治、附属于政治。历代修史大都秉承这样的旨意，尤其是《资治通鉴》，书名就充分表达了写作意图。而司马迁写《史记》并无政治意向，不是为当时政治提供借鉴，不是以史辅政、以史颂政、以史教化，而是充分阐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肯定大汉的兴盛，但对汉武帝的政策和行为有很多讽刺和批评。他是董仲舒的学生，董仲舒的学说已得到独尊地位，但是《史记》中的很多评论表明太史公并不笃信天命，写董仲舒也没有引录天人感应论。司马迁将撰写《史记》看成自己个性化的事业，对人和事的选择及其品评，不遵从任何标准，完全以独立的立场、独到的视野、独特的思维书写。他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书“违反出版纪律”，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也是这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写书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司马迁却要“藏之名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书中有些内容不合时宜，有人看了会不高兴。因此，汉武帝、汉昭帝时仅极少人得知其事，到汉宣帝时杨恽才宣布“祖述其书”。
《史记》不是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是历史资料，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著述属于历史学。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人相隔时间越长可能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影响深度看得越清楚，高水平的历史学著作一定会有高明的见解而不是重复记忆。这和人的成长一样，长大后回忆小时候才觉得童年很幼稚，到中年再回忆青年时代才知道自己那时不成熟，而老了又感到此生有很多遗憾。史学家都擅长“马后炮”，但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才能写出与众不同、超越时代、启迪世人的著作。《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书，比如刘邦以抗秦起家，建立汉朝后采取与秦始皇完全不同的政策，导致汉朝的政治舆论一边倒地否定秦政，而司马迁在指出秦的暴政后，却肯定秦统一是顺应了历史变化。又如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武帝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司马迁却为成功的商人作《货殖列传》，肯定商人的价值。再如对当时已经被作為偶像崇拜的孔子，《史记》却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的名声得益于子贡的赞助，这岂不是贬低圣人？先秦诸子大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倾向抑制消费。司马迁却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这是人的本性追求。发展经济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将国富、民富看做秩序和民风良好的基础。司马迁还肯定了陈胜、吴广的首义之功，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这一笔竟然与两千年后的阶级斗争论者相吻合。
《史记》有很多内容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除此之外，历史每个过程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史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记述下来，那么，选择什么进入自己编撰的历史系统，反映了写作者的观念和洞察力。就像今天初中历史课程的内容一样，并不都是当时的大事件，而是根据国家教育目的，选择能够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史事。司马迁选择的历史都出于他自己的见识。匈奴是汉朝的敌对势力，《史记》为匈奴作传。他还为蛮夷作传，开启了史书注意周边民族的传统。司马迁认为行侠仗义之士比儒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由此而作《游侠列传》。这些不顾及当权者喜好或厌恶的内容，使《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司马迁是有层次、有选择、有逻辑地写人记事。
自然状态的历史既保留在文字和实物之中，也存在于人们的口碑和记忆里，随着时间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司马迁就具有认真求实的态度。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如果以秦统一划线，之前可算是古代史，之后是当时的近现代史。《史记》从黄帝开始，传说时代距司马迁至少两千多年。汉初尊“黄老”，黄帝家喻户晓，但说法纷杂，司马迁采纳其中比较可信的写出《五帝本纪》。他的《夏本纪》《殷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文献记录和实地考察写出来的。古代有研究者质疑《史记》关于夏商的记载，王国维根据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了《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准确，而后又有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求真求实的理念。
由于司马迁还具有文学家的资质，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场景难免也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但这也增加了《史记》的可读性。比如刘邦在危机时刻连亲生儿女都不要，意在说明争天下之人有悖常情的自私心理。韩信年轻时受胯下之辱，意在突出韩信的沉毅和抱负远大。荆轲曾与聂盖论剑，聂盖以怒视挑战，而荆轲转身避走，意在塑造荆轲刺秦王的勇敢与为知己者死的侠肝义胆。对人物的描写注入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典型如项羽的英雄气概、刘邦的流氓气质、李广的盖世武功。比如写李广打猎，误将草丛中的石头看成老虎，一箭射过去，箭头竟然深深地扎入石头中；到眼前才知道是石头，然而再射无论如何也不能射进石头。此事夸大了意念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整体来看，司马迁是在求实基础上的夸张和想象，形成历史书写的一种风格。如同当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可以称之为历史剧——不见得细节都是真实的；有些只能说是借历史名义的娱乐剧。《史记》自问世以来，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与其兼顾文学特色密切相关。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了。
