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中的个体：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溯源
丁汉青 苗勃
【摘要】研究发现，个体、传媒组织、受众（用户）、竞争者、政府、技术、资本等因素均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存在关联，并且上述诸因素呈现结构化、层次化的特点，可分为内因圈层和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外因圈层。针对上述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致力于危机消解：在个体层面，从业者应提升新闻职业素养，按照媒介融合的需求培养自身技能，加强职业信仰和道德自律;在传媒组织层面，要改善相对不公平的激励机制、双轨制度和晋升机制;在技术平台层面，互联网平台在内容分发时应丰富算法取值，应用技术手段避免媚俗、虚假信息的过度泛滥;在政府层面，面对报道的问题要注意应对方法，注重人文关怀，真正解决被报道者的难题。
【关键词】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扎根理论;原因
1978年，麻省理工大学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用三圆交叠图示计算机业、出版印刷业和广播电影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他认为这些产业正在走向融合，并且三圆交叠的区域将是未来的产业活跃区。这个远见可视为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发端。时至今日，随着量子信息技术、天地通信技术、类脑计算技术、AR/VR/MR、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机、工业互联网、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从概念逐渐进入应用，媒介融合在实践层面愈加丰富且表现出多个面向。媒介融合的多个面向包括微观层面上的媒介生产融合、媒介组织融合、媒介技术融合等;中观层面的媒介产业融合等;宏观层面的社会监管和规则的融合、用户对媒体的互动使用与参与的融合、媒介融合的经济学及社会学后果等。
在这场由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所引发的媒介融合洪流中，人们将大量目光聚焦于传媒生产流程再造、传媒组织结构重构、传媒产业边界消融等议题，却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媒介融合中的“人”——新闻从业者（此处特指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编辑、记者，不包括新闻行业内的经营管理类人员）。这些从业者曾挺立在社会这艘大船上，怀揣新闻理想，秉持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鼓”与“呼”，既获得了公众的尊敬，又对所从事的职业充满了自豪感。但近些年，一方面，新闻记者离职现象频频发生[1]，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也在下滑。[2]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失范现象屡屡发生。2019年7月24日，四川广播电视新闻频道暗访节目出现不当画面[3]、9月25日源自百家号“都市故事会”中一篇缺乏基本新闻要素的稿子被澎湃新闻、文汇网、《哈尔滨日报》等争相转载[4]等事件更是为新闻职业伦理失范提供了最新注腳。以上种种，均释放出中国新闻从业者面临职业认同危机的信号。
从微观上看，新闻职业认同危机关乎的是新闻从业者个体职业生涯的冷暖;从中观上看，关乎的是新闻业的健康发展;从宏观上看，则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路径。因此，无论是从人本主义、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社会长治久安角度看，都有必要厘清当前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结构化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促使新闻从业者逐渐走出危机的策略建议。此亦为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职业认同”是从业者对自己职业身份、职业价值、职业特征的认同状态，是由职业认知、情感、动机、期望、意志、价值观、满意度、忠诚度等构成的综合职业心理状态”。[5]“职业认同危机”即职业认同形成和变动过程中产生的冲突矛盾，可理解为职业认同的反面，建构职业认同的因素同样影响职业认同危机。因此，文献综述部分既回溯职业认同文献，也回溯职业认同危机的研究。
在职业认同研究中，学者对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探讨可概括为个人因素（性别、职业志向、心理特征等）和环境因素（工作环境、社会评价、行业规范等）两个方面。譬如，宋广文、魏淑华分析了性别、年龄、职业动机等个体因素，以及学校类型等环境因素对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水平的影响。[6]王晨光、张爱萍认为，导游职业认同影响因素是由职业特征、个体因素、外部支持、工作认可和组织环境构成的五维度结构。[7]陶建杰、张涛则发现，性别、年龄、家庭等个体因素对新闻本科生职业认同影响不大，校内教育和校外实习互为补充，则对职业认同有显著促进作用。[8]丁汉青、王军则将职业认同分为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三个层面，发现新闻院系在校生群体的职业认知认同水平整体较高，但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则相对较弱。[9]
学者在研究新闻职业认同时，也常论及职业认同形成变动中的冲突矛盾即职业认同危机问题。譬如，樊亚平在研究近代中国（1815—1927年）外报记者职业认同时发现，物质回报的匮乏、社会大环境的偏见及“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观无法与近代新闻职业价值观相通约，导致从业者陷入角色冲突之中。[10]甘丽华以《中国青年报》为案例，认为新闻职业政治化、商业化、专业化和情绪化的不同要求，导致从业者产生“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身份尴尬。[11]丁汉青、王军的研究发现，新闻院系在校生群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认同危机，即职业认知认同危机、职业情感认同危机和职业行为认同危机。该研究还在分析职业认同与职业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在校生职业认知认同危机程度越高，其职业情感认同和职业行为认同表现得越消极;而当在校生职业情感认同危机程度越高时，该群体的职业行为认同则会表现得越积极。[12]
