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大汉雄风
关键词 汉帝国，文景之治，匈奴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11-0013-05
初中学生第一次从课堂上了解汉帝国，给他们讲什么？汉武帝巩固“大一统”一直是重点内容。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了解“文景之治”，知道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这是2011年课标开列的内容要点，比实验课标增加了文景之治。新教材是老教材的复制品，尤其是汉武帝的“大一统”，一定要讲政治、思想和经济措施。这是在成人中国通史基础上的简化和精练。儿童对政治经济措施感兴趣吗？2011年课标的“中国古代史概述”对西汉只有一句话：“继起的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鼎盛，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这是强调大一统的效果，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文景之治是如何达到鼎盛，而了解大汉帝国的强盛并不是非要从国内说起，放在对外举措上更能显示世界大国。
传统的中国通史偏重典章制度，以成人的经验不难理解制度政策的重要性。初一的孩子还不懂政治，不能理解政治制度与个人的关系。现在初中教材一节课的正文一般只有1200—1500字，用这样的文字量描述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措施，“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专卖”三个方面各讲一点儿，如蜻蜓点水，还没有历史场面。1950年代的中学教材都有汉对匈奴的战争。从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看，也是伐匈奴在前。对匈奴开战是在公元前133年；前127年收复河套，同年颁布推恩令；前123年霍去病率领汉军打到贝加尔湖；前112年削夺106列侯的爵位；前119年实行盐铁专卖；前118年统一货币。这些大事发生的时间顺序说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西汉已然足够强大，具备了伐匈奴的条件。汉武帝公元前140年继位，6年后开始发击匈奴。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经过一年多的战争赶走匈奴，据守河套。这说明秦皇汉武都是以实力应对匈奴的威胁。战争当然有消耗，汉武帝对内政策与根除匈奴威胁的关系，暂且不表；但至少不是在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之后才将匈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何况，汉帝国的辉煌及其世界影响，也不是表现在对内政策方面。
没有文景之治，就没有汉武帝时期国力的鼎盛。文景时期的国富民强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匈奴的侵扰是汉武帝继位后面临的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课标如果改成“通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反击匈奴，了解大汉帝国的强盛”，或许更好一些，也使内容要点与前面的概述相吻合。学生如果能从中领略大汉雄风，接下来再了解“丝绸之路”和汉代的高度文明，那他们多少就能感悟到当今中国梦的含义了。
一、了解汉代政治还是领略大汉雄风
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统治者注意纠正秦朝苛政，休养生息。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继位，他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废除了连坐法和割鼻子等肉刑，禁止审理言论犯罪。《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在发生日食时主动下诏做自我批评，要求“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你们都想想我的过错，我想不到的，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好推荐一些敢于直谏的人，帮助我纠正过失。这个皇帝可不是唱高调，设下陷阱引蛇出洞。他说的好听，做得更坚决。他撤销了警卫部队，认为没必要用那么多士兵保卫安全；他削减了宫廷所用的马匹，在位23年没有再建宫殿、园林，修建陵墓也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有两年实行三十税一，有11年免征田租，并将人头税从120钱降至40钱。据《九章算术》记载，重体力劳动一天的工钱40钱，一斗酒50钱，那么，人头税一年才交40钱，真不算什么。汉文帝死前留下遗嘱说：死亡是自然现象，不要大办丧事，身边的人每天早晚各哭15声就行了，丧服穿几天就脱了吧；丧葬期间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饮酒食肉。你看他多开明啊。他的儿子汉景帝继承了他的衣钵，将田租降为三十税一，就是缴纳收获物的3%～4%，还将男子注册户籍、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推迟到20岁。那时农业已采用铁质农具，北方旱田的耕作技术日臻完善，亩产量能达到120斤。低税收和社会安定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具先进、技术成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时全国人口不足两千万，人少地多，有百亩之田的农户很普遍。文景时期的40年，民富国家也富。因为垦荒面积不断扩大，皇帝又带头节俭，国家储备丰盈。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粟，价格每石（带壳的，合120斤）30～50钱，①很便宜。司马迁是当时人，他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家称这40年为“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国富民富
