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灶籍儒生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分析
李荣庆 陆玉芹
摘 要：金沙场是明清时期淮南的重要盐场。《邱氏宗谱》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道光四年，金沙场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的近500年宗族历史。宗谱呈现了邱氏宗族中儒生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淮南金沙场乡里社会实态。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生态下，邱氏宗族儒生们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与封建国家主流价值观、地方社会乡绅的文化建构和盐场环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灶籍；儒生；价值取向；金沙场；邱氏宗谱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3—0003—08
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普遍推广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与盐业相关的民间文献，如家谱、碑刻、民间收藏被发现并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越来越多①。其中，关于两淮地区民间文献的运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黄国信、王振忠、徐靖捷、姚恩荣等学者为代表②。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淮南金沙场的一套16卷本《邱氏宗谱》，详细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朝道光四年，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③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④ 近5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对邱氏先祖事迹的追述以及对邱氏族人与金沙场乡里社会动态关系的描述。我们同时又发现，《邱氏宗谱》的编撰者和嘉庆年间官修方志《两淮金沙场志》编撰者是同一人——邱標（邱氏十二世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沙场邱氏儒生参与宗族文化建设的过程①。本文以《邱氏宗谱》为中心，分析金沙场邱氏宗族儒生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原因，为两淮盐场的灶户宗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邱氏宗谱》简介
明代史起蛰的《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运司盐场东北临海，南界海门通州，西抵如皋、泰州、兴化、盐城，起吕四，据庙湾，绵亘八百六十有一里，是为淮南盐场。”② 金沙场是淮南重要盐场之一。据《南通盐业志》引《两淮盐法志》记载：“金沙场又名古沙。唐代为煎盐亭场，隶属海陵监（治海陵，今泰州市）。南唐至北宋初年（937—960）建场。原名布洲场，后改金沙场。隶属通州丰利监（驻通州），为所属八场之一。明洪武初年（1368）隶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通州分司（先驻州城，后驻石港场），为‘上十场之一。清代沿而未改。”③ 由此可见，金沙场从唐末宋初开始建盐场，曾属海陵监、丰利监，明清两代属于通州分司，且为淮南盐场之南界。
金沙场《邱氏宗谱》为清道光四年（1824）木刻本，由十二世孙太学生邱標和十四世孙邱山主持编撰，从嘉庆庚辰年（1820）开始，由族伯叔兄弟与同族诸君子跋涉舟车，不辞劳苦地考证“现在支派或移居他方，远谪异地”，经历五个寒暑而于道光四年甲申荷月告成。
按照《邱氏宗谱》目录上的记载，该份宗谱应该有16卷，包括《序言集》《宗祠图》《墓图》《祭祀礼仪规范》《世系》《列传》《族训》《艺文集》等，可是目前找到的却只有8卷，世系8卷不存。
据《邱氏宗谱》卷一记载，邱氏始祖念八公与兄念七公本居苏州虎丘北流村口，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渡江而北。念七公一支迁居他邑，迄今已无从稽考。而念八公“迁居通之金沙场”，寄居崇川姜灶境内，“前明定鼎，隶籍通灶”④，“以煮盐为业，为盐官副使”⑤。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或流離失所，或服从官府命令集体迁徙。而据邱氏后人口述，邱家祖上居住在苏州虎丘一带，后举家搬到位于今江苏中部的南通姜灶地区，以煮盐为业。后人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资料基本吻合⑥。
根据《邱氏宗谱》卷二中记载的从1世到15世共49位先祖的画像和简介所作的统计可以看出，邱氏族人重视儒学教育，鼓励族人参加科考，其中明副使2人，明处士2人，明十安大使1人，明经魁1人，明候选教谕1人，明清庠生14人，太学生3人，修职郎4人，儒林郎1人，武庠生6人，文林郎2人，岁贡1人，候选县丞1人。作为国家候选官僚队伍，以上共有34人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并取得一定功名，占比率达69%。可以说，金沙场文锦堂邱氏的确是明清淮南盐民中儒士之家的典型。
二、邱氏宗族儒生们的价值取向
邱氏族人从始祖念八公于明初“入籍通灶”开始，便世袭其灶户盐民的身份。虽说念八公为盐官副使，但灶籍之民毕竟地位低下，为获得社会地位的进阶，邱氏族人纷纷开始诵读儒家经典，力图跻身官僚统治阶层，提高他们的地方名望，获得国家对他们的儒生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明清政府也为“蓬首墨肌，灰卧糠食”①，拥有真才实学的“灶民之后”提供了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条件。于是，邱氏族人中不少儒生们通过自身努力，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学而优则仕做盐官
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据秦偲嘉引何炳棣先生《明代特殊身份出身进士表》统计，从明代1371年到1643年间，灶籍出身的进士有388名②，虽在民、军、匠、灶四大户等中，实属人数最少之列，但足以证明灶户之民中不乏读书之人。其最有名的便是“国朝大学士高文义公谷，侍郎杨鸥溪果，近日逸士王心斋艮”③，这些同乡饱学之士进阶，对邱氏家族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自始祖念八公之后，邱氏族人“名登选举，身历仕途，高中南闱”者历代皆有。
