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中的几个历史问题
关键词 梭伦，克洛伊索斯，希罗多德，辩论，幸福，历史撰述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3-0047-06
梭伦（Solon，约前638年—约前558年）是古代雅典执政官，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者。根据传统史学观点，公元前594年，梭伦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梭伦以及梭伦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以人教版高中教材为例，必修教材中的“古代希腊文明与民主政治”、选修教材中的“梭伦改革与商鞅变法”，都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梭伦和他所主持的改革。但是，关于梭伦改革的时间，历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又与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本文从历史学角度，探讨几个一直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力图深入分析相关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答。希望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能够为中学历史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希望借此激发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进一步思考教材之外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梭伦为了让雅典民众发誓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10年不得改变，他自己也不再干涉雅典的政治，选择周游列国10年。在这10年中，他到过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的首府萨尔迪斯拜见当时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吕底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强国，所以希罗多德对吕底亚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着墨颇多。克洛伊索斯统治时期，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大部分城邦，使吕底亚的国力强盛到顶峰。因此，对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这两位希腊和小亚细亚最著名政治家的见面，希罗多德更是不惜笔墨详细记述。
克洛伊索斯把梭伦当做客人来接待，并让他住在王宫里。在梭伦抵达后第3、第4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他的仆从带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宝库里所有贵重而华美的东西都展示给梭伦看。然后，克洛伊索斯向梭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克洛伊索斯希望梭伦认为他自己这样权倾天下也富甲天下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梭伦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据希罗多德记载，梭伦在讨论的最后得出了如此结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优点的人，把它们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他的名字前加上‘幸福的头衔。”①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永恒的思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各个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这段著名的对话是否真实发生过？
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巨著《希腊史》中认为，这段对话肯定没有真实发生过，因为这中间存在时代错乱。说时代错乱有两个证据：（1）因为一般认为梭伦生于公元前638年，逝世于公元前558年，而克洛伊索斯在公元前560年才即位，梭伦不大可能在78岁高龄，即去世的前两年内还到小亚细亚去。（2）一般认为梭伦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然后他辞去执政官职务，离开雅典，外出游历10年，以此换取雅典人发誓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至少10年。也就是说，即便他到访过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那也应该是在公元前594至前584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格罗特据此认为，如果梭伦见过克洛伊索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遇到过当时还是王子身份的克洛伊索斯。尽管承认这种可能性，格罗特还是对希罗多德的记载进行了嘲讽：
即便没有时代错乱的问题，这个故事的道德目的也非常明显。并且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编排得如此严密，这本身也足以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之不可靠，除非有足够分量的同时代的可靠证据能够推翻这些质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关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叙述，只不过是虚构的一个例证而已，希罗多德经常从一些哲学家那里借用这类虚构，用自己的华丽表述给这些故事穿上外衣。这一次，他果断地使用了诗意十足的语言，而没有使用他惯常的表达方式。①
格罗特的观点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古史学界基本上倾向于认为这段著名的对话是虚构的。②