文景时期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北方匈奴族的侵扰。长城以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地区，降雨量小，温暖季节短，温差大，不适合农业生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场所，但完全靠游牧很难自给自足，草原民族至少要发展冶金制造业才能强大起来。大约与秦朝同时，匈奴族占据了大草原，拥有铁器，建立起游牧国家。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没有文字，汉人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抢掠是匈奴族维持生存的手段和天性。匈奴人抢掠的财物归自己，俘虏分配为奴隶，战场上杀敌可获赐一杯酒。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驻守河套地区，震慑匈奴，并筑长城以抵御侵犯。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匈奴乘机再度占据河套，控制了从现在的东北、内外蒙古到青海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汉初时到达陕西、山西北部。漢高祖刘邦亲自统兵30万迎击，被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侥幸脱险。此后，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并送大量财物，以求和平，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三五年无大事。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匈奴14万骑一路抢掠焚烧，进逼到距长安200多里的地方（按照马跑的速度两天即可到达城下），8年后匈奴再次威胁京师。景帝时，匈奴又越过长城进入山西、河北北部。采取防备而不主动出击的方针，只能是被动挨打。汉武帝起初也是奉行和亲政策，而且馈赠格外丰富，但匈奴礼物招收、侵扰不断。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侵入地点从辽西到甘肃，多则数万骑，小规模侵扰“不可胜数”，每次杀伤掳掠一两千人。在古代，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是差距很大的两种社会。匈奴对中原的抢掠和屠杀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是游牧国家与农业国家的矛盾和对峙，忍辱和亲、以德报怨只能使匈奴愈加骄横。汉朝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打击匈奴关系国家安定。汉武帝决心反击，他一方面派张骞到西域联络各国共同对匈奴作战，一方面整军备武以彻底解除北方威胁。
教训匈奴并非易事。马背上的民族，男子都是精兵，风驰电掣，来去自如，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汉军被动防守，每次都处于劣势，等援军到了，匈奴也跑了。汉人不缺武器和搏击技能，最缺少的是战马。据说，汉初全国大约只有3000匹马，找4匹颜色相同的马都不容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汉初以来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说到底是打不过人家，不是军队不行，而是战马太少。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重视马政，政府养马也鼓励民间养马，规定养1匹战马可免除3个人的徭役。到景帝时期，国家的养马场已有36处，共养马30万匹，数量可观。①草原上养马没有饲料问题，农耕地区养马以谷物秸秆为粗饲料，还要加黑豆和粟等精饲料，1匹马每天要吃掉3个人的口粮。文景以来经济发展，民间和国家都有能力养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中原马的品种不适合作战。秦兵马俑中的陶马只有1.33米，太矮小。为此，汉武帝从乌孙（今新疆伊犁河一带）和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引进良种马，并将大宛的血汗马命名为“天马”。武帝时期最多拥有战马60万匹，兵强马壮。
匈奴人数虽然少，但活动范围东起辽东、南至长城、西到额尔齐斯河，北至贝加尔湖，大约东西两千公里、南北一千公里的地域。對匈奴的战争是持久战，因为匈奴分散，居无常处，一次获胜并不能使其全体就范。匈奴单于也不能像帝国皇帝那样令行禁止。第一次汉武帝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失败。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四路从河北、山西出击，仅卫青一部获胜。转年（前128）匈奴掠夺辽西、围困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侵入雁门（山西北部）。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另一路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击，大获全胜。前127年，匈奴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武帝遣卫青等反击，夺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得牛羊百余万，修复长城，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4年，匈奴分四路侵入河北、山西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派六路大军反击，卫青一部出塞六七百里，于黑夜包围匈奴主力，俘虏1万5千多人，汉武帝亲至长城，加封卫青大将军，重赏有功者。