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清商业经济的批判性认识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史料实证，明清商业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5-0049-04
朱汉国教授认为：“高中历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必须让学生领悟具有历史学特征的学术品格，我们可称之为史学品格。它包含史学中求真的精神、贯通的意识和批判思维。”①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作出主张的思考”。②这就要求一线教师既在多元化、开放性的客观环境下求真、求善，又不能被传统观点下“标签化”倾向所束缚，促进课堂教学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人民版必修二“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历来是高中中国古代经济史部分的重点，它对于梳理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又对于教授“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及之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课程作了良好的铺垫。为了突出本课的教学重点，教材中大量篇幅用于宋代商业经济的描述，例如宋代的市“突破了原先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商业活动不再受到官吏的直接监管”，“草市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饮食服务设施”等，并提升至相当的高度，而对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叙述却稍显抽象且不够深入，例如对明清商业重要知识点“商帮”和“会馆”的解读只是寥寥几句：“在京城、省城和大商埠出现了会馆”，“会馆的出现，与按地域结成的商帮有关。在这些商帮中，晋商和徽商的势力最为强大”，这弱化了学生对明清商业经济的深刻理解，并在无形之中使许多学生甚至部分教师产生“宋代之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走了下坡路”的认知误区，但事实是否如此？
“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③因此，面对质疑和认知上的差异，引导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便成为了当务之急。笔者通过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史料，整理、归纳、辨析后认为，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较之宋代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商业经济的发展总体趋于多元化，出现了新颖的经济因素（商帮、会馆等），专业化工商城市崛起，海外贸易远超前代，货币流通更突显其成熟性与国际性，其进步性既表现在量的激增，更体现了质的提高。
首先，明清商业较之宋代呈现“量的激增”，主要表现在：
第一，海外贸易层次的提高。教材指出：“宋元時期，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销到东亚、南亚、西亚以及东欧、北非地区。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④由此可见，宋代的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但在此之后，教材就“海禁”政策又再次强调：“明王朝执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海禁政策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世纪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面貌走向近代化的世界。”①于是，明清的海外贸易就给师生一种错觉——停滞不前，但其实“明代，虽然对海外贸易曾经屡加限制或禁止，但私人的对外贸易一直在不断扩大，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官方控制的对外贸易，300年间也有所增长”。②即便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泉州、宁波和松江三海关，开放港口有所减少，但“广东沿海各大小港口以及宁波、厦门等港口也依然准许往南洋贸易，而且就其贸易量而言，还超过了以前”。③据统计，当时粤海关在80年间的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27亿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08亿两增长10倍以上。且当时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宋代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其中，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收入为500万两白银，有150万两为贩运中国商品所得，而中国瓷器是贸易的主要商品。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的100年中，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在600万件以上（见图1）。④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非但没有停顿或萎缩，而且以不可遏制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值远远超过前代。
第二，货币流通方式的成熟。教材指出：“北宋时的益州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⑤宋代主要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后由于交子比金属货币更易携带与使用，便利了商业的往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交子”的使用并非表明宋代货币已经成熟，其作为北宋王朝筹措财政收入重要手段，由于之后政府的任意滥发且无基本的准备金保证，而迅速走向了贬值与衰落。不过，随着明清时期政府政策的变化，尤其在明朝中后期，“隆庆开禁”⑥与“一条鞭法”⑦的促进，再加之白银作为货币具有币值稳定，价值较高、易于分割等优点，使得“民间交易一直大都用银，小者碎银和制钱兼用”，⑧推动了货币流通由“钱钞并行”递进为“唯银是用”，直接促使白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货币，避免了由于纸币贬值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从而稳定了社会与市场，体现了白银作为货币手段的成熟性。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四川眉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的考古发现，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领导者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谜。共出土各类文物3万余件，其中银锭银器以万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普遍性。同时据估计，由于外贸发展，明后期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我国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取了大约6万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⑨可见，此时中国的白银对于整个世界白银的走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明清时期白银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商业经济的健康稳定，满足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需求，体现了明清货币流通方式的成熟性与国际性，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明清商业较之宋代呈现“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
