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然”，未必逻辑“必然”

    李代贵 周桃正

    关键词 时空定位，历史必然，国民意识，教学应然

    中图分类号 G6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3-0024-06

    任何歷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将历史事物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才能对其有准确的认知、理解和分析。如果人为地抽离历史事物发生的真实时空信息，历史认知、理解和分析势必会走样、失真。本文试图以2019年江苏卷第8题为例，来对此进行说明。

    1931年12月15日，上海的《新闻报》“救国之声”栏目刊发了署名钦子琢的文章——《纪苏州一车夫》：

    自暴日强占东北后，举国人民，一致愤慨。苏州有一义气之车夫，日倭虽出重价，而车夫不贪其财，情愿牺牲，不知奸商见之，将作何感想。爰记其始末如下：

    昨日行经观前，见一日倭，正在叫车，大呼其“盘门大日本领事馆去”。车夫操吴侬软语道：“我是大中华民国的车夫，只拉我国的大国民，倭奴是不拉的。”日人似未解其语，在衣袋中，出袁头一枚，扬在手中，谓车夫云：“一块洋钿，大日本领事馆去。”不意车夫向之冷笑道：“不要说一块洋钿，就是摆满洋钿，我亦勿高兴拉你倭奴去。你想拿洋钿来压制我么，你可知道，我勿是奸商，勿贪你的财，请你还是走走罢。”日倭始悻悻而去。①

    文章不长，讲的是苏州一车夫，拒拉一日本人去苏州领事馆的故事。情节紧凑，寥寥几句，将日本人的蛮横，车夫的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底层的车夫，出于民族情感，不为金钱所动，能有如此见识，令人钦佩。几十年后读来仍觉饶有趣味，感慨良多。

    斗转星移，昔日报纸之新闻，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命题人的视野。于是，有了2019年高考江苏卷历史试题第8题（以下简称第8题）：

    近代上海报纸刊登《纪苏州一车夫》：昨日经过观前街，见一日本人，正在叫车，大呼：“至盘门（租界）大日本领事馆去！”车夫操吴侬软语道：“只拉我国的大国民，倭奴是不拉的。”这一记载可能出现于

    A.1840—1894年 ?B.1895—1911年

    C.1912—1945年 ?D.1946—1949年

    对比原文可以发现，第8题所引材料中，将“昨日行经观前，见一日倭”，换成了现代文，显然是为了符合当下的语境。“至盘门（租界）大日本领事馆去！”比原文多一“至”字。细细推究，这不符合汉语的习惯，“至”就不需要“去”，也不符合日人言语的方式，且多一“至”字反而显不出日本人的骄横，文字的出入或许是在引用过程中的以讹传讹。而将盘门加注“租界”，或许是为了解题的方便，使学生很快便能判断出甲午战后，苏州开埠，设立日本租界的史实。当然，我们这样说，有些先入为主，因为查证了原文，所以质疑引文，譬如打牌，知道了底牌，所以是确信的。但聪明的读者诸君，或许在知晓底牌之前，即有了这样的疑问。

    限于题目的文字容量，命题人将原材料大幅压缩，且将其中很关键的一句“我是大中华民国的车夫”略去。倘使有这一句，答案再明白不过了。通过设置生活情境，要求考生判断其可能出现的时间。这样的设问，一则，考查学生调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二则，从车夫的言语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感情，这就无声无影地渗透了家国情怀。三则，文字浅显，内容生动，借用上海的报刊文章，记载苏州的新闻，富有地域特色。而且材料的呈现和设问，贴近学生的认知水平。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日本驻苏州领事馆出现的时间，教材中也未言明国人“国民”观念形成的年代，但是，此为必要的延伸和拓展，也未脱离教学的边界。这样的命题思路，值得肯定。

    命题成功，还取决于给学生留下了解题法门。那么，学生依据什么判断材料出现的时间呢？回看材料原文出处，很明显，是1931年，因此，本题选1912—1945年。这也是先入为主。考生无法知道报纸日期，只有依据情境解题。为了准确分析的需要，也为了贴近命题人的意图，不妨看看官方的解释。《2019年高考（江苏卷）试题分析》有如下表述：

    对于解题来说，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租界”和“国民”，根据前者，可以判断《车夫》之文可能出现于1895年之后，也就是说，可以排除A选项;选项D“1946—1949年”已经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述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也可以排除;“国民”之称，应该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据此可以排除B选项。这样，正确的选项自然是C项“1912—1945年”。①

