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应关注群体和个人的命运
关键词 历史教育，个人，群体，命运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9-0003-06
从事历史教学的老师大都知道，在课堂上适当讲点群体或个人的曲折经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一些复杂的历史结论也会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许多老师或多或少都思考过这里面的原因，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解释一下“群体”和“命运”这两个概念。本文所说的“群体”，包括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阶级，但又比它宽泛。这是因为阶级分析虽然是理解历史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它有时难以顾及许多跨阶级的群体或阶级内的不同群体或个体。像诸如东林党、义和团、哥老会之类的组织或会社，当代的红卫兵、知青、老三届，还有经常见诸报端的“黑手党”、各种环保组织，或罗马帝国晚期的流氓无产者、19世纪中后期英国熟练工人的工会、14世纪佛罗伦萨的各个大行会和小行会，等等，都是这样的群体。它们要么是跨阶级的组织，要么是阶级内一部分人的组织，除了共同的历史经历，还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有必要专门予以关注。
本文所说的“命运”，着重指个人或群体的生平或经历。按一般的说法，“命”相当于天命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是人生轨迹的重要决定因素；“运”指机遇，是否碰到机遇或是否拥有把握某种机遇的能力、爱好或动力，是处于类似阶层或类似境遇的人们有着不同遭遇的基本原因。当然，对“机遇”“运气”的看法也因人而异，因为有一个价值观不同的问题。命运的所谓“好”“坏”或人的所谓“成功”与“不成功”，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比如，曹雪芹在生前肯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成功的人，而现代人一般不会这样想了。我们应该把有利于人民、民族、人类的放在首位，把个人是否生活美满或是否成名或发财放在第二位。理想的当然是两者的统一，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忠孝难以两全的境地。
通过历史群体或历史人物的命运，能够向学生更形象、更全面地展现真实的历史过程。
1.使历史知识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括或结论具体化、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比如，要理解秦律的严酷，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讲公元前209年被发往渔阳戍边的900余名戍卒（一个临时构成的群体）在蕲县大泽乡面临的困境：“会天大雨，道不通……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同理，斯巴达克起义的原因能形象地说明当年罗马角斗场的极端残忍和奴隶们的命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奴隶制的本质。世界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走上革命或改良道路的过程，能形象地说明这些国家革命或改良形势的形成。所谓“乱世出英雄”，实际上指的是在战乱和社会动荡时期，掌权者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或草根中的杰出人物有机会崭露头角。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及其起兵的传说能形象地说明汉末社会动荡的情况。春秋戰国时期许多布衣卿相的故事，长期来在民间流传不息，通过它们或其中诸如“请从隗始”的故事，能使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那时的社会状况或氛围。不久前，有学者认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①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更能说明那时期士人的风气。
要理解16世纪中国与英国的区别，或理解那时重商和抑商的政策，可能没有比王直（1501—1559）和德雷克（1540—1596）的不同遭遇更形象的了。王直为了通商，曾一度对官府存有幻想，但结果是：“王直以为靖海有功，官府会改变对他的态度，松动海禁，允许通番互市。可是，当他‘叩关献捷，乞通互市时，‘官府弗许。明朝廷不但不答应王直的请求，反趁他‘以遍舟泊列表之际，命参将俞大猷统舟师数千围攻。‘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渺官军易与也。他突围逃往日本，积蓄力量之后，又率众驾船返回浙洋。”②其最终结果是被官府诱捕、处决。比他稍后，英国的大海盗德雷克的命运与他完全不同，苏联学者曾说：“德雷克成为一个海盗并不是因为智力过人和敢于冒险，他只是一个大股份公司的老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本人就是这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之一。女王用自己的私资装备了船只，并与这些海盗们分享利润，同时从这个‘冒险事业中索取绝大部分收益。”③德雷克还是1588年率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主要指挥员。如果王直活在当时的英国，或者如果德雷克活在当时的中国，会引起人们无限想象。王直或德雷克之类的海盗，在他们的时代都不是个例。
