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研究的时代之光

    关键词 拜占庭研究，学术传统，精神解放，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21）05-0022-09

    拜占廷帝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16世纪末至17世紀末的早期兴起阶段、18世纪百年左右的停滞阶段、19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①拜占廷研究工作的曲折发展伴随着欧洲近代以来巨大的历史变革，这门学问的兴起生动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变化，透射出工业文明兴起的时代之光。

    有关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学术史的总结概述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特别是一些拜占廷帝国通史书更是在开章首节中加以阐释。虽然不同作者的叙述不尽相同，但是举凡重要的拜占廷学者及其作品、重要的发展转折点和变动趋势等，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他们的描述中。譬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帝国》、瓦西列夫的《拜占廷帝国史》、赫里斯托菲洛布鲁的《拜占廷史》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文字。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纯学术的描述，而是重点探讨拜占廷研究工作是如何伴随着近代初期以来欧洲地中海世界的变化而发展，其阶段性发展又是如何反映着时代的变化。不得不说，多数相关作品虽有所提及，但并未从这个角度系统说明问题，笔者浅谈一二。

    一、玩赏出的大学问

    拜占廷学的发展源于近代早期欧洲有闲阶层的尚古热潮。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欧洲各地快速扩展，法兰西、德意志两国的有钱人和文人学者效仿南方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搜集、整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手稿，把玩和收藏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古代艺术品，一时形成热潮。推行开明君主专制的法国王朝不失时机附庸风雅，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促成了自上而下的鉴赏古代文书文物的时尚。述及于此，我们不得不明了文艺复兴运动和拜占廷学问的关系。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14世纪源起于意大利、后扩展至整个欧洲的新文化运动，持续了近300年，影响广泛而深远。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细致研究将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推入经典作品的殿堂，这里不需赘述。②恰好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早期阶段，拜占廷帝国进入其衰败的晚期，直到1453年帝国灭亡，其间拜占廷文人西逃亚平宁半岛，促使古代文物和文本大量进入意大利并成为这场运动重要的文化来源，风云际会，历史巧合的奇妙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在拜占廷帝国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期，众多具有坚实古典希腊学问和坚守古代学术传统的拜占廷知识分子离开风雨飘摇、战乱不定的故土，前往渴求希腊知识的意大利。诸如莱恩提乌斯·皮拉图（Leontius Pilatus）、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马科斯·姆修拉斯（Marcus Musurus）和吉米斯托·普莱松（Gemistos Plethon）等学富五车的学者积极传授古希腊语知识，以其良好的品性和渊博的学问，①深刻影响了像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塞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等人文主义者，促使他们崇尚古代文化、敬仰古代学术。②包括彼得拉克、薄伽丘等著名人文主义者在其书信中都表达了对他们各自的拜占廷导师的尊敬和热爱。普莱松还将其特别推崇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永恒不朽和灵魂不灭等客观唯心论哲学带到意大利，推动建立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这个学院在突破天主教坚持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为人文主义者们提供了哲学思想的新武器，他们冲破传统哲学的束缚，重构与重视人性和理性的古典传统相吻合的新思想框架，以适应新文化运动的需要。③他们还从衰亡的拜占廷故土带往意大利大量珍贵的古希腊手抄本，客观上保护了这些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宝，并通过翻译和整理，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准确的古代文本。④研究表明，正是这批拜占廷学者的贡献，才使得现存于世的75%的古希腊文献以拜占廷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⑤诚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廷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⑥他们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复兴古代学问和传统的热潮，使这场新文化运动因此呈现出最鲜明的特征。拜占廷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其文化经过大批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并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拜占廷文化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中。

    拜占廷文人西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间上的巧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上的共时性现象，还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场冠以“文艺复兴”之名的新文化运动是地中海北岸地区萌发的新兴阶级的新生活推动的，早期工业文明在这个地区首先发端，中古晚期社会萌发的新经济运动借助地中海商贸活动迅速发展，纺织业迅猛兴起，财富加速积累，城市生活繁盛，这里的金融银行业执整个欧洲之牛耳，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富有的城市共和国相继崛起。有钱有闲人口比例的增加必然催生新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其中新文化需求不断冲击旧有的中古基督教禁锢，更加自由而符合人性的文化艺术需求急剧扩大，而富有和闲暇为新阶级提供了“把玩”“玩赏”古代文物和文献的条件。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悄然崛起的新阶级迫切需要找到文化上的突破口，他们从新生活中找到了切入点，而拜占廷文人学者的到来为代表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的人文主义者提供了文化资源。

