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一课的背景与教学支点研究
范红军 杜文星
？眼关键词？演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来源，教学支点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9-0037-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解放運动中的地位和作用。”①2003年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同样提出：“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的重点之一。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和高中历史教科书都将其独立设计一课，许多中学历史教师的展示课与参赛课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节课。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课程内容基本已经固化，尽管因初中与高中的层次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主体结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教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大体是“背景—概况及内容—影响”：
（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政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复辟帝制，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2.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3.文化：尊孔复古的逆流。
（二）新文化运动的概况（内容）
阶段：前期与后期（前期：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阵地与中心：《新青年》，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
（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积极：思想解放；消极：片面性。
从知识结构来看，上述模式似乎比较全面，但是，在这个模式下装填什么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新文化运动起始于1915年，这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后又出现张勋复辟。这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然而君主制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君主观念的消亡。不彻底清除帝制思想，君主制还会借尸还魂。陈独秀看清了这一点：“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①袁世凯实行集权政治、企图复辟帝制的确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二者是因果关系。那么“二十一条”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什么关系呢？
日本正式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解释的理由是：“日本人咸疑袁总统一向反对日本，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款，则可足征日华的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②而后至4月26日，中日举行了24次密谈。5月1日，中方向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5月25日，北京政府由外长陆征祥与日本公使签署了13个条约，基本满足了“二十一条”要求，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新青年》）。罗列这个时间顺序，似乎“二十一条”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然而，《新青年》头几期的内容直指中国的保守势力和儒家传统，陈独秀认为儒家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格格不入，尽管他提出新文化运动旨在实现民族觉醒，但是没有将“二十一条”作为亡国的信号。实际上，与“二十一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五四运动。从5月25日之后，学生就开始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从这时起到1919年5月，学生几乎没有间断游行，五四时期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之前有一定的基础。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有详细的论证。即使将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视为五四运动的基础，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对新旧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另外，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内容来看，与“二十一条”也没有直接关系。
将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定格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则不够客观。那时民国刚刚建立不久，袁世凯及其后任者还没有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不是纸面上的文字，否则《新青年》《每周评论》怎么能问世呢？游行、集会、结社也是允许的。民国政府对教育没有实行集中管理，大学校长有很大的自主权，没有人干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的发行量达到一万六七，陈独秀等人批孔更是与政府唱对台戏，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黑暗统治”时期出现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经济背景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是正确的，但将重心放在“短暂春天”则属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甲午战后到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商会组织，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个阶级是五四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其中的工业资产阶级最容易接受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由新兴知识精英发动的、在知识界开展的一场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背景应该介绍运动主体的形成，否则说了半天都是客观条件。介绍主角不等于介绍了主体，就像得到几块金牌、产生几个体育明星并不能说明全民开展体育运动一样。缺失对主体的了解，仅仅知道几位旗手其实无法理解这场运动及其意义。新兴知识阶层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背景。新式学堂大规模的出现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达59117所，学生人数约160万。留学人数也不断攀升，1905年留日学生就达到1.5万余人。新兴知识阶层逐步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单一的封建文化结构，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海归”进入上层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的官员，几乎都有留学背景。地方绅士尤其是商会中也有不少接受过新式教育。据统计，1911年大约有800名陆军军官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新型知识群体在清末抵制外货、收回利权、保路风潮中发挥着先锋作用，他们是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因此，初中课程再简单也应该描述这支力量的存在，这样，高中课程就可以深入一步，回答“新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已经初步意识到新文化的来源问题，他们或集中或分散地列出了运动的代表人物，试图把“新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教学支点意识，以生平简介的形式介绍代表人物，实际上难以解释“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能够提出新文化”的追问。例如，“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怀宁（安庆）人，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共產党的创始人之一。”用这种词典式的语言不是讲历史。如果将“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背景，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新式教育，尤其是“留学潮流与新文化的输入”，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进入新文化的来源问题，从而构建了教学支点。
