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传说采用层累造成说的可行性
关键词 炎黄传说，层累造成说，历史真相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5-0049-05
炎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教科书式”的版本，大家耳熟能详；另一个是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近十几年学术界不时有文章谈论他的价值，而在20世纪后50年，顾氏的学说几乎被人忘记了，至少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材不介绍层累造成说，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师大多数只熟悉教科书中的传说，青年教师知道“古史辨”的恐怕也是少数。炎黄传说是初中历史课程不可或缺的一课，能不能改变以往的老段子，采用层累造成说，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历史思维，更有助于学生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讨论可行性首先要辨清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说不是人们亲身经历过的，是耳闻的故事、口头的叙事。传说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传说中有历史，历史中也有传说。史前没有文字，历史只能依靠口头相传。史前的传说由简朴而渐趋复杂，不同来源的人物和事迹逐渐被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被整理记录成文字。后人知道几千年前的传说是因为文献上的记载，那么换个角度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传说呢？实际上，传说和历史往往纠合在一起，古代史家往往将可信的传说载入正史。司马迁生存的时代距楚汉之争已近百年，但他笔下的鸿门宴让人如临其境，人物栩栩如生。此前这件事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他又不在现场，如何知道这些细节？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夏商两朝已经一千多年了，现在我们将《史记》视为历史文献，其实司马迁采信了许多传说。王国维依据甲骨文资料，证明《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顺序是可信的（加之几件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不仅说明司马迁是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同时也肯定了传说的价值。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夏朝王位的传承顺序，因此《史记》的记载仍然属于传说，不能确定。陈寿的《三国志》是当时人追记刚逝去的历史，而裴松之是百年后加的注，但是有些注反而比正文更详细，如官渡之战前夕许攸投曹，陈寿仅用一两句叙述，而裴松之却展现了曹操和许攸对话的细节。显然，裴松之受当时以蜀汉为正统的影响，采信了贬低曹操的故事。口口相传的传说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而主观倾向演绎出的细节往往更生动。这就是说，传说中有真实的信息，也会有虚假、虚构的成分。沈万三的传说不仅被记入《明史》，现代的《辞海》还有词条。传说大商人沈万三为筑南京城捐了不少银子，但朱元璋仍不满意，还要杀他，后将其发配到云南。有些人用这个“实例”论证明初重农抑商。但是，据社会历史学家顾诚的考证，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死了，有关他在明初的事迹纯属讹传。①这个传说的真真假假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现代社会也不乏这样的实例，有些已经影响到中学课堂，例如：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盛传毛泽东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很多教师在课堂上也如是说。东莞中学的杨建平老师认真查阅出处，发现当事人熊向晖在《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文中早已否认了这一说法。①为什么这个传说能够广泛流传使人们深信不疑呢？一是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官方媒体宣传出来的，二是这句话非常符合当时我国对非洲一贯政策——人们相信中国对非洲的无私援助应该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传说掩盖了事实——投赞成票的76国中，非洲国家26个——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转而支持我们，使反对票变成少数。这一实例再次说明，傳说虽然与事实不符，甚至是杜撰，但仍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再分析炎黄传说的两个版本，最后再讨论课程内容的选择。