前123年，卫青率10万骑兵出击两次斩敌9千，其中18岁的霍去病领8百轻骑斩获2千余，受封冠军侯。前122年，匈奴万骑侵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杀人数百。前121年，卫青指挥汉军两次出击，霍去病统帅的一支越过陇西千余里，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斩首8千级。修整补充后，霍去病再次出陇西两千余里，斩获3万余。此战引发匈奴内讧，有的准备投降又有不愿降者，是时，霍去病疾驰入匈奴阵，斩8千余不降逃亡者，约4万匈奴人降汉，被分散安置在北方五郡。这年的大战被称为河西之战，汉军千里奔袭，共斩杀匈奴4万6千余；加上降汉的4万余，致使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完全被摧毁，打开了大汉经营西域的通道，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但是，匈奴单于的实力还在，仍威胁着西域的安定。
匈奴单于居大漠以北（今蒙古国北部），活动范围达贝加尔湖东西千里之地。河西之战后，匈奴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前120年侵入汉东北边疆，杀掠千余人而去。前119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统骑兵5万，又从民间征调4万匹马，步兵和转运军需物资10万人接后，深入漠北与匈奴单于决战。卫青所率大军出塞千余里，恰遇单于布兵列阵以待。两军接战时已近黄昏，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汉军趁机从左右两翼包抄，杀敌1万9千余，单于从西北突围。霍去病率大军出塞两千多里，到达贝加尔湖一带，斩杀无数。两只汉军出征时共有马匹14万，归来不满3万；汉军杀敌9万，自损数万。每次战后汉武帝都亲自奖惩，他下令为霍去病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霍去病24岁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将他埋在自己陵墓的旁边。
在上述11年的战争中，汉军斩杀匈奴18万，匈奴降汉4万，匈奴还损失了二三百万头牲畜，元气大伤。汉朝虽然夺取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但也损失了十几万士卒，二三十万匹战马（一匹战马的价格是10万钱），后勤动用了二三百万民工，消耗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统一铸造货币、平抑物价、向商人征收资产税、征收舟车许可证税、实行盐、酒、铁由政府专卖等等，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他还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新耕作法。
汉朝在屡胜之后，修筑边防，移民屯边，又与西域各国通好。匈奴退守漠北，主动休战和谈，于是汉朝派苏武为使者，并带丰厚礼品，以诚相待。但匈奴内部意见不统一，又扣押苏武，将苏武送至贝加尔湖无人处牧羊。单于告诉苏武：等公羊产子时就放你回家。苏武受尽折磨，所牧牲畜被盗后，掘土捉野鼠为食，然所持“汉节”从不离身，以致节毛尽落，以表达不辱使命，坚贞不屈。苏武被匈奴扣押了19年，从前100年出使，到前81年才回到长安。
匈奴扣押苏武后战局重开，双方各有胜负，但汉强、匈奴弱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前115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乌孙。前71年，汉军与乌孙等国联合，大败匈奴，部分匈奴臣服。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逐步南迁，开始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北匈奴仍时常侵扰东汉边境。最终东汉大将窦宪、耿秉在南匈奴的协助下大破北匈奴，继而汉军又在阿尔泰山一带击败北匈奴，迫使北匈奴人向西迁移，进入欧洲。
大汉帝国击败匈奴游牧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中的一次辉煌胜利。在古代史上无论东西方，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只有汉朝能够让游牧的匈奴族闻风丧胆。不打败匈奴，汉帝国永无安宁之日，也无法控制天山地区。匈奴问题解决后，西汉设西域都护府，版图东西长达约4000公里，南部包括今云南、两广，人口接近6000万，耕地达到827万顷（《汉书·地理志》）。汉帝国的强大首先在于军事实力的强大和遇强不弱的国威，这样才能据守辽阔的版图，其基础当然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有政治、文化上的优势。汉帝国的统一不仅使境内民族得到发展，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进步。在当时，东方有大汉帝国，西方有罗马帝国，这两大强国分别影响着东西方世界。
三、犯我大汉，虽远必诛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复制的时期，以后农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低税率。这段时期出现国富、民也富的局面，不仅因为文、景两代君主开明而自律，当时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汉代北方旱田所用的铁农具成型配套，耕作技术系统成熟。宽松的政治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先进的生产力加低税政策，连续40年不变，这是西汉走向强盛的基础。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大型铁犁铧、耧车和赵过的代田法。汉武帝还热衷于兴修水利，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漕渠等都是那时修建的，促进了农业发展。顺便说一句，2011年课标将“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应当在这里讲一下更合理。