邱氏二世祖惟岗公便是淮南盐民中“学而优则仕”的典范。《邱氏宗谱》卷十三《惟岗公传》载：“公名宙，字惟岗，念八公之季子也，幼而聪颖，顿悟绝伦，读书每数十行下，经史百家若不足当……奇才迥出，倜傥不群，凡簿书累积，过目輙记诵，尤工筹数。是时，家业颇盛，念八公以老年，不能经理，因尽委之于公，公亦不敢劳厥兄，朝则治烦，夜则勤读，微文杂义，靡不贯通，后遂考职授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出入咸宜，谶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④正是因为惟岗公从小就聪慧过人、过目不忘，这才使他在治理家产的同时能够留有空余时间勤读不辍，通晓儒家经典，并最终成功考职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受盐司大臣奖赏，为同僚和乡里所称道。另有邱氏十世祖兰生公亦是如此。《邱氏宗谱》卷十三《兰生公传》载：“兰生公，号香谷，兆华公次子，天资英敏，有异才，遇事处决如神泛应曲，当授盐运副使，宅第闬闳。凡运司运判巡视来场，俱适馆于其家，与公若旧相识。”⑤
（二）传道授业当儒师
两淮盐区的盐民教育一向不发达，相比其他地区甚至比较滞后。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⑥ 虽说明初两淮盐区便设有社学，但由于没有设立盐政专学，导致两淮盐区还是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社学废弛、书院稀少的局面。两淮商灶子弟只能在附近州县学就读，又多有限制⑦。
于是，一批未入仕的盐民儒生们在盐场馆舍或是在自己家族中开始自觉地承担起传道授业的角色。淮南安丰场的王艮创办的东陶精舍为地方教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⑧。邱氏族人中也有这样的儒生。《邱氏宗谱》卷十三《世玉公》记载：“五世祖世玉公，讳玹者……公自幼习举子业，长入太学，例赠修职郎，以祖若父年俱高，未赴选。因辟家塾，教授子侄辈。”在其教授下，他的长子邱情成为廪膳生、候选教谕，次子邱博为邑庠生，三子邱恂出仕杭城，四子邱愉为南村太学生。另外，他的两个侄子守贞公邱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子安夫子，中正德癸酉科举①，可谓教之有方矣。
五世祖世玉公邱玹在明朝正德年间“私辟家塾，教授子侄”，其后人禄如公则在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至“馆舍”教授儒学。谱载：“邱公禄如，古沙望族，德优学富，志洁行方，有古君子之风。敝地有村名北团者，土沃人稠。国朝康熙三四十年间，村人设馆舍，延公训诲。”②
在盐民教育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儒师的邱氏族人不论是其学问，还是其名声威望都会在当时甚至后世遗泽后人，正如《邱氏宗谱》中所载：“迄今数百年，村中尚有文物声明者，皆公之泽□（原文缺字，笔者注）留贻也。”
（三）追先贤风骨成逸士
在《邱氏宗谱》中，我们发现不少儒生并未做官，原因各异：有的是屡次科考，却不能高中南闱；有的是考取功名，却屡次未能授予官职；有的则是对考取功名不屑一顾。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学问，选择仿先贤而为之，做一个享山水之乐的逸士，追求士绅的生活方式。
在《邱氏宗谱》卷十三中共载有39位先祖的传记，其中明确指出未参加科考而隐于山水间的有4人，分别为惟道公、惟忠公、石公公、瀠远公。其中，惟道公“好读书，不与外事，逍遥田亩间，隐居自乐”；惟忠公“居恒简，默自处，不与人泛论，不与人概谈往事，其貌恂恂如若不知书，而日用寻常一言一动无不本于书，是以言无口过，行无怨恶，终身不失色于人，不失足于人也”；石公公“邑之高人也，清闲俊逸，雅秀天成，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性嗜茶，隐居古沙南郡，有别业数间，櫺□（笔者注：□为原文破损缺字，下同）洞达，奇花异卉，四季周备，室内琴鼎、图书而外，俱列茶具，壶盏瓶铛，大小数十，虽多瓦缶，而实胜金玉，……龙圑、雀舌诸品，无不罗列，客至，则随□宜而品质，公固不喜与世交，而世亦莫有敢至公室，其□得与者，不过邑之一二君子”；瀠远公“身寄市□之中，心超市□之外，背山临水，茅屋数椽，疎篱曲径，种竹栽花，每至菊秋，邀朋满座，或吟诗酌酒，或啜茗清谈，一时文人韵士俱推公为隐逸者”③。
另有守贞公，为正德庚午年（明武宗1510年）科经魁，却因“屡会礼闱，未获登第”而“逍遥林下”。谱载：“公名节，字守贞，国恩公之长子也，生而挺秀，仙骨珊珊，有夙恵英……年弱冠，即补弟子员，捷足南宫，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淮海以南士林皆为之振奋……后屡会礼闱，未获登第。因逍遥林下，与二三知己，诗酒唱酬，借橘叟之隐以自乐。闻公之晚年尝得一神马，踰时可行千里，往往追风逐电，乘至维扬，与竹过寿，举子对弈，不日而返。是言恐属荒谬，亦不足信，而公之善弈也则可知。”④
据邱氏族人口述：传说邱家祖上有一个神奇的玩意儿叫作“壁飞”，邱家先祖住在苏州的时候，曾用“壁飞”飞去长安买豆腐，早上出发，中午便可回来煮饭以增添菜色⑤。对比《邱氏宗谱》上对守贞公的记载，这个“壁飞”可能就是守贞公晚年得到的“神马”。几百年过去了，先人的音容相貌虽无人记得，但有关他们的逸闻轶事却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作为曾经因中“经魁”而使淮南士林为之振奋的守贞公虽以隐逸的身份度过晚年，但其在宗族以及乡里的社会影响却一直留存至今。
读书、养花、品茗、吟诗、酌酒、对弈，或在山水之间，或在闹市之外，身为灶籍的邱氏儒生们并不满足于家族的殷实，而是追求一种士绅的生活方式，甚至用神话来掩饰家世的平凡。
（四）经世致用成儒商和儒医
金沙场《邱氏宗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位儒商——邱氏十世祖瑞生公，他“幼失怙，幸有伯父遇明公教训成人。虽务农为业，而文理靡不贯彻，配张氏，生五男二女，户口日益，家计良深，用是置身商贾，善货殖。不数年，获丰财大利，完男女婚嫁之事，裕子孙衣食之原。良田由公之經营，立业不惮，勤劬以至此也，嗟嗟！非伯父无以启兹后人之贤，非公无以继伯父之美，虽属布衣，要非寻常□得而比拟者。生顺治庚子年，享年六十有九。”① 像这样出身盐民灶户之家，自幼以务农为业，同时通晓儒家义理，却迫于生计，“置身商贾”，由于“善货殖”，结果“获丰财大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人，他们在各场之间贩卖货物的同时，以自己的言行传播着儒家的义理。