2.能使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历史原貌。许多历史事件只有通过历史人物的经历才能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或学生，使学生获得关于历史事件全貌的感性认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先后都失败了，在学生脑子中留下的是一片灰色的印象，很少有人会好好思考一下这些运动留下的影响。但若我们看看一些人物的生平，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你读到以下描述时，一定会肃然起敬：“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九日）拂晓，在寓被捕。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九月二十八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诏下，未一讯鞫，即及于难。临刑，命跪听旨，光第不可；皂役捺之跪，崛强自若，且曰：‘未讯而诛，何哉？神色谈定如平日。”④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刘光第就刑后其故乡父老迎接他的灵柩和安葬的盛况，各地方当局均听之任之，更可感觉到这场运动在地方的影响：“刘夫人扶柩回川时，沿途城镇人民自动设灵位公祭。”⑤
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大道理是通过历史事实概括出来的，历史事实是通过历史人物（包括普通百姓）的活动构成的。历史人物，不管哪种，或多或少都是某个或某些历史群体的代表，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个群体的生活和思想特点，所以通过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可以了解某个时代或某个历史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不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由鲜活的具体故事体现出来，便于理解和记忆。
3.可以更形象地展示历史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在我们的教材中，美国内战通常被说成反对和拥护奴隶制的斗争，但内战一结束，林肯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对失败的南部采取宽大的政策。他……甚至拒绝逮捕内战元凶戴维斯及其内阁成员，并主张不要迫害或杀害过去的敌人”。①一些学生常对此感到不解，实际上林肯最关心的是联邦的统一和发展，奴隶解放只有第二位的意义，而他的和解政策确实对战后美国重建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或广大黑人并未得到真正解放作代价的。
历史上一些改革家最终往往被处死，如商鞅被车裂，晃错被腰斩。近代土耳其经历了多次改革，死了不少人。比如，第一次改革是在1718—1730年间任大维齐（宰相）的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主持的，1730年改革失败，素丹被迫退位，这位大维齐与其他一些显贵被处死。②但这些人所从事的改革成果或多或少被保留了下来，说明了历史的曲折性或复杂性。讲景帝削藩，如果不讲晃错之死，那就等于把历史简化了，同时把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删掉了。法国大革命通常被我们描述成一个连续上升的过程，终止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这场大革命的三代领导人有许多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的教材曾称热月政变为反革命政变，认为这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或结束，实际上这是回归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场政变。也就是说，革命第一阶段领导人（斐扬派）的理想至此开始逐步得到实现。法国要到1870年才比较稳定地建立起共和制，即实现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理想，这离那些主张共和制的革命领导人被处决已经过去了70多年。
以上讲的都是大事件，在新文化史盛行的今天，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较小的例子，以说明如果不知道相关主人公的经历，是难清晰地理解其所具有的含义的。比如，讲希望工程或希望小学，通常离不开“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她的命运能最生动地说明希望工程的兴起和成果。另外像《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儿歌，大家都听过、唱过，但你要真正理解这首歌，就必须知道这首歌作者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在1969年11月写出这首歌词（后来经过修改）时是上海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班上的墙报委员，时年13岁。1970年，上海第六玻璃厂一名酷爱音乐的普通女工金月苓在当时的一个刊物《红小兵》上读到这首歌詞，为之谱曲，时年19岁。更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母亲是亲姐妹，各自的父亲是亲兄弟，但他们在创造歌词和歌曲时却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创作时两人都没有去过北京，也就谈不上去过天安门。据说，这首歌曲发表后，还出现了争议，有的人认为其旋律与当时的潮流不吻合，还有的把它比之于外国音乐，有靡靡之音之嫌。但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十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名列其中，从此它被唱红全国。③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一首既与时代合拍但又与时代风格有别的歌曲得以问世，因为作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圈中人，但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同样感知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
通过历史群体或历史人物的命运，能够向学生更形象、更直观地展现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也就是展现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既定的前提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虽然他们对总体历史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大不一样，但正是这种“创造”的努力使人类历史显得如此丰富多彩。
