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背景与研发投资
韩守富 张欣 郭军
【摘 要】 基于企业能力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选取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考虑高管政治背景层级，检验了高管政治背景特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考察了这种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的差异。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资;高管政治背景特征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背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文章有利于企业优化高管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高管政治背景; 研发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13-0079-09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大力推动标准化改革创新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政府會根据当前的市场发展状况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例如相关产业调整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政府为应对这一变化，相继出台了“4万亿”“工业4.0”等经济政策，增加了经济政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为增强竞争力，企业需要在研发投资方面衡量创新活动面临的风险与收益，那么，企业具体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国内外研究也纷纷开始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目前，国外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1]、营运资本[2]、企业投资[3-4]和创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之相比，我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对投融资[5]、公司营运资本[6]以及商业信用[7]的影响，并且仍处于研究初期。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创新影响方面的研究相比较少，并且由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和研发投资的特殊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而，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体会对研发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进一步从高管政治背景的角度研究高管政治背景特征是否会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是否会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将有利于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好地理解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及其实施效果，启发创新政策的调整，同时也有助于微观企业更好地利用高管政治资源加强研发创新。
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备受学术界关注，以往学者大多依据奈特不确定性和增长期权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研发创新的影响。由于研发形成的专利或者技术是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因此，本文尝试结合企业能力理论，分析研发投资的动因，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阐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如何进行研发投资以抢占市场先机，增强核心竞争力。第二，以往学者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研发创新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研发投资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面对外部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策略，而能否从政策的变化中抓住机会，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特别是高管的政治判断和政策解读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发决策。因而，本文将高管政治背景这一高管特质纳入其中，研究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第三，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研究企业的研发投资，结合高管政治背景这一特点，更好地剖析了影响研发投资强度的因素，从而帮助企业改善研发投资现状，增强其创新能力;也为政府在宏观上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制定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属于特殊投资，与普通投资相比，研发投资是一种具备高复杂性、投资金额大、不确定性高的长期资本投资，短期内成效不明显，而且失败风险较大。早期研究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重点关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随后，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当前，国内外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的文献仍然较少，顾夏铭等[8]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并且这种影响具有选择效应，并从行业特征、企业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选择效应的差异，但忽略了企业内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因而，本文从高管这一“人”的因素入手进一步分析政治背景特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
纵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抑制了企业研发投资。研发投资风险高、不确定性大的特点，致使企业很难获取外源融资，因而，企业的研发投资主要依赖于内部资金，Minton et al.（1999）将现金流的波动性作为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发现现金流的较大波动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市场风险，进而会增加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银行对企业的授信额度，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研发投资。郝威亚等[9]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延迟对研发的投入，进而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的作用途径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Brouwer（2000）在熊彼特的创新模型中考虑了“奈特不确定性”，认为若不存在不确定性，不同投资者对不同企业的支付将是相等的，结果使得投资者必须将一部分股票分给企业家，并为得到较低工资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那么在资金量一定的情况下，投资项目将会减少，创新活动也会受到抑制。对此，郭平[10]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下，生产率越高、融资能力和政治关联程度越强的企业，研发投资会越多，而固定资产投资会越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处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地区和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的企业而言，企业往往会加大研发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通过增加研发投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11];对于易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企业来说，为谋求自身发展，也更偏向于加大研发投资，但在风险爱好的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促进作用会减弱[12]。此外，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上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与企业异质性相关[8]。然而，宋玉禄等（2018）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范围内能促进企业研发，并且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高管政治背景与企业研发投资
