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证据“说话”
关键词 史证意识，北京人，考古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46-06
历史学“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学科”，①不论是探求历史真相，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离不开证据。与此相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作为课程目标之一。所谓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视证据的作用，知道解释史事需要有一定的依据；二是具有使用证据的能力，即面对历史问题时能够用证据做出解释与评价。②其中，知道需要证据属于第一层次，能够使用证据属于第二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升华，二者一起构成证据意识。那么，对于完成初中学业、刚步入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是否初步形成了“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实在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为指导广大教师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内容”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知道考古发展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③将“证据”“依据”与北京人、半坡人、河姆渡人等史前时期的史事结合起来，并明确指出传说、神话不同于历史但又包含有历史信息，意在强调对于刚接触历史学习的学生而言，培养其证据意识的重要。再深层次即是，“重证据的思维是培养历史思维的关键一步”，初学历史时进行这种思维训练，可以“让学生明白后人是怎样知道前人的事情”，④从而为今后的历史学习打下基础。
鉴于此，笔者对59位刚报到的高一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部分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调查与交流的话题均出自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课《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中心围绕教科书中的三个结论：
北京人的身高平均为157厘米。
北京人已经学会使用火，还会长时间保存火种。
北京人生存的地区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气候温暖湿润。
问卷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找出上述结论的证据；如果文中没有相关证据，或证据不足，请予以补充。88.1%即52名学生认为，根据“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可确定北京人的身高；7人认为课文中没有充分的证据，但不知道什么可以作为证据。59名学生均认为，“遗址中发现有灰烬、烧石和烧骨等”，可充分说明北京人已会使用火。45.8%即27名学生认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这充分说明北京人生活的地区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气候温暖湿润；15.2%即9名学生虽然认为，通过研究动物化石可以得出北京人的生存环境，但認为课文中的证据并不充分；39%即23名学生认为，课文中无相应的证据，其中14名学生指出，可通过地质考察、研究植物化石以及北京人的体貌特征与食物等途径来解决。
接下来笔者告知：根据目前的研究手段，北京人的身高只能以出土的骨骼化石为证据，但在问及如何根据骨骼化石来确定身高时，绝大部分学生并不知晓，期间有学生提出，用已有的化石拼出一副完整的躯体骨骼，以测定北京人的身高。当问及如何证明遗址中的灰烬不是自然野火所致，如何根据动物化石确定北京人的生存环境时，学生颇显惊愕，没能给出有价值的答案。最后笔者说明，“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确实是北京人身高的证据；遗址中的灰烬，确实是北京人会使用火的证据；“大量的动物化石”，确实是判断北京人生存环境的证据。但是，由这些证据得出相关结论，还有一个复杂的分析研究过程。
由上可见，学生虽然部分掌握了相关事实，甚或也知道相关结论，但基本不会以这些事实为证据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甚至无法在事实与结论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交流中笔者还了解到，很多学生竟然认为历史是“现成”的，或记载于书中，或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头脑中，是无需论证的。总之，从学生的反馈来看，这些已经完成初中历史学业的学生，远未达到证据意识的第二层次，甚至连第一层次也未真正达到。
笔者以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不知道且没有意识到，那些结论是众多学者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通过科学的考古、深入的研究、严密的推理而得出的。为此，笔者提供了以下素材供学生阅读，想听听他们阅读后的体会。
第一，关于北京人的身高。
北京人男性与女性的身高是根据现有的化石，利用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分别推算出来的两个大约数值。中国人长骨推算身高回归方程，最早为英国学者于1929年用48具华北男性骸骨得出。1979年，中国学者用重庆地区40具成年男性骸骨得出西南地区成年长骨推算身高公式。1983年，又有中国学者用华南地区50具骨骼材料得出华南地区男性成人长骨推算身高公式。1984年，九省区公安厅及公安部有关研究所，利用472付骸骨得出长骨推算身高回归方程。①
利用上述方法，学术界得出北京人的身高参考值，其中男性平均身高162厘米、女性152厘米。②因为，“以骨骼推算身高会有一定误差，且根据人类长骨的测量数值推算身高，不仅要考虑种族、性别、年龄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推算所得身高值也只是死者生前身高的近似值”。③
第二，关于北京人的用火技能。