教科书叙述的炎黄传说是社会流传的老段子，其意义在于认祖归宗。如果从求真的角度分析，传说有些与我们讲述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按照炎、黄、尧、舜、禹的顺序，禹之前还处于石器时代。半坡、河姆渡时期出现了原始农业，传说中炎帝，即神农氏是农业的发明者，那么，时间至少应该在五六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四五千年间。按照夏朝建立的时间公元前2070年计算，禹之前两千多年是炎、黄、尧、舜的天下。而根据炎黄大战蚩尤的故事，黄帝与炎帝同时在世，这样算算，这四位老祖宗的寿命都在500岁以上，否则接续不下来。这说明炎黄传说是神话，不能较真，但是教科书偏偏喜欢将神话传说当做历史真实来描述。以历史眼光看，黄帝及其臣属的那些发明，很多应出现在禹之后，因为石器时代的文明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而教科书却将半坡陶器上刻画的符号与仓颉造字相联系，似乎意在说明传说反映了历史事实。符号不见得能发展成文字，在我国各地发现的原始符号有许多种，仅仅都是符号而已。而从《周易》记载看，战国时代的人都不认为文字的发明是很早的事。历法、算术、医学也不可能出现在六千年之前。例如，有理论才叫医学，黄帝那年头儿有病了，找些植物嚼嚼，好了，有可能；提出系统的诊治方法，不可能。传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禅让”起初是墨家的说法，因为墨家主张“尚贤”，以尧、舜、禹的接替来论证“禅让”，传贤不传子。儒家讴歌“公天下”，赞同禅让的解释，于是“禅让”流传开来。当时荀子就反对：“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其实按照《史记》的记载，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裔，即便是让，也是在家族内，没外人的事。禹这个人应该存在，治水的故事也并非子虚乌有。禹实际是由“社会的公仆”转变为“社会的主人”。
老段子无非是说明炎黄是我们的始祖，没有他们的发明也许我们还像非洲部族那样生活呢。这些故事也能给儿童留下印象，但是无法区别传说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所谓传说中的历史信息，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都说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时代，炎、黄、尧、舜、禹都是部落联盟首领。这不是传说中的历史信息，是现代人的认识。当时人没有部落联盟也没有父系氏族的概念，历史学家有了这种概念，用以解释传说。历史信息是指传说形成时所反映的当时的事和人的观念，不是后人加上去的解释。现在电视普及、网络发达，学生一般都有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么，历史课从历史角度如何解读炎黄传说？让学生了解炎黄成为我们始祖的历史，更有教育意义。这样逐步呈现历史信息，展现传说中反映的历史与历史中产生的传说。
据顾颉刚先生考证，东周初年只有禹的传说，东周末年才出现尧、舜的故事，战国时期先有黄帝（伏羲）被确立在尧、舜、禹之前，而后出现的炎帝（神农）被立在黄帝前面；盘古开天地则是苗族的神话，在汉代才流传开来。因此，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这里说的“古史”就是指神话传说的那段历史。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影响很大，学界评价很高，当时胡适、郭沫若都有肯定。中学教师不必细究层累造成说的考证依据，只讨论其历史教育意义即可。
“中华民族”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是中国多民族的总称。“中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也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古代“中国”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表示国家的中心部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是先秦时期没有“汉人”“汉族”的称谓。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左传》最早出现“华夏”一词，华夏也是中国（中原）的古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古代常以“夏”对“蛮”、“华”对“夷”。华夏与蛮夷对称，主要是区分族类与文化。但实际上华夏不断地与四周的蛮、夷、戎、狄融合，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族已经融合部分羌、戎、夷、狄、苗、蛮等部族，秦统一使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共同文化的民族特征。在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时期，华夏族经历了形成与稳定的过程，炎黄传说的层累造成与此同时同步。层累造成说，意义在于从传说层累的过程中，透析出华夏族形成和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信息。
在华夏的概念没有出现之前，当时人只知道本族的始祖。部族时代没有公认的始祖，部族只崇拜本族的祖先。学术上有时将部族称之为“种族”。商、周、楚原是不同的种族。商人的始祖叫契，契的母亲叫简狄，简狄因吞噬了一枚玄鸟蛋而怀孕，生下契。玄鸟就是燕子，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周人的始祖叫弃，姜原是周族传说的始祖母，她在旷野里发现一巨人的足迹，心悦而践之，践之而受孕，生子曰弃。学者推论，周族可能以熊（巨人）为图腾。华夏还叫“诸夏”，诸夏最初仅指占据中原的夏、商、姬、姜（姬、姜为周），四族之外都被看做蛮夷。夏、商、周既是接替的朝代，也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当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指部族、种族。《左传》所记这句话后面以楚为例：“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楚国居长江流域，文化虽高但仍被视为蛮夷，说明那时的河南人、陕西人都没将楚人包括江浙、两湖、安徽等地的人看做同一族。秦国的张仪游说燕王时，燕王还说“寡人蛮夷僻处”——居住在今北京地区的人自己都说自己是蛮夷，顾颉刚因此而感慨：“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啊！”①
战国初年，诸夏和蛮夷的界限还分得很严，到战国中后期，这种区分越来越模糊，因为大家有了共认的始祖。为什么这时出现了共同始祖？因为兼并战争把无数种族合并到一起，制造祖先同源的神话有利于民族认同、接受统一的现实，而实际上则是华夏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原部族与周边部族不断融合，华夏族逐渐形成统一的整体。统一既需要民族认同，又要打破地域观念。层累造成的禹的传说就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禹在被神化的过程中成为华夏族共同的始祖，不了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懂历史。