但是也存在不同的观点。1888年，牛津大学古典学家托马斯·凯斯（Thomas Case）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这件事。他认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梭伦改革实际上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颁布解负令，当人们认识到解负令的巨大功绩以后，才任命梭伦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即全面的立法。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存在争议。自公元前2世纪罗德岛的历史学家索斯克拉底（Sosicrates）以来，普遍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发生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担任执政官的任内期。公元前4世纪的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则将梭伦改革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583年。托马斯·凯斯引用希罗多德第二卷第177节的一个记载作为证据，认为梭伦的第二阶段改革既不是发生在公元前594年，也不在公元前583年，而是在公元前570年以后。因为希罗多德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Amasis）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每一个埃及人每年都要到他所在的诺姆的首长那里汇报他的生活状况。如果他不这样做，或者不来证明他过着正当的生活，他就将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并且在他的同胞中加以推行，时至今日他们还遵守着这条法律。③因为埃及国王阿玛西斯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托马斯·凯斯据此推论梭伦的第二阶段立法改革是在公元前570年以后。他还引用了一段当时刚出土的纸草文献来证明他的论述。这段纸草文献记载了执政官达玛西亚斯（Damasias）当政时期，发生了一次革命运动，要求向贵族以外的等级开放官职。托马斯·凯斯认为，这位达玛西亚斯不是公元前639年那位执政官，而是公元前586年的执政官。因此，如果梭伦立法已经在公元前594年进行了，那么这次要求开放官职的运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④托马斯·凯斯的观点尽管不是学界主流观点，但是仍然得到了查尔斯·希格尼特（Charles Hignett）、拉斐尔·塞利（Raphael Sealey）、P. J. 罗兹（P. J. Rhodes）等学者的认同。
笔者同意托马斯·凯斯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有其内在一致性，也有其历史事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构这段对话的几个相关节点如下：公元前594年，梭伦担任执政官，颁布解负令，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公元前570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登上王位，并颁布关于民众汇报生活的法令；公元前57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梭伦进行第二阶段的全面改革，其中学习了阿玛西斯的法令，并在改革之后去国远游10年；公元前560年，克洛伊索斯登上王位。公元前558年，梭伦去世。因此，梭伦应该有很大可能性在公元前560年至前558年之间与作为国王的克洛伊索斯见面并且讨论什么是幸福。
二、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是梭伦的观点，还是希罗多德本人的观点？
学界传统认为，这段辩论实际上是表达了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梭伦所阐述的人的幸福以及神灵与人的幸福的关系，是贯穿希羅多德《历史》全书的纲领性哲学基础。①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希罗多德笔下的梭伦，并不等同于真实历史中的梭伦。②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美国犹他大学古典学者玛贝尔·朗（Mabel Lang）就认为，希罗多德从来没有直接确认他同意他笔下的梭伦的观点。比如关于神灵的嫉妒，玛贝尔·朗认为，希罗多德全书有五处提到了神灵的嫉妒，但是每次都不是希罗多德自己说的，而是他笔下的各种人物分别说的，希罗多德本人从未明确表达过他对这种观点的认同。③在玛贝尔·朗的基础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学者凯尼斯·沃特斯（Kenneth Waters）进一步提出，凡是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话，都不应该视为希罗多德自己的意见，他笔下的人物所说的话，应该理解为“希罗多德认为这个人物在这个场合就应该这么说”。④也就是说，希罗多德认为，以梭伦的身份，在与克洛伊索斯辩论的场合，他就会这么说。
关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对话的具体内容，希罗多德肯定没有当面听过，也没有人能够完整的复述给他。但是希罗多德用了很长篇幅记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这种历史写作方法是古代历史学家所经常采用的。比希罗多德稍晚一些的修昔底德也引用了大量演说辞，修昔底德是这么说的，“有些演说辞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⑤然而，恰恰是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在修昔底德看来，在他之前的希腊作家，尤其是诗人和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求真求实的态度。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散文记事家，其实就是说希罗多德，所关心的不在于说明事实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他们的题材，随着时间推移也就成为不足凭信的虚构。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玛贝尔·朗和凯尼斯·沃特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恰恰回应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指责，是对希罗多德历史著作方法的肯定。希罗多德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他的方法论自然还是处于初始阶段，他的文本不可能如后世史学著作那么完善和严密。但是希罗多德已经确立了西方历史学中甄别史料和史料批评的基本方法。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大量引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的对话，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重构历史场景，但是这种场景重构的基础建立在希罗多德对当事人身份、地位、学识等各方面情况的准确把握之上。这段著名对话中梭伦关于幸福的观点应该这样理解：希罗多德认为梭伦在这个场合应该这么说。至于希罗多德自己是否同意梭伦的观点，从希罗多德全书的记述来看，尽管他相当推崇梭伦的历史功绩和个人成就，但是并没有明确表明他自己是否认同梭伦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将梭伦的观点等同于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
