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视阈下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教学设计
摘 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从新石器中期以来，这一特征就基本形成。本课围绕“多元一体”展开教学，聚焦不同时期“体”的不同特征。从新石器中期到夏建立，这个“体”指的是共同的文化圈;夏商周时期，“体”指的是共同的王朝。王朝意义的多元时期，夏商和西周又有不同的“体”，夏商时期的“体”主要是通过内外服制度体现，西周时期的“体”主要是通过宗法分封制体现。
关键词 大概念，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1-0010-07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和主体内容。费孝通先生系统提出并阐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现遥相呼应。因而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将“多元一体”作为一条明确的价值主线，而“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①
“多元一体”的价值立意，为《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基于此，笔者进行了相关教学设计，求教于方家。
一、多元一体视阈下对本课教学内容的整合
本课教学内容知识点多，涉及面广，无法面面俱到地展开教学。《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强调在教学中要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李凯老师就此指出：“教学的最佳策略是，既要遴选重点内容，更要把重点内容串联起来，从而使学生头脑中拥有上位观念，这就是抓大概念的做法。”②所以抓住“多元一体”这个大概念，既能厘清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明晰早期国家的特点，也为完成本课教学内容提供了思路引领。
旧石器时代，由于中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同地区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差异较大，这样就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点。
新石器时期中期开始，各地的文化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断加强，在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中原地区的文化实力逐渐强大，开始向周围地区广泛辐射，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但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夏朝建立，这里的“体”指的是共同的文化圈，这个共同文化圈意义上的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夏商周时期，“体”指的是王朝的建立，有了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涵。王朝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体”：在夏商时期，“体”是通过内外服制度来体现的方国联盟体，西周时期却是通过分封宗法制来实现的血缘共同体。
这样围绕“多元一体”这个大概念，就可以将本节课的内容整合如下：
（一）旧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二）新石器时代：共同文化圈意义上的多元
（三）夏商西周：王朝意义上的多元
1. 夏商内外服时期
2. 西周宗法分封时期
二、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部分：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观察课本第2页《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你能指出中国早期人类分布的基本特点吗？
（一）旧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早期人类遗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布广泛。在旧石器时代约200万年的漫长时光里，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地理环境，各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尽管各地区文化存在不同的差异，但是考古发现的铲形门齿化石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充分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共同文化圈意义上的多元
距今约两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各地区的文化区系更加明显。约公元前9000年前后，在中国东部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华南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文化区及华北东北文化区。
公元前6000年前后，随着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体系的发展，各文化区交流显著加速，中原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地位凸显并对外产生积极影响，逐渐将原来的5个文化区交融整合成4个文化系统，从而出现多元一体文化圈的萌芽。
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是个关键点，第一，依据恩格斯著名的“国家是文明的概括”，“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的权力系统的设立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理论，①中华文明在此时出现。第二，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气候条件等原因，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的文化格局。