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强大主要表现在战胜匈奴，而不是对内。当时罗马帝国是西方的强国，但是它打不过马背上的民族。前53年，克拉苏率领7个罗马军团（4万步兵、4千骑兵）进攻帕提亚（即安息国），帕提亚以1万骑兵应战，结局是克拉苏与他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据日本学者盐野七生的研究，帕提亞人的弓箭也占优势）。在冷兵器时代，马背上的民族具有天然优势，他们不用马镫仍可驾驭自如。当时汉军骑兵是否有马镫，现在还不清楚，文字没有记载。目前考古发现，汉代骑兵俑都无马镫。如此强悍的汉军骑兵，竟然没有马镫，令人称奇。马镫发明之后游牧民族更加疯狂，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再次显示了草原民族的优势。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处于停滞的文明，他们会不时地侵入定居文明的领地。一千多年前的匈奴族与一千多年后的蒙古族，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蒙古骑兵横扫大江南北，使汉族人口减少一半，造成中原农业的大倒退。而汉帝国却能战胜匈奴，保持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这不仅是国力强弱的较量，还取决于民族精神。汉武帝及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代表了汉民族的勇敢、勇猛、坚韧不拔、遇强不弱的精神。东汉的国力虽不及西汉，但是这种精神传承下来，将士们留下的誓言掷地有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反击匈奴原本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多少年来，受儒学的影响，后世学者总说汉武帝是穷兵黩武，将和亲美化成千古幸事。这不是民族大义之论。“和为贵”从来都不会感化侵略者，只能弱化民心、自损阳刚。一个民族反击外来侵略，不被宣扬反而被说成好战，哪有这种道理？汉武帝之前的和亲是屈辱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德报怨在对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和亲不仅牺牲了女性的个人幸福，而且每次汉朝都要给匈奴大量财物，但欲壑难填，匈奴人始终没有停止入塞劫掠。和亲政策导致匈奴藐视汉朝，行文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汉朝实际上是向匈奴进贡，以求平安。反击匈奴不仅维护了汉民族的尊严，而且保卫了先进的农业文明和文化传统。
为反击匈奴的战争，必须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汉武帝继位后，几位丞相都与他有思想分歧，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就必须抑制相权，这是最初产生中、外朝的原因。比如丞相田蚡反对平定东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公孙弘反对筑朔方城（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武帝不得不发动左右亲信与之辩论，再任用亲信处理政务。集中兵权则有利于战胜匈奴。卫青、霍去病等都兼“侍中”头衔，既是汉武帝的亲信，又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将领。汉武帝用人赏罚分明，张骞因出使西域熟知地理，在前123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引导军队，知水草处，使汉军无饥渴，战后受封博望侯。而在前121年的战争中，由于张骞率军晚到，又被贬为庶人。皇帝亲自选拔将领，亲自主持奖惩，极大地刺激了全军奋勇杀敌。经济措施的出台也与对匈奴的战争有关。到前119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这一时期还平定了东越和西南夷、安抚了南粤。这些都是要耗费钱财，因此，从这年开始实行盐铁政府专卖等措施。战争并没有拖垮西汉经济，但必然增加农民负担，这是无法回避的矛盾。前120年山东发生水灾时，国家还能勉强救济，而在后来的饥荒中，大量农民不得不流亡以致造反。好在汉武帝能够及时推行富民政策，使大汉帝国仍然在前进的轨道上运行。
四、采用上述课程内容的合理性
在一些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中，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一条主线，不是中央与地方斗，就是皇帝与宰相斗、宫廷内部斗。这样，自秦以来两千年的古代史似乎就是黑暗的“封建专制”。马克垚先生指出，这是学习西方在认识上形成的一种预设：从古代起，东方就是专制的，西方就是民主的；其实，世界各国大都存在过专制统治，本质一样，只是王权在各个国家所受限制的方式不同；用西方现代民主衡量中国古代历史就会落入认识上的陷阱。①也就是说，每个朝代都选择这方面的内容，历史教育的效果是反方向的。对青少年来说，了解这些史事肯定不会产生“正能量”，肯定不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反击匈奴是抵抗外族侵略规模最大而且取胜的战争，以此取代“大一统”的各项措施，不是更有意义吗？战争与制度相比，学生对战争更有兴趣，尤其是男生，教育应该培养他们阳刚、勇敢的血性，雄性气质，而不要引导他们学习权谋和治国之术。我们这个民族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提倡儒家的一些信条在民族内部有积极意义，对外则属一厢情愿，实不可取。指望世界团结、和谐相处、彼此相容，过去从来没有可能，现在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评说对匈奴的战争，本来就应该理直气壮。更何况，这样的事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要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必须摆脱传统观念。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11-0013-05
