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间尺度的历史解释
关键词 时间尺度，解释价值，内在思维，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3-0024-07
时空是一体的，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基于时间的历史解释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间具有不定性，“历史”是在时间中“变化着”“发展的”，因此，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被直观到的“变易”。所以，解释历史应摆脱把时间对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弊端；二是历史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意即解释历史，既要关注历史实践的逻辑演进，又要关注时间因素的作用，还要关注非时间因素的历史影响，如理性就是一种非时间存在，人类文化的最高处就是一种无时间性存在；三是应有一种关联性、系统性时间观，由此去审视历史的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关联性、变异性；四是要关注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几时（初始状态）与固时（线性时间）；五是要关注自然时间（或客观时间，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时间”）与社会时间（或主观时间）。①时间本来是自然运行的规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时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②但时间由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社会时间，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时间作为单一向度，与人的‘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连。人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存在不再复现，由意识那无可逃避的死亡而意识当下，从而感受到‘时间。”③所以，尤其要注意主观时间，就是胡塞尔强调的“内在时間意识”。主观时间与人的主体相关联，“过去的事物之现在乃是记忆，现在的事物之现在便是直接的感觉（direct percetion），将来的事物之现在便是期望”。④其实，心灵在度量时间，并展示出人的精神追求，正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⑤所以，应关注心理时间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影响。
综上可知，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不只是将时间作为一个外在元素或工具去认识历史，而是视时间为历史的内生因素，通过“时间度量”来贴切发现历史的变异与情势，揭示出历史内在演进的实践逻辑，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本文以《辛亥革命》教学为例，谈谈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的价值。
一、问题的诱导性：整体与个别的互构
材料1：1894年，孙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改革主张，但他未能见到李鸿章。甲午战败打破了他对清廷改革的幻想，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①
由此提出问题1：孙中山较快地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这究竟是为什么？
材料2：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短短的4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②
教师先请学生依照教材制作历史年表（主要表明客观时间）——这就培养了学生自主梳理时间的习惯，也落实了基础知识，然后提出问题2：辛亥革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轻快”？
综合两个问题，可以构成一个中心问题：辛亥革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轻快”并取得“成功”？
本例从时间的独特视角出发设计出贴切的中心问题，打破了学生心中存有的模糊而抽象的“普遍性”形象，学生已有知识还未尽知，必将促动学生扩展心中存有的意义域，重新关注新信息，找寻并理解众多的环节或细节如何构成历史的整体（或恩格斯所说的如何形成历史的合力），寻觅出当时人们的共同意识。拓展思维深度与广度，并且让自己的注意力进一步聚焦中心问题，悉心思索，潜心体悟，方能触及历史的现场，进而阐幽发微，以丰富对该事件的解释体系，因而不是诸如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等纠缠于不切事实的泛泛之问，让学生进行机械性模式化认识历史，否则，人们难窥堂奥，这一问题也不可理解。
因此，基于时间尺度设计的问题，关注特定时期发生的独特事件，可以引导学生精细观察人类是怎样选择的（事实上也贴切地展现出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达成对确凿可凭的事实的深刻认识，围绕这一特殊性问题，对于理解随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帝退位的“光荣革命”，有利于学生纵深理解历史，以及从横向层面上反思各个方面发生着的急促变革，让学生与中心问题进行照应性理解。也可从纵向层面上反思事件的持续发展，例如，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以来，“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国势日削，政务日隳”，全是因为《临时约法》的“束缚驰骤”。从中可以看出时间因素对后世发展的影响，至少可以看出袁氏之借口。学生在理解特殊事件时，自然融入了对整体历史的思考，需要学生从个别中发掘并把握历史整体，从整体出发领悟个别，这样，个别问题愈发深入，让整体形象更有生气与活力，诱发学生对历史的本真思考，沿着历史的实践逻辑追寻属于历史的真理与智慧，滋养学生强烈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只有在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到的意识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实意识”③，进而提升学生的历史判断力，这就有力地解释了历史。有鉴于此，如何观察历史影响着不同的历史解释。
