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教学应反思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 农业文明，“刀耕火种”，生态环境，初中历史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9-0015-04
在人们的认识中，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充满着田园牧歌般的温情与和谐。其实不然，农业文明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类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局部地改变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一旦施加于自然之中，必然会对自然产生一定的影响。①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要从土地中索取越来越多的产品，对森林、湖泊、湿地、草原、土壤等自然资源进行改造与掠夺，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反思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下，以我国古代“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为例进行讨论。
我国是世界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期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七年级上册第2课“原始农耕生活”教学中，“刀耕火种”解释为砍伐地面上的杂草树木，在草木干燥后用火焚烧，经火烧过的土地变得松软，即可进行播种，种植农作物。我们引导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复原先民们纵火焚烧森林开垦土地的场景，了解他们进行早期农业生产的艰苦和辛劳，讨论“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与采集和渔猎活动的区别，认识到原始人类通过看似“粗放式”的早期农业生产，可以得到比采集和渔猎活动更丰富、可靠的食物，更好地解决了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促进了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
“刀耕火种”耕作过程中，火是远古人类手中强大的工具。第3课“远古的传说”，学生要知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以及尧、舜、禹的传说。传说中的炎帝，即火神。“炎”，《说文解字》注：火光上也。从重火。《左传》曰：“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们与学生交流炎帝的故事，了解炎帝教导人们用火，开垦耕种，种植五谷和蔬菜。他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农业创始人，受后人敬仰，被尊奉为“神农氏”。同时，《孟子·滕文公第三》中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说明了尧、舜、禹传说时代，人们借助火的威力向森林进军，索要耕作用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学过程中，学生依据传说故事和历史资料，积极探寻古老传说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表象，通过小心的求证，大胆地揭示早期农业文明与火之间密切的关系。学生在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学会掌握传说证史的方法，进一步认识到“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是人类文明早期重要的农业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个胜利。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先民往往是焚烧光了大片森林，而只利用一小部分辟为农田，留下许多无法利用而又被烧光草木的土地，这也开了农业文明无节制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恶例。
夏商时期，王朝迁都频频不定，一直是中国上古史颇为费解之疑。第4课“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课文指出：受战乱、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商朝多次迁都。我们如果引导学生从先民“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角度去讨论，可能会找到更接近谜底的答案。《管子》：“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先民们采取毁林开垦，并没有涵养保护自然资源之意识，土地在失去密集的天然植被保护之后，表土的肥力不出二三年就耗尽，产量自然下降。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以为天降灾害，在巫咸的指引下，不得不迁徙避灾，另辟新田。于是，“刀耕火种”活动又在他处开展，这种游耕式的农业生产成为了商朝多次迁都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这一谜团的探寻，学生从中认识到“刀耕火种”耕作方式造成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人们也因此吞咽了苦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之谜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学生的心情并不是轻松舒坦的，应该是一声叹息，沉重的生态忧思涌上心头，善于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树立生态忧患意识，切勿重蹈前人的老路。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在探讨南移原因时，我们大多强调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人口大规模南迁、农业技术的发展等社会经济因素。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从自然环境因素加以分析。
古代农业发展是作物植被代替天然植被的过程。北方地区经济开发愈早、程度愈高，天然植被的破坏也愈烈。至唐宋时期，这种破坏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已从平地扩展到丘陵山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起初，人们在平原地带开垦农田，所焚之林绝大部分是平地森林。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粮食生产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在山区地区毁林开荒，历史上称这种做法为畬田。唐朝诗人的诗句中有“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杜甫《遣闷》）、“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李商隐《赠田叟》）等，这些记载以诗证史，反映了唐朝畬田种植的盛况，也说明了畬田是一种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山地耕作方式。
