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潘中伟
[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国内学者目前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它只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以批判与改造现实;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形而上学,从辩证法的存在根据与反对形而上学的后果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这些研究尚存在轻视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缺乏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系统分析等突出问题。应当以这些问题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寻找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在国内传统认识中,形而上学往往被理解为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这一认识形成的路径大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由于黑格尔是针对康德以前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评价的,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一开始就局限于形而上学的一种特定形态而且具有其方法论的特征。至于形而上学真正的内容以及它在哲学理论构成中的作用,学界并未予以深究。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讨论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到底有没有形而上学的问题逐渐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热点。这也再次表明形而上学问题的重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无形而上学问题,国内学者目前有三种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
将形而上学归结为思维方式问题,这只有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才能得到解释。即便如此,黑格尔也必须为思维的普遍性设定一个实体性的保证——绝对精神,并以此将认识论、本体论和辩证法合而为一,形而上学从而就与本体论难以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指望绝对精神,但要求用来代替形而上学思维的唯物辩证法也必须解释其普遍有效性,于是,物质就成了辩证法的载体。由于认为物质运动具有辩证的性质,辩证法是必然的宇宙法则,同时也是人类思维的普遍法则。这样一来,唯物辩证法就变成了前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因为它已经被认为是一般性的世界本质了。既然如此,人们到处“应用”唯物辩证法、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内的推广”,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其消极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块“整钢”弄得支离破碎,而且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实践之中产生了主观主义和宿命论这对性质截然相反的理论,更不消说什么“人学的空场”了——在普遍规律之下,人的问题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了。但历史的经验却告诉我们,离开人类的能动实践活动,所谓客观规律就是十分神秘的。1970年代末,有关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突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实践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人们对以往的理论前见产生疑问之处也正在这里,如先是在认识论领域而后是在本体论领域中产生的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的争论等。
毋庸讳言的是,只要人们没有真正跳出传统本体论、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致思路径,无论如何变换本体论的承载者,问题都不会得到彻底解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理解也不会取得真正的共识,它仍然会是一个“无休止争吵的战场”(康德)。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前康德式形而上学的理解。因此,当吴晓明等学者提出要从存在论的根基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时,他们是深刻的。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因为人们不再满足于寻章摘句式的文本解释,而是要深入理论本身的深层结构来解决理论方面的争议。
吴晓明[1]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囿于前康德的理智形而上学,在自然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乃至于庸俗化的理解,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决定论;而卢卡奇则难以突破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界限,最终的结局就是主观主义、乌托邦主义。如此一来,被第二国际理论家庸俗化为“实证科学或知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作为其根本纲领的共产主义,似乎就要在立足于意识形态的“可证伪性”的指责面前为自身的真理性辩护;而其无法被完全还原为知性科学的批判方面则难逃被解释为“宗教因素”的命运。[1]总之,这两种解释路径都仍然局限于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存在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的革命,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蔽而不明。因此,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要借助于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来与马克思的文本对话,因为海德格尔哲学也终结了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马克思哲学中没有任何形而上学。
另外一些学者虽然反对以海德格尔哲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本体论转向这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2],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形而上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争论只在于存在论的生存论转向能不能构成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起点上。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本体论,其立足点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条件,其方式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是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论,而不是向内转的形而上学沉思或后现代的诗性之思,不可能提供现代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信仰体系。[3]
尽管如此,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旧是哲学,它主要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把握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其具体表现就是面向现实的社会批判或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参与改造现实的理论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形而上学”
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社會批判、其特质在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学者们,固然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是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中作为社会批判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呢?至少在马克思的时代,共产主义还不是一个社会现实。其二,倘若历史唯物主义仅仅被理解为方法——不论它是总体性方法还是否定的辩证法,人们至少应该追问一下这种方法所依据的逻辑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其三,如果干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哲学”,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方法来研究社会现实或者转向感性的生活世界,那么应该将实证科学置于何地,把哲学置于何地?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学者们也是有所觉察的。
孙正聿[4]认为,黑格尔追求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寻求思想与经验的一致、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确认,通过概念的逻辑推演实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这既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在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中,通过个体理性向普遍理性认同的运动过程,构成例如“认识何以可能”、“自由何以可能”的双重逻辑。从社会根源上说,资本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合流的秘密;形而上学作为追求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哲学,以规律的客观性为真理观念奠基。马克思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容、以抽象的存在及资本为批判对象的辩证法,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双重终结: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和超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神话。但马克思并没有终结“人类思想对于真理—规律—客观性逻辑的‘承诺与‘发现”,并没有否定在历史规律基础上对人类解放的探索和追求。历史辩证法是关于规律的辩证法,也是蕴含形上追求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辩证法。人的历史活动为真理、规律、客观性的奠基尽管是暂时性的,不需要形而上学提供绝对统一的样本,但还是有这种绝对统一的要求。应该说,这种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还局限于理论领域和方法的逻辑。