新文化运动之前，留学热潮已经持续了10多年。陈独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胡适1910年留学美国；李大钊于1913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他们在出国之前大都接受了新思想或新式教育，留学期间又对西方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成为输入和宣传西方文化的领军人物。
新文化运动持续到五四运动后，其内容是具体而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又分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需要具体而概括地追踪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留学时期的思想变化。比如陈独秀留日期间接受民主、科学与新道德。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曾多次游学日本。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时，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其会刊《译书汇编》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为宗旨，曾连载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猛烈批判愚民、不平等和专制的封建社会，提出“人民主权”的理念，高扬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一时间，中国留日学生“人人皆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说，各以卢骚①、福禄特尔②、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尔诸伟人相期许”。③1914年，陈独秀又一次留学日本，期间他参加了欧事研究会，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陈独秀的新思想深受法国文化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颂扬法兰西文明的“人权”；他还选译法国学者的《现代文明史》《妇人观》，详细介绍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启蒙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许多文章都出现了这样的话语：“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④当然，今天看来，陈独秀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带有理想化和表面化的色彩，缺乏精致和深度。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似乎是蔡元培的“专利”，追溯这一办学方针，其实与他的留德经历紧密相连。1907年至1911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此时，恰逢德国大学的鼎盛时期，其教育强国、学术立校、教授治校、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选课等大学精神对这位前清进士触动很大。为此，他专门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包尔生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发表在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特色，蔡元培反复申明：“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帝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①显然，他的办学理念来自于直接接触西方文化。
胡适得益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那么他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如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些新文学思想主要是从哪里来的呢？1910年至1917年，胡适相继进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当时，美国社会处于求新求变的历史时期。1912年，威尔逊就是以“新自由”宣传而当选美国总统的。于是，新文学革命在美国应时而起。在诗歌界，现代派自由诗风行，批判陈腐、空洞、造作、乏味、僵化的旧诗传统，追求白话、通俗、平实、自由的新诗歌。具体对比胡适的八项文学改良主张与美国现代新诗派的六项信条，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非常直接和明显。对此，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等都曾予以揭示。梁实秋认为：“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②
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期转向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他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又是源自哪里呢？
自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处于由介绍到理论研究的深化阶段。重要的翻译著作有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一批早期社会主义者出版了他们的理论代表作，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森近运平与界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河上肇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社会主义评论》的系列文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读卖新闻》的销量随之激增。这表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先传播到日本，从日本进入中国。1914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期深受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据李大钊好友高一涵回忆：“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当时他读的最多的是河上肇博士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终日埋头苦读，手不释卷。”③据后藤延子的考证，李大钊在日本期间读过河上肇的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实，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基本上是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些语句还直接注明了“从河上肇博士”。④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论并非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割裂开来，也无意说明留学经历是新文化思想的唯一源头。恰恰相反，新文化的各种观念是相通的，渊源是多方面。但是毫无疑问，新文化精英们在留学期间的思想转变使他们走到一起，这种观念上的共识形成新文化的核心，也是新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新文化运动》的教研活动中，中学历史教师对教学支点问题表现出了很大的困惑和不解。他们认为，关于新文化的主要历史渊源，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专门提及，加之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时间非常有限，探究和补充这样的历史问题完全是多余的。可见，树立中学历史教学支点意识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
1.教学支点有助于挖掘历史教科书的隐性知识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往往会重视历史显性知识而忽视隐性知识。但是，对于高中学生的历史学习而言，他们一般能够当堂自学历史显性知识，而难以自主探寻隐性知识。实际上，历史隐性知识恰恰是显性知识的内在支撑。因此，历史教师需要树立教学支点意识，引导学生适度挖掘教科书的隐性知识。
2.教学支点有利于养成历史追问意识
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会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些历史问题大都是针对历史显性知识而设问的，一般停留在直接而表面的层次，学生能够很快从教科书中找到答案要点。久而久之，师生都会失去历史追问意识。如果教师树立教学支点意识，针对历史隐性知识设问，那么，历史课堂教学就会得到深化，历史追问意识也会逐步养成。
3.教学支点有利于培育历史通感素养
