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须充分发掘材料的效能
关键词命题，材料效能，历史解释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1-0041-05
近日，苏南四市联合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高三模拟考试，其中有一则关于欧洲启蒙思想的选择题引起了一番比较激烈的争议。原题如下：
14.启蒙主义者推崇中国的自然哲学，试图将世俗伦理从神学与教权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试图将绝对主义王权从暴政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自然经济，试图将国家经济从腐败与衰落中解放出来。与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思想类似的事件是
A.智者运动? ?B.文艺复兴
C.宗教改革? ?D.科学革命
答案：B
肯定者认为该题将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学生要从材料中解读出这是欧洲思想家在借助中国传统文化颂扬欧洲的启蒙思想，进而联系到文艺复兴，也同样具有借助古典文化弘扬人文精神的特征，这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反对者则认为，该题的设问和思维背离了材料设计的应有导向，将题目所供的材料信息变成了一个“摆设”，对于解答本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不仅令人产生“如鲠在喉”之感，也会造成学生解题思维的断裂，即直面材料信息的深入思维被打断。
这实质上涉及命题的技术问题。笔者觉得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此展开一番讨论，也为老师们选择练习题目时提供一点参考。
评价一道试题质量的标准之一是对所供材料信息的提取和解读是否充分。因此，命题的设问须紧扣材料，并充分发掘材料的效能，否则，材料与设问之间就会变成互不相属的“两张皮”。
我们先来揣度一下命题人的思路。通过题干材料的“启蒙主义者”和设问中“启蒙思想家”的关键信息，可以看出这是指向启蒙运动的相关知识;通过三个“推崇”和三个“试图”可以推断出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动机，即借助肯定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和经济以抨击欧洲本土的教权专制、王权暴政和经济衰败，彰显着启蒙思想家的主张，而不仅是简单地赞赏中国思想。而本题的设问却采用一种类比方式，要求考生选出与此相类似的相关历史事件。联系所学可知，“（文艺复兴）借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①“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不是在提倡复古，只是借古代文化之名宣传新的资产阶级思想”。②人教版和人民版两个版本高中历史教材都点明了文艺复兴借助复古之名宣传新思想的特征。这样，通过材料信息与教材知识的连接，可选出文艺复兴作为正确答案。乍一看，这道题没什么问题，只是觉得别扭。但笔者认为这道题是值得商榷的，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材料信息并未充分利用，因此带来了其他一些连锁问题。具体问题阐释如下：
材料形同虚设。表现为材料与设问变成“两张皮”，设问和选项偏离了材料的主旨信息。这道题的选材很好，启蒙运动本身是课标中主干知识和概念，而它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折射出的“借古说今”或者说“借古讽今”的特点，这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对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的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日本的文明开化，某种程度上都与此类似——即借用一种已具有权威的思想理论，来为挑战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理论铺垫。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表达一种可能遭遇外在阻力的诉求时，也经常会寻找“先例”作为依据。这道题的材料选用的很好，既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可惜的是，这道题目的设问并未从材料本身的深刻内涵出发。材料的本义是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具有选择性肯定的一面，体现出启蒙运动时期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本题抛开对材料内涵的深入挖掘，打着启蒙运动的幌子转而考查文艺复兴，使得材料变成了一种粉饰，考生只要从三句材料中获知“借助”，或者直接从设问中提取“利用”即可对接选项，根本无须深解材料信息，所以笔者说它使材料与设问成为了“两张皮”。现在的课标导向核心素养，要求培养学生在新情境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提高学生的史料意识和历史解释的素养，这道题的史料情境显然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
设问与选项偏离了思维逻辑，阻碍了思维的延伸。“选项承载着对设问的作答，是作答的落脚点和考查思维能力的聚焦点”。①王生老师在对全国卷和江苏卷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认为两者的选项承载功能存在差异。地方卷对材料信息的提取比较直接和浅表，全国卷相对比较透彻和深刻，这种差别往往就体现在选项的设计上。因而，命题人在设计备选项的时候，须全面统合题干材料信息，深刻揭示题干信息的核心要知，深入理解所学知识。这样，才能通过选项承载考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体现思维品质。本题的题干材料呈现了启蒙运动多维而丰富的材料信息，按照常规逻辑，考生正准备对材料信息进行提取、整合和延展，此时看到四个备选项，发现直接提取浅表的“利用”信息即可作答，蓄势待发的活性思维火花因缺少选项支持而“失活”，止于浅表。活跃的思维、延展的思维、深度的思维被阻断，学生的思維品质无法得到提升。
考查内容的史实导向，不利于历史解释素养的提升。“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②这种对话就是历史解释，它是历史研究的必经之路。新课标指出，“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③王生老师化繁为简，将历史解释素养分为三个层次：“解释史实、解释历史观点、做出自己的解释。”④无论历史教学，高考研究，还是历史研究，光看懂史料不够，还需要提出问题，我们应基于芜杂、多元的史料语境，秉持批判性思维，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高考命题思路在充分挖掘材料的有效信息的基础上，着力考查学生对历史事件（史实）和历史见解（观点）做出合理历史解释的能力。该题对文艺复兴特点的考查，其实是在解释史实本身，属于历史解释的第一层次;对题干历史观点（史料）“为什么”的解释，则可体现历史解释素养的第二层次;能引导学生对历史观点做出自己的评判和解释，则可将学生推向第三层次的素养目标。本题只停留于历史解释素养的基础层考查，是不利于学生素养和品格提升的。
此外，答案项也不够严谨，存在争议。科学革命作为“干扰项”根本起不到干扰作用，它与其他选项显然不是一个类属。从“利用”的特点来考查，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两项。比如，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主张“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其实就是在利用“旧思想”（《圣经》原典）挑战教权。也许有人要说，启蒙主义者借用的是“外来思想”，那么试问，文艺复兴借用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都是外来的？意大利是古罗马文化的故乡，这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所以说，这道题的选项是存在争议的。
