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
汤希 任志江
摘 要：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勞动力市场；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2-0101-07
21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频现，预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我国已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形势下，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概况
21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步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详细分析这两次“民工荒”的背景和特点，对全面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寻求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作用。
（一）2004年的“民工荒”
2004年春，我国粤、闽、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民工荒”，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从发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其中尤以珠三角为甚，缺工率约为10%，缺口近200万人。（2）从行业领域看，主要产生在低端的服装制鞋、玩具生产、塑料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3）从工种情况看，主要是熟练工、技术工等的短缺，新手、初级工的招工缺口不大。（4）从企业类型看，主要发生在管理苛刻、保障低下的部分中小私营企业和台资企业中。（5）从收入情况看，缺工程度与收入高低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总体来看，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上的用工基本可得到保障；月收入700～1 000元的用工可部分得到保障，而熟练工、技术工则比较难招；月收入在700元以下的用工则普遍困难。（6）从性别结构看，女工短缺远远超过男工，有的企业对女工和男工需求比竟高达10∶1，从而使“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女民工荒”。
事实上，这次“民工荒”是在城镇失业人数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数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三碰头”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个悖论。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蔡昉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今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因此，劳动力总供给的相对不足，是导致这次“民工荒”的关键[1]。劳动保障部的课题组认为，这次“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待遇一直较低，各种社会保障和员工权益长期未能到位；二是当时宏观经济形势较好，从而使沿海企业对用工的需求增加；三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2]。张丽宾认为，这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既能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有限[3]。简新华等认为，这次“民工荒”是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力求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暴露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中，就业、工资、劳动保护、职工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总体来说，这次“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下半年以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出现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而使东南沿海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并进而产生用工短缺。但从这一过程中也不难看出，各种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制度的缺失滞后，以及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外向型增长模式，是上述“民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和深层原因。
（二）2010年的“民工荒”
“民工荒”一词，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来。相比于前次，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不只是“节后荒”，还发展为“全年荒”；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局部荒”，还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荒”。详尽分析这次“民工荒”，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变化。（1）从地域来看，缺工范围有所扩大。除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热点地区外，渝、鄂、赣、皖等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如武汉劳动就业部门就预计该市2010年春季缺工达7～8万人[5]。（2）从工种来看，普通用工也出现严重短缺。虽然也存在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但这次“民工荒”是以普通用工短缺为主。如广东当时普通用工缺口占总缺口的68%。（3）从性别结构看，本次“民工荒”中女工、男工都短缺，因此很多招聘企业都表示不分男女一律招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减与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我国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200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明显趋缓，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6]。就此，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中国经济趋暖，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纷纷出现“招工难”，这种因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格局发生转变而导致的“民工荒”，与2004年在局部地区因供需错位等因素导致的“民工荒”有较大差别。
2.“孔雀东南飞”的“引力”与广大内陆地区对本地劳动力向外的“推力”双双减弱。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入中后期，这些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产品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这说明，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十分紧迫，从而自然会大量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增加能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制造业中心从东南沿海不断向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等内地扩展，劳动力的需求和集聚也由几个中心变成为多个中心，特别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对内地进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投资，都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对劳动力的自身需求也逐年增大，以致出现内陆省份同东部抢人的现象。如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内陆中心城市，这些年陆续出台了一些吸引本地农民工返乡务工的政策措施，而一些东部企业则开始到内陆地区进行招聘。据统计，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中西部比东部增长更快。于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占比由2009年的43.6%下降为2012年的42.6%，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下降了0.4和2.9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31.1%上升为2012年的31.4%，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25.3%上升为2012年的26.0%，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9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当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加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的考量，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返乡就业。
3.农民工的权益和就业保障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益荒”和“制度荒”，是农民工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声反抗。2004年“民工荒”时，一些原来在“珠三角”就业的農民工流向保障条件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可以说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虽然此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种种境遇，使更多的农民工变得理性，更加关注安全保障、工作尊严、职业前景等。因此，当2010年后随着经济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业开出诱人的工资，但如果相关条件和保障不到位，还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种“忠诚”的农民工了。此外不少有了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投资创业。
4.代际传承使农民工劳动力的廉价时代已趋结束。由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其价值理念等有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如更注重人格尊严、看重社会保障、呼唤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地位、渴望自我实现等。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耐克己的精神。比方说“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十几到20多岁的年轻人，有着诸多不同于其父辈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企业不在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改善，劳资矛盾就会进一步增多并激化。事实上，2010年的“民工荒”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抵制而产生的。
二、“刘易斯拐点”理论的改进和两次“民工荒”的实质
随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出现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其实质——中国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7-8]。事实上，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这类分歧的主要原因。
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一著名文献，开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性的，即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间具有不对称性。这样，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且这种转移将持续进行到现代部门把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直到最终产生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按这一模型的假设，“刘易斯拐点”就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多是从这一模型出发，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庞大，城镇又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和失业问题，因此“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