三、克洛伊索斯的结局及后世学者对这次辩论的相关记载
梭伦认为，只有在一个人去世后才能评判他是否够得上幸福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恰好在这次对话的另一个主角克洛伊索斯身上应验了。希罗多德记载，克洛伊索斯一生中遭遇了两次重大打击。第一件事，他的爱子、唯一的接班人、出类拔萃的阿泰斯（Atys）被人误杀了。更为悲情的是，杀死他儿子的人，恰恰就是他曾亲自为之洗净了杀人血污的人。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是弗里吉亚的王族成员，他误杀了自己的兄弟，跑到吕底亚来请求克洛伊索斯的庇护，克洛伊索斯根据自己国家的习惯给他举行了洗净杀人血污的仪式，并让他在自己的王宫中住了下来。但是这个阿德拉斯图斯最终再次误杀了人，且被误杀者正是克洛伊索斯的儿子阿泰斯。阿泰斯率领吕底亚的勇士帮助美西亚人（Mysians）捕杀猪怪时，被随行的阿德拉斯图斯误杀了。阿德拉斯图斯也因愧疚而自杀于阿泰斯墓前。希罗多德认为，这是神给予克洛伊索斯的一次可怕的惩罚，惩罚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自认为是人间最幸福的人。①
第二件事，克洛伊索斯误解了神谕的意思，与强大的波斯帝国开战，最后战败灭国，自己也成为了波斯国王居鲁士的俘虏。当克洛伊索斯为准备进攻波斯人而请求神谕时，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告诉他，如果他进攻波斯人，他将摧毁一个大帝国。②克洛伊索斯信心满满地与波斯人开站，最终却战败了。他派人去质问神谕，德尔斐的女祭司答复说，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就应该再派人去询问这个帝国究竟是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帝国，还是他自己的帝国。③希罗多德记载了吕底亚人的一些传说。据说克洛伊索斯在战场上正要被一位波斯人杀死之时，他那天生失语的儿子突然开口说话了，大声呼喊不要伤害克洛伊索斯，从而救了他。克洛伊索斯被俘以后，居鲁士令人将他绑起来准备烧死，但是晴空之中突然天降暴雨浇灭了大火。居鲁士惊异之下，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是神所宠爱的人。在进一步了解了克洛伊索斯被神谕“欺骗”的事情，并得到了克洛伊索斯关于战争的忠告以后，不仅释放了克洛伊索斯，并且转而对他礼遇有加。④尽管居鲁士仍然对他以国士相待，但是克洛伊索斯从一国之君变成了阶下囚，无论如何是谈不上梭伦所定义的幸福了。
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以及克洛伊索斯最后的结局，成为千百年学者们探究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典型素材，许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记载或阐释了这个故事。比希罗多德晚一些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晚一些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时代的诸多作家，如西塞罗（Cicero）、奥索尼乌斯（Ausonius）、推罗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 of Tyre）、克莱门特（Clement）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记载或改写过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故事。直到12世纪拜占庭的约翰·泰泽（John Tzetzes）的《千行诗集》（Chiliades）仍然以这个故事为素材。13世纪的法国诗人简·德·蒙（Jean de Meun）的长诗《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第二部也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这个故事。⑤其中值得重点分析的是亚里士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记载。
亚里士多德在《欧台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和《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都引用了梭伦的观点，尽管在这几处地方他都没有提及克洛伊索斯。他在《欧台谟伦理学》中说，“正如梭伦所建议的，我们不能称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为幸福的人，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以后才能如此评判”。①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详细讨论了梭伦的观点。他认同梭伦关于“中等程度的外在善且有节制的生活即幸福”的观点，②但是他似乎并不太赞同梭伦关于“看到最后”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③
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比希罗多德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对话。虽然希罗多德也提到了还有其他贤者拜访过克洛伊索斯，但是他并没有详谈，重点还是记载梭伦的讨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则以一种非常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克洛伊索斯与其他贤者的对话。④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虽然比希罗多德晚得多，但是他并没有花工夫进行史料批判，很多时候都是不加甄别地抄录前人的作品，这是他的作品被命名为《历史文库》的原因之一。
生活于公元1至2世纪的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对话。相比希罗多德的记载，普鲁塔克增加了其他一些情节。他说著名的寓言家伊索（Aesop）当时也在场，并且还劝告梭伦在国王面前少说话，当然梭伦并没有改变自己直抒胸臆的态度。普鲁塔克还说，这次著名的对话最后还拯救了克洛伊索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将要被居鲁士烧死的时候，大喊了三声“啊，梭伦！”居鲁士问清楚克洛伊索斯与梭伦对话的情形以后，深受感触，转而对克洛伊索斯尊重有加。因此，梭伦得到了一种名声，说他以一言而救了一个国王，并教育了另一个国王。⑤普鲁塔克的作品总是带着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他所记载的梭伦與克洛伊索斯的对话，也符合他一贯的写作风格。
通过比较希罗多德的记载与后世其他学者的记载，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尽管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但是他确实无愧于“历史之父”的称号。从对这次辩论的历史素材的选择和关注重点来看，他和后世其他学者还是有很大区别。希罗多德选取的是最能表现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的素材，恰当地表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将这些素材有机地结合在整个历史叙述的框架之中。可以说希罗多德的记述已经有着非常明确的史学意识和探究意识了。相反，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罗马时代普鲁塔克尽管要比希罗多德晚得多，甚至普鲁塔克还对希罗多德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批评，但是他们要么是不分主次、事无巨细地罗列，要么是史学探究让位于道德说教，史学意识和史学方法反而不如希罗多德先进。