    官方的解释，围绕着两点关键信息：

    1.苏州租界，日本驻苏州领事馆出现的时间;2.中国人“国民”概念及意识出现的时间。

    对于第一点，上述的分析是确凿无疑的，而最关键的第二点，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两个关键问题。

    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建立领事馆，是列强侵略的结果。早在1843年，英国即于开埠的上海设立领事馆，并于1845年在上海划定租界，成为外国在华设立领事馆和租界之始。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下《马关条约》，苏州作为江苏省当时的省会，始被辟为通商口岸。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通商苏州租界章程》，将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的495.9亩土地划为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政府在此间建造了领事馆，②日本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了姑苏大地。不光是苏州，甲午战争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一如梁任公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大体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出现了。

    追溯既往，“国民”—词古已有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④此处的“国民”，即一国之民的意思。《楚辞章句》也有“国民众多，非明君则不知我之有能也”。⑤在古汉语中，“国民”同庶人、臣民、黔首意思略同，这与现代社会的“国民”一词意有不同。

    晚清以降，“国民”有了新的意义，“国民”是相较于“臣民”而言的，它是指具有一国之国籍的公民，“国民”体现了国家认同，这完全是外来的概念。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就曾提及“国民”一词。①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国民”一词，这些“国民”多指外国人，而称中国人为“国民”则是发生在甲午战争后。②

    有学者认为，近代“国民”概念形成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而这一概念在我国的传播，负笈东渡的梁启超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给国民注入了近代化的含义。③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发的译文《中国论》中就开始使用“国民”一词。④1899年，梁启超抵日未久，就提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⑤这或许是近代国人较早阐述“国民”概念的文本。当然，“国民”一词能够风行，也绝非梁氏一人之功，乃是众多知识分子传播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有关。多数教师谈及甲午战败影响时都会提及此点，但多点到却不深究。深究之，民族存亡之际，需要“国民”的觉醒，更需要“国民”建设近代的国家。1901年革命派在东京创办《国民报》，直接以“国民”命名，开宗明义：“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⑥这不更显出“国民”的重要吗？

    按照当时中国的政情，无论是维新派的言论，还是革命派的说法，都难见容于政府。戊戌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孙中山早已流亡海外。但是，“国民”的理念在国内外却不胫而传，翻看清末的报刊，仅从标题中即可窥见一斑：

    1.上海《新闻报》1901年11月19日第1版文章：《优待国民说》

    2.上海《游戏报》1902年3月8日第1版文章：《论国民与国人有别》

    3.天津《大公报》1902年9月16日第2版文章：《论政府与国民有密切之关系》

    4.东京《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文章：《大国民孔子之国民主义》

    5.上海《时报》，1904年12月4日第2版文章：《敬告我国民》

    ……

    1905年以后，在立宪运动的推动下，“国民”理念更是进一步传播。以近代颇有影响的《申报》为例，1905年提到“国民”有700余次，1906年超过1900次，1907年更达2500多次，但1894年还不足10次。⑦可以肯定，清末“国民”的概念应时而生，风行一时，成为知识阶层常用的语汇。“国民”作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新名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1899年以后，具体说来是在1899年到1903年前后。⑧有学者更将这一时间提前：19世纪最后几年，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一时间，以改革政体，建立近代国家为指向的“国民”“国权”“国耻”等名词，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⑨1903年，上海各界还成立了“国民公会”。“国民”这一近代的概念，由日本而入中国，由知识分子进而普及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趋势。顺着这个趋势，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中便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1912年的《申报》提及“国民”已超过6300次了。

    1905年，为偿付庚子赔款，祖籍苏州的《京话日报》创办人彭翼仲等发起国民捐运动，这项运动起自民间，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各级官员们也积极运作。驻苏州的江苏巡抚衙门指示：“国民捐系奉抚宪陈（注：江苏巡抚陈夔龙）札饬劝办……署督宪周（注：署理两江总督周馥）曾经撰有叙文，详明剀切……国民捐与他项捐输不同，绅商士民人等皆有国民义务。”①由此看来，晚清官员中亦有人接触和认同了“国民”思想。随着预备立宪、抵制外货、戒烟等社会运动的推动，可以推断，城市中的工人、贫民、乞丐等下层民众耳濡目染，即便不具备“国民”观念，也会对此有些许印象。当然，“革命”成果及思想普及社会，需一个长期的过程。苏州为省城，华洋杂处，旅居的洋人往往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姿态，材料中的日本人“大呼”“大日本”即是如此，出于民族感情，民众对日的反感自是难免。著名报人包天笑回忆当时的情形，“青旸地……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却是苏州一块荒僻地方，苏州人，谁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②这种对日态度，或许是民间的自发，但经历时代洗礼，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这就是国民意识的体现。深受“国民”思想的浸润，在民族日渐沉沦的清末，在饱受外来势力侵略的苏州，一个普通的民众，作为我国的“国民”，完全有可能发出民族的声音。