随着历史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历史追问的展开，历史教学支点的基础支撑作用愈发显现，历史课堂教学的通感也就水到渠成，“时空观念”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作者简介】范红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杜文星，中学高级教师，河北衡水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眼关键词？演新文化运动，新文化来源，教学支点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9-0037-05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解放運动中的地位和作用。”①2003年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同样提出：“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的重点之一。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和高中历史教科书都将其独立设计一课，许多中学历史教师的展示课与参赛课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节课。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课程内容基本已经固化，尽管因初中与高中的层次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主体结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教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大体是“背景—概况及内容—影响”：
（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政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复辟帝制，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2.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3.文化：尊孔复古的逆流。
（二）新文化运动的概况（内容）
阶段：前期与后期（前期：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阵地与中心：《新青年》，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
（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积极：思想解放；消极：片面性。
从知识结构来看，上述模式似乎比较全面，但是，在这个模式下装填什么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新文化运动起始于1915年，这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后又出现张勋复辟。这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然而君主制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君主观念的消亡。不彻底清除帝制思想，君主制还会借尸还魂。陈独秀看清了这一点：“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①袁世凯实行集权政治、企图复辟帝制的确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二者是因果关系。那么“二十一条”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什么关系呢？
日本正式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解释的理由是：“日本人咸疑袁总统一向反对日本，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款，则可足征日华的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②而后至4月26日，中日举行了24次密谈。5月1日，中方向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5月25日，北京政府由外长陆征祥与日本公使签署了13个条约，基本满足了“二十一条”要求，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新青年》）。罗列这个时间顺序，似乎“二十一条”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然而，《新青年》头几期的内容直指中国的保守势力和儒家传统，陈独秀认为儒家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格格不入，尽管他提出新文化运动旨在实现民族觉醒，但是没有将“二十一条”作为亡国的信号。实际上，与“二十一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五四运动。从5月25日之后，学生就开始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从这时起到1919年5月，学生几乎没有间断游行，五四时期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之前有一定的基础。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有详细的论证。即使将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视为五四运动的基础，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对新旧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另外，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内容来看，与“二十一条”也没有直接关系。
将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定格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则不够客观。那时民国刚刚建立不久，袁世凯及其后任者还没有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不是纸面上的文字，否则《新青年》《每周评论》怎么能问世呢？游行、集会、结社也是允许的。民国政府对教育没有实行集中管理，大学校长有很大的自主权，没有人干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的发行量达到一万六七，陈独秀等人批孔更是与政府唱对台戏，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黑暗统治”时期出现新文化运动，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经济背景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是正确的，但将重心放在“短暂春天”则属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甲午战后到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的商会组织，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个阶级是五四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其中的工业资产阶级最容易接受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由新兴知识精英发动的、在知识界开展的一场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背景应该介绍运动主体的形成，否则说了半天都是客观条件。介绍主角不等于介绍了主体，就像得到几块金牌、产生几个体育明星并不能说明全民开展体育运动一样。缺失对主体的了解，仅仅知道几位旗手其实无法理解这场运动及其意义。新兴知识阶层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背景。新式学堂大规模的出现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达59117所，学生人数约160万。留学人数也不断攀升，1905年留日学生就达到1.5万余人。新兴知识阶层逐步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单一的封建文化结构，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海归”进入上层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的官员，几乎都有留学背景。地方绅士尤其是商会中也有不少接受过新式教育。据统计，1911年大约有800名陆军军官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新型知识群体在清末抵制外货、收回利权、保路风潮中发挥着先锋作用，他们是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因此，初中课程再简单也应该描述这支力量的存在，这样，高中课程就可以深入一步，回答“新文化究竟来自哪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已经初步意识到新文化的来源问题，他们或集中或分散地列出了运动的代表人物，试图把“新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教学支点意识，以生平简介的形式介绍代表人物，实际上难以解释“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能够提出新文化”的追问。例如，“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怀宁（安庆）人，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共產党的创始人之一。”用这种词典式的语言不是讲历史。如果将“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背景，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新式教育，尤其是“留学潮流与新文化的输入”，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进入新文化的来源问题，从而构建了教学支点。
