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盐到正盐：明中后期两浙功绩盐的兼搭销售
吴先知
摘 要：明代有完整的盐业缉私制度，缉私所获之盐有“功绩盐”或“囚盐”名色，经各地牙、铺以或引或票的方式兼搭售卖后变价以资国库。其中以两浙记载最为详实，并有完整的销售、监管与规模记载。随明王朝财政日渐拮据，两浙盐司逋欠常年不完，在开设票盐疏通后，功绩盐的行销与掣挚也随之发生变化。历任御史面对盐政变化，皆以对策来应对，促使功绩盐的沿革呈现出层累的特点。虽然能甦一时之困，然根本问题却未能得到根治。
关键词：功绩盐；囚盐；明中后期；两浙；票盐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3—0036—13
学界对食盐走私研究不可谓不丰，然鲜有关注缉获私盐的处置问题①。私盐一旦被罚没，不仅反映缉私效力，亦可通过变价银两的流转洞悉明代盐政收入的构成，进一步窥探明代盐商的经营内容与状况。明代对于缉私所获盐斤有相应销私程序，即以“功绩盐”或“囚盐”，更或是“功绩囚盐”等名色进行变价，兼搭引盐或票盐勒令商人变价坐卖。有关该问题，以王圻《重修两浙鹾志》与杨鹤编纂《两浙订正鹾规》记载最详②。
一、功绩盐的概念及其性质
明代官府对缉获私盐处置方式采取变价销售，并不见销毁之记载，变价销售之盐即为“功绩盐”，亦有“囚盐”等名色。从记载看，最初抄没之盐称“囚盐”，万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1610—1611）之间改称功绩盐。该推断来源于《两浙订正鹾规》所载四批验所功绩盐票式抬头处，皆有张姓御史将囚盐改称功绩盐的记载③。通过对《绍兴所功绩盐票式》中提到吴姓盐法道官员推断，在嘉靖、万历年间，只有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608—1611）任同知的吴从诚一人，此人恰与时任两浙巡盐御史张惟任① 有交集。结合二人任职时间，功绩盐改称囚盐应在万历三十八年与三十九年之间。由于两浙囚盐还有另一概念，因此本文对以正盐方式流通的缉私所获盐斤一概以功绩盐名之。
从范畴上讲，私盐涵盖功绩盐，定义功绩盐，首当定义何谓私盐。学界对于私盐的定义尚存分歧，但都认为逃避课税的盐斤属私盐范畴，学界这一定义基于其形式②。结合史料，私盐在学界成论外，应还有法理上的定义。明代盐政条款中，有诸多并不属于私盐，而以“私盐例”作为援例判案，总体而言有三类。一类为未经掣挚，擅自流入市场者：若自东而来，未经秤掣，蓦越过坝，虽系有引官盐，定以私盐论罪，引盐俱没官③。说明未经秤掣盘验盐斤，即便是官盐，亦视之为私盐。二则为越境之盐，如：不许夹带越境，搀入行引地方，违者以私盐论④。第三类为违限，为改行小票，不按规定行盐者：准照鄞县事例改行小票，每票税银三分，照盐一百斤，票违期限以私盐论罪⑤。凡此种种，说明私盐不仅有事实意义上的违反相关则例行销贩卖，偷逃课税，还包括法理意义上判属私盐律的抄没盐斤。《大明律》中对私盐的处罚甚重：
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就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一体给赏。⑥
按《大明律》中私盐律的处理方法，一旦判定走私，必定产生盐斤及其运输之用的船只等。因此，私盐定义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凡按私盐律处断的盐斤皆为私盐。狭义上讲，只有被缉私人员所获盐斤方为私盐。
私盐概念既明，功绩盐概念可溯。所谓“功绩”，即明代时，两浙场巡司设有巡弓兵，限获私盐，变价充饷，岁有定额，以作工食赏课，称功绩⑦。但该定义并不严谨，因作为工食赏课只是一部分，更多是作为解京充军饷。如嘉靖十四年（1535）两浙巡盐御史李遂立禁约有“巡司弓兵一名工食银官价五两，其终盘缠至八九两，皆系均徭银两”，说明功绩变价充工食赏课之说值得商榷⑧。而据《两浙订正鹾规》载：各属捕获私盐，旧名“囚盐”，今改曰“功绩盐”⑨。如此看来，功绩盐就是缉私捕获私盐的总称。尚有另一种盐斤与之同名，即发配煎办赎罪的盐斤，亦称“囚盐”。嘉靖十三年，时任两浙巡盐御史卢瓒⑩ 立禁有“稽查囚盐以成实用”之约，言“囚盐”为“发各场煎办囚盐”，此囚盐名色为煎办赎罪之称，并非捕役缉获囚盐，仅作分别，恕不展开①。
经以上梳理，“私盐”便有两重含义：一则为事实上违反盐法行为进行流通的鹽斤；一则为法理依据上对各种违背盐法条例行为的判定援例。因此，按私盐条例抄没之盐，其性质便为私盐。而抄没之盐来源多样，只有经过捕役抄没的走私盐，方才作为功绩盐。如此一来，功绩盐的范畴进一步明确，即：被捕役缉获的走私盐。由于捕役缉私是根据“限获”要求缉私，功绩达标后会按时给赏，因此所获赃盐不会销毁，而是变价召商售卖。功绩盐具备两个特性，即：非生产性与依赖性。非生产性指有别于灶丁生产正盐，有明显的周期，走私出没无常，所以难有定量。随着嘉靖年间盐业缉私推行量化考核，功绩盐逐渐有定量缉获，促使这一属性发生变化，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定量色彩。依赖性指缉私效力取决于官府实际权力大小。功绩盐的消长与缉私效力相关，缉私效力强则功绩盐多，缉私效力弱则功绩盐少。
在明确概念之后，需注意一点：明代捕役工食要么取于里甲，要么起科于田亩，因此官府的缉私开销与功绩盐无关。除正常贮存损耗外，功绩盐一旦进行变价销售，所得利润几乎为净利润，而利润多少则取决于功绩盐的量、价。所获功绩盐多少，又直接与各地缉私所获正相关。两浙盐区在明中后期走私猖獗，功绩盐来源应当是十分稳定的。尤以嘉靖三十五年以后，右都御史鄢懋卿主导的按“三等派限”进行缉私，不仅保证了功绩盐的数量，较之此前缉私数额大增。随着数额增加，对功绩盐管理进行制度建设，便是官府的当务之急。
二、功绩盐的变价沿革
功绩盐的变价流程，学界仅有刘淼有过梳理，刘氏将之完全归属票盐，与之总为一说②。从史料看，值得逐一探讨。私盐在本地缉获后，即时在本地召商变价销售，此时尚未行票，因此功绩盐尚属引盐。诚如刘淼所言，功绩盐的销售方式随嘉靖十六年，由巡盐御史李遂③ 在两浙主导行票，功绩盐确在此后才以“功绩盐票”的方式销售。在发生一系列问题与被动调整之后，功绩盐票的行销方式才逐渐成为刘氏所言的票盐行销。即便如此，功绩票盐的掣挚方式也与一般票盐在程序上有一定差异。
（一）行票盐之前的功绩盐销售模式
嘉靖十六年之前，有关功绩盐销售尚有四则史料记载。第一则为弘治三年（1490），两浙巡盐御史张文④ 有修治盐法之文对此间功绩盐处理的记载较为清楚：
看得两浙地方旧例：凡获私盐船只，就令有司变卖银两解运司，類解私盐送纳场所作正支商。夫正课既半，折银傍获却令作正，此于事体已乖，且盐到场所未及给客，多致消折，必有陪（赔）貱。经该人役，既陪（赔）正课，又陪（赔）傍获。其巡获地方，又多离场窎远，难于解送。合无今后凡有巡获私盐，就于所在官司领与铺户、牙行，照依客商引盐同船只通行变卖，银两类解，则下得其便，上得其利矣。⑤
张文这一上疏中说明此前巡获私盐船只皆由有司解送运司，由运司送到盐场以正盐名目进行变价。这种做法存在两个弊病：其一是转手多次，消折极大，直接导致参与人遭受限获与正课问责；其二是离场过远，难于解送。张文给出的建议是一概就地召铺户与牙行，同引盐一样变价售卖，将变价银两解送至运司。
另一则也是张文同年上疏，但他却从另一角度谈到召铺户、牙商变卖的必要，并最终获准施行，此乃第二则史料。有关细节记载详实，兹录全文如下：
各该行盐地方，但有拿获私盐，俱令所在官司从公盘验数目、斤重各若干，即委公正官员带领铺户、牙行照依彼中时价变卖银两，不许因而乘机侵欺，以多为少，以贵为贱，夤缘作弊。其装贩私盐船只，仍照旧例通行变卖。银两俱要验系足色，煎销成锭，如法封固，差委的当官员解送运司交收，以凭造册领解。以后年分俱比此例施行。①
从中可提取三点信息。其一，官府对缉获私盐先行进行盘查与汇总，从而掌握实收数据。其二，官府召牙商、铺户认卖私盐并就地销售，以达到变价目的。其三，按照正盐时价销售，此时仅有引盐流通，因此功绩盐应同引盐一样运掣。此时功绩盐若继续按照正盐价值变价坐卖，正盐价值本就因为高于私盐而壅滞，功绩盐也会因此难以发卖，加之功绩盐多出自走私之地，坐地变价无异于作茧自缚。足见商人只是处置私盐的工具，官府并不关心商人利润，只要得以变价，便达到目的。
功绩盐的销售因制度建设不完备，缉获量不稳定，常有不按流程给商的情况。弘治十三年，御史成英上疏中有“重用引”条即关此弊，此为第三则史料记载。史载：
近年，两浙商人多于正盐用引，其报中买补空余、私囚、杂盐皆不领引，以图自便，久将贿赂官吏，擅给印票，弊端日甚。及盐足，犹不候掣，径到行盐地方以徼厚利。其间夹带影射，漫无纪极。乞行各司不论空余、私囚、杂名，悉照正例领引，仍填注引背，类填单帖、水程给付，使商人各便支掣以通货卖。其在官司者，尤当严截引角转缴类解。若有盐无引，虽执印票，亦以私盐罪之，官吏不举以枉法断。②
