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视域下传统出版的挑战与全媒体出版

    

    

    【摘 要】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各国交往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给传统图书出版行业带来巨大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时期，出版行业更加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积极向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转变，力争解决出版企业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平衡的难题。

    【关 键 词】疫情；传统出版；挑战；全媒体出版

    【作者单位】白中林，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7.001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各国交往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传统图书出版行业带来巨大挑战。通过观察出版行业近期的反应，结合近年来传统出版行业的转型趋势，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出版行业未来的方向。從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犹如催化剂或加速器，让传统出版更加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冲击与变革

    中金易云大数据平台对全国图书市场的监控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图书销售码洋同比下降29.16%，其中，线下销售份额同比下降超过50%。这个数据监测只是表面的，背后第一季度图书生产情况、出版企业开工情况等都是暂时无法统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毫无疑问是全面的。这体现在诸如出版企业现金流、编校流程、印制开工、发行渠道和法律上的履约能力等多方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大家首先关注的是餐饮、房地产乃至外贸产业受到的影响，因为这些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行业。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领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下，很多出版企业面临只出不进的现状，现金流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企业做出降薪的决定。

    在编校流程方面，由于出版社的编校工作可以灵活处理，疫情的到来虽然使得编校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并没有对编校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与编校工作相联系的排版和印制，则很大限度上牵制着整体出版的进度。在出版企业编校工作和线上ERP系统两条线的情况下，ERP流程的电子智能化虽然可以实现远程办公，但是书稿的编校仍旧是线下的流程。这无疑耗费了不少流程衔接的时间。印制方面整体上受制于全国的局面乃至各省市的政令，因为图书印制是审批许可印制，一种图书只有获取委印单后，才能由申请批准的印厂印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书印制的进度取决于申请印厂是否被批准开工，一旦申请印厂没有复工，出版企业要更换印厂的前提是更换委印单，并重新走审批流程。这些都是图书生产的影响因素。

    发行方面应该是出版企业受疫情影响最直接的环节。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正常的图书馆配会、新书发布会等都无法举行，等于说出版前端各个环节虽然有所延迟，但是还在进展，而发行环节受到很大的阻碍，由此导致库存越来越多。当下，出版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在发行上不断寻找新的突破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版企业还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图书出版一般都是在著作权合同下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整体上延缓了出版的进度，导致出版企业面临国内外著作权合同违约的压力。不过，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被视为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将会很大限度上化解出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东升教授在2020年3月7日以《危机全球化与治理现代化》为题的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全面隔离模式驱动企业、家庭、政府不得不适应线上运行，培养5G应用和云生活的习惯”。确如所言，疫情加速了出版行业某些已经初见端倪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营销方式和渠道的创新。例如，全国图书馆馆配会的惯例是到某一个城市举行馆配会和会议论坛，现在紧急变更为线上馆配会，由各个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进行线上导购。同时，出版企业的营销从微信公众号迅速向抖音等直播平台扩展，通过在线直播和短视频营销，从众多编辑中迅速遴选一批带货达人。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新书发布会这种线下活动很难举行。这就促使线上发布、平台直播、线上课程和知识付费更直接地走到前台，极大地拓展了出版营销方式和渠道。

    因此，从更深层次讲，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出版也有促进的一面，迫使传统出版向全媒体出版加速转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社会隔离的前提下，商务印书馆在第一时间推出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微信版、网络版，随后建立了在线电话服务系统，首期覆盖湖北9个市的方言片区，而且提供24小时方言电话服务。这个通过数字出版抗疫的典范是建立在商务印书馆庞大的汉语方言语料库统计和医用场景调研基础之上的。同期，国内还有出版社迅速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等图书的电子版，一时间抗疫融媒体口袋书、视频软件等多种媒体出版形式纷纷涌现。

    不难看出，面对疫情的冲击，一些出版企业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效益影响应对中跳出，开始逐渐调整自己的出版模式，探索更多新的可能性。

    二、从传统出版到全媒体出版的转变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出版作为一种产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传统出版更是在工业社会发展到极致。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的到来，出版的形态也将由原子形态向比特形态转变，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的概念在我国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从主体上看，不仅包括传统出版商，还包括网络和电信公司；从对象上看，不仅包括传统图书的数字化，还包括音乐、游戏等。西方的出版领域也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概念，西方更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混合出版（Hybrid）。所以，本文提及的数字出版仅指图书的数字出版形态，是以传递知识为主的出版形式，而不包含音乐、游戏等非图书的出版。

