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长》与《攀登者》：新主流电影中的集体身份与行业认同
赵立立
“国庆档”之于“贺岁档”“暑期档”而言，是我国电影院线市场的后期之秀，有着不容忽视的资本产量与观众体量，历数过往十年的国庆档电影市场表现，却又鲜见载入我国影史惊艳之笔。一方面，以单周为单位排片上映难以满足高成本、大制作商业电影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往年由商业喜剧与仙侠动作电影汇流而成的国庆档，并不具备国庆档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爱国意识与民族情怀等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湄公河行动》作为主旋律大片与国庆档精神结合的产物点燃了电影市场。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足鼎立，一举成就了50.49亿的傲人票房，较去年同期增长132%，长假内累计观影人次达1.35亿，新主流电影的情怀激荡与商业潜质得以释放。笔者比较《中国机长》《攀登者》两部力作，二者均实践着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与主流电影的跨域对话，在影片人文景观的设置、思想内蕴的言说上有着众多共通之处，对于二者间异同的探析，或可为当下新主流电影共性与个性的齐头并进提供参照。
一、奇观演绎、类型框架、集体身份——新主流电影的荧屏共性
自2011年起，数字巨幕、激光放映技术、虚拟预演技术相继应用于我国电影产业中，杜比影院、3D/4K/120帧影片的出现，更标志着我国电影工业化体系建设的重大进步。电影技术的跃进，深刻影响了欧美影片在我国市场的比较优势，拓展了国产电影的制作空间，观众对国产电影的视觉消费诉求自然水涨船高，推动了我国主旋律电影制作方式的内在变革。在多元的类型框架中进行艺术叙事，在特定的视听情境中缝合历史记忆与大众情绪，是当今新主流电影最为突出的共性。
（一）视听情境的奇观化
强大的资本与技术支撑是新主流电影发展的必要条件，其“载体由早期的胶片到如今的高清数字摄像，从胶片剪辑拼接、特效运用到现在的CG电影成像、AE建模和3D技术”[1]。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科技大幅跃进，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国产电影与欧美电影工业技术的差距，使得更多主旋律影片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宣教功能，试图从人文景观与视听情境的建立上寻唤突破。《攀登者》与《中国机长》苦苦找寻的是文化经济与意识形态间的平衡，精确把握大众文化对思想冲撞的耐受度，它们不仅如以往的主旋律大片一般缔造着因果效应和情感经验，更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客观看待影片与产业市场的供求关系。电影向来是为普罗大众最基本的文化消费而创造，视听效果上的奇观化演绎，无疑是推动观众走进影院主动参与叙事、成为家国历史亲历者的重要手段。
一边是不同年代城市热切活跃的生活氛围，一边是雪域高原恒久的静默圣洁，《攀登者》《中国机长》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城市风光与无人区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寂静与喧哗的纵横交错，形成一种微妙的视聽反差，既能无限贴近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又能霎时间从人声鼎沸的喧闹中抽离开来，让人类意识向着生命哲学的制高点奔腾而去，反映了新主流电影对宏观与微观叙事视角的兼顾。玛尼堆、经幡、神山，众多信仰符号构成了两部作品共同的文化表征，《中国机长》中的刘长健在风雷滚滚中驾驶着客机劈开云层，《攀登者》中登山队员们目睹骤风乍起、雪海翻涌，珠穆朗玛峰的神圣面目在风云中豁然显现，这些镜头以自然奇观的崔嵬壮丽礼赞英雄，通过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灵光一现，唤起现代都市文化症候群中渐渐消失的敬畏之心。
开放性城市空间转向相对封闭的无人雪域，是两部影片共同的空间跨度，从重庆到拉萨机场，从北京的地质大学到珠峰脚下的登山大本营，短暂时间内不同维度、不同景观的空间边际穿梭，造就了电影视觉观感的强烈反差。
（二）情节逻辑的类型化
早在20世纪末，学界已开始关注主旋律影片的转型问题，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由此横空出世，但此时种种构想仍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条件，因此，新主流电影的概念仅停留于假设演说阶段。“作为在未来20年必将发生的阅读媒介以及书写和记录媒介的全面转换当中的一种实验工具，电影必将面临一次机会……这种变化过程值得整个中国电影界加以关注。时间不再把机会留给纯艺术电影，‘新主流电影将在吸收了本世纪艺术电影的种种成果之后，回归大众群体。”[2]今日，新主流电影在相对稳定市场环境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类型化的表达策略，这是中国电影人在主旋律价值输出上极为重要的探索成果。
