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皇后”陈云裳：暧昧、矛盾与“孤岛”的尴尬（1937-1941年）
刘丽芸 张文
一、陈云裳：作为明星研究的可能
明星连接着电影制作、电影文本以及电影观众多个层面，研究明星现象既可以让我们重新检视电影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星是如何在特定社会中被塑造、被解读的，更为重要的是，明星的制造生产还传递着个人的价值观念，反映着明星与他所处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的微妙关系。
作为“孤岛”及沦陷时期上海知名的“南国影后”“电影皇后”，陈云裳以在银幕上塑造爱国的巾帼形象而著名。在1937年至1941年的孤岛时期，陈云裳饰演的电影角色多为正面的、正义的、忠贞的巾帼英雄，此外，陈云裳在银幕中还有另一副面孔——时尚甜美的时代女性。巾帼英雄与时代女性的两种银幕形象完成了陈云裳从“南国女郎”到“南国影后”“电影皇后”的华丽转身。“孤岛”彻底沦陷后，至1943年陈云裳息影，其作品基本上延续了此前的两种角色所代表的女性形象，而陈云裳的本人形象、银幕形象和媒体形象，三种形象基本上是在“孤岛”时期塑造与建构起来的，因此，文本截取陈云裳作为明星的重要时期——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为时间的划分，来考察陈云裳作为明星的建构过程以及被社会符号化的文化表征。文本以“孤岛”时期“电影皇后”陈云裳为个案，来检视1937年至1941年间上海“孤岛”时期影星的建构过程，同时考察明星被建构成特定的社会符号的过程中所传达出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
二、从“摩登女杰”到“传统烈女”：陈云裳的影星形象
（一）“摩登”的“女杰”
在1937年到1939年间，陈云裳在大众媒体中被宣传的形象经过视觉上的调整以及相关话语的积累，被塑造成为阳刚与柔美并存的矛盾暧昧影星形象。1939年《木兰从军》公映之前，新华公司老板张善琨在各大电影报纸杂志展开宣传攻势，《新华画报》发表了该电影的系列宣传照，包括陈云裳饰演《木兰从军》的定妆照、电影剧照等等。广为流传的这张定妆照，陈云裳饰演的花木兰男装装扮，右手叉腰、左手拿着佩剑，全身戎装，气定神闲，侧立注目远方。而在此前，陈云裳的生活照，完全是与她银幕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些元素。这幅剧照所塑造出来的具备阳刚气质的女性形象，恰恰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可以让我们理解陈云裳明星形象在建构过程中所经历的系列变化。
作为“时代尖端”的摩登女郎可以发现，1938年前后，陈云裳的媒体形象乃至银幕形象向20世纪30年代流行影星的方向积极靠拢乃至模仿，运动、青春、健美提示着陈云裳的摩登时尚，而古装剧中“花木兰”的英姿阳刚之气又把陈云裳的由家及国的“忠贞”“爱国”等中国特色加以强调，而陈云裳也凭借《木兰从军》在上海“孤岛”时期大红大紫，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
（二）“传统”的“烈女”
1940年，媒介杂志对陈云裳的宣传除了继续强调陈云裳的时尚欧美化之外，开始对她的中国传统美德加以强调和渲染。对陈云裳传统性的强调主要表现在：一是渲染其“柔”，泳装、西式裙装裸露的生活照片逐渐消失，1940年《影迷画报》刊登了一张陈云裳的生活照，在接近半页的全身照中，陈云裳身着运动短衣短裤，柔软舒适的白鞋，踮起的脚尖使得整个脚部有了一个优美的弧度，旁边配备的文字也强调了摄影师的意图：“陈云裳小姐具有柔和的线条，柔软的姿势，柔腻的腿，柔美的脸，还有柔顺的表情，柔静的微笑，是一个划时代的美人！”[1]1941年《青春电影》在展示八大明星中也强调了“甜蜜姿态的陈云裳小姐”[2]。二是强调其“孝”，即陈云裳对母亲的孝顺。三是强调其“洁”，陈云裳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看中西报，文艺杂志”，“爱玩洋囡囡，爱吃巧克力糖，不脱孩子气”。[3]不管是外表的柔美、对家的眷顾，还是对父母的孝顺、对自身的自律，都可以发现，媒介杂志逐渐把陈云裳回归到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贤良女子上面。