总体来看，专门针对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鲜有将其影响因素结构化、系统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拟采用深度访谈法，基于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归纳总结21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访谈资料，尝试厘清媒介融合大背景下新闻职业认同危机背后的结构化原因及可能的消解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样本量为21人，用A01至A21代替。分别有8位纸媒从业者，7位广电从业者，6位转型到互联网或本就在互联网行业任职的从业者;男10人，女11人;20至29岁3人，30至39岁13人，40至49岁3人，50岁及以上2人。
在获得质性访谈资料后，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进行数据分析。扎根理论是自下而上建构实质理论的研究方法，一般没有理论假设，从原始资料中归纳概念和命题，最后上升到理论框架，一般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13]开放式编码给予任何可以编码的句子概念化标签，形成自由节点。主轴编码分类、组织数据，将自由节点归纳为树节点。选择性编码厘清核心树节点及节点间的关系。[14]本研究采用NVivo11（简称N11）软件作为资料分析工具。
三、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溯源
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结果显示，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包括政府、技术、传媒组织、个体、受众（用户）和资本等层次范围不同的因素，依次被提及84、43、27、23、11和7次。另外，竞争者因素也影响职业认同危机，因其与技术、资本因素关系紧密，因此，未列在树节点中，而被编码为自由节点，包含于树节点内，材料来源指提及节点的人数，参考点指提及节点的次数。
（一）政府因素
政府因素是被访者提及次数最多的树节点。其中，政府“监管压力”则是提及人数和次数最多的自由节点，也是新闻职业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管制下，相关部门的宣传诉求有时与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相统一，但也会有摩擦。
（二）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也是导致新闻职业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其提及次数仅次于政府因素。互联网技术的横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垄断优势，为传统媒体塑造了新的竞争对手，也冲击着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和知识结构。
在塑造竞争者上，内容和渠道曾经是稀缺资源，基本垄断在传统媒体手中。然而，互联网等新技术却使内容和渠道愈加丰富，传统媒体的垄断优势被削弱，影响力下降，威胁着从业者基于影响力建构的成就感。
在冲击知识结构上，新闻从业者以往主要专注于内容生产，也就是所谓“专家型记者”。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组织越来越需要“通才型记者”。新闻从业者不仅要会采访、写作、社交，还要跨领域掌握编程语言、使用新技术，这使得新闻从业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传媒组织因素
传媒组织因素树节点的提及次数仅次于政府因素和技术因素，是影响新闻职业认同危机产生的第三个原因。首先，传媒组织金字塔形的行政架构常造成晋升困难的局面。其次，以量为主的激励机制也使从业者担心有一天“跑不动新闻”会影响自己的收入。资深记者即便有着丰富的阅历，也会陷入“体力不支时又没有退路”的焦虑之中。最后，在用工制度上，部分传媒仍保留着双轨用工制，非事业编员工没有编制、户口，且工资待遇较低，加重了从业者心中的不平衡感。
（四）个体因素
物质生活压力和职业技能状况等个体因素也在影响着从业者的价值感知与职业实践。
传统媒体物质待遇整体偏低，对于大多数仍未探索出有效的新盈利模式的媒体来讲，此种情况尤甚。虽然ERG理论证明人类较低层次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仍有可能产生高层次需要，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物质生活资料仍是生存之本。个体所面对的物质生活压力大小成为调节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重要因素。从业者自身对职业技能的掌握也影响着他们对新闻职业的认同程度。当职业技能难以撑起职业实践时，从业者也会产生“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的焦虑和无奈：“我调查能力不强，做调查要寻找线索、劝别人接受采访，硬着头皮做，感觉很累。”
（五）受众/用户因素
受众（用户）的娱乐、感性化需求经由传媒组织提高收视率和发行率的诉求传导至从业者，从业者时而需要在“媚俗”和保持专业严肃之间做出平衡取舍，进退两难间也会感到“矛盾和纠结”。“我们有收视率考核。但一些观众喜欢看热闹，扯皮、打架、抓小三之类，让我很难做。”
（六）资本因素
资本因素是被访者提及次数最少的一个因素，但在形塑新闻职业认同危机中也发挥着作用。
资本的盈利逻辑有时会与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想相悖，诱发职业认同危机，“我想做中国村庄的节目，但没有人投资，去做商业节目就能很快变现，很矛盾”。
另外，资本也在塑造竞争者，其对互联网的追捧使得传统媒体竞争对手的优势越发凸显。受政策限制，传统媒体融资渠道相对受限[15]，但互联网媒体的融资渠道则较为宽松。在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生态飞速发展的环境中，许多互联网平台成为资本的宠儿，资金实力雄厚。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企业竞争广告、艺人等资源时往往落于下风，从业者也颇为被动：“现在请艺人很麻烦，互联网愿意砸重金请艺人，电视台要去抢资源只能竞价。”
四、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溯源图式
在与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相关的诸种因素中，政府、技术、传媒组织是被提及次数较多的树节点，个体、受众（用户）和资本因素的提及次数较少。竞争者因素因与技术、资本关系紧密，因此被编码为自由节点，包含于技术、资本两个树节点内。在选择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分析节点间的联系，建立结构化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溯源图式，为改善危机提供思考框架。