考古学家在周口店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块上，发现两大堆灰烬，“由于灰烬成堆，未使火到处蔓延”。④其中有一处，“灰烬的南北两端最厚，中间甚薄，甚至有消失的现象”。⑤这可以证明，北京人已经掌握了控制火的能力。另外，“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也能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中国安全生产研究院燃烧实验室，在遗址第四层和第六层的灰烬样品中，发现了“因燃烧而形成的富集的元素碳、钾和植硅体”，从而证明了“在这两个层位发生过原地燃烧（用火）行为”。课题组“还检测出疑似火塘部位的磁化率和红度比同层的其他部位高出很多”，并且“提取到疑似火塘部位高达700摄氏度的高温信号”。①研究表明，北京人遗址中的火不是自然野火，那些灰烬也不是从外面被水流带进来的，从而充分证实北京人已掌握用火技能。
第三，关于北京人的生存环境。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厚度达40余米，考古学家将其从上到下分为13层，时间最早的12～13层出土的动物化石较少。第11层出土29类动物的化石，草原动物与森林动物分别占55%和45%；第10层出土28类动物的化石，草原动物与森林动物的比例相当。8～9层出土38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肉食类动物、地理分布偏南的动物居多，未发现草原啮齿类动物。第7层出土17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喜水或近水动物多，未见特别喜干燥的动物；第6层出土18类动物的化石，情况与第7层相似；第5层出土29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比例高，肉食类超过一半，有喜水或近水动物。第4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20个种类，肉食类减少，啮齿类比例扩大；喜水与喜干燥种类动物的比例相当，地理分布偏南的动物较多。1～3层中喜干燥的动物多于喜潮湿的动物，偏南的动物较多。可以推断，10～11层为温带气候，5～9层为温暖湿润的气候，1～4层又转为温带半干旱气候。据此可知，北京人时期的华北比今日稍暖和湿润。②
学生读完后，纷纷表示开阔了思维和眼界。当被问及教科书上的三个重要结论的证据关联时，均可道出上述关于北京人的身高、用火技能及生存环境的判断，是建立在化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离不开科学的考古、深入的研究、严密的推理。由此也进一步得出，化石是研究北京人以及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
教科书受到篇幅的制约，对于北京人考古情况的介绍比较简略，更缺乏反映研究过程的分析说明。在不了解那些论证推理过程的情况下，学生很难将那些证据性事实与学术结论建立起联系。应该说，长期的“知识”（更多的是结论）传授挤压了历史发展过程的精彩，课堂教学的实用性取向更使得历史的证据意识少有培育作为的空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成为一项共识。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前提是，教师须通过专业阅读，了解相关的权威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根据学情、利用课堂内外的适当时机，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不能无所作为，否则，证据意识的养成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上述中，学者之所以能够得出那些研究结论，除占有一定的证据外，还掌握了使用证据的方法，他们据此可以让证据“说话”。要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作为专业的施教者——中学历史教师不妨了解学者们常用的一些方法，必要时可以渗透在课堂教学中，毕竟这是让证据“说话”不可逾越的逻辑关联。
1.借助自然科学技术
研究历史，时间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以及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即“有世无年”，这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碳十四测年法是测定古生物化石年代的常用方法。碳十四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为5730年，也就是说，每过5730年其數量就衰减一半。碳十四由宇宙射线与大气中的氮反应而生成，它与氧作用生成二氧化碳，随气流流动使其分布均匀。进入生物圈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进入植物体，之后再通过食物链吸收进入人类体中。只要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十四，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的水平；机体死亡后，就会停止摄入，碳十四得不到补充，便会因衰变而逐渐减少。通过对含碳物质的残余碳十四含量进行检测，就可得到其死亡年代。①
大气中碳十四放射性水平不恒定，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误差曾高达上百甚至几百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仇士华于1965年建立了中国的碳十四实验室，经过几十年努力，将碳十四测年的精度大大提高。在测定商周断代问题时，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样本，将武王伐纣的时间范围缩小到30年。
天人感应观念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因此，许多事件的记载中会有当时的特殊天象。应用现代天文学中的天体力学方法，天文学家能对几千年前的许多天象进行回推计算，推算出此天象发生于何年何月何日，甚至精确到几时几分几秒。天文学家研制的天象演示软件，能够在给定观测时间、观测地点之经纬度后，立即演示出此时此地的实际星空，包括恒星、太阳、月亮、行星、彗星乃至河外星云等几乎所有天体的精确位置。而且前推3000余年，其误差仍仅在角秒量级。②
当时的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利于天文学技术确定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关于孔子的生年，有着不同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春秋公羊传》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谷梁传》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后两者认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且当时有日食。经推算，鲁襄公二十一年在曲阜可见日食，且发生于“九月庚戌朔”。而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在曲阜无可见的日食。③