介绍《史记》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多年不变。初中教育针对活泼、天真的儿童，教学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为他们的人生树立榜样。因此，首先要介绍这部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然后逐一解释。《史记》虽然名列二十四史之首，但与后世史书有很多不同。司马迁的独立精神是其作品经久不衰的根本，纪传体例属于写作框架的搭建，坚持独立思考是《史记》传世的核心价值。这样介绍才凸显这部著作的伟大。实际上，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学著作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那些红极一时而后被时代抛弃的史学著作，大多也是政治的附属品。
《史记》不代表古代中国史学的方向：乔治忠教授说得好，司马迁“因个人遭际激发出独到的个性觉醒，呈现了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独立要求。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将会步入类似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途径。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①
自从民国设置中学历史课程以来，“三国鼎立”就是课程内容之一。从1953年直至目前，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几经变化，三国鼎立依然不可或缺。从曹丕称帝算起，到隋朝建立，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361年，其中三国时期45年，西晋51年，东晋103年，南北朝169年。从存在时间上看，三国最短。东晋不仅寿命最长，而且文化成就丰富。但是中国人大都熟知三国，而不知东晋多少事。三国时期民族迁徙还没有大动静，淝水之战的规模和影响也大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无论从哪方面说，三国都不是历史很重要的一页。那么，历史课程为什么重视三国鼎立呢？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似乎因此，学历史不能不知道三国。
《三国演义》源自《三国志》。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最早刊本名为《三国志演义》，题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内容依据《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字采用口语化，当时叫“平话”。既然名之“演义”，当然有“推演”之处，推演过头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受东晋人习凿齿评述的影响，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魏为篡逆。《三国志》中的关羽只是忠于刘备的一员武将，演义使关羽成为忠义和神勇的化身，导致民间出现对关公的偶像崇拜。《三国演义》的故事经过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再创作，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普及，小说宣扬的忠义观也更加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有些故事出自《三国志》，有些则是杜撰，有些是张冠李戴。265年，曹魏灭亡、西晋统一时，陈寿32岁。他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利条件是亲身经历，见闻真切；不利的是史料尚未全出，褒贬出于恩怨。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很多陈寿未见的史料，丰富了史事，分量也超过原书数倍。但毕竟相隔一百多年，裴松之加进去的很多细节有传说之嫌，很难说千真万确。因此，了解三国鼎立捎带揭示《三国演义》，既增加故事性，诱使学生读名著，还渗透了对史料的认识。
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热衷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并亲自上阵，为教师做观摩课。他讲“三国鼎立”這节课，导入描述了黄巾起义后的社会场景，然后提问：“天下大乱，人们会有怎样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跑呀、避难去；有的学生说趁乱抢东西；也有学生说拉杆子，称王称霸。张教授肯定学生的推测，接下来说曹操异军突起，与袁绍争夺中原。张元的这个提问设计看似简单，但事半功倍。一是这样的提问符合儿童的经验和心理，学生有话可说而不是翻书本找答案；二是自然而然地带领学生进入了豪杰并起的历史情景，用一个小问题就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设计课堂提问是教学研究中的永恒课题，虽然不需要有多深的专业功底，但也不是懂历史的人都能做好的，这属于中学教师的职业技能。我国师范院校很多，但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并不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
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关键是粮草供给。曹操的粮草供给紧张，人马又少，处于劣势。许攸投曹，献计偷袭乌巢。乌巢是袁绍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曹操偷袭成功，袁绍军心大乱，战局迅速逆转。因此，官渡之战讲好许攸投曹的故事即可。《三国志·武帝纪》关于许攸投曹只有一句话：“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公，指曹操；琼，指袁绍一方守备乌巢的将领淳于琼。《三国志》只有这19个字。陈寿死后130余年，裴松之奉旨为《三国志》加注，他为这19个字加注：“《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裴注155个字，是转引《曹瞒传》，这本书已经失传。《三国演义》是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变成如下文字：
