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沟通在汉语进修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姜冬生 刘佳鑫 向茜
摘要：随着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汉语进修生来华学习汉语，而汉语进修生作为非学历生，其管理难度较学历生更大。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当前汉语进修生生源构成复杂，汉语水平普遍较低，求学目的差异较大，并给高校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带来了诸多问题，主要为多元文化导致沟通的跨文化冲突，师生双方交流沟通的意愿不强并缺乏高效的沟通方式。在分析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方式的局限性和实操难度后，我们提出可以借鉴非暴力沟通模式，教师对管理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只观察、不评论，关注彼此内在的感受和需要，并提出明确的请求而非要求，这对于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和沟通，解决管理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暴力沟通;汉语进修生;管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G7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0-0044-03
0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大量外国留学生来华求学。截至2020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人员达到15万人[1]。进一步分析发现，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人数不足30%，大量来华留学生仍然以短期或长期语言学习为主。考虑当前新冠疫情对留学生招生情况的影响，我们以华南地区某211高校国际文化学院2019—2020学年秋季学期为例进行考察，该时期内共有在校留学生848人，语言进修生为562人，占比超过了66%。通过对周边高校的了解，这样的情况在高校留学生培养中存在共性。
汉语进修生的招生与培养承担着向世界推广汉语及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然而，汉语进修生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拥有不同的语言背景、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与我国的文化观念存在较多差别。同时，汉语进修生作为非学历生，其对所在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显低于学历留学生。因此，师生间容易发生跨文化交流和沟通冲突，给管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当前较为通行的理念是培养双方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但是，跨文化沟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即便个体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也不免仍会受原有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考虑到文化差异的短期弥合存在较大难度，可在管理工作中充分借鉴非暴力沟通模式，通过增强师生双方的积极互动，降低因文化差异给管理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1汉语进修生管理工作的现状
1.1生源构成复杂
我们考察发现，全部562名汉语进修生来自6大洲，65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仅有55.9%;学生所讲母语种类达到28种;涉及10种不同宗教信仰（含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其中无宗教信仰者占比27.2%，信仰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学生占比22.6%、佛教占比22.4%、伊斯兰教占比19.3%。上述数据反映出，当前汉语进修生的国别或地区、学历背景、宗教信仰的构成比较复杂，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背景差异也比较大。语言习惯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师生间的有效沟通，而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间的差异则会影响师生间的深度交流和沟通，影响着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汉语水平较低
汉语进修生多为初次来华学习，如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首次来华进修汉语且学习期为半年的学生占比达到57%。在这些学生中，汉语水平属“很好”和“好”的占比仅有8.36%，而汉语水平较低和无相关汉语基础的学生占比却达到了69.68%。上述数据反映，当前进修生的汉语水平普遍偏低，而汉语作为留学生熟悉在华生活，有效开展学习活动的重要工具，其水平高低对师生间的深入交流和沟通具有重要影响。
1.3求学目的各异
我们考察数据后发现，当前汉语进修生来华学习目的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汉语进修生的出生时间分布于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不同年份，年龄差距较大，年龄越大的学生其来华求学的目的越多样。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有不少年龄较大的非洲裔和中亚裔学生，经常迟到或旷课。在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其中不少学生在华从事商务活动。求学目的决定学习态度，这对汉语进修生管理工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汉语进修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强调，教育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2]。然而，从上述汉语进修生的管理现状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2.1多元文化导致沟通的跨文化冲突
汉语进修生在语言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极容易导致管理沟通中的跨文化冲突。这其中语言文化差异产生的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相关研究也表明，汉语进修生对所在国语言的掌握情况与其生活幸福感和学习满意度呈正相关[3]。然而，受限于汉语进修生的汉语水平和师生原有文化背景的影响，师生双方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声”现象突出，影响着双方的语义理解。即便学生的汉语水平有所提高，原有文化基因的影响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语言文化层面的误解要完全解决和纠正都比较困难[4]。
同时，师生间价值观念差异的弥合也较为困难。如中国文化具有不确定性回避、权力距离较大，弱个人主义等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在汉语进修生管理中表现为，过度重视教师的权威，不尊重学生的个性。有部分教师在工作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常有汉语进修生要求更换老师或调换班级。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容易加深师生在多元文化场景下的焦虑和不满，对师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日常管理工作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2.2师生双方的交流和沟通意愿不强