事实上，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进，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引入分析，认为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除提供劳动力外，还能提供农业剩余，从而将刘易斯模型由一个拐点发展为两个拐点。不难理解，在这样改进后的模型中经济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和现代部门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农业生产下降，从而引发粮价和整个物价与成本的上涨。在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反哺和改造，当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满足现代部门的各种需求时，各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将会迎来经济一体化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显而易见，上述过程存在两个拐点：一方面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短缺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此时虽然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已从农业部门转移完毕，但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低于平均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第二阶段中农业部门还存在着众多隐性失业人员或非充分就业者。随着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其边际生产率也会不断上升，从而其工资水平也会逐渐上涨。另一方面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即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商业化点”，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此时，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趋同，工资水平大体一致，二元经济终结。实际上，近年来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其实主要就集中在我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越过第一个拐点，即农村劳动力是否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不难理解，如果有学者将这一争论的焦点从“刘易斯第一拐点”混淆理解为“刘易斯第二拐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
根据上述改进拓展后的模型，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大规模流动，开启了“民工潮”的序幕。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92-2012年我国农业就业数量由3.91亿下降到2.58亿人，就业比重由58.5%下降到33.6%，农民工的出现和持续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仅1995-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从5 066万人增加到12 6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0.3%上升到26.5%。据研究，在我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了近53%，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9]。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虽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从2008年的14 04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 336万人，但其增速已明显变缓。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并没有带来农业产出的下降，这得益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总产值由1992年的5 58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4 931.54亿元，再到2012年的46 940.46亿元。大量现代生产要素，如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等，替代了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从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和部门间的平衡。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1992年为100的话，200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分别为191、148和164，到2012年时又进一步增长为338、199和226。
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1978年以来，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经历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变化。自从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2.0后，便一直处于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生育率模式》，就将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自然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迅速放缓。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从2004到2011年，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71.9%这一峰值后，会开始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到67.2%。从绝对量看，在2015年前后达到9.98亿这一峰值后，也开始会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为9.83亿[10]。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在2012年时第一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的94 072万人减少了345万人[11]，这一变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日趋紧张。
从对劳动力的需求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据研究，由于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与2009年相比，“十二五”规划末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岗位5 859万～9 836万。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 400万左右[10]。显然，劳动人口的增长，将比不上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事实上，21世纪以来，我国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3.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不断上涨，导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成本不断提高。众所周知，在二元经济中如果农业部门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的供给弹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力的转移对既有工资水平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剩余劳动力因持续转移而不断减少，则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下降，从而对现行工资形成上涨压力。因此，观察工资变化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直接依据。从农业工资水平来看，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均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约为15元左右，20世纪90年代后约为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则迅速上升，到2007年时为31元。农业工资大幅上涨的这两个时段，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工潮”和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劳动力的大幅需求相契合[12]。
从农民工工资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其现价名义工资呈总体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速差别明显。如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及其变动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6%；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除去1992—1993年有明显增长外，实际工资涨幅不大；三是进入21世纪后，实际工资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0%左右[13]。另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现价月均收入约为500元左右，随后几年增长较慢，2001—2003年增长到640～690元，此后开始大幅增长，2007年时超过1 000元，2010年达1 690元，2012年进一步涨到2 290元。不言而喻，农业工资、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减缓了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势头，另一方面也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伴随着“三农”收入的提高，不仅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而且说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4.工资差距缩小和收入分配改善。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市场由分割逐渐趋向统一，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同时，随着劳动力资源变得日渐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会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
这些年来我国相关领域的现实情况，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自2003年以来，不仅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显著提高，而且农民工和城市职工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其基尼系数已由2001年的0.37下降为2010年的0.33。而且在这其中，农民工内部不同技能人员工资的基尼系数也由2001年的0.396降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同时，区域因素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由2001年的56%降为2010年的51%[14]。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快转移干净，所以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将会继续上升，今后讨论的问题将是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5]。此外，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首次跑赢GDP，并连续领超3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跑赢了GDP。事实上，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城镇、农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缩小所带来的[16]。
