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广播运行机制演变轨迹及前瞻
覃榕 邹娜娜 覃信刚
【摘要】新中国70年广播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运行机制的保障。本文梳理了新中国70年来广播运行机制的演变轨迹，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播运行机制的初步确立以及之后实行的纯事业单位编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等，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未来广播运行机制改革做出了前瞻性分析。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广播? ? 运行机制? ?演变轨迹? ?前瞻
【中图分类号】G221? ? ?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70年，广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播事业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运行机制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推进广播事业运行机制的变革和完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的发展道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广播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的自信。本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运行机制的推进与创新，力求对70年来的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为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播运行机制的初步确立
（一）百废待兴下的财政拨款
新中国的广播事业是在继承延安时期人民广播的光荣传统和接收改造国民党电台、民族资本电台及外商电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之前电台仍在继续播音的不足40座，1952年10月，经过三年的发展，增加到71座。①这对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中国来说，实为不易。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那时，国家建设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但就是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1950年，国家财政拨给广播事业局的经费就有222万元。1950年4月25日，国家新闻总署关于《省市区新闻机关员额暂行编制的决定》规定省市电台视任务轻重，配备编制员额为4种：甲种台，员额为75～85人;乙种台，员额为60～70人;丙种台，员额为40～45人;丁种台（人口较少的省市或行署区设立），员额为25～30人。以上4种员额配备，不包括勤杂人员。如有转播台，增加6～10人;负有其他任务，增加6～10人。③以上人员经费，均由政府供给。
1950年4月，廣播事业局开始建设广播收音网。两年后，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先后建立了2.0519万个收音站和4664个广播站，共有专职和兼职的工作人员4.2622万人，这些人员费用也由财政拨给。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10月，全国购买广播短波、中波机67部 ④，亦为政府拨款。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办法的规定》，明确地方电台为各地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构，受各地人民委员会及广播事业局的领导。规定各地方电台的编制、财务、计划及一般行政业务受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电台的业务、技术和事业建设规划受中央广播局的领导，中央广播局统一分配广播频率和监督频率的使用。⑤这个管理办法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遵循。
（二）兴办广告频率，弥补财政事业经费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0年，政府财政支出68.05亿元，财政收入只有62.17亿元，收支逆差5.88亿元。面对政府的困难，广播人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弥补财政事业经费的不足。加之政府拨款虽尽了最大努力，但仍不充裕，促使广播人想方设法，寻找除政府拨款之外的经济来源。
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民营电台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运行，有的纯粹办成了广告台，这使人民事业的广播也有了可借鉴思路。1950年9月，中宣部发布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华北16家公私营报纸和其他地区17家主要的公私营报纸，开始实现企业化经营，使过去存在的严重的赔耗现象有了基本的改变。有些报纸如北京的《人民日报》，华北的《天津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石家庄日报》等也开始做到自给而有盈余。”⑥中宣部“督促各报切实执行企业化经营方针，已自给者做到自养”。⑦但中宣部、新闻总署并未要求广播实行企业化经营。其原因是，当时全国共有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0种，⑧而电台数量相对较少，采取企业化经营的迫切性不及报纸。然而，广播界也没有就此停止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有国营的电台中，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普遍开展了广告业务，有的还办起了专业的广告频率，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1950年4月15日成立工商广播电台并开始播音，主要播送工商广告和文艺节目，实质上是专门的广告频率。那时全国的广告频率有三种称谓：广告台、工商台、经济台，主要播出广告节目。广告频率的开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
（三）两次探索征收收听费，但均未获通过
世界上一些国家采取收取收听费的办法，来保障广播的运行。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采取收取视听费的制度。苏联时期，斯大林也认为这是增加国家税收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财力不足，广告经营困难，如果征收收听费，也许可以缓解广播运行的许多难题。1952年至195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借鉴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提出在中国征收收听费的想法，即持有收音机和喇叭的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税金。第一次是1952年，中央广播局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提出在全国征收收听费。时任中央广播局局长的梅益在1980年撰文回忆：“当时周总理批评我们说，收费涉及千家万户，是否收费应由国务院统一规定。在广播还没有普及、人民生活还有困难的时候，不应该提这个要求。”⑨第二次是1956年，中央广播局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同样的要求。“少奇同志也和周总理一样批评了我们。他说‘收费问题影响许多人，要很慎重，不能操之过急。他还说收费会妨碍广播事业的发展，要注意不要把你们现在这点家底搞小了。” ⑩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提议，以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评而告终。
（四）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广播运行机制的探索及影响
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一时期广播运行机制的最显著特点是供给型，由财政全额拨款，广播的基础设施建设均由财政承担，这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疑大大推动了广播的发展。截至1957年，在我国发射总功率为2030千瓦的发射机中，已经用上了我国试制成功的中波、短波机新产品，这是广播“供给型”的一个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全国各省市电台尝试开办广告频率，节目形式有简短新闻资讯+广告、戏曲+广告、音乐+广告等。这是一种市场化的尝试，在今天看来，这种节目形式是一种“类型化”。但当时国民经济还在恢复时期，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节目类型要创收就显得困难重重，尽管有的台可以基本自给自足。但在实践中，广告频率出现的低俗化、医药化，偏离了我国广播节目宣传的方针，必须及时纠正。1957年开始，全国各地电台开办的广告频率及广告节目纷纷停办，政府全额拨款成为唯一渠道。
