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森的否定史诗与神话方法：评《红的自传》
摘 要：安·卡森（1950—）是重要的加拿大女诗人、古典学家。她的首部诗体小说《红的自传》以虚构性自传结合成长小说的形式，聚焦于一个住在一座加拿大小岛上、名为革律翁的男孩二十几年的成长经历。本文通过探讨卡森作品中对神话题材、现代主义手法的使用及其围绕正文的诸多附录形式，提出卡森的写作是一种不同于C. D. 布兰顿意义上的否定史诗。她所否定的并非历史，而是与经验真实相对的、围绕因果论和二元论的历史书写方式。她对神话题材的借用，也即她书写神话的方法，则是还原日常生活中经验真实与超越的诗性相杂糅的手段。
关键词：安·卡森；《红的自传》；否定史诗；神话方法；历史；诗体小说
“问：那你的小主人公革律翁呢？
斯特西克鲁斯：对的，它是红的，这我喜欢，地质和人格之间也有联系。
问：什么联系？
斯特西克鲁斯：我也常常好奇。”
——《红的自传》篇尾附录之“采访”（Carson，1998）
《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声称是一本自传，但它几乎在各种意义上都算不上是一本自传。这部作品用诗体写成，只写到了主人公的二十几岁，而这位主人公正是希腊神话里被赫拉克勒斯（Herakles）所杀的革律翁（Geryon）——一个住在加拿大一座小岛上的男孩，他的背上还长着翅膀。这与我们读过的、想象中的自传好像都不一样。从这简短的描述中，读者似乎已经可以感受到叙事框架所带来的淡淡的荒诞，以及叙述形式、内容及其所选择的自传体裁间的张力。
《红的自传》的作者是加拿大女诗人安·卡森（Anne Carson）。本书于1998年出版，其中译本据说也将问世。在小说中，革律翁像他的神话原型一样长着红色的翅膀，与周围的所有孩子都不同。他长大，进入青春期，爱上赫拉克勒斯又被抛弃。他来到阿根廷求学，成为一名哲学学生，又偶遇赫拉克勒斯与他的新恋人，三个人一起踏上了寻找火山的旅程。作品题为“自传”，是因为在卡森的描述中，主人公革律翁自五岁起开始撰写自传：
在这部作品里革律翁写下一切内在的事情
特别是他自己的英雄行为
和他过早的、让周围的人们都绝望不已的死亡。他冷静地略掉了
一切外在的事。（ch. 6）（Carson，1998）
内在写作，以及流动的叙事，都构成这部作品现代主义技法的触发点。但略掉“一切外在的事”也是因为无需多提：关于革律翁命运的外在事件早已经规定好，他是有三个身躯的巨人，背后生着翅膀，拥有一群红色的牛。为了这些牛，赫拉克勒斯将一箭射杀革律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又加上了一条事实：革律翁爱上了赫拉克勒斯，但赫拉克勒斯背叛了他。
以上就是作为事实的神话或历史的框架。《红的自传》的特别之处就是既挪用又戏讽了这一框架：它在“自传”的正文前后都安插了看似闲笔的、连篇累牍的附录文字。这些文字几乎全部用来介绍斯特西克鲁斯（Stesichoros）—— 唯一将赫拉克勒斯神话中的配角革律翁当作主角，用诗体书写过他的古希腊抒情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本自传中，卡森作为作者完全退隐了——全书似乎是假托某位当代斯特西克鲁斯写成，但对这位古希腊诗人的“召魂”并非乞灵于他更接近的神话时代的所谓权威；相反，他出场的作用恰恰是借一连串的否定，质询由神话、传统或历史叙事建构起来的“真”（相对于现代主义式主观真实的“客观”真相与超验真理）的权威。我认为，这种否定令不同层面的“真”相互较量，这就是《红的自传》的神话方法的意旨之一。这些附录文字因此成为“自传”成立的一套元文本（metatext）。它们在各类的“真”之间来回冲撞、摇晃。在这种蓄意为之的摇晃中，自传的文本被镶入一个可疑的底座。
这部小说就肇始于这种“摇晃”。既然选择了神话题材，那么斯特西克鲁斯讲述革律翁故事的《革律翁尼斯》（Geryoneis）残章作为卡森的故事所“基于”的神话原典，一定意义上就代表源头与历史的“真相”，虽然它也是文本性的，但未必是一手的。超验的“真理”在自传文本中寄身研究海德格尔的“黄胡子”这个人物，并遭到了淡淡的嘲讽。1现代主义式的内在真实在故事中则像火山岩浆一样炽热而斑斓地展开，它被命名为“肉”（meat）：直接的、丰富的、来不及被知识加工的感官经验。小说开篇题为“红的肉：斯特西克鲁斯做了什么”的附录如此作结：
贝克（Bergk）2 说，文本的历史好像漫长的摩挲。不管怎样，《革律翁尼斯》的残章本身读起来，就像斯特西克鲁斯写了一篇规模可观的叙事诗，又把它撕成碎片，把碎片和一些歌词、演讲稿与碎肉一起埋进盒子。残章的编号大致告訴你这些碎片是怎么从盒子里掉出来的。你当然也能不停地摇晃这只盒子。“信我，凭着肉和我自己的缘故”，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说。来，摇吧。 3 （Carson，1998）