这里可以结合考古学家韩建业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区的分布，给学生呈现不同时空下的文化遗存，感受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交融一体的过程。尤其是可以重点引领学生分析花瓣纹彩陶的流行范围，已经涵盖了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体现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力。同时，各地区的花瓣纹彩陶又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整个文化区就像一朵由花心和多重花瓣组成的史前中国之花。
各地区文明对这个共同的文化圈是否达成了一些“共识”呢？见材料：
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牛河梁出土玉器高度相似，共有玉人、龟、箍形器（抽象的龟体）、玉龙、双联璧和鸟猪合体器等，是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骨和象牙的箍形器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大型墓葬中流行。大口缸是社会上层葬仪和祭礼中的盛储器，盛行于大汶口、崧泽、凌家滩和庙底沟大墓中。钺已经成为表明权力和身份的通用标志。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饰品也广泛流行。
——李新伟：《“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①
设问：不同文化区出土的物品有什么特点？
由材料可知，不同的文化区都出土了共同的代表个人权力的物品，如玉器、象牙等稀有物品，形成了祭祀、丧葬的共同礼仪，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点？出示材料：
（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史记·五帝本纪》②
依据考古发现，黄帝时期对应的文化类型是庙底沟文化，黄帝大规模的巡狩活动，形成连接各文化区的交流网络，这样的交流就催生了一个在地域上和文化上与当时中国相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并且，黄帝在巡狩过程中，有大批军队随行，既是一种军事示威，也促进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文明已汇聚各地区的文化，呈现了新的崛起：
陶寺城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近年确认了外城内的宫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2002年发现的贵族墓葬面积约20平方米，随葬品超过百件，有漆柄玉钺、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级物品，并有1名殉人和猪10头。2003年发现天文观测设施，并出土朱书陶文。陶寺遗址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其典型陶器具有山东、河南、江汉、西北和关中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厨刀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透雕兽面玉佩受到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
——李新伟：《中华文明的宏大进程孕育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③
设问：陶寺遗址说明当时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由材料可知，陶寺大型墓葬中有来自不同地区的物品，文化受到多地不同文化的影响，说明当时的陶寺在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已经逐渐处于核心地位。此时的中原汇聚四方，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同时社会财富分化严重，出现了具有王者权力的领导者，权力体系已经形成。“天下共主”的具有王朝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即将出现。
（三）夏商周时期：王朝意义上的多元
夏商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王朝国家的构成又是多元的，各诸侯邦国有一定的自主性，沒有一套有逐级隶属关系的地方行政系统和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吏，因而属于早期国家范畴。
夏商时期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方国联盟。
1. 夏商时期的内外服方国联盟一体
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夏王朝成为“天下共主”的中心，其他方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
《尚书·禹贡》记载禹平治水土，划天下为九州，九州的疆域，正是夏王朝所影响地区的地理范围，是当时的夏王朝与周边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格局。
当然，夏朝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所以不断遭到史学家的质疑。这里我们可以启发学生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你认为夏朝时期是否存在九州制度？然后再提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对禹划九州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家邵望平所述的九州是龙山时代形成的一体地理文化大框架等材料，引发学生发现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兴趣。
由于夏商的内外服方国联盟体有相似性，而夏的历史有待考证，我们可以重点探究商的内外服制度：
在安阳梅园庄村墓地墓葬中出土有被称为“光”的家族徽铭。在甲骨文中，“光”也被称为“侯光”，属于侯伯之类的诸侯。商王要求“光”致送“羌芻”：“甲辰卜，亘贞，今三月光呼来？王占曰：其呼来。迄至惟乙，旬又二日乙卯，允有来自光，氏（致）羌芻五十。”该卜辞卜问这个三月是不是把“光”呼叫来，商王看了占卜后说呼叫来。之后“光”果然来了，还致送来五十个羌芻。也有卜辞卜问“光”能否俘获羌人：“贞，光获羌？”“光不其获羌？”“……光来羌”。卜辞中“光来羌”是说“光”给朝廷送来了俘获的羌人。“光”后来在朝为官，死后埋葬于殷都。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①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尚书·酒诰》②