    由数字出版导致的多种媒体出版状态，可以被称为混合出版或者全媒体出版[1]。当数字技术呈现席卷之势时，传统出版企业迫于各种压力开启了转型之路。然而，经过这些年图书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博弈，电子版图书并没有完全取代纸质版图书，纸质版图书不仅巩固了自身的领域，而且呈现逐渐增长的势头。这又导致不少传统出版企业放松警惕，以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挤压只是“狼来了”的谎言。然而，疫情的到来，正好让我们重新思考出版的形态问题。

    毫无疑问，一种产业形态向另一种产业形态的转变并非突然的，即使是提出“数字化生存”的尼戈洛庞蒂也是认可这种渐进趋势的。例如，尼戈洛庞蒂在提到美国克诺夫出版社为什么还用古板的办法出版他的《数字化生存》，为什么把《数字化生存》作为原子，而不是比特来发行的时候，讲述了三个原因。第一，无论是企业管理人员、政治家、家长，还是所有需要了解这种数字新文化的人，手中都没有足够的数字媒介。第二，他在《连线》月刊上开辟了一个个人专栏，几年来，专栏得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反馈，他决定重新思考过去发表过的文章主题。第三，互动式多媒体留下的想象空间极为有限，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太过具体，因此，人们越来越难在其中找到想象力发挥的空间。相反，文字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象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在这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最为关键。这首先说明了图书出版从原子状态进入比特状态需要数字媒介的环境；其次，传统出版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即给予人想象的空间，多媒体的出版虽然便捷，但是有局限性。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出版企业在未来必须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在包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全媒体出版中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具有多重含义。

    这种平衡首先是指空间意义上的平衡，因为我国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国的数字媒介在东部区域比较集中和普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学校线上授课举措，使中西部学生数字媒介匮乏的问题凸显。

    在全媒体出版形式中，另一种平衡则是时间意义上的平衡。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进入信息社会或数字社会，那么，自我国加入WTO后，工业社会才得到加速发展。最近，在工业社会全面成熟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先后提出《中国制造2025》（201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不仅将人工智能写入全国政府工作报告，而且十九大报告中重点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就是说，国家从战略层面已经开始注意社会经济逐渐迈向后工业社会或数字社会。未来，中国出版的形态可能更多呈现为数字出版，这个判断落实到现实层面，也有非常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例如，2019年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中国网民数量达到8.54亿，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9小时[2]。201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有所下降。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3]。这可以看出，网络和移动终端成为国民阅读的数字媒介，在这个数字阅读人群中，青少年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而疫情使更多中老年人开始亲近数字媒介。就不同代际的阅读习惯而言，我国出版企业面临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即在全媒体出版形式中，如何更好地平衡当下与未来的需求，是值得出版企业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

    关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我们已经逐步认清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而是一种积极的互补关系。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出版企业都要在全媒体出版形式中做好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平衡。然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出版企业造成的全面冲击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并不是简单的出版终端形态之争，即并非尼戈洛庞蒂讲的把原子状态的图书变成比特状态。相反，我们要借数字化的浪潮，在疫情的沖击压力下，通过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对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用尼戈洛庞蒂的话语来讲，就是出版流程实现比特化。届时，出版的平衡将转化为出版结果形态的选择，从而化解出版平衡的难题。

    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到，整体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版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编校流程、印制开工、发行渠道和履约能力等方面。这些基本是全媒体出版流程再造的核心环节。归纳而言，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主要分为三大环节：内容环节、印制环节和发行环节，也就是常说的传统出版的编印发流程。通过对出版的流程再造，我们可以在出版过程中形成人机结合的新模式，兼顾到内容服务和读者、作者、出版商之间的互动。

    首先，编辑在任何出版形态中的重要地位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中国编辑协会所言，编辑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在出版的流程再造过程中，目前更多的研究侧重通过大数据的抓取辅助确定特定选题，乃至帮助科研者确定研究课题，以便学术与出版更好地衔接。例如，世界知名的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在2013年就与伦敦大学学院（UCL）共同建立“UCL大数据研究所”，助力确定科研方向，并承接研究成果的出版[4]。显然，这种方式虽然有其优点，但是对我国的出版企业来讲并不具有代表性。出版企业作为知识服务企业，主要起到传递知识的作用，更多是与作译者、科研机构合作，承接其成果的转化，而不是直接生产知识本身。