春秋初年只有禹的传说，也只有商、周两族人知道禹。禹治水最早见于《诗经·商颂》，《诗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提到禹只有简单几句，没有说禹还干了其他什么事；治水的“水”，很多学者认为是在黄河下游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但是，在战国成书的《尚书·禹贡》篇中，禹的贡献就大多了，不仅治水，还划分了“九州”和“五服”。“九州”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地理区划（还有别的说法），大约包括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这些汉族区域。这时禹活动和关怀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周千里之地。而按照“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想象中的“回”字形大地是五千里的方圆，核心的三服之地是华夏族的空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在华夏四周。这就借助禹的传说扩大了诸夏的地域观念，顺应了统一的趋势，禹也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始祖。而后传说经久不衰，禹的活动范围也不断地被扩大。现在浙江绍兴有禹陵，山西、陕西还有多处禹庙。绍兴在杭州湾以南，夏朝时还是没有开化之地。禹治水的时候是部落首领，怎么可能跑到钱塘江或杭州湾去治水？《禹贡》记述长江很粗略，说明那时人们对长江的了解不如黄河。绍兴的禹陵是偏远地区部族，以攀上禹亲缘为荣的明证，说明华夏族在不断扩充。
春秋末年才出现尧和舜的传说，也就是说，先有禹，后有尧、舜。《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又接连赞美尧、舜、禹。但是，尧、舜、禹之间是什么关系，孔子没说，只是推崇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古王。战国时，尧、舜、禹的传说愈加丰富，荀况、韩非虽然都不信禅让，却也没有否认尧、舜的存在。尧、舜传说的出现在禹之后，同样，传说中的黄帝也是尧、舜以后登场的“人物”。顾颉刚说，最早的记载是秦灵公祭黄帝，后经方士鼓吹，黄帝被立在尧、舜之前了。秦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15年在位，就是说进入战国时期50多年后，黄帝的地位才明确。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成为炎帝则是在黄帝的地位确立之后。五帝也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传说，五帝究竟指哪几位，文献记载不一。三皇的时代更早，但有关传说出现的时间却更晚。《史记》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为五帝。楚人的始祖祝融，在这里被并列为五帝之一颛顼（高阳）。商与周的始祖契与弃（后稷），都成了帝喾的儿子，是亲兄弟了。尧也是他们的兄弟，颛顼、帝喾又是黄帝的孙子、曾孙，舜和禹则是颛顼的后代。黄帝既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舜是黄帝的第九代孙），也是禹的高祖（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舜反而比禹低三辈儿，范文澜、张荫麟都指出了这个漏洞。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禹建夏被認为是在公元前2070年，司马迁把辈分搞乱了不足为奇，他的贡献是选择记下了炎黄成为一致公认的始祖。南方的越人本来与诸夏没有丝毫关系，在他的笔下也是禹的子孙了。秦国、赵国、齐国的始祖也都与颛顼拉上了血缘关系。《史记》确立了黄帝的地位，他的象征意义不在于发明什么，而是他不仅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远祖，也是中原以外被同化的外族的祖先；他不仅是中国人的共同始祖和人神，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因此张荫麟说：黄帝的功用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单化了。①
祖先崇拜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对炎黄的统一崇拜建立在血缘关系普遍认可的基础上，使我们这个民族保持了连续性的发展。传说折射出华夏族和汉族形成的过程，即血缘关系得到普遍承认、肯定的过程。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将黄帝作为本源，如北魏就自称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民族融合表现为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比改姓氏更合乎中原民族的传统，也更能说明血缘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样，唐朝也是这样。满族入关后，清廷将满族祭祀的旧俗只保留在宫中，皇帝主持的国家祭祀，对象包括炎黄及历代帝王，以宣示皇朝的正统。与此同时，明朝时还称东北满洲族为外夷，到清末满汉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鸦片战争以后，外夷则指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华夏、汉族的概念和范围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的概念也是这样。