却说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首尾相攻。”操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攸曰：“公明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演义的描写活灵活现，从“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到回答“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曹操虽然对许攸谦恭有礼，但两次以“实诉”“附耳低言”的姿态掩盖实情，奸诈的形象跃然纸上。演义增添的细节多么生动有趣儿啊，而且你还不能说是瞎编的。但是细想想，裴松之在130年后加的注，这些情节是历史事实吗？我们现在对100年前的戊戌变法，很多细节几经考证，发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有不实之处。《曹瞒传》所记一定就是史实吗？《三国志》原本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呢？这个转变正是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有位名士叫习凿齿（据说陕西、江西姓习的都是他的后人），他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操成为篡逆的奸雄。南朝宋朝的宋文帝受其影响，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倘若《曹瞒传》是在这时产生的，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习凿齿、裴松之开始，改变了《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演义的故事因此而褒刘贬曹。由于忠义观念符合主流思想，因此演义的故事得以流传，并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可和推崇。实际上，自习凿齿、裴松之以来，历史细节就按照忠义观念被改编了。这说明历史著作有时也在改编历史。
曹操“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一律擢用，三国中曹操帐下人才最多。刘备是汉朝宗室远支子孙，《三国志》形容他“垂手下膝”，手臂长过膝盖，像长臂猿；“顾自见其耳”，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這是佛相；这种长相就不是一般人。他不大喜欢读书，喜怒不形于色，起兵后总是寄人篱下，请出诸葛亮才有了转机。《三国演义》从第四十二回到第五十回，用了连续九个章回描写赤壁之战。这九个章回的主角是诸葛亮，此时的诸葛亮刚刚出山。《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致推崇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不仅才能过人，而且容貌伟岸，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近乎完美。他的出场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为此演义极力营造诸葛亮的机敏、善辩、举止有方、洞察秋毫、料事如神，孙刘联合、备战赤壁的每个关键环节都非他不可。过分渲染，使“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与史实相去甚远。比如南下的曹军有15万余，加上收的降兵，总共20余万，演义夸大到83万。孙刘联军大约不到5万人，这样拉大数字对比方能显示出诸葛亮的非同寻常。曹操的失败固然有轻敌因素，但有学者研究，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是瘟疫与粮草，当时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将士水土不服、缺乏免疫力，这使曹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曹军劳师远袭、不善水战，而东吴水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曹操将战船首尾链接起来以求平稳，确有此事，周瑜用火攻要借助风势，但这个风势不是靠诸葛亮“借东风”，而是地势形成的涡流风。曹操没有注意赤壁地区的气候特征，因此吃了大亏。演义中赤壁之战的细节大多是杜撰，只能当故事欣赏。
战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魏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蜀汉疆域最小，户口最少，实力最弱。刘备死后，诸葛亮治蜀吏治严明，任人唯贤，赏罚必信。他先安定内部、平定南中，继而几度出汉中北伐曹魏，以弱击强。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加强武备，蜀国还不至于早早灭亡。诸葛亮以人格的完美，居官不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而赢得后人的尊重，也掩饰了他执政的败笔。多次北伐，既消耗国力又耗尽了诸葛亮的精力。他死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仍连年用兵，自不量力，263年被魏国灭亡。东吴政权既无曹魏的强大国势，又无光复汉室的政治名义，一直偏安自保。265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以接受“禅让”的形式政变，当上皇帝，改国号为晋。279年，司马炎发兵20万，从六个方向进攻东吴，转年吴国皇帝投降。三国鼎立实际在蜀国灭亡后已经结束了。
三国鼎立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一个家族同时服务于三个政权，彼此都没有受到影响，典型如诸葛家族。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是东吴重臣，孙权称帝时成为大将军，其长子诸葛恪在陆逊病故后升职为军队首领，也是孙权托孤的大臣之首。诸葛瑾的女儿嫁给张昭的儿子，生两女分别嫁给孙权和陆逊的后代。诸葛诞是诸葛亮的族弟，在魏国官至征东大将军，是对东吴的前线指挥官。诸葛诞之女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生了三子，长子的儿子就是司马睿。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是后主刘禅的女婿，正牌驸马。尽管诸葛亮敌视魏国，但没有影响诸葛家族在魏国的发展。后来南北朝也有这种现象，政权分立并不阻碍彼此往来。一个民族内的政治分裂，无法割断人们的亲情和乡情。
人们的观念不仅决定了历史著作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能改变历史事实。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一定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打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