通过上面的史料解读，笔者认为，陈云裳作为明星形象是变化的，且经过大众媒体及相关话语调整的。从摩登浪漫、阳刚的矛盾体到回归传统这一形象的轉变，陈云裳的明星形象发生了悄然改变。同时，对陈云裳“传统节烈”这一明星形象进行凸显、加固的过程也恰恰暗示了大众对陈云裳银幕角色接受的多元和复杂性。尽管媒体小报对陈云裳的舞女出身、私生活加以夸大和渲染，但以张善琨为代表的新华公司对受众文化中围绕陈云裳的异质话语一一化解[4]，正表明了上海电影界执意把陈云裳塑造成一个观众可以认可的稳定的政治文化身份。而且，媒体还通常把陈云裳的个人修养、世界观、艺术锻炼、生活实践以及日常对人对事的态度与银幕角色相联系，陈云裳在现实生活中性情温和、柔美，不断学习，追求上进，私生活检点，洁身自好，对家及家人的爱与孝顺，使她能超越此前“肉感”“性感”的形象，自然而又娴熟地去表演传统女性形象。
三、时代政治与塑造“忠贞节烈”女明星
（一）“古装历史剧”与“摩登女杰”的社会文化符号
陈云裳在“孤岛”上海完成从“摩登女杰”到“传统烈女”的形象转变，一方面跟商业类型片的风潮与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则联系着彼时“孤岛”上海特殊的文化政治。
戴尔在“明星作为社会现象”研究中指出：“生产和消费是创造明星的两股不同的决定性力量。但两者始终由意识形态调解，且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调解。”[5]这正说明了明星的形象塑造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彼时在一个充满恐怖、政治暗杀与政治高压的“孤岛”，既然不能谈政治，那么通俗娱乐便成为唯一可能的行径和宣泄的出口，如文章《上海不映外国影片，国产正片可以扬眉吐气》即认为国产片可以跟爱国主题联系起来[6]，《为日伪征求电影脚本 敬告孤岛剧作家》一文指出“利用电影的宣传，去不容忽视的重要工具”，所以在抗战期间，需要“抗战性”的电影，并“凭借电影的力量，来提高大众的抗战意识，发扬民族抗战建国的精神”[7]。由此，“孤岛”文化批评界强调政治使命是大众文化的唯一目的，认为电影应该激励大众抵抗侵略的意识，认为电影应该肩负起唤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重任。大众娱乐与政治使命结合在一起，也就不难理解电影界的“古装历史剧”的走红了。
《木兰从军》是众多历史剧中票房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陈云裳所扮演的花木兰使得整个“孤岛”上海为之沸腾，甚至呈现一千多个钱业工会会员包场“集团观影”的奇迹。[8]陈云裳此时在银幕上的“花木兰”巾帼形象，已经跟“孤岛”的“团结”“爱国”等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陈云裳成为“孤岛”上海政治文化的社会符号。当时“孤岛”影评人称赞道：“正像木兰这一形象所揭示的，在民族危亡之际，所有的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奋战救国，这是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做的。”《木兰从军》代表了“电影的最高成就”，并且赋予了花木兰新的寓意——“她告诉我们，对外国人侵入我们应该如何回答，怎样回答。”[9]花木兰这一形象经由此般阐释，使得陈云裳的银幕影像逐渐转换为社会政治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话语。“木兰”是“孤岛”民众的巾帼英雄，承载着“爱国”的意识形态教化，陈云裳此时也演变为“女性爱国”的社会文化符号。
（二）“摩登女杰”的政治遭遇