三、结论与启示
1.成功跨越前后两个“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等现代部门。如前所述，当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将随之引起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的转换升级。当越过“刘易斯第二拐点”后，规范有序统一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才能更为高效平稳成熟。正因如此，成功跨越这两个拐点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2.“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新世纪以来“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一方面提醒我国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降低，如果不能有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都将处于劣势，从而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既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会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预示着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显著提高，从而有利于拉动消费，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正因如此，我国应切实利用这一机遇，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营造有利条件。
3.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如果把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统称为人口红利，那“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主要指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高、数量大、供给足的阶段，而“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则主要指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数量和供给下降后，仍可挖掘释放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也就是说，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我国人口红利已经从数量型红利阶段转型升级为质量型红利阶段，需要用人口质量的提升来弥补替代人口数量的减少。
4.“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颇引人关注的悖论现象，是“民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存在。从经济学角度看，失业并非由劳动力数量过多引起，而是由经济社会与劳動力各自发展的结构不平衡造成的。从前文也不难看出，21世纪以来的两次“民工荒”其实并非因为劳动力绝对量不足，而是由劳动力供需双方多方面的错位和失衡造成。因此，这就需要一方面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均衡发展。
5.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转移和吸收，“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到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然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性下降、稀缺性增强，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将会驱使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过渡。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提高知识水平、科研能力、专业技能、职业技术等，积极运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来推动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部门流动。
6.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还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滞缓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今后应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者能在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上公平竞争，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应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也逐步进入新时代。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后号角和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集结号都已吹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应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通过大众创业来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动力、市场竞争，培养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和动力；另一方面努力通过万众创新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从而为更好地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内涵集约型发展来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进而为最终实现我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提供动力之源、富民之路、公平之道、强国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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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勞动力市场；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2-0101-07
21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频现，预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在我国已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形势下，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概况
21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步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详细分析这两次“民工荒”的背景和特点，对全面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寻求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作用。
（一）2004年的“民工荒”
2004年春，我国粤、闽、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民工荒”，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从发生地域看，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其中尤以珠三角为甚，缺工率约为10%，缺口近200万人。（2）从行业领域看，主要产生在低端的服装制鞋、玩具生产、塑料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3）从工种情况看，主要是熟练工、技术工等的短缺，新手、初级工的招工缺口不大。（4）从企业类型看，主要发生在管理苛刻、保障低下的部分中小私营企业和台资企业中。（5）从收入情况看，缺工程度与收入高低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总体来看，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上的用工基本可得到保障；月收入700～1 000元的用工可部分得到保障，而熟练工、技术工则比较难招；月收入在700元以下的用工则普遍困难。（6）从性别结构看，女工短缺远远超过男工，有的企业对女工和男工需求比竟高达10∶1，从而使“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女民工荒”。
事实上，这次“民工荒”是在城镇失业人数上升、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数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三碰头”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一个悖论。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蔡昉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今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因此，劳动力总供给的相对不足，是导致这次“民工荒”的关键[1]。劳动保障部的课题组认为，这次“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待遇一直较低，各种社会保障和员工权益长期未能到位；二是当时宏观经济形势较好，从而使沿海企业对用工的需求增加；三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2]。张丽宾认为，这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既能满足流入地企业需求、又能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有限[3]。简新华等认为，这次“民工荒”是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力求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暴露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其中，就业、工资、劳动保护、职工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总体来说，这次“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下半年以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出现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而使东南沿海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并进而产生用工短缺。但从这一过程中也不难看出，各种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制度的缺失滞后，以及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外向型增长模式，是上述“民工荒”产生的重要原因和深层原因。
（二）2010年的“民工荒”
“民工荒”一词，曾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回暖，自2009年8月起新的“民工荒”卷土重来。相比于前次，这次“民工荒”不只是“技工荒”，还是“普工荒”；不只是“节后荒”，还发展为“全年荒”；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局部荒”，还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荒”。详尽分析这次“民工荒”，可以发现一些重要变化。（1）从地域来看，缺工范围有所扩大。除珠三角、长三角这些热点地区外，渝、鄂、赣、皖等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如武汉劳动就业部门就预计该市2010年春季缺工达7～8万人[5]。（2）从工种来看，普通用工也出现严重短缺。虽然也存在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但这次“民工荒”是以普通用工短缺为主。如广东当时普通用工缺口占总缺口的68%。（3）从性别结构看，本次“民工荒”中女工、男工都短缺，因此很多招聘企业都表示不分男女一律招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迅速下滑，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减与生育政策及生育率密切相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我国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200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明显趋缓，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6]。就此，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中国经济趋暖，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纷纷出现“招工难”，这种因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整体格局发生转变而导致的“民工荒”，与2004年在局部地区因供需错位等因素导致的“民工荒”有较大差别。