第一，商业性会馆的构建。宋代“市”在空间和时间上限制的突破，进而构建出宋代商业“市坊合一”的特色，于是行会、厢坊等制度相继出现，但它们大都体现了官方对商业的管理，如厢坊制度①中设厢官，管理城市繁荣地带，而民间自发的经济组织却尚未完善。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口的迁徙，为贩运商业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但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推进商业贸易与物质流通的过程中，出现了由于地域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言、习俗等沟通障碍，以及商业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斥，于是会馆作为新型的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并由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使得它从起初接待官绅士子的聚集点逐渐演进为服务商业的场所，“昔馆西城，士大夫私焉，系之广州也，今馆中城，商旅私焉，不系之广州，所以别也”。②商业性会馆数量的多寡逐渐成为衡量当地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例如苏州被誉为“东南一大都会”，原因就在于当时苏州“五方商贾，辐揍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③（见图2）会馆的建立为商人彼此交流商业信息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汇集于此，共享市场信息，交流市场行情，对于市场价格给出指导性意见，有利于商人更顺畅地经营业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地域性商帮的崛起。自明代中期起，出现了促成地域商帮极为有利的社会大背景： 1.政府对大运河漕运和边防道路的重视，全国水陆交通较之过去大为改观，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而大规模贩运需要商人结成群体，集中物力财力；2.朝廷征收商税由明初的“三十税一”到中后期的“十税一”，商业税率相比宋元减轻不少，这就降低了商人的经营成本，有利于商人实力的增加和商业集团的产生；3.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日益发达，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连明成化、弘治两朝的重臣丘濬也不由感叹道：“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④多地经商成风，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为商人集团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众多有利因素的合力下，商帮渐渐形成，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乡联系的场所，成为推动各地商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中晋商和徽商的势力最为强大，素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⑤的说法。以山西平遥的晋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见图3）为例，年汇金额100万两至3800万两（单位白银），历经100年，创造收入累计1500万两。⑥而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见图4）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賈，“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资财动辄巨万，尤足以壮声势”。⑦地域性商帮的崛起，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中国自然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第三，工商城镇的专业化。明清时期，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一批新兴工商城市的发展，它们或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手工业，或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吸引大小商人前来经商，因此各类专业性工商市镇应运而生。其中，嘉兴王江泾镇的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苏州不仅是丝织业中心（见图5），也是各省青蓝布匹汇集之所，使得大批徽商到此从事丝绸贸易，并开设了许多加工棉布的布号；名镇汉口既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都会，又是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全国性商品市场。而且，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致，城市中还出现区域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在苏州，棉布业市镇有南翔镇、新泾镇、月浦镇、江湾镇等；丝绸业市镇如著名的盛泽镇、黄溪镇、濮院镇等。同时，市镇发展规模也日益扩大，仅以苏州府为例，明万历年间，已有市镇33个；到清代，苏州府各县市镇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据乾隆《苏州府志》载，那时吴县等8县就有94个市镇，比明朝万历时增加了近3倍，其中千户以上的市镇至少有28个，而盛泽、法华等镇都是万户以上的巨镇。①工商城镇专业化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城镇商业的繁荣，而且推动了商业的分工与集聚，从而提升了明清商业发展的层次，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在宋代之后不仅没有走下坡路，而且凭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坚挺的发展态势，在明清时期依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其中既有“量的激增”又有“质的提高”，并达到了崭新的高度。诚然，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始终应该以教材为授课基础，以重难知识点为突破口，但笔者认为，教师仍然要适时地通过批判性思维提升具体教学的宽度和深度，尤其要重史据，多辨析，去伪存真，精益求精，从而避免出现逻辑性错误。新课标，如同一把丈量历史教学有效性的标尺，要求一线教师在积极提升自己史学素养和扩展史学视野的同时，重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吃透教材，吃准知识点，坚守批判性思维，提高精准度，使高中的历史教学既基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因为高中教师不止是三尺讲台的授课者，更是求真求实信念的播种者：“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为史者应具备史德、史识、史学与史才。”②