    追本溯源，近代“国民”的理念清末已有，国人的国民意识也日渐增强。或许民国建立，国人才真正成为“国民”，但它的出现和传播，绝非朝夕之事。厘清历史概念的流变，是解答历史试题的关键。如果我们武断地以为“国民”之称出现在民国以后，则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既然“国民”之称，早就有之，倘若不是先入为主，并不知道苏州车夫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而是仅凭推断，能否认定此事只能发生在民国而不会是清末？又或者说，假使因为年代久远，该则新闻日期阙如，不清楚是1931年，有无可能发生在1921年、1911或者1901年甚至更早？苏州车夫一事的确发生在1931年的中国，是历史“已然”，但不等于說它只能发生在1931年。苏州车夫故事这一历史“已然”发生在当时，但第8题答案逻辑上不一定“必然”指向当时，因为在此之前，底层民众完全有可能接触到“国民”的概念，出于“国民”的意识，作出“国民”的义举。诸如1915年广东人力车夫捐出血汗钱“舍身从戎，以尽国民之义务”;③1909年湖北汉口“田里的农夫”和“江湖的术士”等“真国民”，④积极参与争回铁路自办的利权;1906年直隶枣强农民“有感于国民纳捐之举”而变卖田地“愿尽义务”;⑤1904年福建长乐矿主不卖矿与日商，“为国家争无穷利源，诚可为中国义民矣”。⑥此类事件已屡见不鲜。仅仅依据第8题材料中“租界”和“国民”的说法而推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可能发生1931年之前，甚至民国之前，因此推断还应有佐证。

    研究高考试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褒贬评价中，更重要的是将之反馈到历史教学中。第8题虽有商榷之处，但引用材料生动，命题指向明确，命题立意深远，大有可圈点之处。观照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该题有很多“应然”之启示。本文不揣浅陋，谈些许认识。

    仔细品味江苏卷第8题，它通过苏州车夫与日人的对话所传递的生活话语，让考生来对故事的发生进行时空定位。而要准确地判断其发生的时代，则须敏锐地把握“苏州”“租界”“日本领事馆”尤其是“国民”等相关信息。本题涉及《马关条约》和中华民国的成立等具体知识点，需要学生与教材之知识点建立联系。对于这些信息，教材多未直接言及，而所涉知识点，也只是粗线条地予以介绍。比如《马关条约》，人教版仅仅是提到甲午战争后，苏州开埠通商这一梗概。至于苏州设立租界和日本领事馆等史实，教材并未着墨。由“租界”“日本领事馆”而推及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苏州”而联系马关签约、苏州开埠的史实，这就需要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联系及推理能力，不宜一味地进行知识拓展。近代以来，租界的出现，外国领事馆的设立，都与开埠通商有关。开埠意味着外国势力的进入，各国外交人员的到来，更方便了其对华侵略。然教材大都寥寥数语，分散而谈。如果我们在复习中不做联系和推理，恐怕就会模糊列强的侵华史，备考也就浅尝辄止了。近代使领馆的设立与增多，本是外国势力侵入的一条线索，然而，关于此知识点，往往隐藏在各个知识主线的枝节中，或者潜藏在诸多宏大叙事的背后。教学中，我们既要对历次侵华战争有整体的介绍，也要对诸如使领馆这样的重要细节有所涉及，以期打通主干和枝节，做到线索明了和内容充实。在对诸多条約的条分缕析之余，还可以选取典型的商埠或租界案例加以说明，如此纵横分析，方能对历史教学有所裨益。