人民广播从诞生始，逐步养成了一种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为政府排忧解难，是广播人的一贯做法。新中国成立头几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两次提出收取收听费，就是为了减轻财政的负担。党和国家领导人未采纳广播局的提议，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收取收听费，走英国广播的路子，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会妨碍广播事业的发展。
二、财政实行“供给制”，广播成为纯事业单位
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7年至196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十年中取得了较大成就，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也遇到不少挫折，主要是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较严重、“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大跃进”出现的偏差，加之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我国的广播事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1962年至1966年春，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国民经济逐步恢复。这一时期，我国广播事业运行机制采取“供给型”，由财政供养。1959年，中央广播局广播科学研究所与北京广播器材厂合作，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部调频广播发射机。1958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大楼建成。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1962年，全国地方电台已开办135座。1965年年底，我国的中波广播已初具规模，全国对国内广播电台共有87座，发射总功率为6717千瓦;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底相比，电台增加15座，发射总功率增长近20倍。1966年春，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都超过了有线广播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农村广播网的传输质量和收听效果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有线广播喇叭普及到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
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广播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公场地、办公用房，短波机、中波机、车辆以及干部员工住房，均计划调配，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虽然理论和政策都讲按劳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但那时农村集体经济普遍采取“工分制”，广播业与政府机关、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普遍采取“工资制”，久而久之，“工分制”与“工资制”都演变成了“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形成，无任何绩效奖励，在业内，严重的平均主义造成了懒惰与效率低下的情况。
1960年12月，在精简机构、压缩节目的要求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停办，全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也跟随停办。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国民经济困难所造成的，这无疑是主要因素。但在笔者看来，也与当时的有关负责同志对民族语广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
1966年开始的“文革”，长达10年之久，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严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四人帮”一伙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工具，使广播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广播节目中，大话、空话、假话、套话连篇累牍，给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广播广告恢复及广播运行机制改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经济改革的大幕渐次拉开。随着广播广告的恢复，广播运行机制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广播广告的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这样的大格局下，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体第一则商业广告——“蓝天”牌牙膏广告。1月14日，《文汇报》发表《为广告正名》文章，论述了广告的多种好处，并谈到要恢复报纸广告。1月28日（1979年农历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当天，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参桂养荣酒”的广告片，开启了新中国电视广告的先河。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恢复了广告业务，这同样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广播广告的先河。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恢复商品广告业务》的新闻，报道了上海恢复广告业务的情况。起步阶段的电视、广播广告收入基本上以实物代替，因为大部分企业对投放广告没有足够的认识，广播电视系统内部对广告经营也比较冷淡，可见广告起步时的艰难。1979年12月，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广告科，当年广告收入只有23万元。次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第一条广告，开办了《广告》节目。随后，全国各地方电台相继开办了广告业务。广播广告业务的开办，在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引导市场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被听众特别是广告客户所认同和重视;同时，也增加了电台的收入，可以弥补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到1991年，广告收入已成为全国各省市广播电台收入的一大来源。广播广告的发展，开始逐步改变电台的财政供给型体制。
（二）广播经营获得政府扶持
20世纪8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根本改变，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广播广告资源还比较有限，中国广播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够解放，多数电台还不能靠广告创收运行。1983年4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决定实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就有一条“提高经济效益，广为开辟财源，以补充国家拨款不足”的政策，为广播进一步开展有关经营业务提供了依据。
与“广为开辟财源”政策同时出台的，还有各级财税部门对广播电视部门设备进口、正当的经营活动给予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允许把广播电视节目投入市场，以收回成本，增强再生产能力。这样的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广播事业带来较多的利益，但这种利好鼓舞了中国广播人。全国各级电台把经营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加强广告经营，并开展其他创收。同时，政府财政对广播事业的供给也不断增加。“1984年，全国广播电视财政拨款（包括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为13.2亿元，到1987年时就已达到22亿元。各级财税部门还对广播系统实行了减免税收和免征‘两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资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优惠政策。”但是，与报纸相比，广播是一个相对重装备、高投入的事业，设备费用高、更新快，财政供给及自身创收仍做不到收支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1988年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再次强调：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必须进一步放开搞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政策的引领无疑推动了全国广播经营收入的增长，应该说“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是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
