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蒙·伯克与《法国革命论》
关键词乔治三世，伯克，《法国革命论》，托利-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1-0012-05
辉格党的一党寡头统治，从1714年延续到18世纪60年代，因乔治三世即位而中断。这就再次表明，政党的命运和党派政治思想的强弱，与王位更替密切联系在一起。
乔治三世在位前期，即从1760年至1782年，英国工业革命逐步启动，政治上却出现倒退。辉格党的失势导致内阁频繁更替，曾经半个世纪的政治优势很快丧失殆尽。1770年，诺斯勋爵成为内阁首相，标志着托利党一党统治的确立。其间，除了偶尔中断外，托利党的政治优势一直延续到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前。
乔治三世即位不久，“七年战争”引发了党派争执，为其实行个人专断统治提供了契机。工商业者、金融家和地主乡绅利益的代表，希望新君支持议会和政府，以便增加政府贷款，使他们承办军需，获取巨额利润。乡村地主一向嫌军费过高，税收过重，期望新君果断反战，使不列颠退出国际战争，重建托利党。
这时的社会阶级状况和经济水平，为国王和乡村地主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不列颠仍属农业国，乡绅和贵族拥有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地产。占据了议会两院中大多数议席和地方职位，赫然表露托利主义传统理念：“资本家只是船上乘客”，而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①政治上，他们忠君意识浓重，憎恶任何有损其利益的政治变革，渴盼王政中兴，明君再现，终结辉格党寡头统治，保护地主乡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可见，乡村地主阶级是乔治三世建立专断统治的社会基础。
乔治三世的专断行径激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一些辉格党激进分子聚集在罗金厄姆周围，被称作“罗金厄姆派”。该派首领罗金厄姆侯爵乃辉格党显贵，曾任乔治二世的侍卫官，深得纽卡斯尔公爵器重。1762年12月23日，正当一些辉格党人邀宠宫廷时，罗金厄姆纠集辉格党旧班底，聚集在“宴会俱乐部”。此举标志着英国政治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A Formed Opposition）”的发端。
该派之所以被誉为“有组织的反对党”，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以各种姻亲和社会关系为政党纽带的界限，由一批对当时重大问题②看法一致的青年议员组成，其骨干分子有议会中不加掩饰的党人，他们宣称自己是发动了1688年革命之伟人的旧部。目前他们在议会中组成党派，是既符合国民利益和传统，又符合宪政精神的。1765年7月，在国内反专制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乔治三世被迫召集罗金厄姆侯爵出面组阁。但其一系列激进政策很快激怒了国王，翌年7月，乔治三世悍然罢免了罗金厄姆，该派立即退出政府。
辉格党人屡受压抑和排斥，不平则鸣。但他们不是像以往那样，牢骚抱怨，飞短流长，而是以“有组织的反对党”的面貌，一方面在议会恃理辩论，一方面指令代言人伯克撰写政论文《关于当前不满原因的感想》，论证政党在宪政之下的合法性和保留反对党的必要性。
执笔人艾德蒙·伯克（Edmond Burke， 1729—1797）是英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出身于爱尔兰一个律师家庭，青年时就以美学思想①和政治评论闻名。60年代罗金厄姆侯爵领导反对党时，伯克是其得力助手;随后罗金厄姆领导政府时，他任内阁主计大臣，又担任首相私人秘书。在议会内外，伯克结交广泛，擅长讲和文字论战，是公认的罗金厄姆侯爵的智囊和代言人。
1769年底至1770年初，伯克在罗金厄姆等人的支持下，认真撰写了题为《关于当前不满原因的感想》的小册子。此书发表于1770年4月23日，其中委婉揭露了乔治三世专断违宪的行为，流露出罗金厄姆派对政治现状的种种不满，并揭示原因。
这时的艾德蒙·伯克，在公众心目中完全是一种辉格党代言人的形象。后人判定，若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伯克或许会一直以辉格党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并以典型的辉格党人形象流传后世。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撕裂了英国人的共识，其中赞赏自由、平等、博爱的英国人为法兰西人的浪漫主义革命行为而欢呼，主张取缔国王特权，弘扬大众人权，将法国视为“自由国家”。
激进主义作家理查德·普利斯的讲和杂文，激发了民众对君主制和贵族等级制的敌视，激进派运动兴起。不信国教者和辉格党左翼联手建立“革命协会”，通过光荣革命的历史来宣传改革主张。辉格党领袖福克斯称颂法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事件”。②另一方面，诸多报刊还曝光法国流亡贵族对革命暴行的控诉。波旁王室的遭际使一些人悲怆、叹息乃至义愤。
一向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伯克，以冷峻态度观察着邻国的变动。法国人攻占巴士底狱的热情尚未冷却，他就预感到法国社会要发生巨变：“人民与摆脱他们的政治奴役一道，也在摆脱法律和道德约束。”③不久，他还对朋友写道：他看到一个伟大而文明国度的全部政治的毁灭，不仅对欧洲，尤其是对本国有诸多不利。他相信当法国人推翻君主制时，还要丧失自由。
伯克政治立场的转变来的太突然了，使辉格党多数议员感到惊愕。翌年2月5日，辉格党下院领袖谢尔登与伯克发生争执，前者反对政府增加军费，扩充军队，伯克却郑重支持。二人辩论延续到次日凌晨。9日，福克斯在下院发言指出：法国人正在实践着英国人在1688年革命的事业，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情波旁专制政府。
针锋相对，伯克攻击法国革命在破坏着传统：暴行会导致共和国引发无政府状态，威胁欧洲文明，故英国必须加强防务，与法国誓争高下。④他甚至表示，若有必要，他寧可抛弃挚友，与以往政敌一道，反对任何将革命引至不列颠的企图。⑤