（一）个体的“可为”与“能为”：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内因
新闻从业者个体为职业认同危机的直接承受者，其感受到的物质生活压力、所拥有的专业技能等个体特征影响着职业认同危机水平，前者体现的是职业的“可为与否”，后者反映的是职业的“能为与否”。
个体感受到的物质生活压力越大，職业认同危机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其实在个人感受到的物质生活压力与职业认同危机水平之间，应有个调节变量，即个体从新闻业中所获的“补偿性收入”。新闻职业所提供的物质报酬总体来看并不高，该行业之所以有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就在于其能赋予从业者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较强的成就感、荣誉感等“补偿性收入”。[16]较丰厚的补偿性收入可以相对缓解福利薪酬偏低所造成的物质生活压力;较贫瘠的补偿性收入则可能加剧新闻从业者对物质生活压力的感知，产生较强烈的职业认同危机：“我想爱这份职业，但这份职业能给予我的实在太少。”近几年，新闻从业者所感受到的物质生活压力增大，一方面与房子、教育、养老等民生成本增大有关，另一方面，亦与传统媒体在与受到新技术与资本“双重加持”的互联网企业竞争中遭遇败落，致使薪酬福利相对或绝对下降有关。另外，在新闻业整体式微的语境下，新闻从业者所感受到的社会地位、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等“补偿性收入”亦同时下降，使职业认同危机越发强烈。
个体专业技能的差异亦影响新闻职业认同危机。专业技能当然与个体先天资质及后天学习态度、能力等相关，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技能迭代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新闻从业者自我效能感偏低不再是个案。偏低的“自我效能感”也加剧了认同危机。
个体因素虽是影响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直接内因，但个体作为传媒组织结构、市场结构及社会结构中的一分子，其所遭受的职业认同危机不能不受上述结构的影响。
（二）结构的“不合理”与“不稳定”：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外因
职业认同危机是个体心理状态，除个体因素外，其他皆为外因。其中，与个体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结构是传媒组织，传媒组织因素构成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微观外因层。传媒组织通过制度安排向从业者提供薪资报酬、身份地位和晋升空间，制度可以实现相对公平，但也会有其“不合理”之处，对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在传媒组织之外，受众（用户）因素和竞争者因素构成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中观外因层，即这兩个因素通过作用于传媒组织，进而影响新闻从业者。而受众（用户）的流失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息息相关。近年来，实力越发雄厚的互联网企业改变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之间的博弈结构，原先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的社会资源不断流失，令从业者产生“今不如昔”的感慨。
受众（用户）与竞争者因素也受更大圈层的塑造，政府、技术、资本因素便处于这个更大圈层之中，构成影响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宏观外因层。首先，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政府管制压力时而与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诉求相矛盾，政府偶尔也会忽视或不当处理传媒报道的问题，如此种种均可能导致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产生。其次，技术因素缔造竞争者，形塑着受众，也冲击着既有的新闻专业理念和知识结构。面对由新媒体技术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新闻从业者越发感到前途渺茫和力不从心。最后，资本追捧受众喜好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使得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追求时而与资本的盈利需求相冲突。资本也在追捧效率更高的互联网技术，加剧着传统媒体博弈优势的消解。
综上所述，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是个体心理状态，受个体的“可为”与“能为”等内因影响。而作为“结构中的个体”，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产生也与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有关。结构性外因既具有传媒组织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等“不合理”之处，也有技术变迁、资本追捧所引发的受众（用户）偏好转变、竞争对手博弈力量增强等“不稳定”之处。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组织、受众（用户）、竞争者、政府、资本等外因因素不断变化，仍停留在传统框架中的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在新旧结构之间来回拉扯，对职业的认同感也在一次次的痛苦、焦虑和怀疑中转化为认同危机。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消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已成为亟须思考的问题。
五、消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策略
新闻职业认同危机是有着结构性原因的个体层面的问题，其解决虽最终将落于个人，但针对结构性原因的策略建议必将是个系统体系。
（一）个体：提升新闻职业素养，将自己升级为有能力有操守的“2.0版新闻人”
