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摘要】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爆发了诸多革命，革命以它独特的方式加快了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对革命与现代化内涵的阐述过程中，以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为出发点，来解析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手的政府人员们，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当其成为现代化的桎梏时，也就预示着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关键词】革命；现代化；改革
一、革命与现代化的内涵
（一）革命的内涵
“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周期性的变换，正如1688年英国所谓的光荣革命对“正当的”政治秩序的恢复一样。然而法国大革命确立了现代的革命概念。在中国，“革命”一词最早喻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汤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在近代，该词则始于晚清时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创建共和的号召。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的观点，革命是一个先进阶级推翻另一个反对落后阶级的暴力行动。一切反对落后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会千方百计的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先进阶级为了改变现状就不得不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推翻统治阶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革命并不会发生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阶段，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正如自秦至辛亥革命之间的两千多年，中国并无革命发生。同理它也不会发生在改革已成为革命的替代物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革命最可能发生在那些经历过短暂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又遥遥领先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汉纳.阿伦特说过：“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
对现存政治制度迅速而猛烈的摧毁，并动员新的利益集团投身于政治，与此同时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所需具备的几个方面。这样看来，纵观世界历史，真正的革命是少之又少。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时间尺度，还是一个价值尺度。它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由传统经济、政治、文明、社会向现代经济、政治、文明、社会转变前进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它指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提高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不断提高主宰自然的水平。在16—21世纪期间，世界现代化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在社会、经济、文明三个形态领域上的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则是增加生态领域基础上的四个领域由工业走向知识，物质走向精神层面的提高与升华。而当今某些学者认为，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应该称为后现代化。现代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五化”：技术化、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都市化，又或者称之为城市化。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革命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
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都是先进阶级又或者说先进力量革落后阶级的命。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现代化是和革命有联系的。在这个不断斗争与反斗争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过程中，现代化就这样随它一步一步地孕育着。在革命的浪潮还没有过去的时候，现代化的脚步已经不知不觉的开始大步迈出。
“即使没发生大革命，旧有的上层建筑同样也会崩塌，或早或晚，只是它会一块一块地烂掉，而不是瞬间土崩瓦解。大革命则不同，它突然痉挛式地发力，直截了当、没有预警、不顾小伤小痛，一下子就完成了本来需要一点一滴地长期积累才能完成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后，国家废除了先前的捐钱买官、行政承包、承认团体特权等损害国家效力和团结的政策，秉承官僚化的原则来奖励、招纳、监督官员。中央政府的职权扩大，功能增强......国家更加公正的介入到社会当中。国家力图不按照社会地位来分配服务和机发放福利，这也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总之法国革命把革命前杂乱无章的产权体系简化为单一的、绝对的个体私有产权形式，之后又把这种现代的产权形式巩固下来，而且法国革命扫清了阻碍竞争性的、统一的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所有团体和地方性障碍，法国终于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这也意味着封建社会的那种剩余价值占有方式的消失，代表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司法条件的确立。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疾风骤雨般的态势摧毁了波旁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摧毁了数百年来统治大部分欧洲民众的封建制度，并用一种更简单、更公平的制度取而代之，以各个阶级平等为基础”。这场革命的主要成就是为法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相对独立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模式也得到了确立。事实上，法国革命就是一把“大扫帚”，扫清了领主制度与特惠权利等“中世纪的垃圾”——从而把农民、私有产权者甚至国家都从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一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惊人，可以说是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春天。在这期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开始参与国家政权，并通过一系列立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客观上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如《临时约法》、《农商法规》、《商人通利》、《矿业条例》、《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造林奖励条例》、《农商部奖章规则》。据严中平等人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1913年，中国使用蒸汽动力为4.3万马力，1918年增加1倍，为8.2万马力，同时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31倍多。民族资本占工农业总值，1913年为11%，1918年为18%，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49年。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国家的状况却持续恶化，军阀混战，专制复辟，民国似乎只是名存实亡。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后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辛亥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使得民主政治制度深入人心。民国后，即使有袁世凯复辟、曹锟宪法，却都不得不以宪法为名，最终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在人民的唾骂声中失败，而张勋复辟的丑剧也是两天便草草收场，辛亥革命使得共和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中华大地，任何人都不得不畏之敬之，“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这同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具体体现。