畬田等耕作方式对山林的进一步破坏，加上先前历史开发的累积，北方地区森林破坏的程度和范围更加严重和广大，造成了恶劣的生态环境影响。我们引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他根據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证指出，黄土高原曾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周人迁居周原时，岐山森林参天蔽日，郁郁葱葱，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黄土高原森林缩小和破坏，最初限于平原地区，平原地区的森林到南北朝后期已经彻底破坏，山地森林地区也就日趋缩小。唐朝时，六盘山、岐山的森林仍不少。但是宋朝时，六盘山的森林已未见记载，而岐山的森林更是荡然无存。关中平原在唐宋时期已几乎没有森林了。②随着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黄河的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浊，由浊变害。在河流流域系统中，中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下游必定受害。从唐朝后期起，黄河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的长期安流局面，下游平原地区泛滥频仍，危害严重。唐朝的河南道、都畿道已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公元624年至741年间，河南道患旱、涝、蝗灾32次，居全国之首。东都洛阳共遭水灾22次，洛水共泛滥16次，均居全国前列。③究其原因，畬田等耕作方式对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实在是难辞其咎。
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里成为了中国最早出现环境退化问题的地区，并经过长时段的生态恶化的积累，终于在唐宋时期显露出来，成为南北经济逆转的原因之一。正如著名唐史学者郑学檬先生认为的，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不仅是南北方社会生产力互为消长的结果，而且是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①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南方地区也开始有了较多的砍伐，特别是丘陵山地的林木。北方地区的精耕细作技术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同时，畬田的耕作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盐铁论·通有》：“荆、扬南有桂林之饶……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先前平地近水的火耕，并不大规模焚毁山林植被，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后来的畬田就与此大不同了。南宋张淏的《云谷杂记》记载：“沅湘间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岗埠，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被大火烧过的山地树木不再生长，被单一的灌木杂草所取代，森林覆盖率的下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其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小窥，也为明清时期南方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种下了历史的因果。
通过借鉴专家的研究和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学生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专题的学习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引导学生学会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討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因，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揭示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或是智慧的启迪，或是醒世的警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镜鉴的功能；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②培养生态文明时代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明清时期，我国人口数量增长，特别是清朝前期，人口连破2亿、3亿、4亿三道大关，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的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日益突出人地的矛盾，从增加粮食供给的角度，封建统治者下令由政府组织开垦新的土地。“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至乾隆年间，耕地面积增加到740多万公顷。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的背后，是人们大规模的围湖造地、夺牧为耕，以及“瘠卤沙冈”“陡绝之地”耕作条件恶劣的“边际土地”的过度开发，特别是棚民的垦殖活动，无节制地向山林要土地，在一些地区大肆破坏天然植被和原始森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灾难。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不能加以回避。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产生的巨大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大量平地无地、少地的农民涌进山区，这一批为数众多的入山流民被称作“棚民”，或称作“寮民”。当时人对棚民焚林开荒的详尽描述：“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垣，下缒巨石，就地斧锯并施，树即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植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棚民在斜度很高的山林坡面沿用了最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农耕活动不改变山地之坡度，雨水冲刷力仍强，森林等天然植被焚除后，地面或是裸露或是稀疏种植旱地作物，无法保护水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水灾频率增加，大量泥沙冲淤良田，淤塞溪谷湖泊，下游平原洪流泛滥，危及江河堤防，农业产量下降，百姓深受其害。“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入山之流民只是山中“过客”，与世居的山民、“山区开垦专家”客家人完全不同，他们毫无意识山林环境的脆弱性，毫无涵养自然资源之意图，毫无维护生态平衡的技巧，采取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耕作方式，迅速耗尽山区土壤一二百年来积蓄的肥力，导致土壤板结而无法继续进行耕作，于是被迫移动到另一片森林，再重复这一荒唐的过程。
