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障碍研究探索助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2023.03.11

潘锋

【编者按】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老年人健康快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高血压、认知功能障碍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的两大类疾病，而且未来这一人群将越来越多。有鉴于此，本刊约请章军建教授等专家学者，系统、深入地剖析和回顾了国内外高血压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研究状况，重点报道了我国在高血压防治领域的重要成就。

高血压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研究，已成为当前心脑血管病领域的热点之一。在6月28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卒中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神经科首席专家章军建教授说，高血压对认知功能的损伤已是公认的事实。明确高血压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早期诊断干预、有效控制血压对于延缓痴呆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及国际间高血压与阿尔兹海默病（AD）等认知功能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业内同道继续努力。

高血压是认知功能障碍

重要危险因素

章军建教授首先介绍说，认知功能障碍泛指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减退，涵盖自轻度认知损害到痴呆的各个阶段，血管性痴呆（VaD）、AD是老年期痴呆常见的两种类型，目前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7月29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201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居民约有8年多时间带病生存，说明我国老年人患病比例高，进入老年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还不是很高。

章軍建教授说，AD作为认知功能损害的最常见病因，其主要病理表现为细胞外Aβ沉积引起淀粉样斑块，及细胞内Tau磷酸化引起的神经纤维缠结。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血管危险因素可能加速推动了AD的发展进程。目前AD的发生机制还没有完全被阐明，AD治疗疗效欠佳。近年来，一系列基于AD病理，针对Aβ和Tau的药物干预临床试验以失败而告终，越来越多的痴呆研究开始转向关注血管因素在AD和VaD发病中的作用，对血管危险因素与认知功能障碍关系的探索，将有可能会提供有效的痴呆二级预防治疗措施。

章军建教授介绍，从病理角度研究发现，认知功能障碍存在复杂的脑血管病损。Newcastle分类除传统的梗死外，将VaD分为多个亚型：包括大梗塞或多个梗塞，多发脑梗塞痴呆;多发性小梗塞;小脑血管病，如透明样变、淀粉性血管病、腔梗、血管周围病变、微出血等;白质病变;关键性梗塞，如丘脑、海马、基底前脑;大脑低灌注，如海马硬化症、缺血缺氧性损害、皮质层状坏死等;脑出血，包括脑叶出血、脑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伴AD病理的脑血管改变，如混合性痴呆等。

2011年《中国血管性认知障碍诊治指南》单独对血管危险因素相关性认知功能损害的概念进行了描述，突出强调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血管危险因素，可能对认知功能的损害具有直接促成作用，血管危险因素可独立于或协同于卒中对认知功能造成损害。《指南》将血管性认知损害的病因作了以下分类，一是缺血性病因：包括多发性脑梗死、关键部位梗死等大血管病变;腔隙性脑梗死等小血管病变;血容量不足、心脏射血障碍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血压偏低等低灌注性病变。二是出血性病因，包括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三是其他脑血管病性病因，如脑动静脉畸形等以及脑血管病伴AD，或AD伴脑血管病。

章军建教授说，血管性认知功能损害（VCI）是指脑血管危险因素、显性或非显性脑血管病引起的，从轻度认知损害到痴呆的一大类综合征。危险因素相关性VCI是指有长期的血管危险因素，但无明确卒中病史，影像学无明显的血管病灶。高血压是引起VCI最常见的血管危险因素。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4.3%，初步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高血压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普遍较低，且随着高血压持续时间增加，认知功能损害发病率也随之增高，特别是病程超过20年的患者，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下降。除老年高血压人群外，中年高血压人群认知损害也应引起高度重视。美国多城市进行的一项研究对1805名中年高血压患者进行了认知功能检测并随访12年，发现中年高血压增加认知功能障碍发病风险，患者出现记忆与信息处理速度方面的下降。日本2017年开展的一项有关血压变异性与痴呆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日间血压变异性增加，痴呆风险明显升高。另有研究发现，高血压影响认知功能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群体中，中年期高血压增加了65%的痴呆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高血压增加男性痴呆风险，高血压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2018年发表的一项有关隐匿性高血压对认知功能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血压正常老年人相比，隐匿性高血压的老年患者认知功能有所下降，因此，当检测到老年人患隐匿性高血压时，认知评估可能有助于认知损害的早期识别与诊断。