“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现在教科书仍如是说，并且附图。依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史学入门的典型事例。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的特性，记载见《吕氏春秋》。但是，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则比较晚。教材说，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发现磁石指南的特性，其依据是《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一句话：“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句话并没有说司南和磁石的关系，而且没有指明司南是个物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先王确定了一个正南的标志”，“立”司南表示“确立”。后来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说，司南是勺子样式的，于是1950年代初，文物学家王振铎就制造出我们熟悉的这个模型。这个司南模型也被前移到战国时期，成为附和韩非子那句话的“物证”。有趣的是，1952年郭沫若拟率团访苏，希望带一个司南复原品作为礼物。任务下达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由物理学家钱临照主办。钱临照找了一块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琉璃厂的玉工仿照王振铎的模型制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指南。问题在于，磨制成勺样，磁性减弱，指南效果必然差很多；另外底部和地盘接触面的摩擦力，也影响指南。那么，“司南”到底指什么呢？
迄今为止，考古没有发现司南的实物。勺状司南模型的依据是王充的《论衡》，但是当初王振铎看的《论衡》，版本是明朝嘉靖年的，在历史博物馆所藏宋代残本《论衡》中，那句话不是“司南之杓”，而是“司南之酌”。“酌”在这里做动词讲，是行、动之意。“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为：指南的行使，停放在地上，它的横杆指南。于是司南又有指南车说。传说中，黄帝大战蚩尤用指南车辨明方向，周公派指南车护送南方使臣回国，三国时马钧制造了指南车。但是，指南车运用什么原理指南？马钧制造的指南车还用了齿轮传动和离合装置，磁石指南根本不需要这些，因此，认为司南指的是指南车，也没有充足理由。
对司南的认定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國际学术界还是倾向于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因为宋代发明的“指南鱼”遥遥领先于世界。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指南鱼长二寸，宽五分，铁质，烧红，温度达到769度时，蘸水冷却，铁鱼被磁化，铁鱼漂浮在水面上，鱼头指南。这个方法是利用地磁场而采取人工磁化，当时人并没有地磁场和地球的概念，也不知道地磁倾角的存在，居然能发明非常科学的方法，真是咄咄怪事。但是，用这方法制作的指南鱼磁性不强，使用价值有限。大约过了30年，宋人又找到了更简洁有效的人工磁化法。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铁针在天然磁石上摩擦使其磁化，磁化后的铁针直接就成了指南针，让其浮在水面即可指南，于是水罗盘诞生了。至迟在1102年，水罗盘已应用于航海，《萍洲可谈》《梦粱录》有记载。
南宋时，又有人发明了指南龟，将天然磁石嵌在龟腹，凿钉窝，用竹针支撑，龟身自由转动指示方向。下一步就是把指南龟改成指南针，这样就有了旱罗盘。水罗盘一直沿用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人们将水罗盘与旱罗盘的优点合二为一，制作了液体罗盘。指南针的最后一步是中西方交流的产物。
中国古人最先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发明的起点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东汉时期，现在都有疑问，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这个发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宋代之前不会没有经验的积累。物理学的磁场理论是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而《武经总要》记述指南鱼是在11世纪上半叶。不知有磁场而发明指南鱼，这已经就是奇迹。11世纪欧洲经济刚刚复苏，12世纪英法等封建君主国才刚刚兴起。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拼命向前提，似乎越早越显示伟大。对于司南的质疑，报刊杂志刊登了很多文章，学术著作也有论证。教学中告诉学生司南的依据和质疑，这是回答“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
【作者简介】任世江，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 初中历史课，史学入门，史记，三国演义，司南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19-06
语文、数学、外语在初中都是学满三年的课程。如果有人说，初中毕业生语数外还没入门呢，大概老师和学生都不会认可。在高中选修课程中设置“史学入门”，这等于是说，初中学了三年历史，还没入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那一定是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问题。传统的历史课只告诉学生“历史是这样的”，不注重“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只要求学生了解教材描述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论，这样学历史导向死记硬背，扼杀了历史思维的兴趣。现在提出“史学入门”是提高了历史教育的层次，问题是入门从初学开始，还是到高中再补课。运用唯物史观等包含理论思维的史学入门，可以放在高中；如何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及理解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应该是初中学习的内容。笔者在本刊今年第7期“丝绸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要让学生知道认定古代曾经存在丝绸之路的依据。此前，从北京人的发现就强化考古认知，灌输重证据意识，这即是入门的起始。如果炎黄传说采用层累造成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渗透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初中历史理应达到史学初步入门，本文再用实例讨论，就一线教师指正。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成《史记》，但是至少20年后这部著作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开，当时也不叫《史记》，而称《太史公书》，到东汉后期才以《史记》之名流行于世。