    那么，古希腊学问为什么能够受到人文主义者的青睐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答案了。纵观欧洲地中海古代世界，古希腊文化在继承包括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内的地中海盆地古代多元文化成就的基础上，集该地区不同上古文化之大成，促使其发展到古典文明新的高峰。古希腊文化无论在人文学科还是艺术领域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和几乎后无来者的高度，在包括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系统全面的成果，达到了古代世界最高的水平。诚如芬利所说，“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近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所有主要的思想、文学和艺术形式几近完备，并为后世及诸多文化所传承……希腊人不仅精通诸如医学、建筑、天文等学科，而且他们的论证艺术、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对复杂问题更为敏锐的理解力”都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①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推崇人性的自然美和理性的智慧美，其审美的价值倾向激发人类探索客观世界的无限潜能，创造出人类与命运抗争的悲壮精神境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自由自在的探索欲望正好为文艺复兴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所急需，因此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提供的古代文化资源正好为其所用，进而使这场新文化运动显示出鲜明的复兴古代文化艺术的特征。

    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还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下的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的历史现状有直接关系。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最初施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下，作为原先拜占廷帝国子民的希腊人继续享有信仰上的自由，他们在东正教“米莱特”社区中，保存并延续了拜占廷时期的希腊语及古典文化传统，并在缴纳了更多税之后，通过教会保存了希腊拜占廷时代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趋于严苛，控制收紧，东正教会发挥了更大的团结拜占廷希腊人的作用。拜占廷帝国的覆灭极大刺激和激发了其子民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于是便出现了大批携带拜占廷古书文物外逃意大利的拜占廷文人，这一热潮也恰好为西欧学者提供了研究拜占廷历史文化的重要学术文献。

    总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通过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表达了新的思想追求，而拜占廷流亡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古希腊拜占廷（东罗马）文化资源，古希腊拜占廷文化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使得这场新文化运动形成了鲜明的特征。然而，要取得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还需要一场神学革命，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二、精神解放结硕果

    “拜占廷的”这个词汇早就存在于古代文献中，但赋予其严谨的科学意义上的定义则是从16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开始的，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便是1517年爆发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对“人”的精神解放带来了思想自由的新时代，也促成了拜占廷学发展的专门化。

    德意志和意大利一样，近代初期处于封土建制的高峰期，在今天德国境内存在着包括选侯领地、领主庄园乃至封臣和骑士封土、自由城市等大小不等的封建政治实体。其中特别有实力的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便是当时有权有钱的贵族势力，该家族门下豢养了一批文人雅士。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便是贵族老爷的秘书。他特别专注于整理、注释拜占廷历史家的手稿，以其旺盛的精力和严谨的态度编辑出版了拜占廷史家约翰·仲纳拉斯（John Zonaras）、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和修道士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重要著作。①就是在这项艰辛的工作中，他发现法国学者过于浪漫了，他们不加区别地将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希腊文献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因为两者有许多重要区别。他认为，从内容上看，古希腊人信奉宙斯及奥林匹斯山诸神，讲求理性和人性，而拜占廷人则尊崇上帝，通过笃信宗教的方式寄托信仰和感情;从语言上看，古希腊人使用以阿提卡方言为主的标准规范的古希腊语，而拜占廷人则因外族持续进入和民族融合，拜占廷时期的希腊语语法和用词转趋混乱，拜占廷的中古希腊语因此被称为“混乱的古希腊语”;从价值倾向上看，古希腊人秉持的是民主和城邦政治的传统，这与拜占廷人重视皇帝制度和基督教信仰亦有所不同。他在整理出版这些著作的前言中提出，要高度重视有关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充分认识拜占廷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廷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廷的”字样，这一做法得到拜占廷研究者的普遍认可。这样，他就成为开创严格意义上的拜占廷学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廷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拜占廷研究最初从德意志和法兰西等国兴起，是与文艺复兴热潮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席卷整个欧洲有关，而严格的拜占廷学出现在德意志则有另一个特殊的背景。就在文艺复兴运动快速扩展的同时，思想解放运动在德意志兴起。这场人类精神的大解放就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的。1517年，对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圣经深有研究的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一张辩论提纲，对罗马教廷派往德意志的特使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其关于赎罪券的宣传极端错误，尤其对教廷在德意志各地推销赎罪券的行为大加批判，嘲笑“他们宣传说，当钱币扔在钱柜中叮当作响的时候，灵魂即会应声飞入天堂”，②史称《九十五条论纲》。该论纲借助刚刚在欧洲出现的印刷术，迅速传遍了德意志和欧洲各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公开挑战教宗及其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反映了德意志各个阶层厌恶天主教神学的心声，也代表了新兴阶级要求民族独立、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主张，因此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在几周内就传遍了德国各地，在几个月内又传遍西欧”。③此后，在德意志形成了主张建立民族的、平等的、节俭的民族教会的路德宗，在瑞士法语区形成了最激进的派别加尔文宗，在英伦三岛形成了安立甘宗，路德首倡的“唯信称义”神学成为新教信仰的核心。④天主教的權威遭到沉重打击，其强调教宗至上、教阶等级和教礼仪式的神学说教也受到真正的挑战，长期束缚广大信徒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禁锢也因此被打破了，一个精神自由的时代开始了，以至于有学者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称为“人的发现”。⑤