惟殷边侯田（甸）粤（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
——《大盂鼎》铭文③
设问：依据上述材料，说明商朝是如何处理与各方国联盟关系的？
新课标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创设新情境，以问题为引领，开展基于史料研习的教学活动。本环节提供了三则不同的史料，第一则史料为甲骨文及出土文物，记载了“光”这个外服诸侯邦国之人来到属于百官系统的内服担任官职的情况。第二则史料出自传世文献《酒诰》，它是西周早期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载有商朝的内外服制度。百僚、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是内服，属于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主要是由王的同姓和异姓姻亲族组成，属于百官系统;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等，远离王畿，属于诸侯邦国系统。第三则史料为出土文献《大盂鼎》铭文，它是西周早期铭文。铭文中的“殷边侯田”指的就是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殷正百辟”指的就是内服的“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等百官系统。
甲骨文、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证实了商朝通过内外服制度来维护它与各方国部族的关系，渗透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可培养学生的实证意识。同时，通过“光”这个生动的历史人物，讲述了商朝有关内外服制度的“史事”。他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光”接受商王的封号，向王室定期朝贡，奉命出征，体现了王朝对方国部族统治的“一体”性。这样的史料呈现，能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商朝的内外服制度。
但是，由于各方国部族直接统治其所属百姓，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周边方国对商王时服时叛。夏商时期的王朝一体，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2. 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一体
西周建立后，周人对于国家一体的设想，依然是传统的方国部落联盟。西周“试图走夏商时代方国部落联盟的老路，让过去依附于商王朝的诸族改为依附周王朝。周武王所追求的只是成为诸侯之长，并没有想到要成为诸侯之君的问题”。④但是，武王去世之后，其子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执政，引起部分贵族不满，驻扎于商旧都附近的“三监”——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与部分商遗民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为此，周公实行了新的对地方的管辖。我们来看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克罍及其铭文（图1）。
这段铭文的大意为：周王对太保（周王室官职名，这里指任此职的召公奭）说，你用（宣誓效忠的）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等六族。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件宝贵的器物。
设问：周王管理地方的这种制度是什么？從中可以获得有关这种政治制度的哪些信息？
这里通过出土的青铜器克罍及其铭文，讲述了一个西周分封的故事，让学生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西周推行的宗法分封制。西周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对其授土授民，使其远离王畿，为其镇守疆土。我们可以继续提供图2让学生体会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与夏商时期的内外服制度有什么不同。
分鲁公（鲁国）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康叔（卫国）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晋国）怀姓九宗，职官五正。
——《左传·定公四年》②
设问：阅读上述图文信息，说明西周分封制和夏商内外服制度的不同。
《左传·定公四年》对鲁国、卫国和晋国的记载，是有关分封制最经典的一段史料。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商的内服成员主要由商王同姓或异姓姻亲组成，分布在王畿。而西周却对王室同姓子弟或功臣进行分封，使之远离王畿，他们与周王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的这些封国占据了黄河中下游等要冲之地，成为周王朝在边疆有力的“屏藩”。整个西周，这些诸侯未发生过商朝方国那样时叛时服的情况。
同时，西周将殷商亲族，分封给新封国作为臣民，如分封给鲁国“殷民六族”，分封给卫国“殷民七族”，分封给晋国“怀姓九宗”，“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③让他们率领本宗各氏族，集合其余的小宗族，归附周朝，服从周公的命令。为此西周改变了夏商时期的亲族聚居的状况，将周人与殷民七族、土著部族捆绑为一个国家共同体，这样做不仅分散了殷商遗民的力量，防止他们再像三监之乱一样叛乱，而且促进了商、周乃至当地土著多元文化的融合，这毫无疑问为未来走向成熟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周推行的分封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呢？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引导学生看相关考古发现：
2017年，河南省淇县杨晋庄发掘西周卫国墓葬群，共发掘中小型墓224座，其中10余座墓葬配有腰坑（腰坑葬俗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商人流行的葬俗），坑内以狗为殉葬品。该墓地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中期，以早期为主，流行毁兵葬（周人特有的葬俗），出土兵器以戈、盾为多。铜戈、铜戟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有的被一分为二或三，器身完整的也都被折弯，陶鬲盘口矮足的，为商式;卷沿瘪裆的，为周式。——温小娟：《淇县发现西周卫国墓葬群》①