通过学习，学生了解棚民活动的野蛮与疯狂，深刻地认识明清时期过度的农业开垦对森林资源持续的破坏，已超越了生态的极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传统的观念认为，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古代盛世局面的有力写照。就连当时著名思想家魏源，对于大流域水土流失等生态危机感到痛心疾首的同时，却是十分矛盾地认为：“棚民垦山，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水石水斗泥，几同浊河，则承平生齿日倍，亦不能禁上游之不垦也。”（魏源《魏源集·湖北堤防议》）从短时段的角度去观察，棚民大规模入山垦殖，造成危机似乎是历史的无奈之举，换句曾经时髦的话语就是“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指出：“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比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在大多数社会中，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少数群体滥用了大多数人赋予其的权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社会多数群体的真正利益是要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①可悲的是，通过不思长远、不顾后果的急功近利行为，棚民仅仅得到了不多的粮食，而森林锐减、水土流失引起的灾害却由其他人共同分担。其结果是损害他人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最终导致所有人利益的丧失。这种狭隘和短视是与生态文明时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掌握清朝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史实，了解清朝前期的兴盛，同时，我们也要引导学生从长时段的角度，反思“康乾盛世”背后所隐藏的生态危机，意识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庞大的人口也造成社会压力，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检讨初中历史教育中有悖于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要抛弃一些不合时代潮流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使我们的历史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有益于未来。
当然，我们引导学生反思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为了全盘否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智慧、创造力，以及农业文明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文明的进步与辉煌做出伟大的贡献。不过，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不能囿于从狭义的人和社会的范畴内来解读历史，忽视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将自然、生态环境、人口资源问题排斥在外，割断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一旦历史得以成功地重新定义——不只是如现在这样处于边缘或游离于边缘，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将之定义为讲述人类与自然世界交相作用的历史，我们就可成功地令史学同21世纪更为契合。”②文明史是一部人类繁衍生息，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的全记录，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生态环境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我们在赞颂人类创造文明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识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不幸，吸取这一类教训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文明演进的历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检讨人类文明的弊端，直面日益严峻的现实，跳出历史的怪圈——文明史有多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也就有多长；文明程度有多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也就有多深；文明越发达，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就越大，求解文明可持续发展之道，遵循文明与生态环境互惠共生、协同共进的规律，促进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养成。
【作者简介】陈莺，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9-0015-04
在人们的认识中，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充满着田园牧歌般的温情与和谐。其实不然，农业文明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类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局部地改变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一旦施加于自然之中，必然会对自然产生一定的影响。①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要从土地中索取越来越多的产品，对森林、湖泊、湿地、草原、土壤等自然资源进行改造与掠夺，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反思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下，以我国古代“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为例进行讨论。
我国是世界古代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期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七年级上册第2课“原始农耕生活”教学中，“刀耕火种”解释为砍伐地面上的杂草树木，在草木干燥后用火焚烧，经火烧过的土地变得松软，即可进行播种，种植农作物。我们引导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复原先民们纵火焚烧森林开垦土地的场景，了解他们进行早期农业生产的艰苦和辛劳，讨论“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与采集和渔猎活动的区别，认识到原始人类通过看似“粗放式”的早期农业生产，可以得到比采集和渔猎活动更丰富、可靠的食物，更好地解决了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促进了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
“刀耕火种”耕作过程中，火是远古人类手中强大的工具。第3课“远古的传说”，学生要知道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以及尧、舜、禹的传说。传说中的炎帝，即火神。“炎”，《说文解字》注：火光上也。从重火。《左传》曰：“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们与学生交流炎帝的故事，了解炎帝教导人们用火，开垦耕种，种植五谷和蔬菜。他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农业创始人，受后人敬仰，被尊奉为“神农氏”。同时，《孟子·滕文公第三》中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说明了尧、舜、禹传说时代，人们借助火的威力向森林进军，索要耕作用地，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学过程中，学生依据传说故事和历史资料，积极探寻古老传说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表象，通过小心的求证，大胆地揭示早期农业文明与火之间密切的关系。学生在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学会掌握传说证史的方法，进一步认识到“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是人类文明早期重要的农业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个胜利。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先民往往是焚烧光了大片森林，而只利用一小部分辟为农田，留下许多无法利用而又被烧光草木的土地，这也开了农业文明无节制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恶例。