（三）广播运行机制的改革
广播广告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渠道的多元化发展，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广播运行机制形成了冲击。求新求变，改革前行，成为广播人的迫切要求。
1978年年底，《人民日报》联合8家媒体给财政部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这份报告很快被财政部批准。1985年，国家在统计分类上正式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1987年5月，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实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提出了“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建设事业”的构想，并采取社会化专业化生产方式，成立上海广播电视生活服务中心，统一广告以外的产业经营，走上了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事隔8个月，1988年1月，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又提出了新的设想：让广东电视台实行企业化管理，让它自我积累、自我壮大。198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批准广东广播电视厅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1992年，经国家财政部批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取财务预算包干管理的办法，采取“全额预算管理，定收定支，以收抵支，定额拨款，包干使用，减收超支不补，增收节支留用”的办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改善了职工福利。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行“核算收支、定额或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同样收到良好效果。全国电台纷纷开办合办节目，与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合作，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与地方政府部门和社会单位合办了时长30分钟的节目《城乡各地》，一年可收入200余万元。我国的广播电台突破了单纯事业单位属性，开始转型。
（四）对广播经济属性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从实践中来，被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广播在恢复广告经营后，还探索了其他方面的经营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广播经营的实践活动，也引起了业界、学界的理论思考。1989年，广播业界人士余统浩、朱砚发表了研究文章《试论广播电台的信息经营》，认为“信息就是财富，就是生产力”，应允许一部分电台从“行政领导机关直属的宣传单位”向“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转变，再向“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信息产业”发展，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企业于一体。同年，时为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的周鸿铎发表论文《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除了論述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还从5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1994年，江苏省广播界的李向阳发表文章《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探讨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从产业、市场角度认识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提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与管理。这些学术理论的探索都对广播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广播产业的确定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了广播电视属于第三产业。文件强调：“以产业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大多数第三产业机构应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经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界定以及业界、学界对产业属性认识的深化，为广播运行机制的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不断开拓创新，全国各地电台解放思想，寻找经济支撑，把广告经营当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经历了“全员拉广告”“集中管理、承包经营”“集中管理、集中经营”以及成立广告部等几个阶段。这其中，厅（局）给台下任务，台给频率或广告部下任务、定指标，完成任务给予奖励或留用部分收入。同时，许多电台还先后开办了信息中心、技术公司，“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多元化经营不但弥补了财政投入的不足，也使部分广播人的收入多了起来。虽然整体创收不及报纸和电视，但广播的运行一天比一天顺畅。
（六）广播推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1993年9月1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联合召开全国广播电视财务管理工作会议，对1983年以来“开辟财源，以补财政拨款不足”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下发了《全国广播电视财务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广发计字【1993】837号文），提出进一步强化广播电视财务管理改革，有条件的单位实行由全额预算管理向差额预算管理、由差额预算管理向自收自支管理、由自收自支管理向企业化管理过渡，不改变事业的性质。这次会议表明：广播电视系统财务管理工作已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单纯财政供给型的传统观念，初步树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管理的理念，树立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资金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观念。
1999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召开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内部管理改革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以事业单位内部成本核算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管理制度。会后，全国广播系统进行了以内部成本核算为主要内容的财务制度改革，建立了成本控制指标体系，收到了良好效果，“奔市场”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1996年6月，无锡广播电视集团组建，该集团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行经济核算，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这意味着广播切断了政府拨款，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是一种大胆尝试，对城市台也基本可行。2000年12月1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之后，山东省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文广集团、北京广播影视集团等也先后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这些集团基本上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广播推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这里的自收自支主要指电台自身经营的部分，未包括由政府承担的覆盖工程及其他运行费。1999年，国务院把“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列入国家计划项目，2000年，又实施广播电视覆盖的“西新工程”，这些重大工程全部由财政承担。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坚定地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日趋成熟。这一阶段，也是广播界分配制度利好的时期，主要体现在绩效奖励机制上，有广告超额奖、节目创优奖、安全奖等，基本激励结构形成，极大地调动了广播人的潜能。这一阶段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广播是台穷民富”，意即三大媒体中广播的总收入、资产虽不及报纸与电视，但员工收入并不差。