2019年，国家博物馆展出了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镇出土西周早期宝鸡青铜器何尊，以下是其中的部分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大意为：武王克商后，归告于天：我要居于天下之中，在这里治理民众。其中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
2019年，在湖北随州枣树林发掘曾国墓葬群，其中第169号墓为春秋中期曾侯宝的夫人 加之墓。下图为 加墓出土的编钟及其铭文。
铭文大意为：“伯括受命，遵循大禹的功业，被分封到南土，在曾地建邦。我是周文王的后裔，穆侯的长子，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的功业。”②
设问：阅读材料，分析西周宗法分封制度的历史影响。
这里通过三段考古资料来探讨分封制度的影响。每一段考古资料呈现的都是一个历史场景，讲述了一个历史小故事。听懂了这些小故事，也就理解了宗法分封制的影响。新教材由于篇幅有限，文字表述大多为结论性的话语，缺少历史史实性的描述。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使用的材料仍然是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势必从论走向论，学生读完学者的论述仍然是一头雾水，对问题缺乏理解，更谈不上认识。
杨晋庄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的卫国墓葬，和前面所述的周公分封卫国的情况相互呼应，商式陶鬲与周式陶鬲并存，商式陶鬲数量很少，说明西周通过宗法分封制这种政治认同，使周人和殷人的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正如沈长云先生所说：“共同的地域，频繁的人员交往，邦族内部同质因素上升，异质因素逐渐消除，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慢慢趋同，华夏民族正是在这种文化交融中逐渐形成的。”③
“何尊”铭文讲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中国”（今河南洛阳）这个地方营建都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大家认可的文明核心地区。“中国”一词开始有了地理概念，指的是与四外方国对称的中原王国区，并被以后的历代王朝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志。
曾国墓葬是近年来考古的重大发现，体现了西周分封制较长时间段的影响。 加墓编钟铭文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伯括作为“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的历史。伯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翦灭殷商，后被分封到南土（也有学者认为伯括并没有到曾国就任，派遣其子来到曾国经营南土），创立曾国，不仅帮助西周开拓了疆土，而且实现了南土对西周的文化认同。
需要向学生说明的是，编钟铭文中的“夏”指的是以周族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周王将自己分封的诸侯王称为“夏”，这些诸侯被称为“诸夏”（史学文献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从而引导学生认识到“当自称为夏的共同体通过分封撒向中原各地，并在此基础之上与其它中原部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融铸成的民族共同体继续称之为‘夏或‘华夏，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①出示材料：
“中国”与“夏”两个概念约在西周初同时出現，一个指若干王族前后控制过的天下之“中”的中央王国区，一个指获得此中央王国区控制权的王族身份，两个概念都表明在周人观念中已有某种超越本邦之上的王族共同圈意识。
——颜世安：《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②
正因为如此，晁福林先生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把夏商时代的方国联盟比喻为一堆相互间没有太多联系的马铃薯的话，那么周代的封邦建国则是一只装满马铃薯的大口袋，它使松散的马铃薯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③
西周宗法分封制是探究学习的着力点。“能力不能靠知识的灌输形成，只能在综合运用历史知识、探究历史的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发展”。④结合史料创设的学习情境，此环节设计了三个问题：（1）西周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2）比较西周分封制和商朝内外服制度的不同。（3）分析分封制的历史影响。三个问题指向不同的学科能力和素养。第一个层级的问题指向信息的提取。第二个层级意在培养学生运用材料的有效信息准确阐释历史问题的能力。第三个层级培养学生尝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历史观点的能力。三个层次的问题依次递进，难度逐步上升，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西周宗法分封制的深入认识。如果将这三个问题合成一个大的历史探究问题，就可以让学生从多元一体的角度，解读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这就是命题中对有关分封制度的综合性考查了。需要注意的是，考试评价中历史探究性能力和创新迁移能力的考查，都立足于日常教学中基本的学科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涵养，只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走完学习思维的全过程，增强了学习体验，学生才能经历从给定思考角度，到开放思考角度的转变。
总结：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共同的文化圈到共同的王朝，再到后来共同的国家。当中国分裂时，人们盼望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作者简介】杨红丽，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历史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