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与斯巴达军事霸权的比较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与希腊古典时代斯巴达是两个军事大国，都曾在各自所 处的时代辉煌一时。本文从二者军事霸权的建立背景、结局、产生不同结局的原因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军事霸权做了初步探析，最后以史为鉴，对当代我国的崛起提出了一些拙见。
[关键词]： 秦国； 斯巴达； 军事； 霸权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与希腊古典时代斯巴达都曾是各自所处时代的强大军事集团。 二者军事霸权的建立背景、结局具有很强的对比性。 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对二者的军事霸权做了初步探析，并详细分析了造成不同结局的原因，最后以史为鉴，对当代我国的崛起提出了一些拙见。
一 二者建立军事霸权时代背景、目的和方式的比较分析
（一）秦国与斯巴达军事霸权的建立在时代背景和方式方面存在很多共同之处。
1 二者都处于一个邦国林立的时代，各国之间战争不断，唯有建立强大的军事，才能求生存、求发展。
秦地处华夏民族的西部，在地理位置上与戎等少数民族接近。受西戎尚武的社会风气影响，秦人形成了尚武的性格。居住在周王朝西部的秦族的先人，由于抗击西戎有功，被封为西陲大夫[1]8，这是秦的根基。西周末年，因逐西戎，并派兵护送平王迁都洛邑，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伯”， 并将歧之地封给了秦国。到这时，秦才成为一个正式的诸侯国[1]10。秦穆公时，因东进计划受挫，穆公转而将精力集中于西部，“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到秦昭王时，秦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东方六国再也无力与秦抗衡。可见，秦从周王朝西部的一个西陲大夫到最终霸权的牢固确立，每一步都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密切相关。
斯巴达人也并非南希腊的的土著居民，而是希腊北部多利亚人中的一支，长期过着迁居的生活，在与其它民族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武力至上的观念。公元前11世纪，他们侵入了希腊南部的哥拉尼亚平原，攻占了斯巴达城，后经不断扩张，占领了整个哥拉尼亚平原。但斯巴达人仍不满足，公元前8世纪，经过两次战争，彻底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后来，军事强大的斯巴达组建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称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随着势力的扩张，斯巴达与希腊诸邦中的另一巨头——雅典的矛盾越来越大，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进行了27年的称霸战争，结果斯巴达获胜，确立了在整个希腊的霸权。由此可以看出，斯巴达从入据南希腊的蛮族到区域性霸权再到整个希腊的霸权的确立，也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基础的。
2 二者都是通过改革变法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最终确立奠定基础的。
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在军事方面，制定按功受爵制，兵士不论出身，只要得一敌首，即受爵一等；加强内部团结，禁止私斗。于是，秦人尚公战，少私斗，成为沙场上奋勇杀敌的将士。
斯巴达的来库古立法，使得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建立强大军事为终极目标。每个女子一生的责任是生育强壮的战士，每个男子一生的责任是成为强壮的战士。他们的婚姻、生育、教育都完全为军事服务。
（二） 但是，秦国与斯巴达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主要目的和具体方式有较大差异。
1 二者建立强大军事的主要目的不同。
秦国的主要目的是对外，为了保卫本国国土和开疆拓土。孝公即位后，任用商鞅变法，在军事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直接目的是收复当时被魏国强占的河西地区。商鞅变法后，由于实行相对公平的按功受爵制和确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封建制度，因此秦国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秦强大起来之后，其他六国常常实行合纵政策，共同对付秦国，因此，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东方六国的挑战。
而斯巴达的主要目的是对内，为了镇压希洛人的频繁暴动，维护斯巴达人的统治地位。斯巴达人是斯巴达的统治阶级，其人口最多时只有9000户，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希洛人却有25万之多，再加上人身自由却无政治权利的被统治者庇里阿西人，被统治者至少有30万之多。斯巴达人对希洛人极其残酷，希洛人的反抗意识页特别强烈，这使得斯巴达人时常惶恐不安，即使在对外作战时，斯巴达人防范最大的也并非敌人，而是自己的盟友——希洛人[3]，修昔底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因此，对于斯巴达人来说，镇压国内希洛人的反抗比对外争霸更需要其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它强兵的主要目的与秦国正好相反，是对内而不是对外。
2 二者建立强大军事的具体方式不同。
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与商鞅变法实行的二十等军功制、先进的武器制造水平和名将代出密切相关。
公元前356年，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商鞅实行按功受爵制，规定不论出身，得一敌首，就可赐爵一等，军功越大赐爵越高，共二十等，贵族无军功不再受爵，得到爵位的同时还可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岁俸财富。自此之后，普通百姓“勇于公战”，贵族要想加官进爵也“无由此也”，于是秦国军事力量日进。