在《邱氏宗谱》卷十三所载39位先祖传记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西奄公，他是一名儒医。谱传：“西奄公，霞吾公之子，善岐黄，力行济世。家有田数十亩，作小园，种植本草药物，山林原隰，百卉俱收。每当花节盛开，又时藉以娱目，有症需之则即取。六气之原，悉其致病之由，达其受病之处，合其当病之时，而后以一二味治之，无不神效立愈。是以获生命者，不计其数，时人皆谓公之良医云。”② 金沙场邱氏一族几百年的历史中，虽记录在谱的仅有西奄公一人从医，但却可窥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力行济世，为族人和乡里服务，并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三、邱氏宗族儒生们多元价值取向的历史分析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是人们对某一种人生价值的理解、认同和选择。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内化为知识分子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具有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而灶籍身份的特殊性，又使得邱氏族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因此，“学而优则仕做盐官”是邱氏儒生们在儒家主流价值观影响下最高的价值取向；泽被乡里当儒师、成逸士、为儒商是邱氏儒生们为了宗族建构而选择的自觉担当；盐官、儒师、逸士、儒商和儒医不同的价值取向则是邱氏儒生们调节自我，适应盐场环境变迁的理性选择。
（一）崇尚儒学，跻身官僚队伍
明清两朝注重科举取士，各阶层皆平等享有考试机会。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皆许应试”，除“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以外，“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③。身为灶籍的邱氏族人在明清重视科举，又不问出身皆可参考的有利条件下，读书成儒，学而优则仕，成为他们改变自身地位，获得国家权威认可的最便捷和最有效的途径。
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以后，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更使“忠孝节义”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和观念化，知识分子被诱导到只读正统经典并以此入仕的利禄之上。邱氏宗族第一代始祖念八公便是盐场副使，紧接着第二代惟岗公考职授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出入咸宜，谶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他们尽职尽责，受到朝廷官员的奖赏，“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他们还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垂顾，“凡运司运判巡视来场，俱适馆于其家，与公若旧相识”。跻身官僚队伍，是实现“忠孝节义”核心价值观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几乎每个儒生都将之作为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的最高追求。而特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使得他们选择做盐官作为跻身官僚队伍的一条重要捷径。
通览金沙场《邱氏宗谱》可以发现，其中不乏非邱氏族人着笔的相关祝寿诗，如村人袁壁煌曾题《贺邱母季孺人五十节寿》，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六合县教谕赴凤阳县教授王云台题《贺邱吕泉先生六十寿》，康熙年间御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眷侍教生王傚通题《奉贺大慈愇即荣赠邱母王老孺人八秩大寿》等祝寿文章①。透过这些来自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诗作，可以看出邱氏家族在金沙场的名望和他们的交往圈子，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获得了国家权威的认可。
（二）乐善施教，泽被乡里
积极参与地方慈善事业和推广地方教化，是邱氏儒生将自己塑造成地方士绅的途径之一。他们对修缮桥梁、庙宇、义堂、义冢等公共事务极为热心。如邱氏族人锦文公“于宗族无措者给本，无依者收□，邻里乡尝备沾其泽”；象九公“刚方正直，好行其德……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关，于伦常缘分尽礼更不待言，又尝见其除当道之荆棘，利往来之行人。一切桥梁道途，缺坏不完者，或佣工修补，或庀材建设，务使人无病涉而后安……”，因此“两淮奉职大夫深嘉其德，旌以一方”；“仲泽公讳曰润，生五瑞公，五瑞公生傅严公，三世皆君子也”。仲泽公致力于抚恤孤儿，两淮奉直大夫萧公祖因此对仲泽公优礼倍至，使“育婴堂犹列公名焉”。仲泽公之子五瑞公“曾以本场运河南寿星堂祖中良田十亩施为义冢”；仲泽公之孙五瑞公之子则于乾隆十四年（1749）买下小河西数十顷田地和五间房屋作为“合族宗祠”，“至于邑中诸事，年荒有赈，俗敝有争，靡不扶危”，除了为乡里排忧解难，还以“其学力素震于士林”。“邱公禄如，德优学富……村人设馆舍，延公训诲。”
在邱氏儒生们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已然跳出了一般灶户家庭的发展轨迹，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乡绅。他们可以参加饮酒赋诗为旨趣的“翠微诗社”，并成为诗社中的灵魂人物。他们可以汇集全族力量，耗时多年编纂文锦堂《邱氏宗谱》，炫耀自己的门楣并流传后世。他们可以主持编纂地方文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参与地方教化和宗族建设。结合上述族谱和地方志中对邱氏先人的历史撰述，以及他们在地方慈善活动和地方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解读邱氏儒生们对宗族建设的热情。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使宗法伦理思想浸透人心，成为地方士绅参与宗族建设及邱氏儒生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
（三）做盐官儒师，成儒商儒医，应对盐场环境变化