企业为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往往选择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这已经不是个例而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的、有利的资源，它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政策优惠、融资便利等利益，从而提升企业价值[13]。首先，资源依赖学说认为，虽然中国的正式制度在逐步完善，但企业中谋取政治关联的行为仍然存在，且这种政治关联仍然是企业取得资源的重要渠道。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资源，例如：创新所需的政策信息、市场准入资格和研发补贴等[14]。由于企业创新具有高风险性，因此，与政府建立关联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更加稳定。王珍义等（2011）在研究中小上市公司时发现，相比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从而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其次，从所有权角度来看，主动与政府建立联系有利于企业的研发活动，而这种主动联系更多地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换句话说，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一般是由企业性质带来的，它肩负着更多的政治任务;而非国有企业大多是采用聘用前政府任职官员、政治参与等方式主动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因而，与国有企业对比，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更多;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更能显著提高企业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更有动机通过政府提倡的研发创新方式去维护政企关系。
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的研发创新产生负向影响。首先，从业绩预告来看，由于受企业外部特别是政府短期业绩预期的影响，在自利动机和风险厌恶的驱动下，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在进行外部分析预期的同时，往往会选择缩减研发投资。其次，从资源的配置来看，企业从政治关联中取得的资源往往具备资源配置的功能，会促使企业投资那些“短、平、快”的有利项目，而不是那些有较高社会效益但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研发项目[15]。有研究表明，當企业在建立政治关联以取得政府资源的同时，还会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以发掘更多的市场机会[16]，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创新活动。原因在于多元化的投资风险更低、收益更稳定。此外，政治关联还会通过缓解竞争压力、加剧过度投资而降低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进而阻碍创新。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已有文献基于不确定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从企业研发创新的资金获取渠道、研发风险、经营行为等方面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创新的具体研究结论也因研究视角与研究变量选择的特殊性及问题所置情境不同而不同。可以看出，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创新、政治关联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把政治关联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体系中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还很少。企业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管理系统和复杂的关系网络的经济体，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两者关系研究，应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企业能力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从企业核心能力和外部竞争力角度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引入高管政治背景特征这一公司治理调节因素，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企业研发决策和高管队伍建设提供参考，丰富了已有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对于政府出台的相关经济政策，经济主体无法确切预知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重要影响，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去权衡研发投资的风险和收益。Oi（1961）、Hartman（1972） and Abel（1983）的研究表明，经济衰退期往往是政策调整的多发期，由于政策的向好预期，投资者会更加关注随之而来的投资机会和潜在的利润，此时企业可能会增加投资。从成本效益分析，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管理者也可能会加大企业的投资[17]。虽然有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但研究者往往重点关注企业自身融资和研发投资本身的风险，忽略了企业长期发展的优势积累和企业之间的竞争。
从企业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获取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为抓住这一机会，企业可能会增加研发投资。首先，从核心能力角度来看，企业能力理论虽然涵盖资源基础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企业知识基础理论等多个理论;但整体来说，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公司成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积累的资源、培养的能力和储备的知识等内在的条件是其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巴尼（1986）指出，企业的核心能力具有异质性，很难被其他企业模仿和替代，是行业内某些企业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根源。可见，一个企业的核心能力应当能区别于其他企业，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运用各类资源;积累、保持并应用核心能力去开辟市场是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追求最大化利润是其主要目标，特别是对于研发投资强度较大的企业来说，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情况下，为增强核心竞争力，取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对于研发投资强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在市场竞争中，为确保市场地位企业会加大研发力度。其次，从获取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在研究不确定性与投资的关系时要考虑企业之间的策略性竞争。增长期权理论认为，由于研发成果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专用性，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不确定性的增加可能会激发企业的研发投资热情，帮助企业把握未来的增长机会，从而获得市场的先发优势[18]。相比于一般性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存在收益和技术的双重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使企业难以不作为，促使其必须通过尽早研发获得研发经验来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取得长远的发展，会增加研发投资来实现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正相关。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背景与企业研发投资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一方面高管本身的特质能够影响企业研发行为，另一方面高管政治背景带来的优势资源也会影响企业创新。首先，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能够对经济政策做出正确的解读，获取关乎产业调整及发展政策的关键信息，从而为企业的研发活动指明方向，使其能够在研发创新上抢占先机。其次，高管的政治背景能为企业带来政府管制下的各种资源和监管优势，诸如土地、政府补贴、信贷等政府资源，使企业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最后，在中国，法制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制度环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政治关联关系能够通过保护公司产权、专利权等方式，成为企业的“保护伞”。由此可见，高管政府任职这种政治关系较好地保障了企业研发活动的进行，极大地消除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后顾之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高管政治背景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研究，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背景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基于政治主导，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的研发创新影响因素显得更为必要。在非国有企业中，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和外部核心技术封锁的压力，缺乏竞争力，因而，高管政治背景带来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在民营企业中显得更为重要。高管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好消息”判断会促使民营企业在鼓励创新的新时代下，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更积极地响应政府政策导向，同时，也更有可能借助“扶持之手”获得更多融资便利，进而增加研发投资[19]。综上，高管政治背景在与政府的联系中扮演了资源获取通道和优化配置的角色，一方面为企业研发创新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补贴等资金资源，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背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與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十年是我国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大的十年，因此，本文以我国2009—2017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为研究基础。对所选择的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了所有ST、？觹ST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本文原始样本包括截至2017年底所有在沪深上市的A 股上市公司，经过处理后一共有872家公司，7 848个年度观测值。