1.人们创造历史是在特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特定的前提总是让现实中的人在行事时畏缩不前，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人认为利用已有的条件自己几乎拥有创造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历史将会变得比目前所知道的要简单得多。他们都知道面临重大问题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聪明才智，使问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现实历史中，许多努力失败了，许多得到了成功，失败或成功都各有各的原因，但无疑都对后人有持续的借鉴和激励作用。公元678年，拜占庭人用希腊火打退阿拉伯人的进攻，穆斯林在近800年时间内失去了消灭这个帝国的能力。在这次保卫战中，拜占庭人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力量和手段，保卫自己的家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在很多情况下，既定条件大体上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危关键还是看其领导人和人民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什么程度（这种发挥又与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关）。
2.历史偶然性或英雄的顺势而为，虽然不影响历史总的进程，但能影响其具体进程和某些局部结果。①由于一个人的活动时间其实很短，对许多现实中的个人来说历史的总趋势的意义有时并不是很大，而具体过程才真实地影响他们的一生。比如，“九一三”事件后，恢复高考开始受到关注，但何时恢复或以何种方式恢复（推荐或考试）则是一个更牵动人心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高考制度晚十年恢复，那将会影响多少人的命运！普列汉诺夫曾举过许多例子讨论此类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拿破仑具有铁一般的毅力，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惜一切的。但当时除他而外，也还有过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利禄的人物。他所挣得了的那个位置大概是不会空闲起来的。假定另一位将军争得这个位置后，举动比较拿破仑温和一点，不会激起全欧洲的反抗，结果这位将军就会是死在杜伊勒里宫中，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会根本无法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秸果，对于他们说来，当然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结果“相反”，但对于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却是与实际的结果很少区别的。当这只“宝剑”恢复了秩序，保证了资产阶级获得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厌恶这只“宝剑”所表现的那种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于是就会有在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主义运动发生，斗争就会渐渐炽烈起来。既然那些“宝剑”不爱让步，那么仁慈的路易·菲利浦代替他所殷勤爱慕的同宗来登王位也许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②
尽管法国走向资本主义及自由主义思潮在法国的流行都是不可阻挡的事情，但试想，如果复辟王朝不曾出现过，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一代或甚至几代法国人的生活该有多大的不同！
个人的不同选择会影响一生，通过群体或个人命运的学习，使学生感觉到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应该是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对现实条件和对自己能力的考量往往成为失败或成功的关键因素，从事后的观点看，凡成功的都是在这两种考量中取得了某种平衡，但在事前是很难预测的，这也正是“英雄”总是拥有持续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3.可更深入地理解“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个人命运既与社会变化有关，又与个人的禀赋脾性有关，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在约翰王时期？从英国中世纪的国情看，也许迟早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但13世纪初如果不是恰巧碰到约翰王这样的人主政，这种事即使必然发生或许也会缓和一些，或者说不一定发生在1215年。一些关键性的不利条件在他任内集中出现：中世纪教皇的权力处于顶峰，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教皇史上最能干的教皇之一；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是中世纪法国最有作为的国王之一，他几乎收复了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全部领土；约翰的前任理查德一世（1189—1199）在大陆镇压叛乱时受伤去世，没有留下合法子女，约翰必须与他12岁的侄子阿瑟争夺王位，费了很大的劲才兼并阿瑟的领土，从而得罪了拥护阿瑟的许多大贵族；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失去在大陆的领土后所统治的区域大为减少，且又处于物价上涨时期，为了维持战争，他只得不断增加各种税收，由此招致各方怨恨。有人说：实际上约翰“是一位可怜的君王，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管理他的较有权势的臣民上并不称职”。