此则史料明确了这一时期功绩盐的处置与引盐无异，但引盐掣挚不便，商人贿赂官吏，通过买补空余、私囚、杂盐等方式补足缺斤引盐，从而造成诸多弊端。成英给出的建议非常明确：无论公私，皆领引目，只是单给一单填注各类杂盐名色多少以及水程。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此时行票非制度规定，反倒不为制度所容许。
至嘉靖年间，引壅日蹙，按成英之法，功绩盐必定随之壅积。第四则史料便是嘉靖六年两浙巡盐御史王朝用③ 上疏曾提到“自折价解京之后，民食渐觉艰难，故先该巡盐御史有奏开残余盐者，有开卖空额引者，又傍引私囚名色而召纳者，亦一时补其不足之权宜”。足以说明此时为应对引盐壅积，课额阻滞，有御史将功绩盐作为调剂，以补引盐掣挚空余，舒缓正课不足。但无论如何并无制度支持，总归权宜之计④。
通过以上四则史料可以看出，在两浙行票之前，功绩盐的变价与引盐一致，在弘治三年之前是缉私人员解到运司，再由运司解送盐场召商人领卖。弘治三年之后缉私完成，直接召商人只能于本地变价售卖，其所得价值充作京解。但在实际过程中，已经有商人或不法官员采取给票之法，换言之，处置私盐有降低成本的要求，并对引制产生冲击。这一要求，随着票盐行销的出现，官府开始着力调整。
（二）行票盐之后的功绩盐销售模式
嘉靖十六年之后，两浙始行票盐，票盐搀越引界的情况时有发生。功绩盐此时尚在引盐之列，引盐尚且因壅积而折耗非常，功绩盐便更是如此，变价需及时，功绩盐在引票过渡中，也随之产生变化。这肇起于万历八年（1580）两浙巡盐御史马象乾① 任中。史载：
嘉、秀二县票盐牙行吴和、叶道兴等呈，该本司查议得：嘉、秀二县囚盐先给商人赴司预纳价银后呈给宪票支销掣卖，不分贵贱，每百斤定价二银五分。后乃改给铺户赴县先领盐斤变易后输价银，每百斤定价三钱，反致拖延不完。②
此条记载呈现出万历八年之前的销售方式：票盐牙商赴司预纳银两，呈给宪票后支盐掣卖。然不知何时，到万历八年便改为铺户赴县，再纳价银，却因每百斤0.25两涨至0.28两，导致商人不买，功绩盐滞销。马御史对于商人呈词并未全信，而是先查证该年嘉兴县存积功绩盐数目，“采访市卖”，发现“时价每斤三厘（每百斤三钱），较之原议不为太重”③。马御史经过深思熟虑后，“但查各役经管盐斤顿久消折，未免赔累，及至上纳，又加解京车脚、滴珠等费，以致吴和等虑恐价重难输，致有此呈”④。于是，官府采取“每百斤纳价二钱五分，责限牙行吴和、叶道兴等预纳在官给照领，止于本县地方拆卖，不得出境越贩滋弊”⑤。这便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让功绩盐与票盐兼搭，票盐与功绩盐价值互相弥补，不致于偏废。
次年三月，华亭、上海县票商吴天弼亦有类似呈词。马御史却并未降价，而是采取第二种方式，按引盐掣运，以票盐销售：
照依原定价值，每百斤预纳价银二钱五分收贮司库，仍每盐三百斤加包索十五斤，呈给宪票一张印发赴县支领，照依引（盐）一样装包押运，秤掣票盐，官埠停泊即便移文该府总巡官查验秤掣。如有多余夹带，查照引盐事例问罪追没。掣毕，听商运往青浦县住卖。毕日，该县将票径呈缴查销。⑥
上述记载值得玩味，首先是价格不变，以量对冲成本。其次，相较此前票盐掣挚，在华、上二县则是采取引盐装包，而以票制掣销，一改本地坐卖派往青浦县住卖。还以华、上二县为例，对类似情况的山阴、会稽、余杭、上虞、奉化五县皆援此例。华、上二县在万历五年由布政司议定量行大票，每盐300斤。所谓引掣，即是隆庆三年（1569）时任巡盐御史吴从宪⑦ 对引盐掣挚进行调整，其具体内容是：在“杭、嘉、绍三所，每季以仲月三十日以里到所为正掣”，而温州所“风涛不便，不拘季分，随到所即陆续委掣”⑧。票盐掣挚则是在万历七年由李栋⑨ 进行修改，由随到随掣改为“以四季终为正掣，以孟月终为续掣”①。简而言之，票盐有四季终与孟月终两次掣挚，而引盐则以仲月三十日以里掣挚，双方互不干扰。若理解不错，华、上二县此次调整，应与该地刚行票盐，为分别票盐与功绩盐掣挚有关，亦说明在制度上，功绩盐与票盐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
与此同时，在萧山县，因为坐临钱清场与西兴场，“俱系产盐之地”，商人因“发卖不全，坐守亏本”②。而马御史采取了第三种方式：比照浙西杭州府卫、仁（和）、钱（塘）二县事例，每百斤纳银二钱，给票支掣，运往引盐地方货卖③。仁钱之事，便是万历三年改行小票之事，也就是说按照每100斤为一小票，纳银0.2两后，运往引盐地方发卖。
经由马御史经画，在万历八年十二月至万历九年一年之间，两浙票盐出现了三种销售方式：第一种为嘉善、秀水县票掣票销本县住卖；第二种为华亭、上海县按引装包，以票掣挚销售异地住卖；第三种为萧山县票掣票销往引盐地界住卖。同一盐区，却在此时以三种方式销售。马象乾的调整，一方面可以说因地制宜，另一面却是临时应对之策。
万历十年，马象乾的继任者孙旬④ 莅任。前任的应对之策不仅没有奏效，还造成各地功绩盐行销差异，更加剧各地官铺赔累。史载：
按属运府州县，以后获到囚盐，掌印官亲自秤验，依数上廒填报稽绩文簿。每季终，将总数开报运司，照依原估拨商支掣。如有在廒消折，量减斤数，毋致亏商。其原经行引去处，囚盐数少，商不愿支者，即给印信小票，照依时价分给小贩肩挑货卖。原佥铺户在官有名者，尽行裁革。敢有仍前扰害铺户，致使包赔，吏以赃论，官虽称贤，亦填劣考。⑤
孙旬变革有如下几点：第一，一改此前三种销售方式，两浙盐区各府县销售任务全部与铺户剥离；第二，填报稽绩文簿，勘实各地盐斤，每季度报司查考；第三，派往行引府县者，功绩盐数少，若商人不愿领卖，则给小票，照价分给小贩肩挑货卖。此处小票，应是肩挑小票，专供贫困灶户、老弱军户售卖以资优恤。
令孙御史没有想到的是，新政刚行，旧病复来。万历十一年四月，孙旬发现其变革措施“在浙中颇为称便，但此法可行于近场府县，而不可行于苏、常、镇三府……运掣不便而言也”⑥。孙御史掂量一番后，一方面将板子打在各属官吏身上，另一方面则大开售卖之门，不仅坚持将官铺与功绩盐销售剥离，而且要求“速将节次捕获见贮囚盐给票，招发土商分卖，或即令官盐、牙铺变易，又或有别项商民人等愿照时价领卖者，亦听从其便”⑦。自此，各类商人参与到功绩盐的变价过程中。可惜“且二年偶因土商负价不完”，继任者羊可立⑧“遂欲更议”，于是“概给引票商人纳领”。面对强派，商人“中有不肯赴者”，导致功绩盐积滞⑨。这可难倒了羊可立的继任者詹事讲⑩，若沿袭羊御史之法，一律派往引盐地方补缺，则势必重蹈覆辙；若废羊御史之法，則功绩盐的零散问题没有解决，各地功绩盐积滞依旧。经一番酝酿，在万历十二年十二月，詹事讲本着“不失原行初意，即应修举”的原则，采取“土商先纳价，后支盐”，实现“无负价之弊”①。此次调整，保持了原有土商纳价的县份，也保持了羊可立照单拨引的方针。此外，除明确各地功绩盐税之外，官府对各地功绩盐票大小作了明确规定，即每300斤为一票，加包索15斤，共计315斤，并一律派往缺盐地方行销。
詹事讲的折中之法推行了9个月便出现问题。万历十三年九月，詹御史只得再次进行修改。此间缘由兹录如下：
夫各县囚盐原议听商认往上（则）县，卖价颇贵，是以定价亦重，今既派往下县，则卖价未免稍贱，其势不得不为之量减者……内如海宁等县，原议价值适中，无容增损，是各县盐价虽比旧额少减，然囚盐运往上县，未免搀夺引盐之利。②
若理解不错，商人认为功绩盐若兼搭引盐派往上则县份的办法极不便利，因为引商买盐量大，兼搭数额不定的零散高价引盐，既徒增脚程，亦大增成本。若是派往下则府县，那么便会以票盐方式行销，票盐价格远低于功绩盐，于官府无利。基于此，詹事讲只得“今既改往下县，则商免搀夺之害，而引盐自增”。权衡再三，他便对功绩盐单独定价，具体内容参见后文“万历十三年两浙功绩盐税定价表”。此后，除万历末年加派略有增加外，再无变化。除定价之外，还针对有功绩盐变价任务的引盐县进行保护，将部分引盐较少府县派往上、中则府县集中销售，于此不作详述。
经过詹事讲的调整，功绩盐票兼搭方式、价格以及地点基本确立，搀阻引盐的问题看似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毕竟市场随时在变化。果然，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各地引商出现“额引兼搭囚盐，向于概所零星割派，似难运卖”③。此时御史已是李天麟④。继任者沿袭前任的调整方向，不厌其烦地逐一定界，遂形成两个指派功绩盐的规则。第一种派往上、中则县份功绩盐，免零星割派，一律单列票式补引盐亏折，则势必由引商领卖。派往下则县份功绩盐不作调整，即：召土商，或各类小贩照票盐方式认买。相较于行票之前的功绩盐，此时的功绩盐完全由引盐变为票盐，是为功绩盐票。通过梳理来看，这种调整是在不断遇到问题时，采取应对之策而完成转型的。至此，功绩盐在事实上成为了销私的主要渠道。私盐一经缉获，身份摇身一变而成正盐，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
三、功绩盐的截角与票式
前文已对功绩盐的销售方式变迁作出说明，然而并未呈现出商人如何支盐，如何掣挚再到销售之过程，接下来需对功绩盐的掣挚程序以及依据——票式进行探究。
（一）功绩盐的截角
