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张笑美
[摘要]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英译杜诗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1.022
杜甫（712—770）是中国唐代中期以前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元稹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另外他还是一位极富人文关怀的诗人，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扶君至尧舜”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其诗文深沉蕴蓄，感情曲折抑扬，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杜甫及其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语世界也不断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将杜甫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其在1898年出版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选译了从周秦到清代的诗歌共200首，其中杜诗10首。其译作“诗味浓郁，严谨典雅，在西方风行一时”[2]（P39）。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称“Giles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3]；北大教授许渊冲在《谈唐诗的英译》一文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度，指出“宁可继承Giles诗体译文的传统”[4]。
相比于翟理斯的杜甫诗歌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接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略显单薄。李特夫[5-6]在2001年发表的关于杜甫诗歌在西方译介情况考论的两篇文章中仅对翟理斯英译杜诗的重要地位有所提及；郝稷[7]在《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中也只是对翟理斯英译杜诗予以简单介绍和评析，而对翻译过程及译者本身的研究并未触及。另外，传统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对等”，对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研究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象，并探究其原因。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提倡者和推进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及作用，认为“基于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等不存在，译者面对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且容易被误读的文化材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进行研究”[8]。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勒菲弗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9]。下面我们具体阐述决定译者翻译策略使用的2个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惯例、传统、信仰等文化形态在内的广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狭义的意识形态，它是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内容主题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不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当原文本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大多数译者都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改写原文本，从而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相融合，以贴近目标读者的心理期待。
除意识形态外，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还有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解，一种诗学形态包括2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段、样式、题材、原型人物、场景、中心思想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功用。前者从技术层面对原文进行改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写，借以博得大众注意。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首先是比较文学理论的一种，但是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根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来操控译者，诗学则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文本表征”[10]。一些看似不忠实的翻译，可能不是语言文字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探究翟理斯译改杜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改写
杜甫一生写下1 500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咏物写景诗中，甚至在有关朋友、兄弟及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渗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10首杜诗除了《石壕吏》直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9首诗都指向杜甫的个人生活世界：《绝句·江碧鸟逾白》反映的是羁旅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即景抒情诗，描写村居田园之乐；《月夜忆舍弟》抒发思友怀亲之情；《江村》描写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描写寻仙访隐、宴饮郊游的场景；《曲江二首》则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译文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也不再是一个于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士。这种对杜甫形象的改变和对杜诗内涵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的特殊处理所致，以下只具体谈两点。
1.译文对诗题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处理
翟理斯在翻译诗题时有意偏离原诗题。杜诗拟制诗题之妙，历来为诸多杜诗学研究者所称赞。比如清代的金圣叹曾评论《江村》：“题曰江村，诗曰江村者，非江边一村也。乃清江一曲，四围转抱，既不设桥，又不置艇，长夏于中，事事幽绝，所谓避世之乐，乐真不啻者也。”[11]“江村”之题与全诗主旨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微妙联系，然而翟理斯却将该诗题目译为“Home Joys”（合家之欢）来概括全诗大意，从而尽失曲折之美。对比原诗可知，翟理斯所译的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相一致。《绝句·江碧鸟逾白》译成“In Absence”（不在场），《落日》译作“Wine”（酒），《月夜忆舍弟》题目译为 “To My Brother” （致吾弟），《琴台》则直接以故事主人公之一“ SSUMA HSIANGJU” （司马相如） 为题，《题张氏隐居》译为“The Hermit” （隐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的题目译为 “A Picnic”（郊游），《石壕吏》译成 “Pressgang” （征兵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翟理斯同时选取了《曲江二首》，却将其分别翻译成两首韵律形式不同的诗，并分别以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为之译题。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题目，即诗题主要是依据他对原诗大意的理解而自创。翟理斯译诗中题目的偏离使得原诗作者杜甫的形象越来越生活化、田园化、浪漫化。
此外，翟理斯还有意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杜甫诗歌号称“诗史”，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地理等社会信息。然而这些重要信息在译诗中却消失殆尽。例如《石壕吏》和《琴台》，原诗题特地标明诗歌所描述事件的发生地点“石壕”、“琴台”这2个重要地理信息，而译诗诗题为《征兵队》《司马相如》；另外，诗句“急应河阳役”被译成“to journey the seat of war”，河阳这个地理信息也被一笔抹去。翟理斯译诗对杜诗所蕴含的文化典故基本不予说明。翟理斯的10首英译杜诗中只有2处注解，一处是对《琴台》中的司马相如进行注解，解释非常简短，偏重于他与卓文君的风流韵事，诗中凭吊古迹之感转化为杜甫本人心中情感渴望的表现；另一处是对《题张氏隐居》的尾句“对君疑是泛虚舟”给予说明，指出杜甫对自己能否接受隐士生活产生怀疑，而并未对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说明。翟理斯在译文中对杜诗原文中的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淡化，降低了杜诗的史料性和文化内涵，削弱了杜诗的历史厚重感。