华夏族的语言是汉语，现在中华民族94%以上的人都讲汉语，汉语虽然有北方、吴、闽、粤、湘、赣和客家七大方言，但文字却是统一的汉字，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1922年，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初中历史教科书，他撰写的《本国史》上册应用了层累造成说。1929年，山东一位参议员递交了禁止这部教材的提案，得到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责成教育部通令全国禁止使用这部教科书，理由是：动摇国本、动摇民族的自信力，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顾颉刚反诘说：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基础上的吗？真正打动民众的不是三皇五帝，而是那些民族英雄。汉族本身就是许多小民族的大团结，经过千年同化现在是拆不开的，血统早已混合，岂必远溯秦、汉，就是辽、金、元、清各族，凡同化于汉人的也都为汉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②此后层累造成说只库存于学术记忆中，改革开放前30年史学界似乎都忘了，不再提了。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仍照旧陈述，中学教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关系大问题的学术成果只存留于学术层面，那史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古史辨并不涉及政治观念问题，但也遭遇高调理由的反对，这种现象匪夷所思。这种思维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现在还会重演吗？
培养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豪感是历史教育的要义，这需要通过具体史实润化，而非说教。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同一地域不断融合、不断地扩大，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戴逸先生说：“顾颉刚等通过辨伪祛疑，还原历史真面目，功劳很大，不可磨灭。”①笔者理解，“还原历史真面目”指层累造成说的学术价值在于还原了传说产生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其中的历史信息是民族融合、汉民族逐渐形成和国家统一的趋势。这才是原本存在于炎黄传说中的历史信息。张岂之等学者也认为，“古史辨”派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认识。”②
课程内容的设计要考虑前后的关联和逻辑。但历史课程似乎只注重时序性，不大考虑内容的关联和逻辑。这节课如果联系父系氏族公社，是向前联系，与后面的课程内容无关；如果按照层累造成说，必然要交代夏商周的传承以及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更替，而这些正是后续课程所要学习的。因此，从学科内容的关联和逻辑考虑，选择层累造成说是为后续课程内容做铺垫。中国古代史的朝代顺序及存在时间需要反复学习才能记忆。在炎黄传说中拉开夏、商、周、春秋战国至西汉的朝代顺序再顺序学下来，不用死记硬背，多反复几次自然就记住了。
从民族教育考虑，以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提到民族融合，殊不知从华夏族到汉族的形成早就是融合、同化。羌族本是西方民族，在春秋战国时部分被融合进华夏族，没有被同化的还叫羌族。苗族的传说被文献记录下来，也是民族同化的反映。顾颉刚是苏州吴中人，他说顾家本是东越人，居于东瓯，语言服饰都与华夏不同，汉武帝用武力将东越迁至江淮，经数百年同化，就是汉族了；到三国时还有未同化的越人，叫山越，常常出来掠夺，但经过吴国的开发，山越也同化于汉族了。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江南越人称其先祖为“禹之苗裔”。这是很生动的实例。在教学中，各地都可以做类似回顾，现在的北京地区在春秋时属蛮夷之地，何况江南、两广？培养历史思维首先就是要教会学生历史地看问题，顾颉刚说“民族的自信力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他说的理性大概是指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传说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记录的历史有客观性，也夹杂着人的主观愿望，不像考古发现的文物那样，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文字记录的历史首先要看记录的时间，禹、舜、尧、黄帝、炎帝出场的顺序及被记录的时间，既说明传说形成系统、完善的过程，又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及人们的愿望。顾颉刚首先是从文献记载的时间发现问题，结合当时的历史现象，将掩饰其中的历史信息挖掘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认识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更复杂，除了记录的时间，还要看记录人是否为当事人？记录的根据是什么？从开始学习历史的头三节课，就进行连续的史证意识教育，在以后的课程中再不断地灌输证据意识，使证据意识成为学生思考的一个立足点，这就是素质教育。
从炎黄传说开始，古代史以民族融合及其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要线索，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清，都要突出不同時期民族融合的特点，这样到辛亥革命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被普遍接受，顺理成章。同时还要淡化乃至删除那些不适合儿童理解的政治制度、政治斗争和政治经济政策，精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科技成就，使学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基因有所印象、有所认识，这应该是初中中国古代史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基本思路。