国际AD协会在2014年的大会上发布了一项老年人不同阶段高血压与痴呆风险关系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不伴高血压的80～90岁人群，罹患痴呆的风险明高于同龄的高血压患者。研究者认为，由于一定程度的高血压可能会有利于老化的脑部血流量和氧的充分维持，对于高龄老年人群来说，血压高可能更有利于整体认知功能的维持，因此老年人群血压水平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可能是相反的。“高血压是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中年期高血压更容易导致认知功能障碍，但老年期高血压可能会保护认知功能。”章军建教授说。

痴呆发病机制复杂

章军建教授介绍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外对于高血压影响认知功能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包括脑血流灌注失衡、脑白质损伤、脑灰质损伤、Aβ沉积、遗传因素、血压波动、不恰当的降压等。

章军建教授介绍，20年来的实验与临床研究发现，慢性脑低灌注损伤BBB和神经网络是认知障碍的病理基础。1171例AD患者多模态影像学、血浆、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检测发现，脑血流量降低早于其他标志物。4579例非痴呆人群，随访7年，MRI脑血流检测显示，脑低灌注与认知下降及痴呆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发现，己酮可可碱扩张血管药物，具有改变红细胞变形能力及扩张血管作用，显著改善脑血流灌注。临床研究也显示，己酮可可碱可提高慢性脑缺血患者局部脑血流量，改善认知功能。

章军建教授说，脑灌注除与血压有关以外，还与血管的弹性和僵硬度有关。动脉中膜增厚和内膜增生，血管腔狭窄，血流阻力增加，造成大脑重要功能区血流灌注不足。内皮细胞或脑细胞通透性发生变化，引起脑白质区小动脉结构改变，继发缺血梗死，损害脑白质。高血压除影响到血管本身功能外，还会造成血脑屏障损害和微血管损害，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Aβ清除障碍在脑实质的沉积，进一步加重了神经细胞的退变。高血压对AD病理影响的实验研究发现，AD小鼠模型在大脑半球和解剖海马提取物中的可溶性β淀粉样蛋白比例增高。此外，夜间血压升高使心脑血管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加速血管内皮损伤和脑血管硬化;高血压和载脂蛋白ApoE4等位基因具有协同作用，该等位基因加速了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高血压对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动脉顺应性、动脉硬化程度有关。在无临床症状的中老年人中，动脉硬化度和搏动指数升高与亚临床脑血管损伤的纵向进展、更严重的认知衰退有关。因此，针对动脉硬化的干预，可能有助减轻神经血管疾病发展和认知能力下降。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血压增高后可出现脑结构的影像学改变。海马区扩大的血管周围空间（H-EPVS）在高血压患者中是一个常见的发现，并且与老年人增龄和较差的高血压治疗依从性有关，H-EPVS还与较差的语言推理功能有关。因此有学者认为，高血压可能通过影响H-EPVS导致认知功能下降。血管周围巨噬细胞（PVMs）是一种独特的脑巨噬细胞，不仅参与血管的舒缩功能，调节血流灌注，具有重要的稳态作用，同时还有产生大量活性氧（ROS）的潜力。由于血脑屏障渗透性增加，使血管緊张素Ⅱ进入了血管周围空间，激活了PVMs中的血管紧张素Ⅰ型受体，通过超氧化物生成酶NOX2产生的ROS。因此在与高血压相关的神经血管和认知功能损害中，PVMs有可能成为新的治疗靶点。动物研究和临床研究都提示，长期高血压会损害神经突触的可塑性，降低突触密度，促进在小鼠海马中与突触功能相关的基因失调。这些由高血压引起的变化可能损害海马记忆，并导致VCI和AD。此外，由高血压直接引起的微出血、腔隙性梗死等小血管病变，通过损害Aβ血管清除率，增加Aβ沉积，促进Aβ前体蛋白裂解等途径，进一步加重了高血压相关的神经血管和突触功能障碍。

降压治疗有助降低痴呆风险。

章军建教授介绍说，大多数研究报道显示，抗高血压治疗可以降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一项降压治疗对全因性痴呆发生率的影响的荟萃分析研究认为，总体上大部分研究支持控制高血压有利于控制痴呆和认知功能障碍的发展。