二、解释意义的丰深性：从历史本源视角贴切、深解历史
“‘意义乃诠释学的核心概念，追寻‘意义的理解是诠释学理论各种体系的共同出发点”。④要充分体现解释意义的丰深性，只能从历史本身出发，解读出历史的内在状态与内在结构，历史的意义才会被理解，包括历史的一般意义（革命类意义）、特殊意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个别意义，即完全独特的意义（辛亥革命的特别意义）。如果不抓住时间的紧迫性，理解这段历史将会有失精当。
为此，只有直接从事实本身出发，依据事实本身展开，探讨事实本源，这样解释才具科学性，或者是证明本身显得诸如此类的事实证明，这样解释才最具说服力。在解释辛亥革命时，应关注此在的真切存在状态，从此在的普遍性（危机下的革命）与特殊性（为什么急促而短暂）解释历史，才会摸准历史的殊相与共相。用当时历史的话语、行动、思想、情感解释历史之存在，达成今人视野与古人视野的视界融合。这样才会唤起一种灵感，促成心灵拥有最敏捷的感觉，充分调动自我微妙的经验、智识去把握历史的内在演进脉络，让学生获得一种对当时世界更为完整的理解，并且通过理解找到历史的现场与发展轨迹，此时，不在场的历史才会被人所理解。这样的理解才是目中有人，探幽索微，发掘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真正动因；这样的理解才会是充满情感的，理解的历史对象才会是富有精神生命的，让解释彰显精神之意蕴，让事实解释见容于理性与情感，理解者才会在情理交融中生成历史的悟性。简而言之，人的任何行为都受情感的影响甚至是支配，在解释历史时，既要有理性解释，又要有情感解释，这样才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理，有利于训练人们的领悟能力。贴切理解历史才会找出诸多事件的普遍的和内在联系，反省历史，理性分析历史，并通过历史考察获得历史的思想。例如，从材料3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夕灾害不断，政府赈灾不力，舆论铺天盖地，百姓谣言四起，动乱频仍，人们安无居所，人心惶恐等政府与百姓交织影响的历史图景。从中看出，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有利于学生有感情地理解时人的时间焦虑，获得敏锐深邃的情感体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材料3：1911年3月至6月，《申报》连载了许多关于江浙粮米问题的电文材料。1910年江淮流域发生大水灾，灾情遍及皖、江、淮、扬各地，米粮短缺，物价飞涨，江淮各地抢米风潮不断。《申报》上刊登的《沪商采办客米之不易》等几则报道，反映了各地为救灾自筹办法采买粮食的种种情形，包括调拨本省仓米或运用赈款采买、省局拨款、各州县自筹、筹赈局拨款。但是清末仓储系统日趋衰败，在《申报》的《江苏督抚电请截漕》《浙抚电请截漕》等电文中可以看到，朝廷本应在灾荒中调拨大量的粮食赈灾，但清末政府财政空虚，除京仓之米尚可以满足京畿地区之外，其他各处已无力顾及。在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或援助不足的情况下，截留漕米就成了受灾省份自筹赈灾物资的手段之一。
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起义和暗杀活动，“三·二九起义”后，广州的社会情形是，各种报纸都报道了广州市面谣言频发的情形，《民立报》报道，“城内铺户、居民起居一切，心目中无时不以革党如在左右，杯弓蛇影，互相疑惧”。香港的《华字日报》记录了广州民众的恐慌情势，谓“家具之搬迁，男女之仓皇，仆仆往来，相戒于途，非曰尔怕否，则曰来到否，其中种种惨相、狼狈情形，不一而足……广府前、双门底一带则见行人稀少，贸易寥寥，一片荒凉之境，触目皆是。”8月13日，广州又發生了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等暗杀李准事件，此次事件“比诸日前温生才刺孚将军时社会尤为轰动，言论愈觉铺张，迁徙者亦更多”。①
越是切准历史现场，认识者就越容易进入到与历史对话的通道，彼此对话的内容才更有交集，碰撞出来的见识才更为灵动而深邃。学生才会发觉历史的谎言，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只有切身切事的认知，学生才会运用心灵与情感去领悟知识，习得智慧，那种通过技术与思维方法的外在训练是无法让学生获得灵动的思维素养的，更不会发育学生的思想，提升学生的认识境界。例如清政府迅速灭亡，定有其自身原因，材料4就指出了清政府财政危机，由此可见，清政府危如累卵。
材料4：晚清以来，中央权力日趋衰落。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国家的赋税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中央有威力的时候，地方向中央缴纳一部分财政收入，中央的威力一旦衰微的话，地方化就不再向中央缴纳税收”。②
因此，时间不只是表面性的解释元素与工具，而应让时间成为解释的内在尺度，具有本质性意义，或本体论意义。利用时间解释历史，一是关注时间在外在直观方面表现出来的东西，用时间使杂多的历史构成我们可以认识历史的复杂关系。例如，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深究保路运动的发生又与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息息相关，导致当时金融危机。上海与成都之间，“彼城此际，演绎了一出从经济到政治、从精英到民众、从爱国运动到国内战争、从反抗清朝到步入共和，逐波转进互为推动的双城记”，见材料5。
材料5：有些省份的大宗款项也介入到股票投机中，尤以四川等省的铁路款项损失惨重。20世纪初叶，中国兴起了一场利权收回运动，将前次被列强霸占的中国铁路筑路权赎回由中国商民自办，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川汉等铁路的修建。为之在民间集股，仅四川省，从1905年到1909年5月共筹路银1100余万两。不曾想，遭遇股灾，“竭小民之脂膏血汗倾而付之东流”，一时间，川路公司面临“款悬路危”的境地。实际上，川路公司开办以来，即“账目繁杂，簿册凌乱”，为经办人捣鬼开了方便之门。川路公司亏倒巨大，引起朝野关注，朝廷三令五申相关部门稽查，邮传部为此两次派员在上海、汉口、宜昌等处访查，并由四川总督、两江总督等协查，调查结果委实让人触目惊心，巨亏含有钱庄投资、银行倒账与股票投机三个方面，但原因主要是后者，前两者也与股灾有关，并因股灾发作而暴露。分项说来：关于钱庄之款，各涉嫌钱庄的倒银结果：正元514000余两，兆康397000余两，谦余285000余两，德大80000两，晋益升43000余两，宝康与庆余均为30000两，元源16000两。①
二是时间具有内在意义，内存于历史之中，时间本身就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即时间本身就向认识者展示历史。例如，材料6就辛亥革命后改皇帝年号记时纪事为“公元纪年”，就深究了“公元纪年”的历史意义、近代意义与世界意义。