    就我国的出版现状而言，尤其是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出版企业恰恰可以在一项内容服务中通过出版流程再造大展身手，这就是中外作品的互译。首先，就市场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和少儿图书蜂涌而至，起到了补充新知的作用，当时这些引进版图书在我国出版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近年来，虽然引进版图书的品种有所下降，但是引进版图书整体码洋仍然占据半壁江山。在我国提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翻译和出版仍在继续。同时，阐释中国发展道路，向海外输出中国优秀文化成果，也是文化双向交流的应有之义。翻译的规模性与迫切性要求对出版企业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人工智能翻译可以提供很好的助力。例如，网易有道公司与电子工业出版社在2018年联手出版了《极简区块链》，这本书据称是世界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机器完成翻译、人工审校的图书，全书共20万字，机翻时间不到半分钟[5]。

    机器翻译加人工审校的智能合成模式将極大地释放出版的效率，这种对出版流程的智能加持，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在IBM的人工智能沃森医生的实验中，沃森通过对医学图书的学习掌握了医疗知识，通过对病例的学习掌握了实际操作，很快就能给出与主任医生几乎一致的诊治方案。目前，针对图书出版翻译领域，语言桥等翻译公司开始与国内出版社进行合作，通过人机结合翻译图书。在理想状态下，通过语料库和专业术语的训练，人工智能翻译可能会达到相对精确的翻译程度。

    内容的提供只是知识服务的开端，对全媒体出版流程再造的重点是打破线上和线下割裂的现象。目前，多数出版企业的ERP系统仅仅具备流程功能，而编印发环节是在线下进行的。例如，编辑会打印纸质书稿并进行加工，然后发排、校对，中间辅以黑马校对，之后再付型、编辑复核。整个出版流程还是在比特形态与原子形态之间不断转换。新的全媒体出版智能流程再造将促进比特化的编印发流程与ERP系统的衔接。前端是供稿系统，供稿系统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译者直接供稿，另一方面是前端连接智能翻译系统。编辑在接收直接供稿后，进行线上编辑加工，再传输给美编进行版面和封面设计；排版完毕后，机器会校对书稿，检查与编辑发稿内容是否一致，人工智能校稿在错别字、多字、标点识别和格式统一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在机器校对后，书稿被发给责编复核；责编复核确认后，改复校样，校对员再对其进行线上三校及通读；之后，作者改样付型，待作译者确认后，出版社即可出电子样书；书稿审核无误后，编辑根据需要选择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前端连接智能翻译系统的书稿出版大体也是这个过程，甚至比这个过程还要简洁。书稿在对接翻译系统的人工在线审校后，可以直接按照出版社的版式出校样，在线上进行编辑加工。

    可以说，在整个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中，出版企业后续印制无论选择按需印刷，还是批量印刷，无论发行纸质版，还是数字版，都可以从容应对。最为关键的是整个全媒体出版的比特形态流程，基本上是全程可追踪、可复原的。在这个流程再造中，不仅图书信息与印制、发行两个环节是共享的，而且出版企业可以针对编辑文本提取关键信息，形成语料数据库、学科知识报告等，进一步提供深度知识服务。

    在中国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趋势中，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传统出版变革的步伐，尤其是发行全面线上化、智能印制去库存化等特征凸显。例如，商务印书馆针对全媒体出版的流程再造实施了“四库三平台建设”：语料库、书目数据库、资源库、工具书数据库，全媒体生产运营平台、语言知识服务平台和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这种全媒体出版流程再造可以让出版企业摆脱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平衡的难题，从而掌握主动权，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决定出版物的产出形态。

    |参考文献|

    [1]于殿利. 出版是什么[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248-250.

    [2]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2019-08-30）[2020-03-20]. http：//media. people.com.cn/n1/2019/0831/c40606-31329137.html.

    [3]许旸. 数字化阅读渐成主流，成年人日均“触屏”近85分钟[EB/OL].（2019-04-17）[2020-03-20]. http：// www.xinhuanet.com/book/2019-04/17/c_1210110954.htm.

    [4]丛挺. 基于知识链的全球学术出版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 出版科学，2018（1）：27-32.

    [5]孙阳. 全球首本人工智能翻译图书面世，AI或将加快版权出版步伐[EB/OL].（ 2018-08-23）[2020-03-2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823/c1004-30247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