（二）现代化导致革命
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导致动乱的原因是现代化而不是落后。所以传统威权型国家，最危险的时刻是在开启改革或现代化的那一刻。
正像《法国革命史》作者马迪厄所说：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的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公共繁荣开始以从未有过的速度迅猛发展......无论如何，法兰西变得越来越富庶，并全面发展......”。正是米涅和托克维尔所认为的“这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在内有财政危机外有英帝国的挤压的情况下，为做出了诸多注重民生的举措，如赈济、设立扶贫基金、办慈善工场、建立乞丐收容机构；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进行改革，以投资刺激经济，大搞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其激进的行政革命，在革命前一年废除了整个司法系统，1787年突然以省议会取代总督，导致省议会与总督的对立，总之使得政府政务一片混乱，正如托克维尔说的“大革命爆发时，政府的各个部门早就被旧制度推翻了......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失去了平衡”。并召开100多年未开的三级会议以图征税，然而“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积聚或者说积压了100多年的政治参与热情淹没了并无进步的“政治竞技场”，乃至摧毁了整个王政。“王政推倒了，与王政同时被推倒的有其最后的护卫者，即贵族少数派，他们曾促成革命，自以为能缓和革命及控制革命，甚至一度以为在统治着......”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对胜利的惊诧，不稍逊于失败者对失败的惊诧”。
现代化使君主队伍日益缩小，但它又在仅存的君主当中，空前提高了热心现代化者的比例。这些统治者推行改革和应变的内在动力很可能比在西方帝国主义退却之后掌握权力的那些不太传统的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要大一些。后者可以宣称具有现代的合法性，因此敢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权力的分赃上。相形之下，前者所具有的传统合法性现在已受到质疑。他们必须通过良好的政绩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法，因而他们成了自上而下的王朝革命的主角。晚清之宪政改革，毫无疑问是很有诚意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短短三十年便几近恢复大清往日之气势，所谓“同治中兴”绝非虚假。然而甲午一战，洋务新政破产，然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培养新式人才等举措却缔造了君主专制的天然反对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马关条约》签订两月后，光绪皇帝颁发旨在切实推进变法的“因时制宜”诏“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要求在修铁路、铸钱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十个方面“采择施行”。
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这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地像滚雪球似地形成一种革命运动”。此后连续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廷提前三年即1913年开国会，而皇族内阁的出现，这一倒退反动的举措在铺天盖地请愿运动和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潮中无疑是自毁墙角，最终引爆了灭亡的炸弹。
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实际上在此之前，执政者已经亲手埋葬了政权。19世纪，清政府为了抵御帝国主义而被迫进行现代化尝试；20世纪，清廷则是为了防止革命而进行现代化改革。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间，革命与改革这两种潮流一直在相互博弈，伴随着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的明争暗斗，而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或措施最终也在内讧中宣告失败，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最终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奄奄一息的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三）现代化导致革命可能性逐渐消亡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经济上发生最典型的变化之一就是工人阶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下降，而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二是诸如建设福利国家、股权分散化改革和所谓管理革命等，尤其是福利国家建设，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解，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改善。瑞典以高福利著称于世，提供了医疗保障，社会教育，住房等福利，涉及老年，残疾，儿童，妇女，贫困家庭等不同群体。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的确是让国民生活获得了切实的保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政治上，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人民政权思想深入人心，基本确立了分权制衡、代议民主、公民自治、政党政治、普选等政治制度。公民自由和权利不断扩大，尤其工会的力量不可小觑，美国无数的工会遍布各行各业，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做得可圈可点。中产阶级占据人口的70%以上，这一群体作为社会承压阀，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很难想象这一群人会去革命，而出于底层的百分之几的人，就更难以掀起大的风浪。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在很多方面已经同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如生产劳动方式、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而之前的阶级意识也逐渐淡化。现代化带来的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于是革命意识便逐渐淡化以至于消亡了。
三、总结
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历来都是复杂的，二者之间的影响也要具体到特定背景下，没有必然的阻碍和促进作用，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前进，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们都注意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同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力求保持社会稳定，进而世界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革命的可能性逐渐消亡，代之以不断的全面的和平的改革。革命和改革是现代化不同阶段的推进方式，也是政治发展的不同途径，没有谁优谁劣、谁高谁低之分。对于二者究竟谁更有利于现代化的论题，我们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衡量，看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人民生活状况等一系列要素。换言之，必须看现代化所处的阶段，然后来具体分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彻底消失，当上层精英的衰败，不作为和堕落，用当下国人的话说，人民群众都过河了，官员们还在河里假装摸着石头，革命就是迟早的事了。这一点值得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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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银元（1991- ），男，汉族，重庆云阳，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方向：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