①可见，一个国家在社会问题突出，国外形势非常不利而且最高统治者又比较低能的情况下，容易走向动乱，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解决社会积累下来的问题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是另一种情况。关于它是否必然要爆发，长期来西方有争论，比如早就有人说：“世界大战的直接起因，是奥国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1914年夏间就不会有奥塞战争，也就不会有世界大战。虽然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关系日趋紧张，但是歐洲很可能在许多月或许多年中通过外交途径有效地避免战争，因为各国政府首脑都很明白这样的战争会如何地可怕，而且法俄方面计划到1917年作战比在1914年有更好的准备。”②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是出于非常特殊且今天看来又极为不合常理的原因，这次大战肯定不会在1914年7月28日爆发。所谓不合常理，指的是当时斐迪南已经接到警告，可能有人要刺杀，而且6月28日是一个阳光照耀的星期天，街上人很多，而他在穿越熙熙攘攘的街道时，全队人马只是六辆车，也就是说其保卫形同虚设。第一个刺客投出的炸弹炸伤了一位随从官员和部分围观群众，大公到市政厅接受欢迎仪式后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伤员，更不可思议的是陪同他的依然是同一个车队，没有增加任何安保措施。更凑巧的是去医院的路上车队在一个街角走错了路，大公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司机开始缓慢倒车。就在这个“车子不吉祥地停留片刻的地方”，有一家叫做席勒的咖啡馆，另一个刺客普林西普正坐在这个咖啡馆摆放在街道边的桌旁。他掏出手枪对准几米外的大公夫妇开了两枪。③一个月后，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历史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或“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极为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对未来的政治预测常常总是差强人意。只有当事情发生，我们才会一下子罗列出一大串原因，又说哪些是最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但这时别忘了，在事件发生前，这往往并不那么清晰。
适当讲授历史上群体或个人命运方面的内容时，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注意。
1.要十分注意“代表性”问题。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但人的行为总带有自己的鲜明色彩，历史上个人或群体的追求与历史发展结果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时候。这就是恩格斯讲的，历史过程中存在“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④对这个历史结果，无论推动的或阻拦的力量都发挥了作用，但推动的力量或阻拦的力量都是由众多群体、个人组成的，其中各群体和个人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我们在分析各种社会思潮时习惯上要提一下代表性人物，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在某种思潮中起关键作用。在讲授群体或个人的历史作用时，要充分注意他们的代表性的大小，使他们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尽量不要遮掩也不要虚饰，以免在学生中造成片面认识。
2.在分析一个群体或个人的生平时，特别是分析其在某些重要事件中的作用时，要特别注意什么行为主要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什么行为主要是由个人的任性或强烈追求而特有的。虽然这两者有时并不容易分清，因为人的各种行为都可看成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但一个人之所以决定这样做而不是其他，比如对某些习俗、成规虔诚遵守而对另外一些则虚与委蛇，或甚至加以破坏或改革，均与行为者的认识或内心追求有关。
3.可以适当发掘一些普通人的生平材料，应用于教学和研究。历史上能够留下个人成长和生活轨迹的主要是名人，普通百姓的生活轨迹留下来的虽然也有一些，如《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或《蒙塔尤》等著作所使用的材料。再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二枚木牍，是两个叫黑夫和惊的士兵写给家里的私信（写于公元前223年），讲述出征的情况，向家里索求衣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家书”。①不过此类材料总的来说非常稀少，而普通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又有很大的共同性，在古代特别是这样，所以西方20世纪勃兴的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就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处理（下面再分各种亚群体），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自己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或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历史教育如何体现这一点，值得探讨。西方新史学或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历史上普通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感情，虽然很少涉及个人，但很具体，把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视其为历史上某个普通百姓或群体的生产生活史。到了近现代，有许多普通人的生活踪迹保留了下来，特别是由于等级的废除和工商业的繁荣，社会流动达到以往无法想象的规模，不少普通人成了名人或精英，他们的回忆录或传记中有大量关于自己做普通人时的描述，是了解当时普通人生活的宝贵资料。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09-0003-06