四、广播分类改革、转企改制中的新变化
2003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提出“分类改革”与“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对不同的功能和特点的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指导，逐步推进改革。已经具备市场化条件的营利性事业单位改为企业。”200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2009年7月16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又发下了《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的文件，提出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改革，要“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建立台内事业产业分类运行管理的新模式”以及“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沿用200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事公益服务”三类事业单位的划分，提出实行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党的十八大继续提出“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2016年11月，中央决定把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盘子，开展第二项重点改革。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2018年2月28日，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将事业单位进行了分类。
从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组建以来，一个又一个广电集团诞生。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改革，都涉及公益服务和经营活动。这期间未完成广播电视集团和广播电视台的电台，有的成立广播产业集团公司，专门从事广播产业经营。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2010年出资组建云南云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辖6个子公司，主要开展音视频节目制作、交易、交流，录制电台委托专题节目，承办频率委托外购节目，开展通信增值业务;依托频率开展商务、会务、会展旅游服务，承办各类大中小型会议、挂牌仪式晚会;开展广播购物与网络购物业务;制作动漫广播剧、系列动漫产品以及传统广告等。而成立广播电视集团的省市台，则区分公益服务和经营活动，事业归事业，产业归产业。2018年3月，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全国广播电视改革进一步深化。
五、广播运行机制变化前瞻
新中国成立70年，广播运行机制经历了不变与变的历程。所谓不变，就是广播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其基础设施建设由财政承担，70年来基本未变。所谓变，主要集中于运行机制与分配机制。但在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应未雨绸缪，不断改革完善，创新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播正面临诸多变化。
一是广播电视合并使广播运行机制发生变化。广播电视是高投入的事业，投入大、成本高。但相较于电视，广播的支出要小得多，而形成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运行方式又有不同。近几年，电视除央视和湖南、浙江等地几个少数机构外，广告创收大都断崖式下滑。广播虽然增幅减缓，但在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中仍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样，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合并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广播电台员工积极性受挫的情况。还有，对外广播、对港澳台广播、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与电视合并在一起，仍然比较独特，其经营应单独区别，强化公益属性，这需要经济政策配套。
二是媒体融合给广播经营活动带来变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这意味着，县级融媒体中心从事广播的干部员工绩效薪酬将发生变化，对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广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会有变化。省级电台电视台融合，职能相同的可以融合在一起，如时政新闻;但终端各异，带来传播效果及收入不一，也会体现在分配上。另外，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财政在广播领域投入不足，应充分关注广播特点。同时，下一步媒体深度融合，州市级媒体怎么走？笔者认为，州市级可参照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将所有媒体融合在一起，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几年前就将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社融合在一起。應该说，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做法已经成熟。如果这样，广播整体将朝音频化转型，而音频化只是全媒体当中的一个分支，这也会给广播运行机制带来变化。
另外，从1989年2月广东广播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到如今已30余年。而率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纸媒已过去40余年。如果说纸媒运行40余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面临颠覆性变革，那么，广播运行了30多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也将面临挑战。从全国广播发展趋势来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可进一步改革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根据这一顶层设计，在笔者看来，经济发达的地區，广播可以采取“事业单位，多元化经营”，如浙江的长兴传媒集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可采取“事业单位，财政供给”;其余可采取“事业单位，非营利性媒体”的做法。但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有一条是共性的，这就是在薪酬绩效上，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原则。70年广播运行机制实践充分说明：如果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充分发挥广播人的潜能，广播事业就会遭殃，这一条千万不能忽略。新时代，广播运行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其经营体制、分配制度也应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④⑨⑩郝时远、杨兆麟：《梅益百年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96页、96～97页、106页。
②谢春涛：《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7页。
③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1页、465～466页。
⑥⑦⑧梁家禄、钟紫、赵玉明、朝松：《中国新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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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榕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邹娜娜系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覃信刚系云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本文编辑：宁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