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沟通过程，有序的管理依赖于双方的良性互动。在实际工作中，有部分漢语进修生一个学期的到课次数不足总课时数的20%，其他学生课后也较少与老师交流和沟通，汉语进修生普遍缺乏与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意愿。这一问题在教师一方也存在，有部分教师仅把语言课教学当作任务对待，缺乏管理热情和与学生深入交流和沟通的积极性。上完课就离开，课后也不会主动与学生进行交流。师生双方长此以往，其深入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就会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从沟通传播学的角度看，双方的交流信息无法传播给对方，更无从谈及解码理解。这种情况下，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及中华文化，增强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了很难完成的任务。
2.3师生双方缺乏高效的沟通方式
在管理工作中，师生双方都缺乏高效的沟通方式，这一点在教师身上的体现更为明显。在应对跨文化管理工作时，我们一般强调要培养双方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这也是学界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问题。然而跨文化交流和沟通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跨文化沟通和适应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有研究也指出，跨文化經验的收获最明显的学生留学时间一般为3～12个月，留学时间为1～3个月的学生收获最少[5]。对于学习周期多为半年的汉语进修生，花费时间培养其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原有文化背景不会自然消失，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交流和沟通，文化背景差异容易导致师生双方交流和沟通的“休克”现象，加深双方的不安和焦虑。
此外，从学生的角度看，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还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站在教师的角度，其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因为，汉语进修生的跨文化适应是面对所在国单一文化群体进行的。而前文的统计数据显示，汉语进修生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涉及语言和宗教信仰种类都比较复杂，因此，教师的跨文化适应面对的文化群体并不是单一的。这种情况下，要求教师增强面向多文化群体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以开展管理工作是不太现实的。综上所述，当前的汉语进修生管理工作中，师生双方都还缺乏高效的沟通方式。
3基于非暴力沟通的应对策略
3.1非暴力沟通理论解读
非暴力沟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NVC）也称“爱的语言”或者“长颈鹿语言”[6]，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卢森堡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它是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以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为四要素，鼓励人们对情感做出富有同理心的反应。非暴力沟通模式要求人们在交流和沟通时能清楚地表达观察结果，而不判断或评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如担心、喜悦、气愤等;然后，直接说出内心感受所带来的现实需要;最后，基于现实需要提出具体的请求。这一模式可以通过图1进行展示。简而言之，非暴力沟通模式就是要求人们能够真诚地倾听他人并诚实地表达自己，两者形成互动联系，最终达成有效沟通。
3.2非暴力沟通的应用案例分析
非暴力沟通模式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通过优质的沟通带动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7]。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沟通模式，以观察代替评论，淡化文化差异，真正关心、了解、体会彼此的内心感受和需要，通过提出请求进行协商式的交流和沟通。以下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在准备广东省来粤留学生交流活动时，我们组织汉语进修生参加文艺表演，每周末安排时间陪同他们排练。但是，大多数学生都会迟到，甚至有学生在不告知老师的情况下直接不参与排练。作为教师，我们往往会直接批评他们不够积极，缺乏纪律。可外国留学生对这种批评教育并不接受，从而产生更强的抵触心理。对此，我们借鉴了非暴力沟通模式，首先对其行为只观察不评论，倾听他们针对活动安排的内心感受和现实需要，即他们不希望因为学生活动影响周末生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们的感受和需要，即学生不积极配合让我们感觉很焦虑。我们要做的是依据这一感受表达需要，即何种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最后，我们结合内心需要向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请求：“来粤留学生活动很重要，老师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如果周末时间不合适，我们调整到每天下课后的时间，可以吗？”在进行了这样的协商式交流和沟通后，学生的积极性和配合度明显提高。
案例二：在国内新冠疫情严重时期，我们要求全体学生每天必须按时进行健康打卡，为日后的返校做准备。可外国留学生却对这样的要求表示不理解甚至抵触，认为每天打卡很麻烦，没有实际意义，与教师在语言上的冲突时有发生。与上一案例的步骤一致，我们仍然不对其行为作出评判，而通过观察和倾听，了解到汉语进修生在没有指引的情况下使用中文系统进行健康打卡存在难度，有畏难情绪，他们需要明确的指引和帮助，并继续分析得出我们内在的感受和需要，即健康打卡是为了方便学生日后的返校。最后，依据这种需要提出明确的请求。在表达时我们不使用“必须”“一定”等带有批评、命令含义的词语，而使用“担心”“害怕”等带有信任、接纳含义的词语，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协商：“如果你们是担心汉语水平无法完成健康打卡，我们可以尝试提供英文版操作说明，请你们在这个基础上配合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老师很担心没有按时打卡会影响大家日后的返校和学习。”经过这一系列尝试，我们发现学生的配合度和完成度也有所提高。
4结语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看到，作为教师，如果能够按照非暴力沟通模式积极进行尝试，师生双方便具有深入交流和沟通的基础，这对解决当前汉语进修生管理中的交流和沟通问题具一定的启发和应用价值。当然，非暴力沟通模式从理论层面的探讨到具体实施路径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实践和发展，但是这一沟通模式对汉语进修生管理工作的指导意义应当被重视和关注。
参考文献
[1]马明月.S大学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2]邱靖，于学媛，王星星，等.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高校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现状和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0（8）：72.
[3]韩国人在华的跨文化沟通与适应[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陈鹤.全球化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路径[J].林区教学，2020（6）：45.
[5]Supapit Khamtab.短期留学过程的跨文化适应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6]马歇尔·卢森堡.非暴力沟通[M].阮胤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7]陈路瑶.浅谈“非暴力沟通”在师生关系中的应用[J].人力资源，2018（5）：143.
（责编：王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