2.运用“考古推理”
史前社会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录，考古成为最主要的研究途径。考古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考古材料“具有难以辩驳的客观性”，这与自然科学一致；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这些材料“又蕴含着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不可否认的主观性”。考古学家不能像科学家那样“直接观察到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凭借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来进行研究。因此，“考古学家所做的任何判断都是一个推理”。④而且，往往“需要复杂漫长的考古推理链条”。⑤考古推理有三种形式：演绎推理是从普遍到具体，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则是从特殊到特殊。对于同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常常需运用两种甚至三种推理形式。
例如，学术界普遍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唐尧的帝都，而且有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的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第一，城址的各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这说明出现过“平城墙”的行为。第二，壕沟里有大量的陶寺文化晚期堆积的建筑垃圾中，夯土块质量很好，而且建筑本身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但垃圾中有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这说明出现过“废宫殿”的行为。第三，一个垃圾灰沟中出土了5层计30余个人头骨，以及40—50个个体被肢解的散乱人骨，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迹，人骨多属于青壮年男性。这说明出现过“杀壮丁”的行为。第四，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位于中期文化的祭祀区，这说明出现过“毁宗庙”的行为。由此推断，“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因此，“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⑥
3.运用“合理推测”
史学家李剑鸣认为：“由于史料的残缺，史家有时无法找到联结不同事实的中间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推测就成了一种有用的方法。”①进行合理推测的前提是，掌握一定的事实并知晓相关的常识。史学家李开元指出：“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搜寻间接的旁证，运用联想和推测，上下内外关联，前后左右旁通，索隐探微，设问求解，将各种蛛丝马迹串联起来，最大限度地解析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研究者与学习者可以“在推理中享受历史的乐趣”。②
例如，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神木县调查发现，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30万平方米，并据此推测，“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并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的社会发展程度，或许代表了阶级的形成”。③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也有巨大的工程。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工程，仅外围堤坝总土方量就达260万方。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据此可推测良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④
再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吴文祥、葛全胜研究指出，“史前洪水是真实发生过的”，“大禹治水的传说的确存在”。鲧的时候出现了全球性气候异常，导致大范圍洪灾的发生。禹之所以能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气候好转”而非人力。先民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他们更注重结果。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领导民众治水，将功劳功于他自然合情合理。⑤
又如，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大量“人面鱼纹”图案。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推测分析，得出诸多解释。著名学者石兴邦提出了图腾说：人面鱼纹似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或“人头鱼”的含义，并据此推测，半坡氏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鱼，或者是“人格化的人头鱼身动物”。⑥还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是宗教祭祀活动的产物，人面是巫师面具，半坡人用这种“绘有巫师面具形象的陶器代替巫师现场作法”。鱼纹“既象征鱼的丰收，又象征农业生产的丰收，还象征人类的生殖繁盛，或许还有驱灾避祸，大吉大利的含义”。⑦
4.分辨证据的证明力