    事实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具有相同的时代属性，恩格斯认为它们在意大利被称为文艺复兴，而在德意志被称为宗教改革。⑥前者击溃了中古基督教信仰的外壳，后者则瓦解了其内在的神学堡垒。两场运动都发生在政治上同样四分五裂的地区，说明新文化运动和精神解放运动同样需要宽松的人文环境，需要在地方政治实体相互竞争的、而不是统治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度里形成和发展，同时也需要近代工业生产的相对发达和社会富足。⑦也正是在德意志地方诸侯的保护下，一批拜占廷学专家与马丁·路德一样在宽松的环境中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而思想解放不仅推升德国成为近代古典哲学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古典音乐的故乡，而且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也产生出享誉世界的创新成果。德意志出现了众多杰出的拜占廷学者，他们不仅致力于拜占廷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而且还不断开辟出拜占廷研究的新领域，为拜占廷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廷古籍的译注工作，传承着德意志严谨的学风。后来，这一传统在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那里结出了硕果。他代表德国拜占廷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廷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并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廷作品和作家逐个描述评论，是拜占廷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然是拜占廷学者必备的案头书，①被翻译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主编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廷学术年刊《拜占廷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廷学一流的学术出版物。

    显而易见，宗教改革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新文化热潮基础上，冲破了基督教束缚人类精神的神学枷锁，摧毁了罗马教廷为最高代表的天主教神圣权威，拉开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拜占廷学就在此大背景下获得长足发展。

    三、思想自由的理性光彩

    拜占廷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里表现出历史的诡谲无常，因为阻碍拜占廷学发展的竟然是启蒙运动。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法、英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坚持皇帝专制的拜占廷帝国持彻底批判的态度。

    在此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工业革命渐次开展的背景下，思想文化和学术界出现了启蒙主义的思想解放高潮。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批判宗教神学，蔑视与共和政体相左的王权专制制度，以皇帝专制统治为其主要政体的拜占廷帝国当然遭受到了启蒙主义者的否定，拜占廷人对“东正教”的笃信也受到批判。启蒙主义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是个“黑暗的时代”，主张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共和与思想自由。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便明确表达了对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的轻蔑和鄙夷，前者揶揄拜占廷历史“除了唱高调和崇拜神迹外别无它物的、毫无价值的汇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耻辱”，②后者认为“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③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家影响的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廷帝国千余年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过程，还曾提到这一衰亡过程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④爱德华·吉朋甚至不屑于使用“拜占廷的”这个词，而是直接将其著作定名为《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当时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还有着强烈的現实要求。新兴资产阶级要实现民主与共和的思想诉求，就必须与旧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决裂”，反对拜占廷人的政治专制和宗教盲信就合情合理了。近代法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是在国王路易十三（Louis ？育）和路易十四（Louis ？誉）在位期间，他们实行开明专制政策，自然以崇尚古典文明来粉饰太平盛世，无意中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红衣主教马扎兰（Mazarin）和柯尔贝特（Colbert）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后者成为拜占廷历史资料十分丰富的中心。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廷古籍系列丛书，1645年出版了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廷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廉库震努斯（John Ⅵ Kantakauzenos，1347—1354年在位）的《历史》，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奠定了《巴黎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但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批评的目标恰恰是专制王权极端强化的国王，对法国专制政治的彻底否定也直接祸及拜占廷历史文化，对后者的全盘否定必然贬低相关的研究工作，诸如杜康之（Du Cange）这样学富五车的拜占廷学家及其作品都被打入冷宫。①