材料6：皇帝年号纪年所呈现的是片段历史时间，在大一统政治秩序中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但使用“世界通用”的长时段纪年系统，则可具有“全宙之时间观念”。其二，以很长的时间系统来统摄时代变迁，真正实现了历史时间的“统一性”。公元纪年体系为世界通用，是文明、民主的象征，而皇帝年号纪年“破碎断续”，是野蛮、专制的代表，前者为主导，后者则为附属。“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计量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既是中国被动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时人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却使得近代中国的时间成为“世界时间”的一部分。②
又如，材料7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人们用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除了中国民间依年节农时如元旦、端午、中秋三大节及农闲等长时段间隔地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外，公共时间数量增多，“公共休闲”大众化，公共意识增强等，这样审视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从历史演变视角看，反映了当时人们时间感觉的巨大觉醒（欧洲在18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首先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时间感觉的觉醒”③）。因此，通过自然维度和人文维度，探寻历史人物追求实践的人文化与意义化。
材料7：民国以后，政府机关、学校、公共事业等，仿效西方国家的一般通行制度，基本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而以往一直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工人，也开始仿效西方国家的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要求有更多休息和自己支配的时间。如民间对于民国制定的“五一劳动节”的理解，就是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人们对此也给予理解。
正是由于有了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才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为较大范围及经常性的公众之间信息、语言、思想、文化、情趣等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因而使得这一时期民间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涌起了一股股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重波浪，形成了公共社会活动的高潮，创造了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①
三是还要考虑时间间距对解释者的重大因素，因此，在历史解释时不可不慎重考虑时间因素。时间间距除了解释者因时间不同、社会现实发生变化而得出不一样的历史解释外（伽达默尔成为效果历史），我们还要从人与时间关系的度量视角看历史的节律与历史事件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正由于对自己‘此在的珍视，知觉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与‘時间处在尖锐矛盾以至斗争中”。②由此我们从辛亥革命急促而短暂的时间经历角度，完全可以透视出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腐朽不堪、革命者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等。材料8就从清末财政入手分析当时的经济窘境。
材料8：在清末，外国银行不仅经营对清政府的各种贷款，而且操纵中国外汇市场，使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外国银行还大量发行纸币，直接控制中国金融业。据学者估计，1910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总量为25亿元，其中外国银元有11亿元，外国钞票有3亿元，两者合计占中国货币总量的56%。大量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严重冲击中国金融市场。1908年，在上海竟然发生外商银行联合抵制中国钞票的事件，“喧宾夺主，实足骇人听闻”。清政府试图在取缔中国商号发行纸币的同时，限制外国银行发行纸币，最终没有成功。在这样的金融市场背景下，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当时被称为“橡胶股票风潮”。这场金融危机表明清政府无力管理金融市场，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严重冲击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社会陷入混乱。上海出现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年即1911年，就发生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此次金融危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是值得研究的。③
四是基于时间尺度形成完整的历史认识。胡塞尔认为，时间是一条内在原初体验的河流。“我们有整个的、本质上统一的和严格封闭的体验时间统一流”。④从前面的时间轴可以看出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如果综合民族危机、改良受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财政困难、列强入侵、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武装起义、群众骚乱、政党成立、领袖人物的突出影响力等因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选择革命道路乃势之必然。