首先，金沙场盐业由盛转衰，甚至“不出盐”。明清时期，黄河屡屡夺淮，导致海岸线迅速东迁，两淮地区海边滩涂向东快速淤积增长，造成淮南古盐场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产盐量越来越低，金沙场产盐量也急剧下降，甚至产不出盐。正如《清史稿·食货志》载： “淮南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的境地①，这使得邱氏家族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邱氏儒生们不得不另谋出路。这种选择是无奈的，但却又是理性的。
其次，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邱氏家族的衰败。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记载，“金沙西去州泊四十五里，西北去石港三十里，东至余西二十里，南为沙土，北至范堤，或明取披沙拣金之义，古以金沙名之。相传古金沙在镇场及姜灶港，又谓观音山，以北曰唐灶港，故今张家港亦名唐灶港。又曰金沙，亦海门地。海门迁县，宅金沙一里，溢清六里，其遗迹可循也。金沙地分东中西三园。前明倭寇掠境灶民，聚处圿堠，相望为保障。虽僻壤荒泽，无高山大川，实为通郡之要津，海滨之门户也。昔近海坍废无常，今则南北沙渟涨息陆处已久……。”② 近海坍废，海水漫灌，潮灾頻仍。在《邱氏宗谱》中明确记载了“乾隆三十年江潮内徙，江潮至坟前，是否迁坟”，“乾隆三十三年江潮”，“乾隆五十三岁大水，浪急桥崩”，“金沙为江潮侵蚀，诗以悼之”等内容。为了应对盐场灾害带来的影响，邱氏儒生们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出现了诸如“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关”③ 的象九公，“乾隆三十年间江潮内徙，朝夕审视，遍告同族斋戒拜祝，甚至号泣，日夜宿于墓上”④ 的五宗公。灾害频繁，邱氏宗族不仅自身深受灾害的肆虐，而且还要担负救灾赈灾的责任。“冷坐荒斋缺脯脩，风风雨雨使人愁，伤心陌路谁青眼，多病中年早白头”，暴露了邱氏宗族的窘迫和衰败，邱氏儒生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最后，重盐轻垦，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加快了官府管制盐场体制的崩溃。在“天下之利多取于淮”的影响下，官府对两淮盐场尤其是较为发达的淮南盐场日益产生了巨大的财政依赖。在淮南盐场产盐量日益锐减低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虽然屡次通过改革企图扭转其衰败形势，但政府长期的依赖和干预一直抑制着地方社会力量的主动性，重盐轻垦，扭曲了系统自身的演替，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加快了官府垄断管制的自身崩溃⑤。随着政府管控的崩溃，淮南盐场的优势地位也最终一去不复返，灶户的灶籍纷纷被裁撤。《邱氏宗谱》载：“盛朝灶籍裁乃入通民籍”⑥ 后，当年的“家业颇盛”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宗谱中记载有邱氏族人在60岁时附诗自述：“五旬昔已感蜉蝣，瞬息光阴又十秋。连丧双亲多抱憾，曾生三子不分忧。砚田无税思维翰，书架常充羡邻侯。恨我才疏兼落拓，争如江上一沙鸥。”邱氏宗族毕竟不是一般灶户小民，虽不复往昔繁盛之景，但“薄粥三餐甘淡泊，此生端不受人怜”⑦ 的儒士风骨依然铮铮可见。随着官府垄断管制的崩溃，邱氏儒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价值取向亦趋向多元。
四、结 语
邱氏宗族儒生的价值取向是淮南盐场宗族的一个缩影。邱氏始祖从苏州虎丘迁往通州金沙场，为改变灶籍的低微地位，邱氏宗族儒生们一方面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一度跻身盐官，经管盐务，在获得官方认同的同时，也为宗族的發展获取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身份角色参与盐场地方治理，通过捐输、赈灾、周济邻里、悬壶济世、接待地方官员，参与地方教化等方式，逐渐取得乡绅地位，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邱氏宗谱》和《两淮金沙场志》由邱家后人——邱标等编撰，更是加强了邱氏宗族的文化建构，“在宗族内部主导宗谱的编撰，在社会上尽力影响官方正史、方志、政书的编撰，就是明清时期宗族这种文化建构的必经之路”①，文锦堂邱氏终于成为淮南金沙场的一门望族。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生态下，邱氏宗族儒生们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封建国家主流价值观、地方社会乡绅的文化建构和盐场环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Jinshachang is an important salt field in Huai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iu Familys Genealogy” records the history of the Qiu clan of the Jinshachang for nearly 500 years from the policy “registered with a sto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 change the stove register to the peoples citizenship”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genealogy presents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u clan and the social reality in the Huainan Jinshachang. Under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o-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state， the Qiu clan Confucian scholars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was deeply related to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the feudal stat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in salt fields.