    从欧洲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看，启蒙思想的确是人类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文明进步都有积极意义。但是从拜占廷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严重阻滞了拜占廷研究工作的发展，对该学科领域进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我们或可将此视为政治运动对学术发展造成的破坏作用。可以理解的是，代表工业文明进步思想的启蒙主义史观一时表现得矫枉过正，为了冲破思想牢笼，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采取了极端的思想表达方式，全盘否定拜占廷历史，彻底批判拜占廷文化，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实不可取。当时尚在酝酿的革命思潮也对人类过往历史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因为革命进程中的人民往往需要通过否定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来满足现实革命舆论的要求。因此，吉朋简化处理拜占廷宗教文化，就不能把握其思想的精髓和价值。还应该看到，启蒙时代虚无主义历史观对拜占廷史的误读，当时的很多启蒙主义者其实对于古典文化和拜占廷历史并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多，在孟德斯鸠与吉朋等人的著作中甚至出现了许多历史表述和理解的硬伤。为了打造工业文明的话语权和制高点，他们必然要抛弃拜占廷历史，以便适应新阶级发展的思想需求。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的历史局限性需要由历史发展去弥补，在工业文明持续兴起中，科学理性最终必将恢复拜占廷学应有的地位。

    四、科学革命的人文亮点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渐渐平复，怀疑主义思潮泛起，实证主义史学应运而生，适应了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消极历史观的要求，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希望从探求历史真相中寻求国富民安的借鉴。在此背景下，拜占廷研究工作再度受到重视，拜占廷学发展重新走上了快车道。

    德国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等著名作家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后者的《罗马史》还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拜占廷帝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1828年，《波恩拜占廷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波恩出版，学术水平比《巴黎大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英、法、德、俄、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拜占廷学专家，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涉及拜占廷研究的各个领域。19世纪是拜占廷学大师辈出的时期，专业研究成果井喷式的涌现也形成了更加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此后的拜占廷学发展不断加速，其强大的推动力来自前代学者对拜占廷文献的整理和启蒙时代以后的思想解放，更有同时期爆发的科技革命的积极促进作用。