【作者简介】老任，本刊顾问。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5-0049-05
炎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教科书式”的版本，大家耳熟能详；另一个是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近十几年学术界不时有文章谈论他的价值，而在20世纪后50年，顾氏的学说几乎被人忘记了，至少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材不介绍层累造成说，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师大多数只熟悉教科书中的传说，青年教师知道“古史辨”的恐怕也是少数。炎黄传说是初中历史课程不可或缺的一课，能不能改变以往的老段子，采用层累造成说，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历史思维，更有助于学生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讨论可行性首先要辨清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说不是人们亲身经历过的，是耳闻的故事、口头的叙事。传说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传说中有历史，历史中也有传说。史前没有文字，历史只能依靠口头相传。史前的传说由简朴而渐趋复杂，不同来源的人物和事迹逐渐被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被整理记录成文字。后人知道几千年前的传说是因为文献上的记载，那么换个角度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传说呢？实际上，传说和历史往往纠合在一起，古代史家往往将可信的传说载入正史。司马迁生存的时代距楚汉之争已近百年，但他笔下的鸿门宴让人如临其境，人物栩栩如生。此前这件事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他又不在现场，如何知道这些细节？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夏商两朝已经一千多年了，现在我们将《史记》视为历史文献，其实司马迁采信了许多传说。王国维依据甲骨文资料，证明《史记》所载商朝王位承袭的顺序是可信的（加之几件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这不仅说明司马迁是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同时也肯定了传说的价值。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夏朝王位的传承顺序，因此《史记》的记载仍然属于传说，不能确定。陈寿的《三国志》是当时人追记刚逝去的历史，而裴松之是百年后加的注，但是有些注反而比正文更详细，如官渡之战前夕许攸投曹，陈寿仅用一两句叙述，而裴松之却展现了曹操和许攸对话的细节。显然，裴松之受当时以蜀汉为正统的影响，采信了贬低曹操的故事。口口相传的传说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而主观倾向演绎出的细节往往更生动。这就是说，传说中有真实的信息，也会有虚假、虚构的成分。沈万三的传说不仅被记入《明史》，现代的《辞海》还有词条。传说大商人沈万三为筑南京城捐了不少银子，但朱元璋仍不满意，还要杀他，后将其发配到云南。有些人用这个“实例”论证明初重农抑商。但是，据社会历史学家顾诚的考证，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死了，有关他在明初的事迹纯属讹传。①这个传说的真真假假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现代社会也不乏这样的实例，有些已经影响到中学课堂，例如：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盛传毛泽东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很多教师在课堂上也如是说。东莞中学的杨建平老师认真查阅出处，发现当事人熊向晖在《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文中早已否认了这一说法。①为什么这个传说能够广泛流传使人们深信不疑呢？一是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官方媒体宣传出来的，二是这句话非常符合当时我国对非洲一贯政策——人们相信中国对非洲的无私援助应该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传说掩盖了事实——投赞成票的76国中，非洲国家26个——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转而支持我们，使反对票变成少数。这一实例再次说明，傳说虽然与事实不符，甚至是杜撰，但仍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再分析炎黄传说的两个版本，最后再讨论课程内容的选择。
教科书叙述的炎黄传说是社会流传的老段子，其意义在于认祖归宗。如果从求真的角度分析，传说有些与我们讲述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按照炎、黄、尧、舜、禹的顺序，禹之前还处于石器时代。半坡、河姆渡时期出现了原始农业，传说中炎帝，即神农氏是农业的发明者，那么，时间至少应该在五六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四五千年间。按照夏朝建立的时间公元前2070年计算，禹之前两千多年是炎、黄、尧、舜的天下。而根据炎黄大战蚩尤的故事，黄帝与炎帝同时在世，这样算算，这四位老祖宗的寿命都在500岁以上，否则接续不下来。这说明炎黄传说是神话，不能较真，但是教科书偏偏喜欢将神话传说当做历史真实来描述。以历史眼光看，黄帝及其臣属的那些发明，很多应出现在禹之后，因为石器时代的文明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而教科书却将半坡陶器上刻画的符号与仓颉造字相联系，似乎意在说明传说反映了历史事实。