秦国的兵器主要以青铜为原料。青铜剑是主要的近身攻击武器，秦人在铸造青铜剑时往其中加入了适量的锡，使得青铜剑坚硬而不易折断，攻击性很强；弩是秦国的远程攻击武器，实行标准化生产，部件可以互换，提高了武器的利用率，也有利于缓解长期作战中武器的供应压力[1]110-111。
秦国历代名将迭出。战国四大名将中的两位——白起、王翦都是秦国将领。蒙氏三代——祖父蒙骜、父亲蒙武、儿子蒙恬，也在秦灭六国、逐匈奴的过程中也立下了不朽功勋。
秦国兵、器、将三者齐备，其强大军事力量的确立，就是必然的了。
斯巴达强大军事力量的确立主要与来库古改革密不可分。来库古改革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唯一目标，对斯巴达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做了具体安排，包括婚姻生育政策、国家体育教育制度、公餐制等。
斯巴达公民的婚姻以生育健壮的后代为主要目的。来库古立法规定，青年男女必须在国家规定的年龄阶段结婚，因为此年龄阶段是最佳生育期。同时，斯巴达人认为，母亲身体的健康状况对婴儿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为了保证生育出的孩子健康状况良好，斯巴达的女子也必须接受和男子几乎同样的军事训练。斯巴达所有的孩子出生后都要经过长老会议的检查，并用酒精为其洗浴，如果没有出现抽风休克等现象，就被视为合格。否则，婴儿就会被扔到弃婴场[4]。
经过长老检查合格，并经受住酒精洗浴的婴儿就由父母抱回家去抚养到7岁，这期间母亲会教孩子长跑、起跳、掷铁饼等体育项目，增强孩子的体质。斯巴达实行国家教育制度，从孩子7岁开始，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男孩被送进军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一直到18岁，这种严格的国家体育教育制度使斯巴达公民成为机智勇敢的战斗机器[5]。
来库古认为，富贵奢侈会腐蚀人的灵魂，只有节俭朴素方能磨练人的意志。所以，斯巴达实行公餐制。公餐制的饮食十分简朴，最著名的是黑肉汤，据说喝过的人再也不想喝第二次。它除了避免人们暴饮暴食，公餐中长辈与晚辈的频繁接触还能促进对晚辈的教育。
二 二者军事霸权的影响和结局的比较分析。
（一） 秦国和斯巴达都处于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们各自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分别成为中国和希腊的军事霸主，都曾耀武扬威、辉煌一时，能够左右他国政局，这是其共同点。
（二） 然而，秦国和斯巴达的军事霸权在维持时间长短和最终结局方面又有较大差异。
秦的霸权长达百年之久，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6]。而且最终一统九州，北逐匈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6]，南制百越，“百越之君，负首系颈，委命下吏”[6]。秦不仅统一了华夏地区，而且还将疆域扩展到了北狄南蛮之地。
相比较之下，斯巴达的霸权就短多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公元前404年，它最终确立在希腊的霸权，然后随即在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入侵希腊城邦忒拜，大败，国王战死。随后美塞尼亚独立，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就失去了霸权。仅仅34年，斯巴达还来不及享受霸权的荣耀，它的霸权就陨落了。
三 同为各自所处时代的军事霸权，结局为什么迥然而异呢？仔细想一想，这意料之外的结局其实有着情理之中的深刻原因。
（一） 社会经济方面。
秦国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前提。商鞅变法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7] 425，这大大提高了普通百姓生产的积极性。为了发展农业，秦国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关中的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蜀中的都江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这些水利工程使得农业旱涝保收，为秦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一个崛起称雄的国家来说，经济、军事二者缺一不可，秦国二者齐备，因此霸业长固。
斯巴达的来库古立法忽视富国的目的。斯巴达全体公民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希洛人。希洛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剥削，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更不关心生产技术的改进。因此，在经济上，斯巴达是一个物质缺乏的国家。斯巴达强大的军事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霸业如昙花一现。
（二） 社会矛盾方面。
从春秋到战国，秦国的奴隶贵族衰弱了，地主阶级取而代之成了统治阶级，以前的奴隶成了农民。地主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在当时还是一个进步的阶级。变成农民的奴隶，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有了一些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有军功即可得到相应的爵位，这就使得秦的社会矛盾比较缓和。
而斯巴达却不同。作为统治阶级的斯巴达公民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庇里阿西人和希洛人之间的矛盾自不必说。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斯巴达公民内部也越来越矛盾重重了。随着斯巴达霸权的确立，斯巴达从服从于它的城邦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在全体斯巴达公民中进行平均的分配，而是集中在了少数贵族手中，这就使得斯巴达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的矛盾十分激烈。
（三） 制度创新方面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封建制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进步，符合战国社会大变革的趋势。而且当时秦国的封建制度比东方六国更完备，所以，秦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更强。