“‘时间的概念不像‘空间概念那样可以从几何学中抽象出确定的真理，所以‘本体论的时间概念和‘认识论的时间概念都极为重要。任何一种关于时间的理论都将改变人们的意识内容。”⑤因此，基于时间尺度解释历史可以给人们更多的认知视角，同时窥探出各种历史现象中诸多的人类意识与观念。利用历史时间的内在与外在尺度解释历史，有利于找寻到历史的核心细节，以此入手便于学生理解更多的关联性细节，促成学生丰富该时段历史的整体性认识，找准历史的“统一”意义，进而从“统一”意义出发关注事件的前后关系与整体进程，有利于学生找准历史原因，立体展现时人的精神风貌，彰显历史的意蕴与价值，让学生充分感受历史之妙趣，敏锐发掘历史之现象，深度洞察历史之真谛，彰显历史教学固有的旨趣，基于时间尺度透视细节的确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功效。
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还要关注历史时间内含着的文化与趋势的整体走势。彼得·伯克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⑥例如，解释辛亥革命的发生，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士人精神的影响，在同盟会成立前夜，孙中山向留日学生演讲说：“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①从此内容也可看出西学对中国的急剧影响，还可看出孙中山对美好未来（时间本身就包含过去、今天与未来）的渴望，这正是，行动总有其心理理由，由此可以解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信念—欲求—意图”。
三、培育学生精神价值：从历史内部滋育生长力量
狄尔泰强调：“我们就不能通过理性来理解客观精神，而是得返回到那在各个共同体中有其连续性的生命单位的结构性关系的系统之中。我们不能将客观精神嵌入一个观念系统，而是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其实在性的基础。”②历史解释应植根于实实在在的现场，让学生据事分析，触景生情，才能情理交融共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要利用时间引导学生进入历史世界，对历史进行内在的体悟。奥古斯丁就强调存在着两类认识、理解的对象，一类是可见的外物；另一类是存在人的心中的内在之物，它本身通过信仰而存在。③历史解释就是要发育学生的精神世界，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就是要关注时人的心灵世界，因为“时间是心灵的伸展”。
但是，历史处在幽暗混沌之中，怎样才会让历史显明出来，这就需要利用时间尺度真切地呈现历史，切入历史现场，展现历史进程，人们才会顺着历史的面貌去探究历史的究竟，从而真正审视出历史的命运与走势，进而透视出历史的影响，从中深刻体悟到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获得价值性认识，让学生内生出家国命运的价值观念，使这种精神价值进入学生自己的内心与本性，与原有精神价值再度融生，充盈学生的精神世界，历史的解释价值或历史的教育价值才会真正得以实现。因此，任何外生性的观念都是不牢固的，都是缺乏精神成长力量的，更难引发出精神的创造活力。
由此言之，从本质上说，解释是一项精神活动，而且，抓住急迫性，从解释内容上既可看到主观努力，也可结合客观情势，可以融合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彰显出精神生长的内外因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影响学生积极响应时代精神，与时代共舞。
四、深化历史思维素养：此在的想象力与整体思维
利用时间解释历史，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时间性想象力，即“此在的想象力”（不是停留在“先验的想象力”），既要关注历史活动与历史现象，还要体悟历史人物的社会想象（因为时间还指向未来），即“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存在，他们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在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的预期和想象，这些预期和想象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和图景的改变”。④前文所举孙中山对留日学生的演讲就表明了革命者对未来社会的愿景。利用时间联想历史事件，并串联历史事件，并从事件中发现时间的意义，让时间与事件交互影响。利科就把时间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关系看做一种相互性：“我们所叙述的一切都在时间中发生，都需要花费时间，都通过时间而展开；在时间中展开的事情可以被叙述，或许，甚至一切时间性过程都只有在其能够被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一条件下才被承认时间性过程”。⑤
利用时间解释历史，就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利用时间和结构的互动两个变量理解历史变迁，即“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有机结合，在解释历史时，就是从个别入手建构历史的整体面貌，建构出历史的秩序，进而形成关联互动的历史图景，进而有机分析出历史的动因（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出开放丰富的辛亥革命结构图。这样，运用时间框架和时段过程进行“社会解释”，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是简单地由大人物的行动决定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演化的结果。这样的“社会解释”令人信服。①这就培养了学生的整体性思维，事实上，历史认识就是基于证据，通过想象，进行“经验描述”与理性逻辑思考而完成的。这才是历史思维的要津。
利用时间尺度理解历史具有丰富的切入视角，例如，可以呈现各省都督情况一览表，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复杂现状（包括空间分布）。总之，时间既是叙事之工具，又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利用富有生命活力的时间排列事件，可以展现出历史的情势、原境，并充满历史的气象，在此基础上解释历史人物的活动与心灵，透视其意义，才会逼进历史真实，让历史解释富有生气与活力。因此，应利用时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时空建立对应关系，包括历史现象如何交互影响与关联性，以及历史时空的独特影响力，进而提升学生认识历史价值的水平，有力影响学生的历史思维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由此，自我的深切感悟是，只有历史教师透彻理解五大核心素养的意义及其相互关联性，方能落实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这一重大问题，历史教学才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3-0024-07