“摇”意味着在数端之间以一种游戏的方式随机停落，也即不固守于任何单一形态的“真”。《红的自传》中关于斯特西克鲁斯的诸多附录包含了他与特洛伊的海伦的纠葛——亦虚亦实、亦庄亦谐地将历史与神话相糅，使历史人物带上了神话的光晕，又允许神话借用史实的光环。相传斯特西克鲁斯因诋毁海伦的形象而被这位美人夺取双眼，直到他写了翻案诗（Palinode），海伦才归还了他视力。卡森煞有介事地为这段公案提供了来自《苏达辞书》（Suidas）、伊索克拉底《海伦》（Helen）和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三段“证言”（testimonia），但来自不同信源、相互冲突且大量留白的叙述指向的并非真相，而是一个近似“罗生门”的话语现场。
话虽如此，卡森的意旨却并不仅在于用一种虚无主义冲淡真相，而是以“否定”的方式辟出一片更开阔的、经验真实的场域。按照卡森引用的《苏达辞书》的定义，翻案诗是一类“逆向的歌”（counter song）。而这类抵赖（denial）与逆行在卡森自由流动的叙事方法中是极为重要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借用C. D. 布兰顿在讨论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使用的史诗否定（epic negation）这一概念：现代主义作品的史诗性是通过其对历史整体性的否定和排斥实现的，或者说，能够定义现代主义“否定式史诗”（negated epic）的是一对矛盾，即“对生产一类有史诗性指涉的诗歌的需要，和没有任何能胜任这一任务的诗歌语言”之间的矛盾（Blanton，2015）。换言之，历史以一种被拒绝的方式内蕴于现代主义诗歌之中。卡森的写作在众多方面指认并致敬了现代主义遗产：无论是对内在真实的关注，反复征引的葛特露德·斯坦因（她甚至被当作定义斯特西克鲁斯的时间坐标），还是附录中无处不在的对贝克特式荒诞对话的戏仿。普鲁弗洛克式的语言表达及交流之难（“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要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不可能的”）也在卡森的文本中以人物对彼此“意思”反复确认的形式出现，以至于这个用文字和镜头敏感地捕捉一切、却过分了解语言的局限、总在言说爱的关头迟疑的革律翁显得像是一个当代普鲁弗洛克（Eliot，2014）。但卡森与现代主义写作的诸多分野之一，是她完全搁置权威感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深奥的写作方式，尽管卡森作为精通古希腊语的古典学家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驾驭这类深奥。卡森所擅长的是一套“天真”（euētheia）的形式——我们稍后还会回到这种“天真”。《红的自传》以近似儿童的轻快语言规避并否定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本中也确实有少数外在的历史节点可供参照。它从形式到内容所真正否定的是一类乏味的历史书写，以及历史叙事不可避免的事实提炼与隐含的价值判断。卡森用以否定宏大历史叙事的恰恰是否定的游戏。在附录中，斯特西克鲁斯翻案诗中否定式的嘲弄——“不那不是真的故事/不你从没登上那艘满是长凳的船/不你从没来过特洛伊的塔群”——在卡森的戏仿中得到了彻底的伸展（“Appendix B”） 4：
1. 斯特西克鲁斯或是个盲人，或不是。
2. 如果斯特西克鲁斯是个盲人，他的目盲或是暂时的，或是永久性的。
3. 如果斯特西克鲁斯的目盲是暂时的，那么这种病症或是有由其他情况导致的起因，或者不是。
4. 如果斯特西克鲁斯的目盲由其他情况导致，那么这个起因或是海伦，或不是。
……（Carson，1998）
在这些号称是“澄清事实”的一本正经的废话里，否定判断所处的二元结构被逐渐消解。是与非的相加看似全面，但卡森向读者呈现了这些二元判断的同时也质疑了它们：这些看似全称的陈述把事实抽象成一个可怜的形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陈述成立，它们都远远无法涵盖事实的真相。同时，随着“澄清事实”的21条陈述的细化展开，哪怕在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思维框架中，真相生产机制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也能显现出来：人的谎言、情欲、偏见、知识差异、推理失误、受骗，或者警察等国家机器的干预，转述的随机偏差与能指难以抵达所指的困境……这些常规事实无一不使对真相的表述发生偏振。换言之，哪怕对这些看似整洁的表述背后的二元思维模式稍加操演，都能使这些判断偏航至未知的场地，而这个场地正是卡森的游乐场。
在《红的自传》正文题为“每一个”（Each）的一章中，儿童革律翁与“事实”（facts）的首次遭遇就伴随着隐瞒、谎言和欺凌：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多元的、令人迷惑的。正沉浸于荷尔蒙快感的哥哥一边指责房间里的怪味是革律翁的错，一边勒令革律翁“不要告诉妈妈”自己做的事。革律翁为无端的指责感到迷惑——“他尊重事实，或许这（哥哥指责的内容）也是个事实”——又逐渐意识到“事实和哥哥恨你是两回事”，同时在哥哥的逼迫下又不得不面对另一重事实：“学校里没人喜欢你”（ch. 6）。而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事实在黑暗中要大一些”（ch. 6）（Carson，1998）。革律翁在黑暗中对“事实”的摸索并未通向任何超验的真理或正义：作为权威的母亲在这一幕中始终没有出场。叙事也并不关心对经验的任何抽象、提炼与升华，它只是把各类真假难辨的事实叠加呈现，并用冷峻的笔触记录个体在吞咽这些事实时的情感经验与心智改变。作为章节题目的“每一个”既指每一次个别的经验，也指个别的经验主体。这些个别是拒绝被化约的。