从事历史教学的老师大都知道，在课堂上适当讲点群体或个人的曲折经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一些复杂的历史结论也会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许多老师或多或少都思考过这里面的原因，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解释一下“群体”和“命运”这两个概念。本文所说的“群体”，包括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阶级，但又比它宽泛。这是因为阶级分析虽然是理解历史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它有时难以顾及许多跨阶级的群体或阶级内的不同群体或个体。像诸如东林党、义和团、哥老会之类的组织或会社，当代的红卫兵、知青、老三届，还有经常见诸报端的“黑手党”、各种环保组织，或罗马帝国晚期的流氓无产者、19世纪中后期英国熟练工人的工会、14世纪佛罗伦萨的各个大行会和小行会，等等，都是这样的群体。它们要么是跨阶级的组织，要么是阶级内一部分人的组织，除了共同的历史经历，还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有必要专门予以关注。
本文所说的“命运”，着重指个人或群体的生平或经历。按一般的说法，“命”相当于天命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是人生轨迹的重要决定因素；“运”指机遇，是否碰到机遇或是否拥有把握某种机遇的能力、爱好或动力，是处于类似阶层或类似境遇的人们有着不同遭遇的基本原因。当然，对“机遇”“运气”的看法也因人而异，因为有一个价值观不同的问题。命运的所谓“好”“坏”或人的所谓“成功”与“不成功”，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比如，曹雪芹在生前肯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成功的人，而现代人一般不会这样想了。我们应该把有利于人民、民族、人类的放在首位，把个人是否生活美满或是否成名或发财放在第二位。理想的当然是两者的统一，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忠孝难以两全的境地。
通过历史群体或历史人物的命运，能够向学生更形象、更全面地展现真实的历史过程。
1.使历史知识中一些比较抽象的概括或结论具体化、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比如，要理解秦律的严酷，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讲公元前209年被发往渔阳戍边的900余名戍卒（一个临时构成的群体）在蕲县大泽乡面临的困境：“会天大雨，道不通……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同理，斯巴达克起义的原因能形象地说明当年罗马角斗场的极端残忍和奴隶们的命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奴隶制的本质。世界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走上革命或改良道路的过程，能形象地说明这些国家革命或改良形势的形成。所谓“乱世出英雄”，实际上指的是在战乱和社会动荡时期，掌权者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或草根中的杰出人物有机会崭露头角。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及其起兵的传说能形象地说明汉末社会动荡的情况。春秋戰国时期许多布衣卿相的故事，长期来在民间流传不息，通过它们或其中诸如“请从隗始”的故事，能使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那时的社会状况或氛围。不久前，有学者认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①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更能说明那时期士人的风气。
要理解16世纪中国与英国的区别，或理解那时重商和抑商的政策，可能没有比王直（1501—1559）和德雷克（1540—1596）的不同遭遇更形象的了。王直为了通商，曾一度对官府存有幻想，但结果是：“王直以为靖海有功，官府会改变对他的态度，松动海禁，允许通番互市。可是，当他‘叩关献捷，乞通互市时，‘官府弗许。明朝廷不但不答应王直的请求，反趁他‘以遍舟泊列表之际，命参将俞大猷统舟师数千围攻。‘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渺官军易与也。他突围逃往日本，积蓄力量之后，又率众驾船返回浙洋。”②其最终结果是被官府诱捕、处决。比他稍后，英国的大海盗德雷克的命运与他完全不同，苏联学者曾说：“德雷克成为一个海盗并不是因为智力过人和敢于冒险，他只是一个大股份公司的老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本人就是这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之一。女王用自己的私资装备了船只，并与这些海盗们分享利润，同时从这个‘冒险事业中索取绝大部分收益。”③德雷克还是1588年率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主要指挥员。如果王直活在当时的英国，或者如果德雷克活在当时的中国，会引起人们无限想象。王直或德雷克之类的海盗，在他们的时代都不是个例。
2.能使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历史原貌。许多历史事件只有通过历史人物的经历才能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或学生，使学生获得关于历史事件全貌的感性认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先后都失败了，在学生脑子中留下的是一片灰色的印象，很少有人会好好思考一下这些运动留下的影响。但若我们看看一些人物的生平，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你读到以下描述时，一定会肃然起敬：“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九日）拂晓，在寓被捕。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九月二十八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诏下，未一讯鞫，即及于难。临刑，命跪听旨，光第不可；皂役捺之跪，崛强自若，且曰：‘未讯而诛，何哉？神色谈定如平日。”④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刘光第就刑后其故乡父老迎接他的灵柩和安葬的盛况，各地方当局均听之任之，更可感觉到这场运动在地方的影响：“刘夫人扶柩回川时，沿途城镇人民自动设灵位公祭。”⑤