2.“孔雀东南飞”的“引力”与广大内陆地区对本地劳动力向外的“推力”双双减弱。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入中后期，这些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产品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这说明，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十分紧迫，从而自然会大量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增加能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同时，随着制造业中心从东南沿海不断向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等内地扩展，劳动力的需求和集聚也由几个中心变成为多个中心，特别是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以及中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对内地进行的一系列刺激性投资，都导致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对劳动力的自身需求也逐年增大，以致出现内陆省份同东部抢人的现象。如西安、武汉、重庆、成都等内陆中心城市，这些年陆续出台了一些吸引本地农民工返乡务工的政策措施，而一些东部企业则开始到内陆地区进行招聘。据统计，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的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中西部比东部增长更快。于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占比由2009年的43.6%下降为2012年的42.6%，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下降了0.4和2.9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31.1%上升为2012年的31.4%，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25.3%上升为2012年的26.0%，其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分别上升了0.2和1.9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当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加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的考量，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返乡就业。
3.农民工的权益和就业保障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因此“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益荒”和“制度荒”，是农民工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无声反抗。2004年“民工荒”时，一些原来在“珠三角”就业的農民工流向保障条件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可以说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虽然此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种种境遇，使更多的农民工变得理性，更加关注安全保障、工作尊严、职业前景等。因此，当2010年后随着经济回暖，即使很多沿海企业开出诱人的工资，但如果相关条件和保障不到位，还是不太容易招到以往那种“忠诚”的农民工了。此外不少有了些资本积累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投资创业。
4.代际传承使农民工劳动力的廉价时代已趋结束。由于老一代农民工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其价值理念等有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如更注重人格尊严、看重社会保障、呼唤合法权益、追求社会地位、渴望自我实现等。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耐克己的精神。比方说“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中的当事人，都是十几到20多岁的年轻人，有着诸多不同于其父辈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所以，如果企业不在工作环境、管理制度、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改善，劳资矛盾就会进一步增多并激化。事实上，2010年的“民工荒”和当前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平等劳动关系抵制而产生的。
二、“刘易斯拐点”理论的改进和两次“民工荒”的实质
随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的出现和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其实质——中国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7-8]。事实上，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这类分歧的主要原因。
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一著名文献，开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性的，即劳动生产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间具有不对称性。这样，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地转移到现代部门，并且这种转移将持续进行到现代部门把传统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直到最终产生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按这一模型的假设，“刘易斯拐点”就是从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体化经济的分界点。持否定意见的观点，多是从这一模型出发，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依然庞大，城镇又面临着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压力和失业问题，因此“民工荒”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
事实上，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进，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引入分析，认为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除提供劳动力外，还能提供农业剩余，从而将刘易斯模型由一个拐点发展为两个拐点。不难理解，在这样改进后的模型中经济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具有无限弹性。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和现代部门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即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会导致农业生产下降，从而引发粮价和整个物价与成本的上涨。在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反哺和改造，当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满足现代部门的各种需求时，各部门间的均衡发展将会迎来经济一体化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
显而易见，上述过程存在两个拐点：一方面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即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短缺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此时虽然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已从农业部门转移完毕，但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低于平均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第二阶段中农业部门还存在着众多隐性失业人员或非充分就业者。随着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其边际生产率也会不断上升，从而其工资水平也会逐渐上涨。另一方面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即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拉尼斯将其称为“商业化点”，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此时，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趋同，工资水平大体一致，二元经济终结。实际上，近年来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其实主要就集中在我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越过第一个拐点，即农村劳动力是否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不难理解，如果有学者将这一争论的焦点从“刘易斯第一拐点”混淆理解为“刘易斯第二拐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分歧。
根据上述改进拓展后的模型，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大规模流动，开启了“民工潮”的序幕。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92-2012年我国农业就业数量由3.91亿下降到2.58亿人，就业比重由58.5%下降到33.6%，农民工的出现和持续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仅1995-2007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从5 066万人增加到12 60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0.3%上升到26.5%。据研究，在我国农业劳动力总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了近53%，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9]。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虽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从2008年的14 041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 336万人，但其增速已明显变缓。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并没有带来农业产出的下降，这得益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总产值由1992年的5 58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4 931.54亿元，再到2012年的46 940.46亿元。大量现代生产要素，如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等，替代了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从而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和部门间的平衡。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1992年为100的话，200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分别为191、148和164，到2012年时又进一步增长为338、199和226。