在预防认知功能衰退降压药选择方面，不同的研究推荐了不同的降压药物。Rouch等对1990年以来相关的38篇文献进行了meta分析，涵盖1 346 176例高血压患者，分析结论认为，抗高血压药物治疗不但可降低血管性痴呆的风险，而且还可降低AD风险。抗高血压药物尤其是钙通道阻滞剂（CCB）和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ARB），可以有效防治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发生。但该研究也显示，有关降压药对高血压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结论并不统一，相关研究仍需持续开展。在比较使用CCB、其他降压药或不治疗的临床研究中，CCB对降低AD风险更有效。一项对平均年龄79岁的6537例老年患者，平均8.4年的随访研究表明，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环利尿剂与痴呆低风险有关，能更有效控制痴呆发生。

章军建教授说，除药物治疗外，抗高血压饮食疗法如地中海饮食（DASH）近年来也备受关注，DASH是指摄入更多的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全谷物、家禽、鱼类、坚果以及低摄入脂肪、红肉、糖果和含糖饮料。2017年，迄今为止一项最大的饮食模式和认知功能关系研究发表，该研究旨在探讨长期坚持抗高血压饮食疗法（DASH）与认知功能的关系。共计16 144名7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参与了试验，从1995年到2001年进行了4次认知测试和多次饮食评估。结果显示，长期坚持DASH饮食对保持老年人认知功能是有益的。

2011年，美国心脏协会（AHA）与美国卒中协会（ASA）根据6项大型临床随机试验和5项meta分析结果，对痴呆高危人群血压管理和认知功能保护给出了如下一般性建议：一是卒中病史人群，降压治疗可以有效预防卒中后痴呆;二是中年人和低龄老年人，降压治疗可以预防痴呆;三是对于80岁以上的人群中，降压治疗对预防痴呆的有效性尚不明确;四是在VCI人群中，降压治疗是必要的。但是AHA/ASA没有对药物选择、治疗时机、血压控制范围等给出进一步建议。2013年欧洲高血压学会（ESH）与欧洲心脏病学会（ESC）高血压管理指南指出，降压治疗对认知功能影响的证据不足，未做出任何建议但鼓励进行新的试验探索。

章军建教授分析认为，造成降压治疗是否有效不统一，选择何种降压药物无定论，缺乏降低血压标准的不同的矛盾研究结果可能原因是，受试人群基础血压不同，受试人群基础认知功能不同，统计分析方法存在误差，认知测评方法掌握存在差异，随访时间过短，导致随访终点时认知功能还未发生显著改变。横断面研究时，高血压和认知障碍同时作为暴露因素，阐明两者的相关性是有限的;纵向研究时，随访时间长短不同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章军建教授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抗高血压治疗中，“一种标尺适合所有”的传统方法，正在向“基于时间、生物年龄、脑血管损伤程度、血液动力学状态的个性化血压管理”转变，从“越低越好”转向“血流动力学最优化”的概念，通过适当的血压管理来减缓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章军建教授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在高危人群中进行干预性研究，应用各种类型的抗高血压药物，进一步了解老年人血压管理的最佳控制尺度。未来的研究策略是关注高血压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从血液循环和血流灌注的角度，将血压与脑循环、代谢功能研究相结合，针对脑低灌注与认知保护干预开展研究。重视脑影像新技术在循环与认知功能评测中的应用，重视高血压与其他血管危险因素的协同作用，全面评测研究对象的基线健康水平、血管危险因素、认知功能并进行精准的亚组分型。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拥军教授在此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从血管因素寻找认知障碍性疾病的防治对策》的报告。王拥军教授说，AD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性别、头颅外伤、脑血管病及心血管病等。目前有关AD发病机制有许多假说，其中以高血压为代表的“血管假说”也是其中之一。有研究发现，血管病和AD有着相同遗传背景，脑血管病和AD之间很多关联的基因都是一样的，遗传背景是一致的。2019年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单基因脑小血管病是单基因血脑屏障病，携带影响血脑屏障完整性的基因将导致血脑屏障病破坏，散发性AD先有血脑屏障病破坏，之后出现Tau蛋白磷酸化、BBB沉积。