张曙光[5]认为,多年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些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重要的是方法而非基础理论,因此排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中包含终极关怀、革命性中体现人生意义的观点。事实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短视的,会弱化方法的功能,助长研究中的短期行为,是哲学研究中功利化和浮躁性的表现。生活决定意识的发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是对过分强调精神问题的纠偏。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重视的目的还是为人类解放服务的。从元概念演绎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有其合理性,可以使人突破经验的限制。我们可以否认超验的实体,但不能否认观念的根据、事物的根本,这些还是需要研究的。
刘森林[6]也认为,马克思虽在知识的根基方面以个体的自足自立反对主体根基的内在性,但未在价值层面上反对它。目前许多人所主张的马克思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原貌,而且直接导致感性存在代替神圣性存在,使唯物史观被庸俗化,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经济财富成为一切,文化需求可有可无。因此,应当重提主体性,主体性不是主观能动性、自觉意识或抽象的“人”,而是一种保留形而上学维度的价值内在性。过激地反对形而上学,会摧毁主体的根基,从而滑向激进的否定,直接导致虚无主义的泛滥。总之,学者们虽没有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但从辩证法的存在根据、从反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后果和理论后果考虑,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
本体论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自康德以后,本体论问题被转入先验哲学变成了认识论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要涉及先验逻辑的阐明和自由理念的实现方式。基于这一点,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复辟要慎重考虑。即使是马克思结束了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很难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
旷三平[7]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与演变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基础,是人类不断越出自然意义上的有限性进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体现。形而上学是人类对于自身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和对于未来进行把握的意识。因此,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颠覆指的是在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上颠覆形而上学的一种形态,而不是全部颠覆形而上学。马克思的颠覆代表从传统形而上学即思辨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或抽象自然转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从理性存在论转向社会存在论。马克思也不忘关注人性,“其形而上学的指向就是要把人的生命意义的确证置于社会历史的过程之中,就是要实现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形上契合”。与一切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个意义上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意识,主张这种超越本性是由人的活动方式即实践决定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人类解放的本体论承诺。第一个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思维的终极解释意义,第二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终极价值,第三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
姚定一[8]认为,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两个意义,即方法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后者就等于哲学。这种形而上学也是西方哲学史2000年来对于哲学的理解。马克思只是从黑格尔那里剥离了其体系中的唯心主义外壳从而拯救了辩证法,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通过把哲学提高到自由的境界,形而上学提供了超强的信念力来塑造高尚的人格。由于轻视和拒斥形而上学,西方的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沦为“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与动物相比,人之生存呈现三个哲学维度:基于生产实践的自然社会维度,基于理智的伦理学维度,基于理性的形而上维度。第三种维度“不仅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对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追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生完善的追求,是一种绝对的追求,它始终指引着甚至规范着人的当前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和具有历史暂时性和相对性的政治伦理现实”。这只有依靠理性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哲学的中心地位,实证主义才去搞形而上学中心化。
何中华[9]认为,哲学必然是超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内在地具有超验性的维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有关文本来看,马克思也一直持超验的立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义的超验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于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共产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上。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一种制度安排和建构所要求的经验可能性,而是从历史的完成角度谈共产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实践批判”需要的是批判性的意识,而不是来自事实判断;所说的消灭劳动也不可能是消灭生存所必需的劳动,而是超验和逻辑意义上的劳动。消灭劳动是超越异化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超验目标所必需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揭示商品的秘密需要超验的逻辑方法,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缺陷就是局限于经验方法。而《资本论》中的自由王国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超验性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个彼岸的问题。
总之,这些学者主要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形而上学性质。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尚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目前中国学者对于形而上学的看法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较深,而对于康德哲学在形而上学变革中的重要意义重视不够。因此,常常不自觉地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本体论(存在论)。这不仅不利于阐明本体论(存在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也使得在讨论黑格尔形而上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时往往失之于主观臆断。
第二,目前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哲学理论到哲学理论,除了少量结合资本阐释理性形而上学社会根源的研究之外,缺乏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系统分析。而资本这一特定社会范畴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尚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这不仅不利于把握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层内涵,而且造成对于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踐中的建设性作用的评价不足。另外,以人的本性等来解释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明显失之于抽象和武断。
当前,应重视对于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辩证地、历史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时,应当立足于西方历史和西方哲学史,结合形而上学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形而上学存在的现实根据,并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建设来寻找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