《史记》共130卷、52.65万字。现在一个人用电脑写成52万字的著作，也并非易事。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应该是书写在简册上，可以想见，这52万字的巨著堆放在一起，一定蔚为壮观。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部书的影响经久不衰，发行数量已无法估算。评论者、注释者历代不绝，至近现代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自古至今，阅读、研究这部书的人上至帝国皇帝、革命领袖，下至民间学者、普通的读书人。《史记》在历史学及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史记》不同于此前及以后的官方史学，价值观也有悖于主流思想文化。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宗旨，他要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受刑之后，司马迁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等人事为榜样，激励自己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史学起源于官方，以史为鉴就是服务于政治、附属于政治。历代修史大都秉承这样的旨意，尤其是《资治通鉴》，书名就充分表达了写作意图。而司马迁写《史记》并无政治意向，不是为当时政治提供借鉴，不是以史辅政、以史颂政、以史教化，而是充分阐发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肯定大汉的兴盛，但对汉武帝的政策和行为有很多讽刺和批评。他是董仲舒的学生，董仲舒的学说已得到独尊地位，但是《史记》中的很多评论表明太史公并不笃信天命，写董仲舒也没有引录天人感应论。司马迁将撰写《史记》看成自己个性化的事业，对人和事的选择及其品评，不遵从任何标准，完全以独立的立场、独到的视野、独特的思维书写。他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书“违反出版纪律”，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最末也是这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写书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司马迁却要“藏之名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书中有些内容不合时宜，有人看了会不高兴。因此，汉武帝、汉昭帝时仅极少人得知其事，到汉宣帝时杨恽才宣布“祖述其书”。
《史记》不是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记述自然状态的历史是历史资料，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著述属于历史学。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后人相隔时间越长可能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影响深度看得越清楚，高水平的历史学著作一定会有高明的见解而不是重复记忆。这和人的成长一样，长大后回忆小时候才觉得童年很幼稚，到中年再回忆青年时代才知道自己那时不成熟，而老了又感到此生有很多遗憾。史学家都擅长“马后炮”，但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站得更高、视野更广阔，才能写出与众不同、超越时代、启迪世人的著作。《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书，比如刘邦以抗秦起家，建立汉朝后采取与秦始皇完全不同的政策，导致汉朝的政治舆论一边倒地否定秦政，而司马迁在指出秦的暴政后，却肯定秦统一是顺应了历史变化。又如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武帝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司马迁却为成功的商人作《货殖列传》，肯定商人的价值。再如对当时已经被作為偶像崇拜的孔子，《史记》却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的名声得益于子贡的赞助，这岂不是贬低圣人？先秦诸子大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倾向抑制消费。司马迁却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这是人的本性追求。发展经济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将国富、民富看做秩序和民风良好的基础。司马迁还肯定了陈胜、吴广的首义之功，他肯定没想到自己这一笔竟然与两千年后的阶级斗争论者相吻合。
《史记》有很多内容高于自然状态的历史。除此之外，历史每个过程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史书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记述下来，那么，选择什么进入自己编撰的历史系统，反映了写作者的观念和洞察力。就像今天初中历史课程的内容一样，并不都是当时的大事件，而是根据国家教育目的，选择能够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史事。司马迁选择的历史都出于他自己的见识。匈奴是汉朝的敌对势力，《史记》为匈奴作传。他还为蛮夷作传，开启了史书注意周边民族的传统。司马迁认为行侠仗义之士比儒生更有利于社会正义，由此而作《游侠列传》。这些不顾及当权者喜好或厌恶的内容，使《史记》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司马迁是有层次、有选择、有逻辑地写人记事。
自然状态的历史既保留在文字和实物之中，也存在于人们的口碑和记忆里，随着时间的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司马迁就具有认真求实的态度。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如果以秦统一划线，之前可算是古代史，之后是当时的近现代史。《史记》从黄帝开始，传说时代距司马迁至少两千多年。汉初尊“黄老”，黄帝家喻户晓，但说法纷杂，司马迁采纳其中比较可信的写出《五帝本纪》。他的《夏本纪》《殷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文献记录和实地考察写出来的。古代有研究者质疑《史记》关于夏商的记载，王国维根据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了《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准确，而后又有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具有强烈的求真求实的理念。