有关功绩盐掣挚的记载十分详实，皆采取截角之法，但与引盐和票盐略有差异。截角自明初便有，期间调整颇多，但多是明确责任，杜绝商人、吏胥上下其手而设。功绩盐的截角规则在《重修两浙鹾志》中有一节专述，可窥端倪。万历八年之前，截角皆与引盐一致。万历八年之后，截角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下则府县，一种适用于中、上则府县。两浙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引商逐利不愿往诸偏僻府县，致偏僻地区长期食用私盐。在历任御史，尤其在鄢懋卿主导的改革下，将各地府县分上、中、下三则进行强制派引。其中上、中则府县依旧行引兼搭功绩盐，如吴江县则与海盐县兼搭功绩盐往上、中则府县售卖①。下则府县部分或全部行票盐兼搭功绩盐，全部行功绩盐如嘉兴县“下则，原额一百引，派嘉兴所，俱纳领功绩盐，商人兼销”②。部分功绩盐者如诸暨县“原额五百引，前次不加，今照旧派绍兴所领功绩盐兼销”③。至于功绩盐，若是兼搭销往上、中则府县，则按引盐制式销售；若是兼搭销往下则府县，则按票盐制式销售。
销往下则府县的功绩盐截角流程如下：第一次截角为“各府县囚盐按季报司，悉照近议拨商纳价贮库，每净盐三百斤，外加包索拾伍斤，置设号票一张，呈送本院印钤发司印给各商，赍赴各该县所支盐出县截去第一角”④。以第一次截角过程观之，缉私人员缉获私盐后，各府县一边照数报盐司，一边召商纳价贮于县库，按照每300斤加15斤包索方式给发。而盐司在收到申报后，印刊号票以防老引、空引、影射，由本司巡盐御史加印发给各商。商人在领到号票后，径赴该县支盐，方才完成第一次截角。商人运出后，“押运各该批验所停泊，申司呈委秤掣截去第二角”⑤。两浙原本设有四个批验所，即杭州、嘉兴、绍兴、温州。嘉靖十六年，御史李遂开票盐之制后，为方便商人买补，又在台州门户添设中津桥对黄岩、杜渎、长亭三场盐斤进行掣挚批验，是为中津桥掣挚。此时功绩盐有发往下则府县，而台州几乎全境皆为下则，故原设中津桥掣挚顺理成章地成为附近功绩盐掣挚场所。在截去第二角之后上秤称验，“秤掣毕日，掣官截去第三角”⑥。此处若无空引、过额、走水等弊后，“给程运往原定县分投验明白，截去第四角”⑦。有关程限，简而言之，乃是让商人在指定时间内运往指定地点，并填注在截角票单上。在此不作专论。
往上、中则府县，如“其湖州府归、乌二县，杭州府富阳县、绍兴府诸暨、嵊县囚盐，就令彼处住卖，商人纳领，本地兼引货卖”⑧。其斤重与前无二，只是截角不同。过程兹录如下：
置票一张，呈请印钤，发司转给，出司截去第一角。各商领赴支盐，截去第二角。该县照数秤给领发牙铺，截去第三角。卖毕缴县，截去第四角，俱该县径缴本院查考。⑨
换言之，自截第一次角后，与此前不同的是直接赴县而非批验所截去第二角。之后由指定县份秤掣给发牙铺而非在批验所秤验，截去第三角。在卖完后，于该县截去第四角，最后才由县缴付巡盐御史处备查。这与下则府县一致。
掣挚地点在万历年间屡有调整，从何处缉获，便由何处掣挚。在万历十九年与二十年（1591—1592）之交，时任巡盐御史牛应元、张光绪对票盐掣挚地点进行了全面调整，具体内容在《两浙订正鹾规》与《重修两浙鹾志》二书中皆有详细记载，于此仅对结果进行简述⑩。依照四批验所票式以及中津桥票式可以归纳出，杭州府各县卫所皆在杭州批验所掣挚，每100斤定价0.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外加包索15斤，实为315斤。嘉兴府属各县卫所所获功绩盐，皆本地掣挚，每100斤价值不定，但加纳余盐银0.0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外加包索15斤，依旧315斤。溫州府属皆在温州所掣挚，与值年纲纪商人商议价格，每盐100斤定价0.1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台州府属掣往华亭、上虞、青浦、山阴、会稽、上虞、萧山、嵊县8县皆在中津桥掣挚，其价值不详。绍兴府属各县卫所所获功绩盐，皆在绍兴批验所掣挚，运往浦江、新城二县住卖，每100斤纳价0.2钱，每300斤加包索15斤，置票一张①。
通过截角的方式，功绩盐的掣挚与现有引票掣挚相合，也有利于兼搭销售的顺利展开。然而，掣挚由单一盐种变成两种，又各有掣挚流程，无异于增加掣挚难度，降低商人转运效率。
（二）功绩盐票式
功绩盐掣挚票据可以为转运实态提供依据。《两浙订正鹾规》尚载四批验所以及中津桥票式样，为限制篇幅，择脱字最少的两地盐票为例。一个是浙西杭州批验所票式，另一个是浙东温州批验所票式。
首先来看杭州批验所票式：
杭州所功绩盐票式②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覆逋欠囚盐，督补裨销额引事。蒙盐法道剳付，该蒙钦差御史张 批本道呈议“囚盐”更名“功绩盐”缘由，蒙批囚盐准改功绩，载规缴等因，蒙经通行各属遵守外。蒙此案照先为急弥大变，救安民命，事据杭州府巡盐曾通判牒。蒙前院牛 宪牌照得：囚盐奸商，射利搀越引地。本院立法：土商就地领卖，各县遵行已妥。查得仁、钱、余杭率皆老幼贫军肩挑易食，事体原与各属不同，一旦另立土商就地领卖，不无两相妨害，且里甲乘机嚇报骚扰地方，势所必有，合行议革。即便转行仁、钱、余杭三县，凡遇各卫所获到囚盐，仍令按季报司，着令原认下则引商，照旧纳银搭卖，不许搀入上、中引地。等因到□蒙经备行仁、钱、余杭，并卫所捕获囚盐，仍令按季报司，着令原认下则引商纳领，不许搀越。等因会议呈蒙详批，如议遵行永久。缴蒙经通行遵守外，今据杭州批验所申报捕获发所贮厫功绩盐数，前来据经照数派商，遵照原详价值每百斤纳银二钱贮库讫，每盐三百斤置票一张给付，本商前去支领。该所万历年分功绩盐三百斤，外加包索十五斤，如同引盐装包出所截去第一角。泊所申司呈掣，截去第二角。委官掣毕，截去第三角。运往下则县分，卖毕，截去第四角。该县照例将票径缴本院查销。如有夹带影射，依律究治施行。须至票者。
院挂号印 右给付商人 执照准此
年（司印）月 日给
使司押
杭州所票式呈现出两种销售方式：其一是仁和、钱塘、余杭三县，起初行肩挑小票，因为本就是贫苦之民，常为地方里老勒索。若再立土商，等于尽废肩挑小票优恤贫难之意，所以还是保存，只是招引商兼搭功绩盐票。其二，加包索共计315斤置一票，出场按照引盐式样包装，经过截角之后售卖。
温州所功绩盐票式①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覆逋欠囚盐，督补裨销额引事。蒙盐法道剳付，该蒙 钦差巡按御史张 批本道呈议各属囚盐更名功绩缘由，蒙批囚盐准该功绩载规缴，蒙经通行遵守外，案照先为恳恩照例给商以定画一良规事，蒙盐法道案验诙蒙前院张 批本道查议，合属并温州府、卫、县、所、巡司各囚盐给发土商领卖，价重，赔累繁苦，仍照旧例获发温州所收贮，按季报司，分别价值，照旧轮派直年纲纪商人纳领，与同引盐随到随掣，事例永遵。等因呈蒙详批如行永守，不许再事纷更，缴蒙经通行遵守外，今准温州府报到获发温州所收贮府、卫、县、所、巡司功绩盐□前来，就令直年纲纪商人照依详定价值，每百斤纳银一钱二分收库讫，照例每包每盐三百斤，置票一张，给付本商出司截去第一角。赍投温州所支领万历 年分功绩盐三百斤，外加包索十五斤，如同引盐装包出所截去第二角。泊所听委官掣毕，截去第三角。掣官随填限帖给发，运往下则县分住卖。完日，截去第四角，该县将票径缴。
本院查销，如有夹带、影射依律究治。须至票者。
右给付商人 执照准此
万历（司印）年 月 日给
使司押
从温州所功绩盐票式中可以看出，其刊印了完整的截角流程、缴票时间以及盐斤数目。每单载有功绩盐何时到库、数量多少，何时支出多少，可谓周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设有值年纲纪商人到所议价。所谓纲纪商人，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鄢懋卿总理盐法时设置，其目的是“以统率商众，互相保结，亦得防奸之意”②。而相互保结的纲纪商人，逐渐成为官府监督商人的责任人，他们逐渐掌握权力，有一定议价之权。此不详论。
通过对掣挚截角以及票式的探究，两浙功绩盐的掣挚过程已十分清楚。从截角过程不难看出，商人在其中既要扮演运销之本职，还在有意无意间与各委掣单位形成相互监督的关系。就这一层面讲，功绩盐的流转形式，在万历年间已经达到非常周密的程度。那么，功绩盐变价为官府所得后去向何处，当是接下来需进行梳理的问题。
四、功绩盐的单价、总量与使用
如前所述，功绩盐在缉获后采取召商纳价的方式进行变卖。那么功绩盐税与引盐、票盐有何差异，亦需进行梳理。
调整后，除海宁、海盐、平湖县功绩盐税相较前一年加0.04两外，其余各县多有降低。按照票盐时价300斤，纳价0.15两计算，功绩盐在鄞县的价格是票盐的4倍，在华亭、上海县则是票盐的5倍，在行小票的仁和、钱塘县亦有4倍之巨①。
相較票盐，功绩盐价格也显著高于引盐。万历初年，浙盐引价多为400斤纳价0.35两，每百斤纳价0.0875两②。从每百斤单价看，功绩盐多则约为引盐价格的3.5倍，少亦不低于1.3倍。因此，无论引盐还是票盐，功绩盐价皆高于二者。假设引盐商人领引不够，便会径自以功绩盐票盐兼搭，由于功绩盐单价远高于引价，势必对冲功绩盐的高价。如此一来，无论引商、票商皆要按一定比例兼搭功绩盐，等于将功绩盐的高出价格与引票盐斤均摊，增加商人领盐价格。功绩盐的高价，在事实上提高了引商的经营成本，便毋须赘言了。