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大道理是通过历史事实概括出来的，历史事实是通过历史人物（包括普通百姓）的活动构成的。历史人物，不管哪种，或多或少都是某个或某些历史群体的代表，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个群体的生活和思想特点，所以通过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可以了解某个时代或某个历史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不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由鲜活的具体故事体现出来，便于理解和记忆。
3.可以更形象地展示历史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在我们的教材中，美国内战通常被说成反对和拥护奴隶制的斗争，但内战一结束，林肯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对失败的南部采取宽大的政策。他……甚至拒绝逮捕内战元凶戴维斯及其内阁成员，并主张不要迫害或杀害过去的敌人”。①一些学生常对此感到不解，实际上林肯最关心的是联邦的统一和发展，奴隶解放只有第二位的意义，而他的和解政策确实对战后美国重建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或广大黑人并未得到真正解放作代价的。
历史上一些改革家最终往往被处死，如商鞅被车裂，晃错被腰斩。近代土耳其经历了多次改革，死了不少人。比如，第一次改革是在1718—1730年间任大维齐（宰相）的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主持的，1730年改革失败，素丹被迫退位，这位大维齐与其他一些显贵被处死。②但这些人所从事的改革成果或多或少被保留了下来，说明了历史的曲折性或复杂性。讲景帝削藩，如果不讲晃错之死，那就等于把历史简化了，同时把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删掉了。法国大革命通常被我们描述成一个连续上升的过程，终止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这场大革命的三代领导人有许多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的教材曾称热月政变为反革命政变，认为这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或结束，实际上这是回归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场政变。也就是说，革命第一阶段领导人（斐扬派）的理想至此开始逐步得到实现。法国要到1870年才比较稳定地建立起共和制，即实现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理想，这离那些主张共和制的革命领导人被处决已经过去了70多年。
以上讲的都是大事件，在新文化史盛行的今天，我们还可以看看一些较小的例子，以说明如果不知道相关主人公的经历，是难清晰地理解其所具有的含义的。比如，讲希望工程或希望小学，通常离不开“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她的命运能最生动地说明希望工程的兴起和成果。另外像《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儿歌，大家都听过、唱过，但你要真正理解这首歌，就必须知道这首歌作者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在1969年11月写出这首歌词（后来经过修改）时是上海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班上的墙报委员，时年13岁。1970年，上海第六玻璃厂一名酷爱音乐的普通女工金月苓在当时的一个刊物《红小兵》上读到这首歌詞，为之谱曲，时年19岁。更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母亲是亲姐妹，各自的父亲是亲兄弟，但他们在创造歌词和歌曲时却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创作时两人都没有去过北京，也就谈不上去过天安门。据说，这首歌曲发表后，还出现了争议，有的人认为其旋律与当时的潮流不吻合，还有的把它比之于外国音乐，有靡靡之音之嫌。但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十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名列其中，从此它被唱红全国。③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一首既与时代合拍但又与时代风格有别的歌曲得以问世，因为作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圈中人，但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同样感知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
通过历史群体或历史人物的命运，能够向学生更形象、更直观地展现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也就是展现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在既定的前提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虽然他们对总体历史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大不一样，但正是这种“创造”的努力使人类历史显得如此丰富多彩。