古史研究的主要难题是史料问题，史料难题又有两个层面。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首要的难题是可资利用的一手史料非常有限。就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来说，真正可以称得上一手史料的只有希罗多德的记载。其他作家，不管是从历史学角度记载此事的色诺芬，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此事的亚里士多德，他们生活的时代离这次辩论的时间太远了，并且很明显能够看出他们的记述也基本上来源于希罗多德。更晚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所用的史料来源，但是也基本上是在希罗多德所记载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第二个层面的难题在于，我们所使用的一手史料的可靠性。尽管希罗多德为了他的历史撰述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记载了吕底亚当地人的说法，而且对这些说法进行了一定分析，并与相关的其他信息来源进行对比，但是毕竟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这次辩论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他不可避免地采用某些文学手法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当后世学者站在历史远端来审视这些古代问题时，我们一方面能够根据更多相关史料，运用年代学等方法来对一手史料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论证都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本文涉及的一些问题，梭伦改革究竟是只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还是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梭伦与克洛伊索斯之间的辩论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些问题都难有定论。至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梭伦所说的话，究竟是他笔下的梭伦的观点，还是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更是无法真正还原。因此，本文探讨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中的相关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遵守史料甄别和史料分析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场景，并在这种场景还原的过程中透视古代作家历史撰述的方法，探讨不同古代作家的历史撰述风格，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关问题的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吕诗琼，中学一级教师，山东省滕州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3-0047-06
梭伦（Solon，约前638年—约前558年）是古代雅典执政官，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者。根据传统史学观点，公元前594年，梭伦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梭伦以及梭伦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以人教版高中教材为例，必修教材中的“古代希腊文明与民主政治”、选修教材中的“梭伦改革与商鞅变法”，都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梭伦和他所主持的改革。但是，关于梭伦改革的时间，历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又与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本文从历史学角度，探讨几个一直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力图深入分析相关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答。希望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能够为中学历史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也希望借此激发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进一步思考教材之外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梭伦为了让雅典民众发誓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10年不得改变，他自己也不再干涉雅典的政治，选择周游列国10年。在这10年中，他到过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的首府萨尔迪斯拜见当时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吕底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强国，所以希罗多德对吕底亚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着墨颇多。克洛伊索斯统治时期，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大部分城邦，使吕底亚的国力强盛到顶峰。因此，对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这两位希腊和小亚细亚最著名政治家的见面，希罗多德更是不惜笔墨详细记述。