初中学生第一次从课堂上了解汉帝国，给他们讲什么？汉武帝巩固“大一统”一直是重点内容。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了解“文景之治”，知道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这是2011年课标开列的内容要点，比实验课标增加了文景之治。新教材是老教材的复制品，尤其是汉武帝的“大一统”，一定要讲政治、思想和经济措施。这是在成人中国通史基础上的简化和精练。儿童对政治经济措施感兴趣吗？2011年课标的“中国古代史概述”对西汉只有一句话：“继起的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鼎盛，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这是强调大一统的效果，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文景之治是如何达到鼎盛，而了解大汉帝国的强盛并不是非要从国内说起，放在对外举措上更能显示世界大国。
传统的中国通史偏重典章制度，以成人的经验不难理解制度政策的重要性。初一的孩子还不懂政治，不能理解政治制度与个人的关系。现在初中教材一节课的正文一般只有1200—1500字，用这样的文字量描述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措施，“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专卖”三个方面各讲一点儿，如蜻蜓点水，还没有历史场面。1950年代的中学教材都有汉对匈奴的战争。从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看，也是伐匈奴在前。对匈奴开战是在公元前133年；前127年收复河套，同年颁布推恩令；前123年霍去病率领汉军打到贝加尔湖；前112年削夺106列侯的爵位；前119年实行盐铁专卖；前118年统一货币。这些大事发生的时间顺序说明，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西汉已然足够强大，具备了伐匈奴的条件。汉武帝公元前140年继位，6年后开始发击匈奴。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经过一年多的战争赶走匈奴，据守河套。这说明秦皇汉武都是以实力应对匈奴的威胁。战争当然有消耗，汉武帝对内政策与根除匈奴威胁的关系，暂且不表；但至少不是在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之后才将匈奴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何况，汉帝国的辉煌及其世界影响，也不是表现在对内政策方面。
没有文景之治，就没有汉武帝时期国力的鼎盛。文景时期的国富民强为反击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匈奴的侵扰是汉武帝继位后面临的最主要、最急迫的问题。课标如果改成“通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反击匈奴，了解大汉帝国的强盛”，或许更好一些，也使内容要点与前面的概述相吻合。学生如果能从中领略大汉雄风，接下来再了解“丝绸之路”和汉代的高度文明，那他们多少就能感悟到当今中国梦的含义了。
一、了解汉代政治还是领略大汉雄风
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统治者注意纠正秦朝苛政，休养生息。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继位，他继续采取宽松政策，废除了连坐法和割鼻子等肉刑，禁止审理言论犯罪。《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在发生日食时主动下诏做自我批评，要求“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你们都想想我的过错，我想不到的，你们告诉我；你们最好推荐一些敢于直谏的人，帮助我纠正过失。这个皇帝可不是唱高调，设下陷阱引蛇出洞。他说的好听，做得更坚决。他撤销了警卫部队，认为没必要用那么多士兵保卫安全；他削减了宫廷所用的马匹，在位23年没有再建宫殿、园林，修建陵墓也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有两年实行三十税一，有11年免征田租，并将人头税从120钱降至40钱。据《九章算术》记载，重体力劳动一天的工钱40钱，一斗酒50钱，那么，人头税一年才交40钱，真不算什么。汉文帝死前留下遗嘱说：死亡是自然现象，不要大办丧事，身边的人每天早晚各哭15声就行了，丧服穿几天就脱了吧；丧葬期间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饮酒食肉。你看他多开明啊。他的儿子汉景帝继承了他的衣钵，将田租降为三十税一，就是缴纳收获物的3%～4%，还将男子注册户籍、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推迟到20岁。那时农业已采用铁质农具，北方旱田的耕作技术日臻完善，亩产量能达到120斤。低税收和社会安定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具先进、技术成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时全国人口不足两千万，人少地多，有百亩之田的农户很普遍。文景时期的40年，民富国家也富。因为垦荒面积不断扩大，皇帝又带头节俭，国家储备丰盈。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粟，价格每石（带壳的，合120斤）30～50钱，①很便宜。司马迁是当时人，他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家称这40年为“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国富民富