面对层出不穷的媒介新技术，新闻从业者需要全面提升自身的新闻职业素养，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媒介生态环境。新闻职业素养的提升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主动学习包括数据挖掘、事实核查等在内的新技能，熟练掌握与新闻生产有关的各种新工具软件，将自己升级为适应媒介融合特点的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加强职业信仰和道德自律，不随波逐流，坚持新闻职业操守与情怀。当今新闻从业者需认识到，我们不缺少数据生产者，但我们缺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取向的新闻理想坚守者;我们不缺少流量“大V”，但我们缺少能透过信息迷雾接近事实真相的“慧眼”。还需要认识到，即使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发展仍离不开负责任的新闻界，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则由众多有着职业精神信念和职业道德伦理的新闻从业者共同撑起。
（二）传媒组织：提供支持，并致力于内部机制的完善
传媒组织既是社会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新闻从业者获得个人满足感与个人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消解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过程中，传媒组织可采用的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给新闻从业者提升自身职业素养提供组织支持。包括对员工开展系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伦理培训，鼓励员工脱产学习等。二是改善内部机制，以消除相对不公平带来的负面影响。譬如，在激励机制方面，可以对资深记者实行年薪制，保证其职业实践不过度受年龄制约。同时，也可改善组织内部的双轨制，避免从业者因愤愤不平而失去精神动力。在晋升机制上，可在行政职务的晋升体系之外建立一套以业务为准的晋升体系，让从业者看到向上发展的希望。
（三）技术平台：助力新闻从业者开展新闻生产
近些年，数据分析平台和新闻聚合类平台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新闻业，这些平台所拥有的数据海量、高效聚合信息、快速存取、大范围分发等优势对传统新闻生产造成冲击，亦让部分新闻从业者感受到压力。不过，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技术上带来的问题亦可从技术上加以解决。
首先，技术平台可为维护新闻版权提供技术支持，激发新闻从业者新闻生产的积极性与成就感。新闻从业者尤其是调查类记者完成一篇有分量的原创报道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果此报道“瞬间”被抓取并改头换面成为“爆款”，会令其原创者有很大的受挫感。技术平台可为维护原创新闻作品版权提供技术支持，而非任由新闻作品侵权者肆意妄为。
其次，技术平台可为新闻生产提供技术接口与辅助服务，助力新闻从业者升级业务能力。第一，提供技术接口。2016年起，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连我（Line）、脸书等社交网络相继开发出聊天机器人程序，随后这些程序陆续对媒体开放，新闻从业者可以在工作中采用新闻聊天系统。第二，提供辅助服务。2015年谷歌推出新闻实验室，记者可以访问谷歌的所有应用程序的数据，以获得选题策划、稿件写作、内容分发等帮助。2016年10月10日，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内容生产者。新闻从业者亦可从该实验室获得选题策划、洞察用户等方面的帮助。第三，技术平台可投身假新闻狙击战，为专业的新闻生产净化环境。
在内容分发上，技术平台在“投受众（用户）所好”之外，还可丰富算法取值，注重新闻的严肃性、客观性和重要性，避免媚俗信息的过度泛滥，也可开发技术工具进行事先拦截和事实核查，有效拦截、鉴别虚假信息。譬如，Facebook于2017年开始使用AI检查每天在Facebook上分享的数百万个链接，识别出其中的可疑内容，然后将它们发送给事实核查人员。当事实核查人员确认可疑内容为虚假信息时，Facebook就会对可疑的信息添加警告标签，对“有争议的”信息加上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站的链接，并通过降低其在用户news〓feed中的排序位置等方法减少此内容的传播范围。这种做法可以净化新闻生产环境，有利于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消解。
（四）政府部门：正确处理新闻报道所揭示的问题，让新闻从业者感受到“新闻的力量”
2013年，习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政府部门当然有自己的调查研究工作机制，不过，基于中国主要媒体“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性质定位，政府亦可将新闻记者视为“调查研究”的一支补充力量。面对新闻报道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政府部门不应遮掩躲闪，更不应为尽快息事宁人而草率地搞“一刀切”，而应以人为本，目光长远，妥善解决问题。政府与新闻从业者若能在“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形成合力，不仅可以让新闻从业者切实感受到“新闻的力量”，从而有助于职业认同危机的消解，而且更有利于及时解决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健康、更温暖、更美好！
六、小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在新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持续发展的今天，传统新闻业整体式微。传统新闻业的从业者难免要遭受“原”职业认同不断被突破、“新”职业认同尚未建构成熟的“割裂期”。此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本文虽发轫于对此现实的关切，但坦率地讲，行文至此，我们仍没有信心说找到了短期内消解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有效良方。毕竟，一方面，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消解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新闻从业者自身、新闻行业自身所能操控的范围，已与社会各领域“深化改革”的走向与行动密切关联起來。另一方面，新闻职业认同危机的消解与新闻职业认同的重构密切相关，而在新闻业尚处转型期的今天，职业认同的重构非一朝一夕之功。
虽如此，我们仍相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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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汉青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苗勃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