为了反击国内激进思潮，表达自身立场，伯克夜以继日，奋笔写作，很快发表了《法国革命论》，批评“自由、平等、博爱”的浪漫主义原则破坏了社会的“天然秩序”。
《法国革命论》出版后，赢得保守主义者喝彩。尽管每册高达5先令，但6日内竟然售出了7000册。以后多次再版，流传广泛。⑥乔治三世读后赞叹不已，呼吁“每个绅士都应该读读它”。①但他不会想到，此书会成为保守主义的传世经典。
书中，“自由”是作者一再使用的关键词。伯克坚称他热爱“高尚的、有道德的、有规矩的自由”，以免英国陷于法国式的混乱。②他断言自己身陷危机，危机不仅是涉关法国，还涉关欧洲乃至更广泛的范围。法国革命以最荒谬最荒唐的方式发生了，令英国人惊诧鄙视。在残暴和混乱中，一切都脱离常规，各种罪行和愚蠢蛮横搅合在一起。③他坚信在革命体制下，行政官员无法履行公职;法律稳定和司法独立化为乌有，军队出现了骚动和混乱，国家、政府迟早会受到威胁。
伯克面对邻国的动荡，哀叹法国人性的失落。他痛惜法国王后遭受凌辱，愤然谴责：“我简直没有梦想过……在一个充满了荣誉的人们和骑士的国度里，会有这样的灾难落在她的身上。”④在得知先前的显贵被迫在新政权下委曲求全时，他以悲怆的心情写了如下文句：
当有地位的人们为着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野心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并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着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是低级而可鄙的了。难道某些类似的东西，现在不是正出现在法国吗？⑤
此话屡次引起后世人们的思考。伯克攻击法国革命的要点，是它违反了传统国家权威以及相关的政治契约，而国家权威体现着政治契约，正巧是普罗大众应该维护的：
社会实是一种契约。对于那些单纯以偶然的利益为目标的各种附属性的契约，是可以随意解除的，但国家却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某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的。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因为……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作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作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作关系。⑥
1791年初，福克斯派上层的争论暂停。政府《公报》有意拨弄是非，使该派下层和支持者迷惑不解。⑦福克斯无法沉默，在议会中盛赞法国第三等级的无畏精神，赞扬法国新宪法是人民心目中“最宏伟、最壮丽的自由大厦”;而《人权宣言》是含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宪政的根基。⑧对立和论争导致了辉格党的裂隙，法国大革命把辉格党福克斯派撕为两半。《法国革命论》的问世和辉格党的分裂，标志着英国保守主义的诞生。伯克无意中，成为当时的托利主义，即以后的保守主义之父。而他其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不列颠政治保守主义的真谛：君主制是英国宪制的核心：
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实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他们把王位的合法世袭继承制，看作是他们的正确而非错误，是一种利而不是一种弊，是他们自由的一种保证而不是受奴役的一个标志。他们把其国家目前所存在的那样的结构，看作是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并且把不受干扰的王位继承制设想为是我们宪制所有其余组成部分稳定性与持久性的一种保证。⑨
所谓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关键在于词根“保守”（Conserve）。在伯克看来，对于传统的政治遗产，不要轻易破坏，而要悉心维护;不要轻易发动革命，而要慎重改革。大处言之，伯克是要维护英国的君主制、国教制、贵族等级制即现有的宪政体系，不容忍它们遭受法国革命式的蹂躏。这也是伯克激情撰写《法国革命论》的本意。
伯克反对革命，蔑视激烈变革，立意捍卫传统，源自于他本人所秉持的政治法则和深刻思考。他断定：暴怒和疯狂在半个小时内推倒的，比具有远见的审慎深思用100年建立起来的东西要多。并且，在《法国革命论》中，他将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形式的“审慎”一词，起码用了10余次。可见，“审慎”是伯克政治哲学中的关键词，是“一切美德之首”。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根据伯克的这些政治语汇，后人推导出了他的保守主义观点。
伯克政治观点和立场的转变引起辉格党内部的争议和分歧，也迫使伯克本人表明态度。同年夏季，伯克发表了重要文论《告新老辉格党人书》，力劝党内要人波特兰公爵和菲茨威廉伯爵与福克斯分道扬镳，和政府站在一起从事反“雅各宾事业”。其中，他用小字在正文旁批示：
我们的宪法蕴涵和表达着古老的契约。
该契约是各方所同意的，并时时接受约束。
未成文的混合宪制保持了多代，是契约的证明。
将通行的法令制定为国王和臣民的法律。①
一年后，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翼人物逐渐与政府站在一起。一些摇摆于福克斯和伯克之間的议员聚集在波特兰公爵周围，保持中立。1794年7月，他们参加了小皮特政府。
法国革命后伯克的变化使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支持美国独立却反对法国革命？况且美国革命是反对英国的，而法国革命几乎与英国没有敌对性关系。为什么他曾主张政治改革，后来却变成一个革命反对者？为什么他会由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保守主义代表人物？