1.人们创造历史是在特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特定的前提总是让现实中的人在行事时畏缩不前，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人认为利用已有的条件自己几乎拥有创造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历史将会变得比目前所知道的要简单得多。他们都知道面临重大问题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聪明才智，使问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现实历史中，许多努力失败了，许多得到了成功，失败或成功都各有各的原因，但无疑都对后人有持续的借鉴和激励作用。公元678年，拜占庭人用希腊火打退阿拉伯人的进攻，穆斯林在近800年时间内失去了消灭这个帝国的能力。在这次保卫战中，拜占庭人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力量和手段，保卫自己的家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在很多情况下，既定条件大体上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危关键还是看其领导人和人民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什么程度（这种发挥又与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关）。
2.历史偶然性或英雄的顺势而为，虽然不影响历史总的进程，但能影响其具体进程和某些局部结果。①由于一个人的活动时间其实很短，对许多现实中的个人来说历史的总趋势的意义有时并不是很大，而具体过程才真实地影响他们的一生。比如，“九一三”事件后，恢复高考开始受到关注，但何时恢复或以何种方式恢复（推荐或考试）则是一个更牵动人心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高考制度晚十年恢复，那将会影响多少人的命运！普列汉诺夫曾举过许多例子讨论此类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拿破仑具有铁一般的毅力，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惜一切的。但当时除他而外，也还有过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利禄的人物。他所挣得了的那个位置大概是不会空闲起来的。假定另一位将军争得这个位置后，举动比较拿破仑温和一点，不会激起全欧洲的反抗，结果这位将军就会是死在杜伊勒里宫中，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那时，波旁王族就会根本无法回到法国来；这样的秸果，对于他们说来，当然是与实际上所发生的那种结果“相反”，但对于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却是与实际的结果很少区别的。当这只“宝剑”恢复了秩序，保证了资产阶级获得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厌恶这只“宝剑”所表现的那种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于是就会有在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主义运动发生，斗争就会渐渐炽烈起来。既然那些“宝剑”不爱让步，那么仁慈的路易·菲利浦代替他所殷勤爱慕的同宗来登王位也许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②
尽管法国走向资本主义及自由主义思潮在法国的流行都是不可阻挡的事情，但试想，如果复辟王朝不曾出现过，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一代或甚至几代法国人的生活该有多大的不同！
个人的不同选择会影响一生，通过群体或个人命运的学习，使学生感觉到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应该是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对现实条件和对自己能力的考量往往成为失败或成功的关键因素，从事后的观点看，凡成功的都是在这两种考量中取得了某种平衡，但在事前是很难预测的，这也正是“英雄”总是拥有持续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3.可更深入地理解“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个人命运既与社会变化有关，又与个人的禀赋脾性有关，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在约翰王时期？从英国中世纪的国情看，也许迟早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但13世纪初如果不是恰巧碰到约翰王这样的人主政，这种事即使必然发生或许也会缓和一些，或者说不一定发生在1215年。一些关键性的不利条件在他任内集中出现：中世纪教皇的权力处于顶峰，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教皇史上最能干的教皇之一；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是中世纪法国最有作为的国王之一，他几乎收复了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全部领土；约翰的前任理查德一世（1189—1199）在大陆镇压叛乱时受伤去世，没有留下合法子女，约翰必须与他12岁的侄子阿瑟争夺王位，费了很大的劲才兼并阿瑟的领土，从而得罪了拥护阿瑟的许多大贵族；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失去在大陆的领土后所统治的区域大为减少，且又处于物价上涨时期，为了维持战争，他只得不断增加各种税收，由此招致各方怨恨。有人说：实际上约翰“是一位可怜的君王，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管理他的较有权势的臣民上并不称职”。①可见，一个国家在社会问题突出，国外形势非常不利而且最高统治者又比较低能的情况下，容易走向动乱，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解决社会积累下来的问题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是另一种情况。