    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思想解放潮流的持续高涨催生了人类发展史上伟大的科技革命，一浪高过一浪。自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普及开始，以动力变革为核心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发现和利用为核心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展示出人类智慧和探索欲望的强大动力，以及此后第三、第四、第五次科技革命无限广阔的前景。相比于经历上万年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它虽然发源于农耕时代，但以超越后者千百倍的发展速率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从农耕世界中孕育出来的工业文明不仅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而且在基本观念、社会制度、生活需求，以及相应的思想方式方面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其不断机械化和科技化，不断追求工效和利润打造出“一个不‘敬天、不‘法祖的世界。它从经济上变以衣食自足的社会为多消费的社会。经济上的传统一旦被抛置一旁，其他的传统准则也就跟着失去了威灵……西方在宗教、法律、政治上的变革，都说明由新兴工业世界带来的种种特点，正以其所附生的社会力量，冲击农本社会的一切传统”。正是工业文明在西欧一隅的发展，突破了人类社会农业文明长期形成的限制，并开始了迅猛的世界性扩展，其中15世纪末的大航海活动是标志性事件，导致全球性的重大变革。“近代的工业世界是对外扩张的世界，传统的农耕世界是固守闭塞的世界。近几个世纪西方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其实质是世界历史上扩张的经济体系对闭塞的经济体系的冲击和挑战。”①自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提出的近现代“日心说”瓦解了天主教世界观后，“新世界和旧世界”诀别的时刻到来了。②作为工业文明兴起发展之重要动力的科技革命逐渐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对拜占廷研究工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首先，科学技术领域分工不断精密和精细化，在加速科技各分支学科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带动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分科发展。如法国学者G.施伦伯格（G. Schlumberger）的《拜占廷帝国印章学》和《拜占廷史诗》是拜占廷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③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不仅完成了《拜占廷帝国史》和《拜占廷：伟大与衰败》等宏观研究作品，他和他的杰出弟子路易·布莱赫尔（Louis. Brehier）还加快了拜占廷政治、官職、文化等专题研究，后者的《拜占廷帝国兴亡》《拜占廷帝国制度》和《拜占廷文化》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④德国法学家K. E. 扎哈利亚·冯·林根绍尔（K. E. Zacharia von Lingenthal）对拜占廷历史上多部法典的研究成果是从事有关专题研究的必读书。⑤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对十字军征服以后的拜占廷历史进行的细致研究则开辟了拜占廷断代史的研究，⑥该书至今仍是拉丁帝国和帕列奥列格王朝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其次，工业文明形成的庞大话语体系是从建立科学技术规范开始的，这也直接带动了人文学科规范化的加快，奠定了至今为学界遵守的专业化标准。英国学者J. B.布瑞（J. B. Bury）在剑桥大学首开学院式后备人才培养的模式，他主编的《剑桥中世纪史》和注释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其《晚期罗马帝国史》和《东罗马帝国史》奠定了基础，也为规范化教学提供了系统教材，毫无疑问，其研究规范为学生们树立了标准，①长期代表英国拜占廷研究的最高水平。德国学者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及其代表性作品也是建立拜占廷研究规范的杰出成果，至今仍是相关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② 由他主编并于1892年首发的《拜占廷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则建立了拜占廷研究学术文章的写作规范和技术要求，甚至直到现在，这个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廷学的顶尖期刊。

    再者，欧洲科学革命是与技术革命紧密相连的，从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医学及化学的思想变革，到蒸汽机、纺织机、电灯电话和现代医药的开发利用，无不透射出科技革命的实用性，同样的特征也体现在拜占廷研究中。英国大文人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的成名之作《拜占廷和希腊帝国史，717—1453年》和《从罗马征服至当代的希腊史》（7卷本）是他积极投身希腊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产物，③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的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的《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希腊图解史》和A.安德列亚迪斯（A. Andreades）的《希腊国家经济史》④都是经世致用、投身伟大民族解放斗争的学术成果。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俄国学者，他们认为，拜占廷帝国灭亡后的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承担起拜占廷文化和东正教信仰的保护人。诸如科学院院士E.库尼科（E. Kunich）、E. 德·穆拉尔特（E. de Muralt）和V.G.瓦西列夫斯基（V. G. Vasilievsky）、N. P.康达科夫（N. P. Kondakov）、I.乌斯本斯基（I. Uspensky）等学者都投入了终身精力，为其后俄罗斯拜占廷学发展确定了研究方向。⑤像这样学以致用的案例举不胜举。

    最后，近代欧洲科技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在所有领域的知识爆炸，拜占廷研究如同人文学科各领域研究一样，呈现出理论方法、研究角度、课题选择、表现形式、话语风格的多元化，其中思想观点的开放性特别明显。在拜占廷学的百花园中，既有G.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 Ostrogorsky）的《拜占廷国家史》⑥和A. A.瓦西列夫（A. A. Vasiliev）的《拜占廷帝国史》这类宏观把握拜占廷整体史的杰作，⑦也有S.仁西曼（S. Runciman）的《拜占廷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这样的专题性作品;⑧既有G. F.赫兹伯格（G. F. Hertzberg）和F.格里高罗维乌斯（F. Gregorovius）突出强调拜占廷文化重要性的作品，也有列夫臣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拜占廷史发展的作品。⑨近年来，拜占廷学更是延续着研究多元化的传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胜景，关注“人学”的新史学和古代晚期学派都在其中占有一席地位。①而现代技术应用于这一古老学科最好的例证就是TLG数据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②

    综上所述，拜占廷学的曲折发展一直伴随着欧洲近代历史的巨大变革，它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萌发，在启蒙时期遭受挫折，随着工业革命特别是科技革命的发展而结出丰硕的成果。作为历史学的一门特殊学问，拜占廷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真实反映出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历史，处处透射出时代变革的光彩。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