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经济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 单一经济决定论，教条化理解，历史复杂性，历史合力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30-04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以莱比锡大学保尔·巴尔特教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斯大林模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均将经济视为社会发展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而忽略了社会各要素间的内在复杂联系。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也大有市场。许多教师的課堂总结都习惯性地用“规律性的万能套用公式”，给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不假思索地贴上简单、教条甚至庸俗化的决定论标签，一旦论及根本或最终原因，结论无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机械化地以公式来套解历史，使本应鲜活灵动的课堂僵化为一潭死水，将原本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历史简化得索然无味。缺乏说服力的教学既不能激发学习兴趣，核心素养的滋育更无从谈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呢？历史唯物主义怎样解释经济因素的作用？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原意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只有阅读原著才能找到答案。
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决定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重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马克思仍然特别强调、似乎也很简单地将历史归结为经济决定。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理论中如此突出，以至于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件中反省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由此可见，恩格斯主动承认马克思和自己当年都曾过分强调了经济层面。然而，恩格斯这番谦虚的自我批评绝不意味着那些试图曲解马克思原意的人们代表着真理。
再度推敲马克思1845年的话，“在这里”这三个字实则揭示了特殊的历史阶段，当时唯物史观处于初创之际，为了有效回应并彻底反驳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故要特别强调经济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再度审视马克思1859年的话，由于序言语境下的文字往往会追求简约凝练，一旦简约后其论证的重心势必较多聚焦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类重要的原则，反而会淡化甚至忽略了对社会各要素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作充分的论述。这样就极易让囫囵吞枣者甚至居心叵测者，以所谓合理的理由曲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曲解之声，为了避免误读，恩格斯在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件中进一步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显然，晚年的恩格斯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唯物史观所遭遇的危机，它正在被当做一个简单化的公式到处滥用。针对这种庸俗化的倾向，恩格斯试图通过一系列书信重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意，以历史合力论驳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在论证中进一步澄清、捍卫、完善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唯物史观列为历史学科素养的第一条，要求课堂教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那么，厘清唯物史观中的“本”与“真”，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历史认识，就是教学研究的首要课题。只有教师真正掌握唯物史观，才能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怎样避免陷入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僵化模式，是当下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笔者仅就上海市现行使用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教材，浅谈一些个人的心得体会及操作策略。
1.“归根到底”不能到处套用
恩格斯所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虽然有最终之意，但最终并不等同唯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从未将一切社会现象、一切历史事件都归结到经济因素，单一经济决定论绝不是万能的套用公式。
教材《古代东方》的单元序言中说：“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等地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国家。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得益于大河流域的水利之便，发展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并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若对这段表述不加咀嚼，很容易陷入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怪圈。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不假思索地将一切问题归结到经济，学生的思维必然处于简单、僵化的状态。除经济因素之外，“大河流域的水利之便”分明揭示出人类早期文明的出现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在介绍雅典为何会采取民主政治时，是否应该思考，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是发达的商贸经济决定了雅典政治模式的走向，那么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如何成就了希腊的经济发展呢？故不妨先以山脉纵横、耕地匮乏、海洋广袤、海岸曲折、海港众多等地理因素为切入口，进而抽丝剥茧，认识商贸经济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小国寡民为特征的城邦制度，也得益于山地的地理环境。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出现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但又不能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与经济条件一样，地理环境同样无法构成民主政治出现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要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与民族的特性结合起来，解释自然条件对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具有的重要影响，为学生提供综合多种因素的思维空间。
在《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教材介绍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时表述：“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试图通过颁布《印花税法》《茶叶税法》等税法，增加来自殖民地的税收，缓解自身的财政困难。这些措施迅速激化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法国大革命》一课中，教材介绍波旁王朝的统治危机时写道：“因统治阶层的挥霍无度，农业歉收，以及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法国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状态。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增加税收……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为法国革命的导火线。”若断章取义地理解教材，极易陷入一种误区：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最终原因必定是经济首先出问题，导致政治危机。而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根本在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这个民族要独立。据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印花税、茶叶税等税收的额度没有特别加重北美殖民地的负担。法国大革命因增加税收引起三级会议的反抗，看似由财政危机引发政治危机，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但是，为什么路易十六认为是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为什么教材要将《启蒙运动》置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疑问的背后凸显了思想变化对革命到来的重要性，而经济因素只不过是导火线。提示独立思想、启蒙思想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学生就会综合考虑原因。那么单元教学也就形成了中心：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大旗，引导人们向现代社会迈进，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变革提供锐利武器。独立后的美国将“三权分立”付诸实践；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使自由、民主与平等思想广泛传播。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样的思考才能有效避免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历史教学千万不能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演绎归纳为千篇一律的“归根到底”的模式，应该在质疑、释疑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潜移默化地培养唯物史观。