由于司马迁还具有文学家的资质，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场景难免也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但这也增加了《史记》的可读性。比如刘邦在危机时刻连亲生儿女都不要，意在说明争天下之人有悖常情的自私心理。韩信年轻时受胯下之辱，意在突出韩信的沉毅和抱负远大。荆轲曾与聂盖论剑，聂盖以怒视挑战，而荆轲转身避走，意在塑造荆轲刺秦王的勇敢与为知己者死的侠肝义胆。对人物的描写注入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典型如项羽的英雄气概、刘邦的流氓气质、李广的盖世武功。比如写李广打猎，误将草丛中的石头看成老虎，一箭射过去，箭头竟然深深地扎入石头中；到眼前才知道是石头，然而再射无论如何也不能射进石头。此事夸大了意念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整体来看，司马迁是在求实基础上的夸张和想象，形成历史书写的一种风格。如同当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可以称之为历史剧——不见得细节都是真实的；有些只能说是借历史名义的娱乐剧。《史记》自问世以来，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与其兼顾文学特色密切相关。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了。
介绍《史记》的套路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多年不变。初中教育针对活泼、天真的儿童，教学应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为他们的人生树立榜样。因此，首先要介绍这部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然后逐一解释。《史记》虽然名列二十四史之首，但与后世史书有很多不同。司马迁的独立精神是其作品经久不衰的根本，纪传体例属于写作框架的搭建，坚持独立思考是《史记》传世的核心价值。这样介绍才凸显这部著作的伟大。实际上，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学著作都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而那些红极一时而后被时代抛弃的史学著作，大多也是政治的附属品。
《史记》不代表古代中国史学的方向：乔治忠教授说得好，司马迁“因个人遭际激发出独到的个性觉醒，呈现了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独立要求。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将会步入类似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途径。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①
自从民国设置中学历史课程以来，“三国鼎立”就是课程内容之一。从1953年直至目前，初中历史课程内容几经变化，三国鼎立依然不可或缺。从曹丕称帝算起，到隋朝建立，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361年，其中三国时期45年，西晋51年，东晋103年，南北朝169年。从存在时间上看，三国最短。东晋不仅寿命最长，而且文化成就丰富。但是中国人大都熟知三国，而不知东晋多少事。三国时期民族迁徙还没有大动静，淝水之战的规模和影响也大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无论从哪方面说，三国都不是历史很重要的一页。那么，历史课程为什么重视三国鼎立呢？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使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似乎因此，学历史不能不知道三国。
《三国演义》源自《三国志》。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载，最早刊本名为《三国志演义》，题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内容依据《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字采用口语化，当时叫“平话”。既然名之“演义”，当然有“推演”之处，推演过头正如鲁迅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受东晋人习凿齿评述的影响，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魏为篡逆。《三国志》中的关羽只是忠于刘备的一员武将，演义使关羽成为忠义和神勇的化身，导致民间出现对关公的偶像崇拜。《三国演义》的故事经过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再创作，使三国的历史更加普及，小说宣扬的忠义观也更加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有些故事出自《三国志》，有些则是杜撰，有些是张冠李戴。265年，曹魏灭亡、西晋统一时，陈寿32岁。他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利条件是亲身经历，见闻真切；不利的是史料尚未全出，褒贬出于恩怨。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很多陈寿未见的史料，丰富了史事，分量也超过原书数倍。但毕竟相隔一百多年，裴松之加进去的很多细节有传说之嫌，很难说千真万确。因此，了解三国鼎立捎带揭示《三国演义》，既增加故事性，诱使学生读名著，还渗透了对史料的认识。
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热衷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并亲自上阵，为教师做观摩课。他讲“三国鼎立”這节课，导入描述了黄巾起义后的社会场景，然后提问：“天下大乱，人们会有怎样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跑呀、避难去；有的学生说趁乱抢东西；也有学生说拉杆子，称王称霸。张教授肯定学生的推测，接下来说曹操异军突起，与袁绍争夺中原。张元的这个提问设计看似简单，但事半功倍。一是这样的提问符合儿童的经验和心理，学生有话可说而不是翻书本找答案；二是自然而然地带领学生进入了豪杰并起的历史情景，用一个小问题就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设计课堂提问是教学研究中的永恒课题，虽然不需要有多深的专业功底，但也不是懂历史的人都能做好的，这属于中学教师的职业技能。我国师范院校很多，但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并不重视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