文景时期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北方匈奴族的侵扰。长城以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地区，降雨量小，温暖季节短，温差大，不适合农业生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场所，但完全靠游牧很难自给自足，草原民族至少要发展冶金制造业才能强大起来。大约与秦朝同时，匈奴族占据了大草原，拥有铁器，建立起游牧国家。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没有文字，汉人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抢掠是匈奴族维持生存的手段和天性。匈奴人抢掠的财物归自己，俘虏分配为奴隶，战场上杀敌可获赐一杯酒。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驻守河套地区，震慑匈奴，并筑长城以抵御侵犯。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匈奴乘机再度占据河套，控制了从现在的东北、内外蒙古到青海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汉初时到达陕西、山西北部。漢高祖刘邦亲自统兵30万迎击，被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侥幸脱险。此后，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并送大量财物，以求和平，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三五年无大事。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匈奴14万骑一路抢掠焚烧，进逼到距长安200多里的地方（按照马跑的速度两天即可到达城下），8年后匈奴再次威胁京师。景帝时，匈奴又越过长城进入山西、河北北部。采取防备而不主动出击的方针，只能是被动挨打。汉武帝起初也是奉行和亲政策，而且馈赠格外丰富，但匈奴礼物招收、侵扰不断。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侵入地点从辽西到甘肃，多则数万骑，小规模侵扰“不可胜数”，每次杀伤掳掠一两千人。在古代，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是差距很大的两种社会。匈奴对中原的抢掠和屠杀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是游牧国家与农业国家的矛盾和对峙，忍辱和亲、以德报怨只能使匈奴愈加骄横。汉朝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打击匈奴关系国家安定。汉武帝决心反击，他一方面派张骞到西域联络各国共同对匈奴作战，一方面整军备武以彻底解除北方威胁。
教训匈奴并非易事。马背上的民族，男子都是精兵，风驰电掣，来去自如，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汉军被动防守，每次都处于劣势，等援军到了，匈奴也跑了。汉人不缺武器和搏击技能，最缺少的是战马。据说，汉初全国大约只有3000匹马，找4匹颜色相同的马都不容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汉初以来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说到底是打不过人家，不是军队不行，而是战马太少。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重视马政，政府养马也鼓励民间养马，规定养1匹战马可免除3个人的徭役。到景帝时期，国家的养马场已有36处，共养马30万匹，数量可观。①草原上养马没有饲料问题，农耕地区养马以谷物秸秆为粗饲料，还要加黑豆和粟等精饲料，1匹马每天要吃掉3个人的口粮。文景以来经济发展，民间和国家都有能力养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中原马的品种不适合作战。秦兵马俑中的陶马只有1.33米，太矮小。为此，汉武帝从乌孙（今新疆伊犁河一带）和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引进良种马，并将大宛的血汗马命名为“天马”。武帝时期最多拥有战马60万匹，兵强马壮。
匈奴人数虽然少，但活动范围东起辽东、南至长城、西到额尔齐斯河，北至贝加尔湖，大约东西两千公里、南北一千公里的地域。對匈奴的战争是持久战，因为匈奴分散，居无常处，一次获胜并不能使其全体就范。匈奴单于也不能像帝国皇帝那样令行禁止。第一次汉武帝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失败。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四路从河北、山西出击，仅卫青一部获胜。转年（前128）匈奴掠夺辽西、围困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侵入雁门（山西北部）。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另一路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击，大获全胜。前127年，匈奴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武帝遣卫青等反击，夺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得牛羊百余万，修复长城，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4年，匈奴分四路侵入河北、山西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派六路大军反击，卫青一部出塞六七百里，于黑夜包围匈奴主力，俘虏1万5千多人，汉武帝亲至长城，加封卫青大将军，重赏有功者。前123年，卫青率10万骑兵出击两次斩敌9千，其中18岁的霍去病领8百轻骑斩获2千余，受封冠军侯。前122年，匈奴万骑侵入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杀人数百。前121年，卫青指挥汉军两次出击，霍去病统帅的一支越过陇西千余里，深入匈奴休屠王领地，斩首8千级。修整补充后，霍去病再次出陇西两千余里，斩获3万余。此战引发匈奴内讧，有的准备投降又有不愿降者，是时，霍去病疾驰入匈奴阵，斩8千余不降逃亡者，约4万匈奴人降汉，被分散安置在北方五郡。这年的大战被称为河西之战，汉军千里奔袭，共斩杀匈奴4万6千余；加上降汉的4万余，致使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完全被摧毁，打开了大汉经营西域的通道，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但是，匈奴单于的实力还在，仍威胁着西域的安定。