Key words： stove register； Confucianism； value orientation；Jinshachang； Qiu familys genealogy
摘 要：金沙场是明清时期淮南的重要盐场。《邱氏宗谱》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道光四年，金沙场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的近500年宗族历史。宗谱呈现了邱氏宗族中儒生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淮南金沙场乡里社会实态。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生态下，邱氏宗族儒生们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这与封建国家主流价值观、地方社会乡绅的文化建构和盐场环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灶籍；儒生；价值取向；金沙场；邱氏宗谱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3—0003—08
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普遍推广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与盐业相关的民间文献，如家谱、碑刻、民间收藏被发现并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越来越多①。其中，关于两淮地区民间文献的运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黄国信、王振忠、徐靖捷、姚恩荣等学者为代表②。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淮南金沙场的一套16卷本《邱氏宗谱》，详细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朝道光四年，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③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④ 近5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对邱氏先祖事迹的追述以及对邱氏族人与金沙场乡里社会动态关系的描述。我们同时又发现，《邱氏宗谱》的编撰者和嘉庆年间官修方志《两淮金沙场志》编撰者是同一人——邱標（邱氏十二世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沙场邱氏儒生参与宗族文化建设的过程①。本文以《邱氏宗谱》为中心，分析金沙场邱氏宗族儒生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原因，为两淮盐场的灶户宗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邱氏宗谱》简介
明代史起蛰的《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运司盐场东北临海，南界海门通州，西抵如皋、泰州、兴化、盐城，起吕四，据庙湾，绵亘八百六十有一里，是为淮南盐场。”② 金沙场是淮南重要盐场之一。据《南通盐业志》引《两淮盐法志》记载：“金沙场又名古沙。唐代为煎盐亭场，隶属海陵监（治海陵，今泰州市）。南唐至北宋初年（937—960）建场。原名布洲场，后改金沙场。隶属通州丰利监（驻通州），为所属八场之一。明洪武初年（1368）隶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通州分司（先驻州城，后驻石港场），为‘上十场之一。清代沿而未改。”③ 由此可见，金沙场从唐末宋初开始建盐场，曾属海陵监、丰利监，明清两代属于通州分司，且为淮南盐场之南界。
金沙场《邱氏宗谱》为清道光四年（1824）木刻本，由十二世孙太学生邱標和十四世孙邱山主持编撰，从嘉庆庚辰年（1820）开始，由族伯叔兄弟与同族诸君子跋涉舟车，不辞劳苦地考证“现在支派或移居他方，远谪异地”，经历五个寒暑而于道光四年甲申荷月告成。
按照《邱氏宗谱》目录上的记载，该份宗谱应该有16卷，包括《序言集》《宗祠图》《墓图》《祭祀礼仪规范》《世系》《列传》《族训》《艺文集》等，可是目前找到的却只有8卷，世系8卷不存。
据《邱氏宗谱》卷一记载，邱氏始祖念八公与兄念七公本居苏州虎丘北流村口，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渡江而北。念七公一支迁居他邑，迄今已无从稽考。而念八公“迁居通之金沙场”，寄居崇川姜灶境内，“前明定鼎，隶籍通灶”④，“以煮盐为业，为盐官副使”⑤。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或流離失所，或服从官府命令集体迁徙。而据邱氏后人口述，邱家祖上居住在苏州虎丘一带，后举家搬到位于今江苏中部的南通姜灶地区，以煮盐为业。后人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资料基本吻合⑥。
根据《邱氏宗谱》卷二中记载的从1世到15世共49位先祖的画像和简介所作的统计可以看出，邱氏族人重视儒学教育，鼓励族人参加科考，其中明副使2人，明处士2人，明十安大使1人，明经魁1人，明候选教谕1人，明清庠生14人，太学生3人，修职郎4人，儒林郎1人，武庠生6人，文林郎2人，岁贡1人，候选县丞1人。作为国家候选官僚队伍，以上共有34人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并取得一定功名，占比率达69%。可以说，金沙场文锦堂邱氏的确是明清淮南盐民中儒士之家的典型。
二、邱氏宗族儒生们的价值取向
邱氏族人从始祖念八公于明初“入籍通灶”开始，便世袭其灶户盐民的身份。虽说念八公为盐官副使，但灶籍之民毕竟地位低下，为获得社会地位的进阶，邱氏族人纷纷开始诵读儒家经典，力图跻身官僚统治阶层，提高他们的地方名望，获得国家对他们的儒生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明清政府也为“蓬首墨肌，灰卧糠食”①，拥有真才实学的“灶民之后”提供了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条件。于是，邱氏族人中不少儒生们通过自身努力，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学而优则仕做盐官
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据秦偲嘉引何炳棣先生《明代特殊身份出身进士表》统计，从明代1371年到1643年间，灶籍出身的进士有388名②，虽在民、军、匠、灶四大户等中，实属人数最少之列，但足以证明灶户之民中不乏读书之人。其最有名的便是“国朝大学士高文义公谷，侍郎杨鸥溪果，近日逸士王心斋艮”③，这些同乡饱学之士进阶，对邱氏家族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自始祖念八公之后，邱氏族人“名登选举，身历仕途，高中南闱”者历代皆有。