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的关键是粮草供给。曹操的粮草供给紧张，人马又少，处于劣势。许攸投曹，献计偷袭乌巢。乌巢是袁绍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曹操偷袭成功，袁绍军心大乱，战局迅速逆转。因此，官渡之战讲好许攸投曹的故事即可。《三国志·武帝纪》关于许攸投曹只有一句话：“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公，指曹操；琼，指袁绍一方守备乌巢的将领淳于琼。《三国志》只有这19个字。陈寿死后130余年，裴松之奉旨为《三国志》加注，他为这19个字加注：“《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裴注155个字，是转引《曹瞒传》，这本书已经失传。《三国演义》是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变成如下文字：
却说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首尾相攻。”操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攸曰：“公明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
——《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演义的描写活灵活现，从“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到回答“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曹操虽然对许攸谦恭有礼，但两次以“实诉”“附耳低言”的姿态掩盖实情，奸诈的形象跃然纸上。演义增添的细节多么生动有趣儿啊，而且你还不能说是瞎编的。但是细想想，裴松之在130年后加的注，这些情节是历史事实吗？我们现在对100年前的戊戌变法，很多细节几经考证，发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有不实之处。《曹瞒传》所记一定就是史实吗？《三国志》原本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呢？这个转变正是发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有位名士叫习凿齿（据说陕西、江西姓习的都是他的后人），他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刘备为正统，曹操成为篡逆的奸雄。南朝宋朝的宋文帝受其影响，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倘若《曹瞒传》是在这时产生的，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习凿齿、裴松之开始，改变了《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演义的故事因此而褒刘贬曹。由于忠义观念符合主流思想，因此演义的故事得以流传，并得到社会上层的认可和推崇。实际上，自习凿齿、裴松之以来，历史细节就按照忠义观念被改编了。这说明历史著作有时也在改编历史。
曹操“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一律擢用，三国中曹操帐下人才最多。刘备是汉朝宗室远支子孙，《三国志》形容他“垂手下膝”，手臂长过膝盖，像长臂猿；“顾自见其耳”，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這是佛相；这种长相就不是一般人。他不大喜欢读书，喜怒不形于色，起兵后总是寄人篱下，请出诸葛亮才有了转机。《三国演义》从第四十二回到第五十回，用了连续九个章回描写赤壁之战。这九个章回的主角是诸葛亮，此时的诸葛亮刚刚出山。《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致推崇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不仅才能过人，而且容貌伟岸，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近乎完美。他的出场决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为此演义极力营造诸葛亮的机敏、善辩、举止有方、洞察秋毫、料事如神，孙刘联合、备战赤壁的每个关键环节都非他不可。过分渲染，使“诸葛之多智而近似妖”。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与史实相去甚远。比如南下的曹军有15万余，加上收的降兵，总共20余万，演义夸大到83万。孙刘联军大约不到5万人，这样拉大数字对比方能显示出诸葛亮的非同寻常。曹操的失败固然有轻敌因素，但有学者研究，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是瘟疫与粮草，当时流行血吸虫病，北方来的将士水土不服、缺乏免疫力，这使曹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曹军劳师远袭、不善水战，而东吴水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曹操将战船首尾链接起来以求平稳，确有此事，周瑜用火攻要借助风势，但这个风势不是靠诸葛亮“借东风”，而是地势形成的涡流风。曹操没有注意赤壁地区的气候特征，因此吃了大亏。演义中赤壁之战的细节大多是杜撰，只能当故事欣赏。
战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魏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蜀汉疆域最小，户口最少，实力最弱。刘备死后，诸葛亮治蜀吏治严明，任人唯贤，赏罚必信。他先安定内部、平定南中，继而几度出汉中北伐曹魏，以弱击强。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加强武备，蜀国还不至于早早灭亡。诸葛亮以人格的完美，居官不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而赢得后人的尊重，也掩饰了他执政的败笔。多次北伐，既消耗国力又耗尽了诸葛亮的精力。他死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仍连年用兵，自不量力，263年被魏国灭亡。东吴政权既无曹魏的强大国势，又无光复汉室的政治名义，一直偏安自保。265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以接受“禅让”的形式政变，当上皇帝，改国号为晋。279年，司马炎发兵20万，从六个方向进攻东吴，转年吴国皇帝投降。三国鼎立实际在蜀国灭亡后已经结束了。