匈奴单于居大漠以北（今蒙古国北部），活动范围达贝加尔湖东西千里之地。河西之战后，匈奴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前120年侵入汉东北边疆，杀掠千余人而去。前119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统骑兵5万，又从民间征调4万匹马，步兵和转运军需物资10万人接后，深入漠北与匈奴单于决战。卫青所率大军出塞千余里，恰遇单于布兵列阵以待。两军接战时已近黄昏，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汉军趁机从左右两翼包抄，杀敌1万9千余，单于从西北突围。霍去病率大军出塞两千多里，到达贝加尔湖一带，斩杀无数。两只汉军出征时共有马匹14万，归来不满3万；汉军杀敌9万，自损数万。每次战后汉武帝都亲自奖惩，他下令为霍去病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霍去病24岁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将他埋在自己陵墓的旁边。
在上述11年的战争中，汉军斩杀匈奴18万，匈奴降汉4万，匈奴还损失了二三百万头牲畜，元气大伤。汉朝虽然夺取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但也损失了十几万士卒，二三十万匹战马（一匹战马的价格是10万钱），后勤动用了二三百万民工，消耗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统一铸造货币、平抑物价、向商人征收资产税、征收舟车许可证税、实行盐、酒、铁由政府专卖等等，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他还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新耕作法。
汉朝在屡胜之后，修筑边防，移民屯边，又与西域各国通好。匈奴退守漠北，主动休战和谈，于是汉朝派苏武为使者，并带丰厚礼品，以诚相待。但匈奴内部意见不统一，又扣押苏武，将苏武送至贝加尔湖无人处牧羊。单于告诉苏武：等公羊产子时就放你回家。苏武受尽折磨，所牧牲畜被盗后，掘土捉野鼠为食，然所持“汉节”从不离身，以致节毛尽落，以表达不辱使命，坚贞不屈。苏武被匈奴扣押了19年，从前100年出使，到前81年才回到长安。
匈奴扣押苏武后战局重开，双方各有胜负，但汉强、匈奴弱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前115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乌孙。前71年，汉军与乌孙等国联合，大败匈奴，部分匈奴臣服。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逐步南迁，开始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北匈奴仍时常侵扰东汉边境。最终东汉大将窦宪、耿秉在南匈奴的协助下大破北匈奴，继而汉军又在阿尔泰山一带击败北匈奴，迫使北匈奴人向西迁移，进入欧洲。
大汉帝国击败匈奴游牧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中的一次辉煌胜利。在古代史上无论东西方，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只有汉朝能够让游牧的匈奴族闻风丧胆。不打败匈奴，汉帝国永无安宁之日，也无法控制天山地区。匈奴问题解决后，西汉设西域都护府，版图东西长达约4000公里，南部包括今云南、两广，人口接近6000万，耕地达到827万顷（《汉书·地理志》）。汉帝国的强大首先在于军事实力的强大和遇强不弱的国威，这样才能据守辽阔的版图，其基础当然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有政治、文化上的优势。汉帝国的统一不仅使境内民族得到发展，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进步。在当时，东方有大汉帝国，西方有罗马帝国，这两大强国分别影响着东西方世界。
三、犯我大汉，虽远必诛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复制的时期，以后农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低税率。这段时期出现国富、民也富的局面，不仅因为文、景两代君主开明而自律，当时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汉代北方旱田所用的铁农具成型配套，耕作技术系统成熟。宽松的政治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先进的生产力加低税政策，连续40年不变，这是西汉走向强盛的基础。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大型铁犁铧、耧车和赵过的代田法。汉武帝还热衷于兴修水利，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漕渠等都是那时修建的，促进了农业发展。顺便说一句，2011年课标将“北方农业技术的成熟”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应当在这里讲一下更合理。