2.数据来源。（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本文借鉴Baker et al.[3]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使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衡量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该指数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MP）为分析对象，通过抓取“政策”“不确定性”等相关词汇识别并汇总得到该报纸每月刊登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章数量，将该数量与当月刊登的文章总数量相除，据此计算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该指数主要包括新闻报道的不确定性频次、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经济学家的政策分歧指数三部分。由于企业研发投资一般为年度值，为与其他年度变量相匹配，本文将月度数据加权平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年度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算数平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源：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reserch.html）。（2）高管政治背景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中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3）研发投资等财务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4）选用Stata 14.0和Excel 2010对数据进行处理，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双侧1%缩尾处理。
（二）变量与模型
1.变量定义
（1）研发投资（Rd）。关于研发投资，目前主要有两种衡量方法，其一是用研发投入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其二是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是研发投入的多少，而企业愿意拿出多少资金用于研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收入。因此，本文借鉴王玉霞等[20]的研究，选用研发投资强度，即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资。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目前，已有研究中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主要有三种方法：政治版图、政府换届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3-5]。而在这三类指标中，政治版图和政府换届对于企业决策是严格外生的，并且地方政府换届更多地衡量地方政府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很难反映中央政府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此外，地方政府换届往往具有较长的时间间隔，难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中短期变动，因而不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时变性。与前两类指标相比，EPU指数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时变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中短期变动。因此，本文借鉴Baker et al.[3]的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上选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年度加权平均数。
（3）高管政治背景（Pol）。参考高管政治关联的主流文献彭红星等[11]和毛新述等[13]的做法，将高管个人特征资料中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政治背景作为高管政治背景的代表。所述政治背景是指现任或者曾任政府官员（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包含全国、省和省级以下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包含全国、省和省级以下的政协委员）。若某年在任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中，至少有一人满足以上情况之一，则该公司高管被视为具有政治背景。考虑到高管任职机构层级的差异性，本文将国家级、省级、省级以下分别赋值3、2、1。
（4）控制变量。借鉴彭红星等[11]和王玉霞等[20]，本文从企业基本特征、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公司治理特征等方面控制了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其他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净利润增长率（Roa）、资产负债率（Dar）、经营现金流量带息债务比（Isf）、股权集中度（Oc）、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占比（Roid）以及年度（Year）和行业（Ind）虚拟变量。
各变量定义见表1。
2.模型设定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对总样本中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从总样本来看，研发强度（Rd）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04和0.2652，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443和0.0345，说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整体偏低，创新投入有待进一步提高。（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9901和4.0628，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0058和1.9418，标准差为0.9915，表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较大。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
本文选用OLS方法估计模型，结果详见表3。由列（1）可知，在总样本的回归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关键因素，并且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实证结果支持H1，这与顾夏铭、郭平以及Segal等的研究一致。
此外，公司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占比均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来看，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研发投资强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尽管规模大的公司具有資源优势，但是相比于小公司，其在创新方面可能缺乏灵活性;年龄越大的公司，其研发投资强度越弱，这也说明了相比于成熟企业，年轻的企业具备更充足的创新动力。企业经营状况相关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则说明了偿债能力强、现金流状况好的企业由于财务风险较低，所以更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影响因素中，股权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出现大股东的“侵占效应”，不利于研发创新;而总经理和董事长兼任的企业中，高管对企业的控制权可得到加强，使得两职分离情况下总经理和董事长的权力分配、利益博弈问题得到解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自由。由于独立董事具有专业性、高职称和高学历的特点，因而较高的独立董事占比往往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这些研究结果与Fang等研究相一致。此外，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背景与研发投资