功绩盐销售规模与缉私定量息息相关，依照隆庆六年（1572）两浙府县巡检司与万历十三年两浙卫所限获数据得出，缉私定量总计6097940斤③。但缉私定量是制度要求，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亦不能准确反映功绩盐的规模。在万历四十五年，胡继升④ 认为既然蠲免浮课，票盐等项理应蠲免，其中涉及功绩盐一次加税记载，新增帑税银三万七千两内……功绩囚盐加税银四百两，裁省抵税二百两⑤。对应《两浙订正鹾规》关于功绩盐总数记载，由时任两浙巡盐御史韩浚统计。而韩浚任两浙巡盐御史时间为万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该数据应为此间所得，与《重修两浙鹾志》数据仅有5两差异。其功绩盐总计售卖7315两，且“系各属报司捕获盐斤召商纳价为率”⑥。由于数据出自召商纳价，换言之，是对销售结果的记载，因此该数可为参照。按韩浚记载来看，该年两浙各类盐课总计129339.63⑦ 两，按此计算，功绩盐销售占两浙盐政所有税收约5.66%。生产税与商业税不同，前者反应生产状况，后者反应销售状况。功绩盐属于商业税类。按该年各类商业税共计约22774.48两，功绩盐税收占约32.12%⑧。崇祯四年至崇祯五年（1631—1632）有两笔记载数据几乎没有差异。崇祯四年七月十九日，边商杨有义上疏，对功绩盐有过统计：查四所功绩盐斤年额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二斤，该纳银一万二十九两有奇，除正解七千三百一十五两外，仍多二千七百一十四两有奇①。这较之天启三年（1623）增加约31.10%。崇祯五年四月十四日，两浙巡盐御史李宗著上疏中有一笔对功绩盐计开，兹录如下：
功绩盐者，即各县、卫所捕获之私盐也，向系土商纳银卖销。每年额定盐斤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二斤，通计课银一万零二十九两二钱九分五厘。间有获不及额，即扣其四所抵解，以七千三百充正解，以二千七百抵赃罚，均之皆解京充饷之物也。今据盐臣查自天启元年起至崇祯四年止，除每年解过银七千三百一十五两外，尚余一万八百有奇，那凑京解，即云公家之物归之公帑。②
李御史此条上疏，透露出诸多重要信息。其一，功绩盐至少在天启元年到崇祯四年（1621—1631）间，因为缉私限获设置，因此大致保持了量的稳定，也透露出此前功绩盐的调整是有效的。其二，功绩盐变价因限获定量，因此便以常额分配给四批验所，一旦不足，则四所抵解，凑足7300两之数充饷。其三，其中剩下2700余两皆为充饷，在11年之间，总计还剩下约18000两贮司。进一步看出，功绩盐价值在明末已经成为盐司充饷之用。而李御史上疏，便是对剩余近18000两贮司银两，以补京解不足，说明功绩盐亦有贮司补课之实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功绩盐税未曾加增，即6900两左右，此后增加400两，即7300两上下。而这7300两，按记载来看多充帑税，解入国库。此后因军饷需求增加，大部分充饷，其余贮司备解。有关胡继升对功绩盐税的减免，从此后数据记载来看，应未得减免，而是照原例征收。从单价看，功绩盐每百斤单价，比票盐高出至少一倍。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明代两浙缉私所获的私盐，最初以“囚盐”之名，万历三十八年前后以“功绩盐”之名召商变价。功绩盐的售卖方式为兼搭售卖，在行票之前，行销方式与引盐无异，且本地缉获本地售卖。经过万历年间调整，票盐多销往下则府县，而行票盐府县销售功绩盐，便也随之而变为票盐。在掣挚方面，也因兼搭引票之不同而不同，其掣挚的基本流程便是截角法。以票兼搭引盐者，若引盐有差，则就本县掣挚功绩盐，因其截角与引盐不同，其掣挚也与引盐相异。引盐掣挚在批验所，而功绩盐则是领引之后，销售之时才在住卖府县进行掣挚。行功绩盐票者，则在批验所或是中津桥进行掣挚。起初变价并无常额，但由于缉私在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有定量，功绩盐的产出也逐渐有了定量，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常额”。从非定量到定量的变化，功绩盐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原来为罚没充赏，而今却变成一种借助缉私所得的财政收入。功绩盐一旦变价，所得银两部分解京作为帑税，构成王朝财政收入，而另一部分则贮司备解。随着明末边患，大部分功绩盐税皆充作军饷，作为军费进行给发。
通过梳理不难看出，功绩盐不是生产性盐种，所以功绩盐所得便不是生产所得，而是通过缉私变价所得。以功绩盐票进行销售，乍看之下似乎并无不妥，但从实际运作中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功绩盐的价值。功绩盐价值，不是生产价值，而是罚没之后的流通价值。缉私与专营是伴生制度，在缉私的实际运作中，必定产生两种情况：一则缉获盐斤确实为私盐，则缉获之后，功绩盐召商纳价便是应当。但不可忽略的是，私盐价值低廉，正盐价值高昂，功绩盐往往兼搭正盐销售，藉由缉私运作，便摇身一变成为正盐，价值也随之抬高，缉私便在事实上增加了私盐的销售价格。若功绩盐变卖是作为捕役工食还在情理之中，但功绩盐变价却是解作公帑，捕役工食却是通过派役，取之于民。另一则情况是商人违规被缉获的正盐，或是滥用职权缉获私盐充数，那么抄没之盐便出现叠价，即：被抄没的正盐商人已纳价格与功绩盐商人纳价。本是正盐，却出现重复纳价的情况，其利在谁？毫无疑问尽归官府。因此，无论缉获的是私盐还是正盐，一旦变价只对官府有利，对商人、购买者無利。不过商人转卖，也会将抄没的损失通过销售弥补，最后为此买单的只会是消费者。
第二，功绩盐的兼搭售卖。自正统年间，引盐常年逋欠，到万历中后期，随加派引目，引盐逋欠之额已巨，甚至连此前畅销的票盐、功绩盐亦出现规模颇大的积滞。正盐积滞与繁琐的掣挚不无关系，功绩盐采取兼搭销售看上去有利于销售，无碍于正盐流通，但实际上使得本就复杂的掣挚程序变得更为繁复。引商、票商在各自领引、领票后，还被迫兼搭销售价值颇高的功绩盐，除疲于应付功绩盐的掣挚外，还要分别价值进行售卖。若是分别售卖，功绩盐价值高于正盐，如何售卖也是问题，孰会避贱趋贵？官府只管功绩盐变价充课，商人预纳价银后的销售，只得自寻办法。此外，行票之后，盐政官员皆希望既保护引界，又能通过票盐疏通正盐积滞。但功绩盐票兼搭引盐本身便是自相矛盾之举。虽然提高功绩盐票税，看似有利引盐引商，但强令商人买补，是完全忽视商人利益，违背市场规律的，更遑论指定地点坐卖。
造成以上两个问题，可从功绩盐销售沿革中看出端倪。数任巡盐御史的变革，都是应对之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该制度在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中形成。因此，功绩盐才具有如此层累的特点。但究竟这种变革是否真的见效，是否真正有利于引、票盐斤的正常流通，恐怕要打一个问号。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The anti-smuggling system in Ming Dynasty is integrated. The salt achived through smuggling is called Gongji salt or prison salt， sold by the local merchants in the name of the coupon or ticket. Liangzhe has the most detailed record in this aspect，including detailed sales， supervision and scale records.With the increasingly tight finance of Ming Dynasty， the debt of Liangzhe salt department is endless. After the setting of ticket salt， the marketing of Gongji salt also changes. In the face of changes，salt administrators were responded with contermeaur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accumulated failures of Gongji salt. While the countermeaures can solve the problem temporaril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has not been sovled.