2.把握各种要素间的“辩证互动”
恩格斯用“归根到底”一词，表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因素，同时基于整体视角把握各种要素间的辩证和互动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民族关系等是相互联系的，但这些方面又各有独自的变化方式。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不仅有对立，更有统一，正是这种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才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
教材《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一课有这样表述：“最深刻的变革来自于经济领域。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里强调了经济是一种根本驱动力，但不能因此理解为新生产力是引发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因为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支撑。从世卿世禄到军功授爵、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从封邦建国到诸侯混战、从礼乐和谐到百家争鸣，无不体现着“变”。正是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嬗变，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同样，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经济因素固然至关重要，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缓慢变化，也决定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举步维艰。传统势力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强大阻碍作用，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即使在科学技术有了较快发展的今天，也不能认为大多数国民的思想观念也已经现代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毋庸置疑，但不宜将非经济因素过度诠释。同样，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哪一因素占据主导席位，优先发展哪一因素，仍值得我们理性思索。
3.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价值回归”
叙史要见人，历史教学如果“目中无人”，则抹杀了人的主体地位，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将人排挤出去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甚至会导致宿命论。由此联系《罗斯福新政》一课的教学立意：罗斯福新政以“有形之手”的新观念引发困局下的求变，以“国家垄断”的新模式凸显破局下的渐变，以“限制自由与拯救自由”的新突破诠释新局下的蜕变，再度实现了美利坚民族的浴火重生。比如在整顿工业的措施中，给工会以法定地位，由此使工人阶级有了与资本家平等谈判的话语权。工会组织从此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自由、公平、正义等元素不仅是美国现代化之路的求索，更将是人类现代社会的共有财富。正是人的能动作用才能让美国走出困境，人的价值回归既诠释着罗斯福新政的“新意”，也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哲学真谛。
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之际，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之路具有特殊意义。同样是解读，恩格斯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辩证、体现互动的决定论。而教条主义者只推崇某一句话、某一个结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曲解为单一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毋庸讳言，斯大林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影响至深，将唯物史观仅仅归纳为几条规律，很容易使人陷入教条化的理解。单一经济决定论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去探求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意，在论证中澄清真理，在研读经典中掌握理论。
恩格斯在百年前就曾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为自己的对立物。”重温这段话，如醍醐灌顶。教师应彻底摆脱单一决定论的怪圈，培养学生关注历史的复杂性和表象背后的真实，切忌将精彩而丰满的历史都简化为一个个现成的公式生搬硬套、随处滥用。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年轻人，他们有鲜活的思想，有质疑的权利，禁锢学生思维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犯罪。歷史课程是思维训练的场地，让学生热爱历史、爱上历史课的唯一办法就是鼓励他们思考，用唯物史观引导他们认识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智慧。
【作者简介】沈清波，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朱家角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30-04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以莱比锡大学保尔·巴尔特教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斯大林模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均将经济视为社会发展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而忽略了社会各要素间的内在复杂联系。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也大有市场。许多教师的課堂总结都习惯性地用“规律性的万能套用公式”，给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不假思索地贴上简单、教条甚至庸俗化的决定论标签，一旦论及根本或最终原因，结论无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机械化地以公式来套解历史，使本应鲜活灵动的课堂僵化为一潭死水，将原本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历史简化得索然无味。缺乏说服力的教学既不能激发学习兴趣，核心素养的滋育更无从谈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呢？历史唯物主义怎样解释经济因素的作用？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原意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只有阅读原著才能找到答案。
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决定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重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马克思仍然特别强调、似乎也很简单地将历史归结为经济决定。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理论中如此突出，以至于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件中反省道：“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由此可见，恩格斯主动承认马克思和自己当年都曾过分强调了经济层面。然而，恩格斯这番谦虚的自我批评绝不意味着那些试图曲解马克思原意的人们代表着真理。
再度推敲马克思1845年的话，“在这里”这三个字实则揭示了特殊的历史阶段，当时唯物史观处于初创之际，为了有效回应并彻底反驳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故要特别强调经济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再度审视马克思1859年的话，由于序言语境下的文字往往会追求简约凝练，一旦简约后其论证的重心势必较多聚焦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类重要的原则，反而会淡化甚至忽略了对社会各要素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作充分的论述。这样就极易让囫囵吞枣者甚至居心叵测者，以所谓合理的理由曲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曲解之声，为了避免误读，恩格斯在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件中进一步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显然，晚年的恩格斯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唯物史观所遭遇的危机，它正在被当做一个简单化的公式到处滥用。针对这种庸俗化的倾向，恩格斯试图通过一系列书信重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意，以历史合力论驳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在论证中进一步澄清、捍卫、完善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唯物史观列为历史学科素养的第一条，要求课堂教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那么，厘清唯物史观中的“本”与“真”，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历史认识，就是教学研究的首要课题。只有教师真正掌握唯物史观，才能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怎样避免陷入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僵化模式，是当下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笔者仅就上海市现行使用的华东师大版高中历史教材，浅谈一些个人的心得体会及操作策略。
1.“归根到底”不能到处套用
恩格斯所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虽然有最终之意，但最终并不等同唯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从未将一切社会现象、一切历史事件都归结到经济因素，单一经济决定论绝不是万能的套用公式。