试题承载着思维引领、启发拓展的功能，对教与学都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一定程度上是教学效果的终端显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苏南四市统一组织高三模拟考试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影响力很大，模考数据与大市高考数据有很高的相关度。因此，高考模拟题的命制非常重要，指导性很强。笔者认为，例题反映出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其他的试题中也常见）会对教学造成一些错误的导向。试题的命制只有充分发掘材料效能，凸显思维品质，融合学科素养，方能达成育人目标。
这段题干材料的全文原始出处，笔者暂未找到。但是查阅相关史料加以佐证，大体上可以解读出这段材料的本义信息。“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光明”。①为扫荡迷信、无知和黑暗的迷雾，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看见了中国文化。如果说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还比较粗线条，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较粗浅的话，那么，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等著作的问世，则深化了欧洲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制度的认识。“中国思想和文化在16—18世纪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欧洲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热，这既是欧洲自身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融入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既是欧洲思想变迁的内部需要的一个表现，也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特点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②而“18世纪初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制定构成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③
哲学方面：中世纪的欧洲，神学烟笼着欧洲社会的一切。神权，成为横亘在资产阶级思想解放道路上的无法回避的存在。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用人性来对抗神性后，启蒙主義者用哲学来消解神权。斯宾诺萨提出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但很快遭到了神学的打压;莱布尼茨在孔子的哲学中看到了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开始用理学的话语来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权威。④“根据中国人的看法，‘理是有世以来循着一律性的动规一直不停地推动着‘天的唯一之‘因;它也使‘地稳固，使万物各有其果……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理是最高神？”显然，莱氏推崇中国哲学是因为要将它作为自己自然神论的理论支持。
政治方面：17、18世纪的欧洲，兼有教权和王权双重专制权威。荷兰、英国的迅速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英法争夺中法国的战败，这种现实的比较，使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启蒙主义者在关注英国政体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制度。伏尔泰称赞“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从不规定国民的信仰”。⑤魁奈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科举制的称赞，认为：“中国无世袭贵族，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他们中的中国政治和制度是充满理性的，尽管这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但对中国政治的这种论调，也显然有助于西方启蒙主义者反对专制势力。
经济方面：17世纪前期到18世纪前期，法国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与资本主义已占主体的英国有着本质不同，法国仍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主张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并大范围付诸实施，例如，利用国家资本和特许经营形式集中发展工商业、刻意压低粮食价格、提高农业税等牺牲农民利益补贴工业和城市发展。上述政策致使农工商业比例严重失调，耕地荒废，农民极度贫困，国家财政濒临崩溃”。①于是魁奈与志趣相合的经济学家一起，组成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重农主义经济学派。魁奈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法则高度完美的国度，中国封建统治者倡导的“重农”政策是宇宙自然秩序与人类自然法则高度统一的体现。他主张：“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普遍地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的。”②他甚至通过蓬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帝王的“藉田大礼”，足见他对中国自然经济的推崇。魁奈的重农主义，“是寄希望通过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公平‘正义以及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来增加社会财富，合理解决人口、消费、需求、价格、价值的关系，由此繁荣社会的生产、流通”;“在批判当时以货币为重点的重商主义的思想中，找出一条解决法国财政与经济危机的政策与措施”。③同哲学和政治上的态度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推崇是表象，解决自身问题才是其内在目的。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对材料依次解读出如下信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推崇中国;启蒙主义者盛赞中国的自然哲学、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启蒙主义者称赞中国是“表”，把自身社会从神学束缚、专制王权和衰败的经济中解救出来是“里”。三个信息分别是启蒙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态度、内容和目的。命题设计中的选项应充分利用、承载和整合这些信息。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会受到重视？