Key words： Gongji salt； prison salt；Liangzhe in Ming Dynasty； ticket salt
摘 要：明代有完整的盐业缉私制度，缉私所获之盐有“功绩盐”或“囚盐”名色，经各地牙、铺以或引或票的方式兼搭售卖后变价以资国库。其中以两浙记载最为详实，并有完整的销售、监管与规模记载。随明王朝财政日渐拮据，两浙盐司逋欠常年不完，在开设票盐疏通后，功绩盐的行销与掣挚也随之发生变化。历任御史面对盐政变化，皆以对策来应对，促使功绩盐的沿革呈现出层累的特点。虽然能甦一时之困，然根本问题却未能得到根治。
关键词：功绩盐；囚盐；明中后期；两浙；票盐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3—0036—13
学界对食盐走私研究不可谓不丰，然鲜有关注缉获私盐的处置问题①。私盐一旦被罚没，不仅反映缉私效力，亦可通过变价银两的流转洞悉明代盐政收入的构成，进一步窥探明代盐商的经营内容与状况。明代对于缉私所获盐斤有相应销私程序，即以“功绩盐”或“囚盐”，更或是“功绩囚盐”等名色进行变价，兼搭引盐或票盐勒令商人变价坐卖。有关该问题，以王圻《重修两浙鹾志》与杨鹤编纂《两浙订正鹾规》记载最详②。
一、功绩盐的概念及其性质
明代官府对缉获私盐处置方式采取变价销售，并不见销毁之记载，变价销售之盐即为“功绩盐”，亦有“囚盐”等名色。从记载看，最初抄没之盐称“囚盐”，万历三十八年到三十九年（1610—1611）之间改称功绩盐。该推断来源于《两浙订正鹾规》所载四批验所功绩盐票式抬头处，皆有张姓御史将囚盐改称功绩盐的记载③。通过对《绍兴所功绩盐票式》中提到吴姓盐法道官员推断，在嘉靖、万历年间，只有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608—1611）任同知的吴从诚一人，此人恰与时任两浙巡盐御史张惟任① 有交集。结合二人任职时间，功绩盐改称囚盐应在万历三十八年与三十九年之间。由于两浙囚盐还有另一概念，因此本文对以正盐方式流通的缉私所获盐斤一概以功绩盐名之。
从范畴上讲，私盐涵盖功绩盐，定义功绩盐，首当定义何谓私盐。学界对于私盐的定义尚存分歧，但都认为逃避课税的盐斤属私盐范畴，学界这一定义基于其形式②。结合史料，私盐在学界成论外，应还有法理上的定义。明代盐政条款中，有诸多并不属于私盐，而以“私盐例”作为援例判案，总体而言有三类。一类为未经掣挚，擅自流入市场者：若自东而来，未经秤掣，蓦越过坝，虽系有引官盐，定以私盐论罪，引盐俱没官③。说明未经秤掣盘验盐斤，即便是官盐，亦视之为私盐。二则为越境之盐，如：不许夹带越境，搀入行引地方，违者以私盐论④。第三类为违限，为改行小票，不按规定行盐者：准照鄞县事例改行小票，每票税银三分，照盐一百斤，票违期限以私盐论罪⑤。凡此种种，说明私盐不仅有事实意义上的违反相关则例行销贩卖，偷逃课税，还包括法理意义上判属私盐律的抄没盐斤。《大明律》中对私盐的处罚甚重：
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就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一体给赏。⑥
按《大明律》中私盐律的处理方法，一旦判定走私，必定产生盐斤及其运输之用的船只等。因此，私盐定义便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凡按私盐律处断的盐斤皆为私盐。狭义上讲，只有被缉私人员所获盐斤方为私盐。
私盐概念既明，功绩盐概念可溯。所谓“功绩”，即明代时，两浙场巡司设有巡弓兵，限获私盐，变价充饷，岁有定额，以作工食赏课，称功绩⑦。但该定义并不严谨，因作为工食赏课只是一部分，更多是作为解京充军饷。如嘉靖十四年（1535）两浙巡盐御史李遂立禁约有“巡司弓兵一名工食银官价五两，其终盘缠至八九两，皆系均徭银两”，说明功绩变价充工食赏课之说值得商榷⑧。而据《两浙订正鹾规》载：各属捕获私盐，旧名“囚盐”，今改曰“功绩盐”⑨。如此看来，功绩盐就是缉私捕获私盐的总称。尚有另一种盐斤与之同名，即发配煎办赎罪的盐斤，亦称“囚盐”。嘉靖十三年，时任两浙巡盐御史卢瓒⑩ 立禁有“稽查囚盐以成实用”之约，言“囚盐”为“发各场煎办囚盐”，此囚盐名色为煎办赎罪之称，并非捕役缉获囚盐，仅作分别，恕不展开①。
经以上梳理，“私盐”便有两重含义：一则为事实上违反盐法行为进行流通的鹽斤；一则为法理依据上对各种违背盐法条例行为的判定援例。因此，按私盐条例抄没之盐，其性质便为私盐。而抄没之盐来源多样，只有经过捕役抄没的走私盐，方才作为功绩盐。如此一来，功绩盐的范畴进一步明确，即：被捕役缉获的走私盐。由于捕役缉私是根据“限获”要求缉私，功绩达标后会按时给赏，因此所获赃盐不会销毁，而是变价召商售卖。功绩盐具备两个特性，即：非生产性与依赖性。非生产性指有别于灶丁生产正盐，有明显的周期，走私出没无常，所以难有定量。随着嘉靖年间盐业缉私推行量化考核，功绩盐逐渐有定量缉获，促使这一属性发生变化，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定量色彩。依赖性指缉私效力取决于官府实际权力大小。功绩盐的消长与缉私效力相关，缉私效力强则功绩盐多，缉私效力弱则功绩盐少。
在明确概念之后，需注意一点：明代捕役工食要么取于里甲，要么起科于田亩，因此官府的缉私开销与功绩盐无关。除正常贮存损耗外，功绩盐一旦进行变价销售，所得利润几乎为净利润，而利润多少则取决于功绩盐的量、价。所获功绩盐多少，又直接与各地缉私所获正相关。两浙盐区在明中后期走私猖獗，功绩盐来源应当是十分稳定的。尤以嘉靖三十五年以后，右都御史鄢懋卿主导的按“三等派限”进行缉私，不仅保证了功绩盐的数量，较之此前缉私数额大增。随着数额增加，对功绩盐管理进行制度建设，便是官府的当务之急。
二、功绩盐的变价沿革
功绩盐的变价流程，学界仅有刘淼有过梳理，刘氏将之完全归属票盐，与之总为一说②。从史料看，值得逐一探讨。私盐在本地缉获后，即时在本地召商变价销售，此时尚未行票，因此功绩盐尚属引盐。诚如刘淼所言，功绩盐的销售方式随嘉靖十六年，由巡盐御史李遂③ 在两浙主导行票，功绩盐确在此后才以“功绩盐票”的方式销售。在发生一系列问题与被动调整之后，功绩盐票的行销方式才逐渐成为刘氏所言的票盐行销。即便如此，功绩票盐的掣挚方式也与一般票盐在程序上有一定差异。
（一）行票盐之前的功绩盐销售模式
嘉靖十六年之前，有关功绩盐销售尚有四则史料记载。第一则为弘治三年（1490），两浙巡盐御史张文④ 有修治盐法之文对此间功绩盐处理的记载较为清楚：
看得两浙地方旧例：凡获私盐船只，就令有司变卖银两解运司，類解私盐送纳场所作正支商。夫正课既半，折银傍获却令作正，此于事体已乖，且盐到场所未及给客，多致消折，必有陪（赔）貱。经该人役，既陪（赔）正课，又陪（赔）傍获。其巡获地方，又多离场窎远，难于解送。合无今后凡有巡获私盐，就于所在官司领与铺户、牙行，照依客商引盐同船只通行变卖，银两类解，则下得其便，上得其利矣。⑤
张文这一上疏中说明此前巡获私盐船只皆由有司解送运司，由运司送到盐场以正盐名目进行变价。这种做法存在两个弊病：其一是转手多次，消折极大，直接导致参与人遭受限获与正课问责；其二是离场过远，难于解送。张文给出的建议是一概就地召铺户与牙行，同引盐一样变价售卖，将变价银两解送至运司。
另一则也是张文同年上疏，但他却从另一角度谈到召铺户、牙商变卖的必要，并最终获准施行，此乃第二则史料。有关细节记载详实，兹录全文如下：
各该行盐地方，但有拿获私盐，俱令所在官司从公盘验数目、斤重各若干，即委公正官员带领铺户、牙行照依彼中时价变卖银两，不许因而乘机侵欺，以多为少，以贵为贱，夤缘作弊。其装贩私盐船只，仍照旧例通行变卖。银两俱要验系足色，煎销成锭，如法封固，差委的当官员解送运司交收，以凭造册领解。以后年分俱比此例施行。①
从中可提取三点信息。其一，官府对缉获私盐先行进行盘查与汇总，从而掌握实收数据。其二，官府召牙商、铺户认卖私盐并就地销售，以达到变价目的。其三，按照正盐时价销售，此时仅有引盐流通，因此功绩盐应同引盐一样运掣。此时功绩盐若继续按照正盐价值变价坐卖，正盐价值本就因为高于私盐而壅滞，功绩盐也会因此难以发卖，加之功绩盐多出自走私之地，坐地变价无异于作茧自缚。足见商人只是处置私盐的工具，官府并不关心商人利润，只要得以变价，便达到目的。
功绩盐的销售因制度建设不完备，缉获量不稳定，常有不按流程给商的情况。弘治十三年，御史成英上疏中有“重用引”条即关此弊，此为第三则史料记载。史载：
近年，两浙商人多于正盐用引，其报中买补空余、私囚、杂盐皆不领引，以图自便，久将贿赂官吏，擅给印票，弊端日甚。及盐足，犹不候掣，径到行盐地方以徼厚利。其间夹带影射，漫无纪极。乞行各司不论空余、私囚、杂名，悉照正例领引，仍填注引背，类填单帖、水程给付，使商人各便支掣以通货卖。其在官司者，尤当严截引角转缴类解。若有盐无引，虽执印票，亦以私盐罪之，官吏不举以枉法断。②
此则史料明确了这一时期功绩盐的处置与引盐无异，但引盐掣挚不便，商人贿赂官吏，通过买补空余、私囚、杂盐等方式补足缺斤引盐，从而造成诸多弊端。成英给出的建议非常明确：无论公私，皆领引目，只是单给一单填注各类杂盐名色多少以及水程。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此时行票非制度规定，反倒不为制度所容许。