时空是一体的，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基于时间的历史解释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间具有不定性，“历史”是在时间中“变化着”“发展的”，因此，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被直观到的“变易”。所以，解释历史应摆脱把时间对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弊端；二是历史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意即解释历史，既要关注历史实践的逻辑演进，又要关注时间因素的作用，还要关注非时间因素的历史影响，如理性就是一种非时间存在，人类文化的最高处就是一种无时间性存在；三是应有一种关联性、系统性时间观，由此去审视历史的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关联性、变异性；四是要关注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几时（初始状态）与固时（线性时间）；五是要关注自然时间（或客观时间，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时间”）与社会时间（或主观时间）。①时间本来是自然运行的规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时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②但时间由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社会时间，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时间作为单一向度，与人的‘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连。人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存在不再复现，由意识那无可逃避的死亡而意识当下，从而感受到‘时间。”③所以，尤其要注意主观时间，就是胡塞尔强调的“内在时間意识”。主观时间与人的主体相关联，“过去的事物之现在乃是记忆，现在的事物之现在便是直接的感觉（direct percetion），将来的事物之现在便是期望”。④其实，心灵在度量时间，并展示出人的精神追求，正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⑤所以，应关注心理时间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影响。
综上可知，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不只是将时间作为一个外在元素或工具去认识历史，而是视时间为历史的内生因素，通过“时间度量”来贴切发现历史的变异与情势，揭示出历史内在演进的实践逻辑，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本文以《辛亥革命》教学为例，谈谈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的价值。
一、问题的诱导性：整体与个别的互构
材料1：1894年，孙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改革主张，但他未能见到李鸿章。甲午战败打破了他对清廷改革的幻想，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①
由此提出问题1：孙中山较快地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这究竟是为什么？
材料2：辛亥之年，武昌首义，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数月之间，江山易色。短短的4个月中，并没有经过特别重大的战役，清廷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清廷的统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②
教师先请学生依照教材制作历史年表（主要表明客观时间）——这就培养了学生自主梳理时间的习惯，也落实了基础知识，然后提出问题2：辛亥革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轻快”？
综合两个问题，可以构成一个中心问题：辛亥革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轻快”并取得“成功”？
本例从时间的独特视角出发设计出贴切的中心问题，打破了学生心中存有的模糊而抽象的“普遍性”形象，学生已有知识还未尽知，必将促动学生扩展心中存有的意义域，重新关注新信息，找寻并理解众多的环节或细节如何构成历史的整体（或恩格斯所说的如何形成历史的合力），寻觅出当时人们的共同意识。拓展思维深度与广度，并且让自己的注意力进一步聚焦中心问题，悉心思索，潜心体悟，方能触及历史的现场，进而阐幽发微，以丰富对该事件的解释体系，因而不是诸如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等纠缠于不切事实的泛泛之问，让学生进行机械性模式化认识历史，否则，人们难窥堂奥，这一问题也不可理解。
因此，基于时间尺度设计的问题，关注特定时期发生的独特事件，可以引导学生精细观察人类是怎样选择的（事实上也贴切地展现出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达成对确凿可凭的事实的深刻认识，围绕这一特殊性问题，对于理解随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帝退位的“光荣革命”，有利于学生纵深理解历史，以及从横向层面上反思各个方面发生着的急促变革，让学生与中心问题进行照应性理解。也可从纵向层面上反思事件的持续发展，例如，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以来，“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国势日削，政务日隳”，全是因为《临时约法》的“束缚驰骤”。从中可以看出时间因素对后世发展的影响，至少可以看出袁氏之借口。学生在理解特殊事件时，自然融入了对整体历史的思考，需要学生从个别中发掘并把握历史整体，从整体出发领悟个别，这样，个别问题愈发深入，让整体形象更有生气与活力，诱发学生对历史的本真思考，沿着历史的实践逻辑追寻属于历史的真理与智慧，滋养学生强烈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只有在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到的意识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实意识”③，进而提升学生的历史判断力，这就有力地解释了历史。有鉴于此，如何观察历史影响着不同的历史解释。