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素材皆能构成历史证据，只有那些被用来阐释或证明某些历史事实的素材才享有历史证据的身份。”⑧享有证据身份的若干素材，具备了解释某一历史问题或现象的资格，但是其证明价值并不相同，这就涉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证据的证明力指的是，“材料对历史事实的证实有无作用及作用大小”。⑨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专业素养，选择证明力最大的素材作为主要证据，来分析、论证或解释相关的历史事物。
例如，河姆渡人大量人工栽培水稻的证据有，在遗址中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最厚处达70～80厘米。与稻谷种子共存的有大量空秕稻壳及稻叶，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稻谷不是人们采摘的野生稻，但该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是最大的。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结果，其证明力要大得多。植物学家已发现的野生稻共有三种，即普遍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普通野生稻谷粒瘦小细长，药用和疣粒野生稻谷粒短圆，三者的粒重都不及栽培稻的一半。河姆渡出土稻谷外形长而大，粒重更远远超过三种野生稻。①
再如，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宫殿建筑群、大型墓葬，但是要证明这里曾是夏朝的都城，还缺乏最具证明力的证据即文字。二里头出土的陶文，可能只是一些刻画符号，而非真正的文字。也就是说，至今并无文字证据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给出了比较谨慎的结论：“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②因此，“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展和解读”。③
对于史前社会历史来说，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相对匮乏，学习中让证据“说话”反而凸显其要。不应忽视，历史思维训练过程与必须掌握的历史基础知识，同样属于历史课程内容。而在历史思维训练中，重证据的历史意识无疑应置于首位，“从入门学习就要树立学生重证据的意识，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有的基本素质”，④因为创新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凭证据说话又是处理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当然，单纯的方法介绍并不能使学生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入门时的几节课也难以达到目的，证据意识的培养应贯穿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始终。
【作者简介】沈为慧，中学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苏省昆山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7-0046-06
历史学“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学科”，①不论是探求历史真相，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离不开证据。与此相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作为课程目标之一。所谓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视证据的作用，知道解释史事需要有一定的依据；二是具有使用证据的能力，即面对历史问题时能够用证据做出解释与评价。②其中，知道需要证据属于第一层次，能够使用证据属于第二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升华，二者一起构成证据意识。那么，对于完成初中学业、刚步入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是否初步形成了“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实在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为指导广大教师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内容”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知道考古发展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③将“证据”“依据”与北京人、半坡人、河姆渡人等史前时期的史事结合起来，并明确指出传说、神话不同于历史但又包含有历史信息，意在强调对于刚接触历史学习的学生而言，培养其证据意识的重要。再深层次即是，“重证据的思维是培养历史思维的关键一步”，初学历史时进行这种思维训练，可以“让学生明白后人是怎样知道前人的事情”，④从而为今后的历史学习打下基础。
鉴于此，笔者对59位刚报到的高一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部分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调查与交流的话题均出自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课《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中心围绕教科书中的三个结论：
北京人的身高平均为157厘米。
北京人已经学会使用火，还会长时间保存火种。
北京人生存的地区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气候温暖湿润。
问卷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找出上述结论的证据；如果文中没有相关证据，或证据不足，请予以补充。88.1%即52名学生认为，根据“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可确定北京人的身高；7人认为课文中没有充分的证据，但不知道什么可以作为证据。59名学生均认为，“遗址中发现有灰烬、烧石和烧骨等”，可充分说明北京人已会使用火。45.8%即27名学生认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这充分说明北京人生活的地区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气候温暖湿润；15.2%即9名学生虽然认为，通过研究动物化石可以得出北京人的生存环境，但認为课文中的证据并不充分；39%即23名学生认为，课文中无相应的证据，其中14名学生指出，可通过地质考察、研究植物化石以及北京人的体貌特征与食物等途径来解决。