其一，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很优秀。从百家争鸣到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中国思想文化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人;儒学的“仁”和“民本”、法家的“以法治国”和“大一统”协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世”的道家，其看待自然的哲学观也是人文的而非科学的;中国的国家治理也讲求“政治清明”“轻徭薄赋”“物丰民饶”。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不乏人文主义。正如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资料选》中指出的：“如果有一个词能够概括整部中国哲学史，这个词会是人文主义，不是那种否认或淡化至上力量的人文主义，而是承认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主导着中国思想的历史”。④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与近现代社会完全相冲突的，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并不是与现代思想根本对立的，在我们的传统中，在我们先哲的思想中有许多具有同希腊文明一样永恒的东西，有许多观念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普世性”。⑤
其二，启蒙思想体系一开始并不成熟。正如启蒙思想家起初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不全面客观一样，启蒙思想体系一开始也不成熟。他们想要挑战教权和王权的权威，以解放被压制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诉求，很自然的向外寻求“盟友”，这个“盟友”可能是一个利益集团，也可能是一个思想体系。于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或者说“现代性”的内容，引发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促成了新一轮的中国热。
基于对试题材料的深入解读和统合，笔者对试题做如下改编：
启蒙主义者推崇中国的自然哲学，试图将世俗伦理从神学与教权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试图将绝对主义王权从暴政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自然经济，试图将国家经济从腐败与衰落中解放出来。这表明当时
A.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积极呼唤理性之光
B.启蒙主义者深刻反思理性主义的弊端
C.启蒙思想存在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
D.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有着理性认识
答案：C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推崇，其实并非是在肯定中国文明本身，而是在利用中国文化中合乎他们认为的“理性精神”部分内容（自然哲学、开明君主、自然经济），来作为解决中世纪的宗教权威、近代君主专制和经济衰败问题的工具;他们反对权威和专制、崇尚自由和民主的诉求，虽是启蒙思想的突出体现，但此时的启蒙思想远未成熟且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需要利用中国“权威”去消解西方权威，带有工具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中确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成分，儒学的理性精神与启蒙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但启蒙思想家理解儒家理性精神时并不全面，甚至本意就是想要“断章取义”，启蒙思想所确立的理性很明显带有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故选C。
材料的确反映出启蒙主义者在呼唤理性之光以驱散现实的黑暗，但是启蒙主义者的要求不能等同于整个欧洲社会的要求;“中世纪”的时间表述与题干材料推断的启蒙运动时间也不相符;更为重要的是，它只涉及材料中的部分信息的解读，而未抓住启蒙主义者“推崇中国”以反对黑暗、呼唤理性的完整信息。故排除A。
启蒙运动时期的确存在对理性主义的反思。随着理性主义弊端的暴露，比如将理性工具化、打破权威的同时树立了理性的权威、过分重视理性而忽视人性，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反思理性。康德提出“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卢梭认为理性不可靠，依靠情感、听任本能和情绪办事更可靠，引领了浪漫主义风潮。这是启蒙运动后期，启蒙思想逐渐成熟出现的文化现象。材料中的“启蒙主义者”需借助外來文化宣传自身主张，体现出思想的不成熟性，显然属于前期代表。故排除B项。
“在启蒙运动中始终有两种声音，从孟德斯鸠到卢梭，启蒙思想也在不断的进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最终在1793年孔多塞（Condorcet）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表达了出来。此时以进步为核心的启蒙观念确定了下来，此时中国成为与进步对峙的停滞的国家……‘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赶超。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竟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精神的进步”。①可见，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实则经历了从大力推崇到极力否定的两个阶段。中国形象发生这样颠覆性转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欧洲人看待中国时的坐标已经斗转星移，从尊敬古代变为肯定当今，从崇尚权威变为拥戴理性，从谨慎地借古讽今变为大胆地高扬时代精神”。②对启蒙主义者而言，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和地理概念，而是一面镜子，是他们借来表达自己启蒙理想的工具;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兼具阶段性、矛盾性和发展性的。题目中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属于早期的“选择性推崇”，这种态度很显然是非理性的。真正的理性，须是在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辩证对待、取精弃糟、去伪存真。故排除D。
这道题的解决，需要在充分发掘材料的字面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三重解释：即对启蒙运动本身的解释——认识到理性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对材料观点的解释——当时的启蒙主义者把中国文化当作工具，以解决现实之弊，具有工具主义的特点;最后建构自己的解释——这批启蒙主义者身上兼具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特点，体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笔者认为这样的选项设计，更能够发挥材料的效能。
【作者简介】钱凯，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泰兴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