符号不见得能发展成文字，在我国各地发现的原始符号有许多种，仅仅都是符号而已。而从《周易》记载看，战国时代的人都不认为文字的发明是很早的事。历法、算术、医学也不可能出现在六千年之前。例如，有理论才叫医学，黄帝那年头儿有病了，找些植物嚼嚼，好了，有可能；提出系统的诊治方法，不可能。传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禅让”起初是墨家的说法，因为墨家主张“尚贤”，以尧、舜、禹的接替来论证“禅让”，传贤不传子。儒家讴歌“公天下”，赞同禅让的解释，于是“禅让”流传开来。当时荀子就反对：“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其实按照《史记》的记载，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后裔，即便是让，也是在家族内，没外人的事。禹这个人应该存在，治水的故事也并非子虚乌有。禹实际是由“社会的公仆”转变为“社会的主人”。
老段子无非是说明炎黄是我们的始祖，没有他们的发明也许我们还像非洲部族那样生活呢。这些故事也能给儿童留下印象，但是无法区别传说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所谓传说中的历史信息，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都说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时代，炎、黄、尧、舜、禹都是部落联盟首领。这不是传说中的历史信息，是现代人的认识。当时人没有部落联盟也没有父系氏族的概念，历史学家有了这种概念，用以解释传说。历史信息是指传说形成时所反映的当时的事和人的观念，不是后人加上去的解释。现在电视普及、网络发达，学生一般都有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么，历史课从历史角度如何解读炎黄传说？让学生了解炎黄成为我们始祖的历史，更有教育意义。这样逐步呈现历史信息，展现传说中反映的历史与历史中产生的传说。
据顾颉刚先生考证，东周初年只有禹的传说，东周末年才出现尧、舜的故事，战国时期先有黄帝（伏羲）被确立在尧、舜、禹之前，而后出现的炎帝（神农）被立在黄帝前面；盘古开天地则是苗族的神话，在汉代才流传开来。因此，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这里说的“古史”就是指神话传说的那段历史。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影响很大，学界评价很高，当时胡适、郭沫若都有肯定。中学教师不必细究层累造成说的考证依据，只讨论其历史教育意义即可。
“中华民族”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是中国多民族的总称。“中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也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古代“中国”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表示国家的中心部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是先秦时期没有“汉人”“汉族”的称谓。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左传》最早出现“华夏”一词，华夏也是中国（中原）的古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古代常以“夏”对“蛮”、“华”对“夷”。华夏与蛮夷对称，主要是区分族类与文化。但实际上华夏不断地与四周的蛮、夷、戎、狄融合，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族已经融合部分羌、戎、夷、狄、苗、蛮等部族，秦统一使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共同文化的民族特征。在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时期，华夏族经历了形成与稳定的过程，炎黄传说的层累造成与此同时同步。层累造成说，意义在于从传说层累的过程中，透析出华夏族形成和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信息。
在华夏的概念没有出现之前，当时人只知道本族的始祖。部族时代没有公认的始祖，部族只崇拜本族的祖先。学术上有时将部族称之为“种族”。商、周、楚原是不同的种族。商人的始祖叫契，契的母亲叫简狄，简狄因吞噬了一枚玄鸟蛋而怀孕，生下契。玄鸟就是燕子，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周人的始祖叫弃，姜原是周族传说的始祖母，她在旷野里发现一巨人的足迹，心悦而践之，践之而受孕，生子曰弃。学者推论，周族可能以熊（巨人）为图腾。华夏还叫“诸夏”，诸夏最初仅指占据中原的夏、商、姬、姜（姬、姜为周），四族之外都被看做蛮夷。夏、商、周既是接替的朝代，也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当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指部族、种族。《左传》所记这句话后面以楚为例：“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楚国居长江流域，文化虽高但仍被视为蛮夷，说明那时的河南人、陕西人都没将楚人包括江浙、两湖、安徽等地的人看做同一族。秦国的张仪游说燕王时，燕王还说“寡人蛮夷僻处”——居住在今北京地区的人自己都说自己是蛮夷，顾颉刚因此而感慨：“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啊！”①
战国初年，诸夏和蛮夷的界限还分得很严，到战国中后期，这种区分越来越模糊，因为大家有了共认的始祖。为什么这时出现了共同始祖？因为兼并战争把无数种族合并到一起，制造祖先同源的神话有利于民族认同、接受统一的现实，而实际上则是华夏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原部族与周边部族不断融合，华夏族逐渐形成统一的整体。统一既需要民族认同，又要打破地域观念。层累造成的禹的传说就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禹在被神化的过程中成为华夏族共同的始祖，不了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懂历史。