二、解释意义的丰深性：从历史本源视角贴切、深解历史
“‘意义乃诠释学的核心概念，追寻‘意义的理解是诠释学理论各种体系的共同出发点”。④要充分体现解释意义的丰深性，只能从历史本身出发，解读出历史的内在状态与内在结构，历史的意义才会被理解，包括历史的一般意义（革命类意义）、特殊意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个别意义，即完全独特的意义（辛亥革命的特别意义）。如果不抓住时间的紧迫性，理解这段历史将会有失精当。
为此，只有直接从事实本身出发，依据事实本身展开，探讨事实本源，这样解释才具科学性，或者是证明本身显得诸如此类的事实证明，这样解释才最具说服力。在解释辛亥革命时，应关注此在的真切存在状态，从此在的普遍性（危机下的革命）与特殊性（为什么急促而短暂）解释历史，才会摸准历史的殊相与共相。用当时历史的话语、行动、思想、情感解释历史之存在，达成今人视野与古人视野的视界融合。这样才会唤起一种灵感，促成心灵拥有最敏捷的感觉，充分调动自我微妙的经验、智识去把握历史的内在演进脉络，让学生获得一种对当时世界更为完整的理解，并且通过理解找到历史的现场与发展轨迹，此时，不在场的历史才会被人所理解。这样的理解才是目中有人，探幽索微，发掘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真正动因；这样的理解才会是充满情感的，理解的历史对象才会是富有精神生命的，让解释彰显精神之意蕴，让事实解释见容于理性与情感，理解者才会在情理交融中生成历史的悟性。简而言之，人的任何行为都受情感的影响甚至是支配，在解释历史时，既要有理性解释，又要有情感解释，这样才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理，有利于训练人们的领悟能力。贴切理解历史才会找出诸多事件的普遍的和内在联系，反省历史，理性分析历史，并通过历史考察获得历史的思想。例如，从材料3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夕灾害不断，政府赈灾不力，舆论铺天盖地，百姓谣言四起，动乱频仍，人们安无居所，人心惶恐等政府与百姓交织影响的历史图景。从中看出，社会普遍弥漫着革命情绪，有利于学生有感情地理解时人的时间焦虑，获得敏锐深邃的情感体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材料3：1911年3月至6月，《申报》连载了许多关于江浙粮米问题的电文材料。1910年江淮流域发生大水灾，灾情遍及皖、江、淮、扬各地，米粮短缺，物价飞涨，江淮各地抢米风潮不断。《申报》上刊登的《沪商采办客米之不易》等几则报道，反映了各地为救灾自筹办法采买粮食的种种情形，包括调拨本省仓米或运用赈款采买、省局拨款、各州县自筹、筹赈局拨款。但是清末仓储系统日趋衰败，在《申报》的《江苏督抚电请截漕》《浙抚电请截漕》等电文中可以看到，朝廷本应在灾荒中调拨大量的粮食赈灾，但清末政府财政空虚，除京仓之米尚可以满足京畿地区之外，其他各处已无力顾及。在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或援助不足的情况下，截留漕米就成了受灾省份自筹赈灾物资的手段之一。
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起义和暗杀活动，“三·二九起义”后，广州的社会情形是，各种报纸都报道了广州市面谣言频发的情形，《民立报》报道，“城内铺户、居民起居一切，心目中无时不以革党如在左右，杯弓蛇影，互相疑惧”。香港的《华字日报》记录了广州民众的恐慌情势，谓“家具之搬迁，男女之仓皇，仆仆往来，相戒于途，非曰尔怕否，则曰来到否，其中种种惨相、狼狈情形，不一而足……广府前、双门底一带则见行人稀少，贸易寥寥，一片荒凉之境，触目皆是。”8月13日，广州又發生了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等暗杀李准事件，此次事件“比诸日前温生才刺孚将军时社会尤为轰动，言论愈觉铺张，迁徙者亦更多”。①
越是切准历史现场，认识者就越容易进入到与历史对话的通道，彼此对话的内容才更有交集，碰撞出来的见识才更为灵动而深邃。学生才会发觉历史的谎言，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只有切身切事的认知，学生才会运用心灵与情感去领悟知识，习得智慧，那种通过技术与思维方法的外在训练是无法让学生获得灵动的思维素养的，更不会发育学生的思想，提升学生的认识境界。例如清政府迅速灭亡，定有其自身原因，材料4就指出了清政府财政危机，由此可见，清政府危如累卵。
材料4：晚清以来，中央权力日趋衰落。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国家的赋税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中央有威力的时候，地方向中央缴纳一部分财政收入，中央的威力一旦衰微的话，地方化就不再向中央缴纳税收”。②
因此，时间不只是表面性的解释元素与工具，而应让时间成为解释的内在尺度，具有本质性意义，或本体论意义。利用时间解释历史，一是关注时间在外在直观方面表现出来的东西，用时间使杂多的历史构成我们可以认识历史的复杂关系。例如，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深究保路运动的发生又与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息息相关，导致当时金融危机。上海与成都之间，“彼城此际，演绎了一出从经济到政治、从精英到民众、从爱国运动到国内战争、从反抗清朝到步入共和，逐波转进互为推动的双城记”，见材料5。
材料5：有些省份的大宗款项也介入到股票投机中，尤以四川等省的铁路款项损失惨重。20世纪初叶，中国兴起了一场利权收回运动，将前次被列强霸占的中国铁路筑路权赎回由中国商民自办，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川汉等铁路的修建。为之在民间集股，仅四川省，从1905年到1909年5月共筹路银1100余万两。不曾想，遭遇股灾，“竭小民之脂膏血汗倾而付之东流”，一时间，川路公司面临“款悬路危”的境地。实际上，川路公司开办以来，即“账目繁杂，簿册凌乱”，为经办人捣鬼开了方便之门。川路公司亏倒巨大，引起朝野关注，朝廷三令五申相关部门稽查，邮传部为此两次派员在上海、汉口、宜昌等处访查，并由四川总督、两江总督等协查，调查结果委实让人触目惊心，巨亏含有钱庄投资、银行倒账与股票投机三个方面，但原因主要是后者，前两者也与股灾有关，并因股灾发作而暴露。分项说来：关于钱庄之款，各涉嫌钱庄的倒银结果：正元514000余两，兆康397000余两，谦余285000余两，德大80000两，晋益升43000余两，宝康与庆余均为30000两，元源16000两。①
二是时间具有内在意义，内存于历史之中，时间本身就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即时间本身就向认识者展示历史。例如，材料6就辛亥革命后改皇帝年号记时纪事为“公元纪年”，就深究了“公元纪年”的历史意义、近代意义与世界意义。