类型化框架的整合与建构是《中国机长》与《攀登者》的最大共性，剧情片、灾难片的元素被尽情地运用其中，成为其打入主流商业市场的利器。《中国机长》讲述了川航3U8633客机于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玻璃爆裂、座舱释压的极端险情，在压强骤变与极度缺氧环境中，周遭一切被狂风任意撕扯，镜头下失真变形的舱内密闭空间，以及电光闪烁、险象环生的迫降过程，完全具备了灾难类型片的起伏情绪与画面质感。《攀登者》中方五洲带领的珠峰突击队所遭遇的极限生存环境同样如此，十级飓风将营地的帐篷瞬间拔起，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将队员的双脚冻得乌青，冰暴和雪崩的猛烈侵袭更是将人类生命的渺小诠释得淋漓尽致。自然法则的强势无情与人类的顽强抗争，是灾难片在惊险躯壳下不朽的人文之魂，两部影片对这一主题的阐释堪称入木三分，以完全艺术化的手法诠释了大国英雄在自然界不可抗力面前的坚守。与有着摧枯拉朽般力量的造物自然相比，人类的位置就如同蜉蝣、蝼蚁，好莱坞工业流水线上的灾难片往往通过这一点的放大，来传达对现代社会人类主宰思维的反思。而《攀登者》《中国机长》两部影片则完成了类型框架下自然与人类的身份置换，人类不再是任由灾难宰割的羔羊，而是勇立潮头、不断跨越个体生命极限的猛士，体现出崭新的、本土化的类型片建构思路。
（三）历史记忆的具象化
在无形的历史记忆中建立有形的影像情节，将爱国主义细密缝合于情节的针脚之中，是新主流电影所必须遵循的叙事传统，无论以何种类型化的模式进行包装，对民族共同情感的展呈都是新主流电影的必然归宿。从形而上的主义到具象化的影像呈现，《攀登者》《中国机长》都在历史意象的选择上苦心经营，前者情节中穿插的三叶虫化石、摄像机、冰镐等颇具象征意义的物件，代表着爱情、家国与个体生命的统一;后者反复言说的安全带、氧气面罩，甚至机组人员的职业微笑，都是从与现实息息相关的生活细节推至守护生命的宏大主题，以此展现当代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职业形象和大国力量。同时，两部影片在意象符号的选择上又有所重叠，以皑皑冰雪借喻家国精神的崇高，以万仞苍岩突显英雄人格的坚毅，以风雪雷暴指代严峻的外界环境，饱蕴着价值内涵的意象，意在实现精神意指与画面所指的高度统一。大量运用平行蒙太奇突显形势紧迫，利用类型片的剪辑方式感召观众认同，为这两部新主流影片创造了严密紧凑的叙事节奏。年代与情感的众多意象，则是将不同时空的情节穿凿起来的线索，让影片的各个视角紧密勾连，形成客观完整、首尾呼应的逻辑结构，以此完善影片对类型化艺术框架的运用。
这一点是以往许多影片在尝试嫁接爱国主义精神与类型片模式时容易忽略的，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过于生硬，浮于表面的价值内涵难以拥有具体的影像表征。意象符号给予了爱国主义明确的可视形态，以此传递人物情绪、构建情节间起伏跌宕的戏剧张力，从而完成类型片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机制缝合与文化共谋。
二、时代对照、家国一元、人性剖白——新主流电影的个性建构
由主旋律影片演化而来的新主流电影，保持着意识形态内涵上的高度统一，却也不乏思想共性中的鲜明个性。对比《攀登者》《中国机长》的各项数据可以看出，在国庆档上映期间，改编自川航英雄机组新闻的《中国机长》共斩获19.19亿票房，以中国登山队员征服珠峰为题的《攀登者》累计票房为7.79亿，两者豆瓣评分分别为7.0与6.5，评分人次分别为31.1万与15万。综合线上线下热度与口碑而言，《中国机长》各方面战绩均优于《攀登者》。两部影片在营销机制上亦有类似之处，分别由吴京、张涵予领衔出演，“明星的形象和名字成为了影片的商标，从而建立起了观众（消费者）对影片的消费吁请结构”[3]。主演《战狼》《战狼2》的吴京，与主演《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的张涵予，在新主流电影领域都有着不俗的大众感召力。在营销策略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或可从影片的时代背景、家国视角等方面剖析二者成绩差异的原因。
（一）时代差异下的集体照鉴
集体记忆与英雄群像的塑造是《攀登者》和《中国机长》的共同主题，但在宏观时代背景的选择上，二者的选材立意截然不同。《中国机长》以发生在2018年四川航空的真实事件为蓝本，由于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多渠道特性，原新闻在网络、电视、报纸等平台广泛传播，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热议。该选题时效性较强，电影将发生在短短一天内的故事进行影像重构，与当下现实生活有着极高的契合度，便于建立起影片情节与观众间的双向情绪调动。《攀登者》以1960年、1975年中国登山队员两次冲顶珠峰为故事原型，同样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却是当下大众所不熟知的一段历史记忆，人们带着对民族家国的归属之感、对英雄的敬畏心理进行观影，以此完成现实时空的一次溯源与回望。因此，不同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两部影片对集体身份认同的营建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机长》中的集体主义通过行业群像的方式显现，以我国当下民航行业的发展为切入点，片中场景可以分割为两部分，一面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登机流程，空乘人员的安全引导与热情服务，另一面是隐藏在一次普通空中客运旅程背后的庞大指挥系统。电影通过一触即发的危机，点明了民航工作人员精湛的职业技能、密切的团队配合、深厚的行业素养。影片开篇以细节先行，印证了大众对民航机组人员的种种误解，例如，飞机启程前绝大多数乘客漠视安全规程，有人甚至拒绝配合关闭手机、系安全带等;面对头等舱男乘客三番五次的故意刁难，乘务长始终带着春风般的微笑一一对答，而对方只是甩下一句“一个端茶倒水的，哪来的自信”;再到险情发生后全体机组成员的沉着应对、舍我其谁，反衬该行业以保障乘客空中出行安全为己任的社会担当。《攀登者》将登顶珠峰的究极目标，按照登山队的组织方式拆分为不同视角，有方五洲、杰布、曲松林分别引领的突击队、后勤队、指揮中心，也有徐缨、赵政委等气象技术与政策上的保障支撑。影片充分诠释了不同情势下的集体观念，无论是首次登顶时的三人小队，还是珠峰大本营的我国第一代登山团队，都是以共怀抱负、精诚团结的集体形象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集体主义在极寒之地的闪光正是如此。