夏商时期，王朝迁都频频不定，一直是中国上古史颇为费解之疑。第4课“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课文指出：受战乱、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商朝多次迁都。我们如果引导学生从先民“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角度去讨论，可能会找到更接近谜底的答案。《管子》：“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先民们采取毁林开垦，并没有涵养保护自然资源之意识，土地在失去密集的天然植被保护之后，表土的肥力不出二三年就耗尽，产量自然下降。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以为天降灾害，在巫咸的指引下，不得不迁徙避灾，另辟新田。于是，“刀耕火种”活动又在他处开展，这种游耕式的农业生产成为了商朝多次迁都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这一谜团的探寻，学生从中认识到“刀耕火种”耕作方式造成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人们也因此吞咽了苦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之谜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学生的心情并不是轻松舒坦的，应该是一声叹息，沉重的生态忧思涌上心头，善于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树立生态忧患意识，切勿重蹈前人的老路。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在探讨南移原因时，我们大多强调北方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人口大规模南迁、农业技术的发展等社会经济因素。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从自然环境因素加以分析。
古代农业发展是作物植被代替天然植被的过程。北方地区经济开发愈早、程度愈高，天然植被的破坏也愈烈。至唐宋时期，这种破坏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并已从平地扩展到丘陵山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起初，人们在平原地带开垦农田，所焚之林绝大部分是平地森林。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粮食生产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在山区地区毁林开荒，历史上称这种做法为畬田。唐朝诗人的诗句中有“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杜甫《遣闷》）、“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李商隐《赠田叟》）等，这些记载以诗证史，反映了唐朝畬田种植的盛况，也说明了畬田是一种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山地耕作方式。
畬田等耕作方式对山林的进一步破坏，加上先前历史开发的累积，北方地区森林破坏的程度和范围更加严重和广大，造成了恶劣的生态环境影响。我们引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他根據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证指出，黄土高原曾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周人迁居周原时，岐山森林参天蔽日，郁郁葱葱，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黄土高原森林缩小和破坏，最初限于平原地区，平原地区的森林到南北朝后期已经彻底破坏，山地森林地区也就日趋缩小。唐朝时，六盘山、岐山的森林仍不少。但是宋朝时，六盘山的森林已未见记载，而岐山的森林更是荡然无存。关中平原在唐宋时期已几乎没有森林了。②随着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黄河的含沙量剧增，由清变浊，由浊变害。在河流流域系统中，中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下游必定受害。从唐朝后期起，黄河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的长期安流局面，下游平原地区泛滥频仍，危害严重。唐朝的河南道、都畿道已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公元624年至741年间，河南道患旱、涝、蝗灾32次，居全国之首。东都洛阳共遭水灾22次，洛水共泛滥16次，均居全国前列。③究其原因，畬田等耕作方式对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实在是难辞其咎。
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里成为了中国最早出现环境退化问题的地区，并经过长时段的生态恶化的积累，终于在唐宋时期显露出来，成为南北经济逆转的原因之一。正如著名唐史学者郑学檬先生认为的，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不仅是南北方社会生产力互为消长的结果，而且是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①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南方地区也开始有了较多的砍伐，特别是丘陵山地的林木。北方地区的精耕细作技术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同时，畬田的耕作方式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盐铁论·通有》：“荆、扬南有桂林之饶……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先前平地近水的火耕，并不大规模焚毁山林植被，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后来的畬田就与此大不同了。南宋张淏的《云谷杂记》记载：“沅湘间多山，农家惟种粟，且多在岗埠，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被大火烧过的山地树木不再生长，被单一的灌木杂草所取代，森林覆盖率的下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其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小窥，也为明清时期南方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种下了历史的因果。