邱氏二世祖惟岗公便是淮南盐民中“学而优则仕”的典范。《邱氏宗谱》卷十三《惟岗公传》载：“公名宙，字惟岗，念八公之季子也，幼而聪颖，顿悟绝伦，读书每数十行下，经史百家若不足当……奇才迥出，倜傥不群，凡簿书累积，过目輙记诵，尤工筹数。是时，家业颇盛，念八公以老年，不能经理，因尽委之于公，公亦不敢劳厥兄，朝则治烦，夜则勤读，微文杂义，靡不贯通，后遂考职授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出入咸宜，谶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④正是因为惟岗公从小就聪慧过人、过目不忘，这才使他在治理家产的同时能够留有空余时间勤读不辍，通晓儒家经典，并最终成功考职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受盐司大臣奖赏，为同僚和乡里所称道。另有邱氏十世祖兰生公亦是如此。《邱氏宗谱》卷十三《兰生公传》载：“兰生公，号香谷，兆华公次子，天资英敏，有异才，遇事处决如神泛应曲，当授盐运副使，宅第闬闳。凡运司运判巡视来场，俱适馆于其家，与公若旧相识。”⑤
（二）传道授业当儒师
两淮盐区的盐民教育一向不发达，相比其他地区甚至比较滞后。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⑥ 虽说明初两淮盐区便设有社学，但由于没有设立盐政专学，导致两淮盐区还是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社学废弛、书院稀少的局面。两淮商灶子弟只能在附近州县学就读，又多有限制⑦。
于是，一批未入仕的盐民儒生们在盐场馆舍或是在自己家族中开始自觉地承担起传道授业的角色。淮南安丰场的王艮创办的东陶精舍为地方教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⑧。邱氏族人中也有这样的儒生。《邱氏宗谱》卷十三《世玉公》记载：“五世祖世玉公，讳玹者……公自幼习举子业，长入太学，例赠修职郎，以祖若父年俱高，未赴选。因辟家塾，教授子侄辈。”在其教授下，他的长子邱情成为廪膳生、候选教谕，次子邱博为邑庠生，三子邱恂出仕杭城，四子邱愉为南村太学生。另外，他的两个侄子守贞公邱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子安夫子，中正德癸酉科举①，可谓教之有方矣。
五世祖世玉公邱玹在明朝正德年间“私辟家塾，教授子侄”，其后人禄如公则在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至“馆舍”教授儒学。谱载：“邱公禄如，古沙望族，德优学富，志洁行方，有古君子之风。敝地有村名北团者，土沃人稠。国朝康熙三四十年间，村人设馆舍，延公训诲。”②
在盐民教育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儒师的邱氏族人不论是其学问，还是其名声威望都会在当时甚至后世遗泽后人，正如《邱氏宗谱》中所载：“迄今数百年，村中尚有文物声明者，皆公之泽□（原文缺字，笔者注）留贻也。”
（三）追先贤风骨成逸士
在《邱氏宗谱》中，我们发现不少儒生并未做官，原因各异：有的是屡次科考，却不能高中南闱；有的是考取功名，却屡次未能授予官职；有的则是对考取功名不屑一顾。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学问，选择仿先贤而为之，做一个享山水之乐的逸士，追求士绅的生活方式。
在《邱氏宗谱》卷十三中共载有39位先祖的传记，其中明确指出未参加科考而隐于山水间的有4人，分别为惟道公、惟忠公、石公公、瀠远公。其中，惟道公“好读书，不与外事，逍遥田亩间，隐居自乐”；惟忠公“居恒简，默自处，不与人泛论，不与人概谈往事，其貌恂恂如若不知书，而日用寻常一言一动无不本于书，是以言无口过，行无怨恶，终身不失色于人，不失足于人也”；石公公“邑之高人也，清闲俊逸，雅秀天成，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性嗜茶，隐居古沙南郡，有别业数间，櫺□（笔者注：□为原文破损缺字，下同）洞达，奇花异卉，四季周备，室内琴鼎、图书而外，俱列茶具，壶盏瓶铛，大小数十，虽多瓦缶，而实胜金玉，……龙圑、雀舌诸品，无不罗列，客至，则随□宜而品质，公固不喜与世交，而世亦莫有敢至公室，其□得与者，不过邑之一二君子”；瀠远公“身寄市□之中，心超市□之外，背山临水，茅屋数椽，疎篱曲径，种竹栽花，每至菊秋，邀朋满座，或吟诗酌酒，或啜茗清谈，一时文人韵士俱推公为隐逸者”③。
另有守贞公，为正德庚午年（明武宗1510年）科经魁，却因“屡会礼闱，未获登第”而“逍遥林下”。谱载：“公名节，字守贞，国恩公之长子也，生而挺秀，仙骨珊珊，有夙恵英……年弱冠，即补弟子员，捷足南宫，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淮海以南士林皆为之振奋……后屡会礼闱，未获登第。因逍遥林下，与二三知己，诗酒唱酬，借橘叟之隐以自乐。闻公之晚年尝得一神马，踰时可行千里，往往追风逐电，乘至维扬，与竹过寿，举子对弈，不日而返。是言恐属荒谬，亦不足信，而公之善弈也则可知。”④
据邱氏族人口述：传说邱家祖上有一个神奇的玩意儿叫作“壁飞”，邱家先祖住在苏州的时候，曾用“壁飞”飞去长安买豆腐，早上出发，中午便可回来煮饭以增添菜色⑤。对比《邱氏宗谱》上对守贞公的记载，这个“壁飞”可能就是守贞公晚年得到的“神马”。几百年过去了，先人的音容相貌虽无人记得，但有关他们的逸闻轶事却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作为曾经因中“经魁”而使淮南士林为之振奋的守贞公虽以隐逸的身份度过晚年，但其在宗族以及乡里的社会影响却一直留存至今。
读书、养花、品茗、吟诗、酌酒、对弈，或在山水之间，或在闹市之外，身为灶籍的邱氏儒生们并不满足于家族的殷实，而是追求一种士绅的生活方式，甚至用神话来掩饰家世的平凡。
（四）经世致用成儒商和儒医
金沙场《邱氏宗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位儒商——邱氏十世祖瑞生公，他“幼失怙，幸有伯父遇明公教训成人。虽务农为业，而文理靡不贯彻，配张氏，生五男二女，户口日益，家计良深，用是置身商贾，善货殖。不数年，获丰财大利，完男女婚嫁之事，裕子孙衣食之原。良田由公之經营，立业不惮，勤劬以至此也，嗟嗟！非伯父无以启兹后人之贤，非公无以继伯父之美，虽属布衣，要非寻常□得而比拟者。生顺治庚子年，享年六十有九。”① 像这样出身盐民灶户之家，自幼以务农为业，同时通晓儒家义理，却迫于生计，“置身商贾”，由于“善货殖”，结果“获丰财大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人，他们在各场之间贩卖货物的同时，以自己的言行传播着儒家的义理。