解释不止一种。有学者认为：两次革命尽管都是民主革命，但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其精神与光荣革命一致，所以会赢得伯克支持。后者是乌托邦的革命，革命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追求是靠断头台的上下往复和刀光血影，所以伯克谴责法国国民公会的专横。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伯克政治态度、立场的中庸和保守性。譬如，在国家问题上，他一向是自由而非激进的，他既反对专制王权，又反对大众民主。力图实施调整性的温和改革，拒绝对现有体制大动斧钺。他本人维护自由思想，也具有强烈的保守色彩，恰如他自己的诠释：我所指的自由是与制度联系起来的自由，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并存，而且没有后两者就没有自由。
就此来看，法国大革命虽然促成了伯克保守主义的发展，但在这种保守主义中，自由主义的价值得到了保留，自由主义法则受到了抑制。
由此，我们要看到，伯克倡导自由也好，保守也好，但他始终是贵族制度的维护者和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一切有助于巩固贵族制度的行动他都要支持，否则就要反对，但这不排除他重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20世纪英国学者G. D. H.柯尔的分析颇具代表性：“在伯克这个辉格党人看来，任何社会如果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基础牢固的教会，似乎就是一片混乱。因为他认为教会和贵族是使社会团结起来的美德和社会传统不可缺少的支柱。”②
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北美独立战争，还有地理位置的因素。后者发生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精明的伯克发现它迟早要脱离英国而独立，宛如一个长大的孩子要离家出走，另立门户。况且美洲独立以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为主要任务，却不会撼动宗主国实行多年的立宪君主制和贵族特权制。法国大革命近在西欧，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基本目标，一开始就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制和贵族体系。况且，这场革命规模宏大，迅速传播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冲击着各种旧的等级观念，对包括英国贵族在内的欧洲传统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如不及时抵制，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会被共和制代替，贵族特权制会化为乌有。
另外，我们还要从当时党派斗争的角度看待伯克的行为。即他在一般情况下，注意兼顾本党派的立场和利益。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以来乔治三世肆意扩张王权，任用“国王之友”，不断激化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的结果。而罗金厄姆派遭国王排挤后，长期居于反对派行列，也是国王行使特权，对他们加以排挤和打击所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和罗金厄姆派就成了同仇敌忾的同盟者。伯克作为该派骨干分子和最有影响的政论家，有可能暂时不顾国家局部的殖民利益而声援北美洲人民反对乔治三世，支持他们争取独立，并企图利用战败的形势，进行一些有助于削弱王权和恢复辉格党政治势力的改革。
《法国革命论》发表后，遭到激进思想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其中最尖锐、最深刻的是正在法国的托马斯·潘恩。他在其《人权论》序言中写道：“伯克先生的小册子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把法国革命和自由的原则骂得狗血喷头，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欺骗。”①此外，由于《人权论》也是流露着作者激昂的感情，文字流畅，被看作“穷人的《圣经》”，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影响不亚于《法国革命论》。
随着岁月的流逝，英国人对伯克的保守主义理论和立场给予更多的肯定。19世纪中期，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里将他视为精神导师。1912年，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②（Hugh Cecil，1864—1958）在其著作《保守主義》中，盛赞伯克等政治先知对各种“雅各宾主义”的批判。
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各国人民通过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反思，越来越赞叹伯克思想中的政治哲理。其中包括自由和保守、自由和平等、自由和财产权、革命与传统、民主和宪政、多数民主与暴政，以及共和与社会和谐的多头绪问题。尤其是西方一些具有良知、智慧、理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了多年的痛苦折磨和感悟后，逐步发现伯克思想中所蕴藏的重要哲理，惊讶这位先哲过人的政治预见性，由此逐渐感悟到激烈的政治盲动往往会有沉重的社会代价，而谨慎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美德。
【作者简介】阎照祥，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从事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实习编辑：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