而斯巴达从哥拉尼亚平原中的一个小城邦到平原称霸再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乃至到后来的整个希腊的霸主，都一直走的是城邦制的道路[8]。而这种体制只适应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在斯巴达成为区域性霸主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时，城邦制已不适应时代需要了。
（四） 对外政策方面。
秦国实行对外开明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外来人才，不惜重金吸收。韩国的水利疲秦之计败露后，秦王嬴政认为外国人不可信，就颁发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在离开秦之前，他以敏锐的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妙笔生花的才气，给秦王上了一道《谏逐客令》，分析说：“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8]。秦王是位开明的君主，立马废止了逐客。其实，在秦国强盛和统一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将名相多数不是秦国人，百里奚是虞国人，商鞅是卫国人，张仪、范雎是魏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祖孙三代连出名将的蒙氏家族是齐国人等等。对于外来人才对秦国发展的贡献，李斯在《谏逐客令》中有充分的评说。
秦国正确的对外政策还表现在争霸和统一过程中谋略的适当运用，主要是远交近攻的连横政策。秦的决策者认为，远方的地理位置不相联属的国家之间，矛盾较少，更易结成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攻取临近国家扩张势力，增强自己的力量，会使远方的国家慑服，即使盟友变成了敌人，也不会腹背受敌。秦在统一过程中，和远方的齐结成长期而稳定的同盟关系；对较远地燕楚则不至于使双方矛盾激化；对于和它临近的三晋，则不断的攻城掠地。事实证明，这种谋略是非常正确的，有效的。
而斯巴达却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他们几乎不与外界交往。一般的人除有政治任务外是不允许进入斯巴达的。斯巴达对他邦有识之士的吸收也少之又少。
对外关系上，斯巴达也不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来库古立法的规定使斯巴达人成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们只知用蛮力制服对手，却不知在制服后怎样维护对对手的控制。斯巴达在称霸整个希腊后，其派往外邦的总督在那里只知大把的捞取财富，却不考虑怎样树立斯巴达的权威来维持对被制服邦国的长久统治[9]。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大不如秦统治者的，这也是斯巴达霸权转瞬即逝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秦与斯巴达，两个霸权国家，一个霸业长存、最终一统江山铸就了划时代的大秦帝国；一个霸权刚建立就迅速陨落。他们的兴衰存亡，对我国当代的崛起有那些启示呢？
（一）、保持国内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是两大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和平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平稳定压倒一切，国内的安定平稳是一个国家的坚强后盾，只有本国自身状况良好了，才能有更多精力关注世界事务，增强本国影响力。
（二）、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优先发展经济，建设防御性国防。当代的国防是以经济为后盾的。当代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科技的发展也必须强大的经济为依托。因此，经济发展是基础的基础，国防建设却不可超出经济的可承受范围。
（三）、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势，不断改革创新。改革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与时俱进的实施对内对外的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和战略目标，才能高瞻远瞩，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促进我国较快的走向繁荣昌盛。
（四）、处理对外关系要注意谋略的适当运用。当代国际关系变化迅速、纷繁复杂，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除了依靠强大的国力外，还必须意识到灵活的外交谋略的价值，才能即树立大国的威信，又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童超.《大秦帝国：铁血铸就的一统江山》，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2]李斯.《谏逐客令》.
[3] 刘景华.《世界思想文化名著精读丛书：历史学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4] 厉永平.《人性的扭曲文化的荒野—略论斯巴达军国主义教育》，载《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二期.
[5]张建政.《试论斯巴达军事体育教育的原始性》，载《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
[6]贾谊.《过秦论》.
[7]司马迁.《史记》，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8]古纯玉.《斯巴达的兴衰与色诺芬的政治思想——<拉栖代梦人的政制>综合研究，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9]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曹晋丽，女（1990-），山西人，199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二，研究方向：中国史方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