“形容词”——这是卡森所自诩的、与无法化约的个别相匹配的写作方法。在附录“红的肉：斯特西克鲁斯做了什么”的第一部分，卡森就称斯特西克鲁斯是一个“制造形容词的人”：他用诗性想象从赫拉克勒斯的神话壮举中打捞出了革律翁，一个曾经活着但被击杀，又被作为怪物载入神话文本的人。卡森认为的形容词和命名世界、又激活这些命名的名词与动词都不同：
形容词来自别处。形容词（此处下划线为小说作者所加）一词（希腊语中是epitheton）本身也是个形容词，指“置于顶部的”“添加的”“附加的”“舶来的”“异国的”。形容词似乎是十分无辜的附加内容，但再看 5。这些舶来的小型机制负责把世上的一切都附着在它个别的位置上。它们（形容词）是存在的门闩。（Carson，1998）
而斯特西克鲁斯——与卡森——的工作则是解开（undo）这些门闩，释放“存在”（being），世上的一切实在（substances）也随之浮出水面。形容词所代表的具体而微的“实在”是卡森用以与浓缩的“事实”判断和超验的真理相抗衡之物。到达并获知“实在”的方式是怀着对它的热情，“焦躁地”（restlessly）凝视并研究事物的表面，直到它不再闪避（Carson，1998）。
在介绍历史小说中虚构与史实间的关系时，英国历史小说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也提出了类似的凝视法。在曼特尔的描述中，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始于那些已经由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滤出”的素材和史實。这些史实在初期有助于作家看清事情的“形状”（shape），避免为无关紧要的细节分神，并帮助作家迅速辨明历史争论的各类立场。但在熟悉这一切之后，小说家的任务则是以力透纸背的目光凝视这些“历史”叙述，凝视这些叙述所界定的纹样/模式/图案（pattern），观察它们在这种凝视下是否起“变化”（shifts），也即叙述中是否有冲突和矛盾之处。正如曼特尔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的，“事实是强有力的，但它却并不稳定”（Mantel，2017）。想象就从这种非稳态的、交错的事实出发，像岩浆填充裂隙。这种在事实的碎裂之处发现想象腾挪之地、并不在两者之间预设等次高低的理解，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卡森的摇晃：如果像前文所述，《红的自传》的附录构成文本摇晃的底座，在看似坚固的二元结构的晃动中显露出实在而丰富的经验，那么摇晃一点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史实层面的“真”并非被抛弃：曼特尔也称它帮助看清事情的“形状”。这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卡森的神话方法，或卡森选择神话框架的原因。在一个层面上，神话可以拥有类似曼特尔所描述的史料的功能——T. S. 艾略特就将叶芝与乔伊斯的神话方法定义为一类“控制、整理当代历史之宏景的徒劳和无序，并为其提供一个形状、一种意义的方法”（Eliot，2014）。换言之，在艾略特这里，神话为流溢的历史定型。但这并非神话在卡森这里扮演的角色——现代主义为与现代性抗衡而赋予传统文化资源以权威，而这种权威感在卡森这里并不存在。与卡森或许更贴近的、对神话及其功能的另一类理解来自法国的古希腊罗马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而韦纳同样借用了“形状”的譬喻。韦纳指出，神话虽然未必足够“真”，但它来自偶然性的力量却补充了人们惯用的因果论所无法解释的历史。它接近一类原初形态的历史，是因果论的替代方案，一个有弹性的、边数不限的多边形（尽管后世陈述历史时会去细数这些边的数量）：
……这样一来事件就具有了能动性。它像气体一样占据各个原因间一切空旷的空间，它占据这些空间，接着又不去占据。历史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预测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每个多边形的构型，也总将受限；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解释边数不限/无限的多边形的每一条边，每一条边也不比其他的边更具有决定性。被偶然性所修正的、明白易懂的二元论消失了，或者换言之，被不同意义上的偶然性取代了——而这种偶然性实在比克里奥帕特拉之鼻丰富得多：对历史之第一推动力（譬如生产关系、政治、权力意志）的否定和对动因多元性的肯定（我们反而要说这些障碍的多样性才构成多边形的边）（Veyne，2014）6 。