高管政治背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答这一问题，回归结果详见列（3）。显然，在全样本中，高管政治背景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值。表明在企业中，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可以通过给企业带来融资的便利性、更多的政府补助等政治资源，缓解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能够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规则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帮助企业识别政策导向，精准把握经济政策不确定带来的机遇，促使企业为提高未来的竞争力而加大研发投资。从这两方面来看，高管政治背景这一特征，都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验证了本文的H2。
3.进一步研究
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4，列（1）和列（4）表明，无论是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并没有发生改变。由列（2）和列（5）可以看出，引入高管政治背景特征并没有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的正相关关系。那么，高管政治背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又有什么不同呢？结果详见列（3）和列（6）。分析结果可知，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背景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非国有的企业中，政治联系带来的资源效应更为明显，高管对政策的把握和带来的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在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研发投资本身所受资金压力比较小，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所以高管政治背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H3。
六、稳健性检验
（一）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由于经济政策属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企业个体的微观行为很难影响全部宏观政策，所以企业创新活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几乎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此，本文将采取两种途径进行检验。（1）采用将所有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同时，为消除被解释变量前后期相关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参照顾夏铭等[8]的方法，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加入回归方程中，并严格控制年份、行业固定效应，有效避免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的问题，检验结果与上文所述结果一致。（2）为排除遗漏变量，本文进一步控制地区和个体固定效应进行检验，其中地区为公司所在的省，得到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重新计算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主要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取值进行了重新选择，根据已有研究的选取方法，选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年度平均值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将个别控制变量（经营现金流量带息债务比替换成经营现金净流量、删去两职合一和独立董事占比这两个控制变量）进行了替换，再一次进行前文的实证研究过程，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
七、結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能促使企业增强研发投资，由此判断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企业要缩紧研发投资还是抓住机遇加大研发，以获得未来的竞争优势。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情况下，企业为抓住未来的市场，会选择加强研发投资以抢占先机，获得未来的竞争力;第二，高管政治背景能使企业准确把握经济政策导向和其中蕴含的发展机会以及更多的资源，在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的作用;第三，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背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明显。
本文研究对于加强企业研发投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现实参考。一方面，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应该准确把握其中的政策偏向，特别是在具有高管政治背景的企业中，应该充分利用高管的政治资源优势，抓住机会，增加研发投资为企业未来获得竞争优势赢得先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其对企业行为尤其是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在提供税收减免、政策补贴等优惠政策时，更应该保持政策的导向性、持续性以及前后的一致性和与时俱进，引导企业大胆创新，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BROUWER M.Entrepreneurship and uncertainty：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 many[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0，15（2）：149-160.
[2] PASTOR L，VERONESI P.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risk premi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10（3）：520-545.
[3] BAKER S R，BLOOM N，DAVIS S J.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D].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2013：2-13.
[4] GULEN H，ION M.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6，29（3）：523-564.
[5] 李凤羽，杨墨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吗？——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5（4）：115-129.
[6] 王朝阳，张雪兰，包慧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及稳杠杆[J].中国工业经济，2018，369（12）：136-153.
[7] 陈胜蓝，刘晓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J].金融研究，2018（5）：172-190.
[8] 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2）：109-123.
[9] 郝威亚，魏玮，温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实物期权理论作用机制的视角[J].经济管理，2016，38（10）：40-54.
[10] 郭平.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延迟效应”还是“抢占效应”——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10）：1-12.
[11] 彭红星，毛新述.政府创新补贴、公司高管背景与研发投入——来自我国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7（3）：147-160.
[12] 孟庆斌，师倩.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7，40（9）：75-98.
[13] 毛新述，周小伟.政治关联与公开债务融资[J].会计研究，2015（6）：26-33，96.
[14] 许玲玲.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J].管理评论，2017，29（9）：84-94.
[15]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J].管理世界，2010（7）：109-118.
[16] 袁建国，后青松，程晨.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5（1）：139-155.
[17] GILL S，et al.Good and bad uncertainty：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117（2）：369-397.
[18] KULATILAKA N，PEROTTI E C.Strategic growth options[J].Management Science，1998，44（8）：1021-1031.
[19] 刘美芬.高管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的非线性中介效应[J].科研管理，2019，40（5）：233-243.
[20] 王玉霞，孙治一.公司治理对创新策略的影响——基于R&D支出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8，421（12）：115-123.
[21] FANG L，LERNER J，WU C.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ownership，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D].NBER Working Paper，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