在《邱氏宗谱》卷十三所载39位先祖传记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西奄公，他是一名儒医。谱传：“西奄公，霞吾公之子，善岐黄，力行济世。家有田数十亩，作小园，种植本草药物，山林原隰，百卉俱收。每当花节盛开，又时藉以娱目，有症需之则即取。六气之原，悉其致病之由，达其受病之处，合其当病之时，而后以一二味治之，无不神效立愈。是以获生命者，不计其数，时人皆谓公之良医云。”② 金沙场邱氏一族几百年的历史中，虽记录在谱的仅有西奄公一人从医，但却可窥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力行济世，为族人和乡里服务，并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三、邱氏宗族儒生们多元价值取向的历史分析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是人们对某一种人生价值的理解、认同和选择。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内化为知识分子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具有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而灶籍身份的特殊性，又使得邱氏族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因此，“学而优则仕做盐官”是邱氏儒生们在儒家主流价值观影响下最高的价值取向；泽被乡里当儒师、成逸士、为儒商是邱氏儒生们为了宗族建构而选择的自觉担当；盐官、儒师、逸士、儒商和儒医不同的价值取向则是邱氏儒生们调节自我，适应盐场环境变迁的理性选择。
（一）崇尚儒学，跻身官僚队伍
明清两朝注重科举取士，各阶层皆平等享有考试机会。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皆许应试”，除“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以外，“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③。身为灶籍的邱氏族人在明清重视科举，又不问出身皆可参考的有利条件下，读书成儒，学而优则仕，成为他们改变自身地位，获得国家权威认可的最便捷和最有效的途径。
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以后，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更使“忠孝节义”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和观念化，知识分子被诱导到只读正统经典并以此入仕的利禄之上。邱氏宗族第一代始祖念八公便是盐场副使，紧接着第二代惟岗公考职授十安大使，“佐理鹾务，出入咸宜，谶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他们尽职尽责，受到朝廷官员的奖赏，“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他们还经常受到地方官员的垂顾，“凡运司运判巡视来场，俱适馆于其家，与公若旧相识”。跻身官僚队伍，是实现“忠孝节义”核心价值观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几乎每个儒生都将之作为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的最高追求。而特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使得他们选择做盐官作为跻身官僚队伍的一条重要捷径。
通览金沙场《邱氏宗谱》可以发现，其中不乏非邱氏族人着笔的相关祝寿诗，如村人袁壁煌曾题《贺邱母季孺人五十节寿》，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六合县教谕赴凤阳县教授王云台题《贺邱吕泉先生六十寿》，康熙年间御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眷侍教生王傚通题《奉贺大慈愇即荣赠邱母王老孺人八秩大寿》等祝寿文章①。透过这些来自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诗作，可以看出邱氏家族在金沙场的名望和他们的交往圈子，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获得了国家权威的认可。
（二）乐善施教，泽被乡里
积极参与地方慈善事业和推广地方教化，是邱氏儒生将自己塑造成地方士绅的途径之一。他们对修缮桥梁、庙宇、义堂、义冢等公共事务极为热心。如邱氏族人锦文公“于宗族无措者给本，无依者收□，邻里乡尝备沾其泽”；象九公“刚方正直，好行其德……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关，于伦常缘分尽礼更不待言，又尝见其除当道之荆棘，利往来之行人。一切桥梁道途，缺坏不完者，或佣工修补，或庀材建设，务使人无病涉而后安……”，因此“两淮奉职大夫深嘉其德，旌以一方”；“仲泽公讳曰润，生五瑞公，五瑞公生傅严公，三世皆君子也”。仲泽公致力于抚恤孤儿，两淮奉直大夫萧公祖因此对仲泽公优礼倍至，使“育婴堂犹列公名焉”。仲泽公之子五瑞公“曾以本场运河南寿星堂祖中良田十亩施为义冢”；仲泽公之孙五瑞公之子则于乾隆十四年（1749）买下小河西数十顷田地和五间房屋作为“合族宗祠”，“至于邑中诸事，年荒有赈，俗敝有争，靡不扶危”，除了为乡里排忧解难，还以“其学力素震于士林”。“邱公禄如，德优学富……村人设馆舍，延公训诲。”
在邱氏儒生们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已然跳出了一般灶户家庭的发展轨迹，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乡绅。他们可以参加饮酒赋诗为旨趣的“翠微诗社”，并成为诗社中的灵魂人物。他们可以汇集全族力量，耗时多年编纂文锦堂《邱氏宗谱》，炫耀自己的门楣并流传后世。他们可以主持编纂地方文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参与地方教化和宗族建设。结合上述族谱和地方志中对邱氏先人的历史撰述，以及他们在地方慈善活动和地方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解读邱氏儒生们对宗族建设的热情。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使宗法伦理思想浸透人心，成为地方士绅参与宗族建设及邱氏儒生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
（三）做盐官儒师，成儒商儒医，应对盐场环境变化
首先，金沙场盐业由盛转衰，甚至“不出盐”。明清时期，黄河屡屡夺淮，导致海岸线迅速东迁，两淮地区海边滩涂向东快速淤积增长，造成淮南古盐场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产盐量越来越低，金沙场产盐量也急剧下降，甚至产不出盐。正如《清史稿·食货志》载： “淮南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的境地①，这使得邱氏家族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邱氏儒生们不得不另谋出路。这种选择是无奈的，但却又是理性的。