【作者简介】谢天，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5-0049-04
朱汉国教授认为：“高中历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必须让学生领悟具有历史学特征的学术品格，我们可称之为史学品格。它包含史学中求真的精神、贯通的意识和批判思维。”①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对于某种事物、现象和主张发现问题所在，同时根据自身的思考逻辑地作出主张的思考”。②这就要求一线教师既在多元化、开放性的客观环境下求真、求善，又不能被传统观点下“标签化”倾向所束缚，促进课堂教学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人民版必修二“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一课，历来是高中中国古代经济史部分的重点，它对于梳理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又对于教授“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及之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课程作了良好的铺垫。为了突出本课的教学重点，教材中大量篇幅用于宋代商业经济的描述，例如宋代的市“突破了原先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商业活动不再受到官吏的直接监管”，“草市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饮食服务设施”等，并提升至相当的高度，而对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叙述却稍显抽象且不够深入，例如对明清商业重要知识点“商帮”和“会馆”的解读只是寥寥几句：“在京城、省城和大商埠出现了会馆”，“会馆的出现，与按地域结成的商帮有关。在这些商帮中，晋商和徽商的势力最为强大”，这弱化了学生对明清商业经济的深刻理解，并在无形之中使许多学生甚至部分教师产生“宋代之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走了下坡路”的认知误区，但事实是否如此？
“学贵知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③因此，面对质疑和认知上的差异，引导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便成为了当务之急。笔者通过有针对性地搜集相关史料，整理、归纳、辨析后认为，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较之宋代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商业经济的发展总体趋于多元化，出现了新颖的经济因素（商帮、会馆等），专业化工商城市崛起，海外贸易远超前代，货币流通更突显其成熟性与国际性，其进步性既表现在量的激增，更体现了质的提高。
首先，明清商业较之宋代呈现“量的激增”，主要表现在：
第一，海外贸易层次的提高。教材指出：“宋元時期，海外商运发展迅速，中国商品远销到东亚、南亚、西亚以及东欧、北非地区。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④由此可见，宋代的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但在此之后，教材就“海禁”政策又再次强调：“明王朝执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海禁政策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世纪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面貌走向近代化的世界。”①于是，明清的海外贸易就给师生一种错觉——停滞不前，但其实“明代，虽然对海外贸易曾经屡加限制或禁止，但私人的对外贸易一直在不断扩大，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官方控制的对外贸易，300年间也有所增长”。②即便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泉州、宁波和松江三海关，开放港口有所减少，但“广东沿海各大小港口以及宁波、厦门等港口也依然准许往南洋贸易，而且就其贸易量而言，还超过了以前”。③据统计，当时粤海关在80年间的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27亿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08亿两增长10倍以上。且当时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而宋代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主要是间接贸易。其中，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收入为500万两白银，有150万两为贩运中国商品所得，而中国瓷器是贸易的主要商品。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的100年中，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在600万件以上（见图1）。④可以说，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非但没有停顿或萎缩，而且以不可遏制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值远远超过前代。
第二，货币流通方式的成熟。教材指出：“北宋时的益州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⑤宋代主要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后由于交子比金属货币更易携带与使用，便利了商业的往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交子”的使用并非表明宋代货币已经成熟，其作为北宋王朝筹措财政收入重要手段，由于之后政府的任意滥发且无基本的准备金保证，而迅速走向了贬值与衰落。不过，随着明清时期政府政策的变化，尤其在明朝中后期，“隆庆开禁”⑥与“一条鞭法”⑦的促进，再加之白银作为货币具有币值稳定，价值较高、易于分割等优点，使得“民间交易一直大都用银，小者碎银和制钱兼用”，⑧推动了货币流通由“钱钞并行”递进为“唯银是用”，直接促使白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货币，避免了由于纸币贬值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从而稳定了社会与市场，体现了白银作为货币手段的成熟性。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四川眉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的考古发现，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领导者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谜。共出土各类文物3万余件，其中银锭银器以万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普遍性。同时据估计，由于外贸发展，明后期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我国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认为：“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取了大约6万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⑨可见，此时中国的白银对于整个世界白银的走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明清时期白银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商业经济的健康稳定，满足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需求，体现了明清货币流通方式的成熟性与国际性，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次，明清商业较之宋代呈现“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