晏妮在《战时上海电影的时空：〈木兰从军〉的多义性》一文中指出，《木兰从军》跨越不同的政治空间后被多重意义地解读，得出陈云裳的身体作为媒介物为现实服务的结论[10]，这给予了笔者极大的启示。然而，笔者所感兴趣的是，陈云裳在《木兰从军》成名之后的媒介形象不断转化和演变，折射出“孤岛”怎样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陈云裳在渝：淫艳卖国的恶魔。《木兰从军》在“孤岛”上海的成功引起了各界关注，同时影片拷贝先后在日本占领区（南京、台湾等地）、重庆、香港东南亚地区放映。最令“孤岛”电影界所震惊的则是《木兰从军》被送到重庆公映时，发生了影片被焚事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便是，《木兰从军》在重庆文化界看来是“卖国”影片，最重要的理由在于参与影片的一些制作人跟日本人有关系（指卜万苍和张善琨），影片在日占区公映，而影片中的歌词“太阳一出满天下”中的“太阳”也跟日本人有关系。由此，“花木兰”在重庆的银幕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反转，由“爱国的巾帼英雄”迅速转变为“侮辱民族的战士”、“花木兰”对“抗战形象造成损害”。[11]渝人眼中的陈云裳也由此变为“似威严实柔媚，似正经而实淫荡”的“专拍淫艳神怪片的恶魔”。[12]事后陈云裳、张善琨以及卜万苍均在媒体发表声明，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陈云裳认为“自己是个演员，一切无从知悉”[13]。而张善琨、卜万苍在上海、重庆和香港最大的中文报上抗议对他们政治清白的玷污，表达他们对聚众焚烧《木兰从军》的愤怒。在抗日的政治版图当中，对“孤岛”上海灰色身份的政治道德审查，女明星的身体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攻击对象，陈云裳所代表的“孤岛”上海“健美、爱国”身体在重庆政治话语中受污，而对于上海电影界，这一事件无疑是一个震惊和耻辱，陈云裳“受污”的身体已然代表者“孤岛”上海本身的道德模糊和暧昧尴尬的政治文化境地。
陈云裳在日占区及日本：大东亚的娱乐花魁。《木兰从军》1939年之后曾在日占区的南京、伪满洲和台湾公映，晏妮指出，主要推动者是日本国策电影公司的首领川喜多和孤岛上海电影大王张善琨。[14]而战时这部在“孤岛”上海具有抗日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剧，之所以能够飞越到日占区乃至日本，乃是陈云裳貌美大众娱乐的身体，被日本打造中国情趣和大东亚共荣圈文化话语。笔者从一位日本影迷的文章中也可以发现陈云裳在日占区受欢迎的程度，而在日本人看来，陈云裳所饰演的古装片，只不过是娱乐大众，逃避现实。[15]
（三）陈云裳的影星形象变化：被净化、被道德化、被固化
陈云裳作为“孤岛”上海的政治文化符号在不同时空政治中的不同遭遇，可以发现陈云裳银幕形象及媒体形象变化与彼时“孤岛”上海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不管是《木兰从军》在重庆被焚，还是在日占区备受欢迎并被解读成“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话语，均可发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抗衡、对立以及“孤岛”上海在其间小心翼翼的平衡乃至对抗失衡的政治境遇。
如前所述，“孤岛”初期上海在多重政治高压和压抑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求生存，亦可以看作是多重政治力量在“孤岛”的博弈。上海市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采取政治高压不允许“孤岛”民众公开讨论政治，日本人则通过收买、拉拢暗杀恐吓等手段企图控制“孤岛”的政治文化宣传，而逃离重庆的国民党亦给予了很多文化人多重身份。在这样一个恐慌迷惘的特殊时期，文化界知识分子倡导政治使命与大众文化相结合，而作为“孤岛”民族主義文化符号的“花木兰”的明星形象在重庆政治话语中“受污”，在日占区的形象“变异”，我们不难理解此后陈云裳的媒体形象的变换正是多重政治权力博弈的结果，“花木兰”的身体在诸多政治话语中被规训、被固化，而这种规训与固化，也代表着“孤岛”上海政治意识形态博弈由对抗逐渐趋向失衡。陈云裳此前“摩登女杰”的身体，在经历重庆政治风波之后，逐渐被纯洁化、道德化并受控制，为不同的政治力量服务。陈云裳在1940年政治风波之前的媒体形象的建构，本身是矛盾的、暧昧的，《花木兰》与《云裳仙子》恰是其多重暧昧的影星形象的矛盾体，对陈云裳健美身体的展示、时装的裸露，很难与那个刚健阳刚的“巾帼木兰”相统一，女演员的身体界定她们的角色，同时意味着女演员的身体裸露程度代表着她们道德的危险与否，并且往往和妓女联系起来。