其次，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邱氏家族的衰败。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记载，“金沙西去州泊四十五里，西北去石港三十里，东至余西二十里，南为沙土，北至范堤，或明取披沙拣金之义，古以金沙名之。相传古金沙在镇场及姜灶港，又谓观音山，以北曰唐灶港，故今张家港亦名唐灶港。又曰金沙，亦海门地。海门迁县，宅金沙一里，溢清六里，其遗迹可循也。金沙地分东中西三园。前明倭寇掠境灶民，聚处圿堠，相望为保障。虽僻壤荒泽，无高山大川，实为通郡之要津，海滨之门户也。昔近海坍废无常，今则南北沙渟涨息陆处已久……。”② 近海坍废，海水漫灌，潮灾頻仍。在《邱氏宗谱》中明确记载了“乾隆三十年江潮内徙，江潮至坟前，是否迁坟”，“乾隆三十三年江潮”，“乾隆五十三岁大水，浪急桥崩”，“金沙为江潮侵蚀，诗以悼之”等内容。为了应对盐场灾害带来的影响，邱氏儒生们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出现了诸如“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关”③ 的象九公，“乾隆三十年间江潮内徙，朝夕审视，遍告同族斋戒拜祝，甚至号泣，日夜宿于墓上”④ 的五宗公。灾害频繁，邱氏宗族不仅自身深受灾害的肆虐，而且还要担负救灾赈灾的责任。“冷坐荒斋缺脯脩，风风雨雨使人愁，伤心陌路谁青眼，多病中年早白头”，暴露了邱氏宗族的窘迫和衰败，邱氏儒生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最后，重盐轻垦，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加快了官府管制盐场体制的崩溃。在“天下之利多取于淮”的影响下，官府对两淮盐场尤其是较为发达的淮南盐场日益产生了巨大的财政依赖。在淮南盐场产盐量日益锐减低迷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虽然屡次通过改革企图扭转其衰败形势，但政府长期的依赖和干预一直抑制着地方社会力量的主动性，重盐轻垦，扭曲了系统自身的演替，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加快了官府垄断管制的自身崩溃⑤。随着政府管控的崩溃，淮南盐场的优势地位也最终一去不复返，灶户的灶籍纷纷被裁撤。《邱氏宗谱》载：“盛朝灶籍裁乃入通民籍”⑥ 后，当年的“家业颇盛”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宗谱中记载有邱氏族人在60岁时附诗自述：“五旬昔已感蜉蝣，瞬息光阴又十秋。连丧双亲多抱憾，曾生三子不分忧。砚田无税思维翰，书架常充羡邻侯。恨我才疏兼落拓，争如江上一沙鸥。”邱氏宗族毕竟不是一般灶户小民，虽不复往昔繁盛之景，但“薄粥三餐甘淡泊，此生端不受人怜”⑦ 的儒士风骨依然铮铮可见。随着官府垄断管制的崩溃，邱氏儒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价值取向亦趋向多元。
四、结 语
邱氏宗族儒生的价值取向是淮南盐场宗族的一个缩影。邱氏始祖从苏州虎丘迁往通州金沙场，为改变灶籍的低微地位，邱氏宗族儒生们一方面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一度跻身盐官，经管盐务，在获得官方认同的同时，也为宗族的發展获取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身份角色参与盐场地方治理，通过捐输、赈灾、周济邻里、悬壶济世、接待地方官员，参与地方教化等方式，逐渐取得乡绅地位，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邱氏宗谱》和《两淮金沙场志》由邱家后人——邱标等编撰，更是加强了邱氏宗族的文化建构，“在宗族内部主导宗谱的编撰，在社会上尽力影响官方正史、方志、政书的编撰，就是明清时期宗族这种文化建构的必经之路”①，文锦堂邱氏终于成为淮南金沙场的一门望族。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生态下，邱氏宗族儒生们呈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封建国家主流价值观、地方社会乡绅的文化建构和盐场环境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责任编辑：周 聪）
Abstract： Jinshachang is an important salt field in Huain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iu Familys Genealogy” records the history of the Qiu clan of the Jinshachang for nearly 500 years from the policy “registered with a sto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 change the stove register to the peoples citizenship”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genealogy presents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u clan and the social reality in the Huainan Jinshachang. Under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o-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state， the Qiu clan Confucian scholars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was deeply related to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the feudal stat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in salt fields.
Key words： stove register； Confucianism； value orientation；Jinshachang； Qiu familys genea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