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现代文学史的比较

    程庆文

    

    内容摘要：《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中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相隔二十年，两部史书都力图梳理湖北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彰显湖北的地域特色。但是两者在书写的结构与分期、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区域特色的体现、编写者的论述风格等几个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编写特色。二者之间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显示出区域文学史的编撰与时代和编写体制的关系，共同反映了区域文学史编撰的特点和问题，为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参照的文本。

    关键词：区域文学史 湖北文学 比较

    自林传甲、黄人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学界对区域文学史编撰的研究则发生得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文学史才异军突起，文学研究界出现了区域文学研究的趋向，大量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史陆续出版。时至今日，尽管在全国已经出版了60多部区域文学史，但学界在区域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仍显滞后，众多学者依然在区域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提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1]陈庆元在《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中指出区域文学史应有其地域特殊性，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地域特殊性;[2]严家炎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序言中也指出过，地域文化首先影响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而对區域文学产生影响;[3]周晓风在《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中分析了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互相交织的复杂现象。[4]对区域文学史的众多理论探索都体现出学界对文学史编撰的一种更高质量、更精细化的学术追求。王齐洲、王泽龙编写的《湖北文学史》和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编、何锡章主编的《湖北文学通史》正是在区域文学研究的背景下相隔二十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湖北本地的文学史。本文通过对两部文学史书中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进行比较，探析两部文学史编写的特点和问题，以期为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赋值，为其他省区区域文学史创作提供借鉴。

    一.书写的结构与分期

    区域文学史的编写结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按时间顺序，突出作家作品，即“时间为经、作家为纬”的体例。第二种是以文体为线索，做纵向的描述，用“时间为经，文体为纬”的结构。[5]p48《湖北文学史》与《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都属于第一种结构，以时间为经，作家为纬。首先叙述宏大的时代背景，再以作家为主体，评述重要的作家作品。从《湖北文学史》的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章的标题几乎都是一位作家代表一种文体反映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状况，虽然标题中没有出现具体的时间，但是从闻一多、余上沅、废名到曹禺、绀弩、丽尼和“七月”诗歌群，其编排顺序与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知其时间线索隐含在结构之中。在《湖北文学史·近现代卷》中，时间线索是显性的，我们可以从目录清晰地看到时间经线穿插其中，作者划分的每一段时期都会在标题中表述出来，每一个时段论述的开始都有一个总体的文学发展状况的概述，其后分章节重点评述这个时间段内的重要作家作品。

    与结构相关联的还有分期问题。一般而言，区域文学史的编写都会依循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分期，这两部文学史对现代文学的时间划分也不例外，时间跨度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但是，这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的现代文学的分法把现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湖北文学史》整体上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排列作家作品，但每一章节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阶段，其时间线索是隐性的，因此编著者在书写的结构安排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更为灵活。《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将湖北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前后、40年代中后期。其分期考虑到了湖北在时代进程中的特殊历史处境做出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但其分期和框架结构与钱理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十分类似，都是先框定具体的时间年代，再分别论述这一时间段内作家和各种文体的发展状况。这种形式更为整齐和稳定，体现出省作协等组织机构编撰文学史时注重形式严整的追求，但这也导致了其结构形式相对《湖北文学史》而言更为板滞。

    二.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

    选择哪些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是区域文学史编写的重要问题。不同的编写者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标准，在这两部文学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编写者选择标准的差异。两部文学史都选取了闻一多、废名、余上沅、曹禺、胡风、丽尼、绀弩、“七月派”诗歌群等湖北籍作家，这表明两本书都关注到了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家。在《湖北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部分，编写者用了大部分的篇幅专章论述这些作家。但在《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的现代文学部分，除了论述这些著名文学家以外，编写者还关注到了那些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遮蔽的地方作家。如张惠良、龚啸岚、黄钢、黄铁、安危、田一文、杨汉池等湖北籍作家，他们几乎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失踪者”，在这部文学史中，他们重新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中还提及到欧阳山、韦君宜和王元化等在当代闻名的作家、理论家，尽管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成就更为显著，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起步都是从现代开始的，追溯其发展源头有其必要性，这样就将现代与当代衔接起来。对于编撰文学通史而言，这无疑增加了通史内部不同阶段文学史之间的连贯性。

    除了湖北籍作家，《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编写者同时也关注到了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等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活动，并且运用了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这些外省籍作家在武汉的文学创作与开展的文学活动，显示了湖北文学史的独特视野。而《湖北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部分虽然提及到郭沫若、老舍等人，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没有对他们展开具体的论述。对于哪些作家可以进入区域文学史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张泉先生提出：“以本区域出生并在本区域成长的作家为主，兼顾移居他乡的作家，以及外地作家在本地域的文学活动。”[5]p49武汉大学文学院王兆鹏教授对《湖北文学通史》的评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部文学史有三个‘面向，即面向湖北作家在本地写的文学，面向湖北作家在外地写的文学，面向外地作家在湖北写的文学，实属难得。”[6]p2这一评价凸显了《湖北文学通史》的特点，也体现了两部文学史在选择作家入史的标准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