三国鼎立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一个家族同时服务于三个政权，彼此都没有受到影响，典型如诸葛家族。诸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是东吴重臣，孙权称帝时成为大将军，其长子诸葛恪在陆逊病故后升职为军队首领，也是孙权托孤的大臣之首。诸葛瑾的女儿嫁给张昭的儿子，生两女分别嫁给孙权和陆逊的后代。诸葛诞是诸葛亮的族弟，在魏国官至征东大将军，是对东吴的前线指挥官。诸葛诞之女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生了三子，长子的儿子就是司马睿。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是后主刘禅的女婿，正牌驸马。尽管诸葛亮敌视魏国，但没有影响诸葛家族在魏国的发展。后来南北朝也有这种现象，政权分立并不阻碍彼此往来。一个民族内的政治分裂，无法割断人们的亲情和乡情。
人们的观念不仅决定了历史著作的价值取向，而且还能改变历史事实。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一定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同时打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
“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现在教科书仍如是说，并且附图。依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史学入门的典型事例。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的特性，记载见《吕氏春秋》。但是，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则比较晚。教材说，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发现磁石指南的特性，其依据是《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一句话：“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句话并没有说司南和磁石的关系，而且没有指明司南是个物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先王确定了一个正南的标志”，“立”司南表示“确立”。后来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说，司南是勺子样式的，于是1950年代初，文物学家王振铎就制造出我们熟悉的这个模型。这个司南模型也被前移到战国时期，成为附和韩非子那句话的“物证”。有趣的是，1952年郭沫若拟率团访苏，希望带一个司南复原品作为礼物。任务下达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由物理学家钱临照主办。钱临照找了一块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琉璃厂的玉工仿照王振铎的模型制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指南。问题在于，磨制成勺样，磁性减弱，指南效果必然差很多；另外底部和地盘接触面的摩擦力，也影响指南。那么，“司南”到底指什么呢？
迄今为止，考古没有发现司南的实物。勺状司南模型的依据是王充的《论衡》，但是当初王振铎看的《论衡》，版本是明朝嘉靖年的，在历史博物馆所藏宋代残本《论衡》中，那句话不是“司南之杓”，而是“司南之酌”。“酌”在这里做动词讲，是行、动之意。“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意为：指南的行使，停放在地上，它的横杆指南。于是司南又有指南车说。传说中，黄帝大战蚩尤用指南车辨明方向，周公派指南车护送南方使臣回国，三国时马钧制造了指南车。但是，指南车运用什么原理指南？马钧制造的指南车还用了齿轮传动和离合装置，磁石指南根本不需要这些，因此，认为司南指的是指南车，也没有充足理由。
对司南的认定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國际学术界还是倾向于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因为宋代发明的“指南鱼”遥遥领先于世界。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指南鱼长二寸，宽五分，铁质，烧红，温度达到769度时，蘸水冷却，铁鱼被磁化，铁鱼漂浮在水面上，鱼头指南。这个方法是利用地磁场而采取人工磁化，当时人并没有地磁场和地球的概念，也不知道地磁倾角的存在，居然能发明非常科学的方法，真是咄咄怪事。但是，用这方法制作的指南鱼磁性不强，使用价值有限。大约过了30年，宋人又找到了更简洁有效的人工磁化法。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铁针在天然磁石上摩擦使其磁化，磁化后的铁针直接就成了指南针，让其浮在水面即可指南，于是水罗盘诞生了。至迟在1102年，水罗盘已应用于航海，《萍洲可谈》《梦粱录》有记载。
南宋时，又有人发明了指南龟，将天然磁石嵌在龟腹，凿钉窝，用竹针支撑，龟身自由转动指示方向。下一步就是把指南龟改成指南针，这样就有了旱罗盘。水罗盘一直沿用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人们将水罗盘与旱罗盘的优点合二为一，制作了液体罗盘。指南针的最后一步是中西方交流的产物。
中国古人最先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发明的起点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东汉时期，现在都有疑问，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这个发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宋代之前不会没有经验的积累。物理学的磁场理论是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而《武经总要》记述指南鱼是在11世纪上半叶。不知有磁场而发明指南鱼，这已经就是奇迹。11世纪欧洲经济刚刚复苏，12世纪英法等封建君主国才刚刚兴起。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科学技术遥遥领先。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拼命向前提，似乎越早越显示伟大。对于司南的质疑，报刊杂志刊登了很多文章，学术著作也有论证。教学中告诉学生司南的依据和质疑，这是回答“怎么知道历史是这样的”。
【作者简介】任世江，本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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