关于它是否必然要爆发，长期来西方有争论，比如早就有人说：“世界大战的直接起因，是奥国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1914年夏间就不会有奥塞战争，也就不会有世界大战。虽然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的关系日趋紧张，但是歐洲很可能在许多月或许多年中通过外交途径有效地避免战争，因为各国政府首脑都很明白这样的战争会如何地可怕，而且法俄方面计划到1917年作战比在1914年有更好的准备。”②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是出于非常特殊且今天看来又极为不合常理的原因，这次大战肯定不会在1914年7月28日爆发。所谓不合常理，指的是当时斐迪南已经接到警告，可能有人要刺杀，而且6月28日是一个阳光照耀的星期天，街上人很多，而他在穿越熙熙攘攘的街道时，全队人马只是六辆车，也就是说其保卫形同虚设。第一个刺客投出的炸弹炸伤了一位随从官员和部分围观群众，大公到市政厅接受欢迎仪式后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伤员，更不可思议的是陪同他的依然是同一个车队，没有增加任何安保措施。更凑巧的是去医院的路上车队在一个街角走错了路，大公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司机开始缓慢倒车。就在这个“车子不吉祥地停留片刻的地方”，有一家叫做席勒的咖啡馆，另一个刺客普林西普正坐在这个咖啡馆摆放在街道边的桌旁。他掏出手枪对准几米外的大公夫妇开了两枪。③一个月后，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历史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或“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极为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对未来的政治预测常常总是差强人意。只有当事情发生，我们才会一下子罗列出一大串原因，又说哪些是最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但这时别忘了，在事件发生前，这往往并不那么清晰。
适当讲授历史上群体或个人命运方面的内容时，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注意。
1.要十分注意“代表性”问题。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但人的行为总带有自己的鲜明色彩，历史上个人或群体的追求与历史发展结果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时候。这就是恩格斯讲的，历史过程中存在“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④对这个历史结果，无论推动的或阻拦的力量都发挥了作用，但推动的力量或阻拦的力量都是由众多群体、个人组成的，其中各群体和个人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我们在分析各种社会思潮时习惯上要提一下代表性人物，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在某种思潮中起关键作用。在讲授群体或个人的历史作用时，要充分注意他们的代表性的大小，使他们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尽量不要遮掩也不要虚饰，以免在学生中造成片面认识。
2.在分析一个群体或个人的生平时，特别是分析其在某些重要事件中的作用时，要特别注意什么行为主要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什么行为主要是由个人的任性或强烈追求而特有的。虽然这两者有时并不容易分清，因为人的各种行为都可看成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但一个人之所以决定这样做而不是其他，比如对某些习俗、成规虔诚遵守而对另外一些则虚与委蛇，或甚至加以破坏或改革，均与行为者的认识或内心追求有关。
3.可以适当发掘一些普通人的生平材料，应用于教学和研究。历史上能够留下个人成长和生活轨迹的主要是名人，普通百姓的生活轨迹留下来的虽然也有一些，如《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或《蒙塔尤》等著作所使用的材料。再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二枚木牍，是两个叫黑夫和惊的士兵写给家里的私信（写于公元前223年），讲述出征的情况，向家里索求衣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家书”。①不过此类材料总的来说非常稀少，而普通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又有很大的共同性，在古代特别是这样，所以西方20世纪勃兴的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就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处理（下面再分各种亚群体），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自己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喜欢或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历史教育如何体现这一点，值得探讨。西方新史学或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历史上普通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感情，虽然很少涉及个人，但很具体，把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定情况下我们可以视其为历史上某个普通百姓或群体的生产生活史。到了近现代，有许多普通人的生活踪迹保留了下来，特别是由于等级的废除和工商业的繁荣，社会流动达到以往无法想象的规模，不少普通人成了名人或精英，他们的回忆录或传记中有大量关于自己做普通人时的描述，是了解当时普通人生活的宝贵资料。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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