至嘉靖年间，引壅日蹙，按成英之法，功绩盐必定随之壅积。第四则史料便是嘉靖六年两浙巡盐御史王朝用③ 上疏曾提到“自折价解京之后，民食渐觉艰难，故先该巡盐御史有奏开残余盐者，有开卖空额引者，又傍引私囚名色而召纳者，亦一时补其不足之权宜”。足以说明此时为应对引盐壅积，课额阻滞，有御史将功绩盐作为调剂，以补引盐掣挚空余，舒缓正课不足。但无论如何并无制度支持，总归权宜之计④。
通过以上四则史料可以看出，在两浙行票之前，功绩盐的变价与引盐一致，在弘治三年之前是缉私人员解到运司，再由运司解送盐场召商人领卖。弘治三年之后缉私完成，直接召商人只能于本地变价售卖，其所得价值充作京解。但在实际过程中，已经有商人或不法官员采取给票之法，换言之，处置私盐有降低成本的要求，并对引制产生冲击。这一要求，随着票盐行销的出现，官府开始着力调整。
（二）行票盐之后的功绩盐销售模式
嘉靖十六年之后，两浙始行票盐，票盐搀越引界的情况时有发生。功绩盐此时尚在引盐之列，引盐尚且因壅积而折耗非常，功绩盐便更是如此，变价需及时，功绩盐在引票过渡中，也随之产生变化。这肇起于万历八年（1580）两浙巡盐御史马象乾① 任中。史载：
嘉、秀二县票盐牙行吴和、叶道兴等呈，该本司查议得：嘉、秀二县囚盐先给商人赴司预纳价银后呈给宪票支销掣卖，不分贵贱，每百斤定价二银五分。后乃改给铺户赴县先领盐斤变易后输价银，每百斤定价三钱，反致拖延不完。②
此条记载呈现出万历八年之前的销售方式：票盐牙商赴司预纳银两，呈给宪票后支盐掣卖。然不知何时，到万历八年便改为铺户赴县，再纳价银，却因每百斤0.25两涨至0.28两，导致商人不买，功绩盐滞销。马御史对于商人呈词并未全信，而是先查证该年嘉兴县存积功绩盐数目，“采访市卖”，发现“时价每斤三厘（每百斤三钱），较之原议不为太重”③。马御史经过深思熟虑后，“但查各役经管盐斤顿久消折，未免赔累，及至上纳，又加解京车脚、滴珠等费，以致吴和等虑恐价重难输，致有此呈”④。于是，官府采取“每百斤纳价二钱五分，责限牙行吴和、叶道兴等预纳在官给照领，止于本县地方拆卖，不得出境越贩滋弊”⑤。这便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让功绩盐与票盐兼搭，票盐与功绩盐价值互相弥补，不致于偏废。
次年三月，华亭、上海县票商吴天弼亦有类似呈词。马御史却并未降价，而是采取第二种方式，按引盐掣运，以票盐销售：
照依原定价值，每百斤预纳价银二钱五分收贮司库，仍每盐三百斤加包索十五斤，呈给宪票一张印发赴县支领，照依引（盐）一样装包押运，秤掣票盐，官埠停泊即便移文该府总巡官查验秤掣。如有多余夹带，查照引盐事例问罪追没。掣毕，听商运往青浦县住卖。毕日，该县将票径呈缴查销。⑥
上述记载值得玩味，首先是价格不变，以量对冲成本。其次，相较此前票盐掣挚，在华、上二县则是采取引盐装包，而以票制掣销，一改本地坐卖派往青浦县住卖。还以华、上二县为例，对类似情况的山阴、会稽、余杭、上虞、奉化五县皆援此例。华、上二县在万历五年由布政司议定量行大票，每盐300斤。所谓引掣，即是隆庆三年（1569）时任巡盐御史吴从宪⑦ 对引盐掣挚进行调整，其具体内容是：在“杭、嘉、绍三所，每季以仲月三十日以里到所为正掣”，而温州所“风涛不便，不拘季分，随到所即陆续委掣”⑧。票盐掣挚则是在万历七年由李栋⑨ 进行修改，由随到随掣改为“以四季终为正掣，以孟月终为续掣”①。简而言之，票盐有四季终与孟月终两次掣挚，而引盐则以仲月三十日以里掣挚，双方互不干扰。若理解不错，华、上二县此次调整，应与该地刚行票盐，为分别票盐与功绩盐掣挚有关，亦说明在制度上，功绩盐与票盐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
与此同时，在萧山县，因为坐临钱清场与西兴场，“俱系产盐之地”，商人因“发卖不全，坐守亏本”②。而马御史采取了第三种方式：比照浙西杭州府卫、仁（和）、钱（塘）二县事例，每百斤纳银二钱，给票支掣，运往引盐地方货卖③。仁钱之事，便是万历三年改行小票之事，也就是说按照每100斤为一小票，纳银0.2两后，运往引盐地方发卖。
经由马御史经画，在万历八年十二月至万历九年一年之间，两浙票盐出现了三种销售方式：第一种为嘉善、秀水县票掣票销本县住卖；第二种为华亭、上海县按引装包，以票掣挚销售异地住卖；第三种为萧山县票掣票销往引盐地界住卖。同一盐区，却在此时以三种方式销售。马象乾的调整，一方面可以说因地制宜，另一面却是临时应对之策。
万历十年，马象乾的继任者孙旬④ 莅任。前任的应对之策不仅没有奏效，还造成各地功绩盐行销差异，更加剧各地官铺赔累。史载：
按属运府州县，以后获到囚盐，掌印官亲自秤验，依数上廒填报稽绩文簿。每季终，将总数开报运司，照依原估拨商支掣。如有在廒消折，量减斤数，毋致亏商。其原经行引去处，囚盐数少，商不愿支者，即给印信小票，照依时价分给小贩肩挑货卖。原佥铺户在官有名者，尽行裁革。敢有仍前扰害铺户，致使包赔，吏以赃论，官虽称贤，亦填劣考。⑤
孙旬变革有如下几点：第一，一改此前三种销售方式，两浙盐区各府县销售任务全部与铺户剥离；第二，填报稽绩文簿，勘实各地盐斤，每季度报司查考；第三，派往行引府县者，功绩盐数少，若商人不愿领卖，则给小票，照价分给小贩肩挑货卖。此处小票，应是肩挑小票，专供贫困灶户、老弱军户售卖以资优恤。
令孙御史没有想到的是，新政刚行，旧病复来。万历十一年四月，孙旬发现其变革措施“在浙中颇为称便，但此法可行于近场府县，而不可行于苏、常、镇三府……运掣不便而言也”⑥。孙御史掂量一番后，一方面将板子打在各属官吏身上，另一方面则大开售卖之门，不仅坚持将官铺与功绩盐销售剥离，而且要求“速将节次捕获见贮囚盐给票，招发土商分卖，或即令官盐、牙铺变易，又或有别项商民人等愿照时价领卖者，亦听从其便”⑦。自此，各类商人参与到功绩盐的变价过程中。可惜“且二年偶因土商负价不完”，继任者羊可立⑧“遂欲更议”，于是“概给引票商人纳领”。面对强派，商人“中有不肯赴者”，导致功绩盐积滞⑨。这可难倒了羊可立的继任者詹事讲⑩，若沿袭羊御史之法，一律派往引盐地方补缺，则势必重蹈覆辙；若废羊御史之法，則功绩盐的零散问题没有解决，各地功绩盐积滞依旧。经一番酝酿，在万历十二年十二月，詹事讲本着“不失原行初意，即应修举”的原则，采取“土商先纳价，后支盐”，实现“无负价之弊”①。此次调整，保持了原有土商纳价的县份，也保持了羊可立照单拨引的方针。此外，除明确各地功绩盐税之外，官府对各地功绩盐票大小作了明确规定，即每300斤为一票，加包索15斤，共计315斤，并一律派往缺盐地方行销。
詹事讲的折中之法推行了9个月便出现问题。万历十三年九月，詹御史只得再次进行修改。此间缘由兹录如下：
夫各县囚盐原议听商认往上（则）县，卖价颇贵，是以定价亦重，今既派往下县，则卖价未免稍贱，其势不得不为之量减者……内如海宁等县，原议价值适中，无容增损，是各县盐价虽比旧额少减，然囚盐运往上县，未免搀夺引盐之利。②
若理解不错，商人认为功绩盐若兼搭引盐派往上则县份的办法极不便利，因为引商买盐量大，兼搭数额不定的零散高价引盐，既徒增脚程，亦大增成本。若是派往下则府县，那么便会以票盐方式行销，票盐价格远低于功绩盐，于官府无利。基于此，詹事讲只得“今既改往下县，则商免搀夺之害，而引盐自增”。权衡再三，他便对功绩盐单独定价，具体内容参见后文“万历十三年两浙功绩盐税定价表”。此后，除万历末年加派略有增加外，再无变化。除定价之外，还针对有功绩盐变价任务的引盐县进行保护，将部分引盐较少府县派往上、中则府县集中销售，于此不作详述。
经过詹事讲的调整，功绩盐票兼搭方式、价格以及地点基本确立，搀阻引盐的问题看似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毕竟市场随时在变化。果然，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各地引商出现“额引兼搭囚盐，向于概所零星割派，似难运卖”③。此时御史已是李天麟④。继任者沿袭前任的调整方向，不厌其烦地逐一定界，遂形成两个指派功绩盐的规则。第一种派往上、中则县份功绩盐，免零星割派，一律单列票式补引盐亏折，则势必由引商领卖。派往下则县份功绩盐不作调整，即：召土商，或各类小贩照票盐方式认买。相较于行票之前的功绩盐，此时的功绩盐完全由引盐变为票盐，是为功绩盐票。通过梳理来看，这种调整是在不断遇到问题时，采取应对之策而完成转型的。至此，功绩盐在事实上成为了销私的主要渠道。私盐一经缉获，身份摇身一变而成正盐，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
三、功绩盐的截角与票式
前文已对功绩盐的销售方式变迁作出说明，然而并未呈现出商人如何支盐，如何掣挚再到销售之过程，接下来需对功绩盐的掣挚程序以及依据——票式进行探究。
（一）功绩盐的截角