在集体记忆的展呈方式上，两部影片分别采用现实化、生活化情感渗透，以及历史时空回溯、英雄群像塑造，通过多元化的影像手段与叙事策略，共同定义新主流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不失为集体主义传统在时代精神引导下的内涵革新。
（二）多元形态下的家国同构
新主流电影以表达民族家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而“一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当代性和传统性两个层次构成的，意识形态的传统性表征，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历史积淀”[4]。反映在我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中，则是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思想体系与人伦理念，对过去的接续影响着主旋律影片的视角。因此，回溯“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在重礼义、轻生死、“舍生而取义”的儒家传统引导下，众多作品片面放大了小家与大家、集体与个人间的矛盾冲突，将亲情、爱情视为主人公英雄精神的间离与障碍，使其成为割舍了“身为人”的最为本真的情感流露。这样的表述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当下大众文化的审美趋向与情感诉求。“家国同构”在这一时期迅速抢占观众的心理空间，成为新主流电影惯用的演绎方式，《中国机长》与《攀登者》分别从正向与反向完成了对家国同构的诠释。
《中国机长》将守护生命与亲情演绎并置为影片的双重主题，乘客登机前零碎镜头的拼接，让观众意识到了一次空中事故背后可能就是无数个小家庭的支离破碎，机长刘长健妻女心急如焚的等候，以及影片尾声时刘长健像往常一样下班与家人团聚，温馨朴实的镜头下是令人心悸的生死考验。许多乘客站在生命悬崖边回望人生，向亲人、爱人吐露埋藏心底的秘密，一对聋哑人情侣用手语互诉爱意，一位丈夫向妻子坦诚自己是去工地当厨师而不是进大酒店，一位母亲强忍住心头的恐惧不断安抚着嚎啕大哭的婴儿……极端环境下人性真情的流露，无数次应验了守护家庭与守护家国之间的内在统一。
《攀登者》则从“为国登顶”这一宏观意义出发，开场便将人物推向了人性矛盾漩涡的中心，是救援命悬一线的队友，还是保住对记录登顶至关重要的摄像机，主人公被迫在道德伦理与理想动机的悖论中作出选择，最终，失去摄像机的三人小组，因缺乏登顶时的实拍资料遭受了国际登山界的种种质疑。为了实现“山高人为峰”的精神征服、树立巍峨屹立的大国形象，二次冲顶时，登山队员甘冒生命危险搭成人梯，或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赤脚攀登，或是在雪崩后的断崖间搭起生命的溜索。面对未能准确预测的“窗口期”，登山队员反对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气用事，去冲击今年登顶的最后机会，他们看重每一位登山队友的生命尊严，将团队的安危置于人性考量的制高点。伦理叙事下的重重矛盾，一度将集体目标与人的本真个性置于对立面，却又在一次次攀登冲顶的回环往复间，将家国大义、生命取舍、光辉人性深深熔铸于国人的骨血之中。中国电影市场在近年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以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表达为核心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市场化的渐进与转型”[5]。无法在大众文化中占据主流席位的电影，自然难以成为当下的“新主流”，家国同构作为连接个体命运与民族忧思的关键一招，在主流价值观念与大众消费心理的结合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融媒体时代的现实影像艺术，是建立在大众认同视野下的文化经济产品与价值观念的共同输出。2019年国庆档新主流电影票房崛起的现象级文化效应，充分印证了这一新生类型的市场潜力与开放的受众圈层。国产电影资本流量在近十年内呈指数倍的增长趋势，为各题材、各类型的影片提供了市场准入的可行性。“新主流电影”在这样的外界环境下自由生长，以影像镜头完成主流意识的权威话语表达，将个体的命运溪流汇聚为家国的浩瀚江河，从而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历史共同话域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清平.“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影像艺术[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159.
[2]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 J ].当代电影，1999（4）：6.
[3]何建平.好莱坞电影机制研究[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9.
[4]倪震.改革与中国电影[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15.
[5]李霆钧.新主流大片唱响时代主旋律，多样化的创作格局不断巩固[ N ].中国电影报，2017-09-06（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