接下来笔者告知：根据目前的研究手段，北京人的身高只能以出土的骨骼化石为证据，但在问及如何根据骨骼化石来确定身高时，绝大部分学生并不知晓，期间有学生提出，用已有的化石拼出一副完整的躯体骨骼，以测定北京人的身高。当问及如何证明遗址中的灰烬不是自然野火所致，如何根据动物化石确定北京人的生存环境时，学生颇显惊愕，没能给出有价值的答案。最后笔者说明，“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确实是北京人身高的证据；遗址中的灰烬，确实是北京人会使用火的证据；“大量的动物化石”，确实是判断北京人生存环境的证据。但是，由这些证据得出相关结论，还有一个复杂的分析研究过程。
由上可见，学生虽然部分掌握了相关事实，甚或也知道相关结论，但基本不会以这些事实为证据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甚至无法在事实与结论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交流中笔者还了解到，很多学生竟然认为历史是“现成”的，或记载于书中，或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头脑中，是无需论证的。总之，从学生的反馈来看，这些已经完成初中历史学业的学生，远未达到证据意识的第二层次，甚至连第一层次也未真正达到。
笔者以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不知道且没有意识到，那些结论是众多学者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通过科学的考古、深入的研究、严密的推理而得出的。为此，笔者提供了以下素材供学生阅读，想听听他们阅读后的体会。
第一，关于北京人的身高。
北京人男性与女性的身高是根据现有的化石，利用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分别推算出来的两个大约数值。中国人长骨推算身高回归方程，最早为英国学者于1929年用48具华北男性骸骨得出。1979年，中国学者用重庆地区40具成年男性骸骨得出西南地区成年长骨推算身高公式。1983年，又有中国学者用华南地区50具骨骼材料得出华南地区男性成人长骨推算身高公式。1984年，九省区公安厅及公安部有关研究所，利用472付骸骨得出长骨推算身高回归方程。①
利用上述方法，学术界得出北京人的身高参考值，其中男性平均身高162厘米、女性152厘米。②因为，“以骨骼推算身高会有一定误差，且根据人类长骨的测量数值推算身高，不仅要考虑种族、性别、年龄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推算所得身高值也只是死者生前身高的近似值”。③
第二，关于北京人的用火技能。
考古学家在周口店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块上，发现两大堆灰烬，“由于灰烬成堆，未使火到处蔓延”。④其中有一处，“灰烬的南北两端最厚，中间甚薄，甚至有消失的现象”。⑤这可以证明，北京人已经掌握了控制火的能力。另外，“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也能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中国安全生产研究院燃烧实验室，在遗址第四层和第六层的灰烬样品中，发现了“因燃烧而形成的富集的元素碳、钾和植硅体”，从而证明了“在这两个层位发生过原地燃烧（用火）行为”。课题组“还检测出疑似火塘部位的磁化率和红度比同层的其他部位高出很多”，并且“提取到疑似火塘部位高达700摄氏度的高温信号”。①研究表明，北京人遗址中的火不是自然野火，那些灰烬也不是从外面被水流带进来的，从而充分证实北京人已掌握用火技能。
第三，关于北京人的生存环境。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厚度达40余米，考古学家将其从上到下分为13层，时间最早的12～13层出土的动物化石较少。第11层出土29类动物的化石，草原动物与森林动物分别占55%和45%；第10层出土28类动物的化石，草原动物与森林动物的比例相当。8～9层出土38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肉食类动物、地理分布偏南的动物居多，未发现草原啮齿类动物。第7层出土17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多于草原动物，喜水或近水动物多，未见特别喜干燥的动物；第6层出土18类动物的化石，情况与第7层相似；第5层出土29类动物的化石，森林动物比例高，肉食类超过一半，有喜水或近水动物。第4层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20个种类，肉食类减少，啮齿类比例扩大；喜水与喜干燥种类动物的比例相当，地理分布偏南的动物较多。1～3层中喜干燥的动物多于喜潮湿的动物，偏南的动物较多。可以推断，10～11层为温带气候，5～9层为温暖湿润的气候，1～4层又转为温带半干旱气候。据此可知，北京人时期的华北比今日稍暖和湿润。②
学生读完后，纷纷表示开阔了思维和眼界。当被问及教科书上的三个重要结论的证据关联时，均可道出上述关于北京人的身高、用火技能及生存环境的判断，是建立在化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离不开科学的考古、深入的研究、严密的推理。由此也进一步得出，化石是研究北京人以及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
教科书受到篇幅的制约，对于北京人考古情况的介绍比较简略，更缺乏反映研究过程的分析说明。在不了解那些论证推理过程的情况下，学生很难将那些证据性事实与学术结论建立起联系。应该说，长期的“知识”（更多的是结论）传授挤压了历史发展过程的精彩，课堂教学的实用性取向更使得历史的证据意识少有培育作为的空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成为一项共识。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前提是，教师须通过专业阅读，了解相关的权威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根据学情、利用课堂内外的适当时机，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不能无所作为，否则，证据意识的养成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上述中，学者之所以能够得出那些研究结论，除占有一定的证据外，还掌握了使用证据的方法，他们据此可以让证据“说话”。要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作为专业的施教者——中学历史教师不妨了解学者们常用的一些方法，必要时可以渗透在课堂教学中，毕竟这是让证据“说话”不可逾越的逻辑关联。