春秋初年只有禹的传说，也只有商、周两族人知道禹。禹治水最早见于《诗经·商颂》，《诗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提到禹只有简单几句，没有说禹还干了其他什么事；治水的“水”，很多学者认为是在黄河下游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但是，在战国成书的《尚书·禹贡》篇中，禹的贡献就大多了，不仅治水，还划分了“九州”和“五服”。“九州”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地理区划（还有别的说法），大约包括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这些汉族区域。这时禹活动和关怀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周千里之地。而按照“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想象中的“回”字形大地是五千里的方圆，核心的三服之地是华夏族的空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在华夏四周。这就借助禹的传说扩大了诸夏的地域观念，顺应了统一的趋势，禹也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始祖。而后传说经久不衰，禹的活动范围也不断地被扩大。现在浙江绍兴有禹陵，山西、陕西还有多处禹庙。绍兴在杭州湾以南，夏朝时还是没有开化之地。禹治水的时候是部落首领，怎么可能跑到钱塘江或杭州湾去治水？《禹贡》记述长江很粗略，说明那时人们对长江的了解不如黄河。绍兴的禹陵是偏远地区部族，以攀上禹亲缘为荣的明证，说明华夏族在不断扩充。
春秋末年才出现尧和舜的传说，也就是说，先有禹，后有尧、舜。《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又接连赞美尧、舜、禹。但是，尧、舜、禹之间是什么关系，孔子没说，只是推崇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古王。战国时，尧、舜、禹的传说愈加丰富，荀况、韩非虽然都不信禅让，却也没有否认尧、舜的存在。尧、舜传说的出现在禹之后，同样，传说中的黄帝也是尧、舜以后登场的“人物”。顾颉刚说，最早的记载是秦灵公祭黄帝，后经方士鼓吹，黄帝被立在尧、舜之前了。秦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15年在位，就是说进入战国时期50多年后，黄帝的地位才明确。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成为炎帝则是在黄帝的地位确立之后。五帝也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传说，五帝究竟指哪几位，文献记载不一。三皇的时代更早，但有关传说出现的时间却更晚。《史记》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为五帝。楚人的始祖祝融，在这里被并列为五帝之一颛顼（高阳）。商与周的始祖契与弃（后稷），都成了帝喾的儿子，是亲兄弟了。尧也是他们的兄弟，颛顼、帝喾又是黄帝的孙子、曾孙，舜和禹则是颛顼的后代。黄帝既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舜是黄帝的第九代孙），也是禹的高祖（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舜反而比禹低三辈儿，范文澜、张荫麟都指出了这个漏洞。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禹建夏被認为是在公元前2070年，司马迁把辈分搞乱了不足为奇，他的贡献是选择记下了炎黄成为一致公认的始祖。南方的越人本来与诸夏没有丝毫关系，在他的笔下也是禹的子孙了。秦国、赵国、齐国的始祖也都与颛顼拉上了血缘关系。《史记》确立了黄帝的地位，他的象征意义不在于发明什么，而是他不仅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远祖，也是中原以外被同化的外族的祖先；他不仅是中国人的共同始祖和人神，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因此张荫麟说：黄帝的功用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单化了。①
祖先崇拜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现象，对炎黄的统一崇拜建立在血缘关系普遍认可的基础上，使我们这个民族保持了连续性的发展。传说折射出华夏族和汉族形成的过程，即血缘关系得到普遍承认、肯定的过程。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将黄帝作为本源，如北魏就自称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民族融合表现为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比改姓氏更合乎中原民族的传统，也更能说明血缘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样，唐朝也是这样。满族入关后，清廷将满族祭祀的旧俗只保留在宫中，皇帝主持的国家祭祀，对象包括炎黄及历代帝王，以宣示皇朝的正统。与此同时，明朝时还称东北满洲族为外夷，到清末满汉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鸦片战争以后，外夷则指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华夏、汉族的概念和范围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的概念也是这样。华夏族的语言是汉语，现在中华民族94%以上的人都讲汉语，汉语虽然有北方、吴、闽、粤、湘、赣和客家七大方言，但文字却是统一的汉字，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1922年，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初中历史教科书，他撰写的《本国史》上册应用了层累造成说。