重庆文化界对陈云裳的身体发难，认为其是“淫艳妖妇”，固然有性别的凌辱，同时也是对陈云裳的另一副面孔——摩登性感的身体发难，张善琨、陈云裳等人在媒体公开发文对自己的政治清白的辩解，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被重庆认同的价值观所规范，把陈云裳媒体形象的“纯洁化”或者对性的遮掩，不能不说是对“受污”的“木兰”身体的重新洗白，从而规范在重庆政治话语中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这也不能就理解为何1940年后陈云裳的媒介形象与银幕形象逐渐向传统父权规范，并把自己的身体约束在父权允许的范围内。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插足孤岛电影界，张善琨也不得不对川喜多长政“就范”。而日本国策电影公司川喜多与孤岛电影大王张善琨从对立到逐步倾向失衡，也显示了“孤岛”上海在多种政治权力博弈之下的暧昧状态。陈云裳在日占区乃至日本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载体，而作为“共荣圈文化”的传播者，需要陈云裳规范其古代女杰与时髦女郎的矛盾体，逐渐转向在父权制度下隐忍、温柔但不失个性的节烈女子，“张静娴”既是“花木兰”的银幕形象的延续，同时又是陈云裳回归传统的“忠贞节烈”女性的代表。1943年，陈云裳拍完《万世流芳》之后，便宣布与医学博士汤于翰博士结婚息影，认为女人婚后家庭事业不能两全，从此全心全意扮好“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与花木兰褪去戎装相夫教子无异。亦可看作是陈云裳将媒体形象、银幕形象和生活形象完美结合，最终完成陈云裳“传统烈女”明星形象的塑造及大众传播。
结语
陈云裳是由“孤岛”上海电影大王张善琨一手打造的“电影皇后”，作为古代女杰与时髦女郎的矛盾体，以“花木兰”著称的陈云裳有效地将彼时“孤岛”的政治使命与大众文化整合一体，肩负起“孤岛”上海民族主义抗战的文化重任，成为“孤岛”上海的明星形象及社会文化符号，而《木兰从军》在不同的政治区域被不同文化解读，使得“花木兰”的身体有了多重性，“花木兰”身体的不同际遇，亦是彼时多重政治力量在“孤岛”博弈的结果，而“孤岛”本身暧昧尴尬的政治心态，迫使它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或摇摆或妥协：对陈云裳“性感时髦”的身体洗白，把女杰与忠贞协调统一，既是对父权政治的就范，又成为“东亚共荣圈”文化的传播载体，从摩登女杰的矛盾体到传统节烈的统一体，陈云裳明星形象作为“孤岛”上海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正传递着“孤岛”上海乃至沦陷上海政治文化的矛盾、暧昧、尴尬与妥协的境地。
参考文献：
[1]丁舜若，摄.陈云裳小姐[ J ].影迷画报，1940（10）：11.
[2]甜蜜姿态的陈云裳小姐[ J ].青青电影（特刊），1941：01.
[3]陈云裳 李绮年[ J ].青青电影1940（35）：1.
[4]秦翼.1937-1948年报刊中的陈云裳[ 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0）：122-127.
[5][英]理查德·戴尔.明星[ M ]严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
[6]上海不映外国影片，国产正片可以扬眉吐气[N].申报，1939-08-12.
[7]金丁.为日伪征求电影脚本 敬告孤岛剧作家[N].申报，1938-02-05.
[8]錢业公会，包看“木兰从军”[ J ].青春电影，1939（03）：10.
[9]木兰从军佳评集[ J ].新华画报，1939（3）.
[10][14]晏妮.战时上海电影的时空：《木兰从军〉》的多义性[M]//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89.
[11]“木兰从军”在渝被焚事件特辑[J].电影世界，1940（11）：20.
[12]渝人眼中的陈云裳[ J ].电影，1940（76）：02.
[13]“木兰从军”在渝人被毁，陈云裳发表谈话[ J ].电影，1940（72）：03.
[15]矢原礼三郎.日本的中国影迷评“木兰从军”与“歌声泪痕”[ J ].华文大阪每日，1939（1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