通过借鉴专家的研究和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学生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专题的学习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引导学生学会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討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因，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揭示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或是智慧的启迪，或是醒世的警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镜鉴的功能；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②培养生态文明时代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明清时期，我国人口数量增长，特别是清朝前期，人口连破2亿、3亿、4亿三道大关，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的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日益突出人地的矛盾，从增加粮食供给的角度，封建统治者下令由政府组织开垦新的土地。“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至乾隆年间，耕地面积增加到740多万公顷。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的背后，是人们大规模的围湖造地、夺牧为耕，以及“瘠卤沙冈”“陡绝之地”耕作条件恶劣的“边际土地”的过度开发，特别是棚民的垦殖活动，无节制地向山林要土地，在一些地区大肆破坏天然植被和原始森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灾难。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不能加以回避。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产生的巨大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大量平地无地、少地的农民涌进山区，这一批为数众多的入山流民被称作“棚民”，或称作“寮民”。当时人对棚民焚林开荒的详尽描述：“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垣，下缒巨石，就地斧锯并施，树即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植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棚民在斜度很高的山林坡面沿用了最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农耕活动不改变山地之坡度，雨水冲刷力仍强，森林等天然植被焚除后，地面或是裸露或是稀疏种植旱地作物，无法保护水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水灾频率增加，大量泥沙冲淤良田，淤塞溪谷湖泊，下游平原洪流泛滥，危及江河堤防，农业产量下降，百姓深受其害。“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入山之流民只是山中“过客”，与世居的山民、“山区开垦专家”客家人完全不同，他们毫无意识山林环境的脆弱性，毫无涵养自然资源之意图，毫无维护生态平衡的技巧，采取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耕作方式，迅速耗尽山区土壤一二百年来积蓄的肥力，导致土壤板结而无法继续进行耕作，于是被迫移动到另一片森林，再重复这一荒唐的过程。
通过学习，学生了解棚民活动的野蛮与疯狂，深刻地认识明清时期过度的农业开垦对森林资源持续的破坏，已超越了生态的极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传统的观念认为，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古代盛世局面的有力写照。就连当时著名思想家魏源，对于大流域水土流失等生态危机感到痛心疾首的同时，却是十分矛盾地认为：“棚民垦山，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水石水斗泥，几同浊河，则承平生齿日倍，亦不能禁上游之不垦也。”（魏源《魏源集·湖北堤防议》）从短时段的角度去观察，棚民大规模入山垦殖，造成危机似乎是历史的无奈之举，换句曾经时髦的话语就是“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指出：“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总是把眼前利益看得比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在大多数社会中，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少数群体滥用了大多数人赋予其的权力，破坏了生态环境，而社会多数群体的真正利益是要维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①可悲的是，通过不思长远、不顾后果的急功近利行为，棚民仅仅得到了不多的粮食，而森林锐减、水土流失引起的灾害却由其他人共同分担。其结果是损害他人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最终导致所有人利益的丧失。这种狭隘和短视是与生态文明时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掌握清朝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史实，了解清朝前期的兴盛，同时，我们也要引导学生从长时段的角度，反思“康乾盛世”背后所隐藏的生态危机，意识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庞大的人口也造成社会压力，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检讨初中历史教育中有悖于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要抛弃一些不合时代潮流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使我们的历史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有益于未来。
当然，我们引导学生反思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为了全盘否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智慧、创造力，以及农业文明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文明的进步与辉煌做出伟大的贡献。不过，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不能囿于从狭义的人和社会的范畴内来解读历史，忽视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将自然、生态环境、人口资源问题排斥在外，割断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一旦历史得以成功地重新定义——不只是如现在这样处于边缘或游离于边缘，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将之定义为讲述人类与自然世界交相作用的历史，我们就可成功地令史学同21世纪更为契合。”②文明史是一部人类繁衍生息，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的全记录，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生态环境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我们在赞颂人类创造文明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识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不幸，吸取这一类教训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文明演进的历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检讨人类文明的弊端，直面日益严峻的现实，跳出历史的怪圈——文明史有多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也就有多长；文明程度有多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也就有多深；文明越发达，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就越大，求解文明可持续发展之道，遵循文明与生态环境互惠共生、协同共进的规律，促进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养成。
【作者简介】陈莺，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城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