教材《古代东方》的单元序言中说：“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等地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国家。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得益于大河流域的水利之便，发展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并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若对这段表述不加咀嚼，很容易陷入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怪圈。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不假思索地将一切问题归结到经济，学生的思维必然处于简单、僵化的状态。除经济因素之外，“大河流域的水利之便”分明揭示出人类早期文明的出现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在介绍雅典为何会采取民主政治时，是否应该思考，希腊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是发达的商贸经济决定了雅典政治模式的走向，那么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如何成就了希腊的经济发展呢？故不妨先以山脉纵横、耕地匮乏、海洋广袤、海岸曲折、海港众多等地理因素为切入口，进而抽丝剥茧，认识商贸经济形成的客观条件。以小国寡民为特征的城邦制度，也得益于山地的地理环境。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出现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但又不能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与经济条件一样，地理环境同样无法构成民主政治出现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要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与民族的特性结合起来，解释自然条件对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具有的重要影响，为学生提供综合多种因素的思维空间。
在《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教材介绍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时表述：“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试图通过颁布《印花税法》《茶叶税法》等税法，增加来自殖民地的税收，缓解自身的财政困难。这些措施迅速激化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法国大革命》一课中，教材介绍波旁王朝的统治危机时写道：“因统治阶层的挥霍无度，农业歉收，以及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法国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状态。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增加税收……三级会议的召开成为法国革命的导火线。”若断章取义地理解教材，极易陷入一种误区：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最终原因必定是经济首先出问题，导致政治危机。而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根本在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这个民族要独立。据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印花税、茶叶税等税收的额度没有特别加重北美殖民地的负担。法国大革命因增加税收引起三级会议的反抗，看似由财政危机引发政治危机，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但是，为什么路易十六认为是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为什么教材要将《启蒙运动》置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疑问的背后凸显了思想变化对革命到来的重要性，而经济因素只不过是导火线。提示独立思想、启蒙思想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学生就会综合考虑原因。那么单元教学也就形成了中心：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大旗，引导人们向现代社会迈进，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变革提供锐利武器。独立后的美国将“三权分立”付诸实践；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使自由、民主与平等思想广泛传播。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样的思考才能有效避免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历史教学千万不能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演绎归纳为千篇一律的“归根到底”的模式，应该在质疑、释疑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潜移默化地培养唯物史观。
2.把握各种要素间的“辩证互动”
恩格斯用“归根到底”一词，表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因素，同时基于整体视角把握各种要素间的辩证和互动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民族关系等是相互联系的，但这些方面又各有独自的变化方式。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不仅有对立，更有统一，正是这种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才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
教材《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一课有这样表述：“最深刻的变革来自于经济领域。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里强调了经济是一种根本驱动力，但不能因此理解为新生产力是引发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因为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支撑。从世卿世禄到军功授爵、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从封邦建国到诸侯混战、从礼乐和谐到百家争鸣，无不体现着“变”。正是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嬗变，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同样，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经济因素固然至关重要，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缓慢变化，也决定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举步维艰。传统势力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强大阻碍作用，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即使在科学技术有了较快发展的今天，也不能认为大多数国民的思想观念也已经现代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毋庸置疑，但不宜将非经济因素过度诠释。同样，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哪一因素占据主导席位，优先发展哪一因素，仍值得我们理性思索。
3.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价值回归”
叙史要见人，历史教学如果“目中无人”，则抹杀了人的主体地位，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将人排挤出去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甚至会导致宿命论。由此联系《罗斯福新政》一课的教学立意：罗斯福新政以“有形之手”的新观念引发困局下的求变，以“国家垄断”的新模式凸显破局下的渐变，以“限制自由与拯救自由”的新突破诠释新局下的蜕变，再度实现了美利坚民族的浴火重生。比如在整顿工业的措施中，给工会以法定地位，由此使工人阶级有了与资本家平等谈判的话语权。工会组织从此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自由、公平、正义等元素不仅是美国现代化之路的求索，更将是人类现代社会的共有财富。正是人的能动作用才能让美国走出困境，人的价值回归既诠释着罗斯福新政的“新意”，也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哲学真谛。
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之际，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之路具有特殊意义。同样是解读，恩格斯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辩证、体现互动的决定论。而教条主义者只推崇某一句话、某一个结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曲解为单一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毋庸讳言，斯大林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影响至深，将唯物史观仅仅归纳为几条规律，很容易使人陷入教条化的理解。单一经济决定论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去探求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意，在论证中澄清真理，在研读经典中掌握理论。
恩格斯在百年前就曾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为自己的对立物。”重温这段话，如醍醐灌顶。教师应彻底摆脱单一决定论的怪圈，培养学生关注历史的复杂性和表象背后的真实，切忌将精彩而丰满的历史都简化为一个个现成的公式生搬硬套、随处滥用。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年轻人，他们有鲜活的思想，有质疑的权利，禁锢学生思维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犯罪。歷史课程是思维训练的场地，让学生热爱历史、爱上历史课的唯一办法就是鼓励他们思考，用唯物史观引导他们认识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智慧。
【作者简介】沈清波，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朱家角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