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1978年以来，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也经历了人口生育率的急剧变化。自从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2.0后，便一直处于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生育率模式》，就将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自然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迅速放缓。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从2004到2011年，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据联合国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71.9%这一峰值后，会开始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到67.2%。从绝对量看，在2015年前后达到9.98亿这一峰值后，也开始会不断下降，到2030年时将下降为9.83亿[10]。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在2012年时第一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的94 072万人减少了345万人[11]，这一变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日趋紧张。
从对劳动力的需求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据研究，由于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与2009年相比，“十二五”规划末我国城镇将新增就业岗位5 859万～9 836万。而与此同时，我国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 400万左右[10]。显然，劳动人口的增长，将比不上城市化所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事实上，21世纪以来，我国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
3.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不断上涨，导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成本不断提高。众所周知，在二元经济中如果农业部门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的供给弹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力的转移对既有工资水平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剩余劳动力因持续转移而不断减少，则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会下降，从而对现行工资形成上涨压力。因此，观察工资变化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直接依据。从农业工资水平来看，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均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约为15元左右，20世纪90年代后约为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则迅速上升，到2007年时为31元。农业工资大幅上涨的这两个时段，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工潮”和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劳动力的大幅需求相契合[12]。
从农民工工资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其现价名义工资呈总体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速差别明显。如果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及其变动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实际工资有明显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6%；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除去1992—1993年有明显增长外，实际工资涨幅不大；三是进入21世纪后，实际工资增长较快，年均增长10%左右[13]。另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现价月均收入约为500元左右，随后几年增长较慢，2001—2003年增长到640～690元，此后开始大幅增长，2007年时超过1 000元，2010年达1 690元，2012年进一步涨到2 290元。不言而喻，农业工资、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减缓了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势头，另一方面也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也就是说，伴随着“三农”收入的提高，不仅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而且说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4.工资差距缩小和收入分配改善。在“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市场由分割逐渐趋向统一，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同时，随着劳动力资源变得日渐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而所有这些，都将会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
这些年来我国相关领域的现实情况，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自2003年以来，不仅农业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都在显著提高，而且农民工和城市职工间的工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其基尼系数已由2001年的0.37下降为2010年的0.33。而且在这其中，农民工内部不同技能人员工资的基尼系数也由2001年的0.396降为2005年的0.334和2010年的0.319。同时，区域因素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由2001年的56%降为2010年的51%[14]。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快转移干净，所以劳动力收入所占份额将会继续上升，今后讨论的问题将是劳动力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5]。此外，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首次跑赢GDP，并连续领超3年；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跑赢了GDP。事实上，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城镇、农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缩小所带来的[16]。
三、结论与启示
1.成功跨越前后两个“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等现代部门。如前所述，当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将随之引起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的转换升级。当越过“刘易斯第二拐点”后，规范有序统一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才能更为高效平稳成熟。正因如此，成功跨越这两个拐点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2.“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新世纪以来“民工荒”的出现和“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一方面提醒我国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降低，如果不能有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都将处于劣势，从而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既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会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预示着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显著提高，从而有利于拉动消费，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正因如此，我国应切实利用这一机遇，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营造有利条件。
3.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如果把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统称为人口红利，那“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主要指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高、数量大、供给足的阶段，而“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则主要指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数量和供给下降后，仍可挖掘释放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也就是说，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后，我国人口红利已经从数量型红利阶段转型升级为质量型红利阶段，需要用人口质量的提升来弥补替代人口数量的减少。
4.“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颇引人关注的悖论现象，是“民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存在。从经济学角度看，失业并非由劳动力数量过多引起，而是由经济社会与劳動力各自发展的结构不平衡造成的。从前文也不难看出，21世纪以来的两次“民工荒”其实并非因为劳动力绝对量不足，而是由劳动力供需双方多方面的错位和失衡造成。因此，这就需要一方面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均衡发展。
5.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转移和吸收，“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到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然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性下降、稀缺性增强，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这种变化将会驱使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过渡。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切实大力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工作，通过提高知识水平、科研能力、专业技能、职业技术等，积极运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来推动劳动力平稳有序地向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部门流动。
6.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还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滞缓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今后应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者能在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上公平竞争，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应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也逐步进入新时代。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后号角和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集结号都已吹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应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通过大众创业来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动力、市场竞争，培养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和动力；另一方面努力通过万众创新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从而为更好地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内涵集约型发展来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进而为最终实现我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提供动力之源、富民之路、公平之道、强国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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