克洛伊索斯把梭伦当做客人来接待，并让他住在王宫里。在梭伦抵达后第3、第4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他的仆从带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宝库里所有贵重而华美的东西都展示给梭伦看。然后，克洛伊索斯向梭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克洛伊索斯希望梭伦认为他自己这样权倾天下也富甲天下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梭伦的回答却出人意料。据希罗多德记载，梭伦在讨论的最后得出了如此结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优点的人，把它们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他的名字前加上‘幸福的头衔。”①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永恒的思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各个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这段著名的对话是否真实发生过？
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巨著《希腊史》中认为，这段对话肯定没有真实发生过，因为这中间存在时代错乱。说时代错乱有两个证据：（1）因为一般认为梭伦生于公元前638年，逝世于公元前558年，而克洛伊索斯在公元前560年才即位，梭伦不大可能在78岁高龄，即去世的前两年内还到小亚细亚去。（2）一般认为梭伦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然后他辞去执政官职务，离开雅典，外出游历10年，以此换取雅典人发誓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至少10年。也就是说，即便他到访过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那也应该是在公元前594至前584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格罗特据此认为，如果梭伦见过克洛伊索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遇到过当时还是王子身份的克洛伊索斯。尽管承认这种可能性，格罗特还是对希罗多德的记载进行了嘲讽：
即便没有时代错乱的问题，这个故事的道德目的也非常明显。并且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编排得如此严密，这本身也足以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之不可靠，除非有足够分量的同时代的可靠证据能够推翻这些质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关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叙述，只不过是虚构的一个例证而已，希罗多德经常从一些哲学家那里借用这类虚构，用自己的华丽表述给这些故事穿上外衣。这一次，他果断地使用了诗意十足的语言，而没有使用他惯常的表达方式。①
格罗特的观点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同，古史学界基本上倾向于认为这段著名的对话是虚构的。②
但是也存在不同的观点。1888年，牛津大学古典学家托马斯·凯斯（Thomas Case）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这件事。他认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梭伦改革实际上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颁布解负令，当人们认识到解负令的巨大功绩以后，才任命梭伦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即全面的立法。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存在争议。自公元前2世纪罗德岛的历史学家索斯克拉底（Sosicrates）以来，普遍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发生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担任执政官的任内期。公元前4世纪的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则将梭伦改革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583年。托马斯·凯斯引用希罗多德第二卷第177节的一个记载作为证据，认为梭伦的第二阶段改革既不是发生在公元前594年，也不在公元前583年，而是在公元前570年以后。因为希罗多德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Amasis）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每一个埃及人每年都要到他所在的诺姆的首长那里汇报他的生活状况。如果他不这样做，或者不来证明他过着正当的生活，他就将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并且在他的同胞中加以推行，时至今日他们还遵守着这条法律。③因为埃及国王阿玛西斯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托马斯·凯斯据此推论梭伦的第二阶段立法改革是在公元前570年以后。他还引用了一段当时刚出土的纸草文献来证明他的论述。这段纸草文献记载了执政官达玛西亚斯（Damasias）当政时期，发生了一次革命运动，要求向贵族以外的等级开放官职。托马斯·凯斯认为，这位达玛西亚斯不是公元前639年那位执政官，而是公元前586年的执政官。因此，如果梭伦立法已经在公元前594年进行了，那么这次要求开放官职的运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④托马斯·凯斯的观点尽管不是学界主流观点，但是仍然得到了查尔斯·希格尼特（Charles Hignett）、拉斐尔·塞利（Raphael Sealey）、P. J. 罗兹（P. J. Rhodes）等学者的认同。
笔者同意托马斯·凯斯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有其内在一致性，也有其历史事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构这段对话的几个相关节点如下：公元前594年，梭伦担任执政官，颁布解负令，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公元前570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登上王位，并颁布关于民众汇报生活的法令；公元前57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梭伦进行第二阶段的全面改革，其中学习了阿玛西斯的法令，并在改革之后去国远游10年；公元前560年，克洛伊索斯登上王位。公元前558年，梭伦去世。因此，梭伦应该有很大可能性在公元前560年至前558年之间与作为国王的克洛伊索斯见面并且讨论什么是幸福。
二、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是梭伦的观点，还是希罗多德本人的观点？