第一，商业性会馆的构建。宋代“市”在空间和时间上限制的突破，进而构建出宋代商业“市坊合一”的特色，于是行会、厢坊等制度相继出现，但它们大都体现了官方对商业的管理，如厢坊制度①中设厢官，管理城市繁荣地带，而民间自发的经济组织却尚未完善。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口的迁徙，为贩运商业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但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推进商业贸易与物质流通的过程中，出现了由于地域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言、习俗等沟通障碍，以及商业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斥，于是会馆作为新型的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并由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使得它从起初接待官绅士子的聚集点逐渐演进为服务商业的场所，“昔馆西城，士大夫私焉，系之广州也，今馆中城，商旅私焉，不系之广州，所以别也”。②商业性会馆数量的多寡逐渐成为衡量当地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例如苏州被誉为“东南一大都会”，原因就在于当时苏州“五方商贾，辐揍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③（见图2）会馆的建立为商人彼此交流商业信息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汇集于此，共享市场信息，交流市场行情，对于市场价格给出指导性意见，有利于商人更顺畅地经营业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地域性商帮的崛起。自明代中期起，出现了促成地域商帮极为有利的社会大背景： 1.政府对大运河漕运和边防道路的重视，全国水陆交通较之过去大为改观，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而大规模贩运需要商人结成群体，集中物力财力；2.朝廷征收商税由明初的“三十税一”到中后期的“十税一”，商业税率相比宋元减轻不少，这就降低了商人的经营成本，有利于商人实力的增加和商业集团的产生；3.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日益发达，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连明成化、弘治两朝的重臣丘濬也不由感叹道：“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④多地经商成风，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为商人集团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众多有利因素的合力下，商帮渐渐形成，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乡联系的场所，成为推动各地商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中晋商和徽商的势力最为强大，素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⑤的说法。以山西平遥的晋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见图3）为例，年汇金额100万两至3800万两（单位白银），历经100年，创造收入累计1500万两。⑥而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见图4）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賈，“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资财动辄巨万，尤足以壮声势”。⑦地域性商帮的崛起，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中国自然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第三，工商城镇的专业化。明清时期，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一批新兴工商城市的发展，它们或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手工业，或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吸引大小商人前来经商，因此各类专业性工商市镇应运而生。其中，嘉兴王江泾镇的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苏州不仅是丝织业中心（见图5），也是各省青蓝布匹汇集之所，使得大批徽商到此从事丝绸贸易，并开设了许多加工棉布的布号；名镇汉口既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都会，又是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全国性商品市场。而且，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致，城市中还出现区域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在苏州，棉布业市镇有南翔镇、新泾镇、月浦镇、江湾镇等；丝绸业市镇如著名的盛泽镇、黄溪镇、濮院镇等。同时，市镇发展规模也日益扩大，仅以苏州府为例，明万历年间，已有市镇33个；到清代，苏州府各县市镇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据乾隆《苏州府志》载，那时吴县等8县就有94个市镇，比明朝万历时增加了近3倍，其中千户以上的市镇至少有28个，而盛泽、法华等镇都是万户以上的巨镇。①工商城镇专业化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城镇商业的繁荣，而且推动了商业的分工与集聚，从而提升了明清商业发展的层次，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在宋代之后不仅没有走下坡路，而且凭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坚挺的发展态势，在明清时期依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其中既有“量的激增”又有“质的提高”，并达到了崭新的高度。诚然，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始终应该以教材为授课基础，以重难知识点为突破口，但笔者认为，教师仍然要适时地通过批判性思维提升具体教学的宽度和深度，尤其要重史据，多辨析，去伪存真，精益求精，从而避免出现逻辑性错误。新课标，如同一把丈量历史教学有效性的标尺，要求一线教师在积极提升自己史学素养和扩展史学视野的同时，重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吃透教材，吃准知识点，坚守批判性思维，提高精准度，使高中的历史教学既基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因为高中教师不止是三尺讲台的授课者，更是求真求实信念的播种者：“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为史者应具备史德、史识、史学与史才。”②
【作者简介】谢天，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省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