1929年，山东一位参议员递交了禁止这部教材的提案，得到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责成教育部通令全国禁止使用这部教科书，理由是：动摇国本、动摇民族的自信力，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顾颉刚反诘说：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基础上的吗？真正打动民众的不是三皇五帝，而是那些民族英雄。汉族本身就是许多小民族的大团结，经过千年同化现在是拆不开的，血统早已混合，岂必远溯秦、汉，就是辽、金、元、清各族，凡同化于汉人的也都为汉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②此后层累造成说只库存于学术记忆中，改革开放前30年史学界似乎都忘了，不再提了。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仍照旧陈述，中学教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关系大问题的学术成果只存留于学术层面，那史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古史辨并不涉及政治观念问题，但也遭遇高调理由的反对，这种现象匪夷所思。这种思维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现在还会重演吗？
培养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豪感是历史教育的要义，这需要通过具体史实润化，而非说教。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同一地域不断融合、不断地扩大，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戴逸先生说：“顾颉刚等通过辨伪祛疑，还原历史真面目，功劳很大，不可磨灭。”①笔者理解，“还原历史真面目”指层累造成说的学术价值在于还原了传说产生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其中的历史信息是民族融合、汉民族逐渐形成和国家统一的趋势。这才是原本存在于炎黄传说中的历史信息。张岂之等学者也认为，“古史辨”派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认识。”②
课程内容的设计要考虑前后的关联和逻辑。但历史课程似乎只注重时序性，不大考虑内容的关联和逻辑。这节课如果联系父系氏族公社，是向前联系，与后面的课程内容无关；如果按照层累造成说，必然要交代夏商周的传承以及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更替，而这些正是后续课程所要学习的。因此，从学科内容的关联和逻辑考虑，选择层累造成说是为后续课程内容做铺垫。中国古代史的朝代顺序及存在时间需要反复学习才能记忆。在炎黄传说中拉开夏、商、周、春秋战国至西汉的朝代顺序再顺序学下来，不用死记硬背，多反复几次自然就记住了。
从民族教育考虑，以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提到民族融合，殊不知从华夏族到汉族的形成早就是融合、同化。羌族本是西方民族，在春秋战国时部分被融合进华夏族，没有被同化的还叫羌族。苗族的传说被文献记录下来，也是民族同化的反映。顾颉刚是苏州吴中人，他说顾家本是东越人，居于东瓯，语言服饰都与华夏不同，汉武帝用武力将东越迁至江淮，经数百年同化，就是汉族了；到三国时还有未同化的越人，叫山越，常常出来掠夺，但经过吴国的开发，山越也同化于汉族了。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江南越人称其先祖为“禹之苗裔”。这是很生动的实例。在教学中，各地都可以做类似回顾，现在的北京地区在春秋时属蛮夷之地，何况江南、两广？培养历史思维首先就是要教会学生历史地看问题，顾颉刚说“民族的自信力应该建立在理性之上”，他说的理性大概是指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传说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字记录的历史有客观性，也夹杂着人的主观愿望，不像考古发现的文物那样，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文字记录的历史首先要看记录的时间，禹、舜、尧、黄帝、炎帝出场的顺序及被记录的时间，既说明传说形成系统、完善的过程，又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及人们的愿望。顾颉刚首先是从文献记载的时间发现问题，结合当时的历史现象，将掩饰其中的历史信息挖掘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认识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更复杂，除了记录的时间，还要看记录人是否为当事人？记录的根据是什么？从开始学习历史的头三节课，就进行连续的史证意识教育，在以后的课程中再不断地灌输证据意识，使证据意识成为学生思考的一个立足点，这就是素质教育。
从炎黄传说开始，古代史以民族融合及其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要线索，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清，都要突出不同時期民族融合的特点，这样到辛亥革命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被普遍接受，顺理成章。同时还要淡化乃至删除那些不适合儿童理解的政治制度、政治斗争和政治经济政策，精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科技成就，使学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基因有所印象、有所认识，这应该是初中中国古代史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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