参考文献
Blanton， C. D. 2015. Epic Negation： The Dialectical Poetics of Late Modern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son， A. 1998. Autobiography of Red[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Carson， A. 2005. Decreation[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liot， T. S. 1968.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 S. Eliot[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Eliot， T. S. 2014. 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The Critical Edition Vol. 2： The Perfect Critic， 1919-1926[M]. Cuda， A.， Schuchard， R， e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ntel， H. 2017. “Can these bones live”[R]. from The Reith Lectures， BBC.
Plato. 1952. Platos Phaedrus[M]. Tr. by R. Hackf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uelove， S. M. 2012. Plato and T h u c y d i d e s o n A t h e n i a n Imperialism[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Veyne， P. 1988. Did the Greeks Believe in Their Myths： An Essay on the Constitutive Imagination [M]. Wissing， P.， trans. Chicago： Chicago of the University Press.
Veyne， P. 2014.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M]. 张竝，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 关于“黄胡子”（yellowbeard）这个角色，这里囿于篇幅无法展开。革律翁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做交换生时认识了向他示好的“黄胡子”，这位任教于加州大学的海德格尔学者代表了一类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一面熟练地在学术话语和优雅的古文字间来回切换，一面在生活中处处显得滑稽。他无法带给革律翁火山式的诗性体验。
2. 西奥多·贝克（Theodor Bergk， 1812—1881），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如卡森所述，贝克是首位整理并注疏《革律翁尼斯》残章的学者，而现存共13份由不同古典学家编定的残章注疏，其内容与顺序都各自不同。
3. 以下若无特殊说明，着重标记（下划线）全部为本文作者所加。
4. 这里的译文是卡森本人对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1952）中引用的斯特西克魯斯翻案诗的创造性翻译。卡森本人以这类自由翻译的形式译有萨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多部作品。
5. 原文如此（but look again.）。
6. 译文有改动，下同。
7. 中文译本在这里将vérité译为“实相”，以与超验的真理相区分。本文将这个概念统一译为“真相”，以示它所侧重的实情之义，并与“实体”（substance）相区分。
8.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就斥苏格拉底为“天真”。天真——基于天性而非理性判断的道德行为——在修昔底德对科西拉内战的记述中曾被视为是一类缺陷，但修昔底德也认为天真促生慷慨（Truelove，2012）。“天真”这种意指的分裂，也体现于上文引用的、韦纳对神话中“天真”与虚假之辩证的分析。同时，作为一个代表“实体”的形容词，“天真”也捕捉了实际生活经验的复杂性。
许小凡，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师，英国诺丁汉大学英语文学博士，从事现当代英语诗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