2.译文对诗歌样式的选用
从诗歌体裁样式来看，杜甫是一个众体兼长的诗人，绝句、律诗、古体、五言及七言，他都能运用自如，行文比较多变。然而，通过对照原文和译文2个文本，发现翟理斯的英译杜诗，在诗歌形式上以诗译诗，力求对应，以传达诗歌的美感。翟理斯为创造与原诗的某种对应，译诗的句数均与原诗保持一致：绝句以四句译出，律诗则以八句译成。此外，译诗还特别注重押韵，或隔行押韵（alternative rhyme，又称交韵）或两句一韵，或用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或用抑扬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这些都是传统的维多利亚英诗格律特点。
在翟理斯《古今诗选》选译的10首杜诗中，有1首五言绝句（《绝句·江碧鸟逾白》），4首七言律诗（《曲江二首》《题张氏隐居》《江村》），1首五言古诗（《石壕吏》），4首五言律诗（《落日》《月夜怀舍弟》《琴台》《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这4种体裁都有各自的字数韵律形式限制。然而翟理斯却将它们一概译成英国维多利亚诗歌样式。这样译文所传达的作者杜甫只能是一个文风拘谨、风格单调的诗人形象。
综观《古今诗选》，翟理斯的杜诗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这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凸显了杜甫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题材；二是大规模删除杜诗中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三是利用维多利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这种改写，在形式上，改变了杜诗众体兼长及行文多变的特点；在内容上，使原文中的那位有着济民安邦抱负从而忧国忧民、积极入仕的儒者，变成了译文中耽于寻仙问道、宴饮游乐、思亲怀乡、田园村居、家庭之乐的隐士；在总体风格上，一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使其转变为轻松、明快、简洁的诗风。
三、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分析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影响因素
下面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翟理斯《古今诗选》改写杜诗的原因。翟理斯历经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因而他的翻译行为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
1.意识形态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层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重大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英国民众过去坚定的宗教信仰，特别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与《人类的进化》（1871）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根基。18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使得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纷纷瓦解，至1890年代几乎彻底崩溃。随着艾约瑟的《中国的宗教状况》（1859）、理雅各翻译的《道德经》（1885）、翟理斯撰写的《老子遗存》（1886）在英国的出版发行，道教思想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流传。宣扬“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返璞归真”的道家哲学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追求自由与和谐社会的渴望。因而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感受历史悠远的东方文明，窥看中国的芸芸众生和社会百态，并从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出口[12]。翟理斯作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和汉学家，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赋予他以特殊使命：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鉴于当时道教思想的盛行，为迎合当时英国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欲望，翟理斯仅选译了杜甫诗歌中描写求仙访道、郊游宴饮、田园村居、和谐家庭生活等蕴含道教哲学思想的题材，而对反映杜甫忧国忧民和“扶君至尧舜”政治理想的儒家题材的诗歌则少有涉及。通过自创偏离原题的诗题和淡化历史地理文化等信息，翟理斯的英译杜诗营造了一种道家的清净无为氛围。
事实上，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除了包括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外，还包括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后者包括个人性格、教育、生活和工作经历等因素[13]。翟理斯的父亲约翰是英国国会的牧师兼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在翟理斯小时候，其父亲就督促他抄写拉丁语和希腊文名篇，并教导他广泛阅读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育和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和实践，造就了翟理斯严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因而我们可以推断，翟理斯对古典文化的精通和爱好，是《曲江二首》之二的诗题被译为拉丁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翟理斯古板的英国学院派作风也为其以严谨、典雅的维多利亚体诗歌形式翻译杜诗提供了一种解释。
2.诗学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及文化中，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来说，译文文本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是其接受和评价译入诗歌的基本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仍然盛行传统英诗风格，诗歌读者仍习惯于格律体的传统样式。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主导形式的格律体，在遣词造句和音韵节奏方面都有比较严谨的固定格式。因此，立足于英国当时的诗学规范，翟理斯采用维多利亚诗体形式翻译杜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译诗中偶然使用希腊和拉丁文典故，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被公认为是增强译文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常用手段。[2]（P44）遵循上面提到的两点诗学规范，翟理斯的英译杜诗显得典雅、整饬而严谨，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易被当时英语世界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四、结语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改变了杜诗的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也改变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译者所处的时代特点、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诸多因素，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译文的产生。
翟理斯虽然并非首位杜甫诗歌的英译者，但是与早先理雅各的翻译相比，“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提到较为重要的地位”[7]。翟理斯的研究和翻译，为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认识和欣赏杜甫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推动西方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译文对原文的种种改写，偏离了中国传统中杜甫及其诗歌的固有形象。尽管如此，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留下诸多遗憾的同时，也为原诗的重译开辟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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