新文化运动之前，留学热潮已经持续了10多年。陈独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胡适1910年留学美国；李大钊于1913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他们在出国之前大都接受了新思想或新式教育，留学期间又对西方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成为输入和宣传西方文化的领军人物。
新文化运动持续到五四运动后，其内容是具体而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和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又分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需要具体而概括地追踪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留学时期的思想变化。比如陈独秀留日期间接受民主、科学与新道德。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曾多次游学日本。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时，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其会刊《译书汇编》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为宗旨，曾连载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猛烈批判愚民、不平等和专制的封建社会，提出“人民主权”的理念，高扬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一时间，中国留日学生“人人皆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说，各以卢骚①、福禄特尔②、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尔诸伟人相期许”。③1914年，陈独秀又一次留学日本，期间他参加了欧事研究会，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陈独秀的新思想深受法国文化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颂扬法兰西文明的“人权”；他还选译法国学者的《现代文明史》《妇人观》，详细介绍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启蒙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许多文章都出现了这样的话语：“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④当然，今天看来，陈独秀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带有理想化和表面化的色彩，缺乏精致和深度。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似乎是蔡元培的“专利”，追溯这一办学方针，其实与他的留德经历紧密相连。1907年至1911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此时，恰逢德国大学的鼎盛时期，其教育强国、学术立校、教授治校、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选课等大学精神对这位前清进士触动很大。为此，他专门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包尔生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发表在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特色，蔡元培反复申明：“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帝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①显然，他的办学理念来自于直接接触西方文化。
胡适得益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那么他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如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些新文学思想主要是从哪里来的呢？1910年至1917年，胡适相继进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当时，美国社会处于求新求变的历史时期。1912年，威尔逊就是以“新自由”宣传而当选美国总统的。于是，新文学革命在美国应时而起。在诗歌界，现代派自由诗风行，批判陈腐、空洞、造作、乏味、僵化的旧诗传统，追求白话、通俗、平实、自由的新诗歌。具体对比胡适的八项文学改良主张与美国现代新诗派的六项信条，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非常直接和明显。对此，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等都曾予以揭示。梁实秋认为：“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②
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期转向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他又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那么，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又是源自哪里呢？
自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处于由介绍到理论研究的深化阶段。重要的翻译著作有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一批早期社会主义者出版了他们的理论代表作，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森近运平与界利彦合著的《社会主义纲要》；河上肇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社会主义评论》的系列文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读卖新闻》的销量随之激增。这表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先传播到日本，从日本进入中国。1914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期深受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据李大钊好友高一涵回忆：“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当时他读的最多的是河上肇博士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终日埋头苦读，手不释卷。”③据后藤延子的考证，李大钊在日本期间读过河上肇的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证实，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基本上是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些语句还直接注明了“从河上肇博士”。④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论并非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割裂开来，也无意说明留学经历是新文化思想的唯一源头。恰恰相反，新文化的各种观念是相通的，渊源是多方面。但是毫无疑问，新文化精英们在留学期间的思想转变使他们走到一起，这种观念上的共识形成新文化的核心，也是新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新文化运动》的教研活动中，中学历史教师对教学支点问题表现出了很大的困惑和不解。他们认为，关于新文化的主要历史渊源，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专门提及，加之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时间非常有限，探究和补充这样的历史问题完全是多余的。可见，树立中学历史教学支点意识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
1.教学支点有助于挖掘历史教科书的隐性知识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往往会重视历史显性知识而忽视隐性知识。但是，对于高中学生的历史学习而言，他们一般能够当堂自学历史显性知识，而难以自主探寻隐性知识。实际上，历史隐性知识恰恰是显性知识的内在支撑。因此，历史教师需要树立教学支点意识，引导学生适度挖掘教科书的隐性知识。
2.教学支点有利于养成历史追问意识
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会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些历史问题大都是针对历史显性知识而设问的，一般停留在直接而表面的层次，学生能够很快从教科书中找到答案要点。久而久之，师生都会失去历史追问意识。如果教师树立教学支点意识，针对历史隐性知识设问，那么，历史课堂教学就会得到深化，历史追问意识也会逐步养成。
3.教学支点有利于培育历史通感素养
随着历史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历史追问的展开，历史教学支点的基础支撑作用愈发显现，历史课堂教学的通感也就水到渠成，“时空观念”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作者简介】范红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杜文星，中学高级教师，河北衡水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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