1.借助自然科学技术
研究历史，时间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以及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即“有世无年”，这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碳十四测年法是测定古生物化石年代的常用方法。碳十四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其半衰期为5730年，也就是说，每过5730年其數量就衰减一半。碳十四由宇宙射线与大气中的氮反应而生成，它与氧作用生成二氧化碳，随气流流动使其分布均匀。进入生物圈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进入植物体，之后再通过食物链吸收进入人类体中。只要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十四，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的水平；机体死亡后，就会停止摄入，碳十四得不到补充，便会因衰变而逐渐减少。通过对含碳物质的残余碳十四含量进行检测，就可得到其死亡年代。①
大气中碳十四放射性水平不恒定，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误差曾高达上百甚至几百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仇士华于1965年建立了中国的碳十四实验室，经过几十年努力，将碳十四测年的精度大大提高。在测定商周断代问题时，利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样本，将武王伐纣的时间范围缩小到30年。
天人感应观念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因此，许多事件的记载中会有当时的特殊天象。应用现代天文学中的天体力学方法，天文学家能对几千年前的许多天象进行回推计算，推算出此天象发生于何年何月何日，甚至精确到几时几分几秒。天文学家研制的天象演示软件，能够在给定观测时间、观测地点之经纬度后，立即演示出此时此地的实际星空，包括恒星、太阳、月亮、行星、彗星乃至河外星云等几乎所有天体的精确位置。而且前推3000余年，其误差仍仅在角秒量级。②
当时的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利于天文学技术确定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关于孔子的生年，有着不同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春秋公羊传》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谷梁传》载：“（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后两者认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且当时有日食。经推算，鲁襄公二十一年在曲阜可见日食，且发生于“九月庚戌朔”。而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在曲阜无可见的日食。③
2.运用“考古推理”
史前社会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录，考古成为最主要的研究途径。考古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考古材料“具有难以辩驳的客观性”，这与自然科学一致；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这些材料“又蕴含着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不可否认的主观性”。考古学家不能像科学家那样“直接观察到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凭借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来进行研究。因此，“考古学家所做的任何判断都是一个推理”。④而且，往往“需要复杂漫长的考古推理链条”。⑤考古推理有三种形式：演绎推理是从普遍到具体，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则是从特殊到特殊。对于同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常常需运用两种甚至三种推理形式。
例如，学术界普遍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唐尧的帝都，而且有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的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第一，城址的各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这说明出现过“平城墙”的行为。第二，壕沟里有大量的陶寺文化晚期堆积的建筑垃圾中，夯土块质量很好，而且建筑本身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但垃圾中有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这说明出现过“废宫殿”的行为。第三，一个垃圾灰沟中出土了5层计30余个人头骨，以及40—50个个体被肢解的散乱人骨，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迹，人骨多属于青壮年男性。这说明出现过“杀壮丁”的行为。第四，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位于中期文化的祭祀区，这说明出现过“毁宗庙”的行为。由此推断，“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因此，“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⑥
3.运用“合理推测”