血脑屏障破坏是导致神经性病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始动环节，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AD发生的Jack模型学说。该学说认为，目前关注的神经性退变的标志物有Tau蛋白磷酸化等，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脑的微血管结构改变，即血脑屏障改变。如何保护好血脑屏障不被破坏，将是预防和治疗AD新药研发的一个方向。在脑小血管病众多影像标志物中，不能忽视血脑屏障的完整性检查，磁共振可直接检测血脑屏障完整性，影像学已成为近年来AD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王拥军教授介绍，鉴于高血压在痴呆发生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进行了一项名为SPRINT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了解通过干预血压是否能够改变痴呆进展，观察血压降低到什么水平对器官的保护作用更强。研究人员发现，强化降压治疗有助于改善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该研究中关于痴呆和MCI评估的“SPRINT MIND”研究持续进行到2018年7月22日。2019年2月發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强化降压治疗降低了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以及轻度认知障碍与AD的综合风险。但研究同时发现，在已经被诊断为AD的参与者中，标准治疗和强化治疗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Kristine Yaffe 教授在为该研究撰写的评述中说，“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担心被诊断为AD和相关痴呆，SPRINT MIND试验带来了很大的希望。SPRINT MIND试验并不是预防AD和其他认知障碍的最终答案，但这是征服此类疾病漫长征程中向前一次大的飞跃。”

“这项研究第一次从大规模三级临床试验告诉我们，通过干预血管危险因素预防AD是可行的。该研究提出的尽早预防记忆丧失，与AD领域发展方向一致，如同我们针对心脏健康和癌症预防的研究性干预措施一样，为探索预防AD提供新的方向。”王拥军教授说。

多项研究支持AD的血管假说

王拥军教授说，从流行病学角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AD的血管假说，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来自Framingham心脏研究。

Framingham心脏研究开始于1948年，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时间最长的一项心血管病研究，原始队列为年龄30岁至62岁人群，共计5209例，每2年检查一次，目前仍在随访的原始队列减少了一半。1971年该研究纳入来自原始队列研究对象的子孙及子孙配偶，合计5124例，这一研究旨在探索心血管危险因素对心血管病的遗传贡献。Framingham心脏研究从1977年到2008年做过4次认知评价，分别是1997～1983年、1986～1991年、1992～1998年、2004～2008年，5年累积发生率统计发现，总痴呆、AD、VaD在被调查地区都是下降的。认知与危险因素变化研究发现，痴呆发生相关危险因素包括，中年时收缩压升高、中年时BMI增加、中年时2型糖尿病、既往发生过卒中、既往有心血管疾病史，既往有房颤史等。研究结论认为，在Framingham心脏研究参与者中，过去30年间AD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虽然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尚未完全阐明，但不排除与血管危险因素控制相关。

同年，英国学者发表了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研究报告。该研究始于2007年，50万人参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队列研究，旨在研究遗传易感性与环境暴露对疾病发生的影响，其中47万人做过认知评价。认知评价结果发现在UK Biobank整体人群中，“推理”水平下降与心血管代谢疾病因素高度相关，“逻辑记忆错误”和心血管代谢疾病高度相关，“认知能力”整体水平与心血管代谢疾病数量呈现线性关系，3种以上疾病将造成更大的认知能力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心血管代谢疾病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而且随着心血管代谢疾病数量的增加，其对认知的影响有叠加作用。这一研究再次表明，预防和延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发生，能够推迟认知下降及痴呆。

王拥军教授继续介绍说，近年来支持AD血管假说的证据越来越多。一项发表在JAMA Neurology上的研究显示，对于家族性和散发性晚发AD（LOAD）来讲，卒中病史显著增加疾病风险，介导血管危险因素和LOAD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独立于遗传背景。2015年10月JAMA发表了加拿大安娜略卒中和痴呆趋势（2002～2013）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卒中下降与痴呆减少曲线高度吻合。牛津郡血管研究是脑血管病最著名的国际队列研究之一。2019年最新文献报告，该地区每一次卒中后，AD或其他痴呆的风险增加近50倍，推测卒中病史与血脑屏障破坏和微小血管损害相关。哈佛老年队列研究的内容是老年人血管危险因素和AD病理学，研究发现：老年痴呆主要相关因素与血管危险因素高度相关。随着血管因素的增加，大脑中淀粉样沉积、Tau沉积增加，呈高度线性关系。2017年发表在Ann Neurol上的一项梅奥老年化临床研究结果发现，痴呆的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衰、糖尿病、卒中等，研究发现血管危险因素与淀粉样沉积、Tau沉积高度相关，与神经元丢失、神经退变高度相关。这一研究再次提示，不能忽视血管危险因素在AD中的贡献。