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强大主要表现在战胜匈奴，而不是对内。当时罗马帝国是西方的强国，但是它打不过马背上的民族。前53年，克拉苏率领7个罗马军团（4万步兵、4千骑兵）进攻帕提亚（即安息国），帕提亚以1万骑兵应战，结局是克拉苏与他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据日本学者盐野七生的研究，帕提亞人的弓箭也占优势）。在冷兵器时代，马背上的民族具有天然优势，他们不用马镫仍可驾驭自如。当时汉军骑兵是否有马镫，现在还不清楚，文字没有记载。目前考古发现，汉代骑兵俑都无马镫。如此强悍的汉军骑兵，竟然没有马镫，令人称奇。马镫发明之后游牧民族更加疯狂，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再次显示了草原民族的优势。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游牧民族处于停滞的文明，他们会不时地侵入定居文明的领地。一千多年前的匈奴族与一千多年后的蒙古族，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蒙古骑兵横扫大江南北，使汉族人口减少一半，造成中原农业的大倒退。而汉帝国却能战胜匈奴，保持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这不仅是国力强弱的较量，还取决于民族精神。汉武帝及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代表了汉民族的勇敢、勇猛、坚韧不拔、遇强不弱的精神。东汉的国力虽不及西汉，但是这种精神传承下来，将士们留下的誓言掷地有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反击匈奴原本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多少年来，受儒学的影响，后世学者总说汉武帝是穷兵黩武，将和亲美化成千古幸事。这不是民族大义之论。“和为贵”从来都不会感化侵略者，只能弱化民心、自损阳刚。一个民族反击外来侵略，不被宣扬反而被说成好战，哪有这种道理？汉武帝之前的和亲是屈辱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德报怨在对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和亲不仅牺牲了女性的个人幸福，而且每次汉朝都要给匈奴大量财物，但欲壑难填，匈奴人始终没有停止入塞劫掠。和亲政策导致匈奴藐视汉朝，行文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汉朝实际上是向匈奴进贡，以求平安。反击匈奴不仅维护了汉民族的尊严，而且保卫了先进的农业文明和文化传统。
为反击匈奴的战争，必须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汉武帝继位后，几位丞相都与他有思想分歧，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就必须抑制相权，这是最初产生中、外朝的原因。比如丞相田蚡反对平定东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公孙弘反对筑朔方城（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武帝不得不发动左右亲信与之辩论，再任用亲信处理政务。集中兵权则有利于战胜匈奴。卫青、霍去病等都兼“侍中”头衔，既是汉武帝的亲信，又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将领。汉武帝用人赏罚分明，张骞因出使西域熟知地理，在前123年对匈奴的战争中引导军队，知水草处，使汉军无饥渴，战后受封博望侯。而在前121年的战争中，由于张骞率军晚到，又被贬为庶人。皇帝亲自选拔将领，亲自主持奖惩，极大地刺激了全军奋勇杀敌。经济措施的出台也与对匈奴的战争有关。到前119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这一时期还平定了东越和西南夷、安抚了南粤。这些都是要耗费钱财，因此，从这年开始实行盐铁政府专卖等措施。战争并没有拖垮西汉经济，但必然增加农民负担，这是无法回避的矛盾。前120年山东发生水灾时，国家还能勉强救济，而在后来的饥荒中，大量农民不得不流亡以致造反。好在汉武帝能够及时推行富民政策，使大汉帝国仍然在前进的轨道上运行。
四、采用上述课程内容的合理性
在一些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中，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一条主线，不是中央与地方斗，就是皇帝与宰相斗、宫廷内部斗。这样，自秦以来两千年的古代史似乎就是黑暗的“封建专制”。马克垚先生指出，这是学习西方在认识上形成的一种预设：从古代起，东方就是专制的，西方就是民主的；其实，世界各国大都存在过专制统治，本质一样，只是王权在各个国家所受限制的方式不同；用西方现代民主衡量中国古代历史就会落入认识上的陷阱。①也就是说，每个朝代都选择这方面的内容，历史教育的效果是反方向的。对青少年来说，了解这些史事肯定不会产生“正能量”，肯定不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反击匈奴是抵抗外族侵略规模最大而且取胜的战争，以此取代“大一统”的各项措施，不是更有意义吗？战争与制度相比，学生对战争更有兴趣，尤其是男生，教育应该培养他们阳刚、勇敢的血性，雄性气质，而不要引导他们学习权谋和治国之术。我们这个民族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提倡儒家的一些信条在民族内部有积极意义，对外则属一厢情愿，实不可取。指望世界团结、和谐相处、彼此相容，过去从来没有可能，现在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评说对匈奴的战争，本来就应该理直气壮。更何况，这样的事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要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必须摆脱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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