史学家李剑鸣认为：“由于史料的残缺，史家有时无法找到联结不同事实的中间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推测就成了一种有用的方法。”①进行合理推测的前提是，掌握一定的事实并知晓相关的常识。史学家李开元指出：“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搜寻间接的旁证，运用联想和推测，上下内外关联，前后左右旁通，索隐探微，设问求解，将各种蛛丝马迹串联起来，最大限度地解析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研究者与学习者可以“在推理中享受历史的乐趣”。②
例如，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神木县调查发现，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30万平方米，并据此推测，“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并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的社会发展程度，或许代表了阶级的形成”。③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也有巨大的工程。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工程，仅外围堤坝总土方量就达260万方。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据此可推测良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④
再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吴文祥、葛全胜研究指出，“史前洪水是真实发生过的”，“大禹治水的传说的确存在”。鲧的时候出现了全球性气候异常，导致大范圍洪灾的发生。禹之所以能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气候好转”而非人力。先民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相反由于饱受洪水灾害，他们更注重结果。禹是当时的部落首领，领导民众治水，将功劳功于他自然合情合理。⑤
又如，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大量“人面鱼纹”图案。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推测分析，得出诸多解释。著名学者石兴邦提出了图腾说：人面鱼纹似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或“人头鱼”的含义，并据此推测，半坡氏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鱼，或者是“人格化的人头鱼身动物”。⑥还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是宗教祭祀活动的产物，人面是巫师面具，半坡人用这种“绘有巫师面具形象的陶器代替巫师现场作法”。鱼纹“既象征鱼的丰收，又象征农业生产的丰收，还象征人类的生殖繁盛，或许还有驱灾避祸，大吉大利的含义”。⑦
4.分辨证据的证明力
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素材皆能构成历史证据，只有那些被用来阐释或证明某些历史事实的素材才享有历史证据的身份。”⑧享有证据身份的若干素材，具备了解释某一历史问题或现象的资格，但是其证明价值并不相同，这就涉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证据的证明力指的是，“材料对历史事实的证实有无作用及作用大小”。⑨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专业素养，选择证明力最大的素材作为主要证据，来分析、论证或解释相关的历史事物。
例如，河姆渡人大量人工栽培水稻的证据有，在遗址中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最厚处达70～80厘米。与稻谷种子共存的有大量空秕稻壳及稻叶，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稻谷不是人们采摘的野生稻，但该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是最大的。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出土的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结果，其证明力要大得多。植物学家已发现的野生稻共有三种，即普遍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普通野生稻谷粒瘦小细长，药用和疣粒野生稻谷粒短圆，三者的粒重都不及栽培稻的一半。河姆渡出土稻谷外形长而大，粒重更远远超过三种野生稻。①
再如，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宫殿建筑群、大型墓葬，但是要证明这里曾是夏朝的都城，还缺乏最具证明力的证据即文字。二里头出土的陶文，可能只是一些刻画符号，而非真正的文字。也就是说，至今并无文字证据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给出了比较谨慎的结论：“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②因此，“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展和解读”。③
对于史前社会历史来说，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相对匮乏，学习中让证据“说话”反而凸显其要。不应忽视，历史思维训练过程与必须掌握的历史基础知识，同样属于历史课程内容。而在历史思维训练中，重证据的历史意识无疑应置于首位，“从入门学习就要树立学生重证据的意识，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有的基本素质”，④因为创新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凭证据说话又是处理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当然，单纯的方法介绍并不能使学生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入门时的几节课也难以达到目的，证据意识的培养应贯穿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始终。
【作者简介】沈为慧，中学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苏省昆山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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