材料6：皇帝年号纪年所呈现的是片段历史时间，在大一统政治秩序中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但使用“世界通用”的长时段纪年系统，则可具有“全宙之时间观念”。其二，以很长的时间系统来统摄时代变迁，真正实现了历史时间的“统一性”。公元纪年体系为世界通用，是文明、民主的象征，而皇帝年号纪年“破碎断续”，是野蛮、专制的代表，前者为主导，后者则为附属。“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计量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既是中国被动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时人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却使得近代中国的时间成为“世界时间”的一部分。②
又如，材料7就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人们用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除了中国民间依年节农时如元旦、端午、中秋三大节及农闲等长时段间隔地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外，公共时间数量增多，“公共休闲”大众化，公共意识增强等，这样审视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从历史演变视角看，反映了当时人们时间感觉的巨大觉醒（欧洲在18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首先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时间感觉的觉醒”③）。因此，通过自然维度和人文维度，探寻历史人物追求实践的人文化与意义化。
材料7：民国以后，政府机关、学校、公共事业等，仿效西方国家的一般通行制度，基本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而以往一直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工人，也开始仿效西方国家的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要求有更多休息和自己支配的时间。如民间对于民国制定的“五一劳动节”的理解，就是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人们对此也给予理解。
正是由于有了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才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为较大范围及经常性的公众之间信息、语言、思想、文化、情趣等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因而使得这一时期民间社团活动十分活跃，涌起了一股股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重波浪，形成了公共社会活动的高潮，创造了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①
三是还要考虑时间间距对解释者的重大因素，因此，在历史解释时不可不慎重考虑时间因素。时间间距除了解释者因时间不同、社会现实发生变化而得出不一样的历史解释外（伽达默尔成为效果历史），我们还要从人与时间关系的度量视角看历史的节律与历史事件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正由于对自己‘此在的珍视，知觉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与‘時间处在尖锐矛盾以至斗争中”。②由此我们从辛亥革命急促而短暂的时间经历角度，完全可以透视出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腐朽不堪、革命者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等。材料8就从清末财政入手分析当时的经济窘境。
材料8：在清末，外国银行不仅经营对清政府的各种贷款，而且操纵中国外汇市场，使大量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外国银行还大量发行纸币，直接控制中国金融业。据学者估计，1910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总量为25亿元，其中外国银元有11亿元，外国钞票有3亿元，两者合计占中国货币总量的56%。大量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严重冲击中国金融市场。1908年，在上海竟然发生外商银行联合抵制中国钞票的事件，“喧宾夺主，实足骇人听闻”。清政府试图在取缔中国商号发行纸币的同时，限制外国银行发行纸币，最终没有成功。在这样的金融市场背景下，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当时被称为“橡胶股票风潮”。这场金融危机表明清政府无力管理金融市场，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严重冲击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社会陷入混乱。上海出现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年即1911年，就发生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此次金融危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是值得研究的。③
四是基于时间尺度形成完整的历史认识。胡塞尔认为，时间是一条内在原初体验的河流。“我们有整个的、本质上统一的和严格封闭的体验时间统一流”。④从前面的时间轴可以看出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如果综合民族危机、改良受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财政困难、列强入侵、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武装起义、群众骚乱、政党成立、领袖人物的突出影响力等因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选择革命道路乃势之必然。