学界传统认为，这段辩论实际上是表达了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梭伦所阐述的人的幸福以及神灵与人的幸福的关系，是贯穿希羅多德《历史》全书的纲领性哲学基础。①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希罗多德笔下的梭伦，并不等同于真实历史中的梭伦。②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美国犹他大学古典学者玛贝尔·朗（Mabel Lang）就认为，希罗多德从来没有直接确认他同意他笔下的梭伦的观点。比如关于神灵的嫉妒，玛贝尔·朗认为，希罗多德全书有五处提到了神灵的嫉妒，但是每次都不是希罗多德自己说的，而是他笔下的各种人物分别说的，希罗多德本人从未明确表达过他对这种观点的认同。③在玛贝尔·朗的基础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学者凯尼斯·沃特斯（Kenneth Waters）进一步提出，凡是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话，都不应该视为希罗多德自己的意见，他笔下的人物所说的话，应该理解为“希罗多德认为这个人物在这个场合就应该这么说”。④也就是说，希罗多德认为，以梭伦的身份，在与克洛伊索斯辩论的场合，他就会这么说。
关于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对话的具体内容，希罗多德肯定没有当面听过，也没有人能够完整的复述给他。但是希罗多德用了很长篇幅记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这种历史写作方法是古代历史学家所经常采用的。比希罗多德稍晚一些的修昔底德也引用了大量演说辞，修昔底德是这么说的，“有些演说辞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⑤然而，恰恰是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在修昔底德看来，在他之前的希腊作家，尤其是诗人和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求真求实的态度。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散文记事家，其实就是说希罗多德，所关心的不在于说明事实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他们的题材，随着时间推移也就成为不足凭信的虚构。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玛贝尔·朗和凯尼斯·沃特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恰恰回应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指责，是对希罗多德历史著作方法的肯定。希罗多德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他的方法论自然还是处于初始阶段，他的文本不可能如后世史学著作那么完善和严密。但是希罗多德已经确立了西方历史学中甄别史料和史料批评的基本方法。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大量引述梭伦和克洛伊索斯的对话，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重构历史场景，但是这种场景重构的基础建立在希罗多德对当事人身份、地位、学识等各方面情况的准确把握之上。这段著名对话中梭伦关于幸福的观点应该这样理解：希罗多德认为梭伦在这个场合应该这么说。至于希罗多德自己是否同意梭伦的观点，从希罗多德全书的记述来看，尽管他相当推崇梭伦的历史功绩和个人成就，但是并没有明确表明他自己是否认同梭伦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将梭伦的观点等同于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
三、克洛伊索斯的结局及后世学者对这次辩论的相关记载
梭伦认为，只有在一个人去世后才能评判他是否够得上幸福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恰好在这次对话的另一个主角克洛伊索斯身上应验了。希罗多德记载，克洛伊索斯一生中遭遇了两次重大打击。第一件事，他的爱子、唯一的接班人、出类拔萃的阿泰斯（Atys）被人误杀了。更为悲情的是，杀死他儿子的人，恰恰就是他曾亲自为之洗净了杀人血污的人。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是弗里吉亚的王族成员，他误杀了自己的兄弟，跑到吕底亚来请求克洛伊索斯的庇护，克洛伊索斯根据自己国家的习惯给他举行了洗净杀人血污的仪式，并让他在自己的王宫中住了下来。但是这个阿德拉斯图斯最终再次误杀了人，且被误杀者正是克洛伊索斯的儿子阿泰斯。阿泰斯率领吕底亚的勇士帮助美西亚人（Mysians）捕杀猪怪时，被随行的阿德拉斯图斯误杀了。阿德拉斯图斯也因愧疚而自杀于阿泰斯墓前。希罗多德认为，这是神给予克洛伊索斯的一次可怕的惩罚，惩罚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自认为是人间最幸福的人。①
第二件事，克洛伊索斯误解了神谕的意思，与强大的波斯帝国开战，最后战败灭国，自己也成为了波斯国王居鲁士的俘虏。当克洛伊索斯为准备进攻波斯人而请求神谕时，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告诉他，如果他进攻波斯人，他将摧毁一个大帝国。②克洛伊索斯信心满满地与波斯人开站，最终却战败了。他派人去质问神谕，德尔斐的女祭司答复说，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就应该再派人去询问这个帝国究竟是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帝国，还是他自己的帝国。③希罗多德记载了吕底亚人的一些传说。据说克洛伊索斯在战场上正要被一位波斯人杀死之时，他那天生失语的儿子突然开口说话了，大声呼喊不要伤害克洛伊索斯，从而救了他。克洛伊索斯被俘以后，居鲁士令人将他绑起来准备烧死，但是晴空之中突然天降暴雨浇灭了大火。居鲁士惊异之下，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是神所宠爱的人。在进一步了解了克洛伊索斯被神谕“欺骗”的事情，并得到了克洛伊索斯关于战争的忠告以后，不仅释放了克洛伊索斯，并且转而对他礼遇有加。④尽管居鲁士仍然对他以国士相待，但是克洛伊索斯从一国之君变成了阶下囚，无论如何是谈不上梭伦所定义的幸福了。
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以及克洛伊索斯最后的结局，成为千百年学者们探究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典型素材，许多学者以不同的视角记载或阐释了这个故事。比希罗多德晚一些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晚一些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时代的诸多作家，如西塞罗（Cicero）、奥索尼乌斯（Ausonius）、推罗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 of Tyre）、克莱门特（Clement）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记载或改写过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故事。直到12世纪拜占庭的约翰·泰泽（John Tzetzes）的《千行诗集》（Chiliades）仍然以这个故事为素材。13世纪的法国诗人简·德·蒙（Jean de Meun）的长诗《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第二部也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这个故事。⑤其中值得重点分析的是亚里士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记载。