王拥军教授说，小血管病架起了神经变性疾病与脑血管病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从血管因素探讨认知障碍性疾病的防治对策，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血管危险因素和血管病导致血管相关损害，如BBB破坏、小血管病、远隔白质完整性破坏、低灌注、表层铁沉积，诱发血管性认知障碍，因此通过控制复发，阻断神经血管单元损害的分子过程，可以干预或延缓血管认知障碍发生。另一方面，血管危险因素和血管病激发和加速了神经变性过程，如APP降解、Tau磷酸化、神经元丢失并引发AD，因此通过控制复发，阻断神经元变性的分子过程可干预AD的发生发展。

我国高血压防治成效卓著

2019年8月9日至11日，“中国高血压大会暨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年会”（简称“中国高血压大会”）在北京召开。世界高血压联盟原主席、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刘力生教授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根据“十二·五”调查数据，中国高血压知晓率为47%，治疗率为41%，最终控制率仅为1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我国现有约2.7亿高血压患者，但三甲医院门诊资源时间有限。国内外高血压防控的成功实践经验越来越有力地说明，高血压管理必须深入基层，而将高血压治疗路径简单化是关键一步。通过简单路径能更好地帮助基层医生了解高血压治疗方案，将更多患者留在基层第一线，对于提升我国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至关重要。高血压防控不能单打独斗，政策层面需要政府主导，以保证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到基层，在专业执行层面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对于目前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以解决。

亚太心脏病联盟委员、江西省人民医院心内科陈章强教授说，面对我国庞大的高血压患病人群，仅依靠少数大医院显然难以为计的。高血压具有群防群治的特点，基层是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基层医生是高血压防治的主力军。陈章强教授介绍，目前我国基层医生在高血压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如对指南的知晓率仅为10.5%，不能按照指南做出正确诊断的高达65.5%，70.5%的基层医生不能为患者正确选择指南推荐的降压药，治疗策略错误率达70%，基层医生知识欠缺、诊治水平不高并非个别现象。陈章强教授分析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基层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现状不容乐观。继续医学教育是医生获取新知识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但45%的基层医生尚未得到很好的继续教育，医学知识相对老化，目前的继续医学教育现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医生水平的提高。为提高江西省基层医疗机构高血压诊治水平，江西省人民医院利用远程医学中心，协助会诊来自基层医院或社区医院的疑难病例，医院专家定期到社区出诊查房，帮助社区医务人员提高技术能力和诊疗规范水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三级医院高水平服务。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研究会委员、威海市中心医院科技城分院综合内科科主任迟相林博士认为，高血压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公共问题。威海地区高血压发病率高于全国水平，高血压往往同时伴随着高血脂、肥胖、胰岛素抵抗等，需要综合调治。基层是防治高血压的前沿和主阵地，提高高血压防治水平首先要提高民众对高血压的知晓率。近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健康教育，强调限盐，适当运动等，高血压一级预防取得成效，威海市中心医院接诊的脑出血患者明显减少。