“‘时间的概念不像‘空间概念那样可以从几何学中抽象出确定的真理，所以‘本体论的时间概念和‘认识论的时间概念都极为重要。任何一种关于时间的理论都将改变人们的意识内容。”⑤因此，基于时间尺度解释历史可以给人们更多的认知视角，同时窥探出各种历史现象中诸多的人类意识与观念。利用历史时间的内在与外在尺度解释历史，有利于找寻到历史的核心细节，以此入手便于学生理解更多的关联性细节，促成学生丰富该时段历史的整体性认识，找准历史的“统一”意义，进而从“统一”意义出发关注事件的前后关系与整体进程，有利于学生找准历史原因，立体展现时人的精神风貌，彰显历史的意蕴与价值，让学生充分感受历史之妙趣，敏锐发掘历史之现象，深度洞察历史之真谛，彰显历史教学固有的旨趣，基于时间尺度透视细节的确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功效。
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还要关注历史时间内含着的文化与趋势的整体走势。彼得·伯克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⑥例如，解释辛亥革命的发生，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士人精神的影响，在同盟会成立前夜，孙中山向留日学生演讲说：“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①从此内容也可看出西学对中国的急剧影响，还可看出孙中山对美好未来（时间本身就包含过去、今天与未来）的渴望，这正是，行动总有其心理理由，由此可以解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信念—欲求—意图”。
三、培育学生精神价值：从历史内部滋育生长力量
狄尔泰强调：“我们就不能通过理性来理解客观精神，而是得返回到那在各个共同体中有其连续性的生命单位的结构性关系的系统之中。我们不能将客观精神嵌入一个观念系统，而是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其实在性的基础。”②历史解释应植根于实实在在的现场，让学生据事分析，触景生情，才能情理交融共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要利用时间引导学生进入历史世界，对历史进行内在的体悟。奥古斯丁就强调存在着两类认识、理解的对象，一类是可见的外物；另一类是存在人的心中的内在之物，它本身通过信仰而存在。③历史解释就是要发育学生的精神世界，利用时间尺度解释历史，就是要关注时人的心灵世界，因为“时间是心灵的伸展”。
但是，历史处在幽暗混沌之中，怎样才会让历史显明出来，这就需要利用时间尺度真切地呈现历史，切入历史现场，展现历史进程，人们才会顺着历史的面貌去探究历史的究竟，从而真正审视出历史的命运与走势，进而透视出历史的影响，从中深刻体悟到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获得价值性认识，让学生内生出家国命运的价值观念，使这种精神价值进入学生自己的内心与本性，与原有精神价值再度融生，充盈学生的精神世界，历史的解释价值或历史的教育价值才会真正得以实现。因此，任何外生性的观念都是不牢固的，都是缺乏精神成长力量的，更难引发出精神的创造活力。
由此言之，从本质上说，解释是一项精神活动，而且，抓住急迫性，从解释内容上既可看到主观努力，也可结合客观情势，可以融合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彰显出精神生长的内外因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影响学生积极响应时代精神，与时代共舞。
四、深化历史思维素养：此在的想象力与整体思维
利用时间解释历史，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时间性想象力，即“此在的想象力”（不是停留在“先验的想象力”），既要关注历史活动与历史现象，还要体悟历史人物的社会想象（因为时间还指向未来），即“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存在，他们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在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的预期和想象，这些预期和想象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和图景的改变”。④前文所举孙中山对留日学生的演讲就表明了革命者对未来社会的愿景。利用时间联想历史事件，并串联历史事件，并从事件中发现时间的意义，让时间与事件交互影响。利科就把时间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关系看做一种相互性：“我们所叙述的一切都在时间中发生，都需要花费时间，都通过时间而展开；在时间中展开的事情可以被叙述，或许，甚至一切时间性过程都只有在其能够被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一条件下才被承认时间性过程”。⑤
利用时间解释历史，就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利用时间和结构的互动两个变量理解历史变迁，即“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有机结合，在解释历史时，就是从个别入手建构历史的整体面貌，建构出历史的秩序，进而形成关联互动的历史图景，进而有机分析出历史的动因（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出开放丰富的辛亥革命结构图。这样，运用时间框架和时段过程进行“社会解释”，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是简单地由大人物的行动决定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演化的结果。这样的“社会解释”令人信服。①这就培养了学生的整体性思维，事实上，历史认识就是基于证据，通过想象，进行“经验描述”与理性逻辑思考而完成的。这才是历史思维的要津。
利用时间尺度理解历史具有丰富的切入视角，例如，可以呈现各省都督情况一览表，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复杂现状（包括空间分布）。总之，时间既是叙事之工具，又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利用富有生命活力的时间排列事件，可以展现出历史的情势、原境，并充满历史的气象，在此基础上解释历史人物的活动与心灵，透视其意义，才会逼进历史真实，让历史解释富有生气与活力。因此，应利用时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时空建立对应关系，包括历史现象如何交互影响与关联性，以及历史时空的独特影响力，进而提升学生认识历史价值的水平，有力影响学生的历史思维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由此，自我的深切感悟是，只有历史教师透彻理解五大核心素养的意义及其相互关联性，方能落实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这一重大问题，历史教学才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