    当然，仅仅从“苏州”“租界”“日本领事馆”入手是不够的。以高中阶段学生普遍的认知水平和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而言，我们以为，部分考生认为其发生在“1895—1911年”，并非因为他们明了“国民”理念出现的时间，而是其只注意到“苏州”“租界”“日本领事馆”等信息，从而联系甲午战后苏州开埠通商的史实，却未对“大国民”的表述以及“国民”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保持应有的历史敏感。

    平心而论，命题者精选该则史料用之于高考试题，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导向，那就是提醒中学师生，对于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的意义关注不宜仅停留于表面，或者我们仅接受了“思想趋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没有再探究为何深入，如何深入。前文已述，近代以来，“国民”概念的流传，辛亥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管是“苏州”“租界”，还是“国民”概念，其背后所指，都涉及对时空观念的考查。何时、何地是历史研究需要关注的基本面。从学业质量的角度看，“能够将某一史事定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下”，是对时空观念考查的要求。学生应依据史事的情境，判断它发生的时间地点。史事包含丰富的信息，需要抽丝剥茧，抓住关键的信息，找到能反映时代的概念和语言，将之定格在一定的时空框架中。苏州车夫故事，所使用的生活话语，正是对那个时代的映照。教材所述之史事，从一定程度上讲，是静态的，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而考题所选用的材料，特别是其创设的情境和话语，往往又是动态的。静态的历史意义，与动态的生活话语之间形成对应关系，这是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新课程提出的新要求。①而这种联系建立的关键，就是时空观念，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

    历史事物出现在特定的时空。这个特定的时空如何界定和划分？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1958年，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他的三种历史时段理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按照布罗代尔所述，长时段，也即“结构”，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中时段，则为“情势”，表示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和周期。短时段，指的是一些突发性事件。②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短时段，1931年苏州车夫故事即是。而某一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是一种“情势”，属于历史的中时段，它潜藏在一个个历史“事件”背后，比如上述众多例证背后的“国民”意识。近年来，学界对核心素养的探讨多有展开，对时空观念的研究亦趋深入。关于时间的划分，有多种方式，比如世纪、年代等。从时间段去划分，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别。而运用布氏的理论，我们可以从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事物，或许认识就不一样。从短时段看，历史事件或许显得孤立，但从长时段观察，更能反映历史的延续性和变动性。以辛亥革命为例，从短时段看，其革命成果为袁氏所获，但从中长时段看，民主共和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国民”意识的彰显则是历史的必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时，不妨以长时段为认知的角度，梳理历史事物演变发展的过程，通过时段和具体事件的结合，挖掘其中的联系，进而建立知识体系。

    从另一角度言，历史事物要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去理解，才能发现它的深义。前文所述，“国民”意识之形成，绝非朝夕之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也非一日之功。其形成与传播都经历一定的时期和阶段，至少要经过一个中时段，绝非是民国一成立，“国民”就骤然养成，共和观念就为人们所接受。考其源流，不管是国民理念还是共和观念，都来自西方，而它们的传播，都与国内政局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都是受时代的影响而致。晚清末年，“国民”理念由日本传入我国，民国初年，其影响日渐扩大，无疑有着辛亥鼎革的功劳。这也反映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的政治新局面。辛亥革命虽然昙花一现，但共和思想和国民意识已渐入人心。也正是因为此，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一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都始终为我们的教科书即主流的历史观所推崇。辛亥革命既有继承和接续潮流的顺势而为，又有传承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救国救民于水火的自强使命。受此推动，国民思想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苏州车夫的故事发生的1931年，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救亡之声渐趋高涨。面对日人的侵略，在苏州，车夫以吴侬软语，颇具个性地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加感受到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意识更加强烈，连社会下层的贩夫走卒，也深明大义。将“国民”一词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中去考察，由苏州而窥全国，于局部见整体。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从时间层面看，它与前后史实有纵向联系，从空间角度考察，它与其他地区的史实又存在横向联系。培养学生时空观念，有利于提高其纵向和横向深入分析历史事物的能力，把握历史事物延续和发展的能力。

    历史已然发生，但它必然发生在当时的时空吗？研究高考试题，又如何指向教学之“应然”呢？第8题无疑给了我们启示。不管怎样，它引导我们对近代“国民”意识的追根溯源，启示我们对历史“已然”和逻辑“必然”孜孜追寻，指引我们对时空观念进行深层理解，提醒我们对历史教学的“应然”思考。求真的目的是为了求善，果能如此，那就止于至善了。

    【作者简介】李代贵，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教师。

    周桃正，一级教师，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十二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