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林志鸿教授介绍，2014～2016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福建省年龄15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4.2%。为加强高血压防治工作，福建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高血压学组2017年起，开展了“高血压走进基层——燎原计划福建EA项目”。在主任委员林金秀教授带领下，福建省内各大医院的心内科专家下基层开展高血压规范化诊疗培训，该项目已在厦门、龙岩、宁德等地顺利开展，取得了预期效果。在吴可贵教授、谢良地教授等的带领下，2010年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始主办“健康血压中国行全国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武夷高血压高峰论坛”，至今已举办了数十场区域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培训基层医生上万人次。挂靠在该院的福建省高血压病医疗质控中心定期对基层医院进行质控评价，对基层医疗机构提出具体的规范化要求，提高了治疗率、控制率和达标率。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委员、曙光医院刘永明副主任医师介绍，上海地区高血压总患病率为29.1%，其中上海城市地区高血压患病率为28.7%，乡村地区患病率为39.2%。为规范高血压诊治和管理，提高控制率，最大限度降低心脑血管发病和死亡风险，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治疗分会等决定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高血压达标中心，曙光医院是第一批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单位。曙光医院强化高血压规范化治疗，不断提高达标率，同时与基层医院形成良好的双向转诊制度，并将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三级—二级—社区一体化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助力提升高血压管理能力和水平。

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徐瑞主任医师介绍，山东省是我国人口大省之一。根据2015年山东省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终期评估暨高血压、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山东省18～69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1.05%，估算山东约有2000多万高血压患者。2017年12月，医院加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高血压专病医联体山东省中心，医务人员下基层开展高血压指南、高血压筛查、高血压用药等学术交流和讲座，持续坚持加强对基层高血压防治工作的指导。医院与社区合作，向居民宣传低盐饮食的重要性，普及高血压防治生活常识。来自社区的慢病管理数据显示，居民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健康中国行动”带来政策春风

“中国高血压大会”大会主席、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英贤教授说，今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简称“健康中国行动”）正式发布，“健康中国行动”主要围绕疾病控制和健康促进两个核心展开高血压防治。“健康中国行動”提出，到2030年，我国30岁以上居民高血压知晓率不低于65%，高血压规范管理率不低于70%，高血压治疗控制率持续提高。降低高血压发病率不仅要求18岁以上人群知晓自己的血压，还应对处于血压高值范围的人群尽早进行血压管理，积极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健康中国行动”为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带来政策上的春风，也对未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但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率仍处在较高水平，高血压管理水平低，如何在2020年和2030年两个时间节点完成既定目标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会长、北部战区总医院名誉院长韩雅玲教授说，中国高血压人群近3亿，但遗憾的是，居民高血压知晓率不到50%，整体控制率约15%。尽管我们已经在高血压研究和综合管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赵连友教授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血压防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广先进、科学、规范化的高血压诊断路径和治疗措施，培养了大批高血压研究人才，我国高血压防治队伍不断扩大。

“什么是高血压？为什么高血压越治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葛均波教授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葛均波教授认为，高血压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作为医生，关注患者的血压值固然重要，但高血压发生发展机制、流行病学、营养学、社会学、病理学等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高血压没有出现靶器官损害前由心内科管理，出现靶器官损害后患者被分散到神经内科、肾内科进行后续治疗，这种传统做法没有将患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对待。如何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细化到一个一个器官去治疗，是值得医生思考的问题。唯有保障人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才能真正实现“健康中国203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教授在题为“‘健康中国2030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报告中，阐述了高血压等重大疾病防治策略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中的重要意义。王陇德教授说，“健康中国行动”要求将“预防为主、防病在先”融入各项政策中，研究具体政策措施，推动落实重点任务。“健康中国行动”提出了三个大方面共十五项重要行动，其中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要求做到人人知晓个人血压、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自我血压管理、注重合理膳食和酌情量力运动等。在社会和政府层面，全面实施35岁以上人群首诊血压制度，推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的共管策略。

王陇德教授说，目前“健康中国行动”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有针对性的干预、治疗措施尚未广泛实施，防治网络体系有待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专业分工碎片化，学科缺乏合作，健康服务产业发展滞后等。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可预防80%的心脑血管疾病及2型糖尿病、55%的高血压和40%的肿瘤。比较1950～2005年中美两国冠心病和卒中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经过长达50年血压、血糖、血脂控制以及戒烟和建立卒中管理体系，美国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下降。王陇德教授建议，全面动员推进血压管理，增设血压监测点，加强信息收集工作;依托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将异常血压测量情况及时传递给家庭医生或所在区域卫生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控，凝聚全社会力量，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专家简介

章军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導师。现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神经科首席专家。湖北省痴呆与认知障碍医学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常委、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痴呆与血管性认知损害研究，参与《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等多部指南或专家共识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