亚里士多德在《欧台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和《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都引用了梭伦的观点，尽管在这几处地方他都没有提及克洛伊索斯。他在《欧台谟伦理学》中说，“正如梭伦所建议的，我们不能称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为幸福的人，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以后才能如此评判”。①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详细讨论了梭伦的观点。他认同梭伦关于“中等程度的外在善且有节制的生活即幸福”的观点，②但是他似乎并不太赞同梭伦关于“看到最后”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③
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比希罗多德更加详细地阐述了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对话。虽然希罗多德也提到了还有其他贤者拜访过克洛伊索斯，但是他并没有详谈，重点还是记载梭伦的讨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则以一种非常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克洛伊索斯与其他贤者的对话。④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虽然比希罗多德晚得多，但是他并没有花工夫进行史料批判，很多时候都是不加甄别地抄录前人的作品，这是他的作品被命名为《历史文库》的原因之一。
生活于公元1至2世纪的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对话。相比希罗多德的记载，普鲁塔克增加了其他一些情节。他说著名的寓言家伊索（Aesop）当时也在场，并且还劝告梭伦在国王面前少说话，当然梭伦并没有改变自己直抒胸臆的态度。普鲁塔克还说，这次著名的对话最后还拯救了克洛伊索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将要被居鲁士烧死的时候，大喊了三声“啊，梭伦！”居鲁士问清楚克洛伊索斯与梭伦对话的情形以后，深受感触，转而对克洛伊索斯尊重有加。因此，梭伦得到了一种名声，说他以一言而救了一个国王，并教育了另一个国王。⑤普鲁塔克的作品总是带着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他所记载的梭伦與克洛伊索斯的对话，也符合他一贯的写作风格。
通过比较希罗多德的记载与后世其他学者的记载，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尽管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但是他确实无愧于“历史之父”的称号。从对这次辩论的历史素材的选择和关注重点来看，他和后世其他学者还是有很大区别。希罗多德选取的是最能表现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的素材，恰当地表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将这些素材有机地结合在整个历史叙述的框架之中。可以说希罗多德的记述已经有着非常明确的史学意识和探究意识了。相反，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罗马时代普鲁塔克尽管要比希罗多德晚得多，甚至普鲁塔克还对希罗多德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批评，但是他们要么是不分主次、事无巨细地罗列，要么是史学探究让位于道德说教，史学意识和史学方法反而不如希罗多德先进。
古史研究的主要难题是史料问题，史料难题又有两个层面。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首要的难题是可资利用的一手史料非常有限。就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来说，真正可以称得上一手史料的只有希罗多德的记载。其他作家，不管是从历史学角度记载此事的色诺芬，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此事的亚里士多德，他们生活的时代离这次辩论的时间太远了，并且很明显能够看出他们的记述也基本上来源于希罗多德。更晚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所用的史料来源，但是也基本上是在希罗多德所记载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第二个层面的难题在于，我们所使用的一手史料的可靠性。尽管希罗多德为了他的历史撰述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记载了吕底亚当地人的说法，而且对这些说法进行了一定分析，并与相关的其他信息来源进行对比，但是毕竟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这次辩论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他不可避免地采用某些文学手法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当后世学者站在历史远端来审视这些古代问题时，我们一方面能够根据更多相关史料，运用年代学等方法来对一手史料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论证都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本文涉及的一些问题，梭伦改革究竟是只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还是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梭伦与克洛伊索斯之间的辩论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些问题都难有定论。至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梭伦所说的话，究竟是他笔下的梭伦的观点，还是希罗多德自己的观点，更是无法真正还原。因此，本文探讨梭伦与克洛伊索斯关于幸福的辩论中的相关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遵守史料甄别和史料分析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场景，并在这种场景还原的过程中透视古代作家历史撰述的方法，探讨不同古代作家的历史撰述风格，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关问题的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吕诗琼，中学一级教师，山东省滕州市第三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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