有关功绩盐掣挚的记载十分详实，皆采取截角之法，但与引盐和票盐略有差异。截角自明初便有，期间调整颇多，但多是明确责任，杜绝商人、吏胥上下其手而设。功绩盐的截角规则在《重修两浙鹾志》中有一节专述，可窥端倪。万历八年之前，截角皆与引盐一致。万历八年之后，截角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下则府县，一种适用于中、上则府县。两浙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引商逐利不愿往诸偏僻府县，致偏僻地区长期食用私盐。在历任御史，尤其在鄢懋卿主导的改革下，将各地府县分上、中、下三则进行强制派引。其中上、中则府县依旧行引兼搭功绩盐，如吴江县则与海盐县兼搭功绩盐往上、中则府县售卖①。下则府县部分或全部行票盐兼搭功绩盐，全部行功绩盐如嘉兴县“下则，原额一百引，派嘉兴所，俱纳领功绩盐，商人兼销”②。部分功绩盐者如诸暨县“原额五百引，前次不加，今照旧派绍兴所领功绩盐兼销”③。至于功绩盐，若是兼搭销往上、中则府县，则按引盐制式销售；若是兼搭销往下则府县，则按票盐制式销售。
销往下则府县的功绩盐截角流程如下：第一次截角为“各府县囚盐按季报司，悉照近议拨商纳价贮库，每净盐三百斤，外加包索拾伍斤，置设号票一张，呈送本院印钤发司印给各商，赍赴各该县所支盐出县截去第一角”④。以第一次截角过程观之，缉私人员缉获私盐后，各府县一边照数报盐司，一边召商纳价贮于县库，按照每300斤加15斤包索方式给发。而盐司在收到申报后，印刊号票以防老引、空引、影射，由本司巡盐御史加印发给各商。商人在领到号票后，径赴该县支盐，方才完成第一次截角。商人运出后，“押运各该批验所停泊，申司呈委秤掣截去第二角”⑤。两浙原本设有四个批验所，即杭州、嘉兴、绍兴、温州。嘉靖十六年，御史李遂开票盐之制后，为方便商人买补，又在台州门户添设中津桥对黄岩、杜渎、长亭三场盐斤进行掣挚批验，是为中津桥掣挚。此时功绩盐有发往下则府县，而台州几乎全境皆为下则，故原设中津桥掣挚顺理成章地成为附近功绩盐掣挚场所。在截去第二角之后上秤称验，“秤掣毕日，掣官截去第三角”⑥。此处若无空引、过额、走水等弊后，“给程运往原定县分投验明白，截去第四角”⑦。有关程限，简而言之，乃是让商人在指定时间内运往指定地点，并填注在截角票单上。在此不作专论。
往上、中则府县，如“其湖州府归、乌二县，杭州府富阳县、绍兴府诸暨、嵊县囚盐，就令彼处住卖，商人纳领，本地兼引货卖”⑧。其斤重与前无二，只是截角不同。过程兹录如下：
置票一张，呈请印钤，发司转给，出司截去第一角。各商领赴支盐，截去第二角。该县照数秤给领发牙铺，截去第三角。卖毕缴县，截去第四角，俱该县径缴本院查考。⑨
换言之，自截第一次角后，与此前不同的是直接赴县而非批验所截去第二角。之后由指定县份秤掣给发牙铺而非在批验所秤验，截去第三角。在卖完后，于该县截去第四角，最后才由县缴付巡盐御史处备查。这与下则府县一致。
掣挚地点在万历年间屡有调整，从何处缉获，便由何处掣挚。在万历十九年与二十年（1591—1592）之交，时任巡盐御史牛应元、张光绪对票盐掣挚地点进行了全面调整，具体内容在《两浙订正鹾规》与《重修两浙鹾志》二书中皆有详细记载，于此仅对结果进行简述⑩。依照四批验所票式以及中津桥票式可以归纳出，杭州府各县卫所皆在杭州批验所掣挚，每100斤定价0.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外加包索15斤，实为315斤。嘉兴府属各县卫所所获功绩盐，皆本地掣挚，每100斤价值不定，但加纳余盐银0.0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外加包索15斤，依旧315斤。溫州府属皆在温州所掣挚，与值年纲纪商人商议价格，每盐100斤定价0.12两，每300斤置票一张。台州府属掣往华亭、上虞、青浦、山阴、会稽、上虞、萧山、嵊县8县皆在中津桥掣挚，其价值不详。绍兴府属各县卫所所获功绩盐，皆在绍兴批验所掣挚，运往浦江、新城二县住卖，每100斤纳价0.2钱，每300斤加包索15斤，置票一张①。
通过截角的方式，功绩盐的掣挚与现有引票掣挚相合，也有利于兼搭销售的顺利展开。然而，掣挚由单一盐种变成两种，又各有掣挚流程，无异于增加掣挚难度，降低商人转运效率。
（二）功绩盐票式
功绩盐掣挚票据可以为转运实态提供依据。《两浙订正鹾规》尚载四批验所以及中津桥票式样，为限制篇幅，择脱字最少的两地盐票为例。一个是浙西杭州批验所票式，另一个是浙东温州批验所票式。
首先来看杭州批验所票式：
杭州所功绩盐票式②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覆逋欠囚盐，督补裨销额引事。蒙盐法道剳付，该蒙钦差御史张 批本道呈议“囚盐”更名“功绩盐”缘由，蒙批囚盐准改功绩，载规缴等因，蒙经通行各属遵守外。蒙此案照先为急弥大变，救安民命，事据杭州府巡盐曾通判牒。蒙前院牛 宪牌照得：囚盐奸商，射利搀越引地。本院立法：土商就地领卖，各县遵行已妥。查得仁、钱、余杭率皆老幼贫军肩挑易食，事体原与各属不同，一旦另立土商就地领卖，不无两相妨害，且里甲乘机嚇报骚扰地方，势所必有，合行议革。即便转行仁、钱、余杭三县，凡遇各卫所获到囚盐，仍令按季报司，着令原认下则引商，照旧纳银搭卖，不许搀入上、中引地。等因到□蒙经备行仁、钱、余杭，并卫所捕获囚盐，仍令按季报司，着令原认下则引商纳领，不许搀越。等因会议呈蒙详批，如议遵行永久。缴蒙经通行遵守外，今据杭州批验所申报捕获发所贮厫功绩盐数，前来据经照数派商，遵照原详价值每百斤纳银二钱贮库讫，每盐三百斤置票一张给付，本商前去支领。该所万历年分功绩盐三百斤，外加包索十五斤，如同引盐装包出所截去第一角。泊所申司呈掣，截去第二角。委官掣毕，截去第三角。运往下则县分，卖毕，截去第四角。该县照例将票径缴本院查销。如有夹带影射，依律究治施行。须至票者。
院挂号印 右给付商人 执照准此
年（司印）月 日给
使司押
杭州所票式呈现出两种销售方式：其一是仁和、钱塘、余杭三县，起初行肩挑小票，因为本就是贫苦之民，常为地方里老勒索。若再立土商，等于尽废肩挑小票优恤贫难之意，所以还是保存，只是招引商兼搭功绩盐票。其二，加包索共计315斤置一票，出场按照引盐式样包装，经过截角之后售卖。
温州所功绩盐票式①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恳覆逋欠囚盐，督补裨销额引事。蒙盐法道剳付，该蒙 钦差巡按御史张 批本道呈议各属囚盐更名功绩缘由，蒙批囚盐准该功绩载规缴，蒙经通行遵守外，案照先为恳恩照例给商以定画一良规事，蒙盐法道案验诙蒙前院张 批本道查议，合属并温州府、卫、县、所、巡司各囚盐给发土商领卖，价重，赔累繁苦，仍照旧例获发温州所收贮，按季报司，分别价值，照旧轮派直年纲纪商人纳领，与同引盐随到随掣，事例永遵。等因呈蒙详批如行永守，不许再事纷更，缴蒙经通行遵守外，今准温州府报到获发温州所收贮府、卫、县、所、巡司功绩盐□前来，就令直年纲纪商人照依详定价值，每百斤纳银一钱二分收库讫，照例每包每盐三百斤，置票一张，给付本商出司截去第一角。赍投温州所支领万历 年分功绩盐三百斤，外加包索十五斤，如同引盐装包出所截去第二角。泊所听委官掣毕，截去第三角。掣官随填限帖给发，运往下则县分住卖。完日，截去第四角，该县将票径缴。
本院查销，如有夹带、影射依律究治。须至票者。
右给付商人 执照准此
万历（司印）年 月 日给
使司押
从温州所功绩盐票式中可以看出，其刊印了完整的截角流程、缴票时间以及盐斤数目。每单载有功绩盐何时到库、数量多少，何时支出多少，可谓周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设有值年纲纪商人到所议价。所谓纲纪商人，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鄢懋卿总理盐法时设置，其目的是“以统率商众，互相保结，亦得防奸之意”②。而相互保结的纲纪商人，逐渐成为官府监督商人的责任人，他们逐渐掌握权力，有一定议价之权。此不详论。
通过对掣挚截角以及票式的探究，两浙功绩盐的掣挚过程已十分清楚。从截角过程不难看出，商人在其中既要扮演运销之本职，还在有意无意间与各委掣单位形成相互监督的关系。就这一层面讲，功绩盐的流转形式，在万历年间已经达到非常周密的程度。那么，功绩盐变价为官府所得后去向何处，当是接下来需进行梳理的问题。
四、功绩盐的单价、总量与使用
如前所述，功绩盐在缉获后采取召商纳价的方式进行变卖。那么功绩盐税与引盐、票盐有何差异，亦需进行梳理。
调整后，除海宁、海盐、平湖县功绩盐税相较前一年加0.04两外，其余各县多有降低。按照票盐时价300斤，纳价0.15两计算，功绩盐在鄞县的价格是票盐的4倍，在华亭、上海县则是票盐的5倍，在行小票的仁和、钱塘县亦有4倍之巨①。
相較票盐，功绩盐价格也显著高于引盐。万历初年，浙盐引价多为400斤纳价0.35两，每百斤纳价0.0875两②。从每百斤单价看，功绩盐多则约为引盐价格的3.5倍，少亦不低于1.3倍。因此，无论引盐还是票盐，功绩盐价皆高于二者。假设引盐商人领引不够，便会径自以功绩盐票盐兼搭，由于功绩盐单价远高于引价，势必对冲功绩盐的高价。如此一来，无论引商、票商皆要按一定比例兼搭功绩盐，等于将功绩盐的高出价格与引票盐斤均摊，增加商人领盐价格。功绩盐的高价，在事实上提高了引商的经营成本，便毋须赘言了。
功绩盐销售规模与缉私定量息息相关，依照隆庆六年（1572）两浙府县巡检司与万历十三年两浙卫所限获数据得出，缉私定量总计6097940斤③。但缉私定量是制度要求，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亦不能准确反映功绩盐的规模。在万历四十五年，胡继升④ 认为既然蠲免浮课，票盐等项理应蠲免，其中涉及功绩盐一次加税记载，新增帑税银三万七千两内……功绩囚盐加税银四百两，裁省抵税二百两⑤。对应《两浙订正鹾规》关于功绩盐总数记载，由时任两浙巡盐御史韩浚统计。而韩浚任两浙巡盐御史时间为万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该数据应为此间所得，与《重修两浙鹾志》数据仅有5两差异。其功绩盐总计售卖7315两，且“系各属报司捕获盐斤召商纳价为率”⑥。由于数据出自召商纳价，换言之，是对销售结果的记载，因此该数可为参照。按韩浚记载来看，该年两浙各类盐课总计129339.63⑦ 两，按此计算，功绩盐销售占两浙盐政所有税收约5.66%。生产税与商业税不同，前者反应生产状况，后者反应销售状况。功绩盐属于商业税类。按该年各类商业税共计约22774.48两，功绩盐税收占约32.12%⑧。崇祯四年至崇祯五年（1631—1632）有两笔记载数据几乎没有差异。崇祯四年七月十九日，边商杨有义上疏，对功绩盐有过统计：查四所功绩盐斤年额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二斤，该纳银一万二十九两有奇，除正解七千三百一十五两外，仍多二千七百一十四两有奇①。这较之天启三年（1623）增加约31.10%。崇祯五年四月十四日，两浙巡盐御史李宗著上疏中有一笔对功绩盐计开，兹录如下：
功绩盐者，即各县、卫所捕获之私盐也，向系土商纳银卖销。每年额定盐斤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二斤，通计课银一万零二十九两二钱九分五厘。间有获不及额，即扣其四所抵解，以七千三百充正解，以二千七百抵赃罚，均之皆解京充饷之物也。今据盐臣查自天启元年起至崇祯四年止，除每年解过银七千三百一十五两外，尚余一万八百有奇，那凑京解，即云公家之物归之公帑。②
李御史此条上疏，透露出诸多重要信息。其一，功绩盐至少在天启元年到崇祯四年（1621—1631）间，因为缉私限获设置，因此大致保持了量的稳定，也透露出此前功绩盐的调整是有效的。其二，功绩盐变价因限获定量，因此便以常额分配给四批验所，一旦不足，则四所抵解，凑足7300两之数充饷。其三，其中剩下2700余两皆为充饷，在11年之间，总计还剩下约18000两贮司。进一步看出，功绩盐价值在明末已经成为盐司充饷之用。而李御史上疏，便是对剩余近18000两贮司银两，以补京解不足，说明功绩盐亦有贮司补课之实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功绩盐税未曾加增，即6900两左右，此后增加400两，即7300两上下。而这7300两，按记载来看多充帑税，解入国库。此后因军饷需求增加，大部分充饷，其余贮司备解。有关胡继升对功绩盐税的减免，从此后数据记载来看，应未得减免，而是照原例征收。从单价看，功绩盐每百斤单价，比票盐高出至少一倍。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明代两浙缉私所获的私盐，最初以“囚盐”之名，万历三十八年前后以“功绩盐”之名召商变价。功绩盐的售卖方式为兼搭售卖，在行票之前，行销方式与引盐无异，且本地缉获本地售卖。经过万历年间调整，票盐多销往下则府县，而行票盐府县销售功绩盐，便也随之而变为票盐。在掣挚方面，也因兼搭引票之不同而不同，其掣挚的基本流程便是截角法。以票兼搭引盐者，若引盐有差，则就本县掣挚功绩盐，因其截角与引盐不同，其掣挚也与引盐相异。引盐掣挚在批验所，而功绩盐则是领引之后，销售之时才在住卖府县进行掣挚。行功绩盐票者，则在批验所或是中津桥进行掣挚。起初变价并无常额，但由于缉私在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有定量，功绩盐的产出也逐渐有了定量，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常额”。从非定量到定量的变化，功绩盐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原来为罚没充赏，而今却变成一种借助缉私所得的财政收入。功绩盐一旦变价，所得银两部分解京作为帑税，构成王朝财政收入，而另一部分则贮司备解。随着明末边患，大部分功绩盐税皆充作军饷，作为军费进行给发。
通过梳理不难看出，功绩盐不是生产性盐种，所以功绩盐所得便不是生产所得，而是通过缉私变价所得。以功绩盐票进行销售，乍看之下似乎并无不妥，但从实际运作中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功绩盐的价值。功绩盐价值，不是生产价值，而是罚没之后的流通价值。缉私与专营是伴生制度，在缉私的实际运作中，必定产生两种情况：一则缉获盐斤确实为私盐，则缉获之后，功绩盐召商纳价便是应当。但不可忽略的是，私盐价值低廉，正盐价值高昂，功绩盐往往兼搭正盐销售，藉由缉私运作，便摇身一变成为正盐，价值也随之抬高，缉私便在事实上增加了私盐的销售价格。若功绩盐变卖是作为捕役工食还在情理之中，但功绩盐变价却是解作公帑，捕役工食却是通过派役，取之于民。另一则情况是商人违规被缉获的正盐，或是滥用职权缉获私盐充数，那么抄没之盐便出现叠价，即：被抄没的正盐商人已纳价格与功绩盐商人纳价。本是正盐，却出现重复纳价的情况，其利在谁？毫无疑问尽归官府。因此，无论缉获的是私盐还是正盐，一旦变价只对官府有利，对商人、购买者無利。不过商人转卖，也会将抄没的损失通过销售弥补，最后为此买单的只会是消费者。
第二，功绩盐的兼搭售卖。自正统年间，引盐常年逋欠，到万历中后期，随加派引目，引盐逋欠之额已巨，甚至连此前畅销的票盐、功绩盐亦出现规模颇大的积滞。正盐积滞与繁琐的掣挚不无关系，功绩盐采取兼搭销售看上去有利于销售，无碍于正盐流通，但实际上使得本就复杂的掣挚程序变得更为繁复。引商、票商在各自领引、领票后，还被迫兼搭销售价值颇高的功绩盐，除疲于应付功绩盐的掣挚外，还要分别价值进行售卖。若是分别售卖，功绩盐价值高于正盐，如何售卖也是问题，孰会避贱趋贵？官府只管功绩盐变价充课，商人预纳价银后的销售，只得自寻办法。此外，行票之后，盐政官员皆希望既保护引界，又能通过票盐疏通正盐积滞。但功绩盐票兼搭引盐本身便是自相矛盾之举。虽然提高功绩盐票税，看似有利引盐引商，但强令商人买补，是完全忽视商人利益，违背市场规律的，更遑论指定地点坐卖。
造成以上两个问题，可从功绩盐销售沿革中看出端倪。数任巡盐御史的变革，都是应对之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该制度在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中形成。因此，功绩盐才具有如此层累的特点。但究竟这种变革是否真的见效，是否真正有利于引、票盐斤的正常流通，恐怕要打一个问号。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The anti-smuggling system in Ming Dynasty is integrated. The salt achived through smuggling is called Gongji salt or prison salt， sold by the local merchants in the name of the coupon or ticket. Liangzhe has the most detailed record in this aspect，including detailed sales， supervision and scale records.With the increasingly tight finance of Ming Dynasty， the debt of Liangzhe salt department is endless. After the setting of ticket salt， the marketing of Gongji salt also changes. In the face of changes，salt administrators were responded with contermeaur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accumulated failures of Gongji salt. While the countermeaures can solve the problem temporaril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has not been sovled.
Key words